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中国人都会对中国的会议之多之滥深有感触。应该说会议本身并无罪过，因为举办会议的最原始的初衷是集思广益解决问题。全世界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都会在必要的时候开一开会的。但在中国，举办会议的动因在很久很久以前便有了大变化，这也许是中国历史太悠久文化太厚重太发达的缘故罢，反正各式各样以各种名目举办的大大小小的会议非但不再以解决问题为宗旨，反而成了衍生众多问题的根源之一。中国的统治者们、政客们以及热衷于政治的大大小小的弄权专家们热心于举办各类必要或不必要的会议的目的早已跳出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旧套路、旧模式，很早以前当他们初次体验到主持会议的乐趣之后，便萌发了将会议也“革命”一下的念头，于是他们在随后的实践中很快获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从此，中国的会议便成了会议主持者们玩弄权术、满足权欲、愚弄百姓的最佳“治国”手段之一。

推测会议的起源，应该是几个地位平等的人围坐一起，商议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法。及至社会进化，等级制度建立起来，会议也分了等级。会议本身并且已不再具备平等的特质，因为会议场上已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会议的性质遂发生衍变。历朝历代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在历次会议中充当着会议的主持者，但这些位高权重者多数胸无点墨，昏庸无能，且又专横得可以。避免既无力处理实际问题又免留笑柄的最佳方法就是网络一批能为自己出谋划策的谋士组成“智囊团”，以弥补自己智慧的欠缺。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民主的萌芽，其实自始至终谋士们并未兜售出多少自己的思想。相反，为了在极为恐怖的专制环境下求得生存，谋士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心思去恭维统治者那一点点令人不齿的智慧。有最高统治者作为榜样，各级官员纷纷仿效，养闲仕，养师爷，动辄就是开会。会前会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会议之风渐盛。

会议在中国的作用衍变至今，基本上已高度退化，徒余形式之壳而已。数千年的独裁统治史早已使独裁体制高度完善，为独裁者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人民早已被愚弄得麻木不仁了。独裁统治下的各级官吏也早已摸透了上级主子的心理，愈加胆大妄为。会议作为一种表现自己、打击异己、玩弄权术、强奸民意的工具，进行得愈来愈频繁了。在心理上，会议还是各级官吏进行变态的心理满足的一种方式。那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众星捧月的感觉，被人恭维的感觉，已使他们愈来愈离不开会议了。而参加会议的人们，也经多年修炼，精通了政治学、官场学、糊涂学和厚黑学，在会场上适时地沉默，或举手同意，或鼓掌欢迎，或欢呼胜利等几个机械动作即可。可以说，对主持会议和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来说，会议早已成为一门艺术。这门艺术和他们的仕途他们的生命密切相关，傀儡也罢，小丑也罢，热爱会议艺术的中国人总算为世界展示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天地。

中国人喜欢开会，想必已是全世界闻名。而一场会议，实在就像是举办一场葬礼，因为气氛肃穆沉闷得令人压抑。自始至终只有领导或领导们滔滔不绝，他人没有说话的机会，只可严肃地听讲，领导或领导们的发言便类似庄严的悼词。凡赴会者，一如受邀去参加别人的葬礼，纵然与死者关系不大更无感情可言，亦需装出一副悲痛的样子，至少也得严肃起来，帮助烘托会议的气氛，以提高会议的规格。就像在死者下葬时要有所表示需要干嚎几声一样，会议表决时你也得举举手喊一声同意，以示尽了与会者的义务。倘若会议冗长无聊得实在可以，那么你的陪坐，实与陪葬无异。

做了官的中国人喜欢召开会议，未做官或准备做官的中国人喜欢参加会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些会议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全体国民已经做上了瘾，一如吸毒，要戒也难。世界上有不同的人种，众多的民族，但像中国人这样染上这样一个奇怪的瘾的，怕是绝无仅有。熟悉中国文化的研究家们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多是从文化的或政治的角度入手，确也一针见血。我这里只想对这种恶俗的现象打一个恶俗的比喻：全民手淫成僻。手淫这种行为，成年人都知道的，没有也是不好的；但过分去做，便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心理上已出问题，二是生理上将出问题。心理生理都出问题的人，必定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是从心理上入手，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解决了，生理上的破坏就会减少并渐至杜绝。手淫成僻的行为如果只是个体行为，可由医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去解决；倘为集体行为，医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便束手无策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怕是社会学家们也会感到惊诧莫名，至于心理正常的人只会对之感到恶心。我们不知道什么人能够治愈这种恶疾，我们只是知道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变态行为，知道这是一群心态出了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