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我很喜欢历史，喜欢历史长河当中的人和事，但我更喜欢那些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进程起实际支配作用的各种规则——社会体制。
因为，历史就像一个大舞台，社会体制则是舞台的背景和道具，各色历史人物只有配备了恰当的背景和道具的情况下，才能演绎出纷繁瑰丽的历史剧目。否则的话，中国的历史将会变得非常的平面化、仪式化和程式化，极端的无聊，一代一代中国人总是在重复相同的故事，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如出一辙。

关于这部书我准备了两年多，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秦朝以后的社会是否真的是“封建”社会？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样的社会？
第二、秦朝至清朝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第三、一直被“独尊”的儒家思想是否真的要为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负责任？如果它不必负责，应该由哪一种思想来负责？
第四、“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是谁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第五、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成功，中国的“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它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第六、腐败是我们社会的顽疾，那么它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在我们的体制框架内，它又能否被彻底的根除？
……

阵疯并非科班出身，也未受到过任何史学方面的训练，对于中国历史的喜爱大都出自于业余爱好。所以，我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并没有像科班出身的人那样把文章写得古色古香，中规中矩，而是参杂进很多流行元素，并借鉴了很多戏剧、小说和演义的技法，谁让这是一个娱乐致死的年代呢？如果不从善如流，恐怕终将被时代所遗弃。但我可以拍胸脯地保证我所写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九都有可靠的史料来源，绝非主观臆造，也不会夹带自己的私货。同时请大家注意，本文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倾向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诚实守信，不违反国家法律。我再次声明，我写的只是历史，不是政治，虽然我也偶尔调侃一下政治。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过，“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批评她，更是爱国。”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去直面我们历史制度的优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动物成为万物之灵，最主要的就在于我们是我们自己灵魂的主人。

由于阵疯早年读过很多学究书，对于那些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诘屈謷牙的“学术文章”表示深恶痛绝。其实，历史本可以写得很好看，历史制度的演进过程同样也可以写的很好看。为此，阵疯不嫌自己的学问浅薄，文笔粗陋，拿起一支拙笔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博取大家一笑的同时，还请各位多多批评斧正。
好了，闲话不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

《历史的侧面》 （1） 引子

1949年的初春，乍暖还寒，古都北京（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人们还沉浸在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空气虽然寒冷，但驱不散人们对新时代的期盼热情。大街小巷，市肆喧杂，人声鼎沸，觥筹交错之间，人们早已将那场惨烈的战争抛之脑后，尽情享受着这久违了的和平时光。
就在此时，一辆美制威利斯吉普车正悠哉悠哉行驶在大街上，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安详，时光放佛凝固了一样。突然之间，一队刚刚换防不久的解放军战士冲到了车前，将吉普车拦了下来，然后从车上将一个穿着呢子大衣、头戴大檐帽、还没来得及换装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像老鹰捉小鸡一般给揪了下来。
又是一个漏网之鱼，正义的喜悦浮现在这些年轻战士的脸上，又反射回高级军官的瞳孔里。而这位高级军官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之情，或者任何企图逃跑的迹象，他只是微微耸耸肩、无奈的笑了一下，从他的表情当中反倒透露出一种幸福的无奈。
不久之后，这位“高级俘虏”的身份被正式曝光，他就是著名的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先生，一位潜伏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的金融秩序的破坏者，为国民党的通货膨胀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潜伏者，一位现实版的余则成。
按照国民党大佬陈立夫的说法，冀朝鼎到底为党国事业提供了多少“坏主意”，到目前仍然不得而知。但是从公开解密的文件来看，国民党的很多重磅级“坏主意”，比如用法币兑换“沦陷区”伪币的政策、金圆劵的发行、与民争利、以及国统区疯狂的通货膨胀等等，背后都隐藏着他的影子。这些政策虽然为“四大家族”聚敛了巨额财富，但也让南京国民政府惨淡经营的那么一点最后的人心也丧失殆尽。这也无怪乎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种种“恶行”充满了愤怒。关于这一点，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有着“头号中国通”之称的费正清教授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即使是在最反共的城市中产阶级中上层那里，手头仅剩的那一点财富也被牢牢束缚在金圆劵的发行上，平民百姓对于国民党事业仅存的那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劵一样，化为乌有。
在彻底丧失民心之后，“党国”穷得也只剩下钱了，最后他们带着黄金和美钞退守台湾。从这一点来看，冀先生在经济战线上的杀伤力并不亚于几个月之后那支横渡长江的百万雄师的战斗力。和所有的地下组织一样，冀朝鼎在潜伏期间得到的工作指示，有多少来自于南京国民政府，又有多少来自于西柏坡，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当然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可不仅仅是为了高度赞扬冀朝鼎先生的丰功伟绩，而是因为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为一本英文名为《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书翻译题目并为之作序。这本书如果按照英文的原意，本应翻译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或者《科学文明在中国》。可是，精通英国文学、又谙熟中国文化的冀朝鼎先生创造性地将此书翻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非常独到的译法，不仅为此书增光添色不少，同时也引出了本书第一章所要表述的中心议题——“李约瑟难题”。

冀朝鼎（1903—1963）
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冀朝鼎（1903—1963）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历史的侧面》（2）

第一章 李约瑟难题

对科学家来说，不可逾越的原则是为人类文明而工作。
——李约瑟

无论哪个民族，对于历史的遗忘都是惊人的迅速，外国人是这样，中国人也一样。
按照历史的惯例，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本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才对，因为它既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常识，也需要编撰人员具有过硬的史学功底。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又常常事与愿违，这套关于中国人自己的科技史著作却是由一个外国人来牵头完成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Dr.Joseph Needham”，直译过来叫做：约瑟夫•尼达姆（全名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他是一位生物化学家，来自英伦三岛，是一位中国科技史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所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1900年12月9日，约瑟夫出生于英国伦敦南区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独子。他自幼聪颖好学，并在充满知识的环境中长大。父亲的悉心培养加上书香门第的良好氛围，使得小约瑟夫很快就在学术领域展露头脚。1920年，不到20岁的约瑟夫便获得了学士学位，四年后又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并被剑桥大学冈维勒与凯斯学院授予“院士”的荣誉。等到六年之后，也就是1931年，剑桥大学出版了他的3卷本科学专著《化学胚胎学》，由此奠定了他在生物化学界至高无上的地位。1941年，约瑟夫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很难想象，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会改行去搞人文史学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文和历史。当然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不能用“他从小就热爱中国文化，立志要做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这样俗套的托词来搪塞。实际上，约瑟夫的转行很富有戏剧色彩，或者说，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1937年8月，一位名叫鲁桂珍的东方女士（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留学，并师从于约瑟夫的妻子多萝西（Dorothy Needham，汉译名李大斐）。可以说，自打见到鲁桂珍的第一眼起，约瑟夫便对这位温文尔雅、神态端庄的东方女性一见倾心，而鲁桂珍对这位身材高大、举止儒雅、彬彬有礼的英伦绅士也充满了好奇心和爱慕之情。两人很快陷入到一种“不平凡”的关系当中。虽然这种关系最终被多萝西所谅解，但二人在多萝西的有生之年还是保持了情感上的克制。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层不平凡的关系，在鲁桂珍的影响下，约瑟夫日益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白天，鲁桂珍在约瑟夫的实验室里工作，下班后，鲁桂珍就成了约瑟夫的汉语老师。聪明且勤奋的约瑟夫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食着来自于古老东方的各种奇思妙想。看到约瑟夫对东方文化如此着迷，鲁桂珍非常欣慰，由此还特意给他起了一个东西方相结合而又古色古香的名字——“李约瑟”（据说李约瑟很喜欢老子，喜欢道家思想，老子姓李，名耳）。

李约瑟（1900--1995）

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

《历史的侧面》（4）

对于今天绝大多数八零、九零后出生的人来说，“李约瑟”这个名字稍显陌生，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一定知道“四大发明”。也就是所谓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项发明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实从十七世纪开始，一些比较开明的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并非“主流媒体”宣传的那么落后，古代中国在科技发明方面存在着很多辉煌的成就。比如，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就曾提出过，“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他的观点又被另一些有见识的西方哲人所继承，比如汉学家麦都思，哲学家马克思。而李约瑟在对中国科技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更是感叹道，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
等到1942年，在那个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民心低落、信心支离的现实，重庆国民政府急需一种信念来振奋民心、鼓舞士气。恰好就在这一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要搞“中国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并准备来华做实地考察。蒋介石连忙将他请到位于陪都重庆的办公室里，并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至于谈话的内容，外人无从得知，但是谈话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李约瑟博士不负重望，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的春天，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这一历史性论断。一时之间，这一学术论断不仅轰动了整个中国、振奋了人心，也传遍了全世界。

《历史的侧面》（5）

当然，提出“四大发明”只是李约瑟此行的一段小插曲。他在为期四年的中国之行当中，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南到云贵，北至秦陇，搜集了大量古代史资料，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既开阔了眼界，也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的理解。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医药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
就这样，一个非科班出身，从未接受过任何科技史方面训练，一个非专业的汉学研究者，在剩余的大半生里，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当中，并且成果颇丰。
李约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在这部总计三十四分册的“旷世巨著”当中，李约瑟惊奇地发现，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人竟然有一个如此光辉灿烂的开端，华丽的乐章至少吟唱了1500年。在15世纪之前，中国无论在科技、文化、艺术，还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
“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之前的十多个世纪里，至少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历史的侧面》（6）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处于自信心崩溃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再到日本侵华，整整100年。在这100年间，中国的国运像自由落体一样滑落到历史的谷底。在当时的世界人民看来，没有哪个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种族，甚至连良好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人类的差生，甚至整个世界人眼里都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而李约瑟的研究成果无疑给这个身处自尊心崩溃阶段的中华民族注入了一剂药效猛烈的强心针，也成就了近百年来支撑中国人信念的灵魂之柱。所以说，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
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
然而，李约瑟在大大夸奖了中国人一番之后，随即也抛出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就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关于这个疑问，在李约瑟的著作里还有其他各种描述，比如：
“中国的科学（既然有如此辉煌的过去），为什么仍持续地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者中古型的理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的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

《历史的侧面》（7）
“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然而，中国文明却没有在亚洲产生出相似的近代科学，那么其中的阻碍因素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1】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2】
简单说来，李约瑟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既然古代中国能够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到了近代，特别是在16、17世纪以后，为什么反而落后了呢？为什么会被欧洲人追上，并且狠狠地超越了呢？
所有这一系列问题最终汇集到一处，便是赫赫有名的——“李约瑟难题”。

《历史的侧面》（8）

关于这个难题，李约瑟本人还饶有兴趣地绘制出一幅曲线，就是著名的“李约瑟曲线”：

《历史的侧面》（9）
从这这两条曲线我们至少可以看清楚两点：
第一，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曲线B，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停滞不前，而是缓慢地向前发展。甚至在最近的500年里也没有停止过，而是一直保持着线性的增长，只不过增长的速度有点慢而已。
第二，代表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曲线A，则形同过山车。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在西方还处于“古希腊文明”时期，欧洲在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水平上，是超越中国的。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以后，欧洲进入到中世纪，一下子沉寂了一千多年。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发生的时候，欧洲人才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了由异教徒保存下来的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典籍。欧洲人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祖先也曾经“文明过”，并非一直处于野蛮状态。于是乎，“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了，“启蒙运动”发生了，工业革命也随之产生，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欧洲人用了500年时间，最终赶上并超越了中国文明，最后“执世界之先鞭”。

《历史的侧面》（10）
如果说，16世纪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名词，那么从16世纪以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则只能用步履蹒跚和江河日下来形容，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一种颓势。那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为什么一个踯躅不前、安于现状；一个大落大起、奋起直追，最后又拉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这就是“李约瑟难题”耐人寻味而又奇妙的地方。它犹如科学王国里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放在世人面前，至今无法得到完美的解答。
一直以来，“李约瑟难题”吸引着无数中外学者的目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纷纷阐述自己的主张。到了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解释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这些人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和文明也一样。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地理、环境、气候的巨大差异，使得欧洲人更加重视商业，更加倚重贸易，这都有别于中国这样的在广大内陆地区保持自身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范式。也正是由于贸易和实用主义的需要，导致了近代科学率先在欧洲产生。

《历史的侧面》（11）
第二，“历史文化决定论”。
这些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过份强调保守和中庸，缺乏冒险和创新精神。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它们研究的无不是勾心斗角和做官的学问，无不是为了规避风险和明哲保身的学问，这样的理论虽然特别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各方势力的平衡，却特别不利于应对外来竞争，更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只能导致整个民族创新能力和冒险精神的丧失殆尽。
第三，“思维方式决定论”。
这些人认为，东西方两大族群在思维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的异。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推理，崇尚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中国人善于“形意思维”，精于修饰和情感，而不善于逻辑思维，缺乏理论模型的抽象能力，这就使得中国人更多的依赖于权威，相信神乎其神的“玄学”。传统中国所谓的学术，只不过是建立在远古“圣人”的教条主义的“绝对真理”之上罢了。
第四，“科举制决定论”。
这些人认为，正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开展，严重扼杀了中国人对于自然规则的探求。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情不自禁地投入到“回报率”更高的仕途竞争方面，而投入到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则少的可怜，至于国家层面投入到科学研究的人力、物力资源更是相当有限。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在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方面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而无法形成系统的学科。所以有很多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而同时期的欧洲早已经将科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主要依靠理论推演和实验检验的道路上来了。
凡此种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