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过来了马来西亚的航空运输，下面再聊聊马来西亚的地面交通。可能是由于地域不大的缘故，马来西亚的铁路交通似乎很不发达，极少听说有人选择火车出行，一般较近距离选择公路出行，较远距离选择航空出行。在马来西亚期间，京叔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一个认识的人乘火车出行，京叔当然也没有在马来西亚搭乘火车的经历，甚至连吉隆坡是否有火车站都不太确定（应该是有的吧）。所以，马来西亚主要的地面交通方式毫无疑问是公路出行。
马来西亚的公路设施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吉隆坡附近。高速公路网络基本上可以覆盖所有主要的地区，高速公路的道路质量与配套设施也算是达标，与国内主干道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与大多数建成较早的国内高速公路应该不相上下（以京叔的观感来说，除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的高速公路，都差不多。当然印度除外，关于印度的“高速公路”，京叔在后面聊到印度的时候再来吐槽）。即使是一般的小路，也大多拥有较好的路面铺装，除偏僻乡间外，基本上很少看到无铺装的土路。在马来西亚驾车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
由于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的驾驶规则是与英国一样的靠左行驶（与中国相反）。不过，京叔在马来西亚驾车的切身感受来看，靠左行驶并不会对于中国司机带来太大的不便。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感到差异，只是在路口转弯是要特别注意，容易不小心闯红灯或转错车道，京叔就曾经不下一次犯过这两个错误（在路口遇到红灯时，中国的交通规则允许右转弯，禁止左转弯；而在马来西亚则相反，允许左转弯，而禁止右转弯。而中国司机在右转弯时习惯于驶入靠近自己的那一侧车道，而在马来西亚右转时需要驶入离自己较远的那一侧车道）。
当年京叔前往马来西亚的时候，中国驾照是不可以在马来西亚直接使用的，但是可以十分容易地转换成当地的马来西亚驾照，不需要在当地再次考证。一般来说，只要符合规定的条件，备齐相应的文件，获得马来西亚驾照还是比较容易的。京叔仅仅只去了相应政府机关一次，便当场领取了有效期为三年的马来西亚驾照。

谈完了马来西亚的公路，不得不聊聊的便是马来西亚的家用轿车。马来西亚的家用汽车相当普及，京叔认识的每一个马来西亚朋友都拥有自己的私家车，不少的人家里还拥有不止一辆汽车。马来西亚的人均汽车保有量远高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在东南亚仅次于文莱），几乎与韩国相等（而韩国的人均GDP几乎是马来西亚的三倍）。即使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汽车市场高速发展，人均汽车保有量大幅上升，依然没有赶上马来西亚的水平。

马来西亚在汽车领域实行严格的Bao.Hu政策。说起来，马来西亚的汽车进口关税并不高，在京叔常驻马来西亚的那段时间，自东盟国家进口整车的进口税为5%，自非东盟国家进口整装轿车的进口税为30%。但是除此之外，马来西亚对于进口汽车，还对于进口汽车征收极富特色的国产税（不论是整车进口，还是散件进口）。不论来源地是东盟还是非东盟国家，统一征收。国产税按车型和排量征收，排量越小，税率越低，轿车的税率介于75%-125%之间。如果统一计算进口税与国产税，同等规格的进口汽车相对于本土汽车，其价格几乎达到两倍，如果是豪华汽车，甚至可能接近三倍。由于巨大的价格鸿沟，马来西亚极少有人购买进口汽车，从而为其本土汽车品牌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会，而不至于如泰国一般，空有东南亚最大的汽车产业，但是却几乎没有自己的本土品牌。

又被删了两段：
马来西亚的汽车产量在东南亚各国中仅次于泰国，但是与泰国几乎没有本土汽车品牌不同的是（泰国汽车产量主要来自于日本汽车公司在泰国的制造厂），马来西亚的本土汽车品牌具有相当的实力，在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中占有极为可观的份儿。马来西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两个品牌，都是马来西亚本土品牌。京叔的马来西亚朋友中，绝大多数都是开的马来西亚本土品牌的汽车。
马来西亚最有名的本土汽车品牌可能应该算P.R.O.T.O.N。P.R.O.T.O.N是完全的马来西亚国产汽车品牌，没有任何的外国汽车品牌背景。该公司建立于1983年。是在第4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的主导下建立。该公司据有包括整车设计能力在内的完整的汽车全产业链生产能力，在马来西亚占有超过20%的市场份额。顺便说一句，中国的Ji.Li公司目前占有宝腾汽车约一半的股份。

以京叔的愚见，中国的王朝为什么会表现出极强的“周期律”，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Gong.Ping”。一个王朝（其实其它政体也一样），如果要长治久安，必须体现出一定的“Gong.Ping”性。毕竟原始人类甘愿放弃一定的固有权力而构建人类社会，其目的便是希望社会能够维持一定的社会Gong.Ping，使得个体能够避免完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维持一定的社会Gong.Ping性，便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如果不能维持一定的社会“Gong.Ping”，这个社会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京叔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提到的“Gong.Ping”，并不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那种所谓的政治上“人人平等‘。而是指分担社会成本的Gong.Ping性，即占有社会资源较多的个体，便需要承担较多的社会成本。这里的”Gong.Ping“，也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相对的Gong.Ping。
古今中外，承担社会成本的主体，都是相对底层的民众（这里的“底层“是与”Quan.Gui“对应的概念，其实应该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不是单指”赤贫“的社会成员，其实也就是社会中的生产者）。Quan.Gui阶层一般都会有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避免或转嫁社会成本。所以，Gong.Ping性便体现在限制Quan.Gui占有社会资源的程度，让社会资源向底层民众倾斜。

中国历史来看，一个朝代，如果能够维持200~300年长治久安，几乎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Gong.Ping开始的（其实王朝更替时的社会变革，从效果上来说，也是一种“均贫富“的过程）。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相对Gong.Ping的社会结构，使得国家可以调动利用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多；相对Gong.Ping的社会结构，也使得作为承担社会成本主力的底层民众的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国内矛盾不突出，社会相对安定。内部安定了，国家可以支配调动的社会资源也相对较多，只要王朝度过了刚建立时的困难期（也就是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必然表现出蒸蒸日上的状态。

如果国家能够一直维持开国初期的那种相对Gong.Ping的状态，王朝便能维持一种向上的态势。但是不幸的是，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如果没有外部强制力的制约，两极分化便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至于为什么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第一，由于规模效益的原因，大规模的生产天然便比零散的生产更有效率。富者（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可以组织起比贫者（主要是小农）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第二，富者一般都有较强的社会博弈能力（通俗说，就是有钱有势），可以最充分地利用社会规则，甚至可以影响与改变社会规则，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说，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一般都会有办法部分甚至完全逃避国家税收的负担）。第三，富者相对于贫者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古代，贫者基本上处在维持生存的临界状态，也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疾病等风险，极易陷入破产的境地。

当一个王朝度过了开国后的上升期，逐渐步入王朝中期时，由于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社会资源日益向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集中。使得国家可以调动利用的社会资源日益减少，而国家为了维持其必要与不必要的社会开支，便只能日益加大对自己可支配资源的利用率。而国家最易于支配的便是底层民众，于是底层民众的负担便会日益加剧，从而国内矛盾逐渐突出，社会开始动荡。

在这一阶段，某些具有远见的有识之士可能会推行所谓的Bian.Fa，通过压制贵族、士绅、豪强、地主，扶持底层民众而减缓或扭转这种Liang.Ji分化的趋势。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Bian.Fa，以及张居正Bian.Fa，均是遵循这一方向。可惜的是，这些Bian.Fa要么功败垂成，要么人.亡.政.息，均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也正是由于张居正Bian.Fa的部分成功，才使得明朝能够多苟.延几十年。不然的话，可能都无法维持到满清的入关，明朝早已维持不下去了。如若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会大大不同吧。所以冥冥中自有天意）。由于这两次Bian.Fa均使得豪强或多或少地受损，支持这两次Bian.Fa的皇帝（宋神宗、明神宗），均被士大夫把持的Yu.Lun赋予了“神”这一不算太好的谥号。在谥法中“民无能名曰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老百姓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随着一个王朝逐渐步入晚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日益加剧。财富与权势向占有大量生产与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在中国王朝时期主要是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积聚，社会底层的生存水平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由于社会成员向上下两个方面聚集（主要是向下聚集），作为社会中坚的中层逐渐消失（在王朝时期，主要表现为自耕农的大量消失），社会结构逐渐失衡，演变为少数具有极大权势的强势阶层与广大日渐贫穷的底层阶层及逐渐扩大的赤贫阶层尖锐对立的结构。

这种结构一旦形成，由于社会资源极大地向强势阶层聚集，而强势阶层又拥有较强的社会博弈能力，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应的社会责任，于是国家便基本上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调集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逐渐扩大的赤贫阶层又无力承担社会成本。而许多社会成本（如供养官僚阶层、国防等等）又是不可（或很难）避免的刚需，使得日益缩小的中、底层阶层的负担更为加大。加大的负担又会使得中、底层阶层更多地沦为赤贫阶层，使得幸存的中、底层阶层负担进一步加剧。这一切，形成了一个自我加速的恶性循环。一旦走到这一步，社会的Gong.Ping性完全丧失，大量占有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逃避负担社会成本，而中、底层阶层却不得不负担与其占有的社会资源不相称的社会成本。这种Gong.Ping性的丧失，使得整个社会负担社会成本的能力下降（其表现为国家财政趋于破产），也使得社会凝聚力下降（表现为Nei.Luan加剧，及抵御外患的能力下降）。至此，便基本上是回天乏术了。

京叔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朝末期并不一定意味着总社会资源的绝对减少（至少要好过王朝刚建立时），而是由于Gong.Ping性丧失，使得大量社会资源逃避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失衡，国家难以筹集负担社会成本的必要资源（其表象便是王朝末期中央政府的日益衰弱）。同样由于Gong.Ping性丧失，弱势群体日益暴露在残酷的生存压力之中，对于国家的归属感日益丧失（其表象便是王朝末期Nei.Luan加剧，军队战斗力孱弱）。可以说，一旦丧失Gong.Ping性，一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从而必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京叔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朝末期并不一定意味着总社会资源的绝对减少（至少要好过王朝刚建立时），而是由于Gong.Ping性丧失，使得大量社会资源逃避了相应的社会Ze.Ren，从而使得社会结构Shi.Heng，国家难以筹集负担社会成本的必要资源（其表象便是王朝末期朝廷的日益衰弱）。同样由于Gong.Ping性丧失，弱势群体日益暴露在残酷的生存Ya.Li之中，对于国家的归属感日益丧失（其表象便是王朝末期Nei.Luan加剧，军队战斗力孱弱）。可以说，一旦丧失Gong.Ping性，一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从而必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做个简单的总结。人之所以组成社会的最初目的，便是希望社会能够提供一定的Gong.Ping性，从而保护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能从完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中解脱出来。所以说，保持一定的Gong.Ping性，便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这一基本职能，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中国古代王朝之所以呈现出强烈的周期性，总是在开国后两三百年时难逃覆灭的厄运，无法做到“千秋万代”，其内在的最主要驱动力便是Gong.Ping性的周期性丧失（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体量，自然灾害、特定统治者的无能、外敌入侵、夺嫡等偶然事件，只要中国社会的内部凝聚力依然健康，均不足以颠覆中国社会）。

由以上分析可见，如果希望打破中国古代王朝的这种周期现象，其根本便在于维持社会的基本Gong.Ping性。以中国古代王朝社会来说，便是保持承担社会成本的中低层民众占有相对充足的生产资源（在中国古代，主要是田地）。换言之，也就是限制贵族、士绅、豪强、地主等强势阶层对田地的过度占有（即避免土地的过度集中）。或者，强迫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负担与其占有的社会资源相称的社会成本（即向强势阶层征税）。这两种措施，均需要一个相对强势的政府和/或皇帝。可悲的是，处于中后期的王朝，很难具备这样的强势政府和/或皇帝（即使有，也只会是昙花一现），于是必然的结果便是王朝更迭。而王朝更迭，便相当于一次强行的“关机重启”，以一种激烈的方式，重建一定的Gong.Ping性，于是开启另一次循环。

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总是存在一种自我增值的强烈愿望，如果没有外力干预，自然演变的结果必然便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是人类的自然本能，所以在获取收益的同时尽量避免或减少付出的成本也是任何一个人自然的选择（这一点，富者与贫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富者避免或减少付出成本的能力更强，所以最终表现便是富者反而相对社会负担较轻）。由于这两个趋势的存在，中国古代王朝体制下，Gong.Ping性的最终丧失也就是王朝的必然宿命。即使有个别“英明神武”的明君或“鞠躬尽瘁”的能臣，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而力图扭转这一宿命，但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最终也只能“无力回天”。

中国明朝的历史，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完美“地诠释了一个中国古代王朝发生、发展、最终衰败的过程。明朝初年，朝廷立法严厉，皇帝强势，实行“锄强扶弱”、“抑富扶贫”政策，《大明令》、《大明律》、《大诰》等法律，都有严禁土地兼并，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防止两极分化的相应规定。同时，令民垦荒，见丁授田，没收（或限制）“有力之家”多占土地，相当一部分无田的贫者因此获得土地。社会的Gong.Ping性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明朝中叶成、弘至正德年间，情况开始恶化，首先是以皇族系统为代表的强者“与民争利”，占夺民田，遍立庄田，不少农民从此失去土地，陷入贫困。到了明代中后期，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向再起变化。聚敛社会资源的主要势力，由内廷皇族集团转为外廷官僚集团，由中央转向地方，在皇族系统的兼并势头受到限制之后，以缙绅为代表的各地官豪势要趁机而起，大肆争夺土地，积聚财富。各地官豪日聚敛的代价，当然便只能由广大农民来承担，从而日渐贫困化。及至明代末年，贫富高度分化。一方面，以土地为大宗的社会资源，日益集中于以缙绅为代表的少数人手里。明末钱士升说：“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由于各种原因而破产，丧失土地，沦为佃户、雇工、奴仆、无业游民。农民贫困的严重性，成为一个空前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