记得在跋上我曾经说：“我从小就不喜欢马恩列斯那四张严肃忧郁的面孔，尽管现在这些沉甸甸的目光已经不会从墙上射下来，但我还是心情沉重。”可是前些天到了浙江几个县与村，在它们的会议室里，我又全看到了这几张庄重无比的脸，特别是斯大林穿着军装，左右两撇翘胡子，一副扬扬自得的样子，心情顿时阴暗起来。有几个村还挂了毛和邓，平时对邓到没有什么恶感，可是那张照片大约是盗版，一脸浮肿，感触油然。找来以前写的短文，纪念一下吧。

二、毛泽东的遗产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我出世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毛泽东逝世，二是所谓的改革。当时年纪尚小，无法理解这些事情，毫无感触，后来才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而且越来越强烈。而当时痛哭流涕的，喜气洋洋的，后来也许会觉得被生活所耍弄。终究大多数人都是被动的生活，看不见自己。对于我来说，毛的逝世，使我对理想社会和伟大人物充满了距离感；而邓的变化，使我有了自己的意见。
如果我生活在毛泽东的左右，我一定会对毛充满钦佩；但我可以远看，我就对毛泽东许多行为不以为然，对毛策划的社会，更是害怕。尽管毛算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了（我这里说的“伟大”，更正确地说是“巨大”，完全是个中性词），这不是说他比列宁、爱因斯坦、罗斯福他们更高明，而是说毛泽东更具有典型性格，他所表现出来的没有约束的“人性”，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人。他常常把自己比作秦始皇、曹操，领导文人给他们作翻案文章，洋洋自得，其实毛还是谦虚了，秦始皇、曹操远不及毛的风云之变，没有毛的浪漫，毛的大手笔，更没有毛传遍世界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布尔什维克简明教程，不知道阶级斗争，也不爱谈哲学。
西方有句谚语，伟人无好人；同时也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前一句放之四海皆准，后一句起码在毛这里不是很适用，从现在的传记作品来看，毛的警卫员、孙子（其孙子真是让人感慨啊，毛的子孙居然连袁世凯、李鸿章的后辈都不如，计划生育害死人啊！）纷纷表示，毛就是身边的伟人，他们说毛生活俭朴，富于同情心，对下属很关心照顾，令人仰慕。我看主要是毛喜欢使用一些淳朴厚道的农民作亲信（毛在北大受过某些教授的大牌作风的刺激，所以后来连秘书都不用学历高的），他们统一是目光短浅，只能抓住皮毛——当然也可能他们的真实想法都闷在肚子里，口是心非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生活简朴并不是一种品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领袖人物，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又不是一个浪荡哥儿，一个暴发户，怎么会注重奢侈的生活呢？沉迷于肉体享受的人，是没有大事业的。在历史上，也有和毛一样朴素的权力掌控者，道光总是穿着破衣服，王安石生活极其简单，更不要说海瑞之流，连肉都很少吃。回忆毛的同情心，说他看白蛇传流眼泪，看到老百姓过苦日子流眼泪，这倒有点像我，我也常常看不得别人过痛苦的生活，而且有时看看电影电视也会弄个热泪盈眶，但是我也兴致勃勃地看色情暴力书籍和电影，但是我很少捐善款，也不是流氓强盗；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能力也决不会同情化作豪情，搞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以上（恐怕再也没有一个领袖的头顶上会盘旋着3000万的阴魂。注：万里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中说：三年困难时期，光安徽省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2004年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非正常死亡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据披露，由于政策原因三年时间共饿死3600-4500万人之间，多处出现人相食现象，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根据这三年的气象资料，我国即使在局部范围内有自然灾害，但总体是天公作美，风调雨顺），我也没有脸皮在打倒一些人（在肃反中，延安整风中，在反右中或枪决或关押）后说什么“举个手，向大家敬个礼，赔个不是”，说什么斗错了是锻炼你们，使你们更成熟等不知痛痒、不着边际的话。至于关心下属，就更可笑了，毛关心的是警卫员、医生（在生活上，据毛的一位保健医生说他非常关心一些女护士，有些资料说他和护士张玉凤是零距离），不是尊重他们而是对这些无伤害性动物的慷慨，毛的真正下属——刘少奇、林彪、高岗、彭德怀（现在党史中的彭德怀好像是正义的象征，但彭也不是什么铮铮铁骨，他也是精于政治斗争的，可惜他低估了毛。毛泽东评价和他的关系向来是“三分合作，七分对抗”。彭原名彭得华，早年就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小团体，在井冈山、在长征途中经常反对毛泽东；1958年，彭德怀风头正劲，联合黄克诚、陈赓，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乘机打倒了国防部中刘伯承系，毛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一个提前退休，一个发了转业费——指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你彭德怀还不满意？”；他和高岗、饶漱石走得很近，是邓小平、陈云举报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现在的资料分析，彭德怀完全是有预谋的，是乘机而动，是拉帮结派，他表演得过了，所以刘少奇等说：“ 还在的时候你就这样， 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毛泽东也说过，彭德怀除了和朱德关系不错，和谁都合不来：“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他的阶级斗争意识也很强烈，对民主党派毫无好感，只在利用，比如他多次叫妻子浦安修离她妹妹新闻记者、民主人士浦安熙远点。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大叛徒、是冯玉祥）、贺龙、彭真（当年批斗彭真的时候，彭很不服气，说他是共产党中第一个大声喊出“毛 万岁”的人，功劳大得很；彭真当年诬陷张东荪的“叛国罪”，反右时以吴晗为打手，横扫北京文化界，表现十分主动积极。）……毛的老朋友——萧军、罗隆基、丁玲、梁漱溟……他又是怎么关心的呢？解放后毛和同事之间没有私交，没有朋友，搞神秘主义，帝王权术，令人心寒。当然，像我这样诋毁毛的生活品德是无关大局的，一个领导者的私生活如何对于历史毫无意义，没有支配力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好时期”，领导者的个人品德都是很一般的，如汉武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唐太宗同室操戈，生活乱伦；康乾杀人如麻，生活浮华……
毛是成功的革命者，有创见的思想家，有才华的诗人、书法家，然而他更精通破坏而拙于建设，他是他诗中的金猴，大闹天宫令人神往，但他打造驾驶的新车总是在不停的折腾，他把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抛之脑后，最终车上的人无法承受，在他死后的很短的时间后，战友们重新洗牌，妻子入狱，亲信凋零，推翻了他后近三十年的所作所为。毛给予我的财产，就是人为的设想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并不美好，而且十分残忍。社会主义试图控制生活领域的一切，希望一切按自己的设想发展，然而你对没有生命的实行不了专政，田地不听你的，工厂不听你的，况且人的积极性也不是能控制的。社会发展总有它自己的方向，没有人能控制历史。
现在有一种论调，说毛泽东如果发扬战争年代的民主精神，就不可能造成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毛又何曾有什么民主意识，曾经是毛泽东口头禅的“民主”不过是他要求蒋介石去做的。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最好的反映。毛教育下属要如何如何，仿佛他就是发扬民主的楷模，他说：“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这也许是实话，因为又有谁在1959年后这么不识抬举敢对毛说个“不”呢？也许有，不过不是被活活挖去身体器官并枪决，就是已经跳楼跳湖跳海了。并且我一向对民主集中制也很费解。据我理解，民主就是在公共事物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并尽可能保护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有人说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在所有时代都是不可能的。林彪说：“ 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希莱希特说： “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选一群人民！”）；所谓集中就是有少数统治者来决定，两者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民主集中就是“真主意，假商量”（顾准），就好像说画一个方的圆，用黑笔涂白色，是有逻辑错误的。当然在领导眼里，民主集中本来就是个偏正词组，民主不过是来修饰集中，从而来掩盖专制的真面目。有人说毛早期的民主作风不错，其实民主怎么会沦落到一种工作作风呢，民主应该是对待公众事物的立足点，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实质。
毛从来就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家本质，毛文化层次不高，理论功底差，对历史知之甚多而对现代思想很漠然（所以毛后来谈哲学成瘾，仿佛很内行的样子），年纪较轻，没有与苏联建立联系，唯一的资本是参加过一大，他怕在井冈山站不稳脚跟，就大树亲信，大搞肃反（生活优雅、手段阴暗的康生一直得到毛的赏识），已有了后来血腥斗争的模样， 1929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中被朱德、陈毅把他赶了下去，王明把持中央后，1931年、1934年两次要清算毛，只是念其有功而手下留情，毛更不得志，差点被当作病号扔在井冈山。要生存，就要有地位。毛洗心革面，大讲民主，到处串联，终于有了机会翻盘，大渡河突围后他还是没有取得绝对领导权（张国焘兵强马壮，而且是一大的核心人物，原北大学生会 、讲演部部长，得孙中山赏识，缺点就是在苏联眼里也是右派，在中央政治局没有盟友），所以不得不收敛，直到张国焘被毛逼走，刘少奇对他大捧特捧，苏联明确毛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毛就完全表现了本我色彩，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内斗风波，用斗争来确保自己的权威。当然，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真正实行民主的尝试，但是在社会主义专制体制框架内实施民主，只会危及动摇自己的政权，结果是可笑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很可笑，他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的口号当成了真事，（不足为奇是当王实味写了二篇杂文要求“等贵贱”立马引起了毛的勃然大怒，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延安整风。）他在1957年居然叫全党高级干部去深刻领悟《张鲁传》，到此我们真相大白，原来在毛的心中，张鲁的“五斗米教”教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他大搞食堂，公社，医疗保障，也完完全全是张鲁的翻版，可是毛完全抛弃了私有制，其效果还不如张鲁。毛毕竟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完全生活在中国历史的阴影之中，在他的知识仓库里，除了阶级斗争这个舶来品外，其他都是国产货，他的小农意识，他的平均主义，他的诗人豪情……他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代价。
毛早期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用理想蓝图去呼唤热血青年，用分土地去吸引赤贫的农民，用纪律严格的部队来回应城市居民，这是共产党政策的成功；苏联革命成功，日本侵华，军阀混战（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主要是蒋以驱虎吞狼之计，有意派杂牌部队来送死；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大义凛然，至今共产党对他感恩戴德），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他们不能彻底与过去告别）， 这是国内国际形势送给毛的礼物；而毛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善于游击，长于谋略，勇于决策，更重要的是像所有开国帝王一样，冥冥之中有命运的垂青，我们只能说：“卫青不败有天幸”。然而，由于专政的天性，毛以为他已经是天才、全才了（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肆吹捧毛是“天才”，是“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甘之如饴；后来毛不满意林彪，又以此为借口打击林彪，逼反林彪），以战争的革命热情进行经济建设，导致了国家的重大损失（纵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成功，但像中国这样遭受重大灾难的，仅此一家——当然我们可以责怪中国人口太多，动不动就死人）。
作为我个人，我很喜欢毛的理想，毛的上进，毛道义上的正义，但是至今我十分庆幸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不然的话，朝鲜的今天就是我国的真实写照，我们将更长时间内歌颂毛岸英是北极星，是指南针，是灯塔，是我们的永远……社会主义有普遍的共性，就是干部体制的极不正常，领袖永远是领袖，迷信自己的权力，决不放弃权利；监督总是缺席，老百姓可以歌唱，但只准歌颂；共产党总是希望统一最不可能统一的思想，共产党总是以为自己是伟大、正确的，是事事精通的；共产党员是觉悟高尚的，是有强烈自制能力的。这种心态和封建社会的帝王思想全无二致。依我看，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另一种发展形式，它比封建主义（此封建和西方概念中的封建大有区别，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君主专制社会，所谓中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是当年中国一些学者移植西方理论的产物）有进步，但比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差。归根究底，社会主义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先有理论，再在理论的框架中结构内容，理论是总结现实，反映表现事实的规律，而不是事实去迁就适应理论。无论建设者的动机有多么高尚，理论是多么高妙，而想以此去创造宏伟的帝国，它必将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逝者已矣，毛后期失败得轰轰烈烈，让我们看到了伟大人物的可叹结局，他多么像直刺风车的堂吉柯德，他的志向很高，他的速度很快，但他只是在捕风。毛认为他的一生功过是“三七”开，我至今不知道他的三分过错是指什么，我多么想听一听他自己对过错的剖析，我想，也许是大跃进，也许是肃反和反右。虽然现今政府认为是他的文化大革命是错了，但对于毛来说，这是他最得意之笔。他试图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推翻现有的官僚体系，他不愿意见到干部们因为权力而腐败，他要使他的干部队伍时刻保持斗争，时刻更新的能力，但是，制度根本性的错误使一批有一批上台的干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绝对权力的腐蚀，迅速地走向堕落。至今为至，共产党在干部使用上没有任何亮色，每一个上台的主角，都把人民让度的权力当成自己努力奋斗而得的权力，在肆无忌惮地占有和挥霍。这也许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悲哀吧。

三、小平的时代
劳歌一曲解行舟，
青山红叶水急流。
日暮酒醒人已远，
满天风雨下西楼。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字眼，从字面上理解，大约是“改正（改变、改良、改善）和革命”的意思。这种在统治阶级内部作政策调整，一般被称为“变法”、“新政”，如“商鞅变法”、“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维新变法”，改革是个新词，它比“变法”对过去的感情要决裂一些，但比革命的程度要轻一些，但还是带有强烈的斗争意识，我一直在想，革命到底是革去敌人的命呢还是革去自己可怜的命运？虽然“革命”这个充满暴力的字眼经过三十年的强化，完全变成了一个褒义词，而我依旧心存疑虑——不谈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文字游戏了，就谈谈改革的内容吧。我见过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计划，从大体上讲这和后来的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否定个人权威，要给经济一定的自由，给人民一定的自由，林立果和邓小平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如果他上台，那么在某一年，也会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想当年邓小平上了封面，我们的宣传工具把它当作邓的辉煌证明，是何等沾沾自喜；后来我才知道，有争议性的美女是最多登上《时代》封面的，巩俐、章子仪、春树这样的中国小姑娘就是《时代》上的常客。我就纳闷，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把别人的赞扬当成福音一般，哪怕是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的某个报纸登一篇表扬中国改革成就的文章，《参考消息》也会不惜版面全文转发。以至于外国游客来中国，导游就对他们说：“中国人最喜欢听歌颂奉承的词语，在中国旅游，你们要不遗余力地夸奖，你们会得到比语言付出多得多的好处。”老外们只有反反复复说“令人惊奇的” 、“好”,而这些“令人惊奇的” 、“好”又会迅速见于各报刊——赞扬总是这样令人陶醉)当然，邓比林立果要成熟、智慧、有权威。而且，我们要庆幸邓是毛政策的受害者，他见过国外的世面，他不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不喜欢哲学，他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是令人遗憾的政治家，邓小平是成功的政治家，而江泽民是政客（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就是政客还活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们都可以称为邓小平时代，如果时髦一些，我们可以把邓逝世后至今称为后邓小平时代，尽管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报告中居然说什么十三年的辉煌成就，急切地想把自己树立成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他必将轻如云烟（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2004年10期《炎黄春秋》中说：“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邓的民主主义精神保持得不错，这在专制主义的氛围中是个奇迹，也许要归功于在法国的留学打工（据老牌共产党员郑超麟讲，邓在法国喜欢打牌打麻将，不学习），也许是毛的打压使他心生警惕，尽管他的晚年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暴力镇压1989年的学生运动。我想，我今天能自由地写作，在毛的时代是很难做到的。但我要更大的自由，即使我知道民主与自由与国家富强没有必然关系，但我还要公开地批评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抨击一切欺凌、压榨、欺骗、虚伪和暴力，我要正义的阳光，我要独立的人格——但邓不能给我。我记得有个民主人士罗稷南问毛：“鲁迅先生如果解放后仍健在，哪会怎么样？”毛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如果问邓，我想他会说：“让他写，但中国是不会让他出版他的批评的。”这就是邓小平比毛泽东要客气的一面。邓始终没有登上 、 的宝座，想必他对独裁是有觉悟的，他关押魏京生，驱走胡耀邦、赵紫阳，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是社会主义专制的必然要求，不是以邓的要求为转移的。
邓小平对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灵活果断，把计划经济带入了半市场经济，他把干部终身制带入了退休制度，他断言世界大战不会发生，这些成就足以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政治家之一。他的一生，才是真实的“三七开”。可惜这三分，实在是太重了，几百年后也许只剩了这三分在人民的印象之中。我喜欢用放大镜搜寻别人的缺陷，想必人总是差不多的，而巴尔扎克说过，当权的人犯错误，可以得到大家的原谅，下台以后就要受到谴责。1989年真是叫人难忘的一年，现在回想起来，双方都走了许多错招，以至于最后一发不可收拾。这让我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有了新的认识。近五十年来全世界几乎没有出现过一次性杀死这么多抗议群众的恶性事件（官方报道是枪杀300人，西方报道是一、二千人），以至于后来的所有在台上的共产党高级官员都急于洗清与这一事件的联系（现在我仍然纳闷，为什么不试图用用摧泪弹、高压水枪这些缓和性的武器？为什么要采取极端行为？），1989年最大受益者江泽民是这样，签署戒严令的李鹏是这样，执行者解放军总参谋长杨白冰也是这样，后来的朱鎔基、胡锦涛、温家宝也是如此，只有邓小平无法逃避，邓也表示所有责任由他负。然而人都已经不在了，悲痛留给了死者的家人，邓真的能负的了什么责任？我曾经希望，释放和保护所有因言论而入狱的人士，所有持异见的人士，所有为捍卫自己天赋权利而斗争的人士，但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压制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这种责任又有谁来负呢？我们看看国家信访局门口一次次劫访的闹剧，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所谓的人民的政府！经济制度的变化明显快于政治制度的变化，如果经济制度的自由没有带来政治生活的自由，这种变化会成功吗？以邓为代表的中国领导阶级不实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是他们最大的败笔，其后果就是官僚体制越来越令人失望，君主专制主义社会演变成官僚专制社会。让我们看看身边的事吧，看看散见于各大传媒中的腐败案例吧……
对邓的批评在老百姓之中也是不少的，说社会治安不好（监狱的治安应该说不错，每一个人被监视的社会自然治安好），说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滑坡（反右、文化大革命的风气就好？道德就高尚？），说腐败问题严重（知青们是怎么回忆上山下乡的，怎么回忆是如何陆续返城的？），而这些都是邓有多大的关系呢？也许马克思、毛泽东的责任更大一些，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设计一个会暴露出那么多问题的社会？为什么要制定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措施去建设一个空中楼阁？为什么借阳光的名义，黑暗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为什么要禁锢人天生的权利？为什么总有人要去统治别人，压榨别人？为什么我们迎来的总不是我们想要的？……
有时我在想，有些奴隶，他们的主人有施虐狂的倾向，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他每天要毒打奴隶50鞭子，奴隶们没有见过世面，以为生活历来如此；主人又经常给他们灌输当年是他如何如何把奴隶的父母从黑暗魔王那里拯救出来，他们的父母心存感激，就卖身为奴；而且外边还有许多人仍然在黑暗魔王的统治之下，魔王每天要喝其中几个人的血，而且魔王们互相厮杀，他们的奴隶人人不知道还能不能明天的太阳。奴隶们听久了，都以为自己算是生活在天堂，感激得不得了。有一天，奴隶主突然宣布，每天50鞭子给成30鞭子，这下子可又不得了了，奴隶们热血澎湃，天天感谢念叨奴隶主，以为他是天使，是阿波罗、是上帝，写了很多书来歌颂。奴隶越来越多，难免要和外界接触，有几个奴隶发现，外界的黑暗魔王早寿终正寝了，那里的人们每天都不挨鞭子，有些奴隶就呆在外面了，有些回来讲，这时候奴隶的阵营有点乱，分成了三派，一是麻木不仁派，一是诋毁派，一是试图反抗派，这时候奴隶主搞什么变法，说鞭子改成10下了，与身体无害，还能锻炼人的意志，一下子把反抗派打压下去了。外面的人看不过眼，叫着要管管这事，奴隶主就说了，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们安安心心跟我做生意吧，赚你的钱，不然我把我的奴隶都放了，跑到你们那里去要饭吃，看你们怎么办？这下子把外边的人都镇住了。
这个奴隶主平时也比较空闲，反正主子们大多时候也总是优哉游哉的，除了开会，抓奴隶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玩边锋网络的红五三打一（围棋、象棋他的脑子玩不转），他有个作弊器，打牌时他每次都可以做庄家，从不让别人竞争，每次都只要打30分就可以了，所以在99%的时候他大获全胜，这时候他就猛夸自己牌技如何了得，如何伟大、正确，每次还都叫史官记录他如何获胜的，写一堆总结报告，希望用它来流芳百世。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的意见在一些“正人君子”眼里是可以“斩立决”的，我也经常对自己说，要宽容，要宽容，人类最美好的品德是宽容；对犯罪我们第一是要理解，第二是要理解，第三还是要理解。可是理解和宽容能改变不公正的审判吗？（也许我可以像某个干部那样说，想着广西还有二千万没脱贫的人口，我焦急得睡不着觉啊！）想起恩格斯的话：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得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这权当作对自己的宽慰吧。

ls君，这下子像愤青了吧。在平时工作生活中，我完全和网友们骂的官僚是一丘之貉，用了民脂民膏无数，只是尽量不做亏心事，无意升官发财罢了。

ls君，偶尔故意唱唱反调倒也是有的，不过你是公司里的人，我却是共产党干部，我和你对它的感情恐怕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和同事说，像你我这样共产党的走狗，万一有一天搞选举制了，即使不判刑，也都得扫马路去了吧。两人相顾大笑。我是真心希望共产党能正视自己的缺点，正确面对人民的权力，过去的一切权当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吧。
春节去庙里，几个兄弟一起烧香，有人说要许愿，我说我还能有什么愿，就世界和平吧。不过烧的时候打量打量台上的泥菩萨，这个要求对它来说未免太苛求了。万一真的世界和平了，泥菩萨还谁来供啊。
世界太复杂了，似乎也没什么意义，我茫然不知所从，尽管我毕业于那个过去叫“求是”的学校。
说到保守和怀疑，也许说明我们安于现状了。

你从来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也从来不伤害别人，以为可以明哲保身，其实这样同样会使你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就是孤立，孤立就是其他人的敌人。晋代嵇康说：“欲寡人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条直道可行。
马基雅维里：一个人如果想要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德的标准，那么当他置身于那些邪恶的人当中，很快就遭到毁灭。

（汪精卫条增补）汪精卫自1911年到1931年，出走法国6次。说好听点就是高超脱俗，合则来，不合则去；而其实质如唐德刚所说“反复不定，遇困即逃，闻利乃回的作风，如何能成大事”。

（李自成条增补）崇祯15年，福王被李自成虏获，杀掉后人肉与鹿肉一起煮熟了吃，叫做“福禄宴”。

（孙中山条增补）章太炎说孙中山：盖孙中山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

（陈寅恪条增补）大经济学家谢林在1994年受加州柏克利大学之邀演讲，题目是“经济学者知道什么？”他开头就说：“40年前，我参加晚宴时早到了一些，和一位剑桥经济学者闲聊。他说，经济学里真正重要的道理，屈一手的手指而可尽数。我满心期待，等着他告诉我是哪几个道理；可惜，其他的客人陆续来到，我们谈话中断，而我从此陷入永无止境的困惑和猜疑之中。”

（严复条增补）1918年1月，“中国精神学会”建立“盛德会”，发起给神鬼拍照像的活动。严复竭力支持，他声明不再信奉赫胥黎的存疑主义，而是俞复的“神鬼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鲁迅评论道：“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之将亡听命于神者哉。”

一年多来，李金华、潘岳、张保庆点名批判了与自己部门平级的省市和部委，这在以往的官场不多见。李说，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谁也不得罪了。潘说，我不在乎个人毁誉。张说，反正我要退休了。

张岱：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阿帕洛尼厄斯：说谎是奴隶们做的事，说实话才是自由人做的事。

马克思：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我或是再度丧失自我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前苏联物理学会 谢尔盖•卡皮察说：“迷信、膜拜和神秘主义往往在社会危机期间以惊人的一致性出现……是社会动荡及人心不安和无所追求的显著标志。”

各类宗教往往一方面传说自己的教主和首领如何神通广大，一方面又说“万般神通皆小术”，狠狠劝诫教徒不要迷信法术。这时它们又想让人上钩，又怕西洋镜戳穿。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3天暴动后，政治家塔里兰聆终于听到宣告暴动结束的响亮钟声。塔里兰聆兴奋地对助手说：“听啊，那钟声！我们赢了！”助手有些迷惑：“我们？是谁和我们啊？” 塔里兰聆笑着说：“别着急，待会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谁了。”

达摩自天竺西来，开启禅宗一脉，他圆寂时说：吾本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预示禅门光大，将来会分作五大宗门。二祖慧可留偈云：本来缘有地，因地种花生，本来无有种，花亦不能生。再传至三祖僧璨，又说：花种虽因地，从地种花生，若无人下种，花地尽无生。四祖道信也留偈言道：花种有生性，因地花生生，大缘与信合，当生生不生。所谓花生，是花开见佛，光大禅门之意。

胡锦涛：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

黑格尔：没有情欲，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恩格斯评论说：（在黑格尔那里），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马丁.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解放出来，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枷锁。

华兹华斯：
到哪里去了？那幻想的微光。
现在在哪里？那种荣耀的梦想。

南宋绍兴葛天民，去台州几天和尚，后来还俗到杭州做了诗人，弄了两个侍姬。根据他学佛的经验，立马给她们取了两个象征镜花水月的名字“如梦”、“如幻”，在她们身上参禅。《北磵集》

废除科举百年，一些学者居然大写科举如何如何好来，什么公平科学先进，我本来想从字里行间读出一点反讽的现实意味，但是没有。我想，假如几百年的考试题永远是“试论某某主义指导世间万物”，它有什么资格谈公平科学，先进有益——它只有虚伪僵化，让人感到恶心。

怀仁堂事件，毛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试图对文革提出质疑勃然大怒，在政治局长篇怒斥。康生记录说：“我跟 几十年，从来没见过 发这么大的火。 的震怒，是无产阶级的震怒。”

hzzasdf兄，这个“我军”恐怕不是抗日的gcd军队进城吧。我也没有见过什么资料披露日军进城受不受欢迎，倒见过几张日军和中国人非常“友好亲切”的照片。我只是想说，用记录片或图画的形式表明一个政权或组织受人民拥戴的做法是可笑的。记得小时候的历史书上有一幅闯王进北京的图片，大了回忆，真是闹剧。“一切都能被可笑的允许了。”

3郎兄，科举让平民有更大的机会进入政治舞台，但在明以后，思想禁锢的伤害对于我们国家实在太重了。我想说的，是当前政权试图用一种“纯洁高尚”的思想统一全民的认识，这无必要，一样伤害深重。而一些学者毫无社会责任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

保尔&#8226;艾吕雅：
在我的练习簿上
在我们的书桌和树上
在沙上在雪上
我写了你的名字
……
这本来是首写自由的诗，假如是写广义的爱情,多好。

有人说美国老早的联邦储备委员会 马里纳.埃克尔斯是：思想如便秘，说话如腹泻。

曾国藩曾经向石达开作了五首《劝降诗》，希望石能投降。石达开回以《答诗五首》，第三首中说：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溃溃，欲凭赤手拯元元。
十年揽髻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犹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赵匡胤当上皇帝以后，曾经万分感慨地说：“天命这玩意儿，求之不得，拒之也不成。世宗（柴荣）是多么英明的一个人，见到方脸大耳的人就要干掉。可是我整天就在他身边，却安然无事。这就是天命呀。”

维特根斯坦说：“这种东西必须停止,差劲的哲学家就象贫民窟的房东,把他们赶出去是我的工作。”

凯帕尔《加尔文主义与政治》：“（尊重上帝的权威）它使我们从出于对强者恐惧之心而来的顺从提升到为了良心缘故的顺服。它教导我们将眼光从人间的法律上升到上帝永恒的正义与真理，它在我们里面造就了不屈不饶的勇气，它以最高正义的名义与法律中的不义作不懈的抗争。无论国家用多大的权力来压制个人自由的发展，我们灵魂的眼睛永远注目在高于国家权威的万王之王那闪耀光芒的无限权威上。受压迫者永远可以向他那公义标准上诉，人民的祷告永远可以上达到他的宝座之前，来求他祝福我们的国家，求他在此国家内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业！”

雅斯贝斯大和海德格尔谈希特勒，雅斯贝斯说，像希特勒这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粗人，怎么能领导德国？海德格尔说：“教育根本无关紧要，你看希特勒的手，多了不起的手啊！”

3郎兄，也许考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小弟考大学、读研、当公务人员，清一色读了、考了一堆所谓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工作后又接受了多少不知所云的“思想政治教育”，越读越愤怒，和家里人多次翻脸，差点当诗人了。
写首诗吧：
以为会画画，
画一千只鸟的翅膀，
就有了自由；
以为会吹笛子，
有春天的信息，
就有了欢乐；
........

1966年夏，当熊十力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秦始皇在中央政府设立“祝官”，主要作用之一是“祝官有密祝，即有灾详，辄祝移过天下”，就是说自己有什么错误，老天要报应，就通过巫师把这种惩罚让大臣去承担。后来汉文帝下诏说：“百官之非，宜有朕躬，今密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德，朕甚不躬，其除之。” “百官的过错，应当由我一人承担责任。如今秘祝官把过错都推到下面的大臣，其结果是显扬了我的无德，我很不赞成，应当取消这种做法。”文帝是帝王中的哲学家，思想通透，愿意自己承担错责。可是后来的君主怎么能把这么好的职业给驱逐去朝廷呢，不久，“祝官”又恢复了，直到今天。

2006.5《转业军官&#8226;侠义尤太忠》：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闻母病重，急返乡。其家在河南光山县砖桥乡龙岗村。其时，浮夸风正烈，乡民饿死不计其数，村中200余人，仅剩40余人，路有饿殍。
据当前的众多史料表明，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的统治下，四川在三年期间，饿死达1200万，同时四川成为全国粮食输出大省，。省委干部向中央反映，李疯狂打击。李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2005年8月，杭州有家公司在报纸上替“超级女生”性感姑娘张某做整版广告拉票：让我们支持张某!几天后，又在浙江一大报上出现半版广告，支持长得非常普通的“超级女生”纪某，广告词说，我掏出自己的血汗钱拉票，“支持她就是支持生活中那种不会搞关系的实力派。”

以勾结官府，大肆炒作地皮发财的浙江大鳄楼忠福有一次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他会有什么感想”的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会很高兴。”

“我爷爷”当过地主，剥削过农民，后来被农民斗争打死了。现在“我”清明节上坟扫墓，居然有几个小伙子跳出来，不准我扫墓，还要我深刻反省道歉。“我”给气的，凭什么啊！

有个萨伐堤的妇人在释迦牟尼面前痛哭，自己刚刚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孙子。释迦牟尼沉痛地望着她，问：“萨伐堤有很多很多人吧？”老妇人说：“是。”释迦牟尼追问：“假如萨伐堤所有可爱的人能成为您的孙儿辈，您会感到很高兴吧？”老妇人想着，说：“是。”释迦牟尼继续说：“但是，您的儿孙如此数目，每天就有人死亡，您就得每天不停的哭泣，因为您每天都会失去好儿孙。”老妇人想着想着，停止了哭泣，满意而去。
释迦牟尼说：爱本身就会带来痛苦。没有可爱东西的人就没有什么悲哀。取代爱的将是仁慈。对整个世界施以无限的仁慈心，无论在高处、低处还是地平处，不受阻挠，不怀仇恨，不抱敌意。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孙岳，祖先是抗清名将孙承宗，那是袁崇焕的师傅呢，名字又有一个“岳”字，部下皆目他为岳鹏举之流，这些奇怪的联系给他平白增加了不少威望。但孙本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武林豪侠。他头脑简单，任侠仗义，少年时看一老者受欺压，不由分说就提刀来打抱不平，并声言如果拒绝他拔刀相助，就把这老者杀掉。结果他飞檐走壁干掉了老者的仇人，人家对他这个恩人却避之犹恐不及。冯玉祥称其为“孙二哥”--孙是山东人，山东出了个武二郎，故此乐于被称为二哥，孙岳对这个称呼十分满意。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号召杀富济贫，被怀疑是共产党，冯玉祥一句话就给他解了围：“有一天抽二两大烟土的共产党么？”

北京市市长王歧山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参观学习。当地的官员大发感慨：“中国人就是这样好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环球日报》2006.8.30

黄仁宇先生说，中国情况复杂，以至于外国人说：“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地北天南叙古今》

据说毛泽东先生很会哭，一激动就掉泪，有点像刘皇叔，有点像李林甫，据《旧唐书.张仲方传》记载：（李林甫）谄泪在睑，遇便即流；巧言如簧，应机便发。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披露：富士康公司主要生产电子产品，崛起飞快。其工人往往每天工作15小时，月薪27英镑（387元人民币）。住宿往往是3、5百人一间。而该公司职员说，富士康公司尚可，起码按时发工资。此报道迅速引起全球关注。该公司法人鸿高锦公司以名誉侵权向记者索赔3000万，法院接受该诉讼。法学家贺卫方说：我国法院在受理这种案子时，是按标的额来收取诉讼费，主张的越多，法院的收益越大。这个案子我估计有20万以上。最后判决数额很少，比如赔偿30万，但诉讼费是按3000万收取的，而诉讼费又往往是由败诉一方缴纳，等于如果两个记者败诉，不管判赔多少，他们要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中国的法治刚刚起步，有时候会让一些人觉得有办法把路摆平，搞掂，什么事都能做到，而他们有的是财力。实际上他们的判断在这里是对的。

《朝日新闻》主编渡部恒雄说“神风特攻队”：“他们（日本军部等）说这些日军敢死队是勇敢并乐意去死，并在死前高喊（天皇万岁），这完全是个谎言，他们其实是待宰的羔羊，每个人犹豫不决，其中有些人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是被宪兵们推上飞机去的。”

3郎兄，关于富士康公司的报道网上一查便知，以上你不相信的该公司却都承认了，不承认的只是职工患病一说。有一次我去丹比蛋糕店，刚好在招人，两小姑娘在问。答复是月工资650元，工作12小时，不住宿。当时吓了我一跳，这不是逼良为娼吗？关于富士康报道网摘如下：
据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称，苹果电脑的ipod播放器主要是由中国女工生产的，而这些女工每月的收入仅为50美元。

《第一财经日报》声明称，该报报道遵守新闻采访的操作规范，所报道的事实有可靠的新闻来源予以证实；不存在所谓的“不实报道”和“歪曲事实”的行为。

陈华：我看到了,昨天知道3000万的事情.之前已有媒体披露,苹果公司做了调查,调查结果公布后,富士康恼怒,才去告人家. 调查的是工厂的事情,工厂方面我接触得比较少,但有些事情我还是知道的，比如说几百个员工住一间的情况，是存在的，卫生情况相当差，还有偷窃情况。

“苹果代工厂虐待工人”事件曝光后，京华时报记者电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公司发言人表示，由于公司薪酬结构有问题导致媒体误解，并首次承认公司员工每月加班时间约80小时，达到劳动者每月工作法定最高时限。富士康工人的工资严格按照深圳规定的最低标准发放.
——————————————
ER兄，据说韩复渠秘书也用“公仆”一词，韩大怒，我明明是山东 ，怎么变成了仆人，痛叱。后来听委员长也这样说，才恍然大悟，向秘书道歉。

富士康发布的声明称，富士康认为“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就有病”属于不实报道，严重歪曲事实，因此诉诸法律，维护公司商誉是“惟一的选择”.

3郎兄，富士康的工资是指规定8小时的工资，加班工资不算其中。据报道，富士康每周工作时间常常超过80小时，平均每天18小时，算6天也是14小时左右。当然，那样算每月800元是有的。至于住宿，据说在单位住有补贴等，具体解释起来似乎没有必要。
我有个亲戚开消防设备厂，污染极其严重，工人每月800元以下。这种沉重的话题素来不喜欢拉开来讲，讲别人的苦难忠像是对自己的拷问。

LS君，富士康事件以中国官僚式的皆大欢喜收场，本来就在预料之中，人情社会往往就是这样。

er兄，小弟曾参加一次中央部门领导形势报告会。一领导说得尽兴，谈到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突然说，群众是我们的执政基础，把群众都推向对立面，那我们“统治”谁啊？一语既出，吓得我从迷梦中惊醒，不由想起公仆之说。

今天看报，2005年郴州副市长雷某判刑，不服，说：郴州贪官中我是小的，我排名12（在郴州党政领导序列中雷是第12位）。2006年，郴州市委书记“双规”。

亚当·斯密斯：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禀赋中还是会存在着一些天性，这些天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

大洋州长期处于石器时代，唯一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就是带木柄的石斧。Yir Yorout族并不产这样的石片，需要通过交易换来，并用“图腾”的形势进行。族中也只有经验丰富的老人才有能力辨识石质而能打磨制作。这样。老人就是族中的主导者和领袖。后来欧洲人来了，传入铁斧，老人不再被依靠，交易消失了，族与族的关系改变，图腾仪式破坏，石斧象征的财产所有权破坏，原社会制度解体。
严复说：“体用者（指当时所谓的“中体西用”），本来就是对一件事物而言。牛的身体决定它有负重之用，马的身体决定它有健跑之用，从来没有牛的体而具有马的用。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就像人种相貌的差异，不能强说一样。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体用，西方文化也有自己的体用，分则两立，合则两亡。”
殷海光说：公交车引入，男女授受不亲变打破了，西医引入，妇女贞节观念便改变了，所谓独立于“用”而且可与之截然划分的“体”，只是一个玄学的构想。混沌的思想容易流行，清晰的思想少人注意。

易宗夔《新世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谭继洵素有芥蒂。一次两人在黄鹤楼吃饭，两人就长江江面宽度争执起来。张说有七里三分，谭说有五里三分，相持不下，左右僚属不能置一辞。这是江夏知县陈树屏发言：“江面水涨，时广为七里三分；水落，即窄至五里三分。制军（张）就水涨而言，中丞（谭）就水落而言，两贤皆无讹。”张、谭于是抚掌大笑。

松下幸之助有一次招待客人，大家都点了牛排。餐后，松下叫助理请来餐厅的主厨。他说：“牛排很好吃，你是位出色的厨师。但是我已经80岁了，胃口大不如前，所以只吃了一半。我想当面和你谈，因为我担心，由于是我的关系，当你看到只吃了一半的牛排被送回，心里会难过。”

二战结束的当年，邱吉尔大选即落选。斯大林对邱吉尔说：“你带领人民打赢了战争，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我呢！”邱吉尔不以为然，驳斥道：“我打仗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易宗夔《新世说》：阮元当广东总督时，有个下级想当剧县的县令，找人来搞关系讨官要官。阮说：“官职是可以自己挑选的吗？假如可以的话，我早就不当总督去要求做阳朔县令。”那说客惊问其故。阮回答：“阳朔的荔浦山水奇秀，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我当年见过后，至今魂牵梦绕，难以忘怀。”

全国杰出青年企业家、双轮酒厂厂长刘俊卿向县里申请了一支手枪佩带。后来厂党委会开会，一有不同意见，刘就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我这个人情绪好激动，一激动就想开枪，大家别介意啊。”

据说是清代“天下第一清官”的汤斌上任江苏巡抚时，就坐了一辆牛车和带了一个老仆。路上与一大帮子人并行，车子偶有接触，对方随从立即大声呵斥，汤立刻避让。等住旅馆时，汤已经住进上房，对方说：“我们县太爷必须住上房，你得让出来！”汤立刻搬到边房。
后来还是在当巡抚的时候，宰相明珠的一个心腹仆人来苏州玩，除汤外的各级官员纷纷拜访孝敬。汤就叫人把明珠的仆人叫来，自己坐在大堂之上，说：“我和你家宰相是同朝大臣，今天叫你来，就赏你一顿饭吧。”于是叫门卫做东道，赐以酒肉。这个仆人跪在地上，不敢说话，当天就离开了苏州。
看来汤也不是什么老实人，深知人多势众的道理，善于避势和用势。

er兄，汤名声很大，靠山是康熙，并不怕明珠。可是在路上万一受辱于小人，万万不值，他这两件事一正一反，那个县令自然很感激，以后尽量配合工作；在府衙折辱小人，大大增加他的威望，下级从此以后绝不敢顶撞；而且也许明珠得到消息，还要写信感谢汤对家仆的款待，两人从此交好。官场之复杂，官员作戏之高明，岂是兄这样的读书人了解得透的。小弟混迹衙门十数载，越来越觉得领导的“高妙”，只是实在做不出来。
——————————————————————————
总怕情多累美人兄，你前生是郁达夫，怎么口出不逊，小弟不太适应。

Ndd兄，谢谢你的青眼。近半年工作非常忙，笔记的存货剩下的都是缺乏趣味的，眼下也没有读什么书，所以补充很慢。其实我想说的话，在《雁鸣录》中已经结束了，续中只是罗里罗嗦的反复，恐怕网友们未必想看。
兄的补充很好啊，但似乎可以简洁一些，如曹聚仁1949年后旅居香港，自当“鲁仲连”，沟通两岸，常受毛、周等人的接见，也奋勇地给胡适等国民党政府要人写信，以为自己是大陆对海外知识分子来去自由政策的活的证明。胡适大不以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却说：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
情多兄，我们像刺猬一样想在寒冷时靠拢取暖，可是一接近，却又常常彼此伤害，不记得谁说的，心灵间的距离，并不必星与星之间的更近，人生的孤独就在这里。

ls君，我近年来从事的文字工作大都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有点关系，平时也接触一点相关的信息，不过和教徒很少接触，而且有关字眼也许有监控的，表述很不方便。网友们如果经常发表有关家庭教会的意见，也许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困扰，近年来，我们的网络监控工作似乎有加强的趋势，当然也许是因为西方非常重视网上宣传。近几天工作又很忙，也许星期天有空的时候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假如你愿意看的话；不过讲那些话，不免带有狰狞夸张的语气，暴露我可憎厌的一面，可能会给网友们攻击。至于一些所谓异见人士纷纷加入教会，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有反华势力背景的。

以下引用资料都来自国内公开出版物，不涉及其他信息。
当前我国存在的宗教一般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其他宗教除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外，我们把剩下的叫做会道门、邪教和有害气功组织。在我国东部地区，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基督教和邪教等问题。因为一是西方有种战略思想，认为中国只要有20％的基督教信徒，再加上我们目前处于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有很多无直接利益诉求的弱势群体等对政府抱有不满情绪，只要风云聚会，当前政权就很容易动摇。基督教就是新教，是指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教派。马丁认为，任何信仰具有领悟圣经理解上帝的权力，信仰是个人内心的事，唯一的权威是上帝；加尔文说，以事业的成功和在竞争中取胜印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些观点是新教的基石，所以新教在全世界有上千种教派，也是西方文明带有竞争优势的地方。它否定一切外在的权威，任何人都能与自己的上帝沟通，按照自己的意见理解上帝，这对我国政府无疑是有冲击可能的。二是天主教教义人物人与上帝的沟通要通过主的仆人“神甫”进行，仪式又比较繁琐，而我国又是“三自”教会，讲的是自选自圣（祝圣），不接受外来指令，只要管理好神甫这一阶层，问题并不是很大。三是会道门秉承白莲教，当年农村基础很大，又曾经兴风作浪，它大讲封建迷信，群众还真信这一套，万一以会道门的形式集合，其危害不容低估。当前还有一些有害气功组织，如中－功，香－功，菩提－功等，它们其实和当年会道门的会门差不多（义和拳、小刀会、红缨会等），以此聚集恐怕也不是好事（法－轮－功就是证明），所以国家推出“四种健身气功”——易经筋、八段锦、五禽戏和八字诀，这些功法只讲舒展筋骨，不讲打坐练气，入静体验，就是为了挤压有害气功的空间。四、我们并不认为大量的所谓基督教徒是真正意义上基督教徒，而是带有功利性质（不用化钱看病）的迷信人员和一些对政府有异见的人士，我们把这些人归入邪教信众。
在此，我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官方认为的邪教。一是神化教主或头目，特别是指神化现在还活着的教会领袖；二是对教徒实施精神控制，往往是要教徒只读教义教材；三是组织严密、行为诡秘；四是现实政治色彩鲜明，直接指责共 产 党，有反社会情节。当然，国家宗教局说邪教有六大特征，我一时记不住，但大意就是这些。
再解释我国的宗教政策和反邪教政策。《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刑法》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其司法解释是：规定的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案和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案中，利用迷信的犯罪案件由治安管理部门管辖，其他案件由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管辖。《治安管理处罚法》27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会道门活动或者利用邪教、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
这些法律法规加上内部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就构成了我国处理宗教事务和邪教事务的政策。需要向网友解释的有六点：一是宗教信仰自由，往往是指信仰五大宗教的自由，似乎不包括其他宗教；二是信仰这五大宗教，也是指这些宗教有实体性，组织在政府注册了，有固定的场所的宗教，不是指其中派生出来的内部宗教；三是从事合法宗教活动必须在宗教场所，在自行确定的场所活动，是非法聚会；四是不允许在非宗教场所从事宣传活动，不允许流动进行宣传活动，跨区域传教即为非法；五是参加“非法聚会”的，其头目要按法律有关条文处理，其信众则说服教育；六是在处理中，首先按非法印刷、诈骗和其他作奸犯科等案处理，最后考虑能把所有宗教都能一网打尽的破坏社会秩序、妨碍国家教育制度、损害他人身体健康、颠覆国家等条款处理。
今天先解释这么多，家庭教会问题我们大体就是这样处理的，至于我国一些具体邪教情况，以后有空的时候再介绍一些。不过这和《风行雁鸣录》实在远了点。

由于依靠记忆，若有差错请见谅。只是不知道ls君还在看吧。

门 徒 会，由“新教”派生出来教主季三保，陕西人，20世纪80年代车祸死亡。1977年自称得神喻开始传教，教名叫三赎，妻子叫许赎。据他们的书籍中称，两人乃主里的夫妻，与三一神并列，是圣经中的两棵橄榄树。季有特异功能，一苇渡江，起死回生等事迹很多。门徒会主张与政权、社会争战，有反政府情结，把公安为圣经中的蝗虫；反对有病服药。作品如《火烧荆棘》、《打倒东方风俗》、《慈祥母爱》、《闪光灵程》等。据说北方门徒会人很多，超过2000万。
呼 喊 派，教主李常受，解放前的人物，一直反政府，大约是80年代镇压病死的，属于“新教”派生。该李有海外关系，至今呼喊派还派人来大陆传教。80年代曾被镇压。开始的教义中称呼喊派有三大敌人，三自教会、共产党、政府。现在他们的书籍中已经删去了反政府言论，试图加入三自教会。当年他们聚集旷野中蒙头大声呼喊“耶和华”为仪式，所以叫他们“呼喊派”，自己是不承认的。
实际神（东方闪电教、全能神），是呼喊派的旁支，教主吴扬明？大约喜欢女性，奸淫了几十名妇女，被枪决。该派刑事案很多。
主神教（被立王），教主刘家国，奸淫了几十名妇女，被枪决。
净空宗（阿弥陀佛宗？）。教主净空法师，现居台湾。净空也自称有特异功能，大讲佛法，和李－洪志差不多，似乎没有奸淫妇女行为。
统一教，韩国文鲜明。新教和佛教的结合体，他有一个国际教育基金会，在中国常常以此活动。他曾经搞过一个活动，几十万教徒现场婚配，轰轰烈烈。韩国国内有两种声音，一是认为文招摇撞骗，欺世为恶，一是认为扩大了韩国的文化影响力。
还有观音法门、灵灵教、血水圣灵、中功、香功、菩提功等等，教义大同小异，一般宣扬末世理论，1999年、2000年这些日子他们都很感兴趣。教义中常有或要求反抗政府，或追求别人下地狱，自己上天堂，或不用看病吃药等。当然，其中教义中也有做“好人”，要忍耐等思想。
以上资料用百度搜索一下，可能有更详细的介绍。我个人认为，现政府的确有种种缺点，但是用这些东西来平衡心态，改变现状，似乎很不妥当。

民国留法博士刘文岛很得蒋介石的赏识，是蒋介石政府外交部门的红人，据说他最得意的两次外交成绩是：一是与希特勒斗酒，把希特勒灌醉了；二是与意大利斡旋，把驻意公使升格为大使。就在刘文岛春风得意之际，发生一件让他“臭名远扬”的事件。有一次，某报发布“时人行踪”消息，将他的“刘大使”错印成“刘大便”，于是他从此有了绰号“刘大便”。

陈诚三十年代初曾去日本观操，日本军官出言不逊：“你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将军，你们中国的将军一定很容易当吧！” 陈诚对日本人的嘲笑反戈一击：“你们的天皇很年轻，看来你们日本的天皇也很容易当吧！”

毛泽东晚年喜欢学外语，据林克回忆，毛泽东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1970年12月，毛泽东身着睡衣接待美国记者斯诺。谈到“四个伟大”的时候，毛泽东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英文表达是：“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后说：“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摄影家格尔达在西班牙内战中转折于炮火之中，他说：“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这场自卫战争中死掉，想起这些人，你会产生很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到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公平的。……这场战争就像一个正在变老的女演员。危险性越来越大，上镜头的希望越来越小。”

康德说：“由于对荣誉、权力或物质的欲望，人在同伴中寻求地位，他既不能忍受这些同伴，又不能忍受失去这些同伴。”

仓央嘉错：
求求大德的佛爷，把我的心儿收去！心儿马才收回去，又跑到姑娘那里。
常想的佛祖的面孔 怎样来不到心上； 没想的心上人的容颜， 却在眼前明明朗朗。
想她想的放不下，如果能这样修法，就在今生此世，一定会成个佛吧?

用墨写下的字迹，一经雨水就洇湿了。没能写出的心迹，想擦也擦它不掉。

2006年11月20日，德国一18岁中学生在校园开枪射伤10余人后自杀。他遗言说：“我在学到的东西就是——我是个失败者。我憎恨人类，恨你们和你们的方式。你们必须都去死。”

江苏省徐州市李广军在2006年连杀妇女多人，被捕。警察问李广军：“你知不知道自己所犯的是大案？”李广军摇了摇头说：“我妻子跟别人跑了，别人劝我，天下那么多女人，你可以再找新的，干吗非吊死在一人身上？我现在杀了那么多女的，就是给她们的男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再找新老婆去！”

帕斯卡尔《思想录》：“看到人类的盲目和可悲，仰望着全宇宙的沉默，人类被遗弃给自己一个人而没有任何光明，就像迷失在宇宙的一角，而不知道是谁把他安置在这里的，他是来做什么的，死后他又会变成什么，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知识；这时候我就陷入恐怖，犹如一个人在沉睡之中被人带到一座荒凉可怕的小岛上而醒来后却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离开一样。……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

叔本华：当我们沉溺于观察这个世界的空间和时间上的无穷辽阔悠远时，当我们深思过去和未来若干千年时，——或者当夜间的天空把无数的世界真正展现在我们眼前，而宇宙的无边无际直印入我们的意识时，——那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缩小几至于无物，觉得自己作为个体，作为活的人身，作为无常的意志表现，就像是沧海一粟似的，在消逝着，到化为乌有。但是同时又有一种直接的意识起而反抗我们自己是渺小幽灵的想法……而我们只要忘记自己的个体性，就会发现我们就是纯粹认识的永恒主体，也是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必需的，作为先决条件的肩负人。原来使我们不安的世界辽阔，但现在却安顿在我们的心中……意识着在某种意义上人和宇宙合一，因此人并不是由于宇宙的无边无际而被压低了，相反被拔高了。

黑格尔：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拚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

印度 史瓦密&#8226;维维卡南达：当一个人感到他和宇宙的无限存在，成为“一”时，当一切的隔离都已停止当一切男女、天使、神、动物、植物、整个宇宙融化成为一体时，当一切恐怖就都消失了。还怕谁呢？我能害我自己吗？我能杀我自己吗？我能伤我自己吗？你怕你自己吗？此时一切悲哀都消失了。什么还能使我悲哀呢？我是宇宙的‘一个存在’。此时一切嫉妒都消失了。嫉妒谁呢？我自己吗？此时一切恶感都消失了。我厌恶谁呢？自己吗？宇宙里已没有别的，只有我。

威廉&#8226;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中说：这种悦耳的一元论音乐，我们都爱听，它不但鼓舞人心，也使人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