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回忆说：
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毛 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 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 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使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埃及有个笑话。
在病床上，病入膏肓的穆巴拉克哀叹道：“要是我去了，埃及人民怎么办啊？”他的顾问安慰他：“总统先生，不要担心埃及人民，他们吃苦耐劳，即使吃石头也能活下去。”穆巴拉克不再哀叹，并陷入沉思，过一会儿，他告诉顾问去把石头的独家经营权授予他的儿子阿拉。
中国也有很多独家经营权。

争座位帖
近几年来，新闻中时常报道老年人与青年人抢座位，有些青年人不让座，老年人辱骂、争执乃至拳脚相加，最近报道老年人开始阻拦公交车了。一些网友评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网友的话虽然俏皮，但不是事实。不是因为这些老人经过反右、文革、下岗，于是戾气冲天，它不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很小的一种极端事情，极个别，并不具有典型性。
它也不反映中国人的整体道德在下降，不说明年轻人不尊老，不说明老人倚老卖老。因为这是一种过滤性报道，它过滤掉了大量年轻人主动让座，大量老年人通情达理的事例。选择报道个体恶性事件，这是新闻报道中的商业性质决定的。而坏消息给人深刻的印象，这是消息传播本身特点所决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但这种事件包含的社会意义，却令人深思。
一是制度设计的困局。中国的公交车中，设置有照顾专座，老弱病残具有优先使用这些座位的权力。老和残一眼可以看出，但弱和病却没有衡量的标准，女性例假应该算是弱，青年人身体不舒服，工作劳累也可以算是弱，年轻人身体有疾，他同样有优先使用座位的权力，而无需向其他乘客出示他的病历，拥挤、空气质量差的车厢里，所有乘客其实都可以说自己是弱者，所以，设置老弱病残照顾专座，是一种无效的、制造麻烦的制度设计。
二是违背公平交易原则。一样的票价，所有乘客都享有同等的权力。坐火车，为什么没有老人提出来要年轻乘客让座，而公交车却有这个不成文的道德设置呢？从前的公交车，路程和时间都比较短，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公交车一坐就是1到2个小时很常见，而且坐公交车的疲劳往往大于坐火车。公交车设置有座位乘客和无座乘客不现实，没有意义，所以，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先到先坐在情理之中。让座与否其实与道德无关，它根本不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高低的指标。
三是市场供给问题。在火车和公交车之间，还有一种车辆，中巴。为什么在中巴车里没有或者极少发生座位风波。因为中巴车规定，满员后即视为满载，再上人视为超载，需要处罚。那么公交车为什么不存在超载问题呢？公交车当然存在超载问题，但是由于公共服务无法在高峰时期提供足够的服务，所以，严重违背交通安全的问题被政府和乘客主动忽略了。正是因为市场供给的困境导致了这些恶性事件。如果各国的公交市场都是如此，类似事件将发生在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说明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的高下。
四是文化困境。中国有特殊的带有儒家特点的尊老文化，这种文化肯定有利有弊，发生一些争座位的事件，正是这种文化的代价，如果你认可这种文化，你就让座，如果你不认可这种文化，你就不让座。文化是你的主动选择，谈不上对与错，不能用道德的棒子打人。
要解决争座位的问题，就要解决以上的几个问题，甚至更多。
谢谢大家。

路边桂花开了很多，国庆er兄若来，小弟定当幸尽东道。

作家阿城的父亲钟惦斐是电影评论家，阿城曾向父亲请教：为什么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而书就相对好点？钟惦斐答道：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

作家王蒙曾说过：“大衣两个口袋里放着两篇稿子，一篇稿子是批四人帮的，一篇稿子是批走资派的。写难不住我，我不是不会写。你形势怎么发展，我有什么办法？”

张发奎在《张发奎口述自传》回忆冯玉祥：“有一个在冯手下任参谋的同学告诉我：有一次冯在开封召集会议，原定早上八点开会，冯迟到了半小时，乃宣称自己犯了过错，理应掴掌。于是，他下跪，自己打自己耳光，还左右开弓轮着掴。所有在场官兵不得不跟着下跪，且自我掴掌。”后来他的部下联名要求把冯玉祥调走，因为跟他在一起，戏剧性太强，抗不住。

冯玉祥学习古人名将，作秀让士兵脱去鞋袜，亲自为他们剪脚指甲，妄图收买人心为他卖命。有个士兵因喝酒被冯罚打军棍，便三个月不洗脚，一脱鞋臭不可闻，他对人解释：“这次我一定要让冯将军晕掉，一定要臭死他!”

1960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书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该医生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
还有一本宣传手册中说：单××，男，34岁，有很严重的遗精与阳痿。大夫并未给他用药，只是每天引导他高声朗诵毛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时隔不久，他的遗精阳痿竟然不治而愈。

冯友兰是钱钟书的老师，杨绛是冯友兰女儿宗璞的老师。据报道，1979年钱钟书在美国接受采访，指责冯友兰没有节操，并在文革期间坑人至妻小皆死。后来，宗璞写了本《东藏记》，其中写到，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譬如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
尤甲仁“学贯中西”，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意之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 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