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战国秦汉史一直是我的最爱。窃以为中国古代社会中，这一段时期乃是华夏民族（或者说汉民族）精神最为昂扬向上、恣意汪洋的年代。轻生死重大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内核。贩夫走卒乃至于一介弱女子也会为了心中的道义杀身成仁；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若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宁可乘桴浮于海，若是蒙冤入狱宁可自裁也不会被小人折辱。在我心中，这个时代便是大汗之魂应有的样子。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很多大神都写过秦汉史的题材，所以已经有众多优秀而又有趣的作品专美于前，如果我现在再去写一个风格相近的文章，也许只是班门弄斧而已。

于是我想到也许我应该去写一部不一样的秦汉史：力争把轻松有趣与严谨铺陈合而为一、将戏剧冲突与分析论证融为一体。使得内中既有曲折动人的故事、真挚感人的情节，也有跃然纸上的人物、包罗万象的生活；既写庙堂之高，也写江湖之远；既有抒情写意，也有宏论长篇。

但是我深知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以我这样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的能力和精力都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迟迟不敢动笔。一方面是限于水平和精力，另一方面也是缺少足够的素材。

基于此，我准备先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比如，先就目前已经握有的资料素材做一些读书笔记，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写下来，一方面可以梳理自己所想所学， 方便日后撰写主贴时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煮酒的方家大神们指点迷津，纠正我在学习中产生的误读和误解。


因为这个考量，我准备先写一系列的战国秦汉史读书笔记，以作为一个素材梳理和思路整理的过程。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秦汉简牍的出土，我们拥有了在传世文献之外的大量新鲜的证据来展现更为真实的秦汉社会，由此我想到，也许我的这一系列读书笔记就可以从梳理简牍开始。

当然，我所谓的“梳理”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毕竟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专业上的分析肯定是完全谈不上的。我只是以一个业余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简牍，并对照传世文献的记载以及现代文者的解读，来力图还原一个我理解中的秦汉社会的模样。

通过阅读这些简牍中所记录的点点滴滴条条目目，我希望能然给自己走进那个尘封已久的年代，力争用当时人的视角来思考和体验，通过将自己沉浸于其中，才能写出不一样的文章。


谨以此自勉！

2019年2月1日
执着的尘埃 字

秦始皇镇楼

我发起了投票：您认为秦国灭亡的主因是什么？

秦国二世而亡，历代的学者都对秦朝骤然灭亡的原因争论不休。请两千年后的大家各抒己见，选出您认为的秦亡主因吧。

说明一下

由于本帖是我的读书笔记，所以内容中难免会有不少不成熟的东西，特别是现在我手上的资料不足，后面找到新的材料后，肯定会对前面形成的观念进行修改甚至颠覆。所以本帖有时可能会有些重复啰嗦，还望见谅。

我也是一边阅读简牍一边写这个帖子，所以错漏肯定很多，还请煮酒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正，先行谢过了

立题：


本帖开端，我设立了一个关于秦王朝的灭亡主因的投票。


秦亡至今，早已逾二千年以上，早在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中，就开宗明义的提出了他的观点：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于戮者，正（通政）之非也，是（秦）二世之过也”


关于秦亡的原因，贾谊的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汉代主流意见的一种。汉初，距离秦亡尚且不远，很多人还亲身经历了灭秦的过程（或听过亲历者的讲述）应该说汉朝初期的人们对于秦朝的灭亡应该是有着比较直观的认识的。但是千载而下，我们作为后人，是否可以从今天的研究成果中找到一些除了贾谊的说辞之外的原因呢？又或者，秦朝真的是主要亡于暴虐的统治么？抑或这只是取而代之的汉朝人加之其上的一顶帽子？

也许通过对于真实反映秦代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的简牍的整理，以及后世学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些许结论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界在秦汉简牍的出土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秦简、里耶秦简、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等一批重要文物的出土和释读，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秦汉社会的本来面貌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遗憾的是，本人作为业余研究者，手头的资料实在有限得很，平时要忙于日常工作又无法入专业学者一般整日泡图书馆查资料。更要命的是因为没有接受过任何相关学术训练，所以我这个帖子仅仅是从自己的一点研究出发所撰写的一个日记式的读书笔记，难入方家慧眼，还望海涵！

说明一下：目前我手头 的资料仅仅包括《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秦简》、《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以及一些零散的现当代学者所著研究性书籍。

以后若是条件允许，我会不断补充自己手里的资料，现在只能暂时先就着这些素材开始整理了。浅陋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什么是简牍。


简牍是我国古代作为书写载体的一种工具。按照汉代以前的习惯，竹子做成的叫做“简”，木料制成的称为“牍”，又被称为“札”、“牒”。“简牍”即为二者的合称。汉代以后，竹简统称为“简”，“牍”的叫法逐渐较少使用了。但在东汉后期纸张大量被人们用作书写载体之前，简牍一直是华夏民族最主要的书写材料。



简牍图片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各个地区所出土的是竹简还是木牍，与其被发现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而言，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出土的大多为竹简（山东出土竹简也不少，但主要还是出自于湖南湖北安徽等省），而北方多为木牍。这自然是由于竹子多产于南方，便于就地取材；而北方多为松柏或柳树，所以所出土木牍的多为这两类木料所制成。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出土的木牍（日文叫木简，应是从汉人那里学来的）多为杉木或是桧木，原有也是因为日本列岛多产这两种树木。

可见，使用竹简还是木牍，主要还是看当地取何种材料比较方便所致。

说完了材质，我们再来说说简牍的制作方法和尺寸。


前辈学人王国维对于简牍的制作流程作出了详尽的研究：

首先，如果是制作竹简，那么就先将竹片按一定的长度切断，然后把它劈成两段，再加以适当的刨削，也就成了竹简。但是因为竹子水分大，所以要经过“杀青”的工序——也就是将准备好的竹简房子啊火上烘烤，竹片受热，会想出汗一样流出其中的汁液（这些汁液就是“汗青”，后世用来代指史书），等到竹简完全被烤干，就可以了。这样经过烘烤的竹简不仅能够排除水分，而且可以防虫咬。特别是由新竹制成的竹简，特别需要“杀青”这一道工序。

而如果是木牍的话，制作就稍微简单一些：将木材削成三尺长左右的木片，然后将之分割，变成了。木牍是不需要用火烘烤的。


接下来看看简牍的常见尺寸。


以汉代简牍为例，每条单根的简牍，最“规范”的尺寸应该是1尺1寸长，五分宽（这里的尺寸都是按汉代标准吗，相当于23厘米长，1.2厘米宽）。这样的简牍被汉人成为“尺牍”。汉代朝廷发布的公文很多都是写在这样尺寸的简牍之上的。

但是，从考古发掘结果来看，还是有不少简牍并非如此长短，特别是一些私人文书所使用的简牍，就更加长短不一了。

比如说，东汉时郑玄注《论语》时，就使用了二尺四寸长的竹简，比“标准”尺寸长了一倍；而武威汉简则分两种长度：55.5-56.5厘米、50.5厘米，也比“尺牍”长了一倍有余。这种加长的简牍有的被称为“檄”。

不仅仅是长度，而且宽度也又不同，有的简牍比常规简身要宽阔些，可以多写一些字在上面。这样的宽版简牍被称为“板”、“版”或者“方”。

最有趣的是，当时不仅仅有扁平的简牍，还有多楞形的简牍。比如三棱柱形、四棱柱形甚至是六棱柱形和八棱柱形。这样的简牍被称为“觚”。比如敦煌出土的《急就篇》便是写在了三棱柱形的“觚”上，而居延汉简中还发现有的公文写于四棱柱和六棱柱形的“觚”上。按照民初学者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的解释：“觚”的原意就是指多棱形，故名。

这种多面体简牍的出现，无疑是为了尽量在同一枚简牍上尽量多写一些文字，用来克服简牍面积狭小导致的困难。

图为宽边的木牍，也被叫做“板”、“版”或者“方”

当然，仅仅有简牍还是不能成为可以阅读的文书的。秦汉时期撰写文书的小吏被称为“刀笔吏”。正是因为他们为了书写，整日里携带者“书刀”和毛笔。

当时人们用毛笔在简牍上写字，如果写错了需要用“书刀”刮去重写，或者之前写好的文件已经作废，也可以将此前文字用“书刀”刮去之后再重新写过。

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的“白马作”汉代毛笔，长21.9厘米，用笔身用竹管制成，外涂有漆，阴刻有“白马作”三字。笔芯与笔锋使用黑紫色毛发，外层则是黄褐色的狼毫。笔管之上还有一断系有丝线。



图为“白马作”汉代毛笔

而在睡虎地出土的文物中，还包括了砚台、墨等一整套文具，其中有一把青铜小刀，应该就是“书刀”。



图为“书刀”

至于说当时书写时使用的字体，秦代自然是小篆，而汉代主要是隶书。

其实，书写字体的演变，也是更书写载体的演变息息相关的。

比如，周代，因为金属铭文是主要书写载体（起码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看是如此），因此，瘦长型的大篆是主流。

秦代简牍已经是主要书写载体，所以文字也演变为“敦实”一些的小篆。



图为简牍上的小篆



到了西汉以后，随着简牍文书的大量应用，为了方便大家在简牍有限的空间内尽量多写几个字，字体更加短平的隶书得到了比之以往更多的广泛应用（隶书始于战国时的秦国）。



图为汉代简牍上的隶书


当时，一枚简牍之上平均可以写60个字左右，如果是宽长的简牍，每一枚最多可以80个字以上。


当然，除了朝廷公文以外，民间的书写也不都是这么板正的字体，汉代已经出现了飘逸的草书体，私人信函或文书很多是用草书来写作的。

图为汉代草书

这些写好的简牍， 会被人用细麻绳或者牛皮绳编缀成册（“册”的甲骨文、金文就是编成的简牍形状象形文字，可见商周年代间牍已经开始使用）。

一般而言，会在简牍的下端记录该简的序列数，然后从后向内收卷，即成为了一册（或写作“策”）书简。如果是公文文书，那么卷起后还需要做凹槽来上封印，封印之上还要加一块宽板，板子上鞋油收件人的官署、姓名和收件地址。这样的一块宽板叫做“检”，而“检”上面所写的那些地址名字之类就叫做“署”——也就是“署名”的来源。

阅读一册简牍时 ，将其由右至左打开，所以，最右边的那片简牍便是全册的第一枚简。

从《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篇的出土简牍情况来看，如果要提写名目的话，一般会在第一枚简牍的背面题写篇名（如《岳麓书院秦简》之“为吏治官及黔首”篇的篇名便是写在第1531号简上面——即阅读时的第一枚简）




展开的简牍

今晚仅仅是本帖的开篇，在此先讲了一些关于简牍的基础知识。因为要研究古代社会，必须先要尽量了解一些古代的文化常识，才能这些细节可以让我们切实的从古人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事物，而非用我们今人的想当然来解读古人的行为。

简牍的范式和制作、书写、阅读规程，其实是古人当时的一种文化习惯和工作习俗，只有了解他们的行为特征，才能真正读懂文献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


今晚讲的可能有些枯燥，爱看故事的朋友先不要急，后面会结合史书文献来查考简牍的记录。

今天晚了，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接着聊


祝各位晚安！

各位大家上午好！

各位网友下午好，本帖今晚继续更新

@海州书生 2019-02-02 13:31:32
用暴力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用暴力对待底层群众的诉求，用暴力消灭异见知识分子，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终于教会底层人民用暴力解决他们遇到的所有问题。专权独裁政权没有长治久安的，独裁者没有善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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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多年前所写作的一个帖子中的一小部分，贴过来进攻朋友参详：


到了汉代以后，表面上看，从刘邦到刘启，似乎是与民休息，实行“黄老之说”，垂拱而治天下，但事实上，汉初政策皆沿袭秦代制度。

萧何，是汉初制度的真正制定者，其原本就是沛县之刀笔吏，能有什么创新？不过是沿袭秦法而已。观其在随刘邦入关中之时，将秦政府之律令典册统统搬之一空，就可以知道萧何所制定的政策其实就是秦制度的延续。

至于萧何之后，“萧规曹随”，继续秉承着萧何时代的法令无所更改。

汉文之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回复，法令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有人说汉文帝在位期间废除了很多重刑，这个不假。但是一方面，文帝所废除的刑法并不彻底，很多酷刑依旧存在，即便是当时废除掉的刑法，不久就又开始生效。

更重要的是，汉文帝的统治思想，绝不是废除想法，相反，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汉文帝十分重视法律，他希望能够使法令成为天下所共同遵守的法则，这一观点，也是秉承秦代法家的观点的。

但是，汉代的法制与秦代还是有所不同。其具体表现在将法家与儒家进一步调和。

贾谊可以算作是汉文帝的宠臣了，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观点。《贾谊新书》载“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难知也”。可见，贾谊本人就是主张儒、法并用的，贾谊既然为文帝所信任，可见文帝也是推崇这一观点的。

至于汉景帝刘启，他的宠臣晁错，基本上就是个法家信徒。汉景帝本人也属于喜好深文严法之人。

可见，汉初的几位皇帝在位时，所谓“与民休息”也许是有的 ，但是究其施政，仍然是严刑峻法，从来没有变过。

至于武帝，他的“卓然罢黜百家”，经常被人认为是将儒家作为官方唯一的意识形态。但其实大不然。

首先，汉武帝时代的儒家，已经与先秦之儒家大大不同。前面说了，董仲舒的儒家学说混入了大量的阴阳、道家、法家学说，本身就是一个“杂家”。董仲舒绝非只要“礼”不要“法”的主儿 。看看他的《春秋繁露》是怎么说的——“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事实上，董仲舒与贾谊的思想是相一致的，都是主张将儒家和法家的统治术相结合，确立“礼法并用”的统治原则。

其次 ，汉武帝时代之重臣，既有儒生也有法家、道家的信徒。比如汲黯信奉黄老之说， 张汤、赵禹显然是法家“酷吏”，还有曾经任丞相的公孙弘，表面上儒家，其实也是法家信徒。可见，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是在官面上将儒家抬到了高高在上的位置，对于统治者而言，自然是什么有利于统治就运用什么，那管他儒家法家？究其实质，外儒内法而已。

可见，法家与儒家这对欢喜冤家原本就不是对立面。还是汉宣帝说得透彻：“汉家自有制度，本王霸之道杂之。”


所谓汉初实行“黄老之说”，其实不过是讲讲罢了。最多就是统治阶级不似始皇那般横征暴敛（老百姓确实没钱）。皇帝老儿勒紧裤腰带不过是权宜之计，等到老百姓这头猪养肥了，还是要杀的，不然抛头颅洒热血造反拼命为那般？

大家晚上好！

昨晚只是简单聊了聊有关简牍的一些基本知识，今晚开始进入正题，从简牍记载入手，辅之以传世文献记录，讨论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


就从讨论秦亡的原因这个话题开始入手吧。

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个人认为，当初那些造就秦国迅速崛起乃至一统天下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导致秦国二世而亡的原因。

所以 ，我准备从分析促使秦国强大的原因着眼，来探讨秦亡原因的话题。

由于我是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写作，所以本帖完全是开放式的，没有预设任何立场，我自己也会不断修正甚至推翻原先的观点。也欢迎各位在本帖中各抒己见。


好，闲言少叙，下面正式开始。


秦孝公元年（暨周显王七年，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在写给臣民乃至山东各国人的公开令中如是说：“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的统治事实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战国初期的霸主魏国对秦国虎视眈眈，秦国上下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僻处西陲的秦国在一百多年后便能够一统六合。

学界公认，秦国之强，自商君始。


而商君之所以能够让秦国迅速富强，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法令的强制推行与奖励农战制度的切实实施。如此，则通过法令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反过来又通过制度实施的良好效果来为法令的实施提供坚实的基础，且确保秦人可以对如此严苛的法令并无太多怨言。

接下来，我们就先以《睡虎地秦简》和《岳麓书院》为基础，同时结合《商君书》、,《孟子》、《韩非子》、《左传》、《史记》等相关传世文献，来分析一下商鞅变法究竟为秦国带来了哪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