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挑动派性斗争
康生另一个恶毒的手法，就是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挑动派性斗争。1947年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地会议上说：“军队与地方、冀鲁边与清河、外来与本地、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最后是山东干部与华东局干部之间，关系上不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他是挑动一部分干部斗争另一部分干部。例如，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时，区党委书记、司令员、政委都是原清河区的干部，这是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工作时安排并经中央批准的，与清河区的干部无关。
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有些反映，康生本应做促进团结的工作，可是他蓄意制造出一个以景晓村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把60多名干部列入这个集团的名单中，其中绝大多数是原清河区的干部。
康生在渤海发现和利用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就有当时在三地委工作，“**”时是山东^造**派的头子，被选拔为山东省革委会第一任主任的王效禹。康生在批评景晓村搞“宗派主义”时就说过：“像王效禹这样的好干部，你为什么不用！”
有些同志不同意康生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的做法。康生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说我们搞宗派，不错，我们是有一个派，是中央派，是主席派！”
会议大搞唯成分论，人人过关查三代，普遍改选了原先成立的各个支部，由贫雇农出身的人组成新支部领导会议。如区党委机关支部，就由一个饲养员、一个炊事员等组成。振华中心县委妇联主任晓山对这种极左做法表示不同意见而被斗争。区公安局的于海东、韩洁石、韩华等被扣押审查。第一地委副书记曹戌，本人家庭没有问题，因为跟开药铺从医的舅舅生活过一段，就被批斗撤职。第四地委副书记刘鸿轩因不同意会上的一些做法，也被批判撤换。参加会议的各县县委书记和区党委的科以上干部，百分之七十受到批判。第四地委被撤职、降职、调离的县以上干部有20人，其中包括一名地委书记、两名副书记、一名副专员。土地会议所在的阳信县县委大换班，十个区委书记只保留了三个。至于县以下甚至包括村支部书记被当作“石头”搬掉的更是不计其数。
渤海土地会议召开后，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饶漱石在五莲县大茅庄主持了胶东区土地会议。和渤海土地会议一个调子，也是批判所谓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都被撤销了职务。跟着康生去参加胶东土地会议的毛岸英，回到工作团后，曾对住同屋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说，康生整林浩太狠、太过分，缺乏政治家风度（见曾彦修回忆）。
鲁南、鲁中区党委和滨海直属地委的土地会议是1947年10月间由饶漱石主持召开的。因为这三个区的一把手都算不上黎玉的人，不像渤海胶东那样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但是仍拿黎玉当靶子，狠批了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一些干部如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唐等也受到牵连。（未完待续）

49、对抗中央纠“左”
康生、饶漱石正在山东大搞极左时，主席根据各地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指出了注意防止左倾的问题。1947年11月下旬，他亲自修改签发了DZY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提出：“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
在12月25日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主席主持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左”的偏向问题。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接着又转发了习仲勋、邓小平的两个报告，都提出了纠“左”的问题。
1948年1月14日主席致电lsq，指出当前土改“主要是过左”。1月18日lsq致电主席表示同意当前主要已不是右倾，而是“左”倾的观点。
1月21日，lsq在致薄一波并致康生、饶漱石的电报中指出：“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之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必须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
面对中央发出的一系列纠“左”的指示，康生和饶漱石置若罔闻，仍一意孤行。山东土改的实际情况是自1947年华东局发出“七七指示”后，土改中“左”的倾向日益发展，在渤海、胶东、鲁中南土地会议前夕，“左”倾已成为主要倾向。可是，康生、饶漱石在这三个土地会议上仍大张旗鼓地反对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一大批干部当作“石头”搬掉了。
特别严重的是，DZY发出纠“左”的指示后，他们不惜歪曲和抵制中央的指示。饶漱石把山东土改中严重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形式上左，实际上是右”，把乱打乱杀归结为“执行富农路线的右倾错误”，甚至拿着任弼时的讲话说：“我们搞我们的，这个东西以后再说。”
坐镇渤海土地会议的康生，在中央指示下达后，继续残酷地打击迫害干部，李人凤被明令撤职的布告，就是在中央关于怎样划分阶级的两个文件发出后，于12月28日在报上发布的。
康生迟迟不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纠“左”的指示，并向受打击的干部封锁消息。有一次景晓村问他：“我们在前段土改中是不是搞得‘左’了？”康生板着脸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由于康生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根据这一指控，不仅再次批斗了李震，还把各县公安局长等20人关押起来隔离审查。李震对康生说：“有错误我们承担，不能把下面的同志都抓起来。”奸诈的康生竟故作惊讶地说: “有这回事吗？”
1947年12月，DZY扩大会议的决定指出：“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如果康生、饶漱石稍有悔改之意，这时纠正他们大搞极左的错误还来得及。可是他们根本不思悔改，而且沿着极左的道路越走越远。
为了彻底打倒景晓村，他们把半年前发生，早已处理过的赵寄舟事件，重新翻出来大做文章，制造舆论。
赵寄舟是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据当时的报告说，1947年7月5日夜，赵声称去捉特务地下线，率领骑兵11人到了他姐姐（沈赵氏）和妹夫（沈平之）的村庄潍北县沈家营村。派警卫员小任去找村支书曹美枢，曹以为是敌特，就跑到民兵队部意欲号召武装自卫，小任赶至队部，曹即拿起铁锹与小任格斗，并将小任头部砍伤，随后赶来一骑兵开枪将曹击中，当即死亡。
此事发生后，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去调查处理，调查组认定赵寄舟是对其姐姐、妹夫（不是亲姐妹）被斗不满，回去镇压群众。于8月9日召开公祭曹美枢大会，当场将沈赵氏枪决“陪葬”，其他数人被判处十年、七年、三年等徒刑。赵寄舟也被开除党籍，撤职扣押（后判徒刑）。以上都是根据当时的报告、报道记载。
近20年来，不断有人重新调查，呼吁为赵平反，我不了解实情，这里姑且不谈。
此事发生半年之后，1948年1月17日，《渤海日报》用头版整版篇幅刊出关于赵寄舟撤职查办的通令及社论等。第二天，又在头版刊载了1947年8月9日（即4个多月前）公祭村支书曹美枢的新闻、通讯、祭文。两天后，《渤海日报》头版头条用大号字全文刊出华东军区关于景晓村撤职的命令。内称：
“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出身地主，有牢固的地主思想，平时领导上表现极端严重的家长制度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毫不关心部属与基本群众的疾苦，自进行土地改革以来，坚持富农路线，包庇袒护地主富农，阻止与妨碍群众土改运动，同时纵容放任部属，镇压群众土地斗争，以致发生赵寄舟等惨杀村支书的罪恶事件，该员身为政治委员，不仅不保护土改的贯彻执行，反而站在地主富农立场，违反农民利益，阻碍土改运动，实属严重错误，着将该员撤职，以昭警戒。此令”。“任命张晔为渤海军区政治委员”。“任命刘格平为渤海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与此同时，景晓村被撤销了区党委书记职务，张、刘继任区党委书记和第一副书记。
上述命令是康生与饶漱石互相勾结，在中央已三令五申纠“左”的情况下，趁陈毅司令员去陕北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之机，未经中央批准自行炮制的。
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市长，他任命黎玉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景晓村任副秘书长。有一次，陈毅对景晓村说：“你那个老乡（指康生）是专门整人的。”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东省委经过认真复查，并经中央同意发出关于景晓村等申诉案件的复议报告（[1984] 9号文件），认定“渤海地区的土改不存在所谓富农路线的问题，也不存在‘坚持富农路线’的错误。”关于除奸反特“原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予处分是不当的。以后在土地会议上又再次进行批判处理，更是不妥当的。”区党委“不存在‘宗派主义’和‘宗派集团’的问题”。“所谓景晓村包庇地主家庭与汉奸恶霸分子问题。……景晓村对其岳父无包庇行为。经查，景的岳父……未定汉奸恶霸分子。因此，原结论为包庇地主、汉奸与事实不符。”康生给中央的电报说是“赵寄舟当场枪毙了支部书记。”复议报告认定是骑兵战士“误将”村支书打死。“从原材料看，景晓村同志对赵寄舟这一错误行动，事前完全不知道。结论说这是景晓村同志‘纵恿放任’，不符合事实。”“所谓李人凤一再加重人民负担……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1985年12月，党山东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DZY于1986年3月批复，同意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其政治名誉。
经中央同意发出的山东省委文件，推翻了康生、饶漱石强加在黎玉、林浩、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头上的种种罪名，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然而沉冤30多年，这一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切切不可忘记。

50、“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1947年7月之前，胶东区党委直接领导的莱东县龙门区土改复查试点工作，没有发生乱打乱杀的“左”的错误，同年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人来胶东，召开各地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批评胶东区党委在土改运动中存在的所谓“右倾”。此后胶东区的土改复查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有些地方提出“搬石头”，把所谓成份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搬掉；派出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的现象较为普遍。
我们在莱东县龙门区的土改复查试点工作到了7月下旬，周围地方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此时，梁其炜（建国后任党烟台市委宣传部部长、“**”后任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我在西石河头村硬顶着不打不杀。
其炜同志1938年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思考问题，处理事情比较稳重，我俩没有跟着胡闹。后来某些人以群众意见为名，向我们施加压力。实在顶不住了，才与党支部研究，把一个在“七·七”事变前后曾充当过国民党时期的小乡乡长卢文尊抛出来挡一挡（该人不是地主分子，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因罪行一般，人民政府并没有处理他，在家种田当农民）。
在批斗会上，有些人动手就打，也有人主张打死他。几天后，工作组撤走了，村里又召开斗争大会，卢文尊被打得很厉害，回家不久就死了。后来又知道当时积极打卢文尊的一个人也被打死了。
1947年8月，区党委又组成土改复查工作队，由组织部副部长李研吾带领到西海专区平度、掖南搞土改复查。8月中旬，我们工作队从莱东县出发，路经莱阳（属南海专区管辖）、招远（属北海专区管辖）、掖南等县时，就看到有的批斗会的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等等。
当我们走到招远县境内的一个村庄，天近傍晚，见到村边有二三十个人，除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外，其他全是妇女（青壮年大多出去支援前线）围着一个被打倒在地的男人，那个站立的男子手持棍棒在打躺在地上的男人。工作队的人路过都看见了，谁也没敢吭声就走了过去。上述情况表明，不但不是“右倾”，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工作队于8月下旬到达掖南县夏邱堡，在集中学习期间，李研吾抽调出宋村雨（1949年4月任莱东县委书记时逝世）、孙士达和我组成工作小组到该县郭家店区调查土改复查运动中乱打乱杀的情况（后来西海地委书记苏继光派组织部部长田绰永、掖南县委书记刘歧云派组织部部长刘廷君参加）。
当我们一行到达该区时，乱打乱杀的情况基本结束，经初步了解，比李研吾说的还厉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该区分区委书记在土改复查开始时就放弃党的领导，放手叫农会掌握大权，并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宣布，这次土改复查的被斗对象，大家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不少村庄除少数地富外，有些被斗对象（包括某些一般群众和党员）仅仅是因个人成见和私仇而被打死。
宋村雨和我在郭家店镇调查，发现该镇一个党员（名字忘了），自己事先并不知道要批斗他，与往常一样去田里干农活，突然有人叫他回村，当他走到村头，就莫名其妙的被一伙人打死了。
如此极左错误，我们工作小组认为特别严重，及时地向李研吾作了汇报，并建议紧急报告上级党委，对乱打乱杀的问题即速进行纠正。
这些严重的“左”倾错误，正如主席同志1948年3月6日致lsq同志电所指出的：“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
1948年春，华东局在传达贯彻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时，虽然认识到胶东1947年夏季土改复查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严重危害，但是在纠正错误和落实政策方面是不彻底的。他们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在华东局召开的胶东土地会议和之后在整党时召开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黎玉（原任DZY华东局第二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和胶东林浩等领导同志，仍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并形成了决议。
世界上的事总是无巧不成书。我没有想到郭家店区的土改复查混乱的后遗症，几十年之后还影响到被无辜打死的下一代。1980年，我在北京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偶然遇到一位在中央文化单位工作的同志，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掖县郭家店人；我说1947年郭家店土改复查乱打乱杀严重；他说他当时在西海中学读书不在家，父亲就是那次被打死的，至今档案中还记载着他有“杀父之仇”和背着“被镇压家属”的包袱。我说你应向组织上说明，这种档案要清理。1983年，我接到该单位了解此事的信函，就将当时的情况作了说明，建议妥善解决。

51、华东局召开胶东土地会议
1948年1月27日，中央华东局在五莲县大茅庄召开胶东土地会议，历时三个月，在饶漱石的主持下，会议批判了胶东区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的富农路线与宗派主义（此会即胶东区、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实际上是一个整人的会议）。会上对区党委书记林浩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调离了林浩、曹漫之（行署主任）、张修己（各界总会会长）等一些领导同志的工作。
饶漱石在会上胡说“山东的工作比华中落后10年”。我想就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来说，1938年3月开始胶东先后建立了三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8月，又建立了专区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据我查阅有关党史资料记载：中原区于1940年3月17日在皖东成立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两个行政专员公署，1941年2月6日就成立了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胶东行政公署的前身），这难道是落后了10年吗？
同年12月，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对黎玉等人再次进行了批判，并形成《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决议》认为黎玉犯了“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富农路线”（1946年，黎玉遵照中央“五·四”指示，支持起草的华东局“九·一”指示，根据当时中央的政策规定并没有错误，而饶漱石给黎玉扣上“富农路线”的大帽子）、“宣传个人”等错误，林浩等犯了“宗派主义”、“个人包办”等错误，并对他们进行了不公正的处理。
直到1986年3月，中央第62号文件作出批复，同意山东省委1985年12月《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对黎玉、林浩同志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政治名誉。对所有受到批判及作过错误结论的同志，都应予以纠正。
1986年9月，丛烈光同志和我从上海去烟台参加《胶东地方党史大事记》审稿会议，于9月16日下午到达烟台。丛老和我稍作休息后，即去拜见林浩。当年英俊的区党委书记，如今年已7旬，虽只有稀少的白发，但精神旺盛，政治敏锐，胸怀坦荡。我们谈着话，他把随身带的中央1986年（62）号文件拿给丛老和我看。我看完对林浩说，从这个文件上看，别的问题先不说，就拿说你是“铁托思想”完全是胡扯。你1948年初就离开胶东领导岗位，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是在1948年7月初公布的，据报道说，1948年6月，欧洲（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八国）党情报局通过决议，揭发南斯拉夫党领导集团的错误……（笔者在若干年后才知，当时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是不符合事实的），此事与你在胶东工作毫无关系，当时就应该给他们提出来。林浩说，那时他们不让你讲话，你要是争辩就要开除党籍，为了保留党籍，只好作违心的检查。
1948年，“三查三整”期间，饶漱石、康生在山东党内开展“搬石头”运动，打一批，拉一批，并在会上作报告，贬低山东党组织，歪曲事实，把山东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不少领导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但是陈毅同志很公正，他说：山东几十万民工用小车、扁担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来支援淮海战役，这是多么可贵的高尚品格，这正是山东党长期教育出来的有觉悟的人民。有的人说山东的工作一团糟，是不符合事实的。

52、强分被斗户妻女
１９４７年２月，中央指出了前段土改不彻底的“右倾错误”，要求“填平补齐”，深入彻底。华东中央局又把土改中的某些缺点夸大成“富农路线”倾向，只提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不提“区别对待”，使“左”的错误逐步发展起来。
为贯彻上级指示，全县７个区分别举行了“贫雇农翻身大会”，成立了取代党组织领导的农会，一切由贫雇农当家作主，对土地打乱平分，侵犯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有的地主被“扫地出门”，不给出路，并出现了乱打乱杀现象，出现镇压对象过多、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农民要辈辈不断香烟”的口号下，强分被斗户妻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农民团结，给敌人的反动宣传造成口实，激化了阶级矛盾。
１９４７年９月，高泽区西楼村的地主分子乘蒋军进犯之机，勾结土匪，煽动农民叛乱，杀死我党员干部，就是血的教训，这次武装叛乱虽在主力部队配合下及时平息，但损失是惨重的。它从反面进一步证明，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对革命胜利至关重要。
华东局为了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纠正山东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迅速结束土改，１９４８年１月，派出８０人的工作团到五莲县的仁里、洪凝、常山区，一方面协助土改，一方面调查了解基层党组织状况，准备整党。
由于工作团多是外来干部，对本地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对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仿效了晋绥地区土改和整党的一些过“左”做法，在这几个区一面集中基层干部开会学习，让他们“靠边”接受审查，一边扎根串联，寻求他们对村干部的意见，实际上采取撇开组织、单纯发动党内外积极分子整党的方针和“搬石头”的错误做法，一度在基层干部中造成混乱，少数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地方干部纷纷向华东局反映，要求纠正这一偏向。
华东局决心纠正这种偏向，挽回政治影响。根据中央关于每个中央局都要搞实验县的指示，１９４８年２月，正式确定五莲为整党和结束土改实验县，从华东局党校学员中抽调了２００多名正在学习的中高级干部组成工作团，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分布各区工作。中央委员、华东局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直接领导工作团和五莲县委的工作。
为便于领导，以工作团的领导成员为主充实了五莲县委，县委书记由工作团负责人、原华中局干部科长邢子陶担任，原县委书记辛玮任副书记。区乡干部也相应调整。工作团这次下乡接受上次教训，深入群众当中，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同商量开展工作。
张鼎丞也一连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当时，正是灾荒严重时刻，也是春耕关键时刻。为了生产与救灾，张鼎丞多次召开基层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动员搞好生产，渡过灾荒。华东局机关及工作团的同志在张鼎丞同志带动下，普遍减少了随员和马匹，降低了生活标准，并与地方干部一起带头自磨自食，掺菜吃稀，节省部分粮食救济严重缺粮的农民。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至今被传为佳话。
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张鼎丞多次主持召开基层干部会议，对前段干部问题上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代表华东局向被错误批斗的干部赔礼道歉，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表示“今后不要翻地瓜秧了”。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全力搞好生产救灾。这种敢于承担责任，有错必纠，主动开展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人深受感动。同时，贯彻了对干部“爱护、教育、团结、改造”和“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方针，很快扭转了前段的被动局面。

由于先试点，再在面上推开，思想工作充分，政策界限明确，上下配合，干部团结，群众拥护，工作进展顺利，在９２％的村庄改订了错划的阶级成份，调剂了土地，在６５％的村庄确定了地权，颁发了土地证，结束了土改。从而补偿了中农利益，地主富农也有了生活出路，调动了各阶级生产积极性，为建国后的生产恢复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53、山东省土改运动述评（1）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央和华东局领导下，山东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垮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曾一度出现“左”的错误，造成不良影响。
一
1946年夏，华东局根据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简称“五四指示”)，在山东解放区内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同年底告一段落，解放区三分之二以上村庄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春至年底，华东局根据中央指示，为解决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在山东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改复查运动。这期间，各地普遍发生了“左”倾错误。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地主富农打击过度。一是各地大量出对地主富农乱打、乱抓、乱杀现象。不少地方“一开斗争会并不经过清算、说理阶段，也不准被斗者申诉，一开始就是打人、打死人，甚至每会必打，每打必死，以打死人多为坚决”。“左倾错误比较严重的诸城县，全县12个区各区杀人都在百人以上，有的区多达六七百人”。二是很多地方将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扫地出门，不给地主分地，给富农分坏地，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莱西县仅一个多周的时间里，就将1100多户地主富农扫地出门，其中许多是开明绅士和对革命有功的军工烈属。
（二）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很多地方将部分中农错划为地主或富农，列为斗争对象，被斗中农一般占被斗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有的地区比数更高，如沾化县八个区就有1684户中农被斗，占被斗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 ，相当一部分中农的土地受到侵犯，甚至有的中农被扫地出门。
（三）损害了民族工商业。各地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普遍被没收、分配，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被斗，甚至被打死或扫地出门。例如，土改复查期间，周村200多家商店店主被斗，财产被没收，20多人被打死。各地除了村干部办的合作社以外，私营工商业几乎全部倒闭。
二

山东解放区土改复查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十分普遍，而且比较严重。它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央土改指导思想偏左。
1946年5月，在国民党进攻面前，党中央决定在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农民援助我党，支持自卫战争。因为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支援战争，所以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把放手发动农民，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援助我党摆在整个土改工作的第一位。随着战争局势和农村斗争形势的发展，从1947年初决定进行土改复查开始，中央的土改指导思想明显向左偏转。
当时，中央之所以决定在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改复查，主要有三个原因：1、中央认为各地土改运动不彻底，存在右的偏向，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必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2、我军反击国民党全面进攻虽然取得重大战果，但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没有改变，我军急需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援。3、通过前段土改动员起来的解放区农民积极支援我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对中央是一个鼓舞。
土改复查开始后，中央急于扩大土改成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片面地强调反右，强调群众路线，强调让贫雇农分到足够的土地，强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结果，“五四指示”等文件关于区别对待地主，保护中农利益，照顾开明绅士，保护工商业等一系列规定，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对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农民的过激行为，中央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反而中央领导人给予肯定。如刘少奇曾主张对地主扫地出门，说：“太行经验证明，消灭地主剥削一定要彻底，他们叫做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净，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对山东前段土改，中央认为华东局指导思想上右了，“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因此，1947年6月下旬，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对黎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此后，山东“左”倾错误日益加剧，7至9月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第二，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造反精神和自私、狭隘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与农民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反映了农民要求改变封建土地关系的强烈愿望，具有革命性，但平均主义思想也有落后、倒退的一面。土改复查中，穷怕了的农民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强烈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平分，结果各地普遍实行土地“大推平”，严重侵犯了中农，过重打击了富农。
另一方面，农民文化水平低，长期被束缚在一个统治和服从的体系中，默默忍受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并不缺少造反精神，一旦被动员起来，往往表现得非常勇敢和具有侵犯性，在革命运动中极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在批斗地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的农民发泄积压已久的愤怒时，就像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一样，很难控制，一些地主常常丧生于他们的拳脚之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后，向地主提出苛刻的要求或做出过激举动，如一律将地主扫地出门，甚至强行将地主的妻子女儿当作浮财分掉。
此外，作为小生产者，农民具有较重的自私、狭隘意识，他们的言行经常从自身利益和个人及家族的恩怨出发，因此使土改斗争更加复杂。有的农民为了多分土地，故意扩大打击面；有的村干部利用职权按其亲疏关系乱划阶级成分；还有的农民乘机搞挟私报复和宗族斗争，随意给人扣“帽子”，实行残酷打击，混淆了阶级阵线。
第三，基层干部思想上存在“宁左勿右”的误区。
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局一再批判“右倾”、“富农路线”的情况下，山东基层干部普遍产生了“越左越革命”、“左比右好”的思想误区，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由此导致干部中“左”倾思想的发展。很多干部用“左”的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甚至有的干部认为，减租减息是向地主要“粮”，土地改革是向地主要“地”，土地复查是向地主要“命”。这种“左”的思想误区对山东“左”倾错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四，长期没有一个划分阶级成分的明确标准。
我党匆忙发动大规模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运动时，缺乏土地改革的经验、试点和研究，长期没有制定颁发划分阶级成分具体标准的文件。因此，各地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出现不少问题，很多地方不是按照剥削量，而是按生活水平，甚至是政治态度划分阶级成分。结果将不少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富裕中农甚至中农，贫农划为地主；将不少富裕中农、下中农甚至贫农划为富农，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严重损失。

54、山东省土改运动述评（2）
三
1947年冬，华东局对“左”倾错误开始有所察觉，并着手纠正，11月发出《关于暂停土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严告各地一律停止土改，禁止乱打、乱抓、乱杀。同年12月，中央也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左”倾错误。此后，山东“左”倾错误逐渐得到纠正，党的工作中心由土改复查转向生产救灾。山东解放区土改复查中的“左”倾错误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应尽量避免阶级矛盾激化。
土地改革是我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我党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如何采取适当的斗争策略和方法，既达到土地改革运动的目的，又不使农村阶级矛盾激化，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土改复查中，各地普遍乱打、乱抓、乱杀及将地主扫地出门，让其讨饭。这种不给出路的做法，导致大批地主逃亡，仅胶济线东段四五个县，就有十万多人逃往国民党统治区”。逃亡地主分子组成反动武装还乡团，寻机进行阶级报复。1947年8月，地主还乡团乘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胶东之机返乡，疯狂屠杀翻身农民。据统计，仅三个月内，还乡团就在潍北、昌南、平度、莱阳等地杀害党员、干部、土改积极分子16177人。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对农村社会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教训是深刻的。
(二)决不能放松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
土改复查中，中央和华东局一再强调“群众路线”，强调“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规定“如果党的规定与百分之九十农民的要求不符合时，则应修改党的决定”，结果山东各地党组织一度都程度不同地放弃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尤其是取消了原有的司法机关，将杀人权由地委以上机关下放到县、区机关甚至是农民临时组成的人民法庭，造成局势的严重混乱。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又有小生产者自私、落后的一面，因此在发挥其主力军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否则就容易产生错误倾向。
(三)重大政策必须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土改复查中，山东不少地方党组织向农民让步，实行土地“大推平”政策。1947年8月底，“大推平”政策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得到确认，并以法律形式在各解放区推行。结果严重侵犯中农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很多人产生错觉，认为“党喜欢贫困”，“穷有理”，劳动致富危险。如“渤海阳信九个村大推平之下，拿出地者八十四户，得地者九十五户。哪个庄大推平，哪个庄的群众情绪不安，大卖牲口，大吃大喝。某庄原有牲口四十三头，推平后只剩四头了”12。后来，中央放弃平分土地的做法，重新肯定了“中农绝对不得侵犯”的政策，才逐渐消除了农民的消极心理。
尽管山东土改复查运动出现了严重“左”的偏向，但成绩是主要的。如果土改复查运动能够正确地解决当时土改中存在的问题，避免“左”倾错误的话，山东解放区的发展会更加顺利和健康。
近代中国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从客观现实（苦难）到主观感受（苦感），再到具有明确指向的心理情绪（对国民党之仇恨和对共产党之爱戴），最终形成阶级意识、促发革命行动，这一过程并非自然形成，而须经革命政党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就民众动员目标的实现而言，诉苦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技术，而它之能行之有效，又有赖于各种微观策略的巧妙运用。诉苦领导者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这是话语的力量；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这是组织的力量；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营造了苦大仇深的氛围、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这是情感的力量；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帐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这是理性的力量；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的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这是逻辑的力量。在共产党精心而高效的动员下，千百万农民群众一改谨小慎微、消极保守的传统形象，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的巨浪。由此，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和乡

55、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1）
作者：陶渭熊
社会鼎革，一些人被杀、被囚，这是灾难。而他们的家属所受到的，则是更为深重的灾难。下面讲述的几个故事，是土改运动中我的亲闻亲见，就发生在我的同村或临村。

被斗挨整的“顶梁柱”
男人被杀、被囚之后，女人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在生活生产上，而且在被斗挨整上。
1948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天使般的儿子带回家乡留守祖业，因为他的父母均已过世，家业无人照管。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女性，就在这穷乡僻壤过起了古老农村家庭主妇的生活。
沈应伦天生丽质，身材修长，肌肤洁白，虽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体态轻盈，窈窕端庄，给人的印象是漂亮、大方、高雅、有知识。乡绅仕女都以能够与她相识为荣。而她对人又热情随和，不分高低贵贱都以礼相待，这对于有几分自卑的乡下人，从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她对穷人对佃户也非常友善，轻言细语，从不摆城市女人的架子，还把她自己的常备药物给乡亲包扎伤口、治疗小病而不收分文，因此大受乡亲赞誉。很显然，这样一位知书识礼而又善良真诚的女性，绝对不会与人交恶结下仇恨。但是，她恰恰倒毙在曾经与她和睦相处的土改“主力军”（即毛泽东夸赞的“痞子”）的棍棒之下！
1949年，虽然石克坚随四川省长王缵绪、保安司令邓锡侯“起义”后被“解放”，但是迎接这位水上警察局长的，是一付冷冰冰的手铐，从此他就被逮捕关押，而与妻子音信隔绝。沈应伦当然知道形势的险恶，更知道农村是一个罪恶的天地。于是她抛弃了农村的家，委托给亲戚照管，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以此求生，苟活于乱世。
不料1951年4月的一天，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出现在她面前，要抓她回农村接受农民斗争，交出金银财宝。
这真是晴天霹雳！但学校领导不敢阻拦。她被联防队押走，步行80里回到老家。

她的家已是一座空房，满屋蛛网灰尘，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她只好寄宿在侄儿家里。第二天上午就被农会揪到了斗争会场。按照斗争会的惯例，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以这样的气势汹汹给被斗者以下马威。但沈应伦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向农民解释：“第一、我不是地主。按政策规定要在地主家生活三年以上才划为地主，我1948年才回到乡下，到49年‘解放’才一年多，怎么是地主呢？第二、去年减租退押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现在还剩下一间空房屋，如果农会需要我马上交出来。”
农民哪里听她的辩解！被邪恶的阶级斗争学说挑动起来的仇恨，已经使他们抛弃了起码的良心；况且，眼前这个虽然一身旧衣服却干净整洁、仪态优雅的女人，正是农民嫉妒仇恨的“地主太太”。在这个“地主太太”面前，“主力军”们自惭形秽感到自卑，觉得地主威风还没被打垮。为了拯救自己的自卑，他们就选择暴力，就用粗野下流话辱骂她，恐吓她。沈应伦说：“党的政策是说理斗争，你们用下流话骂人是说理斗争吗？”“主力军”们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老子不但要骂你，还要打你！”说着一群人上前去推搡她，搧她的耳光，摸她的脸，用更下流的话侮辱她……沈应伦大声地反抗：“流氓，无耻！我要向党和政府控告你们！”
到这个时候，这个天真的女人还想得到“党”的拯救，她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党正是“主力军”们行凶作恶的靠山。
这个弱女子的无力反抗激起来的是“主力军”更大的兽性，他们觉得开了这么多斗争会，还没有一个被斗争的地主敢于斥责他们。“坚决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你去告吧！老子怕你告？老子叫你龟儿告不成！”当场把她打翻在地。沈应伦反抗着，挣扎着，呻吟着……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暴打停止后她已经奄奄一息，当晚就离开了人世。
在离沈应伦家百米之处，还有一户地主周寒宗，曾当过小学校长，于是就有了地主加反革命的双重身份，从清匪反霸起就被逮捕关押，后来判重刑劳改。于是挨斗争的恶运就落到他老母和妻子身上。老母是个60多岁的小脚女人，站在15公分宽的高板凳上被斗争，摇摇晃晃战战兢兢，摔下来跌伤了腿脚，就被按着头跪在石板上斗争。她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又交不出金银财宝，就上吊自杀了。接着就斗周寒宗的妻子，捆着斗，跪在瓦碴上斗，扯头发斗，扇耳光斗……她也不能忍受了，又上吊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婆媳俩双双被斗、被逼而上吊自杀！是农民的疯狂，还是政府的残暴？
在另一个村子里，地主曹志廉和他的二儿曹谋坤、三儿曹光祖于同一天被杀了。此后，挨斗争的命运就落到了曹二嫂、曹三嫂和还没有出嫁的曹三姑身上。她们被抓到乡公所关押，在温度接近40度的大热天，石板晒得滚烫，赤脚踩上去都受不了的时候，农会强迫她们只穿内衣内裤坐在石板上烙屁股！头上顶着烈日，臀下有如火烧，汗如雨下，又不给水喝，她们几乎中暑昏死。后来屁股上长满毒疮，溃烂化脓经久不愈。曹三姑聪明能干能写会算，不知是父母无视她的幸福还是舍不得她离开，叫她帮助管理家务，30岁了还没有出嫁。在她的父兄被杀之后工作队和农会就说她是当家人。其实她当什么家？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她能当家作主？她只不过保管过一些财物而已。但是工作队和农会要认定她是当家人你有什么法？因此她遭受了更为惨无人道的斗争，捆绑、吊打、跪瓦碴、扯头发、晒太阳、烙屁股、淋雨雪……在受尽一切折磨之后，1952年夏天土改结束后还被判刑7年，但却在劳改农场劳改到1967年，关押15年之后才被释放回家。她哪里有家？父亲被杀母亲饿死自己又没结婚她哪有家！不得已寄居在曹二嫂家里。这个当初精明强干的女人，已是一个头发斑白弓腰驼背的老妪，腿脚不便，行动困难，双手都成了鸡爪形，目光呆滞反应迟钝，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不知她在监狱里受了多少折磨！放回家还不到一年，她就含恨去世了。

56、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2）

性蹂躏
1951年元月下旬的一天，曾经教过私塾的杨三老师家里来了三个不速之客，他们的浑名分别叫跛子、癞子和憨包（不必说出他们的真姓名，到村里一问就知道），他们鬼鬼祟祟嗫嗫嚅嚅交给杨三老师一张字条。杨三老师接过字条一看，不尽大惊失色！拍着桌子大骂：“你三个狗日的东西犯了滔天大罪！你们杀了人了！”
“跛子、癞子和憨包三人估（强）奸了我，我没有脸活下去了，我只有上吊自杀离开人世！谁给我报仇呀？我要变成恶鬼抓他们。”
在杨三老师一再追问下，三人极不情愿结结巴巴地才道出了原委。原来，两个月前，被害人李芹（化名）的公爹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被没收了一切财物，眼看自己辛苦一生积攒的家产被洗劫一空，还要遭受斗争，一气之下他就吞金自杀了。她的婆母几乎昏死过去，被已经出嫁的女儿接走，家里就剩下李芹带着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儿子相依为命；而她的丈夫原是国军的一个团长，在被“解放”之后就被逮捕关押，已经一年多了生死不明音讯杳无。于是跛子就打起了坏主意想把李芹霸占为妻。跛子原是李芹丈夫的远房堂弟，因患小儿麻痹症两腿落下残疾，30多岁了还没讨到老婆。他对李芹说：“嫂嫂，哥哥肯定被打（枪毙）了。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好困难哟。哥哥不在了嫂嫂转房给兄弟这是规矩，你就嫁给我吧。”
李芹原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人很漂亮而且知书识理，怎么会嫁一个高不像冬瓜矮不像葫芦的跛子？她愤怒不已骂道：“你给我滚出去！你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跛子毫不知耻继续纠缠，还动手动脚。李芹忍无可忍，一阵耳光把他打了出去。跛子本想用暴力制服李琼，但自量不是李琼的对手，就恼羞成怒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我找人开你的‘排子炮’。”他说的“排子炮”即是轮奸。
于是他就约了20岁的侄儿癞子和曾经是李芹家的长工憨包，三人把两个小孩关在门外用暴力轮奸了李芹……
第二天早晨他们听见两个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喊，李芹已经上吊死亡，桌子上留下那张纸条。他们隐隐约约感到那纸条与他们有关，但都不识字，于是就拿着条子来找杨三老师。
经过杨三老师的一阵怒斥，三个罪犯有些害怕，忐忑不安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屁事没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再后来斗争地主不断升级，打死地主也是常事，搞个地主女人算得了什么？三人也就心安理得了。

天琼（化名）的丈夫是个高中学生，本来不是斗争对象，但他的父兄被杀之后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人，生性懦弱胆小的他以为下一个就要杀到他头上了，因此抑郁恐惧，长年累月不说一句话——其实他已患了抑郁型精神分裂症。这就给家住附近的村长肖某以天赐良机，竟当着他的面奸污了他的妻子！天琼无力反抗又不敢反抗，村长得寸进尺夜夜行奸。后来另外几个男人也参与其事……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地主遭受着身体的蹂躏，精神的摧残和道德的谴责。每次奸夫离去之后她都要痛哭流涕地将丈夫痛斥一顿：“别的男人保护老婆，你能吗？你还算男人！”但丈夫只能以毫夫表情的沉默来回答她。有谁能够知道她的苦难？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来丈夫病死，她才得以远嫁他方脱离这个罪恶的村庄。
小君（化名）是个十七岁的漂亮女孩，地主的女儿。土改时她的父母都被捉去村里斗争，歹徒乘机破门而入将她暴力强奸，并致怀孕。在撕心裂肺的痛苦和辱没先人的屈辱面前，一家人束手无策，报案吗？向谁报案？政府吗？土改工作队吗？农会吗？他们除了残酷无情地打击地主，会为地主申冤？他们不但不受理反而要败坏你的名誉。一家人只能忍受侮辱不敢声张；土改时又不准地主操办婚事将女儿出嫁。无奈之下只有将女儿关在黑屋里不让出门，将破布捆在已经绝经的母亲肚皮上假装怀孕，后来这个50多岁的母亲终于“老来得子”……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怎么瞒得过众人。一些人给那孩子取了个侮辱的名字：“外孙幺儿”。
土改距今天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是暴力土改的罪恶还远远没有得到揭露。

57、临沭县土改“划成分”

土改运动最重要的内容是“划阶级成分”。 在临沭县，划分阶级成分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标准。各个村“划成分”往往着重依据人们具体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在滨海区的一份文件里可以看到这种混乱：“一、不按剥削关系划成分，谁的地多就是地主。二、不论阶级成分一律平均分（三亩地以上的部分统统拿出来）。三、取消一切剥削，商人也是剥削，和能写会算的有文化的一起被定为‘化形地主’” 在该地区“划成分”的过程中，有的地方简单地以土地占有量多少来确定阶级成分，革命的标准是在村庄中按照土地占有的情况划分出两种对立的人，土地因此从单一的经济指标变成了政治指标。而“不论阶级成分（土地）一律平分”则体现了中国农民“追求财富平均，地位平等的政治理念”。 有的地方甚至将工商业者定为剥削者，把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一起定为“化形地主”。从一些老人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到“划成分”的混乱及权力的滥用：“‘划成分’就是‘瘸子里面挑将军’，谁的地多谁就是地主。还有的根据经历和表现划，凡是干过还乡团的，不管地多、地少就是地主。支前不积极的‘老顽固’也被划为地主。农会干部权力大着哩，他划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谁也不敢得罪他”。
“划成分”实际上是一个人为的改变乡村社会成员身份地位及乡村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政治色彩，是人为地将乡村社会里的部分人在政治上打入另册或升为优等阶级。
阶级身份一旦确立，便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老人的回忆是这样的：“划成分那可是大事，如果划成贫农、雇农、是最安全的，最舒服的。中农心里都不牢靠（踏实），一有运动心里就害怕。要是划成地主、富农那就完了，成了敌人了。那还了得？可有法治你！”。
显然，“划成分”实际上是国家控制农民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从此农民的身份和等级必须按国家制定的标准来识别，同时乡村社会的资源和农民的个人及家庭之命运都与此息息相关。

58、临沭县土改的“诉苦”

“土改诉苦”的目的就是激发农民对地主的“阶级仇恨”。即在唤起农民苦感的同时也燃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斗争地主的勇气，然后通过阶级教育将这种仇恨引向整个地主阶级、封建势力，再通过形势教育将这种仇恨引向蒋**、国民党、中央军，从而成功地将农民引导到党的“对敌斗争”中来。
在临沭县的土改中，农民“土改诉苦”更多的时候应被称为“诉愤”，是农民私愤的一种倾诉。因为农民“土改诉苦”往往指向特定的对象，而且很多事件都很零碎，都是农民与地主的私人恩怨。
据参加过当时土改的人回忆，那时农民们说，“大肚子（地主）有的时候真不是东西，干了大半年，因为摔了个缸，该给20块（银元）的，才给15块。那也是哑巴吃黄连，老百姓有什么法，只能干瞪眼。但心里是恨的慌”。“大户（地主）仗着家族大，弟兄多，和老百姓闹起仗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那年我们村里李XX和村里的孙大户拌了句嘴，打了起来。被孙大户家一个好打，可打惨了。那他可不（李XX）一辈子记着仇呀！”
这种私人恩怨大体上有两种。其一，地主在与农民的经济交往中实行双重标准。当经济交往对自己有利时就坚持契约精神，如让佃户交地租；当经济交往对自己不利时，就违背契约精神，如找借口苛扣长、短工的工钱。其二，地主在处理与农民的纠纷时经常使用非法暴力，也就是农民们常说的“随便打人”等。农民对第二种矛盾的愤恨最大。让农民起来“诉愤”，也迎合了农民“泄愤”的强烈愿望，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
但是，并非所有农民的“诉苦”都符合要求。必须对农民的“诉苦”进行规训，每次“诉苦”大会召开之前都要召开预备会，筛选“诉苦”的素材，凡不能激起农民对地主仇恨的素材均被筛选下来。
从一些文件及口述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出对“土改诉苦”规训的痕迹：

一个土改工作组的文件记载如下：

一、掌握“诉苦”教育。动员之后，先进行小组诉苦，培养典型，再转入大会诉苦。主要是叫群众明确了解地主封建势力是穷人的死对头，只有打倒地主，穷人才能翻身。二、诉苦后，雇贫小组回去讨论如何出苦、报仇。主要是搞些对象，明确阶级敌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饭长大的。”
接受访谈的农民的回忆是：“土改时候的诉苦，都是八路军的工作队安排好的”；“事先要开会，让大家先演练一遍，有的诉的实在不象个样（不符合激发对地主仇恨的标准），就直接给弄下去了，不让他（她）诉了。不合格。”　　诉苦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地主的证据，而是在工作队已经掌握的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有目的地引导农民去诉苦。在诉苦斗争会上，诉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队不仅要发掘村庄里的“苦主”，而且还要寻找善于把“苦”说得催人泪下、能煽动起穷人对地主仇恨的人才，并在诉苦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叙事技巧。在诉苦的现场，诉苦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喊口号”，以煽动现场的氛围。
当地一个党支部当年的工作总结有如下记载：
发动群众：“咱是怎样穷的？有意见咱敢提吗？你对曹庄的地主哪家最恨？”
“人家婆婆妈妈的，怎么好意思斗？她也不是善主，怕斗不好”。
反驳“婆婆妈妈？忘了过去她骂人了吗？不给饭吃，你这是‘抱粗腿’”。

“马柱子、皮鞭子不讲情面，非削弱这老封建不可”。
经动员后，到会群众1,000多人。为影响其他村，通知外派的代表参加。深刻动员教育，集中进行了阶级教育，提出翻身的时候到了。贴出标语，造声势。
党员的活动：鼓动群众情绪，带头发言。徐树芬在天冷大家情绪低落时大喊“咱能撑住领导穷爷们翻身吧？”众人答“能”。
动员妇女发言，识字班妇女吴一新的发言影响了四、五个妇女发言。
临沭县的“土改诉苦”从一开始就是被操纵的。
“土改诉苦”中使用的话语，其目的主要是激发听众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被规训的，通过演练，突出那些最能调动人们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又最能激起对地主富农的仇恨的因素，同时不断地删节那些与土改目标无关的因素，从而使“土改诉苦”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当然这种操纵并非完全按照操纵者的意图进行，操纵者也必须顺应被操纵者的某些要求。
例如，当时的文件提到：
刚开展的新地区我们讲话许多名词群众不懂，又加上干部不是当地人，方言不通，群众也不易接受，群众发动效果不理想。我们应当怎样克服？
一、以当地群众话语向群众宣讲：“组织起来”──“扣扣手”；“劳苦群众”──“穷兄弟”、“爷们”；“佃户”──“客户”、“客家子”。
二、以当地事实向群众解释。
三、提出问题由群众自己讨论，经过群众讨论他们接受快，也容易启发。

59、分果实干部“多拿、多占”
仅仅斗了地主（富农）、满足了农民泄愤的要求是不够的，还必须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这才是广大农民投入“翻身”运动最现实目的之所在。
首先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一般是无偿没收。其次是没收“浮财”。浮财就是除房产田地以外的财物，像“袁大头”（银元）、金银首饰、绫罗绸缎等。
在“分果实”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干部的“富农倾向”，农民则称之为“多拿、多占”。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土改是依靠新的基层政治精英（乡村干部）推动的，而这些新的基层政治精英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必然利用自己的权力捞取利益。
临沭县土改期间出现的部分干部的“富农倾向”之主要表现形式是：一、分果实时，不经群众讨论，而是干部自己讨论，互相包庇；二、把拥军田、复员田、学田留得很多，留好地，最后都归干部种；三、开斗争会分果实，分了地就卖地，分了东西就卖东西，分了钱就花了。
有“富农倾向”的临沭县乡村干部的辩解是：“那是群众自愿多分给俺的，说俺整天忙，给大家伙出力。”“分斗争果实时，大家都不要。为了领导大家伙起带头作用，所以多得了些。”“群众不敢要，俺就买了。”“是俺和群众换的。”“反正早晚要公产，早花了早赚便宜。”“咱领着头得罪了人，俺不多分谁多分。”“俺领导大家起来翻身，理应多拿、多占。”从以上话语中可以看出，这些干部已经学会用“阶级话语”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辩护。这些干部大多是“赤贫”出身，然而其觉悟并不象党期望的那么高。

干部的“多拿、多占”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翻身不错，没有翻的咱身上，有办法的都翻身了。”“咱们是吃了个鱼头，腥了嘴。”“大孙（赤贫）翻不了，小孙（村干）翻了身。”“人家干部能分果实，人家是吃这一路的，咱还能捞着了吗？咱只能干看着。”“平等、平等，咱就没有见过五个手指头一般齐！还是有力量的撑劲。”“不受大肚子（地主）压迫了，还得给干部拉犁。”“什么积极？什么革命？还不是个人利益？”“权力在人家干部手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咱能吭气吗？”“打国民党是你们翻身户的事，俺有没有分果实，还得出力吗？”群众的抱怨话语除了表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外，还反映了农民话语的变化。“革命”、“翻身”、“平等”、“干部”、“权力”这些规范的“阶级话语”已经很自然地出现在农民的话语中并被熟练地运用，这也充分证明，“阶级话语”已渗透到乡村社会里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既然出现了干部的“多拿、多占”问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并威胁到党引导农民参与战争这一发动土改最主要目的之实现，那就必须着手解决。通过当时党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到党临沭县委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

丙：干部“富农倾向”的危害：一、妨碍了发动群众的大多数；二、妨碍了基本群众内部的团结；三、增长了一些干部的剥削阶级意识；四、妨碍了革命任务的完成。

丁：如何纠正：一、打通思想，把眼光放长远；二、把多得的果实退回去，好地、近地、好宅子和群众调剂一下。

戊：加紧支前，坚持斗争，打垮蒋**：纠正干部的“富农倾向”决不是又一次均地。主要是为了怎么加强内部的团结，叫大家都动员起来，打垮蒋**。既不是“推完了磨杀驴吃”，也不是“坦白反省”。而是让咱们以实际行动向群众进行公平团结的宣传教育，来主动团结群众、影响群众。并不是为了罢免哪一个干部，处分哪一个干部──那是在实在没有法子的时候才处理的。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加团结起来，加紧支前，坚持斗争，打垮蒋**，建设新中国。

60、临沭县动员农民参军支前

土改从一开始就是为战争做准备。从以下两份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倾向。
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减租减息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最高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群众，领导和团结他们走上革命的战场，为实现一定时期革命的任务而斗争。这是党的战略任务。实现动员组织群众并推行其为解决当时的革命任务而战斗起来，其道不一，但基本的通常的办法之一，是从其切身经济生活的改善，以提高其政治的觉悟，并进一步的将他们组织起来，以便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抗战，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临沭县所在的滨海区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语：“结合战争动员，在战争空气中完成土地改革”。
正统的党史资料通常这样解释：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自然就有了参军支前的要求。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农民不情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作战，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农民也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参战。党要赢得战争，需要人力与物力，这些必从广大农村地区获得。这样一来，国家意志与广大的最讲求实际、没有远大目光的农民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临沭县，土改后的征兵工作中就出现了诸多的变相强制现象。
一、“人家咬着咱，咱干就是了。”“情管带头去，保证你回来。回不来，开小差也可以。”“雇工急了，模起菜刀把自己的手指砍去了三个，村干部才不动员了。”“再不回来（逃兵）连土地没收”；“你不去就揭你家的锅，封你家的门”。
二、“鼓、咬、攀”：“若有一个是自愿的是婊子养的。”“俺都去了，你还不去？这是大夥的意见”（在大会上鼓掌欢迎xxx参军）。
三、“绑、打、押、罚”：“若不去，找铐子给你铐上”（斗了十几个，打耳光、罚款。绑了二十几个）。
四、（费东户子区）搜捕、动枪打。“这个年轻人（卖满头的）年轻力壮，为什么不当兵”，绑走。
五、用“识字班”灌酒，精神恍惚时问“愿意吧”，就行了。
六、“欺骗、利诱”：“保证到部队后就回来”；“子弟兵不脱离生产，吃给养”；“去吧，在那里住一年半载就回来”；“没有仗可打了、光去享福、不受罪”；“人家烧热了炕头叫咱去、咱不去？”
七、下条子给各村要东西，“每村猪一口（60斤），好烟10盒”。“参军后你家就不受穷了。”“新军家属五亩地、一担谷。”
八、“滥竽充数”，“好人不当兵”：“俺庄没有‘二流子’，没有当兵对象”；“俺庄没有穷的，都是中农以上，没有当兵对象”；“俺庄都怪本分，没有当兵对象”；“动参的比51军（国军）和鬼子还厉害，躲都没处躲”。逼得群众砍手、脚，上吊、投井、喝卤水、疯癫等。
九、“八路军不够用的，打不走反对派这些好处能长远吗？”“只要完成任务，违犯点政策也不要紧”；“要政策就没法完成任务”；“按上级说的办法一个也完不成、非硬搞不行”。
十、“摘生瓜”、“强迫革命”，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把新军对象喂辣椒面；将新军对象扒了衣服放下天井冻，说“冻（动）参、冻（动）参，不冻不参”。以致出现了新军对象砍手、砍脚现象。

61、把姑娘衣服脱光示众
《漫漫人生路》一书的作者曹金，是亲身参加过两次土地改革的实践者。他在《漫漫人生路》中写道：
摆金镇上的忆苦会开过，成立了农民协会，选出会长、副会长、武装委员、青年委员、妇女委员等领导。（名义上“土地改革”工作是由农民协会领导，而实际是土改工作队在掌握控制。）随即召开贫雇农会、民兵会、青年会、妇女会及村民大会等一系列动员大会。进行清查田产，算剥削账，挨门挨户摸底排队，划定成分，经汇总报批后，阶级阵营已经明朗。工作便按照上级部署的策略“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一步一步地把斗争阵势展开来。
宣布划定成分的同时，土改工作队与农会干部带领民兵和登记员，分头赶至各户地主家，查抄房产、地契、大牲畜、农具、家具、衣服被褥和柜子、箱笼及金银财宝等等。能搬走的则集中保管，不宜搬运的则上锁、贴封条封存。地主家的男女老幼，统统赶至几间小房子里，楼房大瓦房则贴交叉封条封闭。
摆金镇上有大小地主二十余户，黄邓任宋四家，已在反霸斗争中扫地出门，但在这次土改运动中仍然是重点。
查抄工作告一段落后，追查浮财的斗争会又开始了。民兵积极分子的一切斗争行动都是受鼓励的。土改工作队里大部分是北方老区参军的翻身农民，他们都是经过“石头炖肉”流血斗争的大场面，他们文化程度低，可是立场鲜明，但对土改法中规定的一些政策意义却不甚了解，以至过火的行为层出不穷。数十年后才真正了解到那些政策规定的必要性。
为追讨宋家隐匿的浮财，群众（民兵、妇女、青年）把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拉去，开斗争会。斗了一晚上，问不出口供，急火了就蛮干起来。罚她把衣服脱光，平端着胳膊示众，姑娘忍受不住污辱，挣扎着跑向摆朗河投水自杀，幸被救起才免于死亡。据说掌握会场的土改工作队员，后来受到处分。
区里召开土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分析运动中出现的偏差。领导们的意见不一致，王太然政委与县委来得组织部长李鲁辉的意见，应当纠正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严格按照土改法的规定，正确引导群众的斗争方向。军大派下来的王区长和明队长等人，则认为运动中出点过火行为，不是什么大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经过学习文件和讨论，统一认识，一致同意纠正过左的偏差。然而、“宁左勿右”的倾向已成格局，谁也无法控制，直至**时期的大爆发。
摆金镇土改期间，曹金在区委会搞文书工作也是政策研究室的一员。自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及《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背地滚瓜烂熟。曹金觉得应该依照法规进行工作，在这一点上，他是站在王政委一边。然而由于对部队干部的感情驱使，他又同情张区长一边，他感到他们爽直、不耍政治手腕。领导小组会议后，王政委交代曹金，要求他每天晚上去镇上了解工作进行情况，如有违犯政策的情况立刻向他汇报。
晚上，曹金来到黑黝黝的场坝上。于家大院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斗争黄家大婆娘的会议正开的热闹。曹金跨进屋内，只见黄老婆子叉开两腿，跨立在两条板凳上。双臂左右平伸，手上还提着两块青砖。两只缠得娇小的尖脚难以支撑身体的负重，白发苍苍的额头上滚下大粒大粒的汗珠子，紧闭着萎缩的瘪嘴，忍受着痛苦。群众愤怒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打倒大地主黄均望！”“彻底清算黄家的剥削罪！”“黄家地主婆子不老实交代，就把她斗倒斗臭，叫她永世不得翻身！”这明明是在进行体罚，是违反政策的。但见是张区队长在掌握会议，曹金明白自己是说服不了他的，只得返回区委会报告。王太然与李鲁辉闻报便赶到于家的斗争会场，找张区队长到院子里商量。张很不服气地嚷道：“这婆娘倚老卖老，又臭又硬，不给她点厉害的，她能服？你们来掌握，试试！”的确、财帛连着心，舍命不舍财！就在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斗争、追逼下，地主家值钱的财物仍在隐藏、分散、转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62、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下乡务农以后，和贫下中农们朝夕相处，每当田间地头干活休息空间，或者看场守山值夜的晚上，老贫下中农们便打开了话匣子，让年轻人兴奋爆笑的是一些“荤段子”，也讲一些让人发瘆的鬼怪故事，最令我难忘的却是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的故事。
我们村前的那条河，在当地也算是条名河，每逢汛期，上游山洪下来，浊浪滔滔，宽达数里，真有点“一条大河波浪寛”的模样。但平时水并不深，只有村南“庙山嘴湾”，常年水深数丈，黑幽幽的。岸边石崖直立，形成一个天然的跳水台，每到夏天，就成为人们洗澡和捞鱼模虾的好地方。然而，60年前的那年，可没有多少人敢到这里——因为河水是红的，水面漂着一具具肿胀的尸体！
那是1947年下半年，在当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亲自训斥下，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的胶东区党委，为了“立功赎罪”，开始了一系列运动，首先是“搬石头”：把“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清除掉，然后派出其他“立场坚定”的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开始了。当时许多村的批斗会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发“指标”，杀不够数是没法交代的。
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可能也属于“右倾”一类，土改时只是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应该说，在这之前，我们村的“阶级斗争”还不够尖锐，被分掉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当然郁闷，家中男主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以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下老弱妇孺，倦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复查”开始后，工作组进村，首先组织了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指弹孔），就比主席小没点儿”，这帮人，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早就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乎，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婆们。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老婆们，在手持“大顺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 ——走向她们的不归路！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为都是被反绑双手。这时候，“五虎将”们手中的“大顺刀”排上了用场，一顿猛剁之后，水中绽开了一片红色的牡丹——她们终于不再打转了，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讲述这个故事的老人当时还是个跟着看热闹的半大孩子，讲到这里时，眼睛里仍然闪露着恐惧的寒光。
终于不再“右倾”，我们村的“阶级斗争”终于带上了血腥味，在这之后，开始了反复的“拉锯”，冤寃相报，互相复仇。我们村逃跑了的地富分子们，在“国军”的支持下，组织了“还乡团”，疯狂报复，解放后，除了逃到台湾去的，其余的全部被押解回乡，“就地正法”了，连“拉铁锨”的也没有放过（拉铁锨指跟着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穷人）。唯有一个“正宗还乡团”被饶了一命，这个“个例”，引起了我的好奇。
这名还乡团（我们暂称他“老古”吧）还不是地主，只是相对富裕一些，但是有“污点”：当过一段“保长”，因此，早早逃了，老婆留在了家里，自然难逃一劫，死在“庙山嘴湾”，当时“老古”还很年轻，听说年轻的妻子被杀，其心情就不必形容了，一马当先，带领“还乡团”杀回了家乡。“五虎将”们也不傻，早早跑了，连她们的老婆孩子都跑得精光。还乡团进村后，挨家疯狂搜查，“老古”的眼睛都红了。
说也凑巧，“五虎将”头领的老婆正值刚刚分娩，没法逃难，只好在家听天由命。老古一伙冲进门来，产妇已经吓得讲不出话，在炕上跪着只是磕头求饶，心知必死无疑。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想起自己被杀的老婆，还乡团们一片声的喊：“拉出去”！这时，在一边接产的老太太跪下来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刚下生的孩子份上，饶了她吧！”眼睛血红的老古，看着炕上刚刚出生的婴儿，愣住了，过了许久，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声嘶力竭地喊了声“走”！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门。——他饶恕了这原本应该成为斗争牺牲品的女人，当时他不会想到，这一善行，同时也救了他自己。
几年后，“老古”在外地落网，五花大绑地被押解回乡，他也心知必死无疑。没想到的是，平时杀人不眨眼的“五虎将”，竟然放过了他，虽然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但毕竟逃过一死，以后娶妻生子，生存了下来。
听过这个故事，我有意细心观察过“老古”：有点干瘦的高个子老头，当时还在生产队劳动，农活干得不错，有儿有女，最有趣的是：还有一个老党员身份的老婆！每逢村里开大会斗争“四类分子”时，老公在台上低头弯腰认罪，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号，散会以后两口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发生后开会传达文件，按规定不允许“四类分子”全家参加的，对于这样一名党员身份的四类分子老婆，当时的“革委会”都不知道该给她套用哪一条标准。
想起这一段故事，回想这一段历史，用那位老雇农的话来讲：“咱村本来挺太平的，就是让那帮人来给整天找穷根、拔穷根，这不到底拔出人命来了？”他说的“那帮人”是指工作队，他并不知道工作队也有“难处”啊，“找穷根、拔穷根”是指工作队开始发动群众时，启发贫雇农：你们的“穷根”在哪啊？在地主富农身上，怎么样就不穷了？打倒他们！拔出“穷根”！
“穷根”终于拔出来了，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该死掉的都死掉了，只有这位“绝对该死”的“伪保长、还乡团”却没有死，保住小命的原因只有一条：他在极度疯狂的时候，仍未泯灭一颗人性的善心！
真诚希望经历了太多磨难的中国人，抛弃仇恨，保持一颗清醒的心，一颗平静的心，还有一颗人性的善心！

63、党员、干部都不准和地主女儿结婚
在解放区，地主的婚姻和土地改革是有密切联系的。晋绥边区（今山西省、河北省的南部以及陕西省的西北部）农民临时委员会在《告农民书》中明示：彻底攻击地主阶级。农民不仅要清算地主富农的所有财产，还可以任意审查任何一个干部、党员及其内部组织。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剥削农民的行为都可对其斗争。其中还进一步规定，农民、复员军人、政府公务员暂且不论，凡一切党员干部都不准和地主女儿结婚，假如因此妨碍了土地改革，群众有权宣判他们离婚，他们如果不服从宣判，群众有权处罚他们。
40年代后半期，解放区地方政府以极端过激的做法进行了土地改革。斗争的对象波及到地主的家庭或亲戚，地主家庭处于危机之中。穷途末路的地主为了逃避斗争打击，把女儿嫁给党的干部或农民。和地主的女儿结婚的党的干部当中，也有在土改中庇护地主，甚至以武力反对土改者。为了扫除这些土改中的障碍，太岳区党委员会在1947年8月11日发表了《为堵塞地主阶级防空洞的四项决定》。其内容中有一条规定：严禁党员干部与地主之女人、女儿结婚，已结婚者应严格审查其有无政治问题，如有则可强制离婚。另外，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也发布决定，干部一律不准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的女儿或离婚媳妇及伪属女人结婚。
就这样，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土改的彻底进行，把斗争的对象扩大到参加革命的地主出身的党干部及其家庭。《人民日报》也登载了关于太岳区党委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的决定步调一致，不许干部、党员与地主出身的女性结婚的消息。《人民日报》还进一步报道了《找对象也要看阶级》的内容：要不讲究点阶级，就要吃大亏，娶了成分不好的女人麻烦大。第一，要当心地主捣鬼！你要想想，在旧社会里，有哪个地主女人愿随便嫁给穷人的呢？要有穷人看上了地主闺女，她还要骂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难道现在她忽然相中了咱穷人么？当心一下子，怕他（地主）是要利用你逃避斗争哩！或是他还有些包袱、内藏，想找你当防空洞哩！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当心点好。第二，要当心脱离群众！咱穷人一伙子闹斗争，现在有的当上干部了，有的当上民兵了，起码也是农会会员。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要是随便搞上个地主女人，大家叫你开会哩，老婆子叫你在家里哩。大家叫你斗争哩；老婆子叫你别得罪人哩！要商量点啥事，不敢在你家里谈，怕你老婆子走了风声！自己开个会回家来，怕人家说你走里哩！一肚子高兴不敢对老婆子吭，两口子扯不在一搭！人总不要脱离了群众，大家认为他（指地主）是斗争对象，你倒扯进怀里当老婆，该不脱离群众哩！第三，要当心地主女人思想转变不好。……本来你该知道，地主的思想就是不好转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是地主的剥削思想，瞧不起农民的敌对思想，农民要去改造他（指地主）这个思想，是不容易的。第四，要当心地主女人没劳动习惯，不会过时光。
如同上面所述，由于和地主阶级出身的女人结婚会招致恶果，《人民日报》呼吁结婚也一定要考虑阶级出身。就这样，在土改政策下，婚姻成了政治问题，而非私人的事情。土地革命的浪潮波及革命组织内部，地主出身的人或被清除出党，或被迫写自我反省材料。这些滥用的对地主阶级的攻击方法，最终被中央政府下达指示纠正过

64、姥姥的奇异亲身经历
我姥姥是个有文化的老人，她2003年去世，是一个离休老干部，以前做过地方法院的院长。按理说这样的老革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可是在我姥爷去世后，我和姥姥住了几年的日子里，她和我讲过的几件事，令我刮目相看——我相信姥姥绝对不说假话，她没有必要说假话。
我姥姥参加土改（土地改革）工作队时很年轻，她自己说:那时候哪里有什么觉悟啊，仅仅是因为家里太穷吃不上饭——我相信当时参加革命的大多数人都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能忍辱负重的，有一分奈何他们也不会轻易造反啊。）话扯远了，还是说土改工作队吧。

这个工作队到了村子里就开始“发动群众”，——据说当地因为贫困，也没有什么太富裕的地主，“矮子里拔高个”，收拾的地主姓王，虽然是当地的望族，却不是很坏很恶劣的人，也就是说民愤不大，因为老百姓是非常知恩的，灾荒年这个地主曾经发粥赈灾，救过不少穷人的命。所以分田地浮财好说，斗争地主就比较棘手——--大家都不发言。

这天晚上开大会要斗争地主了，工作队长反动了半天还是没人讲话，这时候就跳起来一个人，村子里最穷最懒的王老六，他上来就给了王地主一个大嘴巴子，然后开始拳打脚踢，会场这才开始混乱起来。工作队乘机宣布了决定，分田地分浮财，抄了地主的家。

土改工作按部就班地展开了，可是王地主回到家里，咽不下这口气，就吊死了。

现在要说到我姥姥了。作为一个年轻工作队员又是本地人，她对这个须发斑白，衣服破旧的老地主并没有仇恨，看见他被打的鼻口流血还有几分不忍，后来看见王地主吊死的尸体面青舌长死不暝目，她心里很是不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多说些什么，加上日夜辛苦，她就病倒了。正好工作队完成任务要走了，她就昏昏沉沉随队出发了。

正是晚上，月牙儿发出暗淡的光，我姥姥只觉得腿越走越重，离他们的宿营地很近了，已经远远看见隐隐的灯火了，她感觉自己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了下来，叫同志们先走一步，她歇歇气就赶上来。大家同意了，说是先去烧水弄饭等着她，反正就是一条大路，也不会迷路。就先走了。

我姥姥歇了一会觉得好些了，就又开始走，她只觉得怎么老走不到，好象灯火也看不见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连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她就一个人晕头晕脑地慢慢走着、走着。突然，她眼前一亮，朦朦胧胧的月光照亮了眼前，一口白茬棺材！（所谓白茬就是没有上漆）

我姥姥只觉得头发一炸，大路上怎么会停放了一口棺材呢？她仔细一环顾才发现，自己并不在大路上。是站在一片麦子地里。地里的麦苗已经长的半尺高了。

她吓得扭头就跑，可是跌跌撞撞跑了半天，一抬头，还是那口棺材！怎么都绕不出去。

她瘫坐在地上，实在跑不动了。喘息一阵仔细一看，棺材上还写了字呢。壮起胆子凑近瞧瞧。是王地主的棺材！王地主吊死了之后，没人敢帮他办后事，家里人只好先把他装了棺抬到地里。我姥姥对着棺材默默祝祷了几句，无非是些说出来会受批评的话吧，回头远远看见有灯火过来了，原来大路就在不远地方。

上了大路，看见她的同志们来接她了，说是奇怪了，刚才明明离的不远了，怎么她越走越回去了，现在几乎又走到刚刚出发的村庄了。

我姥姥当然不敢把实情讲出来，只是自己发烧病昏了。后来回忆，她根本不知道王地主的棺材放在地里没有埋呢。她说她并不害怕死人，只觉得一个人走在茫茫黑暗中，连鸡鸣狗吠都听不见才是恐怖的事情。

65、 地主垮了 干部发了

1947年土改时，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新封建”。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区乡干部滥用职权，占好地、好房窑，“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长县杨家村的土改清算就是一个例子。
杨家村的地主众多，“斗争对象”充裕，本应是展开清算的理想场所。而且，土改时的杨家村地主也相当乖顺，配合工作。然而，恰恰就在这个“地主窝”里，杨家村村民们却闹起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工作团负责人周兴抵村后即着手了解情况。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不少问题。例如，有些干部在去年清算运动中得好地，多分地，平时态度不好，脱离群众”，因而引起群众不满。土地改革复查开始后，群众就提出‘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问题。
农历二月十五日（1947年3月7日），杨家村召开了斗争地主大会。大会斗争了村中的一大地主马醒民（光裕堂二门，堂名裕仁堂）以及其他在村的堂号地主。除了本乡群众外，附近区乡与杨家村地主有清算关系的农民也来参加。斗争结束后，光裕堂马氏祠堂前还立起了人民翻身纪念碑。
此次会后，工作团立即组织各区乡代表选举代表，并在全体代表会上选举组成了一个七人清算委员会，艾◇榜（时任何岔区区委书记）、马◇波（前部队医生）分任正、副主任。委员会以下，又分为八个小组，负责审查清算材料、登记地主财物。
不料，清算过程中却出现了清算委员会的干部贪污、盗窃、转移“果实”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在此次风波中，杨家村以及附近区乡的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清算委员会。
杨家村清算来的“果实”分配给了周围几个区，杨家村村所在的何岔六乡仅分到全部“果实”的四分之一。这引起村民的极大不满，从而与清算委员会在思想上完全形成对立状态。
与此同时，清算委员会的干部在登记地主财物的过程中手脚也很不干净。正、副主任公开拿了鹿茸、大衣、西药、书等物件，从而也带动了很多人随便拿东西。
当时由于敌情严峻，县里派来主持工作的马光华（时任县府二科科长）曾提出将财物封存后疏散转移到附近的桃镇七区。结果，在路上就有几箱子东西背到了副主任马波家里。此外，还出现了清算代表们集体分东西、私里偷东西等现象。清算委员们的这些贪污举动引起六乡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放哨挡人。不久，其它区乡的群众得知干部拿东西的消息后也激愤起来，参加了斗争，终于造成群众性的斗争。
当时，六乡挑选了十五名精壮小伙子组成了一个“警干队”，专门负责维持清算秩序、监视清算委员行动，盘查形迹可疑人等。在确定分果实的前一天，有两个清算委员合污了衣料、皮鞋等物，找人私带回家，结果被“警干队”破获。警干队长杨树旺（杨家村人，时任队长）便把人临时关到了依仁堂（堂号地主）家的厢窑里经管。警干队此举，堵了清算委员们私下转运斗争果实的路子。
可是，那些没被抓住的清算委员害怕了，他们把偷下的“清算果实”忙着转移隐藏。有三个清算委员就那窑里烟筒里头往里填，都是洋烟、麝香等值钱东西。结果被警干队抓获。
案子破获后，群众对清算委员会更加愤恨。当晚，这几名清算委员被软禁起来。此外，还对其他清算委员实行戒严。土改工作队马队长闻讯后，认为这样不便办公，让群众撤哨，也不许群众再搜查清算委员。他对群众说：检查人是要负责任的，查出则罢，查不出就闹成“两头屁眼”。此话引起群众的极为不满。
次日，召开各区参加的分果实大会。这次大会，实际成了斗争清算委员会的大会。
会上群情激愤，首先将周喜（一名被抓获的清算委员）乱打了一顿。群众愤怒地说：“我们给你家里代耕，你给咱们翻身来啦，结果都给你们贪污啦！”当时，场面相当混乱。
“不要这样闹，”在场的马队长出面干涉，“即就清算委员们贪污，你们可选代表来商量解决。这样闹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话音未落，他也被何岔三乡的村民捆了起来，后才又解开。以后，群众又要把清算委员逐个捆起拷问。清算委员会副主任马波被捆后立即承认拿了东西，随后清算委员会主任艾榜也当场坦白。
杨树旺对当时的混乱局面记忆犹新：
哎呀那人多了！你说七个区几十个村子人都这儿抬东西来了，这更混乱了！我们警干队那十五个人里头也有那个年轻人，把雷田（被捉清算委员）就那大门吊起，吊得他直嚎。
后来，县委宣传部长石如赶到，答应群众的两项条件——保管清算委员会的材料以及清算的财物，才得以暂时休会。
三天以后，县委在杨家村召集群众大会，宣布对清算委员的处理意见。结果，清委主任艾榜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副主任马波被当场逮捕。其他清算委员则向群众承认错误，然后介绍回本县、本区、本乡去处理。另外，马队长也由于工作失责而遭到县委处分。
事件过后，县委向上级做了检讨，承担领导责任。县委指出：“清算委员会的产生不是真正经过群众很好酝酿而选出，只是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少数群众选了一下，固有一部分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对清委会缺少思想领导，未能经常在思想上开导，使其懂得自己是群众代表，应彻头彻尾为群众办事。”“经常征求群众意见，一切在群众中公开。一则可约束干部，二则可打破群众猜疑。坚决反对清算委员会一手去干，不让群众了解的办法。”
一场发动群众清算地主的斗争，竟出人意料地演变为“群众大斗清算委员会”！杨家村的清算风波，例示了北方土改中干部问题的严重性。
当年，在汇总各县土改情况的基础上，曾专门提出在土地分配中发生的“干部耍私情”以及在清算果实分配中“机关、部队、干部窃夺果实，与民争利”的问题。例如，长县一个乡干部曹某压分了八垧好地，被揭破后还分辩说：“主席说过，土地改革就是叫干部和党员分好地”。
又如，镇川县委通知各地可以在清算地主的过程中搞笔基金，解决经费困难，结果致使“机关、部队、干部有所藉口，乱清算地主、乱刨窖窖、乱拿东西，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状态”。该县保安分处刨地主朱某的窖时关起大门，刨出的东西，好的捡完以后，剩下坏的开开大门拿来分配群众。镇川的乱拿东西，上自县委市委市府的干部，下至乡村的很多干部都拿了。当时，城市内就流传着一个歌谣：“地主打垮啦，干部大发啦，上级眼瞎啦！”

66、把地主家的女人当做浮财分掉

对**的“共妻”之说，用时下的语言，其出发点绝对是为“抹黑”。但遵循唯物史观，在个别时期、一些地方，的确曾发生过。“土改复查”时，对地主的小老婆、大闺女，没几天，就由农会出面“介绍”给了“最穷最革命”的那些老光棍。不过，在许多老百姓的口里，还是用了那个最实在的字――“分”。对“分”到手的是地主的小老婆，还是大闺女，一些地方用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公平”――抓阄！对此，五
莲县委党史委在《五莲县的“土改复查”运动》中如此记述：
在1947年山东的“土改复查”中……有的农民……向地主提出苛刻的要求，或作出过激举动……甚至强行将地主的妻子、女儿当作浮
财分掉。
在《五莲县的“土改”、支前和华东局实验县工作》中，范凤学先
生直书：在“农民要辈辈不断香烟”的口号下，强分被斗户妻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后村镇小邵疃村“农会”的头唐陆保看上了郑培甲的媳妇，就分到自己名下。郑培甲是烈士郑培宣的亲弟弟，国民革命军57军的，在安徽抗战时被日军飞机炸死，留有一子一女。郑培甲的遗孀誓死不嫁唐陆保，自己到山西头村找了个主，嫁过去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在小邵疃讨饭长大。六十年后，日照一中校庆才知，郑培甲原是**派到57军的地下党员。
小邵疃的老人们说，唐陆甲就是个痞子，贪财好色，“土改复查”
时净往自己家里划拉，后被开除党籍，“闯东北”去了。
郑培宣，1994年版《日照市志》记：
郑培宣(1912－1933)，小后村乡小邵疃人。7岁入小学，13岁考入县中，品学兼优。192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第十七中学。高中毕业，又考入北平师大。求学时，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忧虑。他和同乡好友郑光农等人接触了一些党人，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寒假回乡，他和郑野云在邵疃小学创办《曙光小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参加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抗日爱国活动。1932年郑培宣加入中国党。同年秋，日照暴动失败……为尽快恢复日照党组织，郑培宣受命于危难之时，秘密回到家乡……在白色恐怖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寻找暴动失败时隐蔽下来的党员。他还用父亲卖地的80元钱，到上海买药品，给受伤的同志治病……正当县委计划在1933年2月22日秘密召开党组织代表会，酝酿发动二次暴动时，他于2月19日外出活动，在芳沟西岭被叛徒郑世果暗杀，年仅21岁。
1987年8月27日，李放春先生在陕北骥村实地放谈后，记下：
1948年初，陕北骥村“掏元宝”（即“搞地主底财”）斗争中冒出来的民兵连长王发就是此类人物的一个典型，这个地方“黑皮”（即流氓）在斗争当天用烧红的烙铁残酷拷打邻村一个地主，并成功迫使比他小近20岁的地主之女嫁给了他。王的同龄人常友回忆：“那就是搞地主，打得那（地主）止不定（即受不住），怕不过，人家这女子叫：“不要叫打，不要打地老子的（即父亲）”，那些王发就要人家这女子呢……那当个基干连长，那是全头儿，那想整端（即收拾谁）谁就整端谁，
那阵那还，这人家怕过，人家那个女子去了。
――1997年8月27日访谈，《骥村人》，
在《犁越芳冢》中，苗长水先生写道：
六月复查刚开始时，妇女们还不敢下手，只有在地主家当过丫头的，有仇有恨的才恨扇巴掌。不几天妇女识字班姑娘们的积极性都鼓动起来，手底下也就狠了，一边斗争一边用棍子石头砸，拿剪子戳。
不知谁出的主意，斗素盈（笔者注，丈夫王成是八路军，其父亲王西武是乡村绅士，**县大队长，与徐向前、郭洪涛、黎玉私交甚厚，“土改复查”时自杀，次子被杀，王成逃脱后投了“还乡团”），这天在会场上支起了六个摊煎饼的铁鏊子，都烧红了，喊了没几声：“打倒地主婆！”就有两个妇女上来架住她的胳膊，又有姑娘们上来脱她的鞋袜，不由她不走，大家齐心协力，她就上了这红鏊子，脚不着上也得着，头三只鏊子是走下来的，一时间鏊子上也冒着烟，她那两只嫩脚上也冒着烟……从鏊子上拖下来，她就瘫在地上，疼得两只小脚也站不起来，羞也没处藏，倒是也顾不上羞，只顾没命地磕头求饶：“翻身大姑奶奶！翻身大姑奶奶们！饶了我吧……”

67、麻女人说谁死谁就得死

1947年的“土改复查”，之所以野火燎原，一个直接原因：“无法
无天”！战争的紧迫，决定了“土改”的匆忙。
从时间上讲，当时北方解放区“土改”是在战争环境下仓促展开，只有一个目的，既没公正的法律，也没缜密的政策，自然就无具体实施办法。
从空间而言，中国土地问题历史太长，积累的麻烦很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制定一部可操作的法律性文件确非易事。
因此，1947年9月，在西柏坡lsq、朱德、董必武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起草的也只能是《中国土地法大纲》。
既然只是“大纲”，它所规范的只能是方向。而且这个目标甚至简化到老少易懂的4个字――“平分土地”。
所以一年之后，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主持北方“土改”的中央工委负责人lsq坦承：
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
那么，在此之前呢？各解放区的“土改”，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行话，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借用现代流行语，则是“跟着感觉走”！
在“土改复查”中，中央和华东局一再强调“群众路线”， 强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1947年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对华东局1946年的《九·一指示》予以否定，指其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重新规定土地，要求在实行新指示时，“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90%的农民”，明确指示：
应该根据90%的农民的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农民的要求不符合时，则应修改党的决定……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调查、分配复查、调整或重分，均需先经过贫农小组讨论，再经农会讨论通过，即可实行，不需再经任何机关核准。
结果，山东各地党组织都程度不同地放弃了对农**动的领导，尤其是取消原有司法机关，将杀人权由地委以上机关下放到县、区甚至是农民临时组成的“法庭”，造成局势严重混乱。
同年6月26日至7月16日，滨海地委召开莒县、莒南、日照、竹庭4县县委书记会议，会上提出：在“土改复查”中，要彻底摧垮封建势力，从政治、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并指出：
今后只要斗争目标不错，只要走群众路线，尽管放手，不必再多方限制和束缚。
对这一“放手”，老人说，除了“均分土地”，其它所有的，一乡一个样，一村一个法，谁该杀不该杀，该怎么杀，都在村干部嘴上，杀红了眼时，干脆大撒把。
后村镇那块赶上的是运动后期，今东、西邵疃当时是一个村――大邵疃，村里准备开批斗会，被斗的人就在台下跪着，“农会（贫农团）”的头去将帅沟的区公所开会，会上明确通知停止杀人。可开会的人还在回来的路上，村里一个“二流子” 郑淑厚拾起棍来，就砸死了4个。因在村里民愤太大，第二年春，村里把郑淑厚送到区公所，关了些日子，区长跟着回来，开了一晚上会，说是不准打了，让民兵当夜看好，第二天放他。可当夜民兵就把他吊在梁上吊死了。当然，是说他自己上吊的。
郑淑厚、郑绍信父子原在八路军山东二旅军械厂，不照调干，跑来了家。“四七年”赶上运动，一时兴风作浪。
韩晟昊（原名韩早先）先生，旅韩华侨，曾荣获大韩民国第一枚颁发给外国人的国民勋章，是韩国总统卢泰愚派往中国的中韩建交的秘密特使，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的爱国侨领，祖籍莒县，其祖父“闯关东”至吉林长白县，三代苦挣，牙缝里攒出一份家业，1947年在村里的公审大会上，他的“三叔、四叔、七叔都被村里的‘棍子队’活活砸死了……妻子郭淑珍和孩子，被村里当作地主财产分给了一个老光棍”。
当时，仅二十岁的韩晟昊刚从外地回家，在父亲和大哥一家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又被押上“审判”台――
几千人的眼睛里在喷发着怒火，几千人在挥动着拳头高呼、咒骂。许多人从口中迸出的唾沫溅在他的脸上。会台上，一帮身强力壮的人，手握木棍，眼里迸射着兴奋与期待的光芒。随着口号声，那木棍扬起的时候，在阳光的照射下，紫迹斑斑，大约是已干了的血吧。
他被押着向会台走来，人群中闪出一条狭窄的小路，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他第一次感到了人群的可怕。
被押上会台之后，加入了受审判的一群人中，惊恐不安的低着头站在那里。主持大会的是一个姓乔的中年女人，她的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麻子，让他想起蜂窝。此时，她正一脸得意、威风和兴奋。大约在她大半生中，从来没有这样荣耀和威风的时候，她此时就是指挥这几千人的统帅，她喊一声口号，会场的人就跟着喊起来。
公审大会开始了。在台下几千人的呼喊和指指点点之下，麻子女人兴奋的走近低头受审的人群，她来来回回的审视着，好像农妇在自己的菜园挑选萝卜一样，看中了一个，随意拔出来就是。但她这时拔出的不是萝卜，而是一个人。
被她拉出来的人颤栗着，刚被拉到台前，只听到乔大麻子说：“大伙说，这个恶霸地主，该死不该死呀？”
只听台下一片喊声“罪该万死！”，“打死他！打死他！”
“好，打死他！”她兴奋的喊，这喊声也是命令声。她的话音刚落，那些“棍子队”立即围上来，只见一阵棍棒起落，伴着台下几千人的口号声，咒骂声，那位被审的人发出几声凄惨的大叫，不一会就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具尸体。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人的生命显得这么脆弱！在这些往日老实本分的庄户人，此时把活活打死一个人当成一种享受，一种快乐，这场面，让韩早先感到恐怖与绝望。乔大麻子见第一个受审者已经死了，又回过头来，在一个个吓得半死的受审者面前拉出另一个。
有一次，韩早先分明看到乔大麻子向他走来，吓得魂飞天外，低下了头，不敢看乔大麻子的目光，但是，他感觉到乔大麻子正在审视他。此时，台下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韩早先觉得自己就要晕到，他定了定神，坚持站住了。乔大麻子就站在他面前，也许见他又瘦又矮，砸着不过瘾吧……在他面前迟疑了一会，转身拉出了靠近他的另一个。
站在台上受审的都是地主。不管他们是怎么富裕起来的，在这个年代，富裕就是罪过。老百姓都贫穷，有些人穷得饿死，家中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而此时站在台上受审的这少数人，他们却是富有的，他们的富裕让穷人们由嫉妒而产生恨。此时，这种怨恨的发泄受到政府保护，打死了人不但没有罪，而且还有功，有好处，于是，他们把怨恨向这些被公审的人身上尽情地发泄。
这次公审大会就是把一个个活人用乱棍子砸死的大会，决定生杀大权的，就是这位满脸麻子的中年妇女，她想要哪一个死，哪一个绝对活不了，她此时比过去的皇帝还有权威，过去的皇帝要给一个人判死刑，也要先给那人定罪，而这位妇女却痛快多了，她是真正的活阎王……台台上已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与恶臭，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打不起精神，主持会议的乔大麻子大约也觉得玩腻了，过瘾了，宣布这一次大会结束。
以上文字，出自《韩晟昊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20－21页。
关于该书出版的前因后果，作者毛会迎先生在后记中这样介绍：
2004年上半年……山东省为宣传海外著名华人华侨对祖国及所在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经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同意，由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侨办、山东省出版总社、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对外宣传办公室、山东画报出版社等部门联合行动，启动了“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编纂工程。编委会主任由原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苗枫林、王克玉担任……书稿……编委领导进行了认真审阅，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并邀请山东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了审阅，多次召开作品座谈会……历经一年努力，山东省“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第一部《感动韩国的中国人――韩晟昊》于2005年11月出版。
而在已年过七旬的日照市政协原副主席赵全忠先生朦朦胧胧的记忆里，1947年日照“打地主”所使的“把棍子”是“红黑棍”，一道红、一道黑――红得瘆人，黑得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