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两党在众院质询，提出要福田政府忙和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都需要和主要国家重新签订类似的条约，表示永不再战，日本目前和俄罗斯因北方四岛还没有签订。
这样的条约到底有多大价值，还请达人展开说一下。
中国和日本和平友好条约是在来年（1978年）签订的，那是中日蜜月期。
当时的中国民间对日本的记忆是半砖头录音机、12吋黑白电视、《追捕》、《望乡》……

从当时的报道看，苏联其实比我们中国更开放一些，了怪僻对我们骂他们修正主义。估计朝鲜也得这么骂我们。
从讥笑苏联有外债，到国家总理宣称自己是自由贸易主义者，这就是历史跨度。
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发的，苏联是能源大国，但是粮食进口耗了不少外汇。
粮食当时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比现在要高。
除了油以外，一是粮，一是钢，所以毛泽东孜孜以求这两样东西的高指标。

经历过二战的人，对钢的崇拜是非常强烈的。钢产量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标志。今天，中国在很多硬东西的生产上已经是世界第一或前三，中国的工业产值略小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按当时的标准，中国确实是强大的国家了。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GDP差很多，但是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大，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大，也就是说，美国有相当一部分GDP是“虚”的，问题现在衡量这一切的标准又不一样了。

继续直播。
《人民日报》1977年2月6日

《人民日报》1977年2月6日

会议报道占据大量版面，这个在今天也没有彻底纠正。只不过今天的会议有意思多了，起码两会是这样。
当时的各种工作会议在粉碎四人帮四个月后可以从容召开，人民防空在当时还是个事，“深挖洞”还余音袅袅，现在人民防空在“各条战线各项工作”中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
文革中，有三个吓人的东西：一是毛 身边老睡个赫鲁晓夫，刘少奇除掉了，又来个林彪，下一个又谁谁？搞得全党紧张兮兮；二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光毛 身边睡一个好办，资产阶级（当时是几个万恶的东西之一）在共产党内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这也挺闹心；第三就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对付前两大敌人，毛 的最高指示是“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诡计。对于后一个威胁，老人家也有高招，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苏交恶，以至于到武装冲突，现在俄罗斯那边的档案已经解密，这里面的历史教训应该好好总结，也应该对人民有个交待。在中国经济那么困难，人民缺吃少穿的情况下，全国挖那么多防空洞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现在很多人说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很清廉，领袖的睡衣或者衬衣总是补了又补，问题是这些决策造成的巨大财富浪费，该怎么算呢？

华国锋什么时候梳起了领袖发型，这还真记不起来了。最初的标准像上，他是板寸，显得年轻，也显得朴实，梳起领袖头以后，显得排场了一些。
在我生活的吕梁，似乎没有人认为华国锋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失势，也许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缘故吧。我第一次感觉华国锋有点不像领袖，是在他访问西欧四国，法、英、西德、意大利，这已经在1979年了，忘记中央电视台是实况转播还是大篇幅录播，华国锋在电视上表现出了一种没见过大世面的局促感，很笨拙，这让我很失望，当然也是内心这么一个念头。
和华国锋握手的这位不知道是什么干部，他的表情、姿态就是一个字：媚。男人之媚。

今日二版上面是署名的批判文章，下面是生产新闻。
当时报道经济和工业生产，一般都是以“完成计划”为关键词，优秀的企业就是“提前X天完成国家计划”，计划是多少，鲜有报道。
这篇文章里报道山西大同煤矿1月份产煤177万吨，是创纪录的。

“任竹”是《人民日报》主编乎？
现在《人民日报》有个评论团队叫“任仲平”——《人民日报》重点评论之意。
这篇《假左派真右派》的评论，貌似很专业很威权很强大。

为种找历史根源和阶级立场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流行。刘少奇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每每清洗出出异己分子，就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卧底。

第三版是“党的生活”，文章的标题都不错，今天也能用。

庙堂之上，这种领袖接见干部群众的形式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这些都不愿意改，也习惯了不改。

在人民大会堂拍超级宽幅照片，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细节。
领导人有被拥戴的感觉，参与者有御前召见的感觉，这两种感觉延续的年头可不短了。
据说，拍这种照片的照相机也是专门制作的。

邓颖超访问缅甸的报道篇幅巨大，从走到回来，《人民日报》不惜版面。一是当时我们的领导人出访很少，在文革后期，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国政要都来中国，周恩来到机场迎送，毛泽东坐在昏暗的书房接受万国来朝，别说，这种感觉也挺牛的。第二，人们把周恩来的崇敬转移到邓颖超身上了，邓颖超也就是邓大姐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声望空前之高。

当时，一是杨开慧的宣传特别多，再就是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大姐空前地活跃。潜台词似乎说，毛 就是娶了一个坏老婆——这也是对毛泽东最大限度的批评，把党内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转移成“娶了一个坏老婆”的家庭问题，老百姓也似乎接受这样很符合他们生活经验的解释，也把毛泽东和江青做了彻底的切割。

今日六版“三言两语”和广告可以一看。

看过的日本电影（仅限八十年代前）：
追捕
望乡
远山的呼唤
沙器
阿西门的街
寅次郎的故事

看过的日本电影（仅限八十年代前）：
追捕
望乡
远山的呼唤
砂器
阿西门的街
寅次郎的故事
莆田进行曲
海峡
生死恋-----这个不能忘记。

晚上更新吧，白天要工作，而且单位的网速太慢了。

要学的“文件”，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一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所谓“十大关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个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九）是非关系；
（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他老人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少有的、稍成系统的论述，毛泽东在革命方面理实践都拿得起来，在建设方面连他自己都说缺少经验，他研究过斯大林的一些东西，但搞经济和政治不同，经济需要起码的学养基础，当时，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自以为马克思高于一切，而“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能看懂《资本论》也没多少，所以，在全党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氛围下，理论创新只能革命领袖能承担，他老人家没什么创新，大家只好在黑暗中摸索。。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比较温和地看待国内形势的一个讲话，不那么剑拔弩张，从后来的改革开放进程看，中央也基本上也是优先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相比）、优先经济（和军工相比）、考虑和照顾到了地方和个人的利益。
所以，华国锋以：第一、毛泽东本人的；第二、温和处理国内关系的、第三、浅显易懂的《论十大关系》作为当时的思想资源，我认为是明智的和合适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顺着这条路子走的。《论十大关系》里有不少主张是陈云提过的，是毛抄他的，还是他抄毛的，这要研究文献的专家来评定。
华国锋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有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心任务。
第二，加强党的建设。要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为中心内容，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第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第四，进一步把群众性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 著作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把“华四点”的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比一下，也能发现提法上大同小异：
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早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在和华国锋的“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内核是一样的。都是
搞四化，这也是当时全同人民的共同心愿。华国锋没有把这一条提到“中心”这个地位，但也不绝不是要继续搞文革，搞运动。只是在方法上囿于历史条件，太陈旧了，还是学大庆、学大寨这一套，这一套东西是“毛泽东模板”，也是中国人以实例、榜样代替严密理论的思维惯性，对经济规律缺乏学习和认识，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经济活动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所以才对这样个别的榜样特别青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对中国损害太大了。
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华的第二、第四点也是一致的，坚持以党治国这是六十多年来唯一不变数代坚持的东西，四人帮掌了权也会这样。
邓小平的“坚持改革开放”，在华国锋这里没有明确的表述，但仅就开放而言，华国锋是身体力行的倡导者，先是对罗马尼亚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开放，后来是对西方的开放，华国锋没有反对，毛 、周总理亲自推动中美关系，华国锋没有思想障碍。
如果有问题，问题纠结在对文革的评价。

华国锋继续路线斗争的思维，认为斗争能推动“天下大治”。
从时间段来讲，当时各地确实还在揭批四人帮，对四人帮本身的批判是一回事，在各地抓四人帮的爪牙和代理人，后面升格为“三种人”，这项工作应该说刚铺开摊子。
仅在当时的山西柳林县，就隔离审查了几十个干部，从县委副书记、常委到公社一级都有，这种斗争是会上瘾的，老百姓管这叫翻烧饼，夹杂了报复的审查和斗争，在基层迅速开展。整个国家是想安定团结，但党内一时间根本安定不下来。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抓主要矛盾，这个工作方法已经深深地刻在共产党的肌体里。这样一个在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希望通过抓住一件事情统领全国的工作，这种思想方法确实应该检讨和反省。
以阶级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种一国一纲的思路，很容易造成大哄大轰的局面，各级官员也只好跟着中央的主要精神对口型，照本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