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土改中“乱打乱杀”现象

在建国前后、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文章、书籍、档案、文献中，关于农民“乱打乱杀”等“过激”行为的记述，俯拾即是。
在太行区，潞城县张庄1946年1月底清算和追查地主，对村里的首富申金河，先是一股劲打，后来用铁火棍烧；对地主王来顺，用腰带和拳头痛打了一顿饭功夫，王晕倒在地，一家子被赶出了村庄。其他地主也是或被打死，或被扫地出门。 “五四”指示发布后，晋绥边区临县，对“五四”指示只念了两遍就干了起来，结果逼死20多人。1947年初土改复查，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300余人。冀东区杀死7600余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打死48人，乐亭县处决自杀100多人。据1948年6月纠“左”时的调查，晋绥边区兴县地主被打死384人，富农被打死382人，中农被打死345人，贫雇农被打死41人，共计1152人。山东解放区内不少地方“一开斗争会并不经过清算、说理阶段，也不准被斗者申诉，一开始就是打人、打死人，甚至每会必斗必打，每打必死，以打死人多为坚决”
就是DZY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乱打乱杀”现象也不可避免。1948年1月初，党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在对绥德分区各县检查后发现：“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都是过左。如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都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胡采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打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的人心惶惶。”
在建国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过激”行为同样如火如荼，我们仅以苏南为例。江阴县一个乡在斗争伪保长陆永祥时，干部群众对其痛打，乡指导员去阻止，干部群众说乡指导员包庇地主，要打他，指导员只得跳下台跨河逃走。高淳县漆桥区连立场不稳的干部、农会会员也被斗争和吊打；有2户中农、1户贫农过去放过一些高利贷和做过一时伪保长也被吊打；有几个错划为地主的跪石头、跪毛竹扁担，腿都跪坏了。贫农曹佑宝因将女儿先许配给一家贫民，后又许配给一甲长，也被跪在桌子上斗了一顿。太仓县浮北乡地主子弟曹念春，刚刚17岁，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斗争时，亦令其到场，并被剥去衣服，跪在石头上，群众高呼：“打倒地主曹念春！”……江阴县的一个村长在斗争时因为说天冷，不应对斗争对象浇冷水，结果村长被剥去衣服冷冻。党江阴县委在总结土改时说，上面放手，下面变成了撒手，普遍产生有斗必打，有斗必跪，脱衣服、浇冷水、吊，等等。党溧阳县委指出，有些地区斗争时不许地主说话，群众说出的事情，地主只有承认，没有辩论之权，不是从说理上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而是斗力斗蛮。
不仅如此，甚至一些高层民主人士也受到农民“过激”行为的冲击。土改时广东省基层干部违反政策，在分田地斗地主时，不分青红皂白，把蔡廷锴保存在家中的一些东西当作“浮财”分了。而更使他痛心的是，将他在淞沪抗战打日本鬼子时负伤的血衣和指挥刀丢失，甚至连他母亲的坟墓也破坏了。蔡廷锴当时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如果说因为蔡廷锴远在北京，那么李章达却又另当别论了。李章达建国初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当时广州是中央直辖市），可以说是在广东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了。但在土改的第一阶段，即“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八字运动阶段，长期被压在社会底层的李章达家乡东莞厚街的农民，成群结对，开赴省城广州，开进宣德中路的省人民政府所在地，要拉李章达回乡去退租退押。幸亏李章达心脏病发作在家休息，被古大存挡住，否则后果不堪收拾。
当年古大存的秘书杨立回忆说：“土改中，东莞厚街派了一批农民到省人民政府找李章达，要拉李章达回乡，退租退押。李章达身体不好，没有到机关办公。古大存听到后，自己跑到会客室去见农民。在问明对方来意之后，和蔼地说：‘你们可知道李副主席的历史吗？’他继续说：‘李副主席是个革命者，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满清的统治，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救过我们许多革命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来人说：‘他家是地主，收田租，剥削过农民。’古大存说：‘那是历史造成的。李章达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出来革命，他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他拥护我们党的土改政策，你们要退租，我相信他是会同意的，为什么要拉他回去呢？’”如果不是古大存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话，谁能保证东莞农民不会将这位当省副主席的民主人士从病榻上拉去乡下批斗？
上述材料只是土改运动中农民“乱打乱杀”行为中之一斑，这些行为使善良、忠厚、顺从等传统描述农民的词汇已不再合适。撇去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农民“不斗则已，要斗就往死里斗”呢？

69、尸横遍野 民族的悲剧（1）

长期以来，“土改”一向被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特别是1946年至1948年的“土改”，历来被视为一个“欢歌笑语”的乡村田园叙事，但如实事求是地考察这段历史，1947年的中国，尸横
遍野。
一具尸体，一个悲剧！一个人的悲剧，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一
个民族的悲剧！
更令人痛彻心肺，这是一场“气势磅礴”的悲剧，一场“激情洋溢”
的悲剧，也正因如此，“悲而难悯，哀而难助”！这是岁月的风雨，永远吹打不去的！
关于“土改复查”的惨烈，1984年5月，曾任**五莲县委第一任书记的辛玮先生在《回顾1947年五莲县的“土改复查”工作》中这
样回忆，当时：甚至有的干部认为，减租减息是向地主要“粮”，土地改革是向地主要“地”，“土地复查”是向地主要“命”！既然是“要命”，那一切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这个“理解”，是在六十年后的今天。
当时，也曾有人对此甚为不解，如岚山区后村镇东曲河村（原属日照县）的郑振东，县参议员， 1938年送子（过继儿子）郑仲哲赴“岸堤干校”（“抗大”山东分校）学习，时郑仲哲已任八路军营团级干
部。
据1938年任**鲁东南特委委员的崔介在《进军鲁东南》中回
忆：（特委）当时的工作主要抓两项，一是扩大宣传我党政治主张，大力发展武装；二是训练培养干部，发展党的组织……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在要求参加八路军或到训练班学习的人员中，发现可以深造的人物，即介绍其到岸堤军政干校学习。如李建修、郑仲哲、范鉴亭等同志，都是这样去岸堤干校学习的。这些同志经过学习，热情很高，头脑清楚，无论发展武装或作地方群众工作，都是我们很好的本钱。
对“土改复查”中的“过火”，郑振东认为这不符合党的政策，结果，兄弟三人全被活活砸死（详见郑世耀先生之《赤胆忠心郑振
东》）。
与郑振东同命运的，还有日照县三庄镇范家楼的范聚东（详见
《抱愧九泉范聚东》）后村镇小邵疃村的郑培银老人（上中农）回忆：1947年，还乡团到了石臼，区公所把“山前”（岚山区高兴镇范家村一带）的100多个地主、富农押到了小邵疃村的虎睡岭，在捨林里一天挑了11个杀了，第二天又杀了6个。那时，村里男老力都出伕子了，只剩下了一些半大孩子和老人，挖了两个像白菜窖的大炕，一堆埋了，没几天，都叫野狗扒出来，撕了个稀八烂。那年，郑培银虚岁十六。
一个甲子过去了，老人眼前不时现出那些嘴里嚼着人肉、啃着死
人骨头的野狗。据说，这些死者的后人都没敢为之收尸。其实，那被野狗啃得稀八烂的人骨，分不清张三李四，已没尸可收！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伟人的确高屋建瓴。
而此时，郑振东之子郑仲哲、范聚东之子范熙彭正为新中国南征
北战，不知此时是否也正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土改？
郑振东是“日照县抗日纪念塔”的两位设计者之一（另一为后村镇西山字河村的郑法乾），1945年在欢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郑振
东为在民族解放而捐躯的840位先驱立塔以志。
但他绝不会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他竟成了第╳╳╳位，而且史
书无记，塔上无名！
日照市志载：日照县抗日烈士纪念塔：1945年秋建，1946年6月落成，塔高10.5米，八路军战士雕像2.5米，总高13米，塔的东西两面刻着自1932年日照暴动至抗战结束牺牲的840名烈士的英名。
郑仲哲：1979年3月任**旅大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入200
5年9月11日《大连日报》“抗日老战士名单”，
2005年11月15日《大连日报》在《有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老人》中记：
从单位离休之后，郑仲哲回到阔别多年的山东老家。可老家的景象却让郑仲哲的心沉甸甸的――因为资金不足，村里的小学校停办了，孩子们每天要翻山越岭四五里路到邻村上学；因为70％的水源被污染，村里180多户人家饮水困难。从老家回来，郑仲哲的心一直无法平静，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为家乡建设出把力。打这以后，郑老在生活上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即使到了春节，也再没有给孙子、外孙子压岁钱……。孙子、外孙子十分不理解，郑仲哲便给他们讲自己童年生活的悲惨经历，告诫他们要把零用钱花在学习上，用在助人为乐上。年复一年，郑仲哲的积蓄已有20万元，他把省吃俭用攒下20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家乡，让家乡的孩子们坐进了新学校，让家乡的乡亲们吃上了干净的水。（未完待续）

70、尸横遍野 民族的悲剧（2）

这不仅是日照，也不仅是滨海区、或山东，是整个北中国！
孙成民先生是莒南县洙边镇（老莒县）人，他曾听村里的老人说，刚开始土改复查时，都是左邻右居的老少爷们，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下不了那个狠手。所以，只好和别村换着斗，东村今天砸死了西
村3个，西村只砸死了东村1个，回来一看折了本，明天再砸回来，砸来砸去，就砸红了眼。
这在日照同样司空见惯，在今岚山区（原属日照县）巨峰镇的大
土山、小土山、土山东庄一带，就是村与村换着打的。
苗长水先生在《犁越芳冢》中这样记下沂蒙山区沂水县的“土改
复查”：
男人中先打死的是三猴子王堂，算起来倒是个标准的地主，自己不干活，雇了两个长工……农民在斗争会上把三猴子倒背手吊到树上，问他要藏起来的元宝。其实，三猴子就是馋个地，有点钱都置了地，是土地主，不藏元宝。可他结巴，“我我我”的还没我出下文，绳子就松了，第一摔就七窍出血，第二摔身子就蜷了，又提上提下了五趟，那就纯粹是摔个肉包袱……王堂摔死的时候，周围一片欢呼……第二个打死的不算地主，二十亩地五口人，农忙时候雇人，自己也干，外号张拐固……张拐固被农会翻身大队的青年们弄到汶河滩里，一白腊杆子横扫过来，打断了腿，然后连棍子加石头，一会儿就解决了。
打死的人都爆尸野外，发出一股逼人的腥气。第二天张拐固一个两岁的儿子跑到那儿，看见父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小孩不懂事，就去给他父亲擦脸上的血。方启（农救会长）见了，说：“这孩子这么小就有感情，长大了岂不是个祸害？”抬手一铁锨，将这孩子劈为两
半。
所以也就没人再敢收尸。尸体很快就腐烂了，臭气熏天。
在《1947年胶东解放区土改复查的问题》中，曾亲历“土改复查”
的王文正先生记：
1947年……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人来胶东，召开各地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批评胶东区党委在“土改”运动中存在的所谓“右倾”。此后胶东区的“土改复查”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有些地方提出“搬石头”，把所谓成份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搬掉；派出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的现象较为普遍……8月，区党委又组成“土改复查”工作队，由组织部副部长李研吾带领到西海专区平度、掖南搞“土改复查”。8月中旬，我们工作队从莱东县出发，路经莱阳（属南海专区管辖）、招远（属北海专区管辖）、掖南等县时，就看到有的批斗会的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等等。当我们走到招远县境内的一个村庄，天近傍晚，见到村边有二三十个人，除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外，其他全是妇女（青壮年大多出去支援前线）围着一个被打倒在地的男人，那个站立的男子手持棍棒在打躺在地上的男人。工作队的人路过都看见了，谁也没敢吭声就走了过去……工作队于8月下旬到达掖南县夏邱堡……李研吾抽调出宋村雨（1949年4月任**莱东县委书记时逝世）、孙士达和我组成工作小组到该县郭家店区调查土改复查运动中乱打乱杀的情况（后来西海地委书记苏继光派组织部部长田绰永、掖南县委书记王歧云派组织部部长王廷君参加）……经初步了解……该区分区委书记在“土改复查”开始时就放弃党的领导，放手叫农会掌握大权，并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宣布，这次“土改复查”的被斗对象，大家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不少村庄除少数地富外，有些被斗对象（包括某些一般群众和党员）仅仅是因个人成见和私仇而被打死。宋村雨和我在郭家店镇调查，发现该镇一个党员（名字忘了），自己事先并不知道要批斗他，与往常一样去田里干农活，突然有人叫他回村，当他走到村头，就莫名其妙的被
一伙人打死了……
王文正先生真不愧一位坦诚的唯物主义者！
1947年，北中国各解放区的土改复查严重“过火”，这是不争的事
实，所以就是正统的**党史，也或多或少都有一笔。
**诸城市委党史委在《诸城县的“土改”和“土改复查”运动》中
记：全县12个区各区杀人都在百人以上，有的区多达六七百人。
时任**华东局委员的舒同（《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351页，《舒同主任1947年8月在渤海区党委高干会议上的讲话》）坦承：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曾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各地大量出现对地主富农乱打、乱抓、乱杀现象。不少地方“一开斗争会并不经过清算、说理阶段，也不准被斗者申诉，一开始就是打人、打死人，甚至每会必斗，每斗必打，每打必死，以打死人
多为坚决。
1947年8月，《中央工委关于华中土地改革概况向中央的报告》
中直来直去：分地后即进行划地界，废老契，立新契。追老契成为“土改”斗争中最尖锐的一幕，地主挨打，上“望蒋台”等处罚，多在此时，群众对地主，要打一才能做百，不打个榜样，把点眼色看，地主是不会倒威驯服的。
在东北，1948年2月7日，lsq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东北
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25％，实在太多。
――《东北财经》第一辑，368－369
现代政治学教科书上写着：一个真正现代文明的民族，是尊重生命的民族，不论是生者，还是逝者，它不主张展示任何夸张的、让人情绪化的东西。即使政治主张势同水火的双方，不管是什么人，老人、儿童、妇女还是军人，任何人的死亡，这个社会都同样感到悲哀！

71、《谁养活谁》响彻解放区
1947年的土改复查的确是“凯歌行进”的，其昂扬的旋律是《谁
养活谁》。这一带有浓厚时代风格的“政治交响乐”响彻解放区，并因地而宜，衍生出众多地方版本。
陕西版的《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推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新衣裤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1947年9月28日，主席修改、批转的四野3纵7师版《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线织布没有咱们呀干不了，新衣服，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说一说，没有咱劳动，哪里会有瓦和砖。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自己房，二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范凤学先生在《五莲县的“土改”、支前和华东局实验县工作》中记：
（五莲县）1946年，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精神，从下半年开始发动群众，开展“谁养活谁”的教育，开展“土地还家”运动。
现照抄日照版的《谁养活谁》如下：
谁养活谁呀，大家看一看；没有穷人开荒山，财主哪来千顷田？没有穷人来种田，财主家粮食哪能堆成山？没有穷人把屋盖，财主哪有楼堂瓦舍一片片？没有穷人种棉养蚕纺线和织布，财主家哪有绫罗绸缎穿？
想一想，看一看，穷人养活地主还是地主养活咱？想一想，算一算，不信神，不靠天，全靠党把身翻，斗倒地主和恶霸，封建势力连根端，也有吃来也有穿。斗倒地主和恶霸，穷苦大众坐江山！
“百万雄师过大江”后，《谁养活谁》传唱为江南方言的《啥人养活啥人》，但仍是万变不离其宗。
至于《谁养活谁》最早起于何时、何地，笔者无考，目前所能查找到的资料中，“发明权”属lsq。
在《我为少奇说些话》中，邓力群回忆：
1942年春，lsq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延安……他就一路走，一路听汇报，一路发表意见……lsq……说……减租减息……最重要的，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当时他讲了一个要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搞减租减息也好，将来搞土地改革也好，千百年来受惯了封建剥削的农民，就总觉得没有理，不能成为自觉自愿的行动。农民长期受到欺骗愚弄，一直认为，种的是人家的地，当然得向人家交租子，人家的地，我们没收过来，良心上过不去。所以lsq一路总是讲，搞减租减息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要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说明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把这个千百年来的案子翻过来。我们确实也有这个经验，劳动创造世界、“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不解决，搞减租减息可以明减暗不减，土地改革可以明分暗不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农民的头脑眼界、思想观念豁然开朗，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减租减息，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理亏的不是我们，理亏的是地主。他们千百年来，剥削者几辈子压在我们头上，如果没有我们劳动，他们不可能生活。这个问题的解决，据我深切的印象，是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正确贯彻实行党的路线的重要基础，是后来实行“土改”的重要法宝。
“谁养活谁？”这是土改中遇到的第一个观念的问题。按理说，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最迫切。数千年来，农民揭竿而起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分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却也使农民形成了另一种心理，即等级观念，一些农民甚至觉得地主的田地养活了农
民。
这是一个矛盾，然而又是事实，当时参加土地改革的许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
冯友兰先生回忆：
在这次“土改”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养活谁”。地主认为，地主有地，农民有劳动力，农民种地主的地，是互惠的关系，公平合理。并且，土地有限、劳力剩余，地主可以选择佃户，地主选谁，是对谁“恩赐”、“赏饭吃”。这种观点，也在农民心里有同样的反映……觉得打倒地主阶级似乎不很“合理”，觉得“理不直，气不壮”。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土改”初期，许多地方进行得不顺利，农民发动不起来，甚至出现农民将分的财物悄悄送还地主。所以工作组在“土改”开始时，反复宣传：不是地主养活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
当时，批斗会上对地主最常见的质问是：你会种地吗？不会！你会织布吗？不会！那你家里的钱财是哪里来的？俺爹留下的；你爹会种地吗？不会！你爹会织布吗？不会！那你爹家里的钱财是哪里来的？俺爷爷留下的；你爷爷会种地吗……在这一连串的质问下，很简单地就得出答案――剥削！

72、算地主的剥削账 揭露地主的罪恶

算剥削账。既然只有劳动才能换来财富，那么地主的一切就都是从农民那里剥夺来的，也就是说，贫雇农的穷，是因为地主将本属于贫雇农的东西无偿地拿走了，不仅一辈拿，而且祖祖辈辈拿，按辈算，按年算，按季算，甚至按天算，早在“土改”运动序幕阶段，晋察冀地区的一些地方“算老账”就有算到乾隆年间的。这样算下去的话，再无偿地分掉斗争对象的土地财物，人们也就心安理得了，因为到人家屋里拿东西，无非是将过去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而已。
运动是一场革命，当然不能光讲“道理”，还要揭露和彰显地主阶级的罪恶，才能“破”掉“老理”，“立”起“真理”，即确立“运动伦理”。揭
露和彰显有多种途径：
一是典型塑造法，即将地主中作恶多端的恶霸突出出来，以予典型化叙述。各地都编辑了一批诸如《地主的罪恶》、《地主剥削农民的故事》这样的通俗读物，甚至编成戏剧和其它说唱文学四处演出（如《白毛女》、《血泪仇》等），以罪恶的点，代表所有旧精英的面。在斗争的时候，也以针对个别有劣迹地主的诉苦斗争带出所有的斗争对象。
二是纠纷提升法，即启发人们回忆寻找所有跟斗争对象之间发生的纠纷和磕绊，将所有的日常纠纷都上升到阶级压迫的高度上。经过启发和算账，贫雇农几乎都能意识到过去在与斗争对象打交道中吃了亏，而这就是剥削和压迫，从而反推出地主土地财富积累的不合理性，进而说明现在剥夺他们是道德的合理的。
三是迂回归罪法，即经过一种曲折的归类方式，将看起来不相干的过错与罪过，都归结到地主阶级的罪恶行为上去。比如山东诸城的一些被父亲卖掉的妇女，过去一直埋怨父亲狠心，经过启发教育，意识到她们的被卖，是家庭穷，而穷则是地主剥削的结果。最有意思的是太行区平顺县的一位妇女，她丈夫因为屡次偷盗，被干部扣押自杀身亡，过去一直恨干部，经过启发，也意识到她丈夫之所以偷是因为穷，而穷根子则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
最后是揭露伪善法。此法一般用在那些一向有“善人”之名的旧精英身上，这样的人一般多方施惠，农民对之有好感，因此就寻找他们其它方面的错处，以言行不一来揭露其“伪善”的面目，使农民意识到，“善人”才是最凶恶的阶级压迫者。揭露与彰显地主阶级的罪恶，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给斗争赋予道德批判的意义，也是构建社会中的异类的过程，而这种异类千百年来一直以非人的手段剥削压迫着穷人，不仅因此欠了穷人的账，甚至欠了农民血债（如果近几代没有就往前推），而且因自己的行为沦为“非人”。既然斗争时面对的是“非人”，那么做得再过火也就不是罪过了。
最后，初步确立“穷善美”的等式。既然富人的富是丑恶和罪恶的象征，富人等于坏人，则作为对立面的穷人的穷，自然是善和美的化身，穷人等于好人。在几乎所有的“土改”宣传品中，富都是一种罪恶，富人统统为富不仁，行善也是伪善，意味着对穷人更大的欺骗和伤害，而反过来，所有的好事都是穷人干，穷则不仅意味着道德高尚，乐于助人，还意味着富有爱国精神，勇敢坚强。
运动深入以后，穷人也开始感到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了，太行区武安县的佃户，斗完地主之后，大街上背布袋的最光荣，谁问他干啥的，他就理直气壮地说“佃户”！到了这一步，不仅有助于打掉贫雇农多年的自卑心理，运动伦理的建设也进入了较为深层的道德自我评判的层次，使运动对传统日常伦理的颠覆，建立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石上。

73、用诉苦来激发“阶级仇恨”

诉苦是激发对地主阶级仇恨常用的方法。
诉苦就是由培养好的苦根在不同规模的会议上饱蘸感情、声情并茂地诉说地主剥削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的巨大苦难，然后由土改干部或其他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当众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把仇恨的目标引向具体的地主或抽象的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即不但要算剥削，还要查政治压迫，不但要追穷根，还要追后台，由地主阶级到帝国主义，由反革命分子到蒋**。
应该说，诉苦是一种煽情，它不仅可以使听众由他人之苦联想到自身之苦，而且会使参与者的苦难感成倍地膨胀，经过追查穷苦根源后，浓烈的仇恨自然就指向了地主或地主阶级。
诉苦一般经过以下几个步骤：寻找可能的苦主（或称“苦根”）→启发引苦→小会诉苦→帮助总结小会诉苦的经验教训，指点一定的诉苦技巧，培养成熟的苦主→大会诉苦→干部分析苦主的苦情并引伸到阶级压迫。
要使诉苦产生预期的效果，寻找人品好、生活苦、会诉苦的苦主很关键。找到合适的苦主后，土改干部对他们进行启发，引出他们的苦情，并帮助他们根据土改斗争的需要对苦情的内容加以取舍，然后给予苦主在小会上诉苦的实践，并帮助苦主分析总结小会上诉苦活动的经验教训，指导一定的诉苦技巧，经过几次小会诉苦的实践锻炼后，逐渐使之成为成熟的苦主，并选择其中的突出者到大会上去诉苦，煽起更多群众的苦情；土改干部在苦主的诉苦刚刚结束，群情激愤之时，趁热打铁，及时地运用阶级观点对苦主的苦情进行分析，并明确地把受苦根源指向地主阶级，把群众愤恨的焦点引向地主阶级。
诉苦首先要做一番有力的启发运动，打破顾虑，深入进行讲苦、引苦、连苦的教育，使代表能够意想到自己痛苦，而锋芒出激烈的诉苦要求，这时即应开始典型诉苦，以苦引苦，在诉苦过程中，领导善于根据情况随时启发诱导、深入连苦的教育，使台上与台下领导群众的情感完全融合起来，苦苦相连连成一片，在几个典型的引苦下，为了普遍诉苦，应速转向小组诉苦，小组诉苦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照顾到面的发展），发现出苦大的、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即可正式转入大会诉苦，诉苦也必须要和追穷根结合起来……

由于在诉苦活动中，无论苦主还是苦情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农民所熟悉的，所以它对农民的触动较大，煽情、发动的效果也相当明显。很多农民在听诉苦时，都被深深地打动，形成了一定的阶级认识。
请看小会诉苦的一个场景：
根子们围着一堆柴火团团地坐着。主席说了几句话后，大家渐渐地诉起苦来了。当关妹说到她被卖到六休不忍离开自己的爹娘及被卖后生活如何困苦的时候，她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坐在她旁边的三个妇女也跟着她哭了起来。山脚的桂英对她的苦情还没有诉到一半，她想到她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父亲及逃难时被鬼子冲散迄今下落不明的妈，以及她被地主剥削的苦况时，便放声号啕痛哭起来。有几个男的贫雇农也跟着落下泪来。

这次诉苦会连在座的土改干部“我”都被打动了：“这个会不仅教育了农民，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从诉苦中受了一次阶级教育的洗礼。”
可以说，大多数土改干部所宣讲的阶级观点多来自于书本、档案和领导人的讲话，自身并没有多少切身的阶级仇恨和感性的阶级意识，他们用阶级观点组织起来的农民诉苦，反倒给他们所接受的阶级理论增添了鲜活的内容，强化了他们的阶级认识，并更坚定地以之教育农民。土改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催化了阶级意识在农村的成长。

通过反复的理论讲解、串联和诉苦，再加上给地方戏、歌谣等民间文艺形式赋予阶级斗争的内容，到处佈置类似于“贫雇中农团结紧，消灭地主阶级做主人”之类的口号，这几种方式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使大多数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为起来斗争地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铺垫。比如，歌剧“白毛女”在当时非常流行，对激发阶级仇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74、习仲勋保护开明士绅

1945年10月，被誉为“模范边区的模范干部”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央西北局书记，时年32岁。这一次是主席亲自点的将，他特别赞扬习仲勋年轻，是“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
1947年3月，**中央决定以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此后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战役，并取得胜利。同年7月，习仲勋根据DZY小河会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就在1947年的9月，中国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公布施行。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
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但是，义合会议期间，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地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造成了会后在边区一度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法。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以后曾检讨性地说过这样的话：“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合法系统的经验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
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叫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由于义合会议在制订土改具体方针、划分阶级政策时，没有对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大多临时组建，本来就不够专业又没有经过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在应用政策和掌握分寸方面出现偏差失误。
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渐渐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
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安文钦在边区热心公益事业，兴办学校，宣传新文化，抗战时期与八路军合作，支持抗战，曾当选为绥德县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副参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三届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是拥护党领导的，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土改中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
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村召开，习仲勋参会。会上，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主席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会议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主席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与他们的紧张关系。
主席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
后来在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主席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
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这事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对于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也有很大影响。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与马明芳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减少了土改的阻力，也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

75、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1）

杨家村会议结束之时，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勋回到西北局驻地后，无意静下心来欢度1948年元旦佳节，便步入绥德、米脂县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1月2日，习仲勋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二百余人，以全天时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主席的报告精神，分析事物，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
会后，习仲勋深入附近几个村庄调查土改情况。他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DZY、主席报告。
1月4日，即杨家村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5个方面：
(一)主席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
(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份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
(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
(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主席，看到习仲勋这封如实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发来电报，电报说： “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习仲勋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土改工作。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一些地方的的真实情况反映到他那里。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浑水摸鱼大捞一把而鼓动起来的所谓自发斗争。子长县栾家坪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进行斗争，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气……

习仲勋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5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马起来斗争马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指绥德分区以招收干部子弟为主的小学）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针对一些地方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习仲勋陷入深深思考之中。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
8日，习仲勋致信**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土地改革中存在的9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订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订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
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党的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
写完信后，习仲勋想起还有一件事没有提及，复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又及。”
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lsq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未完待续）

76、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2）

1月14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镇薛家渠驻地，15、16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17日，又召开了有640多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传达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部署土改纠左问题。
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团会议，同90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作出决定，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主席。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1)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2)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3)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4)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5)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6)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7)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8)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9)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
主席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20日以《同意习仲勋皓信纠左偏意见》为题，复电习仲勋：
(1)19日来信完全同意。
(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同日，主席在深思熟虑之后，又决定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特别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主席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2月6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 “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2月6日，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2月8日复电主席，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遭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
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DZY的重视。主席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 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3月12日，主席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DZY、主席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48年4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一半(约60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 战争的积极性。
据《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作者 贾巨川 ）编写

77、任弼时土改纠左的日日夜夜（1）

1947年11月，五大书记之一、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已经发现晋绥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错误做法。为了端正分析阶级成分的标准，受主席之托，集中精力研究土改问题。为此任弼时专门分别致电**晋绥分局转曾三、致电林伯渠向他们索要苏区中央局印发的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１１月８日致电**华东、东北、五台、太行局，要求各地将土改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即怎样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材料日内电告中央。

不幸，１１月中旬任弼时的高血压症复发，高压已达２２０，出现晕倒的严重症状。遵照中央安排，他到骑兵连驻地环境清静的钱家河休养。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妻子带着小儿子远远也从兴县赶来。然而任弼时无心“静养”，倒是利用养病之机，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了仔细的调查。通过他亲自调查和吩咐身边同志的分别调查，对驻地３０多个村子基本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十几天后，任弼时从钱家河回到杨家村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从１２月７日至２４日是会议的准备阶段，分政治、军事和土改３个小组进行。任弼时主持土改小组，林伯渠、叶剑英、习仲勋、李井泉、张德生等参加，讨论土改中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划分阶级等问题。

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８日，会议正式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主席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给予很高评价，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议还详细讨论了现时党内的倾向问题：土改及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

２７日，任弼时就一段时间以来对土改问题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及理论思考，针对目前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现象，郑重地提醒大家：“消灭旧的土地制度，对于在抗日期间发展起来的党的组织，是一件大事，党内党外都需要进行教育。消灭具体的地主阶级，不可轻敌。地主阶级会用种种方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现在运动已经起来的地方，在联合中农的问题上有些‘左’，……问题就是侵犯中农利益，认中农为富农，排斥中农，不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等，在部队中也有所表现。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但领导上应及时注意。”

由于会前不久中央已重新印发了１９３３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因而，发言中，任弼时侧重于财产处理、政治待遇等提出可操作的政策界限。他说：
对地主应斗争彻底，经济上交出全部土地财产，按土地法规定分配，政治上要压服。但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必都捆打，更不应打死人。地主一般不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开明士绅可在群众同意下，保留选举和被选举权。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拥护抗日，现在拥护反蒋和土改，愿意把土地财产拿出来分配。

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政治上也可考虑不同待遇，一般保留选举权，开明的富农，也可保留被选举权。对新式富农，平分土地，多余财产是否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中农被错定成分者，如成分降下来，东西尽可能退回原主。

地主富农之有工商业者，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其参加公营工商业者，合法的保护，非法的没收。

对地主分子，一般以强迫劳动来改造，凡继续劳动五年，政治上无反革命行为，地财拿出者，可以改变成分；富农三年改变成分。新解放区，以我军到达前一年的成分为标准。

知识分子应区分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革命的加以任用，中立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反革命者不给选举和被选举权。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一般成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主席非常重视任弼时的这一席发言，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土改问题时说：“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党要反对这种潮流。”

十二月会议后，任弼时又回到钱家河，着力完成中央决定的任务——准备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向高级干部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任弼时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就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巩固地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及对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等亟待回答的政策问题，阐明**中央的政策。
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芽任弼时指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拿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据此，提出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强调“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
关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任弼时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打日本时，中农出钱出力不少，是有功劳的。现在打蒋**，也靠他们出大部分人力和粮食。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依靠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有较完备的生产工具的新老中农。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错定中农成分、排斥中农、贫雇农包办一切、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等，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否则，“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革命就会要失败”。

78、任弼时土改纠左的日日夜夜（2）

关于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任弼时说道：在经济上把地主当做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在经济上尽力设法保存力量。因而“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在斗争方法上，任弼时强调区别对待，首先必须把地主、富农区别开；其次在地主中要区别大、中、小及恶霸与非恶霸；在富农中要区别新式富农与旧式富农。因为“过火地打击了富农，是可以引起中农惧怕的。对大地主及恶霸要“严厉些”，以使中小地主懂得土改的大势所趋，拿出土地财产来就不一定拿到大会上去斗，只要他屈服了，低了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至于新式富农，由于它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所以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对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应当如此。
对工商业政策，任弼时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任弼时说：要向工人、农民和士兵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否则“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

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问题。任弼时从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服务的前景着眼，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对在农村中没事做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要想办法来争取和改造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

对开明士绅，任弼时强调，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有一批开明士绅和我们共过患难，有功绩，“对这些人要采取慎重态度”，“假如出去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

演讲的最后，任弼时特别讲了“打人杀人问题”。他极为严肃地声明：“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要反对乱打滥杀，反对肉刑。”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群众中的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

主席对任弼时的这篇讲演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

１月１４日，主席致电lsq，由于现在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对前不久中央工委送来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我觉得现在似乎可以不发。”１８日lsq复电“完全同意。”同日，中央开会原则通过了，主席为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穴又称《中央一月决定》雪。
３月１７日，主席又电告lsq：“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３月２８日，**晋冀鲁豫分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篇公开演讲与主席、周恩来等这个时期为中央起草的若干党内指示，形成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指南。
５月２５日，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３日，就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一周之际，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佳县王家坪，经螅蜊峪镇到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元子塔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的山西省临县，在寨则山村宿营。至此，结束了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公里的陕北转战。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４日，任弼时和主席、周恩来一行到山西临县三交。两天后开始东进，取道晋绥军区赴晋察冀军区河北省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
沿途，任弼时他们白天行军，晚上作社会调查，特别调查研究土改整党问题。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兴县蔡家崖住一周，和周恩来陪主席听取贺龙、李井泉等关于边区战争、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及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汇报，又参加了晋绥干部会。

79、任弼时土改纠左的日日夜夜（3）

在岢岚县，任弼时听取县委书记等汇报，并和周恩来陪主席接见该县三级干部会代表。在神池，听取县土改工作团长的汇报；在代县，听取正在代县参加土改的晋绥日报社长、县委代理书记郝德青的汇报；在繁峙县，向伯强村农会主席耿香民详细询问该村土改中划分阶级、土改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马不停蹄，４月１２日，任弼时与主席、周恩来等一行翻越五台山，然后乘车南行经龙泉关进入河北省境内。第二天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住军区大院。

这一路，最难走的莫过翻越五台山。五台以群山中突出的五个状如垒土之台而得名，其中以主峰北台叶斗峰为最高，海拔３ ０５８米。五台山系中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因峨眉、普陀、九华均在江南，故五台成为北方佛教圣地。山高，岭峻，寺庙多。平原早已是桃梨盛开之际，此处却仍旧千里冰封。山风卷起雪花扑面而至，车轮打滑，无法前进。
任弼时等一行下车步行。这便苦坏了任弼时，本就患有高血压病的身体好天气下攀高都困难，何况在风雪之中，低气压带来的憋闷更显突出。任弼时只得揪住马尾巴，在警卫人员的围护下步履艰难，气喘吁吁地翻过鸿门崖。

在城南庄任弼时住了十余日，主持召开区县干部座谈会七八天，听取阜平、曲阳、定县、建屏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干部关于土改、整党工作的情况，各阶层群众对土改的态度、党员干部在土改中的表现及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听取薄一波、林铁关于晋冀鲁豫、晋察冀地区土改、整党和职工运动中纠“左”的情况汇报，听取黄敬关于石家庄市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情况汇报。为了协助主席完成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这篇大文章，任弼时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深入调查研究，从陕北的钱家河直到河北的城南庄。

４月２３日，任弼时和周恩来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河北建屏西柏坡和朱德、lsq、董必武等中央工委会合。主席因准备赴苏一行而暂留城南庄。两天后，他们接到主席的电报，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
在离开城南庄一周后，任弼时和lsq、朱德、周恩来等又返回来出席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７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自撤离延安后五大书记的首聚。同时，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也参加了。
会议主要是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决心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主席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对此，５月３日，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主席提出的这三条方针都是战略性的，是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方向。他着重谈到，克服战争的迅速推进给老解放区带来的过重负担的出路，在于继续将战场引向国统区，既是决战决胜的需要，又可缓解老区人民战争负担，同时要发展农业生产，要在全党进行很好动员。他说：军队向前进，“政策的中心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的百分之十。”会议一结束，任弼时又返回西柏坡。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早已烂熟于心，但真正理解，还是在熟悉了任弼时的业绩以后。从延安时期他负责政策委员会讨论开始，这些年来，大凡党内大大小小政策的制定，似乎都与他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解放战争开始后，土改政策自不必说，整党、城市工作等有关政策问题一一摆在他面前。

接下来的两个月，任弼时集中分析研究在土改中的整党存在的问题。根据从晋绥到晋察冀行军中的广泛社会调查和各负责区域同志的座谈汇报，发现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左”的倾向，有的县党员受打击面在半数以上。对此，任弼时分别于５月８日和６月２８日为中央起草了两个给**晋绥分局的电报。

５月８日的电报《完全抛开党支部是不妥当的》，指出：“在整党工作进行中，必须对党员和支部作恰当的估计和分析，才不致采取冒险的整党政策。”根据对晋察冀和晋绥党员调查看，土改前真正地、富成分并不大，约百分之六七十是贫、雇农，这几年相当一部分上升为中农，新旧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贫雇农成分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大部分党员是好的和可以改造好的。党的支部大体也可分三类，好的、一般的、很坏的。前两类可通过调换干部等方法改造。对很坏的一小部分“异己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富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的，完全应当超越它来进行土改，只吸收其中好的党员来参加，或宣布解散另行成立支部。“但这种支部的数目不大，要防止随意扩大其数目”。

６月２８日电报《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的党员》，指出：在土改中对整个党的基层组织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采取自流主义的放弃领导的态度，采取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这种方针是“不妥当的，有错误的”，是对于经过十年斗争的党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的错误，是与错误的“贫雇农路线”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有联系的。这种错误的方针必定会伤害广大党员和一批干部情绪，增加以后整党的困难。对此，必须在适当时机用自我批评的态度加以适当指出，以利团结广大党员和干部。

80、任弼时土改纠左的日日夜夜（4）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任弼时一向主张要历史地全面地考察。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的功绩，看现在，也看历史。不仅对一个党员如此，对一个支部组织也应当如此。他认为：整党，是巩固党的必要步骤。不整掉党内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等，任其发展，我们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那种认为“整党是多余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的产生，不能只由基层组织来负责，主要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因为农民党员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在旧社会统治阶级恶劣作风遗留很多的情况下，他们掌握权力以后，很容易并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自私自利等。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未重视这一点，“疏于教育与防范”。同时，分配下级任务时，常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更促成下面的强迫命令等。因此，由于领导机关存在这些缺点，就不能过严地责备下面的党员和干部。而必须着重于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障以后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的纯洁性。所以，对过去犯错误不十分严重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的，一般就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处罚他们。要向群众作适当必要的解释，在群众面前适当地保护他们。对罪行太大，判罪才能平民愤者，给其应有的党内及行政上的处分，交法庭判罪那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持我们党和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严肃性。

电报强调，整党中首先各级领导机关应该发扬民主，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正确地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原则上分清是非。因为运动中有些具体政策上面缺乏及时明确的规定，如怎样划分阶级，对地主的工商业如何处理，很长时间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本身是错的，下面就容易犯错误。因此有些党员和干部有意见、有牢骚，“要创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对党员干部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必须接受采纳，对领导机关或其人员正确的批评指责必须倾听和反省，对其错误的意见也必须指出和批评。“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
上述两封电报，与任弼时《土改中的几个问题》堪称姊妹篇，为我党解决土地问题和为迎接全国执政而解决党的自身建设两个关键问题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具体可操作的原则与方法。

５月２７日，主席在决定暂不赴苏后，从阜平城南庄移至西柏坡，与任弼时和周恩来、lsq等中央其他领导会合。从这时起，为便于研究形势和处理各种重大政策性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实行集体办公。
任弼时更集中于对各解放区土改、整党工作和党员数量及党员队伍状况的研究分析。同时专门听取关于北平等地学生运动情况汇报，听取关于皖南、浙东、闽浙赣、华南和琼崖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发展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消长的情况汇报等等。
７月中旬，周恩来特函告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除中央领导交办的文件材料外，“凡是有关政策的传观材料，望先送弼时同志审阅”。是月底，由于李维汉将去石家庄工作，城市工作部也暂由任弼时主管。

这时，任弼时全家都和任弼时住在一起了，虽然孩子们仍是寒暑假才能回来小住，但总算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家了。然而，任弼时却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仍旧整天忙于开会、听汇报等等。
华北的盛夏入伏后暑热蒸人，格外气闷，这使患高血压的任弼时很难过。闷热得不行时，任弼时就把帆布椅拿到了家附近郭苏河边的小树林中，在树荫下处理公文、阅读材料，研究问题。遵医嘱，此时的他早已烟酒全戒，连带跟的鞋也不敢穿，唯恐磕绊发生意外。但是，他的病情仍在加重，却又没有时间多卧床休息。他曾对给他看病的苏联大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嘛！”
是啊！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期的１９４８年
秋，任弼时更不可能躺下了。

81、中央对土改纠“左（1）

对于各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动向，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左”的错误，在陕北艰苦转战中的DZY和主席一直密切地注意着。
1947年7月靖边县小河村中央扩大会议上，DZY就已经发现晋绥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错误作法。主席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心关键是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强调“土地革命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把基点放在长期支持战争上”。会后，任弼时受主席委托开始集中注意力了解、收集和研究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和土改的具体政策问题。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是中国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对政治、军事、土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5日，主席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中总的经验，阐明了土改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提出了“为了坚决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同时他认为，在土改和整党方面，要注意“左”右两种倾向，反对对于消灭封建阶级和驱除党内坏分子的动摇，反对对工商业和知识分子、对开明士绅的冒险政策。地主阶级中，和我们同过患难的人士，在不妨碍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个别情况加以照顾还是必要的。杀戒问题，也要反“左”反右，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从群众利益着想当作劳动力保存。
28日，主席在会议的结论中提出，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儿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
周恩来、任弼时也对土改中的“左”倾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使十二月会议精神全面、准确地在全党贯彻下去，主席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会议的简报。后来经过几度修改，形成1948年1月18日**中央原则上通过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主席在决定草案中强调了“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同时又批判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指出党的政策是团结中农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全国，则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主席强调指出：在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封建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在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时，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对新富农和旧富农，对地主和富农必须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以及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也应有所区别。
主席还对辗转来到陕北报告工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说：去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的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达到彼岸的潮流，一直流向大海，是成功的。但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逆流。要把这个浪花反掉，要把三个过左倾向纠正，这是一个完整的精神：维护主流，反对浪花，革命成功，一定反“左”。在这个问题上，主席表示了最大的决心，他说：党的经验是痛苦的，与资产阶级合作时，主要是右的危险；与资产阶级破裂时，主要是“左”的危险。在这上面要反潮流，宁可反到只剩我一个人，保持光荣的孤立。
对十二月会议强调土改中反“左”的问题，中央工委有相同的认识。lsq在中央工委讨论十二月会议的决议时说：今天只有“左”倾能挽救蒋**命运，胜于美帝援助。因此，凡是牵扯到群众性问题，都应提到政策上去解决。
受中央委托，十二月会议以后，任弼时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专门组织了调查研究。
1948年1月12日，在杨家沟小学的大教室里，任粥时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稿经主席修改审定，传达了中央扩大会议的有关政策决定，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阐明了：分析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六个方面的问题，这是纠正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力作。
根据什么标准划分阶级呢？任弼时说：“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在农村，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因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这关系到主席告诫我们的“要划清界线，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不要孤立自己”问题。但蔡家崖行政村却错误地加上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三项内容，所评定一百二十四户地主富农中，有五十多户是错的，他们被“算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这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队伍里面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是多么严重的错误！”（未完待续）

82、中央对土改纠“左”（2）

任弼时具体阐明了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后说：区别富农与中农，“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
他根据中央最近决定，在报告中宣布：中农如雇人放牛或拦羊，请零工、月工，甚至雇个把长工，或有少量土地出租，或放少量的债，“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这项新规定比一九三三年规定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更宽一些了。
主席在划分阶级问题上，加写了一段话：“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分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那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关于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任粥时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占人口的比重，“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他们在过去打日本人和现在打蒋**，出钱出力不少，支援战争有功劳，现在我们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在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新老中农，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比较完备的生产工具，可以给贫雇农以帮助。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因此，错订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办事不要中农参加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纠正”，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在这里，主席又尖锐地加写道：侵犯中农利益，“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和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在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问题上，任粥时指出：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为保障斗争胜利，他从策略上提出了三个“区别”对待：对地主与对富农，斗争应有所区别；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分别；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财产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不但混淆了政策，过火地打击富农，是会引起中农惧怕的。对大地主及恶霸，斗争严厉些，打下其威风，“是必要的”，中小地主与非恶霸，只要拿出土地财产来，政治上低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新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其生产，对于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任粥时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他说：“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为着解放对农村生产力的束缚，使农业经济有大发展的机会”，“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我们对地主个人所以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其劳动改造，是“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而且，“只有把他们都改造成为劳动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阶级的遗迹也消灭了，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成功。”为了发展生产力，他强调“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任粥时还阐述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政策。对任粥时的这篇讲话，主席给予高度的重视，他亲笔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二月会议期间，中央工委送来《关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鉴于当前“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主席致电lsq，建议“不发这个书面指示”，而是“针对目前运动中发生的新鲜问题”请刘以个人名义写几篇文章发表。
1948年1月18日，**中央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3月17日，主席又电告lsq：“我们决定发表粥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粥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在纠“左”过程中，主席深深感觉到几个月来土改运动发展中已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单有《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党的若干指示文件，已很难使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因此，主席认为中央应详细制定一个比较完备的文件，具体指导土地改革中划分社会各阶级等项工作，以便在土地改革这个伟大斗争中，既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又不要因为划错阶级成份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的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未完待续）

83、中央对土改纠“左”（3）

为此，**中央立即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在这个过程中，主席对规定草案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革命”、“划阶级的标准”等各章节中，作了许多理论性论述和政策上的界定。
2月15日，**中央将这个规定的草案发给中央工委、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高级领导机关讨论并提出意见。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讨论规定草案的通知中说：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存在着的关于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的注意到这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后来，这个文件因各种原因没有公开发表。但是，由于文件对划分阶级的方法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政策做了明确的规定，并在各地高级领导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因此，它对土地改革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与此同时，主席还十分关注并考虑不同地区在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时采取不同策略的问题。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写了一份报告给西北局并中央，他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与抗战时期建立的新区基本情况不同，老区中农多，少地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不超过总户数的20％，许多原先的地主富农土地早已被没收，参加劳动最少在八年以上，成分已经转化。他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几天后，报告送到中央。主席看了非常重视，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同时，他还提议仲勋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到各县巡视。1月20日，根据习仲勋再次汇报的西北老区情况，主席批示，要求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相同情形的，一定要密切注意“左”的错误，并指出“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习仲勋的建议是针对西北老区的，主席在吸收和采纳这些意见时将老区的范围扩大至包括抗战时期建立的所有根据地。
这段时间，主席考虑更多的是新区土改政策问题。1月14日，主席致电邓小平，提出几个问题请他回答。主要是新区土改究竟是按照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暂不动富农和某些小地主；是否要把新区划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政策；以及在新区如何争取更多的阶层和人士与我党合作。1月22日，主席又就新区土改给粟裕一封长电，初步提出新区土改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第二阶段，再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他还修改了原先在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的设想，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有步骤地完成土改。主席说，土改工作不能性急，“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的”。
2月3日，主席在致lsq的电报《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中，概括地提出了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基本原则。即：在日本投降以前建立的老解放区，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不是再来分配一次土地；占解放区绝大部分的半老区，也就是在日本投降至大反攻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应完全实行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平分土地；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应分两个阶段实施土地法。随后，主席又分别致电各大区的领导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对各地的经验和建议主席十分重视。例如，收到邓小平2月8日关于新区土改的电报后，他很快批示转发，并写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2月15日，在进一步吸收各地经验的基础上，主席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入对新区如何开展土改工作做了全面细致的说明。
在整编党的队伍方面，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存在着对党内不纯问题估计过于严重的缺点，许多地方在开展整党运动初期，也出现了“左”的偏向，如上级党组织派出的工作团对当地党组织和党员一律不信任，把他们当作绊脚的“石头”搬掉，甚至出现发动群众胡乱斗争党员、干部，轻率停止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或地富出身的党员的党籍等严重现象，给当地的党员、干部造成伤害，影响了土改工作的正常进行。
对此，2月22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经主席修改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根据平山县整党的典型经验指出：各地整党工作创造的许多方法中，以经过党的支部，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指示客观估计了党内的实际状况，强调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因此，除了对少数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应坚决清洗出党以外，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分子，应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对于犯有轻微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应采取教育方针。（未完待续）

84、中央对土改纠“左”（4）

这些原则性规定，使结合土改运动进行的整党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一方面纯洁了党的队伍，改进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一方面保护和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包括犯了错误又愿意改正者）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的各级组织在土改运动中正确地发挥了领导作用。对批斗开明绅士的错误作法，中央也着力纠正。
主席曾致书刘少白说：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共中央东移西柏坡途中，主席在晋绥严厉批评了晋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杨尚昆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我们，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杨尚昆认为，这个批评是严厉的，也是正确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主席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主席还对土改中“左”的错误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他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后，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非常重视。
7月，经他们审定，以“新华社信箱”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其中指出，主席所批判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但其结果，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与倒退。因此，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实行土地改革后，要避免农民群众重新分化，绝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而是实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在最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
经过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努力，土地改革这场深刻变革封建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伟大群众运动，逐步走上有分别、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健全发展轨道，从而为人民解放军准备了战胜一切敌人的必要条件。
对全国土地会议及出现的“左”的错误，lsq在1948年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有一个评价，他说：“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和平幻想、右倾错误、地主富农思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八七会议。”
lsq认为，“土地会议确定两条：平分土地和整党，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有重大缺点。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整党问题，讨论虽然较多，但偏重于思想，也没有具体办法。土地会议，也提出防止“左”倾，也反对了一些“左”倾错误，如杀人、扫地出门，也不赞成动工商业（但不够坚定）。
当时会场上的精神状态是包含许多不健全因素的，但没有注意到，没有予以严厉的批评，也批评了，但批评得不够，惩办主义也批评了，但大家听不进去；有个别人也提出些不正确的口号，如“贫雇农路线”、“干部路线”等等，做结论时也未加批评或批评得不够。这里的经验是要注意干部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要做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这一方面，要切实注意防止那一面，两面都要分析。譬如，这次写代表会的决定，本是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把集中写了很多。这是在以后的工作方法上要学习的。土地会议的缺点和错误，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
lsq还认为，“在土地会议以前，也有些‘左’，有些与我也有些关系，这是反右中所引起的。现在‘左’已成过去，右也防止了。”
从1948年2月3日到5月25日，主席先后为DZY起草了《在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关于老区和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中央的这些指示，是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土改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指示下达后，全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学习，这对澄清全党的思想，提高全党的政策水平，纠正“左”的倾向，确保土地改革的正确进行，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为了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阵地，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中央指示，从1947年冬开始，全党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这为打倒蒋**、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附录：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修定稿）

智效民

目录
引言
一、中共建党初期的农民运动
1、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2、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3、共产国际的资助
4、苏俄导演下的“国共合作”
5、国民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二、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放火
1、土地革命的开始
2、杀人放火，用心何在？
3、钟情于“平分土地”
4、“查田运动”与恐怖升级
三、刘少奇的崛起
1、早年经历
2、投身于工人运动
3、“白区”工作的领导人
4、与毛泽东联手反对王明
5、把毛泽东推上神坛
四、土改前的晋西北地区
1、抗战前曾经自足有余
2、抗战中的“四大动员”和“减租减息”
3、张闻天的调查及其意见
五、刘少奇与“五四指示”
1、他也有“糊涂”的时候
2、发动内战与进行“土改”
3、“指示”背后的指示
六、1946年的晋绥土改
1、一种和平土改模式
2、贺龙对土改似有抵触
3、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
4、土改复查与斗争升级
七、康生到临县“蹲点”
1、康生带毛岸英参加晋绥土改
2、康生召开经验交流大会
3、为什么要“挖底财”
八、刘少奇否定晋绥土改
1、“和平土改”被否定
2、国共和谈与土地改革
3、刘少奇路过晋绥
4、晋绥土改被彻底否定
九、天灾,还是人祸？
1、从《晋绥日报》看当地土改
2、晋绥土改问题之一
3、晋绥土改问题之二
4、晋绥土改问题之三
5、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十、推广晋冀鲁豫经验
1、晋冀鲁豫土改真相
2、毛泽东的一员“爱将”
3、土改升级，恐怖加剧
十一、全国土地会议召开
1、彭真带来大批贵重物品
2、台前表演和幕后操纵
3、刘少奇再次批评晋绥
4、依靠贫农团解决问题
5、把整党与土改结合起来
十二、《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
1、毛泽东一锤定音
2、全国土地会议结束
3、《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
十三、晋绥土改再掀高潮
1、晋绥边区农会成立
2、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3、什么是“阶级异己分子”
十四、腥风血雨黄河滩
1、开明绅士刘少白
2、毛泽东动员刘氏兄弟献地
3、刘象坤首当其冲被斗死
4、村支书惨死黑峪口
5、副议长刘少白被斗
十五、蔡家崖“斗牛大会”
1、牛友兰其人其事
2、从科学救国到投身革命
3、牛荫冠与山西牺盟总会
4、牛氏父子毁家抒难
5、惨无人道的“斗牛大会”
6、关于斗牛大会的几种说法
7、老作家胡正的现场回忆
8、“斗牛大会”之后
十六、张老汉的回忆
1、“杀你没商量”
2、“起浮财、挖底财”中的小故事
3、斗地主的几种方式
4、当年不许收尸，至今谈虎色变
十七、如何分配土改“果实”
1、几种分配方法
2、“折价分配”模式
3、“折价分配”受到批判
4、分房分地分老婆
十八、在干部中制造恐怖
1、把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
2、大批干部被批斗
3、群众为什么要斗干部
4、一个模范乡长的遭遇
十九、关于晋绥土改的历史记录
1、腥风血雨，惨不忍闻
2、乱打乱杀，制造恐怖
3、饿殍遍野，死亡无数
4、改组政权，清洗干部
二十、毛泽东批评晋绥土改真相
1、关于刘少白“平反”
2、土地革命的两个文件
3、迟迟没有下达的文件
4、虚晃一枪的反“左”
5、毛泽东充分肯定土改
6、毛泽东批评晋绥土改真相
二十一、土改被迫转向
1、任弼时出面“纠偏”
2、毛泽东的“斗争艺术”
3、毛的善变与刘的紧跟
4、“承认错误”，还是诿罪于人？
二十二、毛泽东路过晋绥
1、晋绥土改开始“纠偏”
2、李井泉解释土改政策
3、毛泽东路过晋绥
4、毛泽东肯定晋绥土改
二十三、晋绥土改以后
1、毛泽东的土改策略
2、斯大林对中国土改的意见
3、毛泽东文过饰非
4、《土地改革法》的颁布
5、从新华社“内参”看各地土改运动
二十四、董时进批判土地改革
1、被遗忘的农业经济学家
2、他为什么要批判中共的土地改革
3、“封建”、“地主”：被刻意歪曲的两个概念
4、质疑毛泽东的两个百分比
5、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何在

引言
近年来，我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并介绍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其间也夹杂一些其它类型的人物。2001年初，我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宫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关于刘少白的纪念册。刘少白与李鼎铭一样，被毛泽东称为开明绅士，是《毛泽东选集》中被肯定的少数人之一。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因为提出精兵简政，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却知之者甚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刘少白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时，在机关大院有一套宿舍。我小时候虽然与刘少白算是邻居，但因为他长期住在北京，也只是见过几面。儿时的记忆让我对他有一种神秘感，这本纪念册又使我产生写作的冲动。于是我根据这本小册子和其它材料，以《开明绅士刘少白》为题
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长文。不久，这篇文章在《南方周末》“往事”版发表，引起不少人注意。由于我在文章中谈到土改的时候，晋绥边区的另一位开明绅士牛友兰被儿子牵着“牛鼻子”游街的事，便招来一些人的不满。他们通过文章或书信与我商榷，让我心存感激；但也有一位曾经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牛氏后人，用罗织罪名等手段向有关方面告我的状。鄙夷之余，也促使我不得不进一步了解“斗牛事件”的真相。
后来，我又在书摊上买到一本《牛荫冠纪念集》。牛荫冠就是那位在“斗牛大会”上牵父亲鼻子的当事人。书中有他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的一个发言，题目是《我们应从晋绥土改的“左”倾错误教训中总结历史经验》，其中一段话让我深感震惊。他说：
我记得我们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非常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活活刮死了。（《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
牛荫冠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一二•九”运动以后，他放弃学业回到山西，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并成为牺盟总会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晋西事变后，他脱离阎锡山，返回老家兴县蔡家崖，担任晋西北边区行署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后来还担任过边区贸易局局长。
1949年以后，他历任江西省财政厅厅长、省政府副主席以及商业部副部长等职，是新中国商业财贸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外，他还在担任过湖南湘江机械厂（331厂）厂长和辽宁松陵机械厂（112厂）厂长。这是两个兵工厂，他在任职期间，为研制航空发动机、国产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立下了汗马功劳。文革期间，他是商业部“走资派”和“薄一波叛徒集团”主要成员，并因此受尽折磨。
牛荫冠是1992年去世的，上面那段话是他在1987年讲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况他在土改和文革中，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污辱与折磨。因此，从这一令人发指的叙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所谓“牵牛鼻子”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也可以发现牛荫冠晚年对晋绥土改是有所反思的。这就是说，他也和许多早年天真地投身于革命、晚年又真诚地进行反思的老前辈一样，在思想上具有“两头真”的倾向。在这方面，其后人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显然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那么，当年的土改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一些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我发现，晋绥边区是土改的试点地区，当时毛泽东虽然派康生、陈伯达等人到那里蹲点，但是负责全国土改的是刘少奇。刘少奇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全力以赴投入土改工作的。他秉承毛泽东旨意，不仅在1946年制定了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还在第二年批评晋绥土改，推广晋冀鲁豫经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致使晋绥乃至全国各地在土改中掀起了大规模打人、杀人之风，酿成一系列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事件。
我看到，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晋绥边区为了再次掀起土改高潮，还成立农会并发表《告农民书》，其言辞之激烈、气氛之恐怖，比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有过之无不及。我还发现，土改与文革的最大不同，是当时的农会和贫农团有随意处死人的权力，而红卫兵至少在理论上没有这种特权。这就使晋绥地区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被斗死、饿死的人无法计算。与全国土改相比，晋绥地区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
如今，大家都对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殊不知在土改、“四清”和文革初期，由于他的存在，惨遭迫害的人真是不计其数。这就提醒我们：一个暴虐时代的形成，还有许多无耻的帮凶，这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可悲之处，也是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主要原因。
重要的是，1949年以后，晋绥地区的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经过互助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又丧失了支配和使用土地的权利，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口制度，便完全沦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国有制农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责任到田，包产到户，使农民略微获得一点喘息的机会。但由于未能真正解决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大陆农民在进城打工的时候，不可能像台湾或日本、韩国的农民那样，把土改中分到的那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卖掉，变成投资就业的资本或买房就学的资金，而是成为赤手空拳的城市贱民。至于如今恶性炒作的房地产开发和居高不下的房价，更是暴力土改的一大后遗症。因此研究“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对于澄清这段历史和认识中国的现实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按照传统分类，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分别属于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奉行不同的思想路线，主张走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探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人格风范以及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这个选题对我来说虽然比较困难，也相当费劲，但由于兴趣所在，我还是愿意尽最大努力把它完成。

一、中共建党初期的农民运动

1、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要研究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首先应该了解一下与此相关的农民运动。
长期以来，中共把它领导的农民运动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说法是由“旧民主主义”而来的，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那么孙中山对土地和农民的看法如何呢？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指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文集》第27页，团结出版社1997年出版）基于这一认识，他开始要用“定地价”的办法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后来，他又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希望改变少数人垄断财富的社会弊病。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却没有过多地注意农民问题，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方面。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共产党人的介入，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仅仅在1922年，就爆发了由香港海员、上海海员、京汉铁路工人、粤汉铁路工人、开滦煤矿矿工、上海人力车夫、上海华界电车工人、上海丝厂女工、汉阳铁厂工人、安源煤矿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说：“这可以证明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发达之速，势力之大”。但是随着1923年年初“二七惨案”的发生，许多人逃之夭夭，各地工会也由公开转入地下，工人运动随之衰落。中共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认为，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失败时期——亦可称为退守时期”。
当然，在中共成立之初，也有个别共产主义者深入农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农民的命运。比如1921年前后，曾经担任过浙江省议会议长的沈定一（字玄庐）就邀集其儿媳杨之华和学生宣中华等人，在家乡浙江萧山兴办农村教育。后来，他们又在当地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向县公署提出减租减息的要求，结果被县知事以“过激主义”为由，让军警驱散。为此，沈定一与其它议员向省长提出严厉质询。时任《民国日报》主笔的邵力子也在该报《觉悟》副刊发表文章予以揭露。这次农民运动被党史专家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最先发轫者”，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也说，这是“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有意思的是，沈定一本来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后来却被中共开除出党。据茅盾回忆，开除沈定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给陈独秀写信说：开始发起共产主义小组时，约定凡参加共产党的必须是品行高洁，有献身精神者；但是在建党以后，却滥收党员，不仅流氓、拆白党纷纷加入，而且还拐走了他的儿媳妇。这样的党，他是再也不愿意参加了。（《衙前农民运动》第7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