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陵县衙的那些事



汉代的迁陵依《沅水注》，在今保靖东，与里耶有一段距离，当系县治迁徙，但均在酉水沿岸。里耶秦简中记录的“迁陵”在龙山，而今天的“迁陵”是保靖县县治所在的一个镇。由龙山到保靖，“迁陵”向南推进了很远，专家们认为这是秦国灭楚的结果，是古代战争强国将战线按照自己一方意志向南方挺进的记录。
里耶秦简的发现，纠正了以前依据文献所认为的中原王朝对武陵五溪地区的有效管理自西汉初年始的观点。从洞庭、苍梧郡和迁陵、酉阳、阳陵等县的设置，也看得出秦中央政权已经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管理，随着秦军事征服的成就，迅速遍及各地。
与此同时，根据简文可知，秦朝在这一带基层政权的运行是健全有效的。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政权职官的记载，使我们了解了秦王朝行政的具体运作。此外，里耶秦简中简洁完备的公文记录，乡一级吏员如里典、邮人的任免过程，简文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时刻构成的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

秦代的迁陵县已经有了一套较完整的官僚机构。职官有县令、县尉、县丞、司空、令史、金布、少内、御史、畜官、田官、乡啬夫、里典等。县令掌全县人民；县尉负责军事；县丞掌司法审判；司空主管刑徒；令史职掌文书等。这与文献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秦代迁陵县的官僚体系已较为健全，秦朝廷非常重视对该地的经营。
秦代的迁陵县官僚机构分工明确。不仅有负责统治全县人民的县令、职掌军事的县尉、负责司法裁判的县丞、掌管文书等事的令史，还有管理财政的为少内和金布、负责仓储的仓啬夫、职掌治狱的御史等。可以看出，秦王朝在迁陵的管理已经涉及多个层而。
秦王朝在迁陵县不仅建立了管理机构，为考察官员的品行和能力，还对官吏实行严格的上计和考课制度。
上计，即下级官员定期把自己所辖范围的户籍、钱谷、刑狱狱状等汇编成册，呈送上级，报告治理状况。
考课，即国家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例如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对畜官有极为细致的考课：如果牲畜死后未及时处理则需要赔偿，此钱即为“牲畜死负课”。“剥卖课”指及时处理后革、角和肉所卖的钱数。因此，官方养马不仅要使它们长的肥膘，而且也要保证它们的繁殖量。如果牲畜死亡，则需及时处理，尽可能避免损失，否则就要给予赔偿。

在秦简中我们还能看到迁陵县衙日常运作的方方面面。
有一份迁陵所属启陵乡给县廷的一分报告，内容说都乡的代理负责人嘉曾向启陵提出（注：都乡，县治地的乡，与离乡对称。），由启陵迁徙到都乡的劾等十七户，都没有移交年龄的登记。启陵乡负责人应做了调查，在劾等户迁徙时，有过文书通知都乡，说启陵乡没有记录，不知劾等人的年龄。因此上报县廷，请告知都乡，由都乡自行问询。 背面所记，是迁陵代理县丞敦狐的指示，要都乡负责人依法行事，也就是登记劾等的年龄。
启陵乡的报告时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五月二十日，县丞的指示则于二十四日送到都乡。这件文书当在都乡保存。按当时人成年，须著名籍，给公家徭役，因而登记年龄对政府说是很重要的事。
秦始皇三十二年的某一天，迁陵县县长是一位名叫色的人，谦卑地向上级报告说，您的来信已经收到了，信中出现的“敢言之”一语是一种礼貌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此致、敬礼”。“快行”，就是让送信的邮差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相当于现在的特快专递。“欣手”，就是抄写公文的秘书的名字叫欣。
秦汉的官场也不好混，官员犯错则是不可容忍的，根据秦简的记载，在一年的时间里，迁陵县的县长就由色变成了都。

里耶共出土3.6万多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是之前全国出土秦简总数的九倍。

而两千多年前一个小吏在官场中要升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像我们现在对干部的培养，要反复在不同的岗位历练。一个名叫釦的小吏，籍贯为资中阳里人，于十一年九月初任为乡史，并担任这一职务达九年，然后转任田部史四年三个多月，再转令史，任令史才两个月，即被推荐担任迁陵司空曹。釦被推荐担任司空曹职务时的年龄为36岁，以竹简所记劳日粗略倒推，他在二十岁左右时初任职，可能此时己达“壮”的年龄要求。秦及汉初经常统称一切属吏为史，令史为县令属吏之总称，常见于史传。令史的主要职能是掌按文簿，并广泛参与各种具体事物的处理，类似于秘书之职，是县令的重要属吏。
釦在担任令史之前，他曾担任乡史达九年以上，而且该职务是其初任。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乡部设置有有秩或啬夫、游檄、乡佐等职，釦所担任的乡史属于低于乡佐的一类职务。
阀阅简中釦由史迁至令史至少经过了14年的历练。这里的阀阅，“明其等曰阀，积日曰阅”，将阀、阅定为人臣功劳的第四、五等。第四等的阀，即颜师古所谓的“伐，积功也”，指积小功而够上评定等级者。第五等的“阅”，实际指的是资历，也就是师古说的“经历也”，或者指工龄，多数情况下与实际任职的天数相差不会太多。里耶阀阅简记载的任职时间也精确到了天，如“九岁一日”“四岁三月十一日”，可能是在考核其任职工龄时的“劳日”需要，釦是以劳累迁。

在一张当时迁陵县武器库里的库存单据上详细记载了迁陵县武器库里面弩的存量。发往益阳，沅陵的弩箭的数量和库存的余量记载得非常详细。弩箭是当时战争中最先进的武器，射程可以达到300米，从青铜箭镞上做工精致的血槽上看，它的杀伤力是相当强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二月的一天，迁陵守丞都向上级政府请示买的奴隶的数目是否合乎法律。这段文字说明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里仍有奴隶买卖的活动。从出土的这批文物来看，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低于贵族，高于平民的人，这些人是买不起奴隶的。
在五溪，随处可见一种叫芦茅的植物，用它的茎可以做蜡烛的芯。2200年以前，在芦茅杆做的蜡烛光下，一条条公文被这样抄录下来，再由专门的信使沿着酉水河送往其他的地方。

邮人和官船——秦代酉水流域的交通和驿运



从里耶秦简，我们能够了解秦代五溪地区，特别是沅水、酉水的交通和驿运情况。
酉水河，是当年信件、物资往来的主要通道，从酉水顺流而下，到达沅水，需要走上一天的时间。山上的崎岖山路，至今仍然险峻坎坷，而在2200年前，这条小路却是从迁陵通往四川的必由之路。常年生长在这里的芦茅和野果，是否曾经领略过当年邮差奔驶在驿道上扬起的尘埃？
里耶秦简可以看到，“以邮行”简文，如“迁陵以邮行洞庭”，“迁陵以邮行洞庭郡”，甚至有“软以邮行河内”等，又有“邮人”称谓。
其中一枚写有“十一刻……快行”字样，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邮驿史的重要资料，体现出当时邮驿系统对于传递速度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说，秦代也有“快递”。

秦代的文书有两种传送方式。.‘以次传”即在郡内各县、道以驿传依次传送，“以邮行”则为由专门设立的邮人送达。秦简《行书律》还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也。”看里耶简，这一点的确得到切实的执行，文书的送出或收到常有准确记录，不仅记日，还记出时刻。
“邮人”，就是邮差，在秦朝时属于国家公务人员，可以享受减免赋税的待遇，因此，这个职位虽然辛苦，却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有一枚竹简上所记述的内容，就是启陵乡乡长向上级请求，任命一位叫成的人当邮差的请示报告。也许是上级领导看出了这位乡长保荐自己亲戚的企图，也可能邮差在上级领导心目中已有人选，请示报告被驳了回来。
里耶秦简可见“邮人”设置得并不多，有的乡只设一名邮人。由于邮人数量少，除一些紧急必须交邮人专办的文书外，多数文书是由下级吏员、一般民众，甚至隶臣妾递送的。也就是说，真正为中国古代邮驿事业承担风险和付出辛劳的人们，其实数量远远多于在正式编制中的“邮人”和“驿卒”。从这一情形出发，我们有理由推想，诸多承负邮释劳作者，有可能是以兼职形式完成这样的工作的。

@傅家洲 2017-07-21 06:02:11
这个好。
中国的史书，太多的帝王将相，太多的生死予夺，缺失的是基层、百姓的生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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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鼓励，本书就是湘西的百姓史，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怎么迁徙来的，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怎么谋生，他们的柴米油盐，他们的信神信鬼，他们对外来者的反抗

另一枚简上的简文告诉我们，迁陵的守丞色告诉另外一名官员，遵照您的命令，您要的钱和布匹已经开始启运了。这就是说，当时的邮差不仅仅要肩负传递信件的任务，还要承担送邮包的工作。
在已经发表的部分简牍资料中，我们看到有有关邮程的内容: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
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
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
索到临阮六十里。
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口口千四百册里。
据考证：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销，待考;江陵，今湖北荆州; 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索，今湖南常德东北;临沅，今湖南常德西。


钟炜绘：里耶简牍所见秦县、秦郡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分析里耶这一邮程表，推想当时的邮路，应当是陆路和水路并用。孱陵，已经进人当时的洞庭湖区。“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可顺流走长江水路，再进入洞庭湖水网地带。“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同样经行洞庭湖区。“索到临沅”，则循沅江上行。那么，实际上“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基本都是经由水路通邮。
这条邮路不自“鄢”(今湖北宜城南)直行“迁陵”(今湖南龙山)，也不自“江陵”(今湖北荆州)直行“迁陵”(今湖南龙山)，而看似迂行至“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索”(今湖南汉寿或常德东北)、“临沅”应当主要是为了利用水路交通的方便。或许可以说，里耶秦简所见这一邮程表，是已知最早的反映水驿通信运作的重要的交通史资料。 从“临阮到迁陵九百一十里”，“索到临沅六十里”简文可以推知，“迁陵以邮行洞庭”，必然利用了沅江水路。酉水穿迁陵县而过，蜿蜒汇人沅水，通往洞庭长江，给山路崎岖的当地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水路。

由此船舶也因此在迁陵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船是迁陵官员外出处理日常公务的重要交通工具，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公车。从里耶秦简透露的信息可知，秦代迁陵县公船主要用于日常公务出行、民事运输、军事运输等三个方而。迁陵县内与公船相关的职事之人有津渡船人、津吏、船官、县司空、县丞等。其中，津渡船人为官府雇用、驾驶公船在渡口工作，津吏管理渡口公船之事务，船官总揽一县公船、具体执行县内船务，县司空指导船官工作、是其直接上级，县丞负责审批县内公船的借出。迁陵县对公船的制造与管理既有一系列制度化的规定，又不乏灵活性的变通。
里耶秦简记录了当时与公船有关的故事。有一枚简牍是迁陵县下属启陵乡负责人赵发往县廷的文书。赵在文书中提到其令尉史文输送一只明渠鸟及送鸟文书到县廷，文不顺从，两人随之发生了冲突。据文书可知，文不肯接受这一公务，想让小吏适代替他前往县廷，然适亦不肯，文只得亲身前往，其忿忿不平，便从船中操揖叱赵离开并责骂他。总而言之，尽管文有千般不快，最后还是接下了任务。从其船中操揖的举动来看，他前往县廷是乘船走水路。而乘船之人为官吏，执行之事为公务，其乘坐之船当为公船。
迁陵县代理县丞敦狐发给该县船官的一道命令，让其出借两艘船。所借之船既为船官管理，其显为公船。借船之人为县廷掌管文书的令史，其受指派前往沅陵校勘律令是公务。

除迁陵县官吏自身的外出公务用船外，对于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官员，迁陵县亦需保障其在县内的出行用船。一次迁陵县尉敬下属校长宽以迁陵县公船送卒史到酉阳县，并将船交予酉阳校长徐。因校长宽被临时派往抓捕盗贼，无法取船。县尉敬便写信让迁陵县丞遣下属吏徒到酉阳县取回这艘船或者让他以文书告之酉阳将船归还。从其可知，卒史在郡属县公干期间的交通工具由所在县承担。卒史由迁陵出发前往酉阳，其所乘之船为迁陵县公船。待卒史抵达酉阳，该公船便应即时返回迁陵。
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公船行驶路径分别为由迁陵下属启陵乡往县治所在、由迁陵往沅陵、由迁陵往酉阳，所涉公务分别为乡、县、郡三级。迁陵县境内水路便利，古往今来，船舶在当地民事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也可能看到了秦代“公船私用”的例子。秦始皇二十六年八月，南郡竟陵县荡阴乡名叫狼的人来到洞庭郡迁陵县（里耶），以寻找楚国时人们留下的瓦为由，向县政府的主管人员借了一艘船。狼不是个守信的人，没将船归还，给迁陵县的经办人员惹了一堆麻烦。狼借船的原因，简文中只简单地提到“求故荆积瓦”，也许有更多的原因没有写明，但是在无担保或抵押的前提下，其它辖区的人到另一地区借贷，在今天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甚至还发生过丢船的事。一枚简牍的意思是说:……官方的律令规定:“命待罪的差人来取用公船，不给，胡说丢了。如果真丢了，可以不追究责任，待追查没有丢失，则定胡说者以‘瞥’的罪名，并且还要把胡说者送到官府去。”现经查问，船确实丢了，已沉到水里去了，原因是甲寅之夜发了洪水，水涨得很大，把系船的绳子撑断，船就漂走了，找也没找到……
这段被秦简简文复活了的硝烟弥漫的秦代历史，也得到了相关史料的佐证。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因巴蜀之兵以攻楚，拨黔中”。司马错入蜀，秦人由涪陵溯乌江而上到今天的贵州松洮一带。由乌江入酉水不过几十里，然后沿酉水而下威胁楚的江南，确实是很有眼光的战略部署。

巴人的碾转迁徙——廪君蛮、板楯蛮深入武陵



在来自中原的三苗集团一路艰辛走向沅水流域之后，也就在这时，战国秦汉之际，一支来自巴蜀的民族也在辗转走在前往五溪的路上。
迁徙五溪的民族中，沿沅江而上的盘瓠蛮（三苗）和沿酉水而下的巴人是两大主要部落，他们后来构成了湘西苗族和土家族主要来源。
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神秘古国。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史上，对“巴族”史的研究是有较大困难的，因为有关“巴”的历史文献就那么一点点，且互相矛盾，近几十年来学者都翻遍了，仁智互见，各说各的，自成一家，自圆其说。而出土文物能直接说明“廪君”和“板楯”的又极少。
在浩若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成书于东周时期的《山海经》却有五篇有关巴国、巴人的记载，它可以说是揭开巴国起源之谜的钥匙。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啤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宋人罗泌《路史•后记》上的一段话:“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昭，后昭生顾相，降处于巴”。
巴是一个地域名称。巴人，是泛指生长在巴国和巴地范围内的所有人，以及从巴迁徙至其他地方的人，而可以不论其本来族别如何。《华阳国志•巴志》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被名为“巴”的民族。这里长期存在着多个分散的部落国家，其中记载较为详尽、国力较强大的有宗姬之巴、板楯之巴和廪君之巴。

巴王族源出廪君，此说影响较大。廪君史迹最早见于《世本》， 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虽然夹杂了一些神话，但讲明了廪君巴人的起源地区，风俗习惯，迁徙路线，是研究廪君巴早期历史最重要的资料。他们流居今长阳武落钟离山的时间，最迟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即夏代初年，似乎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未有君长”而又急需一个领袖，于是选择了“掷剑”和“浮舟”的办法来决定。同时，他们当时穴居野处，没有定居，更未出现农业和畜牧业，生活来源依赖于原始采集和狩猎。因此，他们不得不经常迁徙，以寻找新的食物来维持生活。
廪君蛮由武落钟离山沿清江西徙以后，曾经在以今恩施为中心的鄂西地区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似乎立城恩施，建立过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巴方”小邦，以至夏禹会盟都有他们参加，力量跪弱的巴方小邦，当然经受不了殷王朝强大军队的讨伐。于是，他们不得不再度西迁，沿着清江到达了今川东地区，定都于积(今涪陵)，其时当在殷商后期。而廪君的一部分部落，发展成了后来的板楯蛮，又称賨人。
按照这些记载，廪君蛮和板循蛮都为川东和峡江地区的土著族群，而且板循蛮见于《巴志》，廪君蛮五姓中又有“巴氏”，可见他们都与先秦的巴有关。板楯蛮先民的分布地域与廪君蛮先民的分布地域十分接近，前者分布在川东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汉中，后者发源于鄂西北竹山，它们都居住在称为巴的界域内，所以它们都是巴人，尽管其族群有别，来源不同。

川巴板楯蛮的主要兴盛时代，似乎是在战国时期。但也是进入战国，秦、楚更加强大发展，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战国中叶，楚已进一步掠夺巴在川东的许多地方，到周慎王五年(公元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仪贪巴蜀之富，因亦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至此，巴子国即告灭亡，随之，板楯蛮也就四散了。他们中的主体部分，虽也在西汉时期活跃了一段时间，但经三国到魏晋，便逐渐消失。
然而，事物的发展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川巴板楯蛮也不会同化得那么干净。就在秦惠文王的那次吞并战争中，其中有板楯蛮的一支，被冲溃了，进入了五溪，即沅水和酉水流域。此事在许多历史书籍中均有记载。《三国志•黄盖传》在谈到“武陵蛮”时，早就说过这里有“巴、醴、由、诞”，巴居首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云:“辰，蛮戎所居也。或曰:巴子兄弟入为五溪之长。”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还有说板楯蛮并不是巴人，而是濮人的后代，甚至是江西入五溪的那一支汉人的后裔。

但我们从今天酉水流域土家族为流传的一些文化习俗来看，也足以证明板楯蛮或賨人进入了五溪土家地区。
在土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方面都与虎联系在一起，“忌虎”是他们的特性。永顺、保靖、龙山一带，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打虎匠”，视白虎为“凶”神，必须“赶杀”而后快。他们还忌“虎”字，酉水原有虎滩，“最称险绝，土人忌虎字音，用猫滩以代之。”而在他们的迷信活动中，最恨者也是“白虎神”，凡新生婴儿，生男三天之内，生女七天之内，都必须备鸡肉酒食和香纸腊烛，请土老师到家里来“赶白虎”。不满周岁的小孩，还要时时刻刻提防被“白虎罩了”。每带小孩出门，为防止被“白虎”所害，还要用黑烟灰在小孩额上划一“十”字，并在小孩背窝里放一把剪刀作杀虎武器。在凤凰县杨姓土家地区，每到惊垫时，还要在堂屋中央用石灰划一大弓箭，以防白虎进屋为害。在葬俗上，湘西土家群众普遍在死者住房周围插上多副竹弓竹箭，说是防止“白虎”来咬尸体。这些习俗，与历史上专以弩射白虎为事的川巴板循蛮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川巴板循蛮系西徙后的廪君蛮后裔，而湘西土家族则来源于川巴板楯蛮无疑。
楚子灭巴，巴人流入五溪之地这是历史的事实，但这则史料也受到质疑。如依此史料所载，廪君五姓迁入了五溪地区，并“各为一溪之长”，因“号五溪蛮”，那么整个五溪地区就是以廪君巴人为主的巴人世界了，五溪蛮就可与巴人划等号了。事实上，五溪地区一直是盘瓠集团活动的地域。与廪君巴人从来关系不大，直到战国末秦灭巴蜀，才有部分板循蛮迁入，也仅限于五溪北部之酉水流域。而廪君与百濮相近，崇尚白虎，与盘瓤全无干系，其后裔为今之土家族。
这就是问题所在。就目前所发现的巴文化遗存的时间和量来看，一是巴人流入的规模有限，巴文化并不足以取代土著文化和楚文化;二是其流进五溪的地域较为广泛;三是巴人进入五溪之时，该地早已有土著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并有与之相应的土著文化。

四、沅水中下游的搏杀——汉代的五溪战乱



一匹賨布——西汉的好时光



两汉至南北朝的“五溪蛮”聚居的中心地区是在自沅陵而下至辰溪、溆浦一段沅水中游，以及其间的支流酉、武、辰水中下游一带；沅陵则为攻守必争的门户和咽喉。从光武带遣将征讨‘武陵五溪蛮’整个战争过程来看，也都是把沅陵以上沅水一段作主要战场和主攻方向。
两汉时期的五溪蛮还是以氏族、部落而居，部落首领称为“精夫”，在武陵郡内耕田织布，打猎捕鱼，自给自足。东部边缘地区的部分与汉族相交错，与汉族之间有交往；中心地区者则多与原夜郎国的僚、濮族(仡佬、侗、布依族先民)相杂居，与汉族的交往很少。汉王朝对五溪蛮的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控制：氏族、部落组织仍然保留，对各氏族、部落的“精夫”“赐印缓”，也就是封官，精夫同时也成了地方官，然后通过各“精夫”来五溪蛮征收贡赋。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的精力主要是疲于应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基本无暇顾及已融入五溪遁入“溪峒”的苗民，西汉王朝在五溪地区推行一种宽松的羁縻政策，故而民族矛盾相对缓和。

《后汉书•南蛮传》云:“蛮夷……以先父有功，叶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这是指的沅水流域的盘瓠蛮，他们因为是先帝的亲戚而不交税。而酉水流域的板楯蛮，：“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於蜀、巴、汉之境，伤害千馀人。昭王乃募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时有巴郡阆中夷（今阆中郡县）廖仲等射杀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伤人者论，杀人得以赕钱赎死（赕即赎金）。……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馀户乃岁入口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谓之賨人焉。代号为板楯蛮夷。”板楯蛮则是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而特许七姓不输租赋。
“蛮无租赋”，历史上曾有过少数民族以此自夸。但应该承认，在五溪蛮族的历史中，是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的时期的，无论是“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的盘瓠蛮，还是七姓不需交租赋，其他的也只要口钱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