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古今中外皆然。欧美人用基督教，阿拉伯人用伊斯兰教，东方中、日、韩、泰等国人则多用佛教。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期臻于極盛。翻譯佛经，开凿石窟，造永宁寺，梁武帝捨身出家等皆为当时国家大事。

及至李渊父子建立唐朝，除用佛教安定人心外，又自认与老子同姓，抬举道教。各代皇帝爱好不同，时而先道后佛(唐太宗)，时而先佛后道(武则天)。更多时后是儒、釋、道相提并用(唐高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看到佛教过分泛滥给国家带来的风险(如耗费社会财富，劳力等)，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他多次下诏，禁止百官与僧道往还，禁市坊随便铸佛写经，禁士女施钱佛寺，禁僧道不守戒律等。
但伩教是人类社会现象，佛教教义能填补人们心灵上的空虚，解答儒家伦理道德所不能解釋的社会生活问题。当时佛教深入人心，仍有很大社会力量，玄宗仍不得不加以利用。
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宰相的張说就上了一道“进佛像表”的奏章。说明唐高祖和太宗起兵后“先聖一心奉佛者，盖为百姓求福也。”
現将“进佛像表”原文转录如下：[进佛像表]
臣说言：去年行塞，至朔州忍辱尼寺，见有高祖太宗造金像银跌，刻题尊号，彼州士女，屡瞻佛光，臣恳思圣心，如在咫尺。
伏以皇帝事业，远存荒塞，拯溺救焚，身勤虑苦，归诚佛宝，何神不据？信知功遍区域，泽周生人，心凭神灵，躬履危险。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后嗣圣人，钦承大宝，所当思由积德而兴帝系，本艰难而成王业，先圣一心奉佛者，盖为百姓求福也。
陛下为继文之主，实创业之功，再廓氛祲，重安庙社，垂统万亿，同符祖宗。夫惟兴王，必籍佐命，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书》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功臣同德，可不念哉！物有小而感深，事有微而传远，臣谨将金像随表奉进。谨言。
(未完待续)

实际上，佛教理论(思想)在唐代有了很大发展，各个宗派逐渐形成。除早出现的提倡终日唸佛的净土宗外，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均初具规模。最有意义的中国化佛教—禅宗也在这时成熟出现了。
禅宗认达摩为鼻祖,传至五祖弘忍改用[金刚经]授徒。六祖慧能得其衣钵并加以发揮，遂制[壇经]，讲主观唯心主义。其义蕴之深，得与西来之贝叶经并驾齐驱。经張说之上表，指明崇佛初心是为民求福，消除了皇上及天下臣民的疑慮。佛教自然得到更大发展空间。
引发大唐由盛转衰的并不是宗教，而是唐玄宗任用奸相，荒废朝政，対有野心的边将不能驾驭的结果。
在平叛过程中，一个禅宗和尚神会起了很大作用，他大办佛教法会，度人为僧，给朝廷募集到大筆軍费。再加上僧人宣称，安禄山史思明之自行覆灭是神佛护国有灵的结果。这就使中唐诸帝由利用佛教转入迷伩神佛了。
(未完待续)

神会是盛唐一僧人,曾从慧能习禅宗理论.发生安史之乱时,洛阳先陷，此时神会仍在草莽,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设一院，悉资毡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作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于是朝廷敕五岳各建寺庙，选高行沙门主之，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以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进纳自此而始.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学历职称级别从此都可用钱買到,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从上可以知，神会对平定安史之乱是立了大功的。因此，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赏识，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他也利用机会，为确立南禅以及自己的禅法地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
时又有胡僧不空，自随其师入大唐弘教以来，就表现出非凡的宣传才能。玄宗时，不空的才华和能力，可与早来的善无畏及其师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足见其在佛教界和大唐朝廷的地位之高。代宗时期，不空出入朝廷，与文武官员、王公贵戚，深交相纳，情谊特厚，并进而跻身于公卿班位，被授予特进试鸿胪卿；寂灭后，还又被赠肃国公、司空，这些特殊的荣誉，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僧人可与论比，真所谓“冠绝千古，首出僧伦”了。
由此可见，到中唐时期，朝庭已把佛教作为治国安天下之精神支柱，地位当不在孔孟儒家綱常之下。那位曾平定淮西地方割据势力的宪宗皇帝，竟玩起了迎佛骨入宫奉养的闹戏。
(未完待续)

佛骨又称舍利（子），不知何时由天笠传入凤翔法门寺收藏。迎佛骨入宫供养三天被认为造福天下的重大仪式。唐王朝前后举行过七次迎佛骨之事。
唐太宗第一次迎奉舍利，只是开启法门寺塔基，在当地举行仪式，供奉塔下瘗藏的佛骨，并未迎送到京城长安。

唐代第二、第三次迎奉舍利都与女皇帝武则天有关。第二次发生在唐高宗显庆四年（西元659年），第三次是长安四年（西元704年），女皇帝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崔玄韦和华严宗实际创始人高僧法藏、纲律师等到法门寺迎奉佛骨，次年正月十一日迎入洛阳，当时盛况空前。也就是这一年，武则天即退位、随后驾崩，佛骨便滞留洛阳。

武则天崇佛与其统治有关。一方面，她要以周代唐，尽力扶植佛教。她规定：黄衣在玄衣之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上，从而确立了佛教优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她必须为其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寻找理论根据，而佛教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根据。
佛教宣扬男女皆有佛性，皆能成佛，而且佛教中某些菩萨在民间流传中为女身，如观世音菩萨，无形中提高了女性在教中的地位。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唐代出现了一个狂热的崇佛高潮。

唐肃宗时有了第四次迎奉佛骨的活动。《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了唐代历史上第五次诏迎佛骨的情况。肃宗和德宗统治时期正处于安史之乱以及刚平乱不久，国家由盛转衰，动荡不安，财政困难，因此，这两次迎奉佛骨的活动规模较以前都有所减小

第六次迎奉佛骨是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春，唐宪宗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养，一时轰动了长安城。韩愈以其一贯的反道、反佛的立场上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谏书。原文如下：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此奏章逆拂龙颜，宪宗大怒，差点要了韩愈的命，后来幸亏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还始终无悔，在往潮州路上，赋诗言志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彐擁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诗题为《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
这诗依然把皇帝大张旗鼓地迎奉佛骨之“盛事”称为“弊政”。可谓立场坚定，斗志顽强。
(未完待续)

对韩愈的这篇奏章，历代评价甚高。有人说是外来文化釋家与中土传统文化儒家的冲突，有人说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有人说是韩公不顧个人安危忧国忧民优秀品德的最牛表现。
而唐宪宗则认为:"韩愈说我奉侍佛教太过分，还可以容忍;他甚至说东汉以后，奉侍佛教的皇帝都是短命的，怎么能说这荒唐的话呢?韩愈作为人臣，竟然狂妄到这个程度，怎么能赦免呢?" 原想处死他，在裴度等大臣求情下，决定把韓愈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到任后上表谢罪，不久后得召还。
但对[谏迎佛骨表]之内容，论点，思维逻辑等方面，前人似乎未作深入分析。筆者村翁愿从实事求是的观点出发，不辞浅陋表述个人看法。
(未完待续)

第一段，韩愈所说古代帝王在位久且寿命長之事，并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史记]作者司马迁自已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承认是依传说编造的。
至于商周诸王的寿数，按古代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营养学医学发展水平，人均寿命至多三十多岁，几位帝王绝对不可能享这么高寿。
在当代学术界，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仍存疑问。更不用说五帝有无其人？在位多久？年寿多長了。韩愈半引用半自制说了一大堆虚假数字，唐宪宗不责他欺君之罪，已算很宽弘大量。
(未完待续)

第二段，韩愈把东汉和南北朝诸帝在位时间和寿命短促，梁武帝餓死台城的责任推到佛教头上。这也不合历史事实。
汉明帝时佛教才开始传入中国，佛经只有意譯的“佛说十二章经”，信徒也不多，社会影响力很小。与皇家权力的传承和帝王寿命的長短毫无关系。
东汉皇帝寿命的确很短，前后十二位皇帝平均寿命才二十六岁多。比西汉皇帝平均寿命短十岁以上。有识之士如仲長统等早看岀问题。
其原因：
第一是当时医疗技术水平彽，华陀和張仲景尚未出世，简单的盲肠炎就会致命。
第二是皇帝早婚早育，宫庭优越的生活会使年轻皇帝耽于酒色，醇酒美女过度则促其年寿。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不成熟，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或相互争权，都喜欢擁立年幼皇帝，便于他们操纵朝政。如幼主不顺从，往往会被外戚大臣或宦官用各种方式除掉。
这些事怎能责怪佛祖未能给予保佑呢？
(未完待续)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南北分裂，战乱频仍，社会乱荡，朝代更迭迅速，大部分帝王在位时间都不长 。为争夺国土皇位，各民族实力人物互相攻杀不已。立国不久，皇族大臣间又蕴酿着下一轮政权争夺。夺得大位者又酒色荒淫无度，焉能長寿？
各朝得国名不正言不顺，一时难于收攏安撫民心。儒家孔孟之道只能用之於有文化的士人。佛教善恶报应之说就最适合镇撫市井乡村愚蒙之百姓，所以南北朝各王各帝普遍提倡佛教。这时期佛教经典被大量翻譯出来，寺廟僧尼遍布天下，佛教远超道教而得到空前发展。
帝王短命大都是政治及生理健康原因，与佛教毫无关系。
独有梁武帝认真听从佛说，清心寡慾，远离酒肉声色，生活节俭，竟能活到八十六岁。后为降将侯景所迫，餓死台城，是其政治措施不当的结果，亦不能由佛教背鍋。
所以韩愈奏表中这一段内容所说理由是不成立的。
(未完待续)

第三段：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 ......”——此说不确，从張说“进佛像表”可知，李渊父子举兵夺天下之初，就利用佛教收民心。河南少林寺“五百棍僧救唐王”的故事，说明佛教僧众对李唐王朝开囯的支持。今少林寺中尚保存有李世民签名的碑文 ，就证明此事。
唐玄宗，宪宗一度确有禁止百姓随便出家和扩建寺廟之事，那是出于国家经济财政上的攷虑。绝不是政治上思想上压制佛教。
(未完待续)

第四段：批评宪宗对佛供奉礼节过度，会误导百姓，伤风败俗。
因迎佛骨在唐代先前已搞过五次。不足为奇，未闻有所耗败。中唐在东亚仍保持大囯地位，故须摆点气浱以彰威德。比之於唐玄宗到泰山封禅，到曲阜祭孔，抬一次佛骨耗资不算太大。
昔汉成帝好羽猎，破坏生态环境，劳州郡民力，滥捕珍稀野生动物，输長杨射熊館以炫示胡人。文官扬雄不敢直谏，只能献“長杨赋”旁敲讽谏之。
北魏胡太后造永宁寺，巍峨豪华，连胡僧见之都叹五洲所无。而历代开凿云岗，龙门等石窟，造佛像以万计，天下宴然未闻其有非议也。
韩愈不明皇上安民之大计，肤浅地上表直谏，实为不识时务之举。
(未完待续)

本帖开头应加一句：宗教伩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利用宗教......

第五段。韩愈借华夷之分，把外来之思想文化，(推而广之，则科学技术亦包括在内)抱排斥态度。这种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思维方式是十分错误的。
世界广大，各国各民族各有自具特色的文化，这些文化是人类共同财富，是可以不断交流互相学习的。这样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即今流行的各种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生主义......都是从外国引入的思想概念。
当时日本，高丽，新罗，缅旬，波斯......等国都浱人到大唐学习，中国难道就不能向外国各族人民学习吗？实际上丰富多彩的西域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早就流入中土大唐了。
佛教教理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如此博大精深华丽的佛学，因更能满足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求，自然逐渐取代了道教而在中国盛行。皇上用意是儒釋道并用以治天下，韩愈则不明此理，以儒排佛，失之逺矣。
第六段。可以看出韩愈对佛教理论很无知，可能从未读过佛经。他把佛教简单看成愚夫愚妇之迷信。其实佛理深奥成熟，经得起问难......限于篇幅，让佛教界大德们去解说吧。
后来韩愈被赦回朝，却又服食道士丹药，五十多岁即病死。他的历史贡献主要在文学方面，他是能“挽狂澜于已倒”的古文运动领袖，诗歌亦雄豪自成一家。
(全文完)

韩愈服丹药一病而不痊，正史未载，见白居易诗集。

此帖重点在驳斥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不知其它网站或期刊有此类文章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