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616）

比如说，你到某个衙门去办事，窗口的服务人员大都脸色难看、事情难办。他们要么推诿扯皮，要么拖着不办，甚至态度恶劣、玩忽职守，来来回回地踢皮球。所谓“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说的就是这帮孙子。似乎你求他办一点儿事儿（本来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就跟要了他亲妈老命似的，比小鬼都难缠。
而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又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根除，因为这些官老爷都是向上级负责的，不是向下级负责的。同样的，他们也只接受来自于上级的监督，而不接受来自于下级（群众）的监督。
所以，“聪明一点”的办事员大都会竭尽全力地去讨好上司，巴结上司，把上级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而不必太在意下级（或群众）的感受。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掌握在上级手里，而不是下级（和群众）手里。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再大也不能决定他们的前程；而领导的心思再小却很可以影响他们的去留。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任谁都会想到，巴结上司、讨好上级，远比诚实劳动和扎实工作要重要的多。就算你的业务能力再出众、服务态度再优秀，又能怎么样？不如阿谀奉承之徒在领导面前拍两句马屁、或者在背地里塞给领导一些好处要来的简便和快捷得多。
而这些阿谀奉承之徒在搞定了上司之后，就可以继续赖在原来的岗位上不走，继续给人民群众脸色看，继续地恶心老百姓，而不必惧怕老百姓的反弹。反正人家也不是向你负责的，而是向上级负责的，而他们的上级再向更上一级负责。就算你的意见再大、怨言再多，又能怎么样？屁用没有！
所以说，这种官僚主义是体制性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问题，不能通过技术的更新得以解决，只能通过体制的变革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历史的侧面》（617）

除此之外，官僚政治里的很多作风问题，也大都来源于此。
比如说，打官腔、讲形式、态度恶劣、目中无人……因为不必向下级负责嘛，所以他们也不必对你笑脸相迎，能对付就对付，能应付就应付。反正惹毛了你也没有关系，我只要和自己的上级搞好关系、把上级伺候好就行了，我照样会赖在岗位上为所欲为。
比如说，玩忽职守、无所作为、办事拖沓、不负责任……实际上，他们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不必向你负责任；他们也不是工作不认真，而是不必跟你认真。因为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上级的，而不是来自于下级（人民），所以他们只需和上级处理好关系就行了，而不必看你的脸色行事。
再比如说，脱离群众、欺软怕硬、奴颜婢膝，媚性十足……实际上，不是官员们乐意奴颜婢膝，乐意奉承拍马，而是你不溜须拍马、不奴颜婢膝就不行、就吃不开。谁让你的饭碗和前途都捏在上级的手里呢？如果不溜须拍马、不奴颜婢膝就只能原地打转转，甚至倒退！所谓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况且，依靠溜须拍马得到的好处显然要比依靠诚实劳动得来的利益要简单、快捷得多，何乐而不为呢？都说中国人腰杆子软、奴性十足，这也是体制给硬逼出来的。
……

《历史的侧面》（618）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官僚主义是体制性的，不是技术性，不能通过技术的更新得以解决，只能通过体制的变革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改善。比如说，将“向上负责”改为“向下负责”，将“向下监督”改为“向上监督”，让老百姓来参与社会事务，让人民来当家做主……如果哪一位官员敢给老百姓脸色看，玩忽职守，那么老百姓可以动用手中的选票将他罢免，然后选拔自己认可的、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出来担任这个职务，这不就从根子上解决了吗？
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可以通过人民自我纠错机制来主动清理流氓政客的方法，又会演变成另外一种体制，也就是——皿煮体制。这可是专制体制的大敌，是专制的皇帝最为担心的事情，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采用的！所以说，在中国古代的那种官僚政治里，要想彻底地肃清官僚主义，简直是痴心妄想，是白日做梦。

《历史的侧面》（619）

再比如，人身依附性。
中国的官僚体制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官吏，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责任代议”，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权力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上级。而中国的统治思想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都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皇帝必须雇佣官吏才能具体地治理国家。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官僚集团只是皇帝的附庸，是皇帝的打工仔。他们只对皇帝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同样的，他们也只接受来自于上级的监督，而不接受来自于下级（以及人民）的监督。
而这样的权力分配格局，又使得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乍看起来，大家都是皇帝的打工仔，理应是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各司其职，一切都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可实际上，一位官员受到皇帝本人的垂青和赏识，这样的机率很小，真正决定他们前程的是他们的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但问题在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上级可以轻易地给下级（人民）带来好处或者伤害，而下级（人民）却很难利用手中之权给上级带来什么实惠，或者对上级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所以，几乎每个官员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千万不能得罪上级，反而应该尽可能地讨好上级、巴结上级，把他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视为衣食父母（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要想在官场上吃得开，就一定要和上级搞好关系，就算给他们当牛做马、当孙子都在所不惜，谁让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大好前程都捏在上级手里而不是下级（人民）手里呢！

《历史的侧面》（620）

要知道，当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乃至身家性命都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时，他也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当一个人不能通过施展才华来改变自己命运时，投机钻营、奴颜婢膝也就成了最佳的选择。谁让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呢？谁让绝大多数人都向往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呢？道德极端高尚之人毕竟是极少数。
由此，在皇权专制为前提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里，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不再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变相的“主奴关系”。上级是主子，下级是奴才，上级发号施令，下级唯命是从。上级对于下级可以颐指气使，下级对于上级却只能马首是瞻，好像奴才伺候主子一样，毫无尊严可言。
于是乎，在官僚集团内部，就形成了官与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之间不再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而是变成了人格的依赖关系。上级决定着下属的前程和命运，下属则把前程和命运寄托在上级手里。然后呢，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又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形成利益共同体。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还会发生争斗，也就是党争。关于“党争”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先把官僚政治说完。

《历史的侧面》（621）

要说起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于中国官僚政治有很多危害，其中最大的危害就是——它使得中国的官僚群体不再遵守“程序理性”，而只遵从于上级或者领导人的个人意志。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下，所谓的“程序理性”，往通俗了说就是一切都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一切都按照“明规则””办事，不能参杂个人情感。
然而，这样的程序理性在中国的官场上又行不通，因为它是向上负责的，不是向下负责的。一位官员要想在官场上生存，就必须向上级效忠，不是向下级效忠，必须唯上级的意志马首是瞻。如果上级的意志符合正式程序的规定，那么自然最好，如果上级的意志背离了正式程序的规定，那么做下级的应该想方设法绕开正式程序、甚至不惜篡改程序也要符合上级的意志。于是乎，你就见到了这样的情况：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制；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他跟你讲道理；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
实际上，不是这些官僚喜欢耍流氓，而是这个制度逼着他们去耍流氓，因为他们必须秉承上级的意志办事，而不是根据客观规律办事。而且，作为政府机关，你的一言一行必须有理有据，这又逼着他们必须找出一些大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到了最后，也就只能是强词夺理。

《历史的侧面》（622）

其实，官僚集团并不是由一群傻瓜无赖组成的，他们在踏入官场之初，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的抱负，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奈何客观条件不允许。真理虽然伟大，但不能当饭吃，领导的意志虽曲，但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任谁都能看清这笔账，你说他们还能遵守程序理性吗？如果顽固地坚持真理，反而成了“迂腐不堪”的行为。
当然，作为上级，也必须深谙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一位“合格”的领导要想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必须和自己的下属建立“超越正式程序规定”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关系往往属于私人效忠的性质，而不属于对“程序”效忠的性质，更不属于对国家和人民效忠的性质。所谓“效忠党国，必须首先效忠长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上级这边也必须做出一些姿态，给予下级种种好处，或者许下种种诺言，并暗示下级，只要你愿意效忠自己，就可以获得很多“超越程序规定”的利益，与之相反，如果不效忠自己，只效忠程序，那么你就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所以，在中国官僚政治里，正式的规章制度往往只是摆设，想讲的时候讲一讲，不想讲的时候就不讲，或者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讲一讲，一旦对自己不利就不讲。
当然，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中央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依靠这层关系往下推行的，而不是依靠“正式的程序”往下推行。比如，明朝后期的张居正，在推行“万历新政”时，制定很多明面上的制度措施，但暗地里又不得不笼络一大批门生、故吏，并私下向他们许诺很多好处，只要你认真推行我的改革措施，我就让你得到想要的实惠，以此来督促他们推行改革。这看起来匪夷所思，却非常的好使，至少比单纯地依靠“程序理性”来推动改革要有效的多，也更符合中国官僚的生存习惯。所以，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事业，虽然外表光鲜，但在其实际的演进过程中，却充满了密室阴谋、暗箱操作、排斥异己和打击政敌等种种丑恶现象，而这也是官僚政治里边儿改革家们的宿命。

《历史的侧面》（623）

再比如，隔离性。
按照韦伯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主要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传统型”，指的是政治权威建立在继承关系之上，比如古代社会的世袭制。
第二种是“卡里斯马型”，指的是政治权威建立在领袖的超凡魅力之上，所以也称为魅力型。
第三种是“法理型”，指的是根据一定的法定程序而获得的权威，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程序理性”。
如果韦伯说的正确，那么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其政治权威应该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兼具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的双重色彩，属于混合型的，起码高高在上的皇权是这样。但是，魅力型的领导大都喜欢和人民打成一片，与人民有着天然的政治联系，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嘛。他们在夺取江山时，一般都有老百姓的支持，所以，他们很容易和老百姓形成直接的政治同盟。况且，从法理上说，天下的所有财富都是皇帝一个人儿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老百姓生活安定，皇帝的天下才能够江山永固。所以，从理论上说，皇帝也很乐意和老百姓结成利益同盟，谁让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呢！可是，皇帝要想治理天下，又必须雇佣官僚，建立官僚体制，凭借他们的力量来治理天下，否则的话，就无法完这个任务。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很多矛盾之处。

《历史的侧面》（624）

一方面，皇帝必须建立官僚体制，以此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另一方面，官僚体制本身又有自己特有的一套运行逻辑，并自成利益系统，把皇帝和人民都排除在外，官僚集团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说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后边儿会详细说明），再加上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信息并不对称，皇帝（上级）虽然高高在上，是强势的一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还享有最高的仲裁权，但是，他们的人数却很少，也就皇帝老哥一个、外加几个极个别的亲信。而官僚集团这边儿却是机构庞大，关系复杂，人数众多，消息灵通，而且还掌管着信息的流通和传播的权力，这就使得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联系经常被官僚集团切断、甚至被隔离开。
皇帝（上级）的决策并不能按照原意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人民（下级），人民（下级）的疾苦也不能按照其原始面目实实在在地传达给皇帝（上级）。这些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失真，并且，一定会向着对官僚集团最有利的方向进行失真。
对于这类情况，专制的皇帝自然不会熟视无睹，他会经常性地批评官僚集团不能及时贯彻他的意志，不能将人民群众有效组织起来，去践行他的政策。一些领导人、特别是那些雄才大略的领导人还会特意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法令和口号、甚至不惜发动一场场的“运动”，来督促官僚集团去执行，以便提高生产率，遏制官员的惰性。

《历史的侧面》（625）

然而，这种惰性不是由某位官员个人的素质造成的，而是由整个官僚体系的体制特点造成的，是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造成的。所以，尽管君主们竭尽全力地去折腾官僚集团，打击他们的惰性，动用各种常规或非常规的手段去压迫各级官员完成既定目标，但是，在基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的压迫虽然能够治得了一时，却治不了一世。等到魅力型领袖故去以后，他的一切改革措施也就烟消云散了。比如，明朝的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位倒霉蛋。
再比如，自我膨胀性。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向上负责的，不是向下负责的。同样的道理，各级官僚也只接受来自于上级的监督，不接受来自于下级（人民）的监督。这种“负责与监督关系”会向上层层递进，一直递进到皇帝那里，从而把皇权烘托得无比高大神圣。
然而，皇帝虽然居于统治之巅，俨然高不可攀，但皇帝要想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不容易。他必须组建官僚集团作为他的统治工具。所以，专制的皇帝一方面要考虑到政令是否能够畅通无阻，以此来保证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他还要考虑到各部门之间是否能够互相制衡，以此来确保皇权不受侵犯。所以，皇帝不得不增设大量的官职和机构，以使他们互相牵制。比如，秦汉时期，一郡之内有管民政的郡守、有管监察的郡监、有管军事的郡尉；明清时期，一省之内有有管行政的布政使，有管监察的按察使，还有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官僚集团内部形成制约关系，防止一方坐大。

《历史的侧面》（626）

但是，官僚机构越庞大，它的运行效率就会越低下，官员任职的时间越长，他的工作作风就会越拖沓，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够逃脱（因为人性都是相通的）。所以，那些有作为的皇帝、或者想做“有作为皇帝”的皇帝，在登基之初，一般都会精兵简政、刷新吏治、淘汰冗员。可是，人的本性又决定了没有哪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甘心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哪一个官僚群体会无动于衷地束手待毙。而其他一些和他们利益相关的官僚群体出于唇亡齿寒的心理也会尽可能能地阻止这种政策的施行。没有办法，“聪明一点”的上司不得不在旧的官僚机构之外另设新的机构，同时将他们的一部分职权分离出来，组成新的衙门，让他们来推行自己的政令。
比如，明清时期，地方上原本有省（布政司）、府（州）、县三级政府。它们各治一方，各司其职、层次分明。但时间久了，必然会作风拖沓、弊政丛生，中央又不能被他们全部撤换了，只好在正式的衙门之外，另设新衙门。比如，明清时期增加了管粮饷的督粮道、管教育的提学道、管军事的兵备道、交通邮政的驿传道……
它们的工作原本是省、府（州）、县这些旧衙门应该承担的，现在统统转到了新衙门，而旧衙门的官员就被闲置了起来，成为冗官。而这些新衙门在设立之初，确实能够起到推行新政令、推动新改革的作用。但时间久了，这些新设置的衙门一样会弊政丛生，作风拖沓，谁让他们也属于“官僚”的范畴呢！旧官僚所固有的各种优点和缺点，他们一样不落全都具有。等时间久了，这些新设置的衙门一样会弊政丛生，作风拖沓。没有办法，新登基的皇帝（新来的上级）又不得不再一次将他们闲置起来，然后再另设新机构，推行自己的政令。然后再限制、再新设……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历史的侧面》（627）

而这样的循环必然会导致一种现象，就是官僚机构会不断膨胀，官民比例不断升高。
比如，宋太祖时期，政府正式的官员大约只有一万三千多人，宋仁宗时大约有两万人，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竟然达到了四万八千多人。再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有文武官员两万四千人，宪宗时期达到了八万多人，等到一百五十年后的世宗时期，居然高达十二万余人。
而官民比例也在不断飙升，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10】，官民比例在西汉初年时为1：7610，隋朝大业时为1：3953，唐朝天宝时为1：3431，宋朝元丰时为1：2148，明朝万历时为1：2095，清朝康熙为1：910……尤其是在唐朝的元和年间，官吏人数之多，官僚群体之冗，居然达到了每七户人家要供养两名官吏的程度，真可谓“民少吏多”，“十羊久牧”。
而官僚机构不断膨胀的结果，就是使得官僚体制的行政费用不断攀升。从表面上看，这些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一并承担，但国库的钱也不是白来的，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征集来的，到了最后统统都要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这在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历史的侧面》（628）

再比如，“放大效应”。
所谓“放大效应”，是指“行政信息”在官僚体系内部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失真现象。
因为官僚是向上负责的，不是向下负责的，他们只接受来自于上级的监督，而不接受来自于下级（人民）的监督。所以，“聪明”的官僚只要竭尽所能把上级伺候好就行了，而不必太在意下级（人民）的感受。
不过，官僚体制毕竟是成系统的，各层次之间要逐级管理。从中央到地方，有省、府、州、县……，在一个衙门之内还有局长、处长、科长、股长……因为是向上负责的，上级对于下级具有绝对支配权，而下级对于上级却只能绝对服从，为了防止出现差错，更为了讨好上级，下级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往往给自己留有余地。而这样的余地在逐级传达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放大效应，层层加码，不断累积，最终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行政效率低下。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某单位要召开会议，局长事先通知秘书，会议定在下午三点召开。可秘书害怕大家迟到，更为了拍局长马屁的需要，他会提前通知各个处，会议时间定在下午二点半召开。而下边各个处又害怕自己的下属迟到（更为了拍马屁的需要），又会转达下边儿各个科，会议定在了下两点。各个科又会传达下边儿各个组，时间定在了一点半，各个组又传达给各个组员，时间定在了一点……于是乎，开会的时间被逐级提前，而且，一个单位的“科层”级数越多，时间被提前的也就越多。虽然尚未造成物资的浪费，但是大家提前那么多时间到场，也造成了时间的浪费。

《历史的侧面》（629）

再比如，中央对全国经济的增速目标定为8%，而且反复强调，这只是指导性的目标，并不是硬性规定。但是，各个省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为了拍马屁的需要，往往会擅自调高本省的目标。比如说，将本省的目标调高到10%，到了市一级会提高到12%，到了县一级会提高到14%，到了乡一级可能调高到16%，到了村一级可能达到20%以上，甚至更高。而在现实当中，这样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实现不了怎么办呢？没办法，他们只能谎报、瞒报和乱报。在现实当中，有很多政府部门弄虚作假、搞浮夸风，并不是官员们乐意干，而是碍于体制的限制，必须这么干。不这么干就没前途，不这么干，很可能丢官罢职。
很明显，科层结构对于行政信息的传达具有放大效应，各级官吏为了政绩的需要，往往会争先恐后、互相攀比，逐级递增，其结果就造成了各种脱离本地实际和急功近利，不再讲效益和质量，只比拼速度和做表面文章。
而这种“放大效应”在古代社会也是比比皆是。

《历史的侧面》（630）

比如，宋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就指派一些官吏到民间四处搜刮。而下边的官员为了完成任务，更是为了拍马屁的需要，往往会加大搜刮的力度。可是，这些官员又没有什么艺术眼光，不懂得鉴赏奇花异石的技巧。于是乎，就抱着“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态度，啊不，是宁可错收三千，绝不漏过一块（棵）的态度，强行下达治标，四处搜刮，强征滥派。如果风闻哪一家有奇花怪石，就冲进人家里贴上“御用”的标签，先封存，再搬走，甚至拆掉老百姓的房屋也在所不惜，而且，不但分文不赔，反而百般敲诈，与强盗无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事件。
再比如，北宋的王安石要推行“熙宁变法”，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经过科层制的放大作用，中央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定会走样。比如说青苗法，政府在民间青黄不接的时候贷款（粮）给农民，让他们活下去，同时租借给他们种子，让他们来年有地可种。等到来年秋收以后，再归还粮款，同时附加一定的利息，这对于官府和老百姓两边来说，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变成官员们比拼政绩、政治作秀的舞台，就看谁放的贷款多，就看谁收的利息多。由此，下级官员们开始大搞“一刀切”，强行逼迫那些不需要贷款（粮）的富户也必须来贷款。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他们还强迫富户为穷户担保，家族为乡邻做保。一户还不了贷款，整个家族都要连坐，富户更加受累。其结果，只能是一旦遭遇天灾，农业歉收，穷户必定会大量逃亡，富户必定会跟着破产，好端端的惠民政策也就变成了祸国殃民的灾难，王安石也因此身败名裂。

《历史的侧面》（631）

再比如，官本位。
“本位”这个词，原本是经济学领域里的名词，比如说“金本位”、“银本位”，本来是指以某种贵金属作为货币标准，然后用它的价值去衡量其它物品的价值。
而一种物品要想成为本位，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它有价值，或者被认为有价值；二是辨识度要高，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三是易于获得，可以通过绝大多数人的诚实劳动而拥有，不是那种只供少数人把玩的东西。
在郡县制度里，皇帝至贵而民至贱，贱民自然毫无价值，但皇帝又高不可攀，所以，人民和皇帝都不会成为本位，只有夹在二者之间的官僚阶层有这个可能。
一来，官僚有价值，他可以领薪水、挣工资，还有大把大把的灰色收入，这符合第一个条件。
二来，官僚阶层的辨识度很高，它诞生于朝堂，生长于民间，成天和老百姓打交道，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升官发财”、“千里为官只为财”的道理，所以官员的职位会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这又符合第二条。
三来，它易于获得，官僚制度刚诞生的时候，官位被极少数拥有知识的士人所垄断，但是，随着郡县制的普及，官位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机会加入进来，特别是“科举制度”被发明出来以后，完全打破了只有世家大族才能为官从政的传统，从理论上说，一位寒门子弟只要刻苦读书，参加科举，就有可以由布衣而卿相，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又符合第三条。

《历史的侧面》（632）

所以，在郡县制社会里就产生了官本位，也就是以官职的大小和权力的强弱来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去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价值。
比如，一个人是搞学术研究的，不老老实实待在实验室里去搞发明创造，偏偏要和行政级别挂钩，觉得自己相当于几品官。比如，普通知识分子属于正科级、高级知识分子属于正处级，两院院士属于副部级，在赵本山的小品里还有“六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说法，换算过来相当于正科级。对于这种攀高接贵、攀龙附凤的行为你还别急着笑，因为这种行为已经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成了一种民族性格，甚至一些和尚、老道也来凑热闹，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种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
除了这些特征之外，官僚政治还具有一些特征，比如：
逆淘汰性——清官必然被淘汰；
信息的不对称性——上级（特别是皇帝）得到的信息往往被下级有意识地过滤掉，而且层级越多，被过滤掉的部分越多，上级往往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易结党性——为了共同的利益，官僚集团内部必须相互偏袒、互相包庇、官官相护、结党营私，不同的朋党之间还会形成“朋党之争”；
社会寄生性——官僚集团往往利用手中职权参到其他行业的经营之中，从而在其中分取一部分利润，相当于权力入股，按份额分红，双方互利互惠，从而共同掠夺社会财富；
自我繁衍性——官僚体制一旦形成便具有了自我繁衍功能，诞生官一代、官二代、官三代、乃至官N代。这样的体系一旦形成，体系外的人就很难再挤进来，各部门的职务被官家子弟所垄断，从而形成官员壁垒；
……
所有这些特征我们会在后续章节里结合具体事件慢慢地说，这里我们先说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易腐化性（说穿了，就是“腐败”）。

《历史的侧面》（633）

在某些御用学者看来，腐败只是个别现象，是极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和一些经受不住糖衣炮弹考验的意志薄弱之徒的个人行为。然而，从整个官僚体制的大环境看，这样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因为它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也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应该倒过来说才对——除了极少数道德极端高尚之人（比如包拯、海瑞）之外，其他的绝大多数官僚都被卷入到了腐败的漩涡之中，几乎无人幸免，就算那些自认为从不搞贪污腐败、也从不拿灰色收入的正直官员，他们的奖金、礼金、福利等非工资性收入，在其背后也隐藏着整个官僚集团的腐败所得。
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行。
首先，腐败的产生，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社会财产的公有制”；其二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
本节主要讲“社会财产的公有制”。
为什么一定是公用制呢？
因为，只有社会财产是公有的，非法窃取和占有它们才能算是腐败。如果一件物品是私有的、已经有了确定的主人，那么再非法窃取和占有它们，那就不是腐败了，而是盗窃或者抢劫。
那么，秦朝以后的社会财产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呢？

《历史的侧面》（634）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说它“公”也行，“私”也行，似乎没有确定的标准。但是一位大神说了，秦朝以后的社会制度就是“公”的，而不是“私”的，所谓“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从秦朝开始，社会财产正式变成公有的了。
这听起来着实是令人费解，秦朝以后的社会怎么就变成公有制了呢？说好的“朕即天下”哪里去了？说好的“富有四海”又到哪里去了？之前不是说，天下的一切财富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吗？怎么就变成了“天下为公”了呢？
要说，下这个结论的大神并不是别人，他正是唐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
柳宗元在其大作《封建论》里认为，中国自秦朝开始，“天下为公”。因为在之前的封建制里（先秦时期），虽然号称天下为公，实际却是“天下为私”，是为了一己之私（“非公之大者也”）。比如说，商汤灭夏的时候，有三千多诸侯跟在商汤身后帮助他灭掉灭夏，胜利之后难道把他们都废掉？当然不能（“汤不得而废”），只能因势利导把他们都分封出去。同样的道理，武王伐纣的时候，有八百多诸侯跟在周武王身后帮助他灭商，等胜利之后难道把他们都改了？好像也不能（“武王不得而易”），只能把他们也分封出去，列为诸侯。说穿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不得已”，是出自于私心，而这份私心是：要么对现实中的自己有功劳（“私其力于己也”）；要么对于未来的自己有帮助（“私其卫于子孙也”），因此，它不是“公”的（“非公之大也”），而是私的。总而言之，封建制度是“天下为私”。

《历史的侧面》（635）

可是，到了秦朝以后不同了，秦朝以后是郡县制。郡县制的特点是皇帝不再分封亲戚和功臣到地方上做诸侯让他们分片包干管理，而是把地方都划分成郡县然后委派非世袭的职业官僚让他们进行直接的统治。
如果粗看起来，郡县制也是“私”的，都是为了皇帝自己，那么它怎么就变成“公”的了呢？
按照柳宗元的说法，郡县制就其目的而言，它是“私”的（“其情私也”），是为了皇帝的一己之私，为了他一个人能够作威作福（“私其一己之威也”），并且把天下人都当成奴仆（“私其尽臣畜于我也”），但是，就其制度而言，它又是“公”的，具有“公天下”的性，所谓“公之大也”。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真的是这样吗？
诚然，
郡县制的帝国确实具有“公天下”的意味。这种意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源的“国有制”、管理的“集权制”和官员的“任命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这就是资源国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这就是“资源国有”。资源国有，管理集权也就“一大二公”── 集天下资源于一体，是为大；收天下权力于一统，是为公【P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