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0节
社会生产生活里的“幼子继承制”非常不适合国家的政治生活，因为管理国家不同于放牧牛羊，更加需要智慧和实力。
《射雕英雄传》里就有成吉思汗年轻时妻子被夺而怀孕生长子术赤的文字，成吉思汗去世时，幼子拖雷太幼小，为了政权管理的稳定和内部的和谐，最终推举三子窝阔台继位。
正是亲中选贤的大汗推举制与“幼子守灶”的财产继承制，导致了蒙古汗国和元朝在汗位、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导致了蒙古汗国时期的汗位转移和元朝中后期的宫廷政变。
努尔哈赤晚年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死后，大妃乌拉纳嘛氏要嫁给次子代善。
努尔哈赤的这个决定，从正面理解是努尔哈赤考虑政权的管理必须依赖年长的男性，代善年长而宽厚是合适的人选。
努尔哈赤这个决定，将大妃嫁给儿子，又非常传统的恪守了满蒙的历史传统。
努尔哈赤对于传统的恪守，还表现在大妃乌拉纳嘛氏的三个儿子，多尔衮、阿济格和多铎当时分别掌管了镶红旗、正白旗和镶白旗。
后金的八旗不但是行政单位，也是军事单位，出生于1614年的多铎，在1626年也是一旗之主，明显带有照顾幼子的传统。
努尔哈赤去世之后，合法的继承人在代善和多尔衮之间选择，最终，手段高妙的皇太极掌握了最高领导权。
皇太极掌握最高领导权，一个是手段，一个是威望推举。在这个过程里仅仅牺牲了一个乌拉纳嘛氏，在满蒙汗位的世代交替里是非常罕见的和谐。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后金的顶层固然也有权力的争夺，但，他们在争夺的时候有确保本民族最高利益的自觉——绝不分裂。
1626年，后金顶层的自觉妥协和团结，挺过了北边民族政权制度上的客观风险，明朝和蒙古的林丹汗迎来了更可怕的敌人皇太极。
1627年崇祯登基，以高超的政治手腕解决了魏忠贤，当然是威风凛凛，朝廷内外不可能不倒抽一口冷气。在这个时候，如果崇祯继续学习祖宗好榜样躲在幕后，在对外战争上采取守势，很容易守住基本盘。
对于明朝的灭亡，相当多的人比较强调小冰期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
地球气温，在一万年以前，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而且也保持了一些相当平稳的状态，这个时间长达八千多年。这是整个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最贴近的阶段。也正是因为这个阶段气温的升高，为人类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社会生产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
从一万年前到20世纪初期，地球气温都相对稳定而仅仅有一些小幅度的波动。
可是， 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叶，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同时出现了一些寒冷气候，因此人们称之为小冰河期。
这个小冰河期有时候称之为明朝小冰期，是因为这个气温最低的阶段就是在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580年至1650年。这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万年以来的次低点，因此在百万年当中也是最低的6、7个极度寒冷的时期之一。
全球气温的下降，造成的恶果是夏天的大旱与大涝交替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就连广东等地也都在狂降暴雪。
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1653年(顺治十年)的阳历的7月底，从家乡杭州出发，由运河坐船前往北京。11月7日，谈迁到达天津，18日，运河就封冻了。谈迁在北京住了3年，顺治13年的阳历的3月7日，运河开冻，他才坐船南返。由谈迁的记载推算，顺治年间，北运河每年封冻的时间长达110天，比20世纪的50年代华北最冷冬天的时间，北运河封冻的时间还要长。
崇祯即位的1627年正好是小冰期最寒冷时期的中段，承接几十年寒冷的负面影响，后面是接连不断的气象灾害，正如行走在谷底，极苦无比。
明朝小冰河时期，由于温度的下降和干冷天气的持续不断，中国的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清朝初年叶梦珠编辑的《阅世编》中曾经提到，江西的柑橘向来都是贡品，在顺治、康熙年间，橘子常常会突然被冻死，突然受到打击的橘农吓得不敢再种橘子了。
气象灾害，农业减产，政府税收减少而基层民众生活艰难，阶级矛盾就空前尖锐，政府也就缺少对抗外来侵略的整体能力，内外交困，明王朝崩盘了。
如果把明朝的崩盘直接归给小冰期，那就太胡闹了。小冰期对于中原的农耕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影响更残酷。
农业生产最怕的是夏季的旱灾、涝灾，如果突然冷一下子更加的可怕，但，耕地的不动特点，农民毕竟还可以想一些办法的，比如凿井抗旱。游牧业最怕的是冬季的暴雪，因为农耕毕竟有一个冬闲，粮食、秸秆是可以库存的，牧民在寒冷的冬季如果遇上暴风雪，牛羊饥饿是一死一大群。
为什么人家后金可以在小冰期崛起而明朝只能灭亡呢？难道所有的政府都倒台了吗？
崇祯的问题是政策和心态。
崇祯之前，明政府的经济已经有了一点问题，但，激烈的社会矛盾却是在天启去世之后星火燎原的。
天启7年3月，1627年，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催逼税粮，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中国历史上饥民暴动冲进县城杀个把知县是并不罕见的事情，但引发如此波澜壮阔的农民暴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也是非常罕见的，其原因就在于崇祯的政策一步一步激化矛盾。
崇祯上台，陕北农民出现暴动，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二者结合在一起，其核心其实只一个：明政府能否有应对内外危机的经济支持。
饥民暴动说明民众的经济负担已经到达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战线收缩，集中力量处理主要矛盾。
在王二没有在澄城暴动之前，不管澄城每年的税收是多少，毕竟能够给明中央政府一点税收，王二澄城暴动，必然减少明政府的税收。如果明政府出动军队去镇压澄城暴动，必然加大其他县城民众的负担。在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已经到达临界点之际，如果明政府不能减轻整个社会的负担，澄城暴动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1节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大进军，必然破坏新解放区的经济，并且因为野战军脱离老区向边疆进军，补给线的拉长加剧了老区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新成立的政府感觉到手忙脚乱的紧张。
为解决问题，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全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不要‘四面出击’,一定要坚持‘四面八方’。”
毛泽东提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解决失业问题、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等具体举措。
经济困难，内外交困，要求崇祯必须在次要防线有所缓和，节省财物减轻民众的负担。
崇祯的政策是正好相反，只管根据自己的性情处理边患，不但扩大了和后金的战争，而且引发了和蒙古林丹汗的新战争。
皇太极领导的后金，拥有的地盘和人口，与崇祯领导的明政府相比，正如近现代日本与大中国的对比，当然，远远比不过日本与大中国的对比。最重要的是，崇祯时代的明政府和皇太极领导的后金相比，除了军队有精悍的战斗力之外，经济总量和科技总量都远远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只要战略防守和皇太极熬就可以了。
有本事，你就打，老子就不和你打，老子给你搞经济封锁，反正我的本钱厚实，你也不可能百战百胜。
事实上，长期的战争熬的后金也是苦不堪言，皇太极一个劲想和崇祯搞和平：我们和谐的干活，我们的牛羊换你们的锅碗瓢盆的干活。
崇祯，多骄傲啊！他不是和皇太极搞和平外交，他要求的是皇太极的臣服。
建州女真原本是明政府管理下的边疆少数民族，一不留神，让努尔哈赤鼓捣的乱七八糟损失巨大，皇帝白天吃饭不香夜晚睡不安稳觉，现在，你想和我平起平坐搞和谈，不成，你必须跪着。
要说历史没有给崇祯机会，那还真实胡扯蛋。历史给他的机遇远远超过了考验。
明末是恶战的时代，野战军统帅是最急需的人才。
在重文轻武的明王朝，在内外交攻的残酷战争里，明王朝在短短20年里竟然诞生了5位文职军事统帅，吓死人了。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今武昌，出生于1569年，1597年考中进士，由推官擢御史，1608年，受命巡按辽东。
明朝的进士统计有一点分歧，我个人倾向是89科，实际总数24595人，这是276年的总数，平均每年89.11人。
明王朝一年出生多少个男孩子？这么多人按照概率，一般只有90人不到考取进士，这个太难了。
因为考取的艰难，只要是进士，只要不犯太大的错误，一般都能混一个省部级高官，所以，等闲没有几个人改行打仗。
文人改行打仗，太艰难了。
近代中国，文人改行打仗有一个高潮：曾国藩创建湘军。
以曾国藩的时代论，顶层的军事统帅，也不过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而已。
以上5人，胡林翼1836年进士、曾国藩1838年进士、李鸿章1847年进士、张之洞1863年进士，左宗棠只是举人。
猛一看，这5位都是大将领，也都有学问，可仔细分析，就发现问题了，曾国藩虽然创建了湘军，但并不能一线指挥打仗——打一仗败一仗从来就没赢过一回，所有的战场胜利都是别的将领的荣耀。
曾国藩是战略家，能练兵、能选将，其实不能打仗。
以上5人，真正带队冲锋而积功为野战军司令员的，只有一个左宗棠，偏偏考不上进士。
满清晚期，新军开练，专职的军校开始出现，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黄埔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因此，1925年开始出现的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大多是军校毕业。和国军不同，共产党的军队在创建后，因为封闭的环境，严格意义的正规军校在战争时期没有创建，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科班军校出身的将领要少的多。不过呢，如果我们以1955年元帅为分析标准，发现军校毕业背景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叶剑英，行伍出身的是贺龙，政工干部出身而元帅的是陈毅、罗荣桓，这两位的军事指挥能力相对弱的很。
即使元帅之上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虽然参与战略决策，尤其是毛泽东是卓越的战略家，但如果独立指挥部队打仗那是一定不能胜任的，他们不是军事技术干部。
还有一个问题，我上面名单的5个政工，如果放在科举时代，能够进士吗？
熊廷弼巡按辽东，面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特别是后金势力兴起，提出保卫辽东的方略——“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并上疏备陈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大计，实行军屯，建粮仓十七所，三年之内屯积粮谷三十万石。修建七百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七座、墩台一百余座，按劾将吏，军纪大振。
很多人，特别是崇祯帝，没有看到明军和满蒙军队相对的天然短板和相对优势。
因为防范军阀坐大的谋逆危险，宋明军队都有单兵战斗力低下，并且战斗意志也非常低下。这两个特点合并为一个特点：宋明军队缺乏主动进攻的能力，不适合野战和攻城。
但，宋明政权都是比较富庶的政权，拥有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和兵源优势。
1619年杨镐指挥11万大军分进合击努尔哈赤的6万军队，结果损失了5万人。
损失5万军队当然是惨败，但，明朝庞大的人口总量很快就可以补充，如果努尔哈赤损失5万人，基本就赌尽了。
熊廷弼抓住了明军和女真军队的长短：我在边境搞生产经营，我和你死熬。
明军虽然不长于野战，但只要有城池依托，有粮食，熬的精神是有的。
1619年，杨镐萨尔浒大败，压根就不是指挥的问题。11万大军，不可能一窝蜂的进军，一定要分进合击或者梯队行军。6万女真军队只要集结主力就可以分割明军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被包围的那部明军能够据地坚守死死的咬住努尔哈赤，各路明军猬集之后，女真军队除了跑路就是溃败。
没有一路明军能够据地坚守抵住敌军的攻击。
萨尔浒之战后，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他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他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为主，反对浪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一年多内不敢轻进。
1620年，努尔哈赤率兵再攻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辽东局势初步稳定。
努尔哈赤遇到巨大挫折，进士出身的熊廷弼亲临战场挡了努尔哈赤的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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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然后，熊廷弼在明朝的内斗里被免职为民，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丢掉了辽河以东的所有土地。
无可奈何之际，熊廷弼被起用，提出三方布置策：在广宁厚集步骑以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与登、莱各设巡抚，置舟师，乘机入辽南；在东面联合朝鲜从后方打击后金；在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
熊廷弼是坚定的防守派，在辽河以东丢失后，他将战略中枢后移到山海关，坚守广宁联合林丹汗以夷制夷。作为战略家，熊廷弼看到努尔哈赤尽占辽河以东的客观缺点：势力已经到达辽东湾，明军可以组建水军跨海作战，女真人长于骑射不通舟楫。
正面坚守，侧翼骚扰。
可是，同时担任辽东巡抚的王化贞主张主动出击，三个月内荡平后金。
“经抚不合”争论的结果是，朝廷支持王化贞而放弃熊廷弼的策略。
明朝的朝廷呀，怎么评价呢？打开中国战争史，哪一个朝代有过三个月灭掉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记录？
主动进攻的王化贞在1622年丢失了广宁城、损失了3万军队。
王化贞建议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认为事已不可为，遂撤回山海关，放弃了山海关之外的所有土地。
朝廷招架不住放弃土地的责任，于是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熊廷弼卷入了党争，因为他的政敌王化贞是首辅叶向高的弟子，于是，熊廷弼在1625年被传首九边。
熊廷弼的死，究其根本就在于对战争目的和手段的不同认识。
熊廷弼主守，抓住了努尔哈赤的天然短板而回避了明军的弱点，最重要的是，熊廷弼在辽东利用地广人稀的特点搞屯田，大体减轻了军粮的供应减轻了明政府的负担。
王化贞丢失广宁后，山海关外汉人大规模向内地流亡，经济已经非常的残破。熊廷弼如果和努尔哈赤死掐，就必须从关内大规模调集兵力和物力，以明军的野战能力和反攻能力，这仗即使能打赢，也是旷日持久，沉重的军费压力是明政府不能承受的。最要命的是，后金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即使战场失利也能够快速撤退——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后金搞这种对峙在政治上也许短期得分，但在经济上是太亏了。如果明王朝的经济底气比较宽裕，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小冰期影响下的明朝财政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是寻找突破口的地下火岩，一旦喷发，势不可挡必然烧毁“野草以及野草装饰的地面”。
那已经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夜的1622年。
我们生活在现代民族思想的新中国，几十年“全国一盘棋”的“小家服从大家”的奉献精神教育，大部分潜意识里有了为祖国流血流汗理所应当的思想。可是，我们评价历史必须站在历史时代的视角，因为我们能够批判历史不能更改历史。今天的我们，为了祖国，可以奉献，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人民，我们有国家利益就是我们核心利益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初期，饥饿的老百姓强行劫夺了一列火车，打开车厢发现是运往边疆的军粮，于是，原封不动离开了。
问题是明朝时期的大部分民众没有这样的认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已经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只管吃饭哪有现代的民族意识。
明朝灭亡，王夫之才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在这之前，民众只有个人的家族观念而没有民族思想。比如，国家是谁的？今天的我们都明明白白的知道国家的属性有阶级属性和民族属性，可是，在清朝灭亡之前，国家政权就是皇帝家的。
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算上中华民国，正儿八经的被外族灭掉的中央政权一共就南陈、南宋和大顺（明中央政权也是被李自成灭掉的），秦、西汉、新莽、东汉、曹魏、东晋、南朝的宋齐粱、隋、唐、五代、清朝，还有最近的中华民国，都是被内部力量推翻的。
西晋和北宋虽然都是被少数民族攻破了首都，但国家政权并没有断绝，所以，我们只能说南宋最终被少数民族灭掉，南朝的陈是中原衣冠南渡的自然延续，北方的隋王朝，就比较难听的现代意义讲，是外来侵略者的后代和滞留中原的地主建立的“胡汉杂糅”的“维持会”，或者直白的说，就是汉奸政权。我个人认为南朝陈的灭亡是外来力量而不属于内斗。
就历史时代而言，一个政权能否稳定，其实是三大任务：1、维持国家财政的基本运转，相对缓和阶级矛盾，否则，没饭吃的农民就会暴动；2、绝对防范将领的军阀化倾向，军阀一旦出现，其走向必然是大规模的战争和谋夺中央政权；3、抵御外来侵略。
我们仔细察看中国历史，发现两个规律：疆域扩大的阶段都是内部和谐社会稳定时期国力的自然扩张，疆域丢失的阶段绝大部分处于国内矛盾尖锐的内斗时期——1840年之后的历史不同于1840年之前，近代历史的领土丢失有国力衰弱和内乱两种不同的模式，比如，香港岛、台湾岛的被割占就与内乱无关。
广宁，就是今天辽宁的北镇城，距离山海关大约500里！
熊廷弼竟然放弃了五百里江山，难道他不是汉奸吗？
从广宁到山海关，包含我们比较熟悉的辽西走廊，之所以说熟悉，是1948年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和国军在东北大决战的关键锦州战役的战场所在。广宁距离梁兴初阻击廖耀湘兵团的黑山非常的近，从广宁向西南，依次是朱瑞牺牲的义县、锦州、葫芦岛，易守难攻的战略要点非常的多，熊廷弼为什么就放弃了500里江山直接撤退到山海关呢？
那么，我们继续疑问一下：蒋介石在丢失了东北后，为什么不集结力量在葫芦岛附近阻击东北野战军入关呢？
简单，明军只要守住广宁，一个方面是可以连接蒙古的林丹汗形成战役协同，另一个方面是相对辽阔的地域的粮食产量可以支持坚守的后勤。明军丢失广宁后，以手头仅有的3万军队绝对不可能反攻努尔哈赤的5万大军，在狭窄的辽西走量安营下寨，比如来一个“塔山大战”，也不是不可以挡住努尔哈赤。问题在于，广宁失守后，山海关以外的狭窄走廊战线非常的长而物产非常的少，长期的坚守会压垮明朝的财政引发内部的阶级斗争。
熊廷弼退守山海关，依托特别险恶的地形弥补兵源的不足，最重要的是，熊廷弼的大撤退拉长了后金进攻山海关的补给线而缩短了明军补给线。
从1622年到1644年，22年，明军和关外的战争就拉锯在山海关之外，如果不是吴三桂的“痛哭六军具缟素”，清军能否入关还真不一定。

@沒來過 2017-08-16 16:13:06
楼主这一贴可谓精彩，然则准备过程太长，看官我都忘了，先生您想说什么^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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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表扬和批评。洞郎纠纷，牵扯到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更牵扯到明末清初中原政权更迭对于西藏的影响，直接原因是清末的领土被纠缠。我的意思是说，1、弄明白来龙去脉，2、以“类似”的历史思考中印的战略纠缠——洞郎纠纷牵扯到中国崛起的大关键。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3节
反过来讲，熊廷弼之后，不管崇祯帝如何的集结倾国之力从山海关北上，不管袁崇焕、洪承畴多么努力，他们的战场再也突破不了广宁一线。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不是将领的能力不够，也不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够，而是，明王朝的财政压根就支持不了十几万大军离开山海关去进攻广宁，一旦战争持续，明政府就无以为继。1641年3月到1642年3月，洪承畴指挥17万军队在辽西走廊和皇太极搞战略大决战，对峙了一年，明军最终崩溃，其原因很简单，粮饷压力逼迫明军必须主动出击而不能长围久困。
在明清辽西拉锯之前有一个长平之战，赵王之所以换下廉颇，其关键就是赵国扛不住久战的经济压力。
在明清辽西拉锯之后有一个淮海战役，陈毅同志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军队打仗，打的意志，打的指挥，打的智慧，问题是，敢战的汉军、能打的韩信、聪明的张良，都不是汉兴的关键因素，核心是萧何的粮食和兵源补给。
战争一旦持久，粮食不但是战斗力，而且是核心战斗力，谁不承认这一点，谁把自己饿三天然后疾行十公里抢占山头去。
熊廷弼放弃狭长的辽西走廊退守山海关，不但缩短了自己的补给线，还缩小了明军和后金的接触面。熊廷弼的退缩，是否会让明朝难受呢？当然不难受，因为熊廷弼的政策是“以夷制夷”，让林丹汗和后金死掐好了。
熊廷弼放弃山海关之外的土地后，努尔哈赤并没有立即跟进，这与东北进入华北的艰难有关。
打开地图，我们发现，华北连接东北的通道三条路：一是由居庸关到赤峰再到通辽；二是由古北口经承德到朝阳；历来用得最多，最为重要的是第三条，即由山海关经葫芦岛到锦州，地理上这条线被称作辽西走廊。
“居庸关—赤峰—通辽”通道，在今天是G45高速，全称为大庆—广州高速公路。G45高速，北起大庆市，途经松原、双辽、通辽、赤峰、承德，到达北京，然后南下广州。
“古北口—承德—朝阳”通道，在今天是G25高速，全称是长春—深圳高速公路。G25高速，起点为长春，途径四平、昌图、彰武、阜新、北票、朝阳、凌源、承德、唐山，到天津南下深圳。
由山海关经葫芦岛到锦州，正好是辽西走廊，也叫榆（渝）关走廊。位于今辽宁省锦州市与河北省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西南—东北走向，长约185公里，宽8～15公里。
地图上看，这走廊细如羊肠，东傍大海，西邻随行的群山，自东北向西南，由山由水挟持着一路下来，在华北坦途的门口被山海关稳稳镇锁，于是就有了关里关外的区分。
辽西走廊是连接关内关外的最重要的通道，可是，这走廊，“出榆关以东行，南濒海，北限大山，尽皆粗恶不毛”。
在农牧业为主要经济的古代，如此狭长而自我生产能力有限的地带恶战，必须有强大的国民经济支持。
华北连接东北的三条通道，在今天有G16通道连接赤峰——通辽——锦州。
熊廷弼离职后，努尔哈赤一面和林丹汗争夺，另一方面在辽西走廊慢慢推进。
辽西战场又崛起了一个读书的将领——袁崇焕。
袁崇焕，出生于1584年，1619年中进士，任职福建邵武知县。这个35岁的正县级干部，不积极搞民生工程，特别喜欢谈论兵法，
夏允彝《幸存录》说：“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或问之，则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随意抽取可也。斯岂执事必敬者乎？”
遇见退伍的老兵时，袁崇焕与其讨论边塞上的事情，所以对边塞的状况比较了解，自认为有镇守边关的才能。
袁崇焕的军事之路非常的特点。
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军事的了解，一般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书本，袁崇焕是进士，是高等级知识分子，理应读《孙子兵法》等等获得军事知识。
因为这种偏长，知识分子从军多为“谋士”，统兵打仗的军事首长要少的多。
因为喜欢读书，知识分子从军容易纸上谈兵，一个代表是赵括，一个代表是马谡。
1965年12月，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中也说：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后来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这个？
努尔哈赤可是把《三国演义》当成军事教科书的！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军最缺少的是军事实际。比如，一个士兵急行军需要携带多少干粮？多带跑不动，少带饿肚子。
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骑兵就是“雪白的枣红马乌黑的钢刀”，马踏黄河两岸杀的敌人鬼哭狼嚎。后来，读了一本《八路军骑兵团》的书，才知道骑兵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骑马打仗，另一种是骑马到达指定地点然后步行参战。这种区别，大体与今天的“摩步兵”和“装甲兵”的区别相类似。
实践，有些时候，真的不能缺少。
和熊廷弼有矛盾的王化贞竟然认为林丹汗可以集结40万军队。
你说，他缺心眼到什么程度？不占领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什么时候能够集结40万军队？
袁崇焕，经常和退伍老兵讨论边塞状况，了解的未必是全局，但感受是真实的，而且，久战能活的老兵所拥有的实践知识是极难得的。
1622年，熊廷弼倒霉的时候，袁崇焕往京城觐见明熹宗朱由校，御史侯恂破格提拔袁崇焕在兵部任职。
广宁失陷，朝廷商议，派人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得知后，随即一个人往关外查阅地形。回朝之后，袁崇焕上言称：“只要能给我足够的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可以镇守山海关。”
如果，朝廷是一个理智的朝廷，就是缺心眼也不能任命一个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读书人，这家伙进入政府才三年！
可是，明王朝一定会重用袁崇焕！
为什么？简单，明朝末年的士大夫是一群只知道体面而不知道实际的相互攻击的书呆子。
这是一种只允许说大话而不允许说实话的环境。
皇帝的新装？
问题是，打仗是一个高风险的活，从1619年到1622年，和努尔哈赤恶战的那些人，没有几个好下场的，熊廷弼、王化贞都下了大狱。
真没有几个人主动请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他就是胡说八道，也要接受，因为，你不让他去，谁去？你去？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4节
朝廷破格拔袁崇焕为宁前道兵备佥事，督关外军，拨给帑金二十万，并让其招兵买马。
明朝在全国划分为41个兵备道，由正四品的按察司副使或者正五品的兵备佥事担任主官，职责是稳定地方治安，同时又要协助巡抚处理军务，其军事职权主要包括分理军务，操练卫所军队和地方民快，缉捕盗贼镇压民乱，管理卫所兵马、钱粮和屯田，巡视江湖防御等。
明朝的官员，品级要比清朝低一点，按察司正使是三品、按察司副使是正四品，兵备佥事是正五品。
一个县令，一天兵没当，一天仗没打，三年后，担任了军分区司令员——管理的地片比今天的军分区大得多，那个时候的山东仅仅分成三个兵备道。
1622年3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商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袁崇焕以为不妥，力争。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6月26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1623年春，孙承宗命袁崇焕抚哈刺慎各部，令其移出八里铺至宁远，收复二百七十里——这个是实际路程。孙承宗初令祖大寿筑宁远城，九月又令袁崇焕和满桂前往，袁崇焕定城规模，督祖大寿等建城。1624年，宁远城竣工，遂成关外重镇。
宁远，在哪里？今天的地图是找不到的。
1914年，辽宁的宁远，因与山西、湖南、甘肃、新疆等省之宁远县重名，乃沿用辽时之名改称兴城县。
宁远，也就是今天的兴城，直线距离山海关越230里，东北距离锦州约为120里，东北距离广宁大约300里。
如果以王化贞丢失的广宁相比，袁崇焕守宁远大约后退了300里，如果以熊廷弼退守山海关相比，大约前出了230里。
某种程度讲，袁崇焕前出宁远，非常接近王化贞兵败广宁后的提议：能守多少是多少。
王在晋提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其实是坚持熊廷弼的思想。
这里头有一个疑点：熊廷弼放弃山海关外土地后，努尔哈赤为什么没有跟进？简单，在如此狭隘的走廊里，少留兵容易被吃掉，多留兵就被牵住了手脚。
攻克广宁后，后金的战略要点是锦州，他正好处在走廊的宽广出口——如果把走廊比喻成一个喇叭，山海关是细口而锦州是广口。
袁崇焕能够稳稳当当的跑到宁远270里路程之外修城，王在晋为什么反对呢？
两个原因：1、修城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活，半拉子的时候努尔哈赤如果来攻，能发挥作用吗？2、修城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一旦完工就要留相当人马坚守。以明朝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边防军是不可能和后金野战军战略决战，而关内的援军的到来是没谱的事情。如果努尔哈赤前来围攻宁远，山海关的守军是前来支援呢还是只管守城？
1625年，孙承宗与袁崇焕派遣将领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并修缮城防长期驻守，宁远因此成为内地，开疆复土两百里。
锦州成为宁远的前哨阵地。
努尔哈赤干什么去了？努尔哈赤很忙，林丹汗纠缠住了他的精力。
1625年10月，孙承宗遭到罢免，高第接替其职。高第认为关外一定会守不住，命令军队全部撤出锦州及右屯等地，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说：“锦州、右屯、大凌三城都是前锋要地，如果撤兵，已经安居的百姓将再次被迁徙，收回的疆土再次沦陷，关内外经得住几次退守？”袁崇焕也向高第极力争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收回的疆土怎么能轻易放弃？锦州、右屯动摇，宁远便会难保，进而使关门失去了保障。这些地方只需要派遣良将守卫，就不需要太多的顾虑。”但高第执意要撤离，并且想要撤掉宁远的军队，但袁崇焕表示宁愿死在宁远，也不愿撤离，高第无法强迫袁崇焕，于是将锦州等地军民尽数撤离，丢弃米粟十余万，在迁徙路上死亡的人非常多，哭声震野，军民怨声载道，袁崇焕于是请求回家为父守丧，但遭到拒绝。同年十二月，袁崇焕升为按察使，正三品。
参加工作才6年，从县令进步到正三品的按察使，确实够快的。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西渡辽河，23日，后金军抵达宁远。
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麟拥重兵于山海关，不去救援宁远。
袁崇焕以死守城。
依托西洋巨炮，袁崇焕守住了宁远城，但，面对后金军队攻略觉华岛杀死参将金冠及军民数万人的残酷，袁崇焕也无力救援觉华。
1626年，袁崇焕守住了宁远，只能说挫败了努尔哈赤的进攻图谋，因为他不能反攻，也不能救援觉华。
为什么这样呢？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守住宁远，一个是坚固的城堡，另一个是西洋巨炮，因为条件的限制，那个时候的西洋巨炮的机动能力非常的有限，而且，巨炮这玩意，在城墙上可以很从容的调整射程，野战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努尔哈赤围攻宁远，“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
“议战守”，就是“迎战”或者“防守”，结果“无善策”，就是预测“迎战必败”而“守御也不能持久”。
朝廷看不到希望，拿不定主意，你让高第怎么办？
按道理，一支军队打胜仗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后金是独立建国的敌对政权，战和大计必须出自朝廷——大臣有提建议的权力和义务——作为方面军统帅，高第要统筹全局。在全局紊乱的情况下，袁崇焕和高第发生了战略分歧。
柳河之败后，高第上疏：“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为扼要。近闻渡河取败，宜挑选精兵谨防山海。及查关山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管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
萨尔浒一战，明朝直接损失5万人马和大片的土地，广宁一战，王化贞丢了3万多人马。不到3年，仅仅蓟辽方面就牺牲了8万多军队和配套的战争物资。
广宁战役发起之前，王化贞有6万人，熊廷弼大约是5千人。广宁之后，熊廷弼手里最多3万多人，皇太极可以集结6万人。在这种状态下，野战是一定失败的，防守也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代，因为交通的落后，明朝从关内增援的速度是绝对赶不上皇太极进军的速度。
有些朋友说：袁崇焕守住了宁远，是大胜。
我认为，如果仅仅就宁远一点而论，袁崇焕获得胜利，如果以战局论，袁崇焕是失败者。
原因有二：1、袁崇焕在宁远能够坚守是因为在战争之前一年就修筑了城池，并拥有西洋大炮，如果没有这两点，袁崇焕一定守不住宁远；2、觉华岛陷落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宁远坚守的成功。
因为袁崇焕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评论家有意无意的降低觉华岛失守的战略意义。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5节
觉华岛位于兴城东南10余公里的海中，呈长葫芦形，面积13.5平方公里，地势南高北低，最高海拔198.2米，海岸线长27公里，是辽东湾第一大岛屿。面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差不多。
觉华岛俗称大海山，在唐宋时代称桃花岛——黄蓉在这里长大？辽金时代称觉华岛。因岛上盛开野菊花——桃花呢？1922年改称菊花岛。经兴城市政府申请，2009年12月15日，菊花岛再次易名为觉华岛。
孙承宗既经营宁远城之筑城与戍守，又经营觉华岛之囤粮与舟师。明广宁失陷后，御守重在宁远城，粮储则重在觉华岛。觉华岛有一主岛和三小岛——今称磨盘岛、张山岛、阎山岛，共13.5平方公里，其中主岛12.5平方公里。
明觉华岛的水师，由游击金冠统领。其作用：一是守卫岛上的粮料、器械；二是配合陆师进图恢复辽东失地；三是策应宁远之城守。
“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岛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
觉华岛有两个意义：1、海岛储粮，因为后金没有舟师，海水是骑兵的天然阻挡；2、在努尔哈赤围攻宁远的时候，岛兵游击其后。
觉华岛的粮食储存对于明军来讲是战略性的重要，觉华岛成为明军与后金军的必据必争之地。
1626年正月26日，后金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觉华岛。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和女真骑兵，约数万人，由冰上驰攻觉华岛。明军凿冰15里为濠，列阵以车楯卫之。辰时，武讷格统领的后金骑兵，分列12队，武纳格居中，扑向位于岛“龙头”上的囤粮城。岛上明军，“凿冰寒苦，既无盔甲、兵械，又系水手，不能耐战，且以寡不敌众”；不料大雪纷飞，冰濠重新冻合。后金骑兵，履冰驰进，从靺鞨口登岸，攻入囤粮城北门，猛烈厮杀，冲进城中。后金骑兵驰突乱斫，岛上水兵阵脚遂乱。后金军火焚城中囤积粮料，浓烟蔽岛，火光冲天。旋即转攻东山，万骑驰冲；巳时，并攻西山，一路涌杀。后金军的驰突攻杀，受到明守岛官兵的拼死抵抗：“且岛中诸将，金冠先死，而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
此战，明军损失惨重。觉华岛上明军7000余名和商民7000余丁口都被后金军杀戮；粮料8万余石和船2000余艘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
后金方面付出的代价是死亡269名。
努尔哈赤的退兵，压根就与袁崇焕无关。高第在山海关不援，觉华岛粮食基地已经毁掉，努尔哈赤还需要进攻宁远吗？只要远远的在那里死熬就可以。
努尔哈赤最终撤兵是因为毛文龙不顾东江镇已经十分艰危的处境，毅然出击袭击后金后方，迫使后金回师沈阳。
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出生于浙江钱塘县。父亲毛伟弃商从儒，母亲沈氏出身杭州望族。
毛文龙“为人落拓不治生产，好谈兵”。三十岁那年，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
熊延弼评价，“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牟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略，有作为者，岂能多得。”
毛文龙以都司之职率兵援助朝鲜，辽东失陷后，从海路逃回。
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初期，汉民抵制情绪非常的大。毛文龙没有跑回辽西参加正面战场，而是在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巧得很，316年后，有一个叫毛泽东的人，也是坚持搞敌后抗战。
1621年7月25日，毛文龙侦得镇江城中空虚，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220余人夜袭镇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60多人。镇江大捷以后，全辽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毛文龙因功授副总兵，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在这之后，毛文龙就和努尔哈赤搞了没完没了拉锯。整体而言，毛文龙处于下风。1622年11月，毛文龙率众入据距铁山八十里之海中皮岛。
皮岛， 在鸭绿江口东之西朝鲜湾，也称东江。皮岛东西15里，南北10里，岛屿基本不生草木，没有经济能力。但是，皮岛位于辽东、朝鲜、后金之间，北岸海面80里即抵后金界，其东北海即朝鲜，关联三方，位置冲要。今属朝鲜，改名椴岛。
毛文龙依托海岛，在辽东光复地盘，其实力有多大呢？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承认他的军队有2万8千人。
2万8千人的战斗力如何？不好说，但肯定不差，因为孤悬敌后，如果没有战斗力肯定被剿灭了。
根据材料可知，毛文龙在敌后极得民心建立了比较得力的情报网，搞个偷袭斩杀十个八个的敌人是很正常的。对军队战斗力的评价，还有一个相对评价，比如警察的战斗力太一般了，但，如果搞了真正的情报在敌人空虚的时候发起攻击，屠杀臣服后金的政府工作人员，破坏后金的经济那是非常可怕的。
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军队的战斗力非常的强悍，但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兵员有限。
1621年之前，努尔哈赤大体是三条战线：林丹汗、明政府、朝鲜。
林丹汗的威胁其实最大。
以努尔哈赤的战斗力砸到那个方向，就在那个方向获得胜利，但，他在那个方向都不敢持久作战，一旦被纠缠住，另外两股力量趁虚而入就能要了他的老命。
毛文龙出乎意料的在东江搞敌后战场，成了钉在牛屁股上的一群蚊子，虽然不要命，骚扰的也受不了。
现实里我们，一百多斤的体重十多斤鲜血，有些时候让一只蚊子或者苍蝇就搞的垂头丧气苦不堪言。
谁不信，谁实践去。
因为本钱短小，努尔哈赤的远征大多是集结主力，也就很难在两个方向作战。我个人理解，这也是熊廷弼放弃山海关外土地后努尔哈赤不敢立即跟进的原因——时刻不敢远离老巢。
那么，袁崇焕的宁远大捷有什么意义？
这是抗战以来，明政府在正面战场第一次通过血战守住的城池，他鼓舞了军心和士气。
努尔哈赤进攻宁远，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麟“并拥兵关上不救，中外谓宁远必不守。及崇焕以书闻，举朝大喜，立擢崇焕右佥都御史。”
清人评价宁远大捷：“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
自萨尔浒之战，明军是战必败、守必破，跑得快就可以为国家保存一点力量。袁崇焕守住宁远，明军对坚城利炮就有了信心。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6节
只要是累战累败，最终只能是灭亡，只要能够胜利，即使是偶然，也可以寻找必然的条件。
在宁远以外，更筑坚城如何？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给朝廷一个战略建议：“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
袁崇焕的战略，简单的讲，就是堡垒推进，并在收复的土地上搞农业生产减少对中央政府的经济需求。
这一年的冬天，辽东巡抚袁崇焕偕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议大兴屯田，渐复第所弃旧土。”
战略前哨再一次推进到锦州。
袁崇焕再一次讨论占据：“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砲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
打不过，只能依靠坚城利炮。
这一年的8月，努尔哈赤病死，袁崇焕派遣使者前往吊唁，以刺探虚实，皇太极遣使回报。袁崇焕想要和后金议和，于是自写书一封再次派遣使者前往。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
辽东巡抚袁崇焕在没有向朝廷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和皇太极搞议和。刚刚登基的皇太极也想稳定一下。
朝廷最终否定了袁崇焕的议和。
曾经坚定出击的袁崇焕为什么成了明王朝在辽东第一个议和的人？
1627年4月，袁崇焕上书：“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袁崇焕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山海关之外虽然有几个城，但狭窄的走廊土地出产极少，养不活6万军队和数十万商民，所以，我要将前哨推进到锦州。可是，修城需要时间，最怕的是半途而废，所以，我趁皇太极“有事江东”搞假议和。
袁崇焕，作为文人改行打仗，是极优秀的，但，战略上是极短视的。
林丹汗是在1627年4月西征的，说明这个时候的林丹汗对于后金的牵制作用已经下降，朝鲜和毛文龙是必须珍惜的力量。
袁崇焕以假议和完成修城是战术蒙骗，皇太极以假议和完成征服朝鲜是战略蒙骗。
1627年丁卯正月初八，皇太极对朝鲜宣战，阿敏率领3万余骑渡过鸭绿江，攻占义州，济尔哈朗则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扎的铁山。毛文龙退居皮岛。阿敏认为皮岛隔海相望，没有水师，无法进攻，而义州则被后金轻易攻取，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因此把进攻目标转为朝鲜。
在明军和后金的战争里，朝鲜的立场是支持明政府，但，战场上是每战必败。这一次，阿敏率领大军南下朝鲜，朝鲜和毛文龙同时向明廷告急，明廷命袁崇焕前往救援。袁崇焕派遣水军增援毛文龙，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人率领9千兵力逼近三岔河，以牵制后金军。
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最终和后金缔结了合约，朝鲜历史称之为 “丁卯胡乱”或者“丁卯虏乱”。
在这之后，朝鲜虽然和皇太极的关系有波折，但在1636年之前就袖手旁观了。
1627年5月，皇太极从朝鲜退兵后，率兵直抵锦州，将其包围。赵率教闭城坚守待援。袁崇焕以宁远的兵力不能轻易调动，于是让尤世禄、祖大寿率领精锐骑兵四千绕到大军后面决战，另派遣水军从东面进行牵制，并请求蓟镇等地发兵东护关门。明廷下令调一切可以调的军队——那么远，压根就没用。
尤世禄刚要整备出发，后金军又分兵来攻宁远，袁崇焕坚守宁远。
六月，后金军撤兵，史称“宁锦大捷”。而后金军撤兵时顺道毁坏大小凌河二城。
袁崇焕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文龙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据朝鲜记载，毛文龙得知后金兵西向广宁，谓“天下胜败安危在此一举”，分兵八路，王辅李良梅从义州，徐孤臣、曲承恩从昌城渡江，六月初五日，王辅、李良梅等至鞍山驿，为诈降假鞑所诱，入城后多获人畜而出，再入城中，即被包围，六将战死，所率军兵一万八千人尽没。
林丹汗已经西走，朝鲜已经袖手旁观，如果皇太极攻破了宁锦，毛文龙就极孤立。毛文龙一旦完蛋，皇太极就可以专力对付中原，毛文龙在“天下胜败安危在此一举”的认识下，向辽东发起了反扑，仅仅在鞍山驿就损失了1万8千人。
赵率教和袁崇焕分别守住了锦州和宁远，就辽西战场而论，也算的上大捷。
皇太极仅仅毁坏大小凌河二城。
整体而言，大家打平了。
1627年天启去世，崇祯登基，1628年的4月，袁崇焕被重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这一年的7月，袁崇焕和崇祯搞了亲切的当面交流。
“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给我什么回报？
飘飘然的袁崇焕就吹牛：“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5年，我给你把后金灭了。
崇祯更是一个急性子：“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伙家，你好好干，我给你一个大红包。
“帝退少憩”，正亲切交流呢，皇帝为什么“少憩”呢？简单，上厕所拉屎尿尿去了。
给事中许誉卿，就借这个空档“叩以五年之略。”
你的计划？
袁崇焕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他那么急性子，我安慰安慰。
许誉卿反问：“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
皇帝是一个记账的聪明人。
袁崇焕“怃然自失”，感觉不对头，这个时候，“帝出”，上完厕所了，这个急性子让袁崇焕忽悠的兴奋的很。
袁崇焕就抓紧转向：“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你这活不好干，我的，条件大大的要。
崇祯当然答应了。
袁崇焕还给崇祯一个预防针：“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
我的战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施太难了，因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
我们在前线，有时候比较特殊，难免能有一些不懂事的事，“敌亦从而间之”，请你信任我。
妈的，让他料准了。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7节
崇祯为什么最后疑惑了袁崇焕？因为袁崇焕不但没有力量反攻后金，就是继续坚守宁锦防线都面临巨大的压力。
简单说，袁崇焕是一个蹩脚的战略家。
这袁崇焕刚刚和皇帝见面，前线就乱了套。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
缺饷4个月的军队发生了绑架巡抚、总兵的事情，冲突里“自肃伤重”。
兵备副使郭广初，“躬翼自肃”，说好话搞和谐，弄来二万银两应付，军队不答应，“贷商民足五万”，解决了内乱。
巡抚“毕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
袁崇焕没到任之前，毕自肃是蓟辽方面的最高领导，自杀了。
一般来讲，大国的军队分类比较完整，边防军承担着国防要务，其武器的配备和后勤保障要高于内地的治安部队。当然，边防军的供应相当多时候受限于保障能力条件可能很苦，比如，在朝鲜的志愿军的供应就非常的苦，雪水吃炒面，苦到不能更苦，但这个苦不是政府不努力而是美军的飞机轰炸破坏了供应线。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生活还有一点地区差，比如，上海驻军的生活因为上海本身的繁荣而吃的好一些是可以理解的。
1628年的辽西走廊，经济开发程度非常的低，爱国人士的拥军工作也比较差劲，生活的来源一个是开荒种地——南泥湾——一个就是吃军饷。
因为明政府和后金的仗打的时间太长了，损失的兵员太多了，袁崇焕那个“辽人守辽土”在实践上已经不可能，因为“辽人”的生育能力抵不过战争的消耗，所以，辽西走廊的边防军必须获得内地的兵源补给。具体数量，袁崇焕说“班军四万人”，也就是在社会治安较好而没有边防任务的省区抽调军队“轮戍”。
明朝整个北边，从鸭绿江一直到居庸关，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还有山东和天津，统统直接受到后金的威胁，明政府只能从南方抽调军队“轮戍”。这一来，出了一个麻烦：南方人来北方有一个饮食习惯问题，还有一个不长于屯田的问题。
南方人来辽宁塞外，生活真的很苦，明政府竟然还拖欠了4个月的军饷。这军人吃饭和老百姓过日子还不同，老百姓还有家庭可以相互帮衬，离家几千里的军人如果没有了军饷，怎么办？
这一闹，虽然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军变，但，也已经到了军变的边缘。
袁崇焕以小聪明解决了军变的危险，然后把目光盯上了毛文龙。
毛文龙在远离祖国的海岛和敌后抗战，为了生存，难免有旧军阀的作风，虚报战功、冒领军饷、横行霸道，为了生存，也可能跑到朝鲜那边搞抢劫，也可能和后金那边搞生意，至于正常的生意往来那就太正常了。
从严格的角度讲，随便拿一条就可以斩杀毛文龙，问题是，生活在正常社会状态里的人不能按照一般的社会规范要求边缘人物，而且是给社会付出牺牲的人物。
袁崇焕其实也背着朝廷秘密和皇太极谈判，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有些事情是必须当断则断。
袁崇焕当面对崇祯帝说：“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
军队的生活确实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的地方。比如，我们的社会强调的是公平和信任，电影《集结号》里团长刘泽水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在留下谷子地打掩护的时候，为了让他们血拼到底，给了一个永远没有的集结号的承诺。
多年后，谷子地在刘泽水墓前大哭大闹，难道仅仅是自己的委屈？非也，彻骨的寒冷——连老上级、老战友都如此的蒙骗，这个世界，我信任谁？
袁崇焕太明白毛文龙所犯的罪过是所有将领都有的通病，他也知道东江很重要，他斩杀毛文龙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两个字：军饷。
崇祯元年七月份，登莱海防道王廷试造访皮岛，大阅东江兵力，上报朝廷说毛文龙养兵二万八千人。
对于军饷，毛文龙向朝廷的要价是每年40万两白银、40万石米。
明政府已经非常的艰难，一直拖着不给，逼得急了给一点，天启还拿内帑接济毛文龙。
自有东江镇以来，毛文龙、登莱、户部三方就一直在东江镇的额饷问题上扯皮。现在终于有了定数了，二万八千人。
按照明末九边一般的规矩，每兵月饷一两五钱，本色粮饷一石，外加草乾马料等折色，毛文龙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40万、40万额饷。
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太仓岁入银两研究》有明末税收和开支的数字。
1617年，万历45年，收入3890000，支出4219029，赤字329029；
1620年，万历48年，收入 5830246，支出 6086692，赤字256446；
1621年，天启元年，收入7552745，支出 8568906，赤字1016161；
1622年，天启2年，收入4968795，开支5927721，赤字958926；
1623年，天启3年，收入7893137，开支10776982，赤字2883845；
1625年，天启5年，收入3030725，开支2854370，结余176335；
1626年，天启6年，收入3986241，开支4279417，赤字293176；
1628年，崇祯元年，收入7064200，支出 9568942，赤字2504742；
1630年，崇祯3年，收9136357，开支 9500628，赤字364271；
1631年，崇祯4年，收入12249195，开支 11125252，结余1123943；
1634年，崇祯7年，收入12812000，开支 12153000，结余659000；
1639年，估计税收约2000万；
1642年，估计税收约2300万。
1617年，万历45年，收入3890000，支出4219029，赤字329029；
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太仓岁入银两研究》的材料，在万历元年，也就是1571年之前，明政府的正常税收一般不超过200万两，从1572年到1617年，明政府的税收一般在300万两以上或者400万两以上。
万历一朝，是明政府税收明显加大的阶段，其税收的增加，重要是对手工业增加税收。万历征收工商税引发了抗税风暴，并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万历的政策为明朝的灭亡提供了根基。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任何社会只要正常发展，必定产生两个推导：1、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酬必须提高；2、社会管理成本一定增加。
比如，海南建省后，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不设地区层级，市、县由省直接管辖。那么，是否可以向全国推广呢？就现阶段是不太可以的，因为海南的面积和人口，其实仅仅相当于一般省份的一个地级单位。
大多数省份之所以有地级单位，一个是省级单位的管理能力，另一个是省级单位的平衡能力。比如，紧急救灾，在地级范围开会的时效性肯定超过全省范围。
行政区划，在整个世界范畴都是越划越多。
社会的进步，必然出现更多的矛盾，政府的管理就越复杂，开支必然增多，比如，封建时代的地方领导是兼职的法官，而新社会有了完整的公检法系统，国家的管理成本必然增加。
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在小车已经普及进千家万户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公务员骑自行车去办公。
这不是节俭，这是偏执的社会反动。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8节
任何社会的进步，带来的必然推论是政府税收增加，而税收的增加，一个是提高税额，另一个是开辟税源。
古代中国的主要税收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二者的征收的成本管理最简单：地亩一般不能隐瞒，人口一般也不能隐瞒。不过，这两个税的致命缺点是很难增加，土地的数量和农业产出，在相当阶段是比较稳定的。
明朝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中国东南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出现了富裕的工商业者。
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对于封建经济本身而言，固然有否定的一面，但，因为二者都属于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经济其实是在封建经济的母胎里产生，二者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
地主希望发财，资本家也需要发财，二者的区别是发财的手段而不是发财的目的。
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资本无孔不入的特点，对于“自由”——资本投资和生产的自由——有着必须的追求，反映在政治上，对于封建的专治有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资本与封建的斗争，当然是社会的进步，这是大方向，但，资本既然是社会生产，就必须纳税，这也是社会的必然。
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热点的讨论，就是派出矿监、税监对工商业者征税。
过去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封建时代的历史研究，因为“笔杆子”掌握在士大夫手里，宦官被贴上反动的标签，万历竟然重用太监收税，几乎不需要讨论就给于否定。
万历年间的反矿监斗争，其实是两个方面：1、该不该收税？税收的合理负担是多少？2、万历为什么派出宦官收税？
工商业者应该交税，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大前提。
因为牵扯到个人的利益，工商业者反对征税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前提——主动交税就太扯淡了。
不过，工商业缴纳税收，和土地税相比，有一个技术麻烦：缴纳的比率。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商品的税收比率是不同的，这种比率是长时间经济生活总结的规律，在资本萌芽阶段当然没有这样的科学管理。
征税的技术手段短缺和工商业者必然的逃税倾向，碰上了与工商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士大夫集团——《红楼梦》里四大家族的薛家和士大夫集团就有密切的关系，王熙凤也偷偷摸摸放高利贷——明政府的征税遇到空前的反抗。
万历年间反矿监的市民运动，其构成是城市中的封建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商人，其关键就在于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的封建士大夫和工商业者有着复杂的联系，所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就反对封建政府的“暴征”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又带有对抗政府正常税收的历史反动。
税，是要交的，关键是度。
因为士大夫与工商业有太密切的关系，因为工商业生产和土地生产的确定性不同——土地税的征收的技术手段是“计亩征税”——政府很难确定性的知道工商业生产者非常科学的税收标准，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有了伙同工商业者蒙骗中央政府的技术可能。
有一个叫孔尚任的人，写了一本《桃花扇》，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给朝廷和“魏家种”的腐败，把正义的标签给了“复社文人”。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复设文人侯方域，竟然能够频繁出入秦淮河畔一等一的歌舞厅，还睡了天下最知名的妓女，请问，钱从何来？
关于矿监斗争的材料，几乎都是由文官们留下的。在对矿监税使的问题上，文官、宦官几乎是壁垒森严。文官对这一现象的批评，既有实事求是的揭露、忧心忡忡的警告，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乃至夸大其词的渲染，这就需要对各类材料乃至同类材料进行排比分析，去伪存真，尽可能地揭示事情的真相。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9节
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为什么出现如此极端的现象，就在于代表新兴工商业者的那部分士大夫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压根就不管国家的财政不肯合理交税，皇帝面对士大夫集团的集体蒙骗，无可奈何之际只能依靠宦官去收税。
很多人说：宦官收税贪腐？
我说：有几个士大夫不贪腐？
从皇帝的角度讲，宦官无论如何贪腐，因为没有宫廷外的老婆孩子，钱总是在宫廷内流动，所以，皇帝对宦官感觉更亲。
张居正死后，士大夫集群对于工商税的抵制，不仅仅表现在拒绝征收方面，极限到管理政府税收的户部竟然不肯将工商税纳入国库。万历没有办法，也就顺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主要是内库的工商税。
可是，到了1620年，也许更早一点，因为我没有查到1619年的明政府的税收材料，明政府的税收从1617年的3890000两激增为1620年的1620年的5830246两，可是，仍然赤字256446两。
为什么呢？
明政府和后金的战争开支之大，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理解的。
明初，边防军的军饷来源于屯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屯田必然被破坏——中国古代历史的屯田都是发生在战乱之后人口稀少的时期，政府就必须给予军饷补助，称之为年例银。正统时，诸边的年例只有22万两。到万历时，年例便增至380万两。
请注意，仅仅军队的年例银，在万历时就已经超过了明政府全年的农业税收入，万历弥补财政赤字的办法只能是征收工商税税。
辽东战事一起，军费开支陡然加大。
1619年，杨镐指挥11万军队进攻努尔哈赤，为了保障后勤，户部尚书毕自严在编外增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使，出督辽饷。明政府为了保障辽东的军粮，从登、莱海运到娘娘宫登陆，然后陆运到广宁、辽阳，每一石军粮费一金。
军粮自身的价格姑且不论，仅仅运费就已经吓死人。
毕自严深刻感受军饷的窘迫：“即令东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就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不用打仗，就可以拖垮明王朝。
萨尔浒之战损失巨大，明政府要补充边防军，要补充军械，要修建城池，要这要那的，没有钱，工商业的税收也已经遇到巨大的抵制，万历没有办法，只好征辽饷。
辽饷始征于万历46年(1618年)，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48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520万零62两。
仅仅3年，征收的军饷就已经超过了万历之前每年农业税的两倍。
从万历46年4月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4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1720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400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合计加征银两480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300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400万两。因而辽饷一项，已经弄得全国民不聊生。
作为一般的将领和民众，往往看重民心士气，到了蓟辽督师袁崇焕这个级别，领兵打仗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关键就是催饷、催粮。
袁崇焕已经深刻的感受到明政府极端吃力的财政。
崇祯四年(1631)，崇祯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667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522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740万8298两。
民众不可能不造反，因为交税是应该的，如此的沉重是无论如何不能承担的。
在这种情况下，1629年，袁崇焕就想降低对毛文龙的军饷供应。
1629年，袁崇焕以东江虽然能牵制后金军，但毛文龙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上书请求朝廷派人来管理毛文龙部的军饷。毛文龙反对文官监管，于是上书争辩。
袁崇焕这个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性格缺陷：怄气。
袁崇焕的这种怄气特点，往往会因为枝节纠纷而不管不顾。
怄气的袁崇焕斩杀了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
到了这个时候，袁崇焕又清醒了，给皇帝讨价：“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
皇帝很奇怪，“颇以兵减饷增为疑”，可是，原本答应信任袁崇焕，于是，“以崇焕故，特如其请。”
袁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
袁崇焕执掌蓟辽之前，常规军饷是120万两，斩杀毛文龙之后，管理15万3千多军队，每年的军费是480余万。
问题在于，袁崇焕到了蓟辽，除了在锦州修城之外，没有收复一寸土地。崇祯真的很痛苦，但，因为袁崇焕已经掌控了明政府最大的野战军，崇祯只能委屈自己而不敢招惹袁崇焕，“帝嘉奖之”——就是巴结。
任何一个领导人，之所以成为领导人，都有一个根本依托，或者是上级的垂爱，或者是财力投资，或者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不管是哪一种依托，集团的老一都不肯丢失核心依托的控制权。
作为帝王，左手拿钱管理天下，右手拿枪震赫天下，在特定状态下勉强可以转移一个，但绝对不可以两个依托统统交出去。袁崇焕是1619年才考取进士加入明政府，如果不是因为主动请缨守了宁远，袁崇焕要进步为高级领导人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为什么会有怀才不遇？除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外，最重要的是领导的信任——或者是民众的信任——信任，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能力信任，一个是忠诚度信任。
守住了宁远的袁崇焕，获得了整个社会的能力信任——是一个能打仗的人。
可是，袁崇焕对大明朝是否忠诚呢？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0节
刚刚登基的崇祯对于袁崇焕是信任的，既信任能力，也信任了忠诚度。
袁崇焕没有珍惜崇祯的信任。
首先，袁崇焕给了崇祯一个“五年平辽”的画饼。
崇祯是明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袁崇焕是督兵关外的野战军司令员，二人之间的交流不是“白发渔樵江渚上、一壶浊酒喜相逢”，而是最高国家战略的交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深刻影响国家的整体走向。
崇祯是一个急性子。
崇祯二年，刚刚就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就批评崇祯的这一缺点：“臣伏见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
刘宗周还明确批判崇祯的军事政策：“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
刘宗周的战略防守与崇祯的“急功近利”针锋相对。感觉到崇祯“圣心焦劳”的袁崇焕贸然提出“五年平辽”的承诺而“聊以是相慰”崇祯。
不管你是什么出发点，这是当面蒙骗领导人。
被“迎合”的崇祯竭尽一切可能满足袁崇焕的条件。
简单的说：因为袁崇焕的贸然承诺，崇祯帝把国家复兴的希望全部压在了辽东，压在袁崇焕的身上。正是这种能力信任，整个明政府的运转都是为辽东战事服务。
崇祯赌上了国运。
崇祯对于袁崇焕的信任，非常类似1950年10月毛泽东对于彭德怀抗美援朝的信任。
可是，袁崇焕不是彭德怀。
督兵关外一年多的袁崇焕，除了在锦州那个地方修了几个城池之外，不能得辽东寸土。而且，为了在锦州筑城排除皇太极可能的骚扰，袁崇焕私密和皇太极搞了议和——这可以理解为战术手段——结果，皇太极全心全意震赫了朝鲜斩断了明朝一臂。
如果袁崇焕不搞和议，皇太极可能不敢全力去震赫朝鲜。
然后，袁崇焕斩了毛文龙。
也许毛文龙该杀，问题是，为什么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一个劲增加皮岛的军饷呢？
袁崇焕说，毛文龙的军饷开支有猫腻，请求中央政府派文官监督。
斩杀了毛文龙，那就应该降低皮岛的军饷啊！
这袁崇焕斩杀毛文龙还增加军饷，一个理解是，袁崇焕和毛文龙不团结，一个理解是毛文龙的存在“掣肘”了袁崇焕。
在斩杀毛文龙之前，袁崇焕已经“矛盾”了满桂。
排挤满桂，从任何角度讲，都不能说袁崇焕对皇帝是“无保留的忠诚”，退一步讲，就是满桂非常的差劲，也说明袁崇焕没有“团结干部的能力”。
没完没了的要钱、丢了朝鲜、排挤了满桂、杀了毛文龙，伴随着寸土不得，崇祯不可能对袁崇焕的忠诚度有疑心。
坦白的说，任何人都必须有疑心。
即使心态最宽和的领导，对于袁崇焕的理解，也只能是一个“跋扈或者任性或者心胸狭隘的将领”。
性格有缺陷，是袁崇焕客观的缺点。
崇祯坚持着对袁崇焕的信任。
可是，斩杀毛文龙之后3个月，意外出现了己巳之变并导致了袁崇焕下狱和被杀。
己巳之变又称后金攻明京畿之战，是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至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正月，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突袭北京以及明军阻击后金军的历史事件。
林丹汗西征后，其留在察哈尔的余部力量非常的弱小。1628年2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木伦闪击林丹汗留守的多罗特部落，俘获1.1万余人。
后金击败察哈尔蒙古，为皇太极绕道蒙古、直接进攻明政治中心京师创造了条件。
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绕道蒙古进攻北京的举动已有所料。他向崇祯皇帝上疏：“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
这里的蓟门，泛指专防蒙古保卫北京的蓟州镇。蓟州镇总兵驻蓟州，即今河北遵化东的三屯营，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抵居庸关。
林丹汗不西去，皇太极只能通过辽西走廊进攻明朝——跨海远征是不可想象的。天启年间根本不用担心防线被包抄，所以才把关宁锦修得跟马其诺似的，但蒙古一完蛋，包抄就成为可能，这不是中原王朝能控制的。
但是，崇祯登基后，竟然眛于大战略，撤掉了对于蒙古的互市，这不但重创了林丹汗，而且引发了明王朝和林丹汗的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
崇祯帮助皇太极重创林丹汗，为皇太极绕道蒙古包抄北京提供了条件。
不作死，一般不死。
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指蒙古）为向导，通奴（指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袁崇焕虽然眼光很准，可，袁崇焕忽略了崇祯的艰难，他供应袁崇焕的辽东就已经捉襟见肘了，实在没有更多的力量加强蓟州镇了。
崇祯，当然还有侥幸的心态。皇太极绕道蒙古，路途遥远不说，且是高原地带，非常不适合大部队开进，人员、粮草供给都非常严重。
可是，崇祯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朝鲜已经臣服于后金，崇祯已经彻底得罪了林丹汗，袁崇焕已经斩杀了毛文龙。
皇太极绕道蒙古当然灭不了大明，但可以破坏经济并抢劫一票。
1629年10月初2，皇太极取道蒙古，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亲率八旗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关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地区，进攻北京。
10月26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当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10月27日从喜峰口破口，破口之后，直趋京师地路线只有一条，就是从喜峰口到遵化、从遵化到蓟门、从蓟门到三河、最后是通州，然后直抵京师城下。
然而，27日后金军大举进入边墙后，遵化和三屯营两个重要地军事要点就已经暴露在后金军地兵锋之下，但28日全天，后金军只行进到距离喜峰口20里远地汉儿庄，后金各部均诡异的停止了前进。
脱离老区千里跃进的皇太极为什么突然勒住了马缰？
皇太极绕道远征，最怕的应当是两点：1、明王朝的防御体系是否完备？在边关寻找薄弱点突破并不困难，如果崇祯是一个极有战略的家伙就麻烦了；2、袁崇焕是紧急勤王呢还是围魏救赵？
如果，崇祯是一个懂兵法的人，拼上北京城外被蹂躏，命令袁崇焕对攻广宁切断皇太极的后路，皇太极就只能紧急撤退。
我个人理解，皇太极诡异的勒马大约是故意恐怖一下崇祯帝。
30日，皇太极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
11月初1，京师戒严。
袁崇焕如何选择？第一，不等皇帝的圣旨而围魏救赵。这个可以重创后金，但，坐视皇帝生死于不顾的政治责任太重了。第二，如果皇太极残破了京城的经济，自己的野战军又能够支持多长时间？
于是，袁崇焕紧急勤王，而且，图谋把皇太极阻截在京东重镇遵化。袁崇焕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走抚宁、迁安这条路线赶往三屯营。要他务必在后金走完从喜峰口到三屯营地50里路前，跑完这条260里路，抢在后金头里冲过即将闭合的封锁线，直接进入遵化城进行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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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
袁崇焕在辽东虽然拥有15万多军队，但分布在广阔的地域防守，突然闻警，紧急出动的也只能是机动部队。距离北京最近的赵率教带领4000骑兵立即开动向遵化驰援。
赵率教“三昼夜抵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令入，遂策马而西。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殁。”
赵率教的军队虽然是骑兵，野战是打不过旗兵的，不但是兵力悬殊，而且三昼夜疾行260里，基本就没有了战斗力。
如果进城坚守，那是另外的讨论。
失去救兵的遵化城陷落，士兵投降，巡抚也死于乱军之中。朱国彦全家自杀。
朱国彦，是忠臣，他不可能不知道遵化城防的薄弱，他为什么不放赵率教进城？
不闻宣召边军进京，是绝对的死罪。如果朱国彦挡不住皇太极，他是能力不够，殉职而死还可以一个忠臣，如果他放边军入城，即使挡住了皇太极，他丢掉的可能不是生命而是政治蒙羞。
皇太极突然出现在遵化，赵率教也突然出现在遵化，就是多么缺心眼的人，也绝对不敢放赵率教入城，除非，他们有特殊的友谊可以相互信任。
后金军歼灭赵率教的军队后，一反四天来按兵不动地态势，主力迅速西进。初三凌晨，后金军抵达遵化城下，城内的内应立刻打开城门引后金军入城，明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同时后金军还对三屯营发起了攻势，并在一个时辰内破城，封闭了后路侧翼的战线缺口，并随即向西发展，沿着赵率教的来路疾行而进。
11月初4，后金军两天两夜强行军西进一百里，攻陷迁安，兵锋威胁永平、抚宁。这时袁崇焕已经率领关宁铁骑入关，他顾不上右翼正受到威胁的永平、抚宁，取道昌黎、滦州，直奔宝、香河而去。初7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了蓟州顺天府。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十一月初十，袁崇焕上疏崇祯帝说：“我们进入蓟州让兵马稍微休息一下，细致地侦察一下敌我形势，然后严格注意后金军的动向，奋力阻截住他们，一定不会让后金军越过蓟西”。
皇太极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并未与其交锋，潜越蓟州。十一月十四日，袁崇焕的斥候侦察到后金军大队潜越蓟西。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落空了。
袁崇焕在蓟州拦截失败后，并没有选择直接往西尾随追击后金军，而是往位于蓟州西南的河西务。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位于三河西南、通州东南。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在通州附近，他选择了绕过通州，直奔北京。
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
这个时候，保卫北京的除了城上的卫戍部队，还有城外勤王的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部队。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皇太极亲率满蒙骑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侯世禄兵被击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
袁崇焕指挥9千骑兵和满蒙骑兵恶战，挫败了皇太极的谋划。
11月23日，崇祯帝于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袁崇焕向崇祯帝提出，连日征战，士马疲惫不堪，请求援引满桂所部进入德胜门瓮城的先例，准予所部官兵进到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拒绝了他的请求。
袁崇焕军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进行野战。
11月24日，皇太极因在广渠门作战失利，发表“养精蓄锐”的话语后，移军南海子（南苑），在此一面休养一面牧放马匹，伺机再攻。
27日，双方激战于左安门外。皇太极对袁崇焕不能战胜，便施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
在广渠门之战前后，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多次要求入城休整，均未获得允许（勤王援军不入城城下作战是明朝规定），在面对敌人数千兵力的情况下，与后金军交战，在京营出击接应的情况下，击退了后金军。这时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
北京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
总兵祖大寿见袁崇焕遭下狱，率师1.5万人离京东返，后因孙承宗调度有方，才停兵待命。
援军军心动摇，总兵祖大寿还师宁远。皇太极乘机夜袭卢沟桥，斩明军副总兵申甫以下约7000人。
崇祯帝听说各路兵败，准备撤出京师，被朝臣劝阻。此后，充任文武经略的尚书梁廷栋及满桂相继败于西直门、安定门，满桂、孙祖寿战死。明总兵马世龙受命指挥各路援兵，保卫京师。后金军见此次南下目的已经达到，于次年正月连克通州、迁安、遵化、滦州诸镇北归。
袁崇焕的被杀，压根就与朝廷大臣的中伤无关，也与皇太极的反间计无关。
崇祯之所以杀袁崇焕，原因有三：1、皇太极绕道蒙古进攻北京，以铁的事实证明袁崇焕“五年平辽”的不可能，那么，或者是袁崇焕的能力不够承担这种巨大的战略任务，或者袁崇焕原本就是一个骗子，几百万的银两投入和毛文龙的人头，说明，袁崇焕绝对不可使用了；2、崇祯放弃了对袁崇焕的信任；3、几百万两银子的投入和北京城外被蹂躏的残酷，必定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除了袁崇焕，还有谁更加恰当？
关于己巳之变和袁崇焕有几个问题的细节必须搞清楚。
袁崇焕的责任战区与后金长城破口的关系。
袁崇焕的职务是蓟辽督师，督辽、山海关、莱登、天津防务，而蓟州为蓟辽总督刘策的防区。
从战区划分讲，后金长城破口其实与袁崇焕毫无关系。
所以对于破口的责任，事实上朝廷也根本就没有给袁崇焕定罪，处罚的是刘策。
“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得旨。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关内疏虞责有分任，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 。”《崇祯长编》
这是在入援后，袁崇焕上疏引咎。崇祯的圣旨也交待得很清楚，袁崇焕是负责关外的，关内疏虞自有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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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崇祯给关内的责任人刘策的圣旨：“谕刘策专责，道臣许如兰。严督将领分守各口，据险堵拒。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崇祯长编》
讲得很清楚，以匹马不入为功，否则论失机罪。
崇祯三年正月，崇祯兑现了他的圣旨，刘策因失机罪被处死。
“庚寅，以失机逮蓟辽总督刘策、总兵张士显，于狱论死。”《崇祯长编》
袁崇焕给崇祯一个“五年平辽”的承诺，他的责任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保卫北京的安全是蓟辽总督的责任。
袁崇焕紧急勤王，是奉了政府命令的。
“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
袁崇焕对战区内军队的各项调动，均向朝廷作了汇报。
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迅速入援的速度也给予肯定。
“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闻住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犄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画，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
后金军突然的大举进攻，威胁京畿，崇祯帝乱了方寸。得知袁崇焕紧急勤王，“朕甚嘉慰”，而且谕袁崇焕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
崇祯认为，袁崇焕还是比较能打的，所以，就把统一指挥勤王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他。
关宁军入援后，除了驰援遵化的赵率教部因中伏而全部损失外，其余交战均取得胜绩。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袁崇焕的部队固然战斗力在明军里比较突出，论野战能力还是比不过后金的部队，为什么能够接连胜利呢？
我个人理解，后金军绕道蒙古破口而入，其目的是抢劫和破坏，这种脱离老区的外线作战，最忌讳的就是被强军磁石吸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勤王军队会越来越多。
保持强大的机动能力并抢劫粮食是后金军队的第一原则。
皇太极在蓟州遇到严阵以待的袁崇焕，知道强攻不能速胜，为了保持机动性选择了绕道潜越。
绕道蓟州的后金军队彻底脱离了补给线，必须完全依靠抢掠来维持大军的给养。
后金军队潜越蓟州与袁崇焕脱离接触后，袁崇焕就变得非常的艰难，他的选择大体有三种：1、跟在皇太极的屁股后面纠缠；2、不管皇太极的鸟事，直赴北京严阵以待等皇太极；3、抢占河西务。
第一种选择最危险，跟在屁股后面纠缠弄不好就被打了伏击——赵率教的下场何等可怕。
第二种选择在政治上最保险，不过，缺点是有任由皇太极抢劫之后扬长而去的风险，特别是皇太极有抢劫河西务的可能。
河西务位于今武清区北部、北运河西侧，南距天津市区60公里，北距首都北京60公里。
河西务地处京津之间，本身拥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元朝定都北京后，因为运河的漕运，河西务地位陡增。
唐宋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北方的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商品粮不能满足首都的军民生活需要，南粮北运不仅仅是维系帝国管理的行政需要，而且是首都民众维持生活的必须。
在河西务榷税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尚无从考证。查新版《武清县志》，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有在"河西务一带设养马场数处"的记载，这是最早见到的"河西务"称谓。此后置屯田卫、驻漷州治，穿河西务河，设驿站和漕运使司等等，河西务的名字才随处可见。由此推测，河西务税关应该是在宋元之交设立的。所以，河西务榷税始于元初便成了通用说法。 至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中国，并定都北京，通过疏浚开凿、裁弯取直，将北运河一段正式纳入京杭大运河主流。河西务由此一跃而成了出入京师的水旱码头，河西务税关的地位也日趋重要，逐渐成为户部直属的税收机关，称"务关"。因当时已通行用货币纳税，故又称"钞关"。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河西务地位更高。永乐年间的文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载：“河西务，漕渠之咽喉也。春夏之交病涸，夏秋之交病溢。滨河建有龙祠，以时祭祷。两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户部分司于次榷税。”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户部将天津钞关移至河西务，并被升格为户部分司。按明朝规定，凡进京商船均需在河西务钞关领取红单，到北京崇文门后再凭单缴纳捐税。明隆庆六年，1572年，河西务始建设砖城。
金军突然绕道蒙古到达蓟州，这是大明历史从来没有的事情，在那个资讯非常落后的时代，行驶在运河上的千千万万的船舶装载着南方的粮食和物产按照既定的节奏而北上。
打仗的将军有时候真的很难。面对金军可能到河西务劫粮的危险，袁崇焕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紧急军情河西务，让那里的粮船沿河南撤。问题是，如果粮船南撤，北京如何供给？最要命的是，紧急勤王的各路大军如何吃饭？
皇太极可以抢，袁崇焕不可以。
对于袁崇焕而言，不让后金抢到漕粮，获得补给，是获胜的一个关键要素。后金南下至通州并抢掠了牧马场时，关宁军采用直接向南护粮的行军路线，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此时处于通州的后金仍然没有抢到足够粮食，大军的补给仍存在问题。
随即同关宁军进行的广渠门之战失利，后金退向良乡，大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补给问题，甚至依靠打猎来解决粮食问题。
“大兵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且猎且行。克其城，遂驻军。赏来降房山生员三人”《清史稿》
请注意，这里的“且猎且行”的“猎”不是打猎野生动物，北京城附近没有那么多的野兔充当军粮，这里的“猎”就是抢劫。
可见严重缺粮的后金军十分困顿，一边行军一边抢劫。袁崇焕的围堵战术初见成效，形势对皇太极越来越不利，因为外线作战最担心的就是持久作战和供应断落。皇太极始终没有解决大军的补给问题，已经出现了粮草短缺。
这个时候，京城出现了针对袁崇焕的流言。
“督师以祖帅战城南，胜之。崇焕先杀毛文龙，文龙私人在都者已广布流言。及东兵（即建奴）入，每扬言曰：“袁督师约我来耳。”都人啧有繁言。督师又请罗城休兵，谗口益力。”
攻击袁崇焕的流言来自于4个方面：1、毛文龙系统——政敌攻击；2、皇太极的反间计；3、金军对京畿重地的大破坏，损害了在这个地方有房产、地亩的朝廷重臣的利益，这些人对袁崇焕非常的愤怒，往死里攻击；4、袁崇焕违背明政府的铁规矩，“督师又请罗城休兵”。
袁崇焕从前线紧急勤王，当然获得了崇祯帝以及立场中立的朝廷权贵的欢欣鼓舞——这些家伙没有政治远见，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袁崇焕的部队是朝廷花重金养育的最有战斗力的看家部队，紧急勤王，体现了政治忠诚，朝廷当然高兴，崇祯不但给予表扬而且把统筹指挥勤王部队的权力交给了袁崇焕，说明，这个时候，崇祯和朝廷对袁崇焕是真诚信任的。
问题就出现在皇太极竟然从蓟州潜越而袁崇焕突然直奔河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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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
整体战局的谋划而言，袁崇焕抢占供应基地补给军需保障战斗力是最高明的选择，因为北京毕竟是京城，有城墙、有卫戍部队，还有紧急勤王的满桂等人，不管皇太极的部队战斗力多么强大，他都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破城。
袁崇焕的这一选择，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政治的影响和经济的影响。
对于帝王而言，“朕即天下”，帝国的利益等同于皇帝本身的利益，皇帝的个人安全是帝国至高无上的政治。
崇祯不是朱元璋，也不是朱棣，他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皇帝，在战乱的岁月必须懂军事，崇祯当然决策了极多的军事，但，毕竟没有打过仗。
对于打过仗的人来讲，很容易理解皇太极有蓟州潜越的选项，因为袁崇焕不可能守住所有的侧翼通道。
《飘》描写了南北战争时期亚特兰大被围城的恐惧。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亚特兰大第一次听得见炮声了，每天清早城市的喧嚣还没有响起，人们就能隐隐听到肯尼萨山上的大炮在隆隆震响，那声音遥远而低沉……城市是一副全神贯注的状态，因为尽管市民们手中都有工作，可大家仍然在谛听着，谛听着；每天总有百十来次，他们的心会突然惊跳起来……随着军队后撤而一天天越发紧张起来的神经，如今已接近爆裂点了。没有人谈到恐惧，这个话题早已成了禁忌，人们只好用大声指责将军来表现自己的紧张心理。公众情绪已达到狂热的程度。谢尔曼已经到了亚特兰大的门口……给我们一位不肯退却的将军吧！给我们一个愿意死守阵地进行战斗的人吧！”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学、主旋律影视波澜壮阔势不可挡，每一个人的成长都被战争熏染着、影响着。每一个人男人甚至于女人都骨头里崇拜军人，都憧憬着自己在指挥一支军队打仗，大踏步的前进、大踏步的撤退。
行进的部队，在村头的树荫里接过老大妈的开水：喝多了也撑人啊。
主旋律影视里，经常出现的镜头是，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很坚毅说我们的撤退可以赢得胜利。
有一个非常热播的影视剧《潜伏》，余则成被地下党教育：有一种占领叫失败，有一种撤退叫胜利。
主旋律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镜头是，面对敌人的进攻，部队要转移，老大娘在村头的树荫里给子弟兵端开水、掖鸡蛋：孩子，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主旋律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镜头是，日本鬼子在快速开进，游击队东游西荡的打阻击，女民兵队长从容不迫的指挥村民撤退，鸡鸭牛羊还有老母猪，然后，一个捣蛋包在三叉路口埋了一颗地雷——在地雷附近还埋了一坨屎。
1629年的北京城里明政府的帝王将相，他们哪里有今天老百姓的军事常识啊！最要命的是，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在京畿的财富被金军的破坏。
京城的帝王将相很难理解袁崇焕为什么在蓟州挡不住皇太极。
你有军队，有城池，凭什么挡不住？如果你挡不住，你有什么理由拿那么多的银两？
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是袁崇焕崛起的根基是在努尔哈赤的强攻下守住了宁远，现在，你竟然让皇太极潜越蓟州，请问：到底你是不能打呢还是别有用心？
不要说帝王将相，就是贩夫走卒也会感觉到疑惑，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共产党革命文学的军事教育。
如果，袁崇焕在皇太极蓟州潜越后拼了命向北京方向勤王，舆论的负面固然会疑惑他的防守能力而不会疑惑他的政治忠诚。
问题在于，皇太极在蓟州潜越后，袁崇焕竟然脱离接触跑到河西务——内行说保护帝国的供应基地，外行呢——外行说，袁崇焕挡不住皇太极竟然跑到河西务吃饭去了。
皇帝是臣子的君父。君父有难，臣子不干活跑着去吃饭？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我们的财产被破坏，我们的亲人被屠杀，你们眼睁睁看着，竟然还去吃饭？
舆论不可能不骂。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问题是袁崇焕在恶战之际“又请罗城休兵”。
袁崇焕说：我们太劳累了，请求进城休息休息。
明政府规定，京城有险，勤王部队只能在城外安营打仗而不得进城。
这个规定非常合理，因为，开城门确实容易给敌人借机攻击的机会。而且，勤王部队也难免良莠不齐混进各种各样的力量。
不针对任何人的规定是正确的。
袁崇焕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那么，他为什么一个劲“又请罗城休兵”呢？
正面的解释，袁崇焕和他的军队太疲劳了，而且有伤病员。
可是，有一个疑问：难道皇太极不疲劳吗？难道皇太极没有伤病员吗？
一个绕到蒙古破口而入，一个紧急勤王，都累个半死。
袁崇焕一个劲“又请罗城休兵”，皇太极呢？他是否也向崇祯请求“罗城休兵”？
按照现在见到的材料，袁崇焕本人指挥的军队和皇太极恶战略微占上风，而且他的军队在河西务获得了补给，所以，皇太极的金军肯定更加疲惫而需要休息。
最重要的一点，袁崇焕是守城门，城内的卫戍部队固然并不直接出援，毕竟可以给予炮火支持——偶尔可能误伤自己。
袁崇焕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他为什么叽歪着“罗城休兵”呢？
简单，狭隘的性格因素导致心理失衡强求满桂曾经获得的待遇。
袁崇焕的性格不是倔，也不是蛮，而是狭。
一个优秀的将领，能打是基础，紧急状态也必须心狠而敢于“弃子”——比如刘泽水弃了谷子地——不过，作为野战军的司令员，必须有团结部属的能力和协调关系的能力，否则，非常容易被人际关系纠缠。
明史的袁崇焕传里有巨多不和谐的音符。
袁崇焕以“宁前兵备佥事”初到宁远，“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这是正面的评价，然后是“尝核虚伍，立斩一校。”
袁崇焕惩治吃空饷，直接就斩杀了一个校级军官。
校官不是将官，但也是中级军官，宁前兵备佥事的级别是五品，二者虽然有上下级的统属，但差距并不天悬地隔，在非战时状态，不经过军法审判和备案，就是野战军司令员，也不能随随便便斩杀一个校官——无论是否该杀，除非临阵紧急，是不能如此随便的。
大学士孙承宗非常的愤怒：“监军可专杀耶？”
袁崇焕吓的“顿首谢”，因为不经过司法程序斩杀一个校官是巨大的违法。
明史以非常冷峻的笔调写到：“其果于用法类此。”
治军严格和果于杀戮是两回事情。
宁远大战，袁崇焕“即偕大将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
袁崇焕手下最重要的武将里，满桂是最重要的。
宁远大战后不久，“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中朝虑偾事，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
袁崇焕和满桂闹不团结——两个人可能都有责任——于是提议把他调走，“请移之他镇”，这倒是解决矛盾的一个良好办法，可是呢，袁崇焕很快后悔了，因为满桂太能打，于是，“崇焕以之臣奏留桂”，通过王之臣向朝廷提议留下满桂——估计，袁崇焕请求王之臣帮忙，而且，估计通过王之臣向满桂道歉示弱什么的——留下了满桂后，袁崇焕和王之臣“又与不协”。这矛盾闹的太厉害了，“中朝虑偾事”，闹矛盾到了丧失原则耽误工作的程度，朝廷就给了一个分工，“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
朝廷，最终调走了王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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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
袁崇焕成功指挥了关宁锦大战，胜利之后弄的上上下下都有意见。
关宁锦大战前夕，朝廷和袁崇焕正好搞主官换防。
“时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又以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锦州，四面合围。”
尤世禄未至锦州，左辅未入大凌河，金军非常巧的“直抵锦州，四面合围。”
赵率教，就在锦州“婴城守”，一边“遣使议和”拖延时间，一边紧急求救。
袁崇焕在取得宁远大捷后，一个劲叽歪着要将防线推进到锦州。现在，锦州危殆，“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世禄、大寿将，绕出大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且请发蓟镇、宣大兵，东护关门。”
袁崇焕本人坚守宁远，派尤世禄、祖大寿指挥精骑四千，“绕出大军后决战”，同时，请求“蓟镇、宣大兵”向东帮助守护山海关。
这个时候，“朝廷已命山海满桂移前屯，三屯孙祖寿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关城”，同时还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军队向辽东增援。
满桂作战非常的积极。皇太极围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
攻守正烈，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大战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数矢。”
明军在宁远掎角相救，皇太极不可能破城，“大军亦旋引去，益兵攻锦州。”
最终因为“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六月五日，皇太极在锦州撤兵。
“时称宁、锦大捷”里，满桂、赵率教“功为多”，魏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最终的结果是，袁崇焕“终不为所喜”，“七月，遂允其归。”
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
袁崇焕是专守宁远，其修建锦州三城，一个是增加预警机制，一个是增加宁远的前哨阵地。得知皇太极包围了锦州，袁崇焕的战役谋划是全力坚守宁远——舍弃了锦州。
赵率教用假议和拖延时间。
皇太极，打仗比不过他爹，心机却更深刻，当然知道赵率教的用意，其之所以最终舍弃锦州而越城进攻宁远，就在于大军出动如果仅仅获得一个锦州而兵挫锐气，那就太可惜了。
皇太极的力量，撑不住久战。
于是，宁远城外掎角恶战，袁崇焕、尤世禄、祖大寿是职守所在，满桂从山海关紧急赴战，“身被数矢”。
皇太极不能攻克宁远而北撤锦州，袁崇焕也没有跟进追击，任由皇太极毁掉了两座军城。
在关宁锦大战之前，无论袁崇焕和谁闹矛盾，朝廷，也就是魏忠贤，都绝对支持袁崇焕。在这之后，朝廷接受了他的辞职，原因是“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缺乏战斗意志。
王之臣、满桂主导了辽东军务。
自从萨尔浒之战，明军能够守城挫敌，第一次是袁崇焕，而能够和金军野战不吃亏，是满桂。
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越级进步，关键是能守，现在，满桂不但能守而且能野战。
这袁崇焕脾气非常的不好，方方面面都没少迁就他，现在，有了满桂，朝廷当然重用王之臣。
不同于熊廷弼的受委屈，袁崇焕之所以被魏忠贤免职，是因为在关宁锦大战里表现的不如意。就明朝的将领而言，袁崇焕能够统筹指挥了一个关宁锦大捷，实际还是优秀的，因为他是文职将领不同于行伍出身的满桂可以身先士卒的带队冲锋。
很多袁粉不能理解袁崇焕在取得关宁锦大捷后的被免职，归之为魏忠贤的恶，其实，在袁崇焕的问题上魏忠贤并没有多大的错误，原因有二：1、袁崇焕是一个刺头，太不注意团结，和同事王之臣，和部属满桂，关系处的太恶劣，时间长了早晚出事情，情商如此差劲，不如搁置；2、袁崇焕自己提议在锦州修建三城搞步步为营推进，结果呢，面对皇太极的进攻，他完全舍弃锦州三城而仅守宁远，花费无数银两的军事堡垒和赵率教的部队很轻松的就被袁崇焕舍弃了，这说明袁崇焕的战略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明军压根就不应该推进到锦州，因为袁崇焕没有那个能力，既然如此，就必须让他歇菜。
魏忠贤倒台的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于是，王之臣被赶回了老家，满桂被赶到了大同担任总兵。
毕自肃自杀后，“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
朝廷给袁崇焕的权责是三个方面：辽东、天津、登莱。朝廷为了便于指挥，在辽东设巡抚，大体是协助袁崇焕管理陆军和地方，在登莱设巡抚，大体是协助袁崇焕管理水军以及后勤保障并指挥毛文龙的东江镇。
军队的编制，一般是或二或三，如果牵扯到军种，必须专责，兵种则两可之间。
近现代军队编制，递进一般是三个单位，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不过，大陆时期的国军建制，在团以上单位有“三进制”的甲种编制，也有“二进制”的乙种编制，八路军的三个师都是乙种编制——一师辖两旅，一旅辖两团。
军种和兵种的区别在于，军种一般可以独立参战战斗乃至于独立完成战斗、战役而不需要配合，兵种大多需要其他兵种的战役协同。比如，海军可以在辽阔的海洋独立作战，而炮兵一般是配属作战。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和后金的战争规模超出了辽东，必须投入登莱水师——辽西走廊战略空间的逼狭无法培育水师——这样一来，登莱方向必须专责，尤其还牵扯到以皮岛为基地的毛文龙水师的后勤补给。
请注意袁崇焕的职务和工作，“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袁崇焕的本职工作是“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对应今天，大约是文职国防部长兼中纪委副书记，其工作是因军事需要“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简单说，就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监督”并“指挥”对后金的“战区统筹”。
这岗位有很强的临时性质，而辽东巡抚是正常的国家行政管理岗位。
一旦战争结束，袁崇焕是要回京的。有一个不那么恰当的类比，袁崇焕这个蓟辽督师，有一点建国初期“军政委员会”的味道。
袁崇焕嫌麻烦，干脆就搁置了两个巡抚而自己直接指挥战区内的军事行政。
如果以效率论，这个确实有道理，但，如果以工作论，那就太胡闹了。无论抗战时期，还是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很多战略区都超出了省级建制，他们一般不会搞“废除行政管理”的瞎乱。比如，林彪在东北，各省都有省委书记和省政府主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省政府有太多的烦心工作——征兵、教育、税收、修路、司法、救济、婚姻等等，抗战时期热火朝天的打仗，小二黑和小芹还要搞恋爱乃至于搞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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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
这袁崇焕缺岗不补两个巡抚而自己当劳模，从专职军事指挥的监督便于直接监管，从积极的层面就是专一事权，从负面的角度讲，就是分散了自己的精力，而在特定状态里，比如袁崇焕指挥打仗的时候，辽东、登莱的日常管理就会出现缺岗。
朝廷，有可能，也一定会理解，袁崇焕有擅权的倾向。
之后，袁崇焕斩杀了毛文龙，“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
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太恐怖了，连崇祯帝“骤闻，意殊骇”，太难以理解的擅权了。
毛文龙的职务是左都督平辽总兵官。
朱元璋为了分解兵权，于1380年废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官品都是正一品。
五军都督府和兵部都听命于皇帝， 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互节制互不统属。
不过呢，明朝后期，五军都督府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而变成虚职，就职权而言已经沦为兵部的下属，但，长官的正一品级别是实实在在的。
明代的兵部尚书，如果不入阁，是正二品。
怎么回事？兵部的主管的级别低于都督府的都督？
当然，因为兵部虽然管理军队，但在明朝是文职，放在今天就是国务院序列的国防部——不过，必须是科举官僚而不是行伍军人担任——五军都督府的长官，一开始安排的都是能战场恶战的职业军人。
朱元璋知道将领的可怕，提高他们的级别而分解他们的权力。
毛文龙的左都督是品级，是官场排序、领取工资的标准，他的真正岗位是平辽总兵官。
朱元璋规定，如果战争需要，朝廷派遣总兵官，以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及公、侯、伯充任。
明朝的总兵本身是没有级别的，是一个临时职务，大体是临时委任的战区总指挥，战争结束就交还印信。
请注意，明朝的各省管理军队的都指挥使是正二品，级别等同于兵部尚书，一般是不能够担任总兵官的。
担任总兵的高级将领的本职官品级别最低是正二品，战争最频繁的明朝末年，全国开设的总兵也不过20人左右。
袁崇焕的本职官衔兵部尚书，仅仅是正二品，之所以能够指挥一大堆总兵，关键是那个临时职务蓟辽督师——钦差监督、指挥战区所有部队和官员。
总兵是临时岗位，督师也是临时岗位，如果战争结束，各回各岗各找各妈。袁崇焕虽然能打仗，但他的本职身份是科举进士，最后的归宿还是文职，六部尚书乃至于入阁。不过，明朝的内阁虽然有巨大的权力，但品级还是取决于他的本职。袁崇焕，撑破天，也就是个一品。当然，明朝有几个比较配特殊的文官，比如，王守仁因军功而封新建伯，超品大员。毛文龙呢，最低还挂着左都督的名分，正一品。
正二品的钦差临时指挥正一品的官员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向朝廷打招呼就斩杀了正一品的集团军司令员，实在太恐怖了。
估计，就是崇祯，也需要走一走程序吧。
没有办法呀，为了笼络袁崇焕，崇祯“念既死”——毛文龙已经死了——“且方倚崇焕”——总得找一个干活的，于是，对袁崇焕“优旨褒答”。崇祯为了配合袁崇焕，“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捏造毛文龙一大坨罪名，而且还对毛文龙“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
崇祯不但知道毛文龙不该杀，而且知道毛文龙的亲信在京城有阴谋活动。
所以，动摇崇祯对袁崇焕信心的力量，压根就与毛文龙亲信的谣言无关。
袁崇焕的确有不团结干部的倾向，而且有不讲规矩乱杀人的麻烦。
1626年，满桂协助袁崇焕取得宁远坚守的胜利，挫败了努尔哈赤的谋划，天启帝先提拔满桂为都都督同知，实际上为总兵官，后来给满桂加级为右都督，荫子副千户，世袭，然后又升任为左都督。
宁远大战之前，袁崇焕是正三品的按察使，大捷之后是右佥都御史，其性质都是监察机构，品级远远抵不过左都督，袁崇焕在天启年间最高是辽东巡抚，也不过正二品。
这样以来，后人就会感觉明朝军事指挥体制有些奇怪：低品级的将领指挥高品级的将领，是否合理？
其实，明朝体制有其合理的安排。职业军人出身的武职将领，品级相对偏高而并没有拖动部队的权力，科举官僚代表政府管理军队，权力非常的大而品级相对较低。
崇祯继位，袁崇焕督师蓟辽，满桂被赶去大同担任总兵。
1629年，袁崇焕擅权乱杀了毛文龙之后，东江军队被分给4个将领统领，没有了名副其实的主帅，也就没有了对皇太极的牵制作用，加上林丹汗的西征，于是有了皇太极绕道蒙古进犯京师之举。
大同总兵满桂率领五千骑兵紧急勤王，驻扎在顺义，与宣府总兵侯世禄都打了败仗，于是率领败兵奔赴北京。
崇祯帝派人前来慰劳，犒赏他们一万两银子，防守德胜门。
德胜门大战，城墙上卫戍部队发炮配合，结果，误伤了满桂的部队和满桂本人。
这鸟事！
崇祯帝给予特殊的恩惠，让他进城门外的瓮城中休息。
这恩遇之重难以衡量。
封建时代，帝王是“朕即天下”，帝王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荣华富贵。在这种体制下，能够得到帝王真正的信任是最大的荣耀。
《三国演义》里孙权被张辽围逍遥津。“周泰左右遮护，身被数枪，箭透重铠，救得孙权。”
事后，孙权“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手指其痕，一一问之。周泰具言战斗被伤之状。一处伤令吃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权以青罗伞赐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
和提拔职务、发放奖金相比，孙权这种敬酒更感荣耀而亲切。
明朝规矩，勤王部队不得进入京城，便是外城也绝对不可以。崇祯让战场受伤的满桂进入外城休息，这种恩遇远远超过提拔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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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
不久，满桂与袁崇焕、祖大寿一起得到皇帝召见。
这满桂正儿八经的受了伤，估计，向皇帝正儿八经的行礼也有些困难。估计，崇祯就要比较亲切的询问伤情。
于是，满桂解开衣襟给崇祯帝看自己的伤，崇祯帝表示深深的赞叹。
坏了，袁崇焕坏了。
祖大寿和袁崇焕有换命的交情，是铁哥们一党，他们和曾经的政敌满桂一起拜见皇帝，眼睁睁看着人家满桂在皇帝面前显摆保卫皇帝的光荣伤痕，不可能不酸溜溜的尴尬。
这一刻，袁崇焕在崇祯心中的形象轰然倒塌。
袁崇焕接连两次中伤满桂，最终把满桂赶到大同，现在，为了保卫皇帝满桂受了伤而袁崇焕好端端无伤，仅此一点，就说明满桂对皇帝的绝对忠诚。袁崇焕和满桂的矛盾，可能是打仗的思想分歧，也可能是性格摩擦，也可能是忠奸对立。崇祯未必会因为满桂的伤判断袁崇焕的忠诚，但，皇太极突然出现在京畿重地本身就说明袁崇焕的五年平辽的破产，受伤的政敌满桂和河西务吃饭的相互影响，即使最理智的人，内心里也会对袁崇焕产生隔膜，何况崇祯已经因为斩杀毛文龙而对袁崇焕有了芥蒂？
其实，历史发展到这个境地，袁崇焕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崇祯手里真的没有多少能打的干部。
袁崇焕的倒霉是因为性格的逼狭。
面对崇祯对满桂的垂顾，袁崇焕酸溜溜的不快意，于是，他多次要求“罗城休兵”——要求和满桂享有一样的待遇。
我的贡献并不小，凭什么不能“罗城休兵”？
满桂之所以能够在外城休养，除了有伤这一显因，还有受伤原因是守城卫戍部队放炮误伤这一内因。
就基本任务而言，北京的安全是由卫戍部队负责的，大同总兵满桂指挥5千骑兵拼了命跑来勤王，竟然被守城的卫戍部队误伤。皇帝总要给一个交代，误伤也不能白误啊。
崇祯让满桂进入卫戍部队的阵地养伤本身就是对满桂的褒扬和对卫戍部队的批评。
袁崇焕，搅什么浑水！
只为浮云遮望眼，袁崇焕只管盯着满桂享有的恩遇而忽略了其特别的原因，他一个劲要求“罗城休兵”，加上蓟州潜越，加上河西务吃饭，联系在一起，很容易给人一个“带路党的嫌疑”。
袁崇焕的倒霉，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因素——能够理解这一因素，是我非常的骄傲，能够明白这一因素，我感觉做人真的很难。
袁崇焕的关宁军入关勤王，除赵率教全军覆灭外，从蓟州开始，关宁军对阵皇太极，整体战绩是偏胜。
“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
满桂、侯世禄等勤王部队在北京城外和皇太极恶战，全部败绩有巨大损失，这说明金军有超强的战斗力和明军整体战斗力的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袁崇焕的部队勉强支撑且略有损失，这就很符合朝野上下对于关宁军战斗力的评价，可是，现在，袁崇焕不过万人的部队在广渠门竟然和皇太极的“互有杀伤”，那么，非常正常的推论之一是“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纯属没事找事。
“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的要求，暗含着示弱：老大，我们太疲惫了，压根就不能打，赵率教都全军玩完了，我们请求依托城墙防守。
结果呢，被皇帝拒绝的袁崇焕就有限的军队竟然和皇太极野战取得“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的战绩。
只要轻微逆向思维，就感觉袁崇焕的“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的要求，实在别有用心。
我当然不判断袁崇焕是汉奸，我只是判断袁崇焕心胸狭窄，他在和满桂争宠。
袁崇焕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还有一个更大的逆推：你袁崇焕指挥万余部队从宁远前线累的吭哧吭哧跑到北京，竟然能够不依托城池而和皇太极的“大军鏖战，互有杀伤”，那么，你为什么在关宁锦大战里不能主动出击救援锦州的赵率教呢？同样的道理，但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时候，袁崇焕为什么不能紧急救援而乘胜呢？
这个思考一旦出现，袁崇焕的另外一个麻烦又来了：袁崇焕这“五年平辽”的计划不能实现，是力量不够呢，还是别有用心的故意盘弓挽马养寇自重呢？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射伤满桂”的事件。
勤王部队的战区分工，袁崇焕在广渠门，满桂在德胜门。
皇太极首战的是德胜门，因为在明清两代，德胜门是正面迎击北方军事入侵的最重要的城防阵地，而且，这附近还有解决北京吃水的水源。
皇太极进攻德胜门不能得手，于是选择城防薄弱的广渠门。
满桂在德胜门与皇太极血战，固然挡住了皇太极，但处于弱势。在一次战斗中，满桂兵少不支，因为不能向城内撤退，就只能向友军方向撤退，正确的选择是退往广渠门附近。
《明季北略》记载：“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我不判断袁崇焕是汉奸，我判断袁崇焕或者他的部属有借混乱暗刀斩杀政敌的内讧思想。
假设没有乱七八糟的事件，袁崇焕和满桂等齐心协力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战后的总结如何？
蓟辽总督刘策是一定要被处理的，因为长城破口在他的防区。
满桂是一定要被封赏的，因为，大同总兵的任务是防范林丹汗而不是后金，紧急勤王且受了伤，无论是升职、荫子，还是发奖金，皇帝总要给他一个交代。
长城破口，袁崇焕没有直接责任，因为不是他的防区，但，袁崇焕的辽东战区的分工是五年平辽，现在，皇太极跑到京畿烧杀抢劫，袁崇焕难免有牵制不力的责任——如果袁崇焕北京勤王有功而没有杂音，这可大可小的牵制不力的责任追究也就不会浮出水面，估计，袁崇焕可能获得一点褒扬。
如果北京保卫战正常胜利结束，袁崇焕回防宁远的可能非常的大，不过，因为赵率教的牺牲，辽东战区损兵折将，崇祯有派满桂掺沙子的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为了加强蓟辽的防务，满桂提拔为蓟辽总督。
无论哪一种可能，满桂都成了让袁崇焕忌惮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借战场混乱射杀满桂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最坑爹的一种可能是，满桂突然从北向南撤退，袁崇焕仅仅下达正常的军事命令而他的部将不管不顾就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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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满桂和袁崇焕在辽东的矛盾，正如1935年9月毛泽东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最终演变成两个集团的乱踢乱掐。
1936年，任弼时、贺龙领导红二、六军团在长江以南保持着桑植出发时的实力，于是有了在盘县、兴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在党内斗争里失败且兵挫百丈的张国焘，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以中央名义数次来电报命令二、六军团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顾全大局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全军18000余人（红32军1000余人）。
在党内斗争里，任弼时、贺龙坚定的支持毛泽东而反对张国焘。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1936年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分左右两个梯队担负断后和总收容任务。
1936年8月8日，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包座。9月初，毛泽东的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三个方面军会师前的联合作战计划，要求二方面军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凤县和宝鸡，建立临时苏区。
红二方面军长途奔袭，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等四县并占领陕西略阳、凤县部分地区，然后分兵发动群众扩红筹粮。
这个时候，蒋介石集结国军拦截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统一协同作战指示，为保存实力擅自改变了计划，向西撤走了四方面军部队，致使敌人三个军全部压向了二方面军，敌我态势发生急剧逆转。结果，分散在康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临时苏区的二军团六师十七团来不及收拢，全部损失。六军团则在盐关镇受到敌人侧击，损失较大。全军在抢渡渭河时又遭敌侧击，适逢上游下暴雨河水猛涨，不少将士被洪水吞噬。过渭河后仍然不断受敌机轰炸、骑兵截击，形势极为被动。二方面军遭到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失利，损失达数千人——整个后勤搞了个稀烂。
红二、四方面军联合北上，相互掩护翅翼安全，张国焘这种不打招呼的突然跑路，给予贺龙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我们知道，任何部队的编组都有战斗连队和服务连队，庞大的医疗队、担架队、宣传队、通讯连、后勤机关、总部机关战斗力相当的弱，甚至于不配置武器。所以，行军打仗，将领布阵都会把战斗力较弱的机关、后勤、服务连队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两支部队联合行军，相互掩护侧翼，侧翼就成了最安全的腹心，这种布局最大的危险就是形势一旦变化，扇形展开的战斗连队因为地理条件的局限很难回护自己的后勤。因为红二方面军和国军三个军相比，本身兵力弱的很，必须以全军的快速运动活命并捕捉战机择弱而击，战斗连队在大撤退的整体态势里很难顾及被拉下的机关。
红军是最革命、最讲纪律的部队，张国焘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就能阴掉贺龙几千人。
友军不协，胡操蛋的事情，自古以来层出不穷。
永远等不来的集结号。
电视剧《历史的天空》里，有一个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叫窦玉泉，曾经被肃反的九死一生，脱困后在战场上用一种极巧妙的手段让迫害自己的肃反干部倒在战场上。
暗算个把有矛盾的战友，实在不算很难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正面的人物也未必不暗算战友，更何况，今天的我们也不可以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框定”历史人物。
以我们后人的观点，江山社稷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恩仇是无关紧要的。其实，这仅仅是理论上的修养，相当多的人，其实是把个人恩仇放在江山社稷之上，尤其是封建时代，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把国家政权等同于“帝王家权”的大背景下。
什么意思呢？在今天，我们宣传国家政权的主人是民众或者是阶级，比如，雨花石是共产党员，拥有中国国籍，从任何一个角度讲，都应该有主人公思想。可是，在古代，除了帝王家，谁能说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呢？
在古代，一个方面强调“朕即天下”的最高法权，另一个方面，大家其实认可一个逻辑，“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作为后人的我们，研读历史，固然可以站在今天的视角评判，但，切记不能用今天的视角规范古人。
如果，袁崇焕依托手里的枪杆子灭了大明、平了李自成，开创一代帝业，那又如何呢？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在京的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惊闻政变，从内廷飞马而出，准备抵抗。他行至当街，被军校王彦升发觉。王彦升立即追至韩通家，将其一家杀死。
赵匡胤当了皇帝，对韩通有一个评价：“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门，艰险共尝，情好尤笃。朕以三灵眷佑，百姓乐推，言念元勋，将加殊宠，苍黄遇害，良用怃然。”
赵匡胤说韩通和他是“艰险共尝”的战友，缔结了深厚的友谊，“情好尤笃”，在自己当皇帝的时刻，韩通竟然“苍黄遇害”，他感到“良用怃然”。
可是，如果赵匡胤和韩通如果战场交手，难道就和谐吗？
袁崇焕和满桂共同恶战宁远城抗住了努尔哈赤，当然是浴血共生的战友，假如，他们都战死在疆场，后人必然崇敬他们的战友情铁血义，谁能想到袁崇焕竟然把满桂撵到大同去呢？
《论语》里有一个对话。
子贡说：“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如果我们有一件美玉，是收藏呢还是卖一个好价钱？
我们是孤芳自赏呢，还是建功立业？
孔子的答复很直接：“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我在寻找一个好老板。
问题是，有市场必然有竞争。
元朝无名氏写的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的开头“楔子”写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因为在老板那里竞争岗位，庞涓暗算了同学孙膑，最终，孙膑在马陵道伏击了庞涓。
兵家，诡诈，那么，圣人如何？“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为什么？
《论衡》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
孔子和少正卯的斗争，当然有思想理念的冲突，更有利益的竞争。
对于袁崇焕而言，“学而优则仕”是社会的正能量思想，爵禄高登是正常的奋斗目标，既然满桂挡了道，用一下手腕难道不应该吗？
关宁锦大捷后，“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简单说，朝廷在论功行赏时比较欣赏满桂和赵率教，不满意袁崇焕。袁崇焕的态度是“遂乞休”，提出辞职——不干了。后来，大约感觉苦读多年弄一个功名，年纪轻轻就炒了老板太也不妙，于是，在“中外方争颂忠贤”，袁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
袁崇焕巴结魏忠贤的目的并不是为国为民珍惜有用之身——比如戚继光巴结张居正——无过是争个人利益而已。
最终，袁崇焕“止增一秩”，这个封赏确实不公平，“尚书霍维华不平，疏乞让荫”。
我让我的利益如何？“忠贤亦不许。”
魏忠贤为什么一定要“薄待”袁崇焕呢？袁崇焕当然还是名将。我个人理解，就个人恩仇而言，袁崇焕其实并不冒犯魏忠贤，魏忠贤对袁崇焕的“薄”应该是从袁崇焕在关宁锦大捷里的表现看破了袁崇焕战略的根本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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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
袁崇焕和满桂在关宁锦大战里，就根本身份而言是战友，固然有战斗方案的分歧，而最终成了仇人，无非是争功邀宠而已。
《明季北略》记载，满桂突然被乱箭“中流矢五”，“拔视，乃袁兵字号”，满桂本能的不相信，“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
可是，“及敌骑稍远”，战场间隙，满桂“细审”——请注意，满桂曾经长期和袁崇焕并肩作战，对关宁铁蹄的装备非常的熟悉——竟然“果为袁兵所射”。
满桂“果为袁兵所射”，一个可能是袁崇焕直接指使，另一个是袁崇焕的部将擅自而为。其目的，还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泄私愤，一个是铲除保卫北京的名将。
这样一来，就有了4种可能：1、袁崇焕泄私愤直接下令暗算满桂；2、袁崇焕部将泄私愤暗算满桂；3、袁崇焕别有用心暗算满桂；4、袁崇焕部将别有用心暗算满桂。
如果是第2种，袁崇焕的责任是管理不善；如果是第1种，袁崇焕是心胸狭隘不顾大局；如果第4种，袁崇焕要承担政治责任；如果是第3种，袁崇焕就成了敌我矛盾。
第4种和第3种的可能，我不接受，问题是前两种的取舍。
我们是后人读史，有非常宽裕的时间争论、猜测，满桂是战将，兵凶战危里第二次被自己人“伤了”，而这一次不同于被北京卫戍部队放炮的误伤——这满桂接连被伤，也实在巧——他也拿不准这几箭到底怎么回事情，“大惊”，于是“入奏”。
把问题上交给皇帝解决。
《崇祯实录》记载：“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籍籍。”
满桂的检举，成为压倒崇祯对袁崇焕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为崇祯拿袁崇焕政治交代乙巳之变提供了理由。
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处理任何事情，都有“因果正合”、“因果奇合”、“因果虚托”等等状况。
比如，雨花石拒绝一个饭局——筵无好筵会无好会的“鸿门宴”——“正理由”是正好是母亲生日，“奇理由”是领导突然交付紧急工作，“虚托理由”是小舅子两口子闹别扭需要去调解。
在现实生活里，企业要解聘一个员工，真实的理由也未必是这个员工不能胜任工作。
在现实生活里，国家严格以法律惩处一个人，其前提是这个人的行为没有卷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一个人一旦卷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按照法律惩处一个人首先是要考虑政治的需要。
《宋史•岳飞传》:“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什么是“莫须有”？简单，捏造一个理由或者借用一个理由。
关于袁崇焕之死，最负盛名的是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清朝编写的《明史》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明季北略》记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记，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
清王朝在1679年（康熙18年）正式组织《明史》的编写班子，1739年（乾隆4年）最后定稿。
《明季北略》是布衣史学家计六奇所著。
计六奇，出生于1622年，19岁随岳父杭济之就读于洛社，21岁又在舅舅胡时忠家读书。胡时忠，在明末曾任南昌府推官,参加过镇压抚州、新建一带的农民起义,后擢为御史。“为御史时屡言时政得失”,与当时名臣黄道周,曾樱等有往来。官海生涯,使胡时忠熟悉朝政秘闻,收辑到不少邸报、朝抄和秘籍。
《明季北略》在1671年完稿。
《明季北略》，起自明万历二十三(159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东北，止于明崇祯十七(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分年记事，于崇祯一朝尤详。李自成入京后史事，几乎按日排比。
李自成入京的时间是1644年，计六奇在北京。
《明季北略》记载史事大多无误，但也有传闻、迷信不实之处。
崇祯中皇太极反间计斩杀袁崇焕，一个来自于清朝统治者的《明史》，一个来自于明遗民的《明季北略》，是否属实？
《明季北略》描写的反间计非常类似“蒋干盗书”，结合努尔哈赤等满清权贵以《三国演义》为兵书，皇太极设计这一局非常正常。
问题是，崇祯真正中计了吗？
崇祯2年的十二月初一，当场逮捕袁崇焕，圣旨是：“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
“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是指袁崇焕背叛朝廷——中了反间计？
“斩帅以践虏约”，是指袁崇焕和皇太极阴谋斩杀毛文龙——中了反间计？
“市米以资盗粮”，和敌人有经济往来。
“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
这一大段，是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勾结当了带路党。
崇祯给袁崇焕的判词是：“神人共忿，重辟何辞！”
死啦死啦的干活。
1629年腊月初一，崇祯给袁崇焕的这个圣旨大体相当于今天政治解决高官时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定调子。
这个圣旨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卖国投敌的狗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