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最核心，一言以蔽之，便是“奖励农战”。

当然，这个政策并非商鞅首创，事实上，春秋后期以来，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奖励农战，但是只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将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得到了其他国家未达到过的效果。


商鞅的奖励农战政策有很多相关的法令出台，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最为主要的就是军功爵制。

所谓“军功爵制”，顾名思义，便是凭借军功或者事功（对普通人而言就是纳粮、输捐等，对于上层人员则是外交、间谍、招徕移民等方面的功劳）而赐予相应的爵位、田宅、食邑乃至封国的制度。

其实，这种制度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开始实施。并作为周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的反对和替代

春秋时代之前，周朝普遍实施的世封世禄的分封制度（史书上的称呼是“封建诸侯”。但考虑到中国史学界的“封建”一次另有含义，所以还是采用分封来称呼此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是否如孟子所言一般齐整的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这个还没有得到考古的证明，但是， 这些爵位确实均散见于西周和东周的铭文之中，当不会错。

周代的分封，主要目的在于“封藩建卫”，通俗的讲就是让那些诸侯都去新征服的地方守边疆，镇压当地土著居民和殷商余孽的反抗。本质上，这种分封制度就是一种军事殖民制度，是从原始的部落殖民制度直接继承和发展而来的。

周朝的最大特点便是宗法制度。分封制也正是宗法制的执行和体现。

周公讨伐武庚及管叔蔡叔之乱获胜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维护周王室对于天下的统治，将周族原本的族内家长制度进一步发展，从而诞生了完善的宗法制度：天子为天下同姓贵族的大宗，又为最高政权的领袖。诸侯为天子所分封，在本国为大宗，对同姓的天子为小宗，他们以国名为氏。卿大夫为诸侯所分封，在本家为大宗，对同姓诸侯为小宗， 他们以世袭官职、辈分为“氏”。“氏”就是各支宗族的称谓。各支宗族保留有“同财共居”的礼俗，共同占有土地、财富和掌握统治的权力。实际上以嫡长子继承制所产生的“宗子”，即宗族长，全权掌握本族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宗教上的一切权力，成为本族集中权力的首领。

按照宗法制度 ，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之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在政治上则为天下之共主，掌握统治天下的权力。镐京是所以被称为“宗周”，就是因为镐京为天子之所在，王室祖庙之所在，天子为天下大宗，“天下宗周”，故而称镐京为“宗周”。

天子的众子被分封为诸侯，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则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握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被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继承，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世袭官职，并掌握有统治封邑的权力。卿大夫也还分出有“侧室”或“贰宗”。在各级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为“宗子”或“宗主”，以贵族的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在族权与政权统一的西周 ，这些宗子或宗主也成为了各级政权的首长。

这样，通过“周天王”——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分为国人和野人）——隶臣妾 这样一个层层统治与剥削的金字塔体系，构成了周王朝的宗法制帝国基础

在五等爵制度之下，诸侯就是本国的绝对统治者。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在这种体制下，所有的诸侯都是周天王的血亲或姻亲，所以周天王才会尊称诸侯们为“伯舅”。同样的，诸侯与其之下的卿大夫和士也都是亲疏不同的亲戚关系，甚至生活在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城之内的“国人”，也是统治者的远亲，只是支属更为疏远而已。

因此， 这些封君封臣的地位是首先由于其血统所决定的，一旦册封就可以传及子孙。社会上所有的人的身份地位职业都是固定的，公侯的子孙就是“公子公孙”、卿大夫的子孙（主要是嫡长子）也是卿大夫，庶出孽子则会被封为第一级的贵族（最低便是“士”）。至于普通百姓，农夫永远是农夫，工商更是属于官府的半奴隶，隶臣妾就更不用说了。

可见，春秋之前的周代社会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巨型家族，家长制便是她的统治原则

随着春秋时代的礼坏乐崩，釜瓦雷鸣，各国都开始意识到，原本以外万事不改的制度恐怕走不通了。穷则变，变则通，从齐国开始，列国都开始了“变法”过程，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便是建立“军功爵制”来逐步取代“五等爵制”。当然，这并非说当时的人们有意识的去推进这一过程，而是他们出于现实的考量自然而然作出的一个改革举动

管仲图像

事实上，齐国在管仲当政之前，就应该开始出现军功爵制度的实施了。

因为，在五等爵制度下，普通人是绝对不可能获得封爵的，更不用说封为高爵了。

管仲和他的好友鲍叔牙，都是市井出身，但是他们在齐僖公时代就已经分别担任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近臣。而且他们可以为公子出谋划策，甚至领兵打仗（比如管仲为公子纠带兵追杀小白），可见他们绝非所谓的“小臣”，而是堂堂正正的“大臣”。

但是，目前还未发现春秋早期的军功爵情况，所以暂且从管仲相齐之后开始说起。

《管子.小问》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质。。。田宅爵禄，尊也。。。三者备，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这句话的原意，是指国君要掌握好人民的父母祖坟之地、并将其妻子作为“人质”以使士兵在战场上不敢抗命，但也强调了作为激励作用的“田宅爵禄”。——这里的“爵禄”与田宅并列，都是赐予“民”的，可见这里的“爵禄”绝非“五等爵”中的爵位，而是与田宅一样的“食田”或“食邑”，受封者只享有土地上的租税，而不能治理土地上的百姓。

而从出土文物铭文来看，《子仲姜镈》上的铭文载：齐桓公赏赐给鲍叔牙“邑二百又九十九邑，与之人民都鄙”。鲍叔牙并非贵族出身，他的受封赏，不是因为他和齐桓公有亲属关系，而是因为他所立下的功劳

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也记载：“（齐）庄公为勇爵”——“勇爵”就是“设爵位以命勇士”——可见，齐国在很早时代就已经设立了军功爵制度。通过赏赐爵位以及田宅，齐国的“士”阶层以及普通百姓都看到了上升的通道，于是，他们对能够赏赐他们爵位的人趋之若鹜。《韩非子.十二柄》记载：“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准备取代姜氏的田（陈）氏通过为群臣请封爵禄来收买人心——如果是在五等爵制度下，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除齐国以外，春秋时代的晋国“（晋文公）赐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所谓“尊爵”就是爵位仅仅作为名号赐予，没有食邑。

而楚国则在楚庄王（就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那个）时就已经实施“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


秦国则在秦厉公十年（公元前467年）就有“庶长将兵拔魏城”的记载（《史记. 六国年表》），可见春秋时期的秦国已经设置了庶长等军功爵

进入战国时代之后，“五等爵”制度彻底走向消亡，各大战国的国王也不会再册封新的封臣来分薄自己的统治权力。所以，“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军功爵制变成了国君们忽悠大家卖命的主要手段。

比如战国初期的魏国，在选拔“魏武卒”时，凡是入选的武卒，不仅在选拔合格时可以免除其全家的赋税徭役赐予田宅，在日后战场立功之后，还要赐给官爵和上等田宅乃至土地。

军功爵的广泛授予，打破了世卿世禄的旧体制，“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那些有能力的“士”和庶人，从此有了盼头，大家或是拼死作战，或是出谋献策，最不济也可以通过纳粮输捐来获得爵位。

商鞅是魏国人 ，他来到秦国之后，在其原有的军爵制基础上，结合山东各国的制度（特别是魏国）给出了新的军功爵制方案，已达到“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结果。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彻底改造秦国社会，不仅移风易俗改变了秦国的很多落后习惯和作风，更重要的是，他在秦国所推行的变法和军功爵制比东方各国都更加彻底，对就有的贵族制度也打击的最为严厉。

比如，商鞅颁布法令：“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入属籍”——就是凡是没有功劳的贵族，一律开除他们的贵族籍，不能得到封爵——这一点基本上有秦一代都得到了实行，所以秦始皇时诸博士说他“陛下为天子，而子孙为匹夫”。

不过，从出土的秦代简牍来看，无功的贵族子弟也并非全然没有爵位。《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內公孫毋（無）爵者當贖刑，得比公士贖耐不得？得比焉。”——意思是“没有爵位的公孙犯了法，可以按照最低一级爵位“公士”来以爵赎罪么？答曰可以”。可见，没有立功的贵族也是可以享有这么一级最低级的爵位特权的，但是跟他们原先的殊荣比起来，也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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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君书.境内》所记录的商鞅时代军功爵制度来看，商鞅变法之后，所建立的军功爵制度与后来秦始皇所实行的军功爵乃至汉代的军功爵制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比如，秦汉帝国时代的军功爵共有二十个等级，而商鞅时代的军功爵似乎只有十八个等级，没有后来的列侯和彻侯。

不仅如此，商鞅时代，有军功爵者享有的权利也似乎比后来的有爵者要多。

比如，商鞅规定，有爵位的人可以“乞无爵者为庶子，（每）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里的意思是，有爵位的人可以将无爵位的平民作为奴仆（庶子），这种庶子与主人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需要为主人服役，还要随主人打仗。

从《商君书》的记载看， 只写了有爵的人可以役使无爵的人，却没有提到高爵者也可以役使抵爵者。

而《睡虎地秦简》则给出这方面的例证：“某里公士（一级爵）甲，缚诣大女子丙，告曰：‘某里五大夫（九级爵）乙家吏，丙，乙妾也。’乙使甲曰：‘丙悍，谒黥劓丙，’讥丙，辞曰：‘乙妾也。’毋它坐”。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九级爵五大夫的乙，是可以让一级爵的公士甲来为他服务 ，替他将犯错要处以劓刑的妾室送往官府的。足以说明，当时拥有高爵的人可以役使低爵的人

《爰书》中此条大概应该是战国晚期的案例记载，而在统一以后的二十等级军功爵中，这一“乞庶子”的权利就被取消了。这也许可以反映出军功爵在后世已经不如商鞅变法时代那么吃香了。

今晚没人看么？都准备放假过年了吧？

商鞅变法期间所使用的量器，上面铭文刻有“大良造”字样（商鞅曾受爵大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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