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学校里缺老师，父亲要她回来教书，给赵家说，可以有薪水。但是赵家不放，说家里缺人，忙不过来。祖母去世时，大姐回家奔丧。就住下来不肯走了，直到快要生孩子时才回去。回去生了个男孩，他爷爷赵仲翔给取了个名字，叫学贤。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淳溪镇老家。大姐只好留在保城圩了。来往的路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每年春节，她和姐夫都要带着学贤宋拜年，住那么几天。学贤叫我。娘舅．叫二姐和妹妹。姨娘。，中规中矩，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还带着书来，白天很少玩，呱啦呱啦念书，晚上给姐夫背书。姐夫拿着书。学贤背朝他，背着双手，叉开脚。一面高声背诵，一面两脚轮流起落，全身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父亲说，这是过去私塾里的一套，非改不可。姐夫说没办法。回去爷爷要考。
四九年后搞土改。赵仲翔被定为地主，经过几次斗争，和老太婆先后去世。土地房屋被全部没收，家产荡然。抄家时，大姐一再要求把那个草纸标本簿留给她，未获准。被拿走了。她不听姐夫劝阻。一再找农会和工作组的人去要，后来竟然感动了一个什么人。还给她了。已经一塌糊涂，干枯的叶子破碎散落，拼都拼不起来了。她重新用布包好，放在了衣箱里面。 分到一点地，两间草屋。草屋是一门三间，他们住两间，另一间留给了已分到地主瓦屋的原住户，以便饲养他分到的牛和羊。大姐是属牛的，姐夫和学贤都屑羊。与牛羊同住，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
他们在这屋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一九八九年我到了南京，和小雨一同去看望他们时，已经认不出他们了。很难相信这两个佝偻麻木、反应迟钝、目光浑浊的老人，就是当年活力四射、兴趣广泛的兰姐和英俊强健、生龙活虎的士泓。学贤是中年汉子。还没找到老婆，读的书早已忘光，完全成了文盲。说到他时，两个老人都异口同声叫苦，说他食量太大，把家都吃空了。空是真的，家中除了两张竹床、锅灶水缸和些农具板凳以外，什么都没有。我看了直感到惊恐。无法想像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补丁重叠的蚊帐都是同一种陈旧的黑褐色，只有阁楼上的一堆稻草是新的，闪着黄澄澄的光，异常触目。那是烧饭用的燃料。隔壁畜栏里并无牲畜，但那浓重的畜粪尿的气息，和腐草烂菜气息，都日夜盘据在这小小的乌黑的空间。
他们说，三十多年了，早已习惯了。
我问到那个标本簿，大姐说。文化大**那年，被抄家抄去烧了。说里面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要他们交代放着想做什么，斗争了好几次。我问学贤为什么不学一门手艺，他们说学不会了，念书念呆了。
后来我失去自由，旋又出国。再也没见过他们。一九九五年初，在纽约州一个湖边森林中的小木屋里，收N-姐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大姐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给大姐夫寄了点儿钱去，他回信说，他已经四十多年没写过一个字。现在给我写信。连笔都不会拿了。

阿来与阿狮
我刚满十岁的时候。一九四五年深秋。有一位父亲从前的学生李树棠先生，从城里专程寻来。告知日本投降的大好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姐姐和我，到祖母坟上祭扫。说嬷嬷没等到这一天。知道了也会高兴的。说现在要准备上路。回远方的家乡去了。在山里长大，我觉得山里就是家乡。知道要走了，有点儿惋惜。但是我也相信，那边必会更好，要不，干吗急着搬家。
回来吃过饭，父亲就和李树棠一同走了说先回去看看。从此他常在两地之间来回。学校的事。交给了高志良。家里的生活变得忙乱起来，大包小包的，准备搬家。我无须忙，但还得照常上学。放学回家，还得照常放羊。还是阿来，那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
三年前。大姐出嫁那时，家里人来人往很热闹。有人说要宰羊，我偶然听到，大吃一“院，连忙牵了阿来躲进树林。大人们找到我时，我坚决不肯回家。直到他们答应不宰羊才罢。所以我们家一直有阿来。后来我们不关它了，把项圈也去掉了，它就在屋里屋外自由地走动。当我们坐下时，还常常要过来舐我们的手，吃我们放在小桌子上的花生米和炒黄豆。
它好像知道有狼，从不离家稍远。我每天放学回来，陪它到山坡上吃 一阵新鲜草，已经成了习惯。
现在我们要走了。带不走它，那边也没处放养，在上路以前给它拴上绳子，牵给了村前头的一个孤老婆婆作伴。老婆婆用豆饼喂它，它不吃，要跟我们走。我几次回头，它都一直望着我们，一动不动，绳子拉得很直很直。
我们很难过，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阿狮带走。阿狮是山乡的土种狗，没受过训练，但极忠诚勇猛，六七年来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逢年过节，大人按照风俗习惯给我们分发节日的食物。像除夕的元宝肉，端午的棕子，中秋的月饼之类。都必有它的一份。
走的那天，村上人用独轮车帮我们把东西推到沛桥镇，在那里上船。时已岁暮，寒风凌厉，浪涛拍岸。船摇晃得厉害。 阿狮怎么的也不敢上船。我们强行把它拖上跳板，它抵死不走，一放手就跳回岸上。折腾很久，最后父亲把它抱上船按住，船家拆了跳板，它才安定下来。湖上浪很大，我们都晕了船。它也躺着不动。不吃不喝，想必也晕了船。
进城后，我插班上学，同城里的孩子们不合群。打架。旷课，留级，坏名四播，独往独来。只有阿狮，一直是我真诚的好朋友。小学六年级时，我写了篇作文《我家的狗》，老师看了直摇头。但我自己喜欢，投寄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居然花边刊出。稿酬是一本连环画册，《木偶奇遇记》，极有趣。
一九四九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沿河一带人家，家家住满了解放军。阿狮天天吠叫不息，终于被一个兵刺死了。那天我放学回家，没有阿狮扑上来，感到怪怪的。一听说就大哭大闹，扭住那个兵不放，用脚踢，用头撞。还咬破了他的手。他不还手，努力挣扎。别的兵捉住我。放走了他。我动弹不得：感到自己在索索地抖。父亲、母亲、二姐三个合力把我拉进房间，堵住门不让出去，我还是抖个不停，牙齿格格直响。
晚上，进来四个兵。一个是住在我们家的，他介绍那三个人：钱参谋钱志龙：二连长邹鸣章：三连长刘仁田。他们说他们是来赔礼道歉的，已经批评教育了那个兵(说了个名字，我没听清)。说一个人不好不等于大家不好。大家是好的，队伍是好的。二连长来拉我的手，我的手藏到背后。他又问我爱不爱打枪。说可以教我打枪，我不答。二姐代答说我爱画画，特别爱画大画。他们说他们正好要画宣传画，纸、笔、颜色都有，画多大都可以。说要请我到连部去画。问我可愿意，我不答。钱参谋说，不反对就是同意了，星期天再来请。我相信他们是一头儿的，决心不去。
但我很想画大画。星期天，跟着通讯员去了。按照他们的要求，把一幅报上的木刻版画。放大到两公尺高。画是黑白的，一个兵背着枪迎面走来，下面用红色写着。将**进行到底。几个大字。贴在街心里，都说画很好。我不快乐，心里怪怪的：不知道这是不是，背叛了最好的朋友。

淳溪河上的星星
从山乡到圩乡。从自治区到沦陷区，不过一湖一山之隔，景观大不相同。
战后的淳溪镇，到处是瓦砾堆。特别是日军登陆的城南沿河一带，更是废墟连着废墟。较完整的房屋。集中在昔日的老街、从东到西的一条狭长区域。街上依然热闹，新开了几家专卖轻工业产品的商店，那时叫广货店，玻璃柜台特别触目。日本人在城东头筑了一个汽车站，一个油库，一条通南京的汽车路。是以前没有的。
老街上也有不少被炸毁的房屋，裸露着大片空墙，墙上涂满。仁丹。广告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标语。墙下的瓦砾堆上，排列着农民和渔民挑到城里来卖的各色蔬菜。和鱼虾野鸭、茭鸡水鸽、菱角藕茨菰荸荠之类。都很新鲜。大斗小秤讨价还价，市声鼎沸。没有人注意到标语的存在，更没有人想到．应该把它们涂掉。标语作为人文景观，也成了一种自然景观，在人们无心的漠视里被更深地埋葬。
城南的废墟，七高八低，长满灌木杂草，开着各色野花。原本是水中的芦苇，也摇曳在当年的人家，覆盖得看不到一片砖瓦，无数苔侵藓浸爬满藤蔓的断墙残垣。嵌装在烧焦熏黑粗细不等的梁柱之间，有的带门有的带窗。有的还带着当年悬挂相片框子或者粘贴年画的痕迹。白天蜂蝶纷飞，夜晚鼬狸出没，虫声连成一片。进去捉蟋蟀的孩子们，或者重建家园的人们挖开瓦砾，有时可以发现一个黑色的带着绿色铜铃的银环那是婴儿的项圈。或者一个绿锈斑驳如同头盔的铜罐，盖头上有镂空的花纹，那是老人的脚炉。骷髅朽骨，亦时或一见。
逃离的人们络绎归来。有时早晨上学去的路上，看到有几个大人小孩在扒拉瓦砾的地方。晚上放学回来时，已经立起了一个小小的窝棚。有些窝棚逐渐地变成了房屋。月夜里望出去阴森可怖的废墟地带，逐渐地有了愈来愈多的灯光。有些窝棚里不管多么拥挤杂乱。还供奉着死者的牌位。牌位前一灯长明，象征着生者恒久的悲伤。但悲伤就是悲伤。并不孕育出思想。像 同榜那种敢于在沦陷区击杀日军的平民英雄，回来了没人敬也没人谢。人们各忙各的，对他都冷冷淡淡。
我们在城南河边的家，毁于日军的炮火。最可惜一楼藏书，兵后灰烬无存。只有院子里堆放杂物的两间老屋没有完全倒塌，墙虽洞豁，梁柱还支撑着屋顶。父亲用从废墟里清理出来的砖石垒起四堵墙，里面用芦扉隔出四个房间，成了我们临时的家，倒也温暖舒适。我和妹妹在城区中心小学上学，二姐在那里教书。父亲清理废墟，工程如山．前后屋基上的瓦砾清除以后。母亲都撤上了油菜籽，花开时一片金黄。母亲还养了一大群鸭子，每天放到河上。
战前，父亲有一个。私立淳南农业仓库。，一个。私立淳南实验小学。。用前者赚得的钱养后者，试行他的教学法。发表了一些实验报告，想走出一条路来，因战争爆发而中断。战后归来，二者皆已荡然无存。实验小学所在的药师庙，主体建筑是木结构，飞檐斗栋，一炬成灰。唯余半段长廊，供老僧截廊而居。父亲失业在家。常到他那里喝茶。那时父亲写了一些诗，记得其中的一首是：．紫藤铺绿上纱板，暑夏风廊昼曲肱，往事追寻陈迹杳，无言默对旧时僧。。
淳溪河联接固城、丹阳两湖。河面宽缓，水中荇藻丰茂，鱼虾成群。沿河一带的人家，家家都养了大群的鸭子，为防黄鼠狼偷袭。关鸭的篱笆一直插到水中。于是一到黄昏，各家的主妇都要到河边唤鸭。用双手在嘴边围成一圈，朝着暮蔼沉沉的河面上湖口的方向，发出。伊豆伊豆伊豆豆豆豆豆……。的声音，有的柔和有的急切，远远近近重叠呼应。须臾河面上出现了庞大的鸭群，嘎嘎地叫着，愈近愈吵闹。次第分成小股，各回各的家去了。
每天我放学回来，晚饭以后。爱跟母亲一起，到河上唤鸭。那时的河特别好看。水面铺着斜阳，橘汁般一片金红。渐渐地金红变成了瑰红，又变成了紫罗兰色。鸭子刚一归笼，鱼儿就开始跳跃，泼拉拉直窜，显得特别欢欣。激起的波纹上闪抖着灰蓝的天光。这时母亲会拉着我的手，指给我看天上那些最初的星星，告诉我它们的名字，给我讲它们的故事。
我至今认得那些星星，记得它们的故事，它们也出现在北美的天空。看到它们，我就想起母亲。

留级
淳溪镇北门外。平缓的山坡上，有一古建筑群，叫。书院。，山亦因名。学山。。清光绪年间有。就学山书院改设高淳镇学堂。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是学堂。日军入侵，炸毁烧毁不少。其残余部分，就是战后的高淳中学和城区小学所在地，也就是我逃难归来上学的地方。
我在城区小学插班五年级。班上的同学都是城里人，大小店铺老板们的儿女，都会说几旬日语，有的还会唱日本歌，倪奴阿奴倪尕古，阿到古之尕烧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给我看一支灰杆子的铅笔，上面有一排符号，我不识。他说，这是哎海赖次刀铅笔，你懂吗?
初到校的那天，他们对我的欢迎非常之热烈。一位同学抓住我的帽子抛向天空，大家争着去接。一抛一抛掉到地上，大家就争当足球去踢，直到上课铃响。我拾起帽子，已经一塌糊涂，顶上的绒球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那是母亲专为我入学编的毛线帽，我还是第一次戴毛线帽。
在班上，我年龄最小，又是乡下来的，土头土脑。加之一个耳朵有点聋。反应迟钝，所以大家喜欢拿我开开心。比方说在背上贴个纸条。用粉笔画个王八，或者刚坐下时抽掉凳子之类。他们在一起时，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我很想参加进去，但插不上嘴。即使是暑假到河里游泳，也是他们成群结队在河湾里扑腾，我一个人在木排外边水深流急的地方扑腾。我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怕大家把我拖腿按头呛着玩儿。我被呛过一次，难受极了。
那时学校里，下午第一节课后，老师都要带学生去参加．重建校园。的劳动。把从瓦砾堆里挑选出来的比较完整的砖头，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整整齐齐码好。曾经发生过几起遗留的炸弹炸死人的事，所以我们搬砖头，来去都排着单行队，一个跟一个，走指定的路。去时空手走一条路，回来时每人搬几块砖头走另一条路。路是羊肠小道，穿过丛莽瓦砾堆，弯弯曲曲七上八下。有一次空手走时，我发现没有老师带队。觉得我们这么规规矩矩走。太冤枉了，便举起双手。又提起一只脚，用一只脚跳着前进。虽然非常别扭非常吃力，但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眼下的自由。不料班主任徐夺标老师就走在我的后面，一声断喝，我差点儿跌倒。劳动完了**时，徐老师把我,tin队伍前面教训了一顿，然后对大家说，坏孩子调皮捣蛋，你们不要学，使我在同学们面前，又矮了一截。
二姐是我校的老师，对我同样严厉。那天降旗仪式以后，我所盼望的放学时刻到来时，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宣布迟半小时放学，打扫校园。他说家里有事的。可以请假。我早就想着放学后带阿狮到湖边去玩儿，便走上前去，说：我家里有事。我请假。刘老师还没答话。二姐就走过来了，说，家里有什么事?我不开口。刘老师又问，家里有什么事?我还是不开口。姐说，越来越不老实了。哪里学来的?刘老师说。今天不打你，扫地去，同学们都嘻嘻地笑。此后好几天，他们见了我，都要问一句：家里有事吗T
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朱开泰，是一家大文具店老板的儿子，全校踢毽子踢得最棒的一个，能连续打三十几个后跳，引来许多同学围观。那天他打跳时，橡皮从口袋里跳出来，滚到我的脚前。他来拾时，我不知为什么想也没想就一脚把橡皮踢了开去。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盖个铁聋子。我想也没想就同他打起架来。这一架打了很久。班主任徐老师听到报告急忙赶来时，他正伏在地上，我正骑在他背上。我没发现徐老师到来，继续用巴掌 他的后脖子，被徐老师看见了。

那时学校里，到校后和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全校师生**在操场上，由江永芬校长带领，念。总理遗嘱。。他念一句，大家齐声跟着念一句，念毕徐徐升旗，或降旗，同时唱。国歌。，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我喜欢。贯彻始终。四个字，因为唱到这里，就要解散了。那天降旗仪式以后，唱到这里没有解散，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训话。我没听，不知说了什么；说着他把我和朱开泰叫到司令台上，问 个先动手，叫朱开泰归队，叫我站好，低下头，按着我的头连续猛揍我的后脖子。说，后脖子挨揍，味道怎么样?我很痛，但没哭，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台下，瞟见许多女同学用手帕捂着嘴窃笑，还瞟见二姐高老师铁青着脸朝我怒目而视。
第二天到校，发现班上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中，除了幸灾乐祸之外，还有一点儿怕兮兮的神色。没有人再当面嘲笑和捉弄我，也没有人再叫我铁聋子了。想不到在山乡翻山爬树胡打海摔练出来的那点儿体力和灵敏度，居然给我带来了做人的尊严。哈!从此我动物凶猛起来。毕业后升人初中，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学校换了，老师换了，同学依旧。中学里不兴体罚，打架数次只记小过一次，我就更野了。
渐渐地有人来牵线，介绍我同其他班级某个打架有名的同学．比试比试。。这种比试是县中的地下传统。早有先例。都是相约在放学后。回家前，在北门与学山之间的陈家山坟地进行。对方都是大孩子，我是吃亏的时候居多，但不肯认输，死缠烂打，经常衣衫不整皮肤青紫甚至头破血流回到家里没法交代。有一次我这样回到家中，全家正围着桌子吃饭，没有等我也没人理我。我砰的一声把书包一丢，拿起碗就盛饭吃。父亲对妹妹说，让开点儿．英雄好汉来了。我不言语，大口就吃。父亲说，多多地吃。吃大了背上刺一条青龙，好到上海滩上夜总会里去看大门。我不言语，但心里吃了一惊。
越想越觉得没趣，但我绝不认错。那时候，越是大人不许做的事，越是要做。不是想做。总要反在里头才痛快。后来我已经不爱打架。很少打架了。也还是常常要在回家以前。故意把泥巴涂在脸上做成刚刚恶斗一场的样子，使他们气得骂人伤心得叹气急得团团转。
那年我被记小过多次。品行成绩丁等。按规定不得升级，成了全校惟一的留级生。老师警告我，再得一次丁等，就要被开除学籍了。

时来运转
那时候。从没想到过前途之类的问题。不爱上学，．只拣有趣的事情做。偏僻小城，生活单调，孩子们乐事很少。放学后三三五五，接龙，跑角，踢毽子，斗蟋蟀……我来自山野，和城里的孩子不合群。打架，留级更被同学们疏远。一个人无所可玩儿。就看书。
高淳县中有个老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战火中得以幸存。管图书的叫周典纲，是个工读生．乡下来的，同我很好。许我不按规定径自入库找书，并可比别人多借几本。我从小爱书，战时在山乡，难得有书，连黄历都觉得有趣，翻来翻去。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兴奋得挖耳挠腮。从此一摞一摞借了看，越来越不爱做功课。最是留级以后，功课都是重复。我厌烦死了。常在上课时偷着看书。因此常被老师突然叫名，站起来，被问一句：我刚才讲的什么?
我希望我能像隐身人一样，无形无影。但是身体扎实，很重，一头乱发，钮扣不全。无可逃遁。渐渐的，怕上某些老师的课了，一怕就越怕，越怕胆子越大，开始逃学。
当时的校园，极为荒芜，到处长着草。操场后面有个小丘，小丘那边荆棘灌木丛生，是一大片茂密的榛莽。传说里面有日本鬼子留下的地雷和炸弹，没人敢进去。我用棍棒打出一条小路，通到榛莽的深处。用茅草做了一个鸟窝那样的东西，躺在里面看书，想心事。头顶上枝叶交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但不挡阳光空气。
四周是浓重的草木的气息。腐草的霉味夹杂着野花的清香。在蜜蜂的嗡嗡，和山丫雀不息的聒噪声中，可以听到远方上下课的钟声，和裁判在球场上吹哨子的声音。时不时。有同学三三两两。在小丘上奔跑追逐。有时还停下来指指点点，朝我这边眺望。他们看不见我，但我看得见他们。这一点最使我开心。
躺在鸟窝里看书。是大快乐。沿着一行一行的文字。我从铁铸的现实中逃遁而去。大考小考班主任成绩单全没了，有的是海阔天空万水千山：宇宙洪荒远古的传说奇幻突兀，神仙精灵奇士佳人雄丽高寒。不同的书是不同的世界，五光十色。也不是毫无选择，比方说，喜欢《安徒生童话》，不喜欢《格林童话》。喜欢《水浒传》里的大碗酒大块肉，不喜欢《红楼梦》里那种小碗莲子粥还吃不下，只吃半碗的娇娇气。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不喜欢他的小说。不喜欢就不看，翻翻就还掉去。
快乐自由，不是全天候的，因为要下雨。雨后的鸟窝，好几天都干不透。曾经用芭蕉叶子，和从学校里偷来的木板在上面搭了个遮棚，既暗且闷。又把它拆了。雨天来了没处躲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回教室去。好在班主任江永义老师比较温和，不骂人。只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句。朽木不可雕也。，指着我说，你就是。后来我来去自如，没人管了。同学们已经看惯，也不再大惊小怪。这年我考试不及格，又留了一级。
一九四八年，学校里先后来了好几位老师，都是外地人，用标准国语讲课。高淳人不大听得懂他们的话，管他们的话叫。蛮讲话。。他们也不大听得懂高淳话。作派和本地老师不同：外衣像披风那样搭在身上，走路大步流星，和学生一起扫院子出墙报打篮球不分尊卑。你可以问他们任何问题，都会正面回答，回答不了也不会说你刁钻古怪胡思乱想。外地来的老师高介子教我们的地理课。有一次，他描述无数星球在真空里运行的宇宙，使我想到下鹅毛大雪时的天空。他说宇宙真空不同于烧杯里的真空，那里面既没有引力强度也没有电磁强度什么也没有。他说那里面星球和星球之间的距离。是用。光年。来计算的。我举手，提了个问题：什么也没有，怎么量距离?他说．光年。是用时间来计算的。我问什么也没有，哪来的时间。他说所以空无也是相对的，没有运动着的物质，也就没有时间和空间。
我完全糊涂了：不知道物质和时空运二者何以同一。在我的想象中，物质是有限的，时空是无限的。我也弄不清有限和无限之间有什么界线。数学课本上有个概念叫。无穷大．又有个概念叫。无穷小。，我老觉得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一次数学老师高淳人邢寿松上课，我问，都无穷了，还能分什么大小?他说正经教给你的功课你不好好学，偏要反在里头调皮捣蛋，还是个不老实么。

问别的老师，也都说我胡搅蛮缠。我也问过我的父亲。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你想要知道，只有长大了自己去研究。要么研究数学，要么研究哲学。要么研究物理学。但是做研究。你得有学问才行。你现在连个年级都跟不上，当留级生，初中都不得毕业，还有希望做研究吗?依我看，这些问题你先放一放，先做个好学生再说。我怕听好学生这三个字，不管是谁，说这三个字。就是批评我。
这次高老师也说，有些问题。只能存疑。但是他说我的问题问得好，对大家说，这位同学肯动脑筋，大家要向他学习。哈哈!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啦!有同学说。高老师新来乍到。不知道我是留级生，不知道我的名字。要是知道了，总不会这么说。我想，肯定是这样。
想不到，还有第二次。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新上任的教导主任、外地来的老师李东鲁做报告，提倡多读课外书。反对。分数主义．。说只知道啃课本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分数再好没用。这话我爱听，心里想，这家伙，跟我是一头儿的。没想到，接下去他提到我的名字，表扬起我来了。他看了图书馆的借书登记簿，把我作为榜样提出来，号召大家学习。说我一个学期看了多少多少课外书，乖乖，还有数字。我努力克制自己，别让嘴巴嘻开来，嘻开来就会咧到耳朵跟前，那多不雅。
学校里举行了一系列全校比赛。集体的比赛有歌咏比赛、 拔河比赛、篮球比赛和墙报比赛。个人的比赛有讲演比赛、数学比赛、作文比赛和美术比赛。我得了后两项比赛的第一名。颁奖仪式很隆重，开了全校大会。周校长亲自主持，发给我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一打铅笔，一个速写本。拿回家，第一个见到的是母亲。她说，你时宋运转了吗?
时来运转，坏学生变成了好学生，但我还是我。学校里出现了不少学生团体：读书会、戏剧社、诗与画社……出墙报，演文明戏……都是新事物。我参加了读书会，但不喜欢那些《铁流》、《高乾大》一类的书。更不喜欢那种一个人念，大家听。然后轮流发言交流心得的阅读方法。不听劝阻，坚持退出了。转到诗与画社，同大家一起读艾青、田间、《木刻手册》，还是不喜欢。又不听劝阻。坚决退出了。劝阻我的，都是那些喜欢我的老师，因为我不听话。又都不喜欢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城小校长江永芬老师，县中校长周振东老师，和这几位新来的外地老师。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江校长被打成***，死于监狱。周校长被打成***，坐了十一年牢，出来后一直在家养病。高介子老师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一年，平反后当了江苏作家协会主席，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去年I~tJPlU离休。李东鲁老师在当时是他们的领导人，也是高淳一带地下党的负责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晋升，直至在高淳离休，还保持着他的山东口音。

跨越地平线
小时候。我常坐在山坡上，望着天地交界处那一发似有似无的蓝色发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越过那蓝色的边界，踏上未知与未来的起点。我想象那跨越将不是跨越，而是飞翔。直到有一天，不知不觉越过了它。
那年我十四岁。要到苏州美专上学。先坐轮船后坐火车。路上要走三天。初出远门，家里的一切，都是为我上路做准备。父亲筹钱。母亲打点行装：裁衣服、做鞋子、缝被子、熏鱼、晒虾、腌菜、泡蒜、炒米花、做芝麻糖、花生糖和各种蜜饯．．．．．．边做边给我说各种事情：天冷了要自己知道多穿衣服，热了要知道脱：下雨天出门，要穿胶鞋，别穿布鞋，布鞋子泡了水，几天都晒不干，你就没鞋穿；睡觉要直着睡，别横着睡，把别人踢醒了。要骂你；别忘了剃头洗澡，衣服脏了就要换。换下来的衣服要马上洗。洗衣服要先抹上肥皂，泡一会儿再搓，要挨着搓，别东搓一把西搓一把……我常常听着听着就走了神，不知道还说了些什么。
准备的东西，多得没法拿。母亲一股劲儿往包包里塞，塞得我背不动了，又往外拿，拿掉一些，惦惦分量，又拿掉一些。让我一次一次试背。总觉得东西太少包包太重。后来父亲对她说，行了，让他吃点苦锻炼锻炼也好。又对我说，只怪我们穷。有钱我送你去了。
上轮船的那天。父亲交给我一份备忘录，里面写着我在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出了轮船码头找不到去火车站的路怎么办，下了火车如果是半夜里怎么办……这样的十几条。都是讲过了的，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在码头上。他们拜托一个同船去当涂的熟人陈师傅照顾我，叫我要服他管。母亲给他说，这孩子海得很，别让他在船梆子上乱跑。又给我说。船上风大得很，别到舱外面去。窗子里一样看景。又对陈师傅说，这孩子爱看景。你就带他坐在窗边吧。
汽笛响了，跳板撤了，母亲隔着水喊：多写点信来，一到那边就写个信来。我也想大喊一声知道了。但好像泪水已涌上了眼睛。一喊就会掉下来似的。只能点点头。船员来赶乘客进舱，下到里面，从舷窗再伸出头宋望时，码头已隔得很远．但还可以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向我挥手。不知不觉，泪水又涌上了眼睛。船在马达声中抖动，河岸缓缓后退。不久。平时到过的最远的地方都过去了。风物依旧，新世界不新，好像旧世界的延伸，只是没有了家。
黄昏时分，船在石臼湖上航行。千里水天一色，上下是新月。回首来路，落日殷红。我靠着舷窗，想家想得厉害，计算起还有几个月放寒假宋了。在家里想出去，想不到一出门就想回家。更想不到，彼此飘泊天涯，欲归无计。万里西风瀚海沙。

苏州行
我们家有个亲戚叫田清泉。在上海画年画和月份牌，很赚钱。见我能画，要带我到上海他的画室里当学徒。我想去，父亲不许，只得作罢。父亲爱画画，也爱教我画画。但他反对我专门学画，说艺术是玩儿的东西。靠它吃饭就没意思了。他要我在家乡读完高中，再出去上大学，将来教书。做学问，著书立说。但我不争气，逃学、打架、一再留级，他无可奈何，终于勉强同意，让我外出学画。但不是到上海，而是到丹阳。丹阳有个正则艺专，是大画家吕凤子先生办的，颇有名气，答应破格收我(我中学没毕业，故录取须破格)。
那时我二姐在苏州东吴大学进修，带了一些我的画去，给苏州美专校长颜文梁先生看了。颜说我。是个料。，也答应破格收我。二姐连续来信，力主我去苏州。她说吕是国画家，颜是西洋画家。现在**时代。什么山水花鸟菩萨罗汉统统都过时了，学中国画没前途，只有学西洋画才有前途。又说苏州是历史名城，苏州美专所在地沧浪亭是园林名胜，风景如画，对学画更有好处。父亲说，她说得有理，事情就这么定了。
一路上的风景，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河岸、公路和田野，房屋和街道。人群……甚至我从没见过的铁路、火车和高层建筑，都好像平凡无奇似曾相识。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苏州，特别是不喜欢苏州园林。置身在名满天下的苏州园林之中，我浑身都不自在。百折的回廊九曲的桥，在上面走连步子都迈不开，何况它并不通向哪里。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钻假山洞更是如此。人工堆砌的假山就像玩具，漏明窗、月亮门、水栅花坞无一不假。在里面转来转去连自己也像是有几分假了。
二姐说，我这是土包子没文化的话，叫我别再说了，说了教人瞧不起。还说山里的石头只是石头，经人加工就成了文化。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加工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的。听了我才知道，原来文化这东西，也不过是一大堆的虚假。从此我不再喜欢文化。
同学们大多来自苏沪杭一带，清秀单薄，文雅温和，语音软圆，爱听评弹看越剧，我同他们格格不入。我也不喜欢我们那个设立在地下室里的画室，不喜欢在那里面画那些石膏做的．基本形．：球形、立方形、圆柱形和圆锥形。更不喜欢我们的班主任和素描老师，当他站在画架前给我修改作业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看他那戴着金戒指修饰得无懈可击的白手。
素描是主课，每周上五个半天。我不明白，这么价子左看右看，横比竖比把东西描摹下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既然越像真的越好。有了照相机为什么还要画家?想来想去连。画。是个什么东西都迷糊了。总之我不想学了。
到东吴大学找二姐，要求她帮我转学到丹阳正则艺专去。她不肯，说我毫无道理纯粹是胡闹：说正则是个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说家里没钱由不得你这么瞎折腾。父亲来信说，世界不是为你量身订做的，你不学会适应世界，迟早要碰壁。
日复一日。我顽固坚持我的要求，最后他们软了，帮我转学到了丹阳。为此他们节衣缩食，又花了一笔学费，我都没往心里去。临走那天，二姐送我到火车站，买了两个果酱面包给我吃。那是我第一次吃果酱面包，觉得好吃极了。

正则艺专
宁沪线上位于镇江和无锡之间的丹阳市，是一座毫无特色的小城。正则艺专所在的白云街，是一条毫无特色的小街。战后才从重庆迁回原址的私立正则艺专，是几栋灰色的二层楼房，也毫无特色．但它拥有几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特别是吕凤子先生和杨守玉先生。吸引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吕凤于是学者型画家，精通理论，以画罗汉和菩萨著称，诗、书、印并重，是当时画坛的重镇。他所创办的正则艺专。论画极重意境，崇尚。文入画。传统的功力和品味。成为名校，不是偶然的。我去时，他已很老，不再亲自上课，只当名义上的校长。穿着老式长衫，有时到画室里转转，有时拄着拐杖，在荒凉的校园里散步。矮小，瘦削，微微有点佝偻。眼镜的黑色边框很粗，就像是粗墨线画的。
杨守玉是个很老的老太婆，终生未婚，索居独处。她所创造的画种。乱针绣。，是用针线代替画笔和色彩，在布上作画。无数不同色彩不同长短的丝线，不规则地相互横斜交叉错综重叠，近看一片混沌无序。远看人物风景生气洋溢光影迷离。画法有点像印象派的点彩，但要用点彩法临摹它根本不行。它的每一幅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无论是深巷里墙高落日的余晖、灯影暗处的裸女、雨中的树或者阳光下灼灼生辉的一团黄花，都像是不久就会消逝的东西。猛一看你感受到的不是肌肤而是肌肤的温暖与弹性。不是雨水而是雨水的清冷和馨香，不是花团而是花团的快乐的喧嚷。再细看，又都没了。这很难。杨氏门生虽多，仍难免感到寂寞，有句云，。急管繁弦听无声．。
她惟一的传人吕去疾先生。是凤先生的长子，五十多岁，笔名大吕。也确实是黄钟大吕，不但乱针绣青出于蓝，油画、 雕塑、大泼墨无不绝倒。据说艺事尚专，博则难精，我想那是才小者言。才大者若韩愈、稼轩、达．芬奇、杜尚辈。都能兴寄无端，忽豆人寸马，忽干丈松，何羁于专?先生教画，很少讲具体技法。看某生画，他会说色彩能发出声音，阴沉有阴沉的响亮，那些用灰不溜秋的哑巴颜色来处理蓝调子的人，成不了大画家。看某生画，他会说画画是一种快乐，过程就是目的。要能随时停下都是好画。那种画时没有快乐，直要到画完了才算苦尽甘来的画家，是平庸的画家。看某生画，他会说，小青年怎么就结壳了?艺术的生命是变化，结了壳就完蛋了。我听之悚然。刻骨铭心。
其他老师，也都各有千秋。程虚白先生讲构图学。爱用书法做比喻，要我们从字形结构的变化吸取灵感：黄涵秋先生教书法，讲的却是音乐。135和弦和246和弦。还有武术的招式和舞蹈的动作，说书法就是纸上舞蹈，和无声的音乐：张祖源先生讲美术史，说史家们忽略了源远流长的指头画，说着当场就展纸磨墨，画给我们看。那指甲画出的细线轻悠而富于弹性，手掌抹出的墨痕波诡云谲。确有笔不能到之处……这种不拘一格挥洒自如的学风，我在别处再没见过。
正则学制，分二年、三年、五年三种。我在五年制，叫做。绘绣科。，到四年级可选学油画、国画、雕刻。也可选学乱针绣。乱针绣是正则的王牌，绘绣科就是为它设立的，别的院校没有。但它太难，只有几个人选学，练就一套从画布正反两面同时反向穿刺的技巧，速度之快，就像两．只手都在高频率颤抖。但是绣出来的作品。吕去疾先生说，只能算是工艺品。他们到头来。还是选学了别的，否则不得毕业。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想走这畏途，想成为这门绝技的第二代传人，很用功。 每个人画好的画。都要钉在墙上，互相观摩品评。画室墙上一排拌新作，呈现出一股子欣荣进取的气氛。画室日夜不关，晚上十点以前，总有人在灯下作画。我那时十五岁，是全校年龄最小的一个，画名挺好，颇受注意，所以也不再撒野，变成了规矩学生。

每天晚上，我都在画室里看书。正则的图书馆里，有很多我爱看的书。管图书的是两个老太婆，一矮胖一瘦高，都终生未婚。她们介绍我看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看了还要问感想如何。有一次我去还《大卫科波菲尔》，她们问怎么样，我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她们说怎么啦，我说比方说，最后密考伯先后当了印度总督，好人有好报皆大欢喜。但是英国人有没有权利统治印度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如果是俄国作家。是一定会弄个人出来问一下的。她们嚷嚷起来，一个说我不会看书；另一个说文学要的是美不是深刻；一个说深刻是思想的事，思想是哲学的事同文学没有关系；另一个说怎么没有关系，你说尼采是诗人还是哲学家?于是她们两个对嚷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花白头发一竖一竖的。一会儿又和好了，借给我一本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四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读书画画很快乐，生活却十分艰苦。学校提供宿舍、伙房和餐厅，但伙食自理。没有自来水，打开水到老虎灶，洗衣服到井边。有一个由高年级同学组成的学生会。管伙食，贪污是公开的秘密。每月二十元伙食费交出去，顿顿一菜一汤不见荤腥。大家毫无办法。有钱的外出下馆子找补，我呢，一闻到老师家里炒菜飘过来的油气肉味就很馋，就想家。衣服脏。被褥腻，都在其次，主要是经常地都有点儿饿。这个感觉。不是很好。
那些高年级同学，十分积极活跃，下了课总把我们叫去，唱**歌、跳集体舞；听戴大红花参加军事干校的同学演讲；给抗美援朝志愿军写慰问信：到大街上举行露天的主题漫画展览……丰富多彩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丹阳纱厂，让在工厂俱乐部墙上，画几幅大宣传画，每幅有十几平方。说帮我请了假了，画完再回学校，然后就走了，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反正我爱画大画，工人食堂又吃得好，大鱼大肉，我就画。画完回到学校，他们买了一包花生米给我吃。我拿到画室。和大家同吃。大家问，给你钱了吗?我说什么钱?他们说丹阳纱厂请人画画，给的报酬很高。我说哦。这个感觉，也不是很好。
一九五二年，我上到二年级下学期了，国家整顿教育系统，调整院系。改造私立学校。关于正则艺专，或说要被撤销，或说要并入苏州美专或说要改为南京大学艺术系。或说要和东吴大学、江南大学、文教学院四校合并，成立江苏师范学院。一时间人心惶惶，教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画室里经常空无一人。吕去疾先生代理校长，叫大家安心学习，别理会小道消息，谁还听得进去。
后来四校合并的消息得到证实，吕去疾先生拒绝接受，要求保留正则艺专，事情拖了很久。那些高年级同学发动罢课，在校园里游行，要求。把学校还给人民。：组团到东吴、江南等校参观，回来后连续召开全体同学大会，介绍那边的好处。说四校合并以后，师资有多么雄厚，图书有多么多，校舍是东吴的有多么好，改为师院以后公费培养。不交学费不交伙食费肉吃不完，等等，都是事实。同学们很起劲儿。我觉得不很有趣。后来就不参加了，天天一个人到二楼画室看书，也没人管。空无一人的画室里，到处是灰尘。墙上的画有的掉在地上有的歪斜了，几扇开着的窗在风里摇摆，时或伊呀一声，像人说话。外面人声杂沓，我往画架后一躲，打开书。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风先生不再出门，校园里已看不到他的踪影。有时可以看到吕去疾先生，一副忧思重重的样子。一天，他上楼来关窗子，翻了翻我堆在窗台上的书，说，我家里也有一些书，你可以来翻翻。从他家我借到不少好书《贝多芬传》 《米开朗基罗》之类。还有许多印刷精美的画册。有一本美国小说《石榴树》．单纯、质朴、开朗幽默，我很喜欢。他叫我别还了。说译者吕叔湘是他堂哥。这书他有好几本。他的家狭小简陋，塞满了书籍画框和木雕。许多乱针绣作品，就这么连框子码在墙角，也没个防尘防潮的处置，我不明白，他干吗不弄得好点儿。
一年后。正则艺专已不复存在。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到了苏廾!。成了四校合并以后、在原东吴大学校址新成立的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凤先生也来了，成了江苏师院的教授，并住进了校园。仍然不上课，仍然穿着老式长衫，戴着黑边眼镜，时或在校园里曳杖独行。吕去疾先生留在了丹阳，被任命为公立学校江苏丹阳艺术师范的校长。艺师在正则的基础上兴建，国家拨款，资金雄厚，住房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任务是普及而不是提高。方向和性质完全变了。
二十七年以后，一九八。年，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收到年逾八十的吕去疾先生的一封信，邀我到丹阳去参加一个前正则的校友会，商量重建正则的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使我感动莫名。那时我正在密云水库，搞一个所谓的。项目。，没有可能前去，只好写了个信伏维恩师鉴谅。
时光荏冉，世事沧桑。从那时起，不知不觉又二十年过去了。近十年来漂泊在大海彼岸，面对西方艺术光怪陆离万化千变的潮流，有时想到那个不惜干针万线要织出瞬间感觉的时代。总不免感慨系之。

(附录)
二00三年第四期v读书》中<广陵散》一文(编者按：即本文)与事实有出人。本人作为文中主人公之一吕去疾先生的外孙，特提出以下更正：
一、文章最后提到吕去疾先生己去世，但实际先生仍然健在，虽九十五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并仍可以针代笔，乱针绣技不减。
二、《广陵散》行文之末．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似为点题之句，但与事实不符，如今乱针绣后继有人，且青出于蓝，乱针绣第三代传人，吕去疾先生的次子吕存先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可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以上两点错误皆因作者未经调查，想当然而为．实有不当，特予更正。 (原载{读书》二00三年第五期，题为{大师仍在世，绝技有传人》，署名董屹)

唐素琴
在苏州上学时。我们那个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进模范。每个学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的绛红色丝绒锦旗，上书。三好集体。，全班引以为荣。得这荣誉，不是偶然，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同学们的知心人。
我那时十八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她比我大三岁，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的姐姐．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只要她一开口。不管说的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当然，是否照办，又当别论。
我怕洗衣服，邋里js遏；有碍集体形象，屡教不改。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困难补助。。买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的破大衣抱去。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很感谢，他说不谢，这是组织的关怀，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换衣服：我努力了一阵，但未能永远坚持。不知不觉。新大衣又弄脏了。
一天，我发现，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洗得千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一股子肥皂和阳光的清香。一打听。才知道是唐素琴干的。在画室里遇见，我向她道谢。她说还要再替我洗。我说别别别，我自己洗。她说你要是不过意。就自己洗。又说，不会洗，我来教你。
这个星期日，我们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的背面，都搓脱了一层油皮，红兮兮的，渗黄水，痛了很多夭。此后，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挤在潮莒筲的洗衣间里，一道洗衣服，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想家。我说家里穷，没钱，还给我寄钱。我很不安。将来挣了钱，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她说钱你还得清，情你还得清吗?我说情吗，只能在心里感激，怎么还呀?她说你要是有出息了。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那就还了。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么个出息法呀?她说所以嘛，你要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啊是呀?
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每天睡觉，都不铺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呀?我说怎么，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她说又没礼貌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是呀?我说，没见你看书么。她说。你以为别人看书，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好书。
但是她说，她最有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两年，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她来学美术。她就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要是我不服从，组织上就会安捧别人来学。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都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确实是这样。你说啊是呀?
正确的可怕。
我说，你的思想真好呀!
她说，你说是不是么?

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的美术院校、美术系科，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严格的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就像十个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学了，要求转系，谁劝都不听，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什么流派都见过，摸索一辈子。才知道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我们不必走弯路，是赶上好时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在正则艺专时很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到苏州来看望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说，你要跟上时代，别这么横在里头，看着像个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还个性个性地嚷，影响多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你看看四边，有像你这样的么!我听了，很困惑。这些话，不像是他说的。
回到班上，唐素琴问我，想通了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说，这就是说还没想通，是吧?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我说你别说我知道了是**任务。她说怎么啦不对吗?我说我没说不对，也不是不想学画……。她说我知道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就算是学照相吧，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也好么。现在不是你花钱学，是国家花钱培养你，你不想学也得学，干吗不好好学?
正确得可怕。我默然。她又说，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学习好，你这一闹。两好都没了。要是这个学期的锦旗让别的班夺去。大家都会怪你，你好意思?我默然。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也就按照教的学起来：直起胳膊量比例，弯起胳膊定位置：眯缝起眼睛看整体，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层次比较，注意块面分析，注煮解剖透视，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质量感和空气感……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都夸我进步很快。这年的锦旗，还是我们的。程万廉总结经验。有好多条，其中的一条是：先进带后进，大家齐上进。
三好的第三，是身体好。作为先进集体，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的团体总分，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班的弱项。大家都很重视。每次报名，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唐素琴参加中距离，得过一次八百公尺第四名。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个儿细高，腿长有弹性，跑起来动作协调，像羚羊。但她不练，劝她练练，她不，说，我没锦标主义。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才I[卣时准备一下。她更重视的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某某某，你个儿大，掷个铅球吧；某某某，你腿长，跑个三千米好不好?…你要是同意。她会说对不起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会说干吗不?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动活动；去吧去吧，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她就说比输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荣。何况不一定输；试试吧，不试白不试。我给你报了名了。
参加短跑的同学很少，她就在一百公尺项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赛。我是穿着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跑了个第四名。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给了我一双钉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他来教我。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还要我练举重、跨栏、单杠双杠、跳高跳远、负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许中断。这样一年以后，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成绩破省记录。平全国记录。回到看台时，全班同学的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的花，唐素琴的脸更像太阳般放光。
陈陵先生说，这仅仅是开始。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受正规训练。唐素琴反对，问我干吗去，我说练好身体么。她说什么都没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煮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创造。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同列宾苏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别说比。你力气再大，大不过牛，跑得再快，快不过马。三四十岁以后，年轻人都盖过你了。你再同谁比?

正确得可怕!但我这次不听了，决心要逃避正确，胡搅蛮缠。我说我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说体能的开发是创造也是贡献……她笑着说。别贫了。我继续贫，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智慧干什么?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四
时值一九五五年，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长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凭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层开了。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必须忠诚老实》，然后揭发交代问题。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上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忽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白道的好不好?说着扭头就走了。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做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怎么那么耳熟?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嚷嚷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院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的一边还是站在***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
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莫名其妙地，0同学们又恢复了昔Et的友好。
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他已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El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系科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五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带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翌年，一九五七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 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部门管理。一天，省**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宋，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
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夹边沟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夹边沟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天世界寻找，如此执着。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明白。／＼
一九六二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气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照面的一霎时，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
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肩背等处变成了灰黄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夹边沟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但是我在夹边沟只呆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呆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淡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浑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我说我是说我自己。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的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七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I[卣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距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煮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她写道：．．…．常常要想到陀斯妥亦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做出重大牺牲的事业也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事。不久。文革．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我想错了。作为I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作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产，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别无选择
一九五五年夏天，百来个内地师范院校毕业，被统一分配来西北“支边”的大学生，在兰州一条小街上一家小旅馆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等待再分配，每天没事，到处闲转。
兰州是一座古城，伊斯兰风格的房屋，大都是用泥上建筑的。从城边的皋兰山上望下去，除少数新建的灰色楼房外，千门万户一色苍黄，有点儿像中东的阿拉伯市镇，又有点儿像美国中西部桑塔菲那样的印第安小城。日夜奔腾的黄河，咆哮著沿城流过，把浩荡河声散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沿河有许多巨大的圆形水车，从容地缓缓旋转，灌溉着两岸的果园。两岸果园绵延数十里，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浓绿重荫，秋天干树万树沉甸甸都是果实。冬天积雪不消，一片银白。黄河结了冰，汽车，马车都可以从冰上过去过来，来年解冻后的冰凌子，互相磕碰挤压，格格有声，一直要流淌到四、五月里才销声匿迹。
居民以汉族为多，虽有许多少数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常来此集散，卖他们的野味，瓜果、毛皮、香料、药材，烤羊肉串……和形形色色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街上地摊相接，货物琳琅满目。当地土特产和外省轻工业品相与杂陈。回族、藏族、裕固族、东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移民“支边”的汉族做买卖，语言手势南腔北调，服饰异形五色杂而炫耀。街上没铺沥青，孔孔洼洼，狗、羊、鸡不知让路。有些地方堆放着建筑材料。汽车、马车、驴车、拉拉车、自行车和行人互相吆喝闪避。晴天黄尘滚滚，雨天泥浆飞溅。繁忙混乱中透著一股子新兴之气。
西北石油资源的开发，使兰州成为新兴的工业基地，面貌日新月异。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座高楼烟囱林立，有二百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已代替了那乡土气息和历史韵味都极其浓厚的破落小城。从皋兰山上俯视它，烟尘深锁，灰蒙蒙如同云海，有时连高楼的顶端都看不见。黄河水不再结冰，三九寒天飘流著油污和泡沫。这是五十年代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那时的我们，在各处走了一遭，浅尝了许多新奇、脏乱和不便之后，就都哪里也不想去了。成天在旅馆里打扑克，下象棋，或者躺著看书。又没好书可看，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一天，有通知下来：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刘海声要接见我们。什么叫 “接见”，我不知道。跟著上了卡车，颠颠簸簸来到一个什么单位的礼堂。下面坐著好几百人，都是全国各高校分配来了以后，又再分配到教育系统的应届毕业生。台上长桌后，坐著几个人，据说中间的一个是厅长。其人瘦而皮肤松弛，一直靠在椅背上看桌子，面无表情。好像也同我们一样，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先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起来讲话，欢迎大家来到甘肃，介绍甘肃概况，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接著厅长致欢迎辞，称赞我们能无私地听从祖国召唤，希望我们落地生根，为壮丽的事业奉献如火的青春。说时两眼放光，就像换了个人。说完往椅背上一靠，耷拉下眼皮，又恢复了原样。
下面是同学讲话，谁愿意讲谁讲。大家纷纷上台，感谢首长的关怀鼓励，表示绝不会辜负期望。其中的一位，发言特气派，给我印象特深。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声调：“……我代表 (停)，全体同学一停)，向一一V停)，首长们一一，坚，决，保证，完全Dh一一，五条件地一一，服从统一分配。”
还是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说得最好。他说他是党员，带头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准备的油画颜料，多是土黄、生赭。来了才知道，赭、黄用不完，绿色不够用。这里的绿，不亚於我们江南，不，比江南还好：这么大这么多的瓜果蔬菜，生来都没见过。这么香这么美的羊肉泡馍、牛肉拉面，生来都没吃过……这么好的地方，牛都拉不走我。老死甘肃，我无怨无悔。大家给了他一阵掌声和笑声。连一直面无表情的厅长，也拾起上眼皮看了他一下。
第二天，分配方案就下来了。都在兰州各个中学里教书。同时各学校也都纷纷派人，来接走本校的新老师。我同其他十一个分别来自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南京和上海市的同学，包括那位发言特广泛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在黄河北面的兰州市第十中学。我们得知结果时，来接我们的人已在旅馆的门厅里等著了。
注：此文用的是新青年网站的版本，原题v走向混沌(四篇)》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

雪泥鸿爪
兰州十中位於市郊黄河北岸，一处叫做盐场堡庙滩子的山坡上。地名既难听，风景也难看。新盖的三层楼校舍，像一个灰色的火柴盒，孤零零兀立在无数低矮破旧的土屋之上。土屋鳞次栉比，往下一直延伸到河边的果园。果园的绿色只限在河边，并不向外蔓延。在水车灌溉的范围之外，寸草不生。从果园后边，沿著屋与屋之间狭仄的土巷曲折上行，约两华里可到我们学校。再从学校后面往上走，房屋渐渐稀少，再上去就是山了。山是光秃秃的土山，山上没树没草没石头。山后面还是山，都是这种山，千山万山一个样。从最高峰望出去，一片无穷山，单调丑陋之中，仍不失雄奇犷悍。
学校刚刚新建，只有初中，十六个班级近千学生，全是一年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我那时十九岁，不少学生比我还大。教师大都是本地人，有从各个中、小学抽调来的老教师，也有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教学任务都很重，个个课程表排得满满。我教全校的美术，每周十六节课，也就是每周重复讲十六次同样的内容，批阅近千份作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整个地变成了工作机器。
教研室和教师宿舍，都在三楼。一个宿舍住两个人。和我同住的恰巧是在接见会上发言特气派的那位，叫孙学文。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上海人，大我五岁。高鼻梁上架著金丝眼镜，服装得体，嗓门洪亮，仪表堂堂。每晚都要把裤子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床下一长摔皮鞋，双双擦得发亮。
早上铃一响，他就一跃下床，打开留声机放上一张舞曲唱片，跟着哼起来。穿衣叠被梳洗擦鞋动作快速，而且合乎曲子的节拍。完了还要踏著舞步转几下身，才关掉唱机拿上碗筷出／1-~-。NI"1口总要向我叫一声：快点儿，开饭了!接著就是一连申硬底皮鞋敲著水泥楼梯下楼的声音，嗒嗒嗒嗒，清丽响亮快速。
这样一个人，却有很多书，而且都是好书。世界历史一类，装满三大木箱。许我借阅。这些书他都认真读过，密密划著红线，批注也见解不俗。同他谈话，可以得到不少启发。他说雨果和狄更斯不了解法国**；他说对德国而言，罪魁祸首不是希特勒而是俾斯麦……不论正确与否，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看法，很难得的。他说他的毕业论文是探讨洋务运动，只来得及说了个大概，想着什么时候有时间了，要写一本书著。
有一次，我提到那次发言，问他为什么说是代表全体同事，他说那是I临时支部的安捧。我说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是团员。他父亲信基督教，已过世。他说他现在是唯物主义的信徒。他说首先说服他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我相信。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由於他的揭发，我失掉许多文稿笔记。但在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劳动教养以后，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刚被点名不久，就从三楼宿舍的窗口，跳下去自杀了。二十一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难以想像。因为他那充沛的精力，开朗乐观无忧无虑的性格，以及在单调枯燥，机械而紧张的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的能力，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十来个人，自成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除我以外都是团员，只有一个党员，叫谢树荣，四川人，川大生物系毕业。她教生物，兼当共青团教师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特认真。谈话时，由於真诚，由於理想主义的照耀，眼睛里闪着纯洁神圣的光芒，令人感动。
有一次，校长雷煦华找她谈话，给她“介绍对象”，说对方是“上级首长”，你只要同意，现在就可以用他的钱。她楞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站起来，看着雷的眼睛，说，雷校长，你这，同你的职务很不相称。说完转身就走。到门边，又回头，说了声“可耻”．出来越想越气，没处发泄，就到我们宿舍来说，脸发白，直抖。轮到大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了，都说这不过小事一桩，你不同意，也就算了，别气。下来她要求调走。争取了很久，都不行。每个人都是大机器上的小零件，要准你随便挪动，岂不是散了架了。幸好常有“运动”。“反右”以后，“反右倾”，她被打成“右倾”，不想走也得走了。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一封她寄自西藏的信。信上说，人生真没意思，活得很累，却不知为何。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被分配在城南的西北中学。两校相距很远，又都极忙，雄得一见。那天他来看我，一见面就激动地喊道：兰新线通车了!你知道吗?喊时两眼放光。原来西北中学靠近铁路，他每天半夜里醒来，听到火车突突突突(他学得很像)，向西进发，就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一天天胜利向前蒸蒸日上，就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他说时，手舞足蹈春风满面。我知道他是真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五十年代，这种人多的是。 “反右运动”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再也没见过面。后来才听说，他一度当了西北中学的教导主任，“文革”中被揪斗，得了精神分裂症，不知去向。
注：此文用的是新青年网站的版本，原题{走向混沌(四篇)》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

论美
兰州的变化日新月异，看着我也相信，国家的经济正在起飞。所以汪希曾的情绪有时也引起我的共鸣，那年我还写了一首诗，《古老的城，沉默的城》，描述起飞景象，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文艺月报》上。我大姐，二姐和十六岁的妹妹联名写信给我，祝贺我发表第一首诗，祝我将来成为大诗人荣名万世。我给她们回信说，我再也写不出第二首来了，因为我心里，有太多的困惑。我困惑，因为我听到看到体验到的一切，告诉我为了这个经济起飞，人人都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并将继续支付。我不相信这样一种用一代人作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据说是)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因此我也不相信，那只以此为理由强制地给每一个人分配角色和任务的看不见的手，代表著唯一的最高真理。没人理解我，我感到孤独，渴望寻求理解。几年前读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的三部传记，感动莫名刻骨铭心。斯人已逝，我无处追寻，就给他的译者傅雷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苦闷。我说我不是爱怀疑，我别无选择。因为只有怀疑，才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写好信后寄到该书的出版社，请代转。
三周后回信来了，是傅雷先生的亲笔，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诸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经济基础和各项上层建筑，包括政治、道德、法律、艺术、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等等的关系问题，答案都很明确。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T
像被上了一堂政治课，我莫名其妙，但仍不甘心，我爱我的思想，不愿意就此把它埋葬。拚命挤时间，写了几篇文章。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振奋，越写越旁若无人。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变成了实在，那时我看人的时候不像在看人，倒像是看著人背后的什么。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应酬和工作，有时望著楼窗外忧郁的风景，直觉得满天涯烟草断人肠，有股子说不出的愁绪，它迫使我拿起笔来，写呀写。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感到，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快乐。
时间毕竟太少，文章都是草稿。加工完成的，只一篇，题为《论美》。约一万二千多字，就流行观点中最明显的谬误之一：美是客观存在的说法，提出我的不同意见。我说美是感觉的评价，无异感觉本身。并且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取决於各个审美者的不同心境，所以它是主观的。因此审美活动不是物的反映，而是心的创造。艺术创作不是现实的复制，而是灵感的表现。

比如朱光潜先生，自己被别人批评为唯心主义拒绝承认，却也来信指出，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是错误的。又如宗白华先生，他的《读{论美)后的一些疑问》一文，就事论事而未上纲上钱，是对我最温和宽厚的一篇，但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的，是更真诚的马列信念。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知识分子，都那么坚信马列众口一词T洪毅然先生反问道，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7　　我说真理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洪说早已证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思路要开阔些，能接受新思想才是聪明人。这几乎是重复了傅雷的话，使我更加困惑。在绝对的孤独中，有时也怀疑自己。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关於生命、关於历史，关於宇宙、关於人类世界的现状，我都所知甚微，怎能这么自信T但是我又想，正因为如此，我不能拜倒在某个终极真理脚下，放弃我自由探索的权利。何况以这个真理的名义，我们已经被剥夺得太多太多。　　困惑中把《论美》重新又看了一边，发现问题很多。主要是处处以人为本，而没有具体区分人的个体与整体。在使用“人”字的时候，有时是指前者有时是指后者。这种概念不清造成了许多逻辑混乱，因为整体的主观，也可能是个体的客观。批评者们都没有提到这种，但我很痛心自己的轻率，后悔没有放一放多看几遍就拿出去。现在回头再看，幸亏那时轻率。如果稳重一下，此文就会与其他草稿一同，在“反右”运动中失去。即使侥幸留存，也再无处发表。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对我的批判纵然非常恶毒，但都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权利，与自由。这同强调统一意志服从领导服从多数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不过我丝毫没有因为他们的这种疏忽而受益，他们捏造出来强加给我的罪名，已经比那严重得多了。　　西北师院“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是徐褐夫作的。但徐本人接著就被打成了“右齤派”。我确切地知道，徐是绝对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消息传来，惊讶感慨之余，也自知在劫难逃。对於来日大难，有一种模糊的预感。不过，到也不怎么害怕。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这个由别人强行替我安排的存在方式，我烦透了，渴望著改变。但我也不再写作。生活愈是无意义，愈是没出路，内心愈是骚动不安。不管风景多么丑陋，我常出去独自散步。从学校后门出去不远，一处平旷的广场上，常有许多兵士，在那里训练生马。我常坐在场边，一看就是很久。他们给那些桀骛不驯的烈马，套上七八根长长的缰绳，人手一根，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拉住，然后骑它。如果它不服，八根缰绳同时一爽，它就会被抛起来沉重摔倒地上。爽几次就摔几次。然后再骑，直到它驯服。有匹马特野特顽，一次次翻起来颠倒跳跃，鬃毛飞腾如黑色火。一当摔掉骑手，就前脚离地站起来，颤声一阵哀叫。看着它我想，处处是人，你往哪里逃?假如你一定不愿被人骑，那么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你别无选择。我问自己，假如我是它，我怎么办T

好像有点漫画化，但我没说。看什么样的大字报，我都不表态。有人稿长，见我没事，请我帮抄几张，我拒绝。有人贴出呼吁书，许多人连署，要我签名，我也拒绝。我想，我不沾这个边。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一直未发，一个字也没写。
想不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是我。
我们学校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叫杨春台，丈夫是西北师范学院的地理系主任，家在西师。那天早上在院子里遇见，我问她西师的右派分子是怎么处理的。她说还没处理。当天下午墙上就出现了一张题为《质问高尔泰》的大字报，说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鬼鬼祟祟打听右派分子怎么处理?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鸣放声中噤若寒蝉?下面签名之多，是正文的好几倍。不少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几天后，大礼堂东墙所有的大字报都更新了。上面一横排标语是用墨汁写在报纸上的，一张报纸写一个字，二十几个字摔过去十几米长，写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高尔泰揪出来示众”。就像报纸的通栏标题，下面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内容除了摘抄报刊上对《论美》的政治批判，都是两年前在肃反运动中整过的材料。其中包括我写给好朋友刘汉的信。那时我还在大学上学，受过批斗但没处分。看来材料都保存著，不然这些人怎么能够知道，是谁给他们看的?这么多大字报是在哪里写的?怎么贴出来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h我都莫名其妙。
有一张大字报，写出了新材料，但却是无中生有。说我半夜里说梦话，大喊杀杀杀。写这份大字报的人叫郑钧，我们学校的地理教师。甘肃民勤人，古铜色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朴实一如老农。平时沉默寡言，同我也无冤无仇。
开学后一番批斗，我被定为“极右”，西去“劳动教养”。二十一年以后“平反”归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数书，颇有点儿前度刘郎的感慨，一度曾去，北岸访旧。十中已人事景物全非，唯一的旧相识，也就是这位郑钧老师了。他已很衰老，白发稀疏，腿脚也不大灵便。见到我他非常高兴，紧紧地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坚持要我到三楼他的宿舍里喝一盅。显然，又见友人，他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二十一年过去，兰州市容变化很大。但皋兰山和黄河都还是老样子，从楼窗外望出去，沉沉晚烟凝紫，风景略似当年。老人说起往事，神色有些黯然。那年老婆子饿死后，儿子去“引洮上山”，也死了。退休下来没处去，只好赖在学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默默地对饮。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城。注：此文用的是新青年网站的版本．原题{走向混沌(四篇)》，花城版将标题改为《电影里的锣鼓》，二者文字略有不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