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秦国曾经在北方打到了梁国，把梁的城廓包围起来、可以拿下了，如果拿下了梁国、那么魏国就岌岌可危了；如果再打下魏国，那么赵国就危险了，荆国就孤单无援了，这样也能称霸诸侯（张仪只说可以称霸诸侯，而不是统一天下）。但是秦国依然是撤兵，和魏国讲和了，魏国又逐渐壮大了起来。
六十一、接着张仪说秦国权臣穰侯当政的时候，内政上用兵太过度了，妄想用一国的兵力去完成两个国家兵力才能做到的事情；导致服兵役的人终身都奔波在外，国内的工商业、农业也没有人去经营而衰落。继续指出秦国的谋臣们太差劲，对于赵氏这个杂民之所居的地方没有管控好：赵氏是现代河北山西一带靠北面的地方，当时是中央杂民所居的地方，杂民之地的民风习惯是一言不合就要打架，往往很讲义气，专门谈法治是很难管理好的；能够跟他们说话对脾气、对路，就好相处。《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对于每一个省、地方的民风习性讲的非常清楚，对于山川形势、风俗产物等写的很详尽；现代的很多情况也都没有脱离此书所说的范围，在政治、心理、文化作战上很值得读、非常值得参考。

六十二、杂民所居之地，政治上历来都很成问题：汉高祖以来的汉朝在三四百年之间，对于西北的外来民族始终没有办法；因此形成了汉朝之后的魏晋南北朝的两三百年之间，汉族与外来民族的纷争。唐太宗那么了不起的人，对于边疆问题依然没有办法解决；汉唐两代对于外来民族唯一的办法，就是靠通婚、“和番”政策来羁縻，所以唐末到后来五代的时候、杂民之所居发生了变乱。假如唐代当时能够明白文化是政治战的一个最大力量，那么中华民族今天的国势很可能早就扩展到了欧洲；侵略别国之前要先做文化的侵略、消灭一个国家靠的也是文化，文化虽然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力量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每每占领一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当地人讲日本话。
六十三、然后张仪先以武王伐纣的历史经验来做比方提出建议、说动秦惠王，竟以自己头颅来坚定秦惠王的信心；可见其会说话，同时用心之深、求信之急。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一个重点：张仪、苏秦当时的动机皆是以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为出发点、动机，而把整个列国的局面和时代摆布了约二三十年；这俩人并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或政治注意，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诸侯们也不在乎任何中心思想或主意、对于道德仁义的思想都不在乎、只认利益。我们读了苏秦和张仪的传记资料，了解他们当时的历史；拿来比较今天的世界、天下，就知道当今有如何的困难，我们兼顾当今时代的迫切需要的同时，也要在利害、利益之中维持和承先启后的坚持我们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孔孟对于苏秦、张仪之流的这一套不是不懂，可是无论自己过得再艰难、凄惨，也不愿意引导社会走上这条路；而是始终要求大家讲基本的德性。

六十四、长短纵横：纵横术又名钩距术、长短术，这种术的精神和原则是我们当今社会所处的国际形势之中所需要了解的；抓得住别人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很高深的本事。《长短经》作者是唐朝人赵蕤，一生没有出来做官、是一位隐士，诗人李白是他的学生；这本书讲的是纵横术，引述的历史经验到唐代为止，在古代尤其是清朝是被暗禁的书。到了宋代的时候《素书》出世了，但是宋朝所流传的《素书》是否及时汉时的原版、无从证明；明末清初冯梦龙把历史经验拿出来写了一本《智囊补》，这些都属于纵横术范围之内的书籍其原理都是以“四两拔千斤”来掌握巧妙的力度和方法。
六十五、《长短经》把臣道分为正臣、邪臣各六类，来相互作对比：
1） 圣臣：伊尹、姜尚、张良之类在上古属于三公之流、坐而论道的人，属于王者之师、等于现代的国家最高顾问，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部门；天下一切大事在还没萌芽、事态还没有形成之前，他们就很明显的洞彻先机、能提前把握住时机，预先看得出事态发展的得失、存亡，在火没有烧起来之前就把火灭了。
2） 骨鲠之臣：自己很谦虚，尽心尽力帮助领导人把事情做好、贡献自己的宝贵意见的；哪怕被免职、罢官都无所谓，领导人不对的就指出不对，劝勉领导人守礼行义、要作长远的打算，使得领导好的地方更好、不好的地方改善。所以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对待自己非常严格，如果自己都克服不了自己而妄想征服天下是不可能的。

3） 忠臣：为国家办事尽心尽力、起早贪黑，同时“进贤不懈”、推荐人才，随时以自己的知识和历史经验来辅助皇帝的政治道德的大臣；有道德、修养、学问而厚道的人。清初有一个祖宗规定，皇帝每天早晨起来一定要先读先朝的实录、祖宗们处理政事的经历，以吸收经验、启发灵感。
4） 智臣：具有高深的远见，成败祸福能实现看得到，能防备不好的后果而提前采取适当的措施把漏洞堵住、把失败的因素灭掉；使得上面的领导人没有痛苦、烦恼、愁闷。
5） 贞臣：负责任、守纪律、奉公守法，对于上级领导交代的事情和任务尽力而为，不贪污，不收取礼物，生活清苦简单。
6） 直臣：国家昏乱的时候，对上级领导不溜须拍马、恭维谄媚，上级领导生气极了、谁都不敢发表言论建议的时候，敢于指出上级领导的错误。
六十六、三国时期的魏国人杨阜因为打马超有功，封为关内侯，他的抱负是以天下为己任、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意；常常提出抗疏（反对皇帝的意见叫抗疏，给皇帝的报告叫疏，奏议则是建议，奏疏则是与皇帝讨论问题），上级领导往往是不予理会、但是认为其人还是为了国家好。这种人只能称呼为直士，不是忠臣；因为当面给上级领导指责会让上级领导很难堪，结果反而是自己出尽了风头。魏朝另外一个大臣司空陈群和高级干部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会讲上级领导的错误；只是私下上“抗疏”指出哪里有错误、哪里必须改，他上了十几个抗疏有建议或批评、他的朋友和同僚都不知道，这种绝对没有自我宣扬、表扬的有道德学问修养的才是忠臣、对待朋友也应该如此。

六十七、恕臣之道：《世要论》是南北朝时代恒范著作的文章，属于纵横术的一部分，讲人臣的学问；其所讲的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现在拨乱发正的时代很重要。
1） 有些干部不会说话，讲的话不好听，可是他的主意和想法很好；如果因为他的嘴巴笨不会讲而当领导的不去听、那就错了，当领导的人要有体谅、包容他人的修养，了解这种人的心是好心、直心。
2） 有的人老实巴交像个乡下人，很可爱、朴实，讲话嘟嘟囔囔讲不清；但是他头脑其实聪敏得很，当领导的要了解这种人本质淳朴、聪敏的一面。
3） 希特勒横征欧非、把世界扰乱得那么严重的时候，英国人最初对于丘吉尔不敢任用，因为丘吉尔是有名的流氓作风、闹事专家；实际上丘吉尔就是可以抵抗希特勒的人，天生喜欢冒险、越有困难的事情越有兴趣去干，如果办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困难的事情懒得去干。我国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国之时，很多忠臣都是为了国家可以忍受一切的诽谤，大家都攻击他也无所谓；有的将领在前方作战，背后还有人上密报讲他的坏话，皇帝接到这样的报告看都不看、加上一个密封寄送给前方将领、以示对将领的信任和恕之以忠。
4） 有的人非常公正廉明，但是却受到群众的强烈反击；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这个担当来守正以逆众意、坚持正确的政策，甚至于有时候执法上违背了自己的私欲、宁可忍受自己的痛苦或牺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5） 有些人个性倔强，绝不愿意委屈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准则去迎合某件事情或某类人。有些人明知道做一些事情可以成功、得名得利，但是知道结果会给社会或后世留下祸根；那么宁可不要这些功名富贵也不做这些事情。
6） 有些人地位很低，可是非常有见地，古今中外这样被埋没的人很多；往往这类人提出建议的时候，中层领导们认为这种人是越级、非要开除掉不可。
7） 有些人有特殊的个性、才能，性格孤僻不愿意跟同事或朋友多往来，这种人也有他自己的操守、不会随便苟同他人；但是这种人容易遭到攻击、诽谤。
8） 所以做领导的人要注意，这些人都是难能可贵的，要对部下了解、体谅的七个恕道；如果一个当领导的不具备这七个恕道，就不能得到六正的干部。每个时代都有人才，第一在于领导是否能够赏识，第二在于领导是否能够培养；即使是人才也需要加以培养，没有好的环境、有利条件的话、人才的才能也无法得以发挥。所以六正与七恕是君臣、领导和部下们双方需要共修之道。

六十八、反派臣道的型态：六种邪臣、不走正道的干部；有的人讨好上司，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和道德底线；有些人马马虎虎应付了事，对自己有利益的就做，对自己没有利益的就不做，发展下去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1） 具臣：规规矩矩安于职位，凡事都公事公办、不特别努力，随着时代的潮流而浮沉；对现实利益把握很牢，随大流、随世俗而行。这种人只是凑数的，可有可无。
2） 谀臣：拍马屁这一类的，只是讨好、巴结领导，偷偷摸摸不走正道的，只做领导喜欢的事情，专说领导爱听的话语；往往因此而害了领导也无所谓的。
3） 奸臣：心里非常阴险，外表看起来很小心谨慎、规矩的很，态度讨喜，最嫉妒贤德之人和比自己出色的人；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在领导面前不表示自己的意见、只是态度冷漠然后点点滴滴去暗中造成坏印象；他要提拔的都是巴结他、隐瞒他的缺点替他专门讲好话的人。这样的人造成该罚的没有罚，该赏的人没有赏，甚至不该罚的罚了、不该赏的人赏了，对于领导的命令不能贯彻。
4） 谄臣：嘴巴专门讲别人的是非和错误，自己的错误总有办法掩盖或是用言语颠倒是非黑白、把自己的错误反而说成是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和不公，调拨他人、同事、邻居、朋友等等之间的是非、破坏别人的情感、离间别人的情谊。
5） 贼臣：王莽之流玩弄权势、权术篆位的人，用权势和权术拉帮结派、颠倒是非黑白来搞自己的团队，甚至假传上面领导的旨意蒙骗他人、达到自己的功名富贵。
6） 亡国之臣：帮助领导干坏事，把所有的失误、错误都归到领导身上；实际上错误和过失并非领导导致，或是属于很多人的却被归于领导一人。

六十九、防邪之道：引证恒范的《世要论》讲防范的方法：具体要看实际情形，如何运用需要智慧，要观察其做事的动机来判断，读书千万不要被书上的道理所困。一个修道的人不需要把自己标榜的很了不起，而是跟普通人一样，即“和光同尘”。
1） 有些人的才能做小事尽忠，绝不施诈，没有存心骗人，也没有大的反叛目的；一旦放到大的职位上就不忠了。因为他的才能不够，受环境的影像而变坏了；或是年纪大了，觉得不再替自己捞点好处就没机会了；人的心理是跟着时空、地位等不断在变化的。
2） 有些人脾气很大、冲劲也大，表现的好像非常仁义的样子；实际上没有真胆识，做出来的事情往往违背道义、仁义。当主管的要仔细考核、观察，其是否表里如一的人
3） 嫉妒的心理：有的人名气大了、得奖多了、能力高了、文章写得好、衣服穿的好、长相漂亮等等就会被人嫉妒，出现打击、诽谤的事情；所以领导对于评论要客观的看待，要注意观察是不是其中有嫉妒的成分导致。
4） 挑拨、说是非、打小报告的馋言：有些人颠倒是非黑白，把死的说成活的，在逻辑上、理论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行得通；而实际上都是邪道，用的是好像对的道理去伤害别人。
5） 奸佞之人：专权的人，对于跟自己关系好的人、巴结自己的人就给予好处或奖励、提拔，不是公平公正对待工作；特别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不巴结自己的人，给予打击或诽谤，找机会给人穿小鞋。
6） 欺君罔上：有些人心里想要害人，故意在表面上讲好话、暗暗使坏，讲得冠冕堂皇、公事公办的样子；实际上公报私仇、手段非常高明的害人。
7） 伪：靠巴结领导身边信任的人，让这些人影响领导来让自己得名得利、巩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七十、忠奸之辨：春秋战国在陈灵公的时期，一个被后世称为“一代妖姬”叫做夏姬的女人，据说她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惑、亡在她身上；陈国的陈灵公和几个大臣们跟她宣淫于朝，大臣泄治就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陈灵公就暗暗让刺客把泄治杀害了。有一天子贡问孔子，这个泄治的行为是不是相同纣王时代的比干、都是合于仁道？孔子回答：两个人并不一样，比干从私人关系来讲是纣王的皇叔，从公的关系来讲是纣王的少师、等同高级顾问；为了宗庙社稷牺牲自己，希望能够使得纣王悔悟，是真正的仁。而泄治是个下大夫的官员、初级的官位，跟陈灵公也没有私人的亲密关系，面对这样的君主一个君子就应该挂冠而去，可是泄治的胸怀爱国家的成分也有；但是妄想影响陈灵公的混乱是白死算不上忠臣，这算是怀宠，所以跟仁道并不相干。
七十一、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每天上朝开会文物大臣和他乱七八糟的吵，叔孙通当时是一个附员、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的生活、给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到读书人就骂，所以斥责叔孙通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我的天下是靠武力打下来的，你算什么东西的意思）”。叔孙通顶他说：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汉高祖听了认为有道理、就问他要如何办，于是叔孙通替他拟定计划、建立制度。经过几个月后把所定的制度礼仪都演习好了，请汉高祖来坐朝；那种仪式、威风俨然大汉皇帝的气派、真的完全不同，叔孙通开创了汉朝文物制度成为汉代的儒宗。朝班的制度自汉代由其创建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几千年；这几千年当中，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都受到他的影响。

七十二、叔孙通曾经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有办法自保；秦始皇死后二世接位，召集知识分子们开会，问“据说外面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都说实话，并且劝二世改过；唯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是写小偷而已，二世听了非常高兴。叔孙通知道秦朝没希望了，溜走了；他希望有一个好的时代能够施行正统的文化、做一番事业制定文化精神的体制，所在进退之间他看的非常清楚、而不是迂腐古板的墨守成规。司马迁对于他的评价是“量主而进”，即后世所说的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七十三、司马迁进而引申说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如果大部分的树木都是弯曲的、那么直立的树木就很容易被砍伐，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人很显眼、容易凸显、凸显了就容易被针对；所以有时候先让自己站住脚跟、不被砍伐和攻击毁灭掉，但是内心保持一贯的真正道德仁义的“致曲则全”。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大直若拙”、看起来好像不会说话，“道同委蛇”、做人的法则如同太极拳四两拔千斤而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之间，为社会、国家、民族文化，为自己都要站住很难，站住之后还要达到一个仁德的目的就更难了

七十四、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怨到了极点、各处的报告反映给朝廷的意见，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他把这些全部都压下去、使得上下的意见都不沟通；古人传统文化的观念，如果担任了职位而无法有贡献、宁可不接受，所以朱云当时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这样做应该杀掉。汉代最有名的祸乱是宦官，明朝的祸乱也是宦官、亡于宦官（如魏忠贤），汉朝就亡在外戚（如王莽）、宦官两个因素，唐朝亡于藩镇（权臣）；钟鼓历史上的祸乱大致离不开外戚、宦官、藩镇三大原因，只有清朝对于这三个因素防范很严谨。
七十五、范晔举例后汉的窦武和陈蕃两位名臣，当时发生了党祸，这两位想挽回时代的风气；陈蕃并不是不能做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可是他想要提倡伦理道德、悲悯世人，认为退隐不是人生的道理，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心来改变政治、帮助窦武，因为窦武的党祸案子而把命赔上了。虽然他没有成功，单指这种精神的生命不死，万代都受人敬仰；当觉得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的时候，唯有牺牲自己。古代有时候把历史故事放在正文后面，等于是给文章的观点做注解。

一、三国的广陵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一带，张超是当地的太守，他把地方政事交给了臧洪；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把张超包围，杀了他的全族。当时臧洪自己出兵去解救张超，同时向袁绍求救兵、袁绍没有理会；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后来朋友成为了冤家，袁绍兴兵围攻臧洪、破城后杀了臧洪。当时三国是纵横时代、是没有道义的社会，藏洪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不清楚，雍丘当时在地方割据战斗之中是处于非常偏僻、危险的地方；去解救张超是一种壮烈的情操，但是向袁绍求救则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袁绍已经暗中和曹操合作了。就像现代要想实行三代时的礼乐之道，是不可能走得通的事情；所以要对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行，单纯以个人情感来做事、一个人情绪影响到作战的决策是军事上的大忌讳，要“谋定而后动”。现代国际形势也类似三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利益相同之时就结合，利益不同之时就分手了。
二、英雄豪杰在某种环境之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的仁义、在心理上是两样的；马丁路德说的“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为了达到最高的理想、主义，有时候尽管内心痛苦也不得不做出小的牺牲。孔子说“言必行，行必果；硁硁（形容浅薄固执）然，小人哉！”：大丈夫成就大事业、立大功，有个远大的目标必须完成的时候，有时候就不能过去拘泥小节；如，为了国家民族大业、顾不上个人小节的事情乃至于挨骂背负指责，也只好坚持。

七十八、一诺千金的故事：季布年轻时候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的游侠，跟随项羽作战非常勇猛；有一次差点砍到了刘邦的马尾巴，因此刘邦非常痛恨他。刘邦得天下之后全国通缉悬赏季布，谁藏匿了季布就诛全族。季布逃到了山东一位朱大侠家里隐姓埋名卖身做佣人，朱大侠晚上私下找他问明情况；告诉季布，逃亡不是办法，迟早有一天会被发现的。朱大侠跟刘邦部下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于是去洛阳见夏候婴，一帮帮助刘邦打天下的老朋友都来宴请朱大侠；朱大侠要求他们帮忙转告刘邦：季布是年轻有为的将才、可当大用的豪杰之士，当初追杀刘邦是各为其主；如果把他逼迫太紧了，不是向南逃去南越、就是向北逃去匈奴（刘邦当时的天下在长江以南的两广、云贵一带，中原一带；南越王赵佗虽然称臣并未心服，北方的匈奴随时可能起来侵犯），何必平白送给敌人一个勇将、给自己增加一个祸患。后来季布当了汉朝的大将，非常忠于汉室；山东李大侠不要功名富贵，继续当游侠去了。
七十九、季布自认有了不起的才华，当初跟错了领导、心有不甘，项羽失败后，还是等待机会来发展，所以最后他成为了汉代的名将。一个有文学、有道德、有见解、有气派、有才具的贤者，固然把生死看的很严重，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不会像小人物一样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气得去上吊；怀抱大志向的人，绝不轻易言死。

八十、乱世的纵横捭阖的功利主义：楚汉之争之时，魏豹和彭越都是有部队、能作战、举足轻重的名将，萧何、张良、陈平等人使用反间计掌握了这些摆来摆去的人；但是魏豹和彭越是太保、流氓、土匪出身的投机分子，始终怀有叛逆之意，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因为乱世才有机可乘，他们自认为很有智慧和才干、还能有机会获得名利，所以他们失败了宁愿被俘虏也不会自杀。项羽失败了则是觉得耻辱，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而自杀。
八十一、古文的“赞、颂”等都是在传记后面的一个评论，司马迁的《蔺相如列传》之后评论说：蔺相如知道自己非死不可，但是死本身并不是最困难的，而是应该死或不应该死的这个决定；这个判断和决定不但需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这才是最难的事。蔺相如不把和氏璧交给秦昭王，把自己的生命和和氏璧要一起毁掉，回过头来骂秦昭王和他的臣子；蔺相如本人并没有武功，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杀头，在这个情形之下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最难的、一般人是没有这个勇气的。蔺相如回到赵国因为这个事情获得了官职跟廉颇一样大，廉颇非常不服气、处处跟他作对，但是无论廉颇如何侮辱、蔺相如都躲开他；别人问蔺相如为何要怕廉颇，蔺相如说：因为有我和廉颇两个人在，秦国不敢来攻打；如果一个国家的文武大臣有了冲突，国家就危险了。后来这个话传到了廉颇那，廉颇负荆请罪，俩人成为好朋友。可见蔺相如的智慧和修养，对于应该在什么地方、时候、事情去不怕死，对于什么事情应该不轻言死，他不会盲目的冲动，而是有大智慧、大勇、大忍辱的自处之道。

八十二、管仲曾经是帮助齐桓公的对手公子纠的，曾经用箭射中了齐桓公的腰带上的环；公子纠被杀之后，管仲被抓入牢房。后来在鲍叔牙的劝说下齐桓公重用了管仲，管仲成为一代名臣。所以管仲说：我被打败了关在牢房里，我不认为这个是可耻的；我认为可耻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活了一辈子不能够治平天下、对国家对社会没有贡献。我自认有大才，可以使一个国家称霸天下，所以我认为有大才而不能使威信施展于天下、才是真正的可耻。这都说明，真正有学问才识的人，对于生死之间，有很清楚的观念和取舍。
八十三、《长短经》作者是唐代人，书中说的宋朝不可能是唐朝以后的赵匡胤打下的天下（宋高宗南渡之后称为南宋，南渡之前称为北宋，赵家做皇帝、又名赵宋；刘宋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其第一皇帝是平民出身的刘裕、故又名刘宋。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如果发生类似的疑问，就要把俩是的年代弄清楚。刘宋时代的宗悫在还没有得志的时候，他的同乡庾业有财有势、宴请客人都是几十道菜、酒席摆放有一丈见方那么大，但是招待宗悫却只是给他吃杂粮煮的饭、宗悫照旧吃。后来宗悫当豫州太守、相当于地方诸侯，军权、政权、司法权、生杀权一手抓；没有因为当初被庾业看不起而记仇，反而请庾业当秘书长，具有崇高的道德和厚道的心地。人与人相处，气度大的人活得很快活；更何况“人生何处不相逢”！

八十四、曾子、原宪在穷困中心里不忧愁，到处被人看不起心里也不烦恼、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常，胸怀伟大的理想、具有长远的眼光，有这样的气度、修养、德行。韩信、黥布这一类的人则是倒霉的时候就做倒霉的事情，那时身体被侮辱都可以头不抬、佝着背向人作揖、磕头，在一些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了，则像在一些英雄的头上跑马似的、不可一世。这两种人，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干、不得志就只好委屈；一种是道德情操高尚，认为人生本来应该平淡、不求功名富贵，所以甘于平淡。
八十五、郦寄的故事：汉高祖死后吕后想把政权让自己娘家人掌控在手，将汉高祖的老部下都撵出。郦寄的父亲帮助韩高手打下了天下、是秘书兼参谋的官职，周勃这帮汉高祖的老部下教郦寄故意跟吕禄做好朋友，吕禄当时是执金吾、等同现代的首都卫暑司令，要把吕禄支开才能方便汉高祖的老部下们推翻吕家政权的行动顺利经行；所以郦寄被安排在起事的当天邀请吕禄去郊外玩，周勃他们则推翻吕氏政权、把汉高祖的中子代王接来即位当孝文皇帝。郦寄这样做不是出卖朋友，而是为了国家、天下做出了对国家政治有利的贡献。
八十六、三国时期的靳允是把手范城的首长，吕布设法抓了他母亲来威胁他归顺；曹操当时带兵攻打徐州，命令大将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此时曹操手下一位大将张邈反叛曹操，曹操只好自己迎战吕布。此时吕布如果拿下了范城、就可以消灭曹操。曹操赶紧命令程昱去游说靳允不必考虑其母亲的安危、要固守范城，靳允当时不是曹操的部属、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效忠曹操；但是他被程昱说服而固守范城，置自己的母亲之安危于不顾，在情理上靳允这样做是对自己母亲不孝。卫国的贵族叫开方的人，在齐国做官十年都不曾请假回家看望过自己的父母；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如何可能合爱自己的领导呢？所以管仲把他开除了。能够对父母有感情，才能对朋友、社会、国家有感情！

八十七、汉高祖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汉高祖手下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住、用来威胁王陵；王陵的母亲看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所以在自己被软禁之后、知道王陵有孝心不会放弃自己，所以修下一封遗书偷偷送给王陵、要他好好辅助汉高祖，然后自己自杀、使王陵心里没有牵挂的去一心帮助刘邦。
八十八、曹操把徐庶的母亲抓起来胁迫徐庶，刘备知道后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清理的事情；如果你留下来帮我，曹操会杀你的母亲、使得你良心一辈子都受到责备、不安，你还是去曹操那吧。一个领导人，应该深体人情，所以曹操和刘备是完全不同的领导器度之人。
八十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他们：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大臣子产能够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骗；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亶父的时候，受到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一般人不敢骗他。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这三个不同的反应，哪一种更好？
九十、王朗说：领导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真正爱人和敬事，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义而不忍心骗他。如果是领导什么事情都察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会使得一般人无法欺骗他；偶尔用一下可以，但是常用的话不大好；这样使得下属为了怕做错了而不敢做、不愿意做等形成不良之风；有时候下面的人员也许无心说了句话、做领导的非要去揭穿让他难堪就没有必要了，有时候装傻也是领导人的聪明智慧。如果是法令太多了，完全靠刑罚、法规来管理的话，一般的干部怕犯法而不敢欺骗领导；但是去办理事情的时候只守着法律法规、不用头脑去做事，哪怕是于情于理不合适的也绝对不会变通行事、只求自保，就会起到很大的反面效果。所以不能单方面讲干部要对领导尽忠，要上位者机身具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会感激恩义。所以主要还是在于领导人自己决定大事的时候不能斤斤计较小的方面，而是要权衡两端、要持平。

九十一、公孙弘是汉朝有名的宰相，来自乡间平民出身，粗茶淡饭、衣着朴素、对人谦虚、礼贤下士，实际上是在汉武帝面前惺惺作态、表面现象；司马迁对他是亲眼所见的人，《史记》 对于公孙弘的传记中都是好话、不好的写在了别人的传记里面了。古代写历史的人，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但是中国历史大多是隔代之后写的、当代多是记录下来而已，当代同一代的人要批评别人也要留点情面、否则不好当面交代，隔代的评论没有情感或利害关系、才能冷静客观，但是隔代的对于当时许多事情又不能够完全清楚、真实。有的人用仁做幌子、假借仁作为手段来达到个人的利益，有的人怕触法法令、不合规矩而勉强做到仁的境界、不是自身具有道德仁义的修养；有的人处处讲究义、做事情是否合理或应该与否，并不一定是为了一个义的目的去做的；为了自己利益还是天下的利益，在内在的思想、动机上是又差别的。
九十二、一部二十四史几乎没有一个开国皇帝不杀功臣的，只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称为美谈：他手下的将领们在陈桥兵变的时候都是他的同事，把他捧起来做皇帝；很多人当了领导之后，以前的老乡、同学、同事、朋友们依然以老姿态在公共场所讲一些空话、让领导下不来台或难堪，所以赵匡胤当皇帝之后当时一起打天下的人恃宠而骄、让赵匡胤很难办，所以把这些部下请来吃饭喝酒之后说：大家要什么给什么，回家享福去好不好？所以没有杀过功臣，这是他仁慈的一面；因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始终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纳入板块：赵匡胤是军人出身、深知战争的痛苦和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残害，他不想打仗，只想过安定的日子，拿钱向辽金把这些地方买回来。安于仁的人天性就良善，而以仁为手段谋利的人只是表面做到仁的形式而不是天生、内心的厚道。

九十三、圣人是天上的道德、器识、才具、学问、见解没有不完全具备的，中等的人则各自具有一定的长处、才能而不是全都具备的；既然全德的人是极少数，要想达到至善的只能靠后天的努力、由外在行为做起慢慢影响道内在修养，依靠后天礼义等教育、能对于自己的欲望所有节制。如果不在后天上用礼义等教育来节制，而是任由欲望无穷无尽的发展、放纵，怎么能够吃苦、安于淡泊做到绝对贞洁、公正廉明、尤其是在名利财富上不苟取、言行举止合于礼义道德呢？所以《礼记》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志是情感与思想的综合，人一旦得意就会忘形、就很危险，事业往往到了顶点之后就会大失败。廉洁之士不是说不爱钱，而是取之有道，对于不义之财绝对不取。现代全世界的很多人都反对后天的约束，认为这些太假了，认为应该想如何就如何才是自由，要求放任自然、任由愚蠢或丑陋不稳定的情绪肆意放纵而毫不加以约束；那么想杀人就杀人、想抢劫就抢劫，岂非也是放任自然、自由？
九十四、晋朝有名的大臣陶侃，平民出身，做过都督、长江以南的政权都操作在手里；他很节俭，把木匠做工生下来的竹木小废料都留下来堆了几个房间，自己每天把家里的陶土砖块搬进搬出，他说人一旦安逸之后受不了苦力就不行。后来发生了战争，造战船的时候需要的竹钉没有地方买，他把那些留存的小竹木废料拿出来做成竹钉、及时造好了战船。他告诉部下：天下任何东西都有用处，不要随便浪费。

九十五、秦国大将白起打赵国，赵国打败了、四十万人向他投降，而白起在一夜之间把四十万人都活埋了；如果是为了私怨、对投降的人活埋这个罪过就太大了，白起自认为做得很高吗，其实这样反而增加了秦国统一的苦难，这样做让天下人都知道凡是向秦国投降的都不会有好结果。从那次以后，秦国再与人开战，所有人都清楚如果投降也是死、要死的时候就壮烈地抵抗到底；自此以后，秦国无论攻打什么地方，都很不容易打下来了。从战略和政略上来说，白起这个做法有效的消弱了自己的有利形势，使得政治上、国际上自己的计划都走不通；并且秦国本来就兵源不足，这一仗下来秦国的死伤过半，对于秦国的损害却无法弥补，以将领来说白起这样也不是一个好将领。一名大将必须懂得政治、政略、战略、有长远的眼光，需要文武兼备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大而用兵、小而做人，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原则；要言而有信，欺骗只能获得一时的胜利、其恶果则是得不偿失的。
九十六、黄石公说的柔能克刚、弱可制强，柔即为道德的感化，过刚则是强硬的手段和方式；太刚的人往往被很多人仇视，做人做事都是这个道理。纣王当时百战百胜，结果还是被周武王打垮而亡国了；项羽每次打仗都是胜利，和刘邦打了七十二次战役、只有最后一次失败了、也完了。汉代的学者随何（曾经劝黥布背楚降汉，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封他为护军中尉）曾经说过：全国人的心里都不希望楚国项羽打胜仗，项羽一打胜仗，所有的诸侯都害怕而彼此联盟、互帮互助；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大家都知道刘邦是个老实人、直爽厚道，大家都愿意跟刘邦合作。所以，要想成功还是要诚恳。

对日抗战的点点滴滴：
一、 七七事变的前后，杨麟的父亲杨管北先生和杜月笙先生当时已经到了重庆，杨麟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由祖父带着从他的家乡去重庆大后方；他一路看到老百姓、学生们国难当前都千辛万苦奔赴大后方、团结起来为抗日战争而奋斗，这些历史故事有血有肉、非常悲壮而惨痛。杨麟现在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怕这些历史真实资料丧失了；所以希望把这些当时全国青年、平民发动抗日战争的情形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或一本书、流传后世。
二、 南怀瑾先生跟杨麟的祖父认识，跟杨麟家是三代的交情；非常赞同杨麟的这个主张，我们撇开政治、党派关系和人我是非的意见，以自己亲身所经历、所见所闻讲一个公平现实的历史情况。这样做难度很大，中国的历史经历这么大的转变、可以说是几千年的一个大变化，许多历史真实的事项都淹没了；电影《我的一九一九》根据顾维钧先生的回忆录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巴黎和会的历史镜头，中间有新闻纪录片可以给要写剧本的人参考一下。
三、 抗日战争以现在的立场来讲，是全国性的、超越一切党派的，当时在形式上是以国民党蒋介石先生所代表的那么个局面；现在要回转讲当时的情况有一定的困难，即使是亲身经历的回忆也像梦幻泡影一样、都非真实、要讲起来都很难。古今中外的历史大半都是假的，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内容是后人有了时代的主观成见插入而曲折复杂；小说的人名、时代、地点也许是假的，但是那些故事里描写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大部分都是真有其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