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糖糖用长焦镜头捕捉到的：杀鱼竟然用嘴来帮忙。

这些人卖东西也不看对象，竞相将鱼虾送到我们面前。

埃及人表现欲都很强，看见我们到处拍照，放下手中的生意，拥到我们镜头前，尽情摆Pose，又唱又跳。

这个巨人一定要和娇小的糖糖合影

走出鱼市，用25埃镑解决了早餐。

抓住一切机会“扫街”，记录真实而生动的埃及。

一路都很正常的谷歌地图，在我们找寻开罗哈里里市场出了问题，几次将我们引向了相反的方向。南辕北辙，司机被折腾得气哼哼的，不停埋怨：GPS No Good！GPS No Good！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还好，司机依稀记得方向，我打开百度地图，竟然可以使用。虽然走了一些冤枉路，总算找到了哈里里市场。

已经到了中餐时间，决定吃饱后再去逛市场。入口处就是餐饮区，餐馆一个挨着一个，户外的餐桌一大片，但食客寥寥。

老板首先送来了三盘瓜子和花生，我们点了5份（含司机）饮料、沙拉和烤肉。

买单时又出现了波折，一共1350埃镑。糖糖要来账单，怎么算都对不上，老板说，餐前那三盘花生、瓜子要算钱，沙拉酱和饼子也要算钱。我们感到又遇到“奸商”，在埃及吃了半个月了，饼子都是送的，从来没有收过钱，三盘瓜子花生也没有收钱的道理，糖糖据理力争。老板又改口说，价格之外要加收15%的服务费，在此基础上再收14%的小费，如此算法真是闻所未闻。我们仗着人多，决不答应，老板也没有退让的意思，双方争执不下，几近翻脸。老板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不像中国人。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好说话，没有像我们这样固执的。糖糖反映奇快，接着老板的话说，我嫁到埃及了，家安在吉萨，今天陪朋友来吃饭。老板突然恍然大悟，转怒为喜，原来今天“宰”错人了。于是握手言欢，我们也没有再细算，付了1000埃镑。老板最后还笑嘻嘻的将我们送出来。
埃及的最后一个坑就被糖糖机智的、以喜剧方式闪开了。

哈里里市场名气很大，但档次不高，也许我们没有找对地方。我没有看到合适的东西，糖糖用10美元买了一个阿拉丁灯，YP买了两幅纸莎草画，牛哥和我一样空手而归。
一个小时，一条街还没有逛完，我们已是兴意阑珊。后来乘车在高架桥上俯视哈里里市场，才发现我们可能只逛了这个市场的5%。

半夜零点的飞机，我们离开哈里里市场才下午3点，本来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原来曾计划再去开罗市中心逛逛，或是看一场苏菲舞。但大家都有点审美疲劳，加之担心晚上堵车，于是4点多就赶到了开罗机场。
我们的埃及之旅在平淡中结束了。

继续关注埃及，转一篇微博上的帖子。

商博良为代表的埃及学家们破译埃及圣书体文字，真的仅仅是只靠一个罗塞塔石碑来完成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埃及圣书体的衰亡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作为宗教仪式记录的工具甚至被使用到公元五世纪（最后一块用圣书体石碑是公元437年在菲莱岛的伊西斯神庙镌刻的）。在长达七个世纪里，它和希腊文、拉丁文曾长期并存，留下了不少双语（圣书体-希腊文）甚至三语（圣书体-草书体-希腊文）记录的内容。

除了罗塞塔石碑外，在菲莱岛的伊西斯神庙里有一座高7.3米、重6吨的方尖碑，英国考古学者威廉·班克斯（W.Bankes，1786—1855）在造访该神庙时，发现该方尖碑下部有埃及圣书体和希腊文的双语铭刻，班克斯在获得当地高官的许可之后，于1819年雇用贝尔佐尼将其从菲莱岛运往亚历山大港，最终运回了英国，矗立在班克斯自己的庄园里。

1822年，班克斯将这份双语铭文的拓片送给了正在进行埃及圣书体破译工作的商博良。早在一年前，商博良在一份用埃及草书体书写的《卡萨蒂纸草》（Casati Papyrus）上，发现了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的名字，根据对照表他把女王的名字变换成圣书体文字。而现在商博良发现这份铭文中不仅有克里奥帕特拉的名字——这跟他从《卡萨蒂纸草》中变换出的这位女法老的圣书体名字一模一样，符号排列顺序也相同【图二即商博良分析克里奥帕特拉王名时留下的手稿】。除此之外，这份铭文上还有托勒密的名字。

商博良把其中的托勒密名字和已经破译的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进行比较，又辨认出几个新的人名符号。顺着这条线索，他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又成功地释读了亚历山大、伯林尼斯、提比略、多密善和图拉真等王名。

释读埃及圣书体文字是一项异常漫长而艰巨的工作，在罗塞塔石碑被发现23年以后，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这已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从德·萨西（S.de Sacy）到阿克布拉德（J.D.Akerblad）再到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在这些古文字学家们多年苦心研究的积累下，最终由商博良完成了突破性的一步，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全部解决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