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知道在屈原之前，汉文化没有以“问”名篇的这种诗歌体裁。就是有，也只不过是一些零零散散的问话句子。以“问”这种形式名篇的诗歌，实屈原之首创。屈原为什么又能创造出以“问”名篇的“天问”这样的诗歌体裁来呢?历代名家虽然对楚辞作了很多研究，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南楚”的五溪蛮中，终未能探究出其中的原因。
其实这与五溪苗蛮的民族古歌有关。
屈原去世两千多年后的1896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苗族古歌，在小到百字的经典概述中，传达了苗族古歌比较重要的几个特征:苗族虽然没有文字，却流传着大量的口头传说，这些传说是历史上集体创作、代代相传的结晶。有许多传说是诗歌体的，能歌可吟，格式多半是一行五个音节，每段长短小一。这些古歌都是在欢度节日时，由两人或两组对唱，一般是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各一组，一组发问，一组应答，吻合了古歌传统的盘歌演唱形式，克拉克在苗族古歌的起步研究上对古歌作出了贴切的概述。
其后美国学者葛维汉在大量实地采访的基础上一共搜集到了752件苗族歌谣。他发现苗族歌谣把几乎所有神话、传说、族群的史实都编成了歌，一代一代口传心授流传下来”。
苗族由于没有文字，就由歌手用惊人的记忆能随时随地用诗歌的形式来阐发人类的起源、社会的演变、历史的盛衰、民族的兴起、天下的兴亡等等纷繁复杂的浩翰内容，反映了苗族先民对天地形成、万物产生、人类起源、民族迁徙等方面的认识。歌手们把古老神话加以人化，结合当时的史事传说和生活习俗，编纂创作出综合性的叙述历史的长篇古歌，这就是创世史诗。苗族歌手编唱创世史诗是为了叙述民族历史，歌颂英雄祖先，好让子孙后代不忘“民族的根谱”，便把过去传下来的神话诗、叙事歌和历史传说，按创世过程，以史为线索，编纂为史诗，在重大庆典和节日里演唱。
问答是苗族古歌的基本叙事结构;总结了苗族古歌的五种问答叙事形式——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多问多答、自问自答和否定追溯式问答。苗族古歌用问答式对唱(盘歌)为主要演唱形式，而苗族盘歌往往喜欢探讨一些宏大的题材，这又和这个民族的浪漫气息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在艰难的生活中仍然保持在好奇心的民族，仅仅在吃饱饭后，他们就想探讨开天辟地、铸日造月、人类万物产生、洪水滔天、民族迁徙等内容，内部篇章之间有着紧密逻辑联系，具备神话史诗性质的苗族民间‘活形态’押调文学作品。

屈原到了的五溪苗疆之后，与五溪蛮共同生活，熟悉了苗族“盘歌”这种诗歌体裁，这种体裁就完全是“问答式”的崭新诗体。屈原以“盘歌”为学习的榜样和“模特”，然后才写出了横空出世的(天问》来《天问》，一连向天发出了172问。对比苗族《盘歌》和去远点《天问》的许多相似之处。
苗族盘歌

我们看在开天辟地的时候，
哪个造山岭?
哪个造种地的山坡?
哪个造江河?
哪个个造人类?
哪个开始犁天下?
是“告劳”开始种树子，
是“告劳”开始种庄稼，
是“姜央”开始造人类
屈原《天问》译文
请问那远古开端的情况，是谁把它传下来的?
那时候天地还没形成，
又根据什么办法去考察?
当时昼夜不分一片浑沌，
那么谁又能把浑沌分辫得清?
太阳从天明走到天黑，
它一天要走多少路程?传说女娲能够造人，
那么女娲本身又是谁造成?
屈原这种面对苍茫的大地一问一答的句式，实际上就是苗族“盘歌”无穷无尽问答的回响。
苗族“盘歌”以轮回问答的形式去追问天体形成、人类的起源以及各种世道的沧桑变迁。苗族唱“盘歌”的目的是为了对子子孙孙进行历史传承和世代家族繁衍过程的传统教育。而屈原的(天问)同样是以问答的方式去写自然界天体是怎么形成的、日月是怎么运行的、人类是怎样诞生的。所不同的是苗族最老的女始祖是“姜央”，而汉族则变成了“女蜗”;其它内容虽然有差异，但以“问”这种形式来阐述各种问题却是相同的(不仅是一般地“问”，而且是刨根到底的—“盘问”—“盘歌”。

屈原以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又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
由于埋头写作《天问》，心有所系。等到写好《天问》后，才发现“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时强烈的愤懑不平之感、浓郁的思乡之情一齐涌上心头，故而很快写出了《哀郢》。《天问》和《哀郢》均完成于顷襄王十三年。

五溪的屈原和楚辞的传播


屈原被放逐到江南，浪迹于沅水流域，行动范围受到限制，参预国政、规讽进谏的权利被剥夺，在政治上宣告彻底失败，精神上进受莫大打击.这时，他“颜色憔悴，形容枯稿’，穷愁窘迫到了极点，只得披发行吟，借诗歌来抒发自己的忠愤愁怨。没有漫长的放逐生活是不能成为诗人的.只有这种不平凡的极坎坷痛苦的生活经历，才造就了诗坛上的屈原.屈原现存的诗歌作品可以证实以上论断，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作者放逐沅湘期间，主要是在当时的五溪腹地溆浦写的。
他离开郢都已在五溪度过了的漫长岁月，楚襄王二十一年、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的旧历二月初，秦将白起攻占了郢都。四月间，由溆浦返至湘阴，临汨罗江，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自沉汨罗而亡。
屈原投江的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泪罗以死。”很简单，没时间，没过程。
而最早记录屈原投江日期的是六朝时期梁(502一557年)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曰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赊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棘树叶塞其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曰作樱，并带五色丝及棘叶，皆泪罗之遗风也。”
全国都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唯独只有溆浦只过五月十五不过初五。相传屈原离开溆浦后到了泪罗，投江之后的第九天消息才传到淑浦。淑浦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悲痛万分，一方面用最快的接力棒式办法把消息传遍村村寨寨;另一方面连夜赶做粽子，第二天即五月十五一大早就赶到江边，划着龙舟，将棕子投人江中，以慰屈原。从此而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五就成了溆浦人的端午节，一直保留到现在。

@傅家洲 2017-07-19 10:05:41
还在春秋战国，这文章够长，不急，慢慢写，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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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春秋战国时期湘西有历史记载的就算是屈原了，其实湘西历史上一个时期总有一些焦点性的事件，我就是以此为线索：春秋战国屈原对五溪文化的发展，战国秦代的里耶秦简的记载，汉代的沅水中下游五溪蛮大反叛，魏晋南北朝盘瓠蛮的滋蔓，隋唐对沅水中游的争夺，五代五溪大姓的崛起，宋代的熙宁开边，元代西南驿道的开通，明代与腊尓山苗疆的拉锯，清代初的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清中期的乾嘉苗反，清晚期沅水流域的融合，民国的割据，巫傩、抗战这些主线串起来加上一些细节就是湘西的历史了。文章很长。

在溆浦，与屈原相关的传说是比较多的。如鹿鸣山的传说，赤豹山的传说，灵均钟的传说，屈原为民送药治病的传说，等等。这些传说，一方面说明了屈原在淑浦生活期间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与民同乐，深得民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屈原在溆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融人其中。至于命名，也是比较多的，据淑浦县志记载，县城的八景中，与屈原有关的就有“溆水屈儃”、“芦潭渔唱”两景。溆水河从仲夏到三门垅段，有一段急流险滩，就叫“三闾滩”;而从思蒙到小江口这段十里长的河段，便叫屈子峡;鬼葬山崖壁上有一石钟，称之为“灵均钟”等等，不一而足。
屈原现存诗歌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诗人放逐谪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都是这一时期在沅湘流域写作的。而五溪在当时属楚国荒远的边陲地区，又有长江、洞庭湖隔绝着，与楚都郢以及后来的陈城是很难沟通信息的，再加上屈原本人深为秦楚统治者所忌恨，因此在先秦及秦汉之际的典籍中根本找不到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载。可是，在沅湘民间却普遍地着屈原，广泛地流传着屈原的作品。
汉文帝时，文人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读了屈原的诗篇，听到了有关屈原的传说，因而禁不住投赋吊祭屈原。屈原的作品被埋没了百余年，幸亏贾谊才得以传播。后来司马迁研读了屈原的《离骚》、《天问》、《哀郢》‘等作品，并曾“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为人”。在经过实地考查之后才写出了《屈原列传》。但司马迁的史籍很多材料来自于民间传说，不完整，缺乏系统性，毫无文献资料征引.《屈原列传》不可避免地有不少遗漏，也给后人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留下了困难。
屈原是在顷襄王三年(前296年)的冬天到达被流放的地点黔中郡溆浦的，他在溆浦生活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之久，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才离开溆浦的。他的大部分作品当是在溆浦创作的。

“招屈亭位于溆浦县城南,传说屈原被流放经过溆浦时住在茅坪坳，后人建了“屈原故庐”的石碑，并建了招屈亭，至今溆浦县境有数处“屈原相公祠”。

也正因为如此，溆浦在汉代以前就建立了“招屈亭”和“屈原庙”。“招屈亭”在全国可能是屈指可数就此一家了。公元前207年项羽轼义帝，常林《义陵记》载:“项羽就义帝，县人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因此为名。”从中可见，在汉代之前，“招屈亭”就已建成。到底建于何时，没有历史记载，但可以推论，应该是在屈原投江自尽之后不久所建。如果是以后若干年所建，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谓招屈，实质上就是招屈原之魂，溆浦现在仍然保存着溺水者招魂的习俗。凡遇溺水者，救上来之后，亲人便组织人员到溺水者下水的地方招魂，由一人手拿宵箕，在水边做捞救人的姿势，并一边叫喊溺水者名字和“上来吗”的语言，岸边的人便齐声回答:“上来了。”然后便一边喊“上岸、上坡、过桥”等，遇什么喊什么，应答者也一边走一边回答。
五溪文化影响了屈原，造就了屈原的作品。同样 屈原的人品人格以及他的精神也世世代代影响到了五溪地区。五溪蛮的勤劳勇敢，好客仗义，强烈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爱国精神，也与屈原不无关系。五溪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湘西，也是屈原巫楚文化保留和传承最好的地区。

三、里耶——一座城复活了战国秦朝史



里耶古城的兴衰

楚国“开濮“后，设立了黔中郡统治五溪。
据《战国策•楚策》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 郇阳”。从大的方位看，黔中和巫郡是在楚国的西部地区。《史记。苏秦列传》载有楚“西有黔中、巫郡”，《正义》云:“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辰州即今沅陵。
楚黔中郡的辖地是相当广阔的，它包括了湖南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省东南一部分和贵州东北部各县。其基本地域则是以临沅为中心的湖南省西部和西北部，即洞庭湖西部、酉水南部，澄水、沅水的中下游。

但战国末年，这种状况有变。
春秋战国时期，郢（今湖北江陵）作为楚国的都城，不仅是当时楚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郢都西通巴蜀，东达江淮，北极中原，南控百越，己经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大都会之一。蜀地位居楚西，雄控长江上游，在“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的东西对抗格局下，“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郡邹动矣。”可见“黔中”在秦、楚“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的形势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秦军沿黔江(乌江河谷而抵沅水支流酉水上游的里耶，然后由酉水到沅陵经沅水出武陵再转松澧平原攻入郢都，此路虽远，有尤包抄之势，易于取胜。此所谓“黔中失而楚危”，因此秦、楚双方为争夺黔中这一军事要地展开了长期的战争。
秦在统一六国特别是对南方的统一过程中，先占领巴蜀，后经巴蜀继续向南向东推进。湘西的酉水流域成为秦人和巴人进攻楚国的重要交通要道。里耶古城正好在此通道中，又位于楚境西部，是几国相争的战略要地。
里耶古城位于酉水北来东流的转折处，是湘西沅水流域三座战国古城中最西的一座城市，是巴蜀地区东出沅水流域的第一座军事城堡。“里耶”在土家语中是‘有农田的地方”。这里酉水中流，两岸一马平川，四周崇山环抱，西部有平坦的缓丘为巴蜀入楚的交通孔道，在这里修城筑堡在军事上有利于控制巴蜀入楚的东西通道。里耶盆地是湘西武陵山区不可多得的农耕地，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又有酉水舟揖灌溉之利，为里耶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里耶自古就是酉水流域的军事和商贸重镇。

《史记•秦记》载：“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35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始皇时置郡。湖南旧辰州、常德、永顺、醴州诸府州及贵州旧黎平、思南诸府皆其地”。
战国末年，秦国数十万大军过秦岭，来到四川长江边上，就是现在的涪陵，由涪陵入巫江口，溯巫江而上，翻过里耶西北的八面山，来到五溪的迁陵，也就是现在的里耶镇。城下古迁陵县城，是当年楚国的西大门，可称战略要冲。强悍的秦军攻破楚军的防线，就可以顺酉水而下，进入沅水，直接逼近楚国的腹地。八面山上的崎岖的山路，曾经是秦军攻入楚国的栈道，当数十万秦军铁骑立马山顶的时候，迁陵古城已尽收眼底。楚国的大门已在眼前。
在这时的迁陵古城（现在的里耶）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成了一个迷。
《史记》记载秦灭楚后，秦国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设立黔中郡，管辖着五溪地区。即史载，秦昭王使将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同时，秦始皇分全国为36郡，在黔中郡的东边设立了长沙郡，南边为桂林郡，西边有蜀郡和巴郡，往北是南郡。其郡治在沅水中游的辰州(今沅陵)西二十二里。

一口神秘的井——里耶秦简



秦朝五溪的郡县是怎么样的？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秦朝的记录不足千字, 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朝廷的基层组织怎么在运转的，就像我们现在对五溪的峒民了解很少一样。
但是在2002年，原来五溪北部的里耶筹划在酉水河流域修建一座水电站，一台挖机挖到3米深处的时候，竟然挖出了竹简。随后在离挖机数百米的地方，专家竟发现了一口古代的水井。在清理的过程中，人们在水井六米深的地方共出土了3.6万多枚秦简，总计20多万字，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连续不断。最关键的是，在随后的解读中发现，秦简内容包罗万象，大到中央政令、官吏的任免、军事物资的调配，小到村邑负责人里长和邮差的任免、村口渡船的添置等。

里耶秦简一号井

秦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中仅仅存在了15年，里耶秦简出土之前，以前发现的秦简重要的有湖北云梦秦睡虎地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460枚:湖北云梦龙岗秦简283枚、木赎!方;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四川青川秦犊1枚等.以上历次出土的秦简总数也不超过4千枚，能够触摸那段历史，对于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奢望。而此次考古发现的奏简数则是破天荒的，37300枚秦简，几十万字的文献资料，是全国出土秦简总数的九倍，尘封了2000多年的那段历史已经触手可及。里耶秦简内容之丰富，涵括了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相关政令和文书，公文中的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的重要依据，数量众多，内容详备的公文形式，为研究秦汉公文制度打开了新的窗口。

里耶秦简涉及到秦的文书内容是成套的，有一定的系统、格式和体例。通过解剖秦代这个地方行政的文书系统，可以丰富和改变对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简文反映出秦代对边远地区控制很严格，统治很有效，各级官吏认真负责，但如此严密强大的政权为何短短十几年就土崩瓦解?这真是个迷。
里耶这座历史从未记载的古城有过活跃的经济文化交流，出土文物中有秦、楚和当地少数民族的遗物，属于不同的考古文化系统，说明里耶是一个重要的民族交往、文化交汇地带，这有助于填补该地区历史记载缺佚的空白。
从里耶秦简续存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里耶古城并没有在战国末年的秦楚之战中焚毁，秦统一时，这座城市是和平接管的，并被继续沿用，成为“洞庭郡”下辖迁陵县城所在地。不久秦末农民战争烽烟四起，天下“尽叛秦吏以应诸侯”，楚人攻破了这座秦朝故城，也许是在城破的那一刻，大量的官署文档作为废弃物被扔进了古井，一年年淤泥盖在上面，保存了下来。
也有其他说法，如认为里耶秦简的埋藏时间似无先后顺序，因此认为，里耶秦简版埋藏时间很可能是在秦末战乱之时，政务不修，以致档案文书来不及销毁而被官员随意弃置于水井之中，这完全是当时迁陵县地方政府随意弃置的无意识行为。或者对于“里耶秦简为何弃置于一口古井中”的解释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在秦末战乱和改朝换代时，将官方简版文书弃置于井中是秦代迁陵县地方官署对档案文书的一种处置手段，是官方有意识、有制度的行为。有人还联系到了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藏书处名曰“二酉山房”，“二酉”为藏书处代称，指湖南辰州之大、小酉山，相传此处石穴中有秦人藏书千卷。秦简出土于里耶古城的一口井里证明了此传说有充足根据。这也说明将文书藏于洞穴中可能是秦人文书处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这批秦代简牍纪年完整，从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年不少，记事详细到了月日，它是秦代留存下来的独一无二的地方性的珍贵资料。里耶古城和古井简牍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学术史面貌，弥补了史料的缺失。其所提供的大量史料信息将独立构建起崭新的历史框架。
而对沅水流域而言，湘西里耶秦简所处的湘西酉水流域及武险山区不仅战国时期是楚秦等国相继开发、对峙征战的前沿地区.更是历史上多民族生息、繁衍、杂处之地秦简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坟补该地区历史记载缺乏的空白.了解和认识该地区一些，大历史事件.更有助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文化发展序列与体系的认识和建立，使该地区在中国历史和民族发展史中的，要性得以提升。

@傅家洲 2017-07-20 01:45:25
里耶，古代迁陵县城。
现在保靖县城叫迁陵镇，两者之间有所关联?
两者之间隔了不到100公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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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在一篇文章中见过专门谈这个问题，现在记不起了。大致来说，里耶古城只是秦迁陵县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迁陵县，其治所已经在今迁陵镇东酉水北岸的乳香岩，地名“四方城”。唐贞观九年（635年），置三亭县，其治所堡子街（今迁陵镇后街坡），算是治所倒现在的迁陵镇了。后来是保靖宣慰司，改土归流后设保靖县，县治迁陵。现在的迁陵镇是1951年设的，沿袭了唐代以后的治所。

突然冒出的一个郡——洞庭郡




里耶秦简犊出土前，仅知汉代设有迁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上》、《元和郡县志》和《大清一统志》上，我们知道迁陵自汉至南朝基本上无变化，这个位于保靖县东的汉晋迁陵故城，即今保靖县东龙溪乡、酉水南岸的四方城址。
现从里耶简文得知，汉迁陵县源于同名秦县,里耶古城秦朝时是秦迁陵县城。据里耶秦简记载，里耶是洞庭郡下辖的迁陵县的县治，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二年时有55534户，共30多万人，秦代全国仅2000万人，地处秦朝边区洞庭郡下属一个县的人口数，竟占全国人口的1/70，可见洞庭郡在当时是属于地广人多的大郡。
这枚引出“洞庭郡”的里耶秦简是这么写的：“迁陵以邮行洞庭”，意思是说迁陵的邮件发往洞庭。洞庭肯定是一个地名，而且是迁陵县的上级单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迁陵县的邮件是发往洞庭郡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可能也没有想到，他所著的《史记•秦皇本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而其中却并无洞庭郡，由此，这7个简文将推翻2000多年的权威记载。而另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同样也没有洞庭郡的记载。“迁陵以邮行洞庭”中的洞庭，究竟是不是一个郡?

这枚秦简记录了一封发往洞庭郡的邮件。

@傅家洲 2017-07-20 08:58:50
秦始皇时期，迁陵就有30万了?现在保靖县也就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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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是里耶秦简中迁陵县户籍的准确数据，有姓名、肤色、身高、年龄等户口调查登记，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不过秦迁陵县地域面积应该比现在的保靖县大得多。

“洞庭”二字突然从地下冒出来，挑战两千多年的权威记载，同时引领着人们搜寻的目光。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五溪被纳入到秦国的版图。随后，在里耶战国古城的基础上，秦帝国建起了迁陵县，县令的名字叫做昌。公元前213年4月6日，县令昌接到上级的一份公文，公文上说，陕西阳陵县有十二个平民欠官府的钱，现在他们都在洞庭郡服兵役，但是不知道他们驻守在洞庭郡下属的哪个县。所以阳陵司空（古代官名，掌水利、营建之事，大概相当现在的建设局局长吧）请求洞庭尉下令，要求各县找到这些士兵并追讨欠款。在县令昌接到的公文当中，就有洞庭郡明确的记载，由此可见，在秦代确实存在着洞庭郡。洞庭郡的出现，像一颗石头扔进了历史的古井当中，唤醒了一段被淹没的历史，洞庭郡究竟在什么地方？
据史料记载，里耶所在的五溪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黔中郡。《史记》记载秦灭楚后，秦国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设立黔中郡，管辖着湖南西部和湖北、重庆、贵州的部分地区。同时，秦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在黔中郡的东边设立了长沙郡，南边为桂林郡，西边有蜀郡和巴郡，往北是南郡。从地理空间上看，这片区域已没有洞庭郡的立足之地，这让专家感到十分困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个更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史记》中多次出现的黔中郡，在秦简牍中却没有丝毫的记载;同时，简牍文书中涉及到的地方如沅陵、迁陵等正是黔中郡管理的范围。洞庭郡所管辖的地区居然与《史记》当中黔中郡所管理的范围有所重叠。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秦国完成统一之前,亦曾设置黔中郡。《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又说:“(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从以上记载推测,司马错于公元前280年攻取楚黔中后,楚国一度将黔中收回,时隔三年,又有蜀守若伐楚夺取巫郡之事。《水经•沅水注》对此事亦有详细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秦置黔中郡之事另见于《史记•楚世家》、《白起列传》和《资治通鉴》等文献,说明该事件真实可靠。

无论是《汉志》“三十六郡”说、《史记》集解“三十六郡”说，还是《晋志》“四十郡”说，以及后来王国维“四十八郡”说、谭其骧“四十六郡”说，均未见洞庭郡之名。迁陵一带本属楚黔中郡，这就让人费解了。
关于黔中郡与洞庭郡，史学界也只有猜谜语了：一种说法是黔中郡在秦朝时管辖着沅水中上游的五溪地区，另一种说法是公元前222年，秦国把黔中郡之南部分置为洞庭郡，将巫县及其以东划给南郡，巫县以西划给巴郡，黔中郡遂废。
也有学者推测，或许只是因为楚人的仇恨促成了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当时可能有一个误记，这个地方在秦朝时本来叫做洞庭郡，他们写成黔中郡了。在秦朝十几年的时间里，黔中郡一直被洞庭郡代替。当地的楚人并不认可洞庭郡这个名称。随着秦帝国的崩溃，洞庭郡迅速恢复了往日的名称。秦虽于前280年、前277年曾两度攻取黔中，但后均为楚所收复，直至前222年楚彻底灭亡后，黔中地区才算完全正式归秦所有。
或许里耶古简上的记载告诉我们，历史学家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秦王朝不存在‘黔中郡’”。出土古简中多次提到“洞庭郡”的军事、粮食运输、邮件往来甚至所设机构、官员姓名等情况。“洞庭”当为当时五溪所在的郡，而传闻甚多的“黔中郡”是不可能与它并存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所说的长沙郡当为“洞庭郡”之误，因为当时的郡治设在长沙，班固误把郡治所在城市名当成郡名了。从此以后千百年来，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洞庭郡”的横空出世当为它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