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60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被海水淹没，正好解释了，末次冰期从巽他大陆与三海平原由于海侵入而迁徙的亚洲人类，不可能待在长江下游地区与黄河下游地区很久，7000--6000年前的东亚大陆文化遗迹在长江下游地区与黄河下游地区几乎没有发现。

东亚文明在7000--6000年前，只有在华南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地区发展，大溪文化由此成为东亚文明的主流。
同时期的甘肃陕西山西东北地区的考古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当时成熟程度远远不如大华南地区。
因为大华南地区的人类文明，在末次冰期就没有间断，反而迅速发展。海水上升期的9000--7000年间，大华南地区借助热带雨林与亚热带的环境优势，急剧扩张。

甘肃陕西山西东北地区，只是扩展的影响地带而已。所以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不是东亚大陆的主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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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距今约７０００年前，我国东部海面上升到最高水位。当时平均气温比现在高１至２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２米左右。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北至江苏连云港，南至浙江杭州等地，多被海水淹没。到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后，海平面开始回落，形成现在的长江三角洲河口环境。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在７０００年前的江苏昆山地区，有种牡蛎体长甚至超过半米。这说明，温暖的气候和海洋环境，对生物生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显著变暖，研究地质史上不同时期的气候对应的环境和生物变化，对现在的环境研究和政策制定也有重要参照意义。”李保华说。


该研究成果刊载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出版的国际期刊《古生物学杂志》上。

@鲜虞郭峰 2019-03-25 08:35:21
“东亚文化华南起源论”可备一说。只是“中华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还是由北向南推进的。不然亚圣孟轲咋说“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有或之先也”呢？孟老夫子虽与周公时隔了六、七百年，可与孔子却相去不远。此话当时应是有着客观依据的。不然他若净说胡话，后人咋奉其“亚圣”呢？您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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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是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

东亚大陆文明，拥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而没有断绝。
但是在末次冰期，整个东亚大陆的都处于冰川与冻土的覆盖下，只有大华南地区才保存了东亚大陆文化的火种。

中国学术界一直就是吃祖宗的老本，抱着司马迁的【史记】而活着，岂不知教条框框的指导下，国人早就不知东亚文明的源头，东亚文明与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是一体的。

国人现今的历史观都是照搬司马迁的历史观。岂不知，司马迁的史记在2000年前是超前的。2000年后的国人，不知进取，不认同祖先的大华南地区的发源地，这才是最大的犯罪。

可以这么说，整个大华南地区，就是长江以南地区，整个东南亚地区，在10000年前都是同宗同源的。

孔子的儒家文化是殷商西周文化的延续，而商人周人只是源于西北地区与北方地区，至今来路不明的野种罢了。这个野种，可能就是游牧民族，古印欧人。考古与分子人类学的基因研究，已经初步揭露出商人周人的源头。这里就不提了。

因此，大华南起源，为当今一带一路的目标，为中国大南海的战略，提供了最悠久的人类学依据。

东南亚与东亚大陆，本是一家人，10000年以后再次拥抱与合作，这是老天的赐福呀！

大华南与东亚大陆的人民，不必再现10000年前，在巽他大陆，在三海平原的亲如一家了，现在就可以了！

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中国人是一家！

大华南与东亚大陆的人民，不必再现10000年前，在巽他大陆，在三海平原的亲如一家了，现在就可以了！



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中国人是一家！

不要再攀援古埃及人，古中东人了，他们是从巽他大陆走出去的亲戚！

大华南与东亚大陆的人民，不必再现10000年前，在巽他大陆，在三海平原的亲如一家了，现在就可以了！



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中国人是一家！

不要再攀援古埃及人，古中东人了，他们是从巽他大陆走出去的亲戚！

【作者简介】童恩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有关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问题，多数论者讨论的焦点都是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以中原地区的古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文明代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千变万化，加之民族众多，如果设想中国古代只存在一种文明的模式，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只有一条单一的道路，那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等方面的资料，探讨中国北方与南方文明发展的特点以及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以中国广大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而言，其文化自然不能仅仅概括为南北两个部分。

不过由于对中国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文化比较之研究尚处于开始的阶段，所以在此只拟作一概括的分析。

本文所指的北方，实际上仅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南方则只包括长江中下游一带。

从历史上看，这是中国南北主要的两大文明区。如果我们对这两个地区文明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则其它次要地区的问题，亦较容易解决。

探讨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首先要明确构成文明的要素有哪些。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学术界的看法已逐渐接近。我认为，大致说来，应该包括政府管理机构的形成，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灌溉农业或大规模牲畜饲养业的发展，金属器的广泛使用，专业工匠的分工，宏大的礼仪性建筑的兴建，远程贸易的经常化以及有记载的天文历算的存在等等。

此外，为了探究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南北文明发展轨迹的异同，不仅要涉及文明的诸要素，还要涉及影响其形成的外部条件，如生态环境、相邻人群集团，等等。下面我们将会看到。




在不同的外部条件下，中国南北古代文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相同之点和不同之处。

北方文化核心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当于当代行政区划的陕西省泾、渭水流域，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以及河南的北部，属于东亚栽培植物分区中的北华带。从地形上看，这一地区以函谷关为界，西部属黄土高原，海拔在1000米左右;东部属黄河平原，海拔一般不到50米。不过，由于黄土高原区内的中国文明发展之地基本上是在高原南侧的渭河平原，亦即古代的关中，这里海拔约400米，其降雨量、气温等条件与黄河平原相似。所以我们可以将两者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


以农业发展的标准而言，这一地区的气候较寒冷而干燥，一月平均气温是-8摄氏度至0摄氏度，七月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至27摄氏度，年降雨量在600毫米上下，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六月至九月份。这一地区最特殊的和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是黄土的广泛分布。黄土中虽然缺乏腐殖质，但含大量的碳酸钙以及钾、硫、磷等元素，具有一定的天然肥力。土质疏松，孔隙度高(39-54 %)，具有良好的水溶液毛管上升的能力，所以在干燥时对植物的生长有利。中国北方的农业起源史，实际上可视为一部黄土栽培史。


以上资料虽是当代的气象统计，但根据有关学者对西安半坡遗址孢粉的分析研究，该处新石器时代的气候属于半干旱性气候，与今日之气候相仿，所以还是可供参考。


黄河流域北接蒙古草原，两者之间并无天然屏障。草原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场所，这种与游牧民族相邻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以后本地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南方文化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地区，基本上是沿着北纬30度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和盆地分布的，包括现在的湖北省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江西北部，属于栽培植物分区的南华带。这一地区海拔在200米左右，为亚热带温润森林地带。一月气温在0摄氏度上下，七月可高达30摄氏度，平均气温高于15摄氏度的持续日为175天左右，丰富的热量资源为水稻等喜暖作物的栽培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里雨量充沛，每年平均在1000-1200毫米之间，超过黄河流域一倍，加之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水生动物繁殖丰富。这一地区的土壤为黄壤或红壤，有机质含量可达5-10%，所以天然肥力较高。根据上海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在公元前三千纪时，长江下游的气温只比现代高1-2摄氏度，可见当时的自然条件与现代应该相差不大。

在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里，不同的人类集团居住在如此不同的生态条件之中，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然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在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道路上，它们也应该是带着各自的特点，循着各自的轨迹而发展的。

“文明同源，人种同源，这肯定是对的，但是究竟是东方影响西方，还是西方影响东方?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南大学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黄石教授的两个现代人类基因图谱所反映的人类迁徙路线，与我掌握的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材料所揭示的人类文明传播路线是完全吻合的。

现代人类起源于东亚大华南地区，中心在今天的湖南及中国西南地区，复旦大学金力、李辉教授等的非洲起源说与现代人类起源于东亚大华南地区是一致的。

多学科携手研究，揭示中国上古史真相当为期不远。

关于东亚大陆文化起源于大华南地区，很早就有学者探究。虽然观点比较极端，但是仔细想想还是有事实依据的。

基于文化及考古相关的以湖南地区为例的南方地区起源推论


周行易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早在2011年1月16日，潇湘晨报就发表了他“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的观点，他依据的主要是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中国最早的城市、稻种、陶片、宗教祭祀场所、八角星符号、凤鸟图腾符号等都发现于湖南，据此，湖湘文化的源头更加提前了，东亚大陆的历史正被改写。

2015年11月，他在论文《论“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即湖南雪峰山》中，再次重申并深化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的观点：现代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天文学及植物分布规律表明，西王母神话源头在南方，南岭及岭南地区即《山海经》所说的“都广之野”，湖南雪峰山即神话中的昆仑山，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为神话昆仑山的宗教文化中心和西王母祭坛。高庙遗址出土文物亦证明：所谓昆仑神话，其实是中国的一段实际存在的上古史，据此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7800年前。

今年8月，在一个关于南岳衡山文化的论坛上，他又抛出新论：“中国”最早形成于上古湖南，中原是后起的“大中国”;传说中的中国三皇五帝及尧舜禹时代历史，其实即稻作文化区的发展史;最早的“中国”，亦即建立在稻作文化区上的“中国”。

周行易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呼应。如湖南大学杜钢建教授就曾发表观点“西王母故乡在大湘西，湖南是东亚大陆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杜教授认为，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一直到三皇五帝，中华上古历史主要就发生在上古湖湘地区，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包括后来的希腊文明，也与在湖湘地区上古人类具有深刻的联系。
而去年10月，湖南永州道县福岩洞发现了8万至12万年的现代人类牙齿化石，成为近几年人类起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更是把世人的眼光吸引到了湖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当然，周行易和杜钢建看上去惊世骇俗、横空出世的观点，也招来了一些非议，甚至被人指责是“湖湘中心主义”、“湖南地方主义”。 2015年11月18日，上海的澎湃新闻网爆出猛料《“民科”再出江湖：五千年文明中心在湖南?昆仑山即雪峰山?》，把周行易和杜钢建教授连带大同思想网统统贴上“民科”的标签，一顿乱批，同时不失时机地嘲讽下“湖南人很忙”，引起国内新闻舆论一片哗然。

有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东亚


这还没完，一年不到，这出带有喜剧性质的学术事件峰回路转，让人“大跌眼镜”：8月21日，复旦大学人类学者李辉教授在“人类起源之争”的论坛上指出，虽然人类起源于非洲，但是“中华文明起源于湖南”：
“哪怕从近期的文明起源来看，北方起源说的观点也要修正。北方做的考古多，给人的一个错觉就是北方文明特别多。
中国最早的城市6800年前在湖南，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于湖南，长江流域。不管是从考古还是从基因看，都很明确地来自于湖南。
所以，不管是人类起源还是稍晚的文明起源，南方都极为重要。”澎湃新闻网和复旦大学同在上海，一个批“湖湘中心主义”，一个主张“中华文明起源于湖南”。李辉教授对去年的这场闹剧应该不会没有耳闻，这是耐人寻味的。

李辉教授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湖南”，主要是从人类基因学出发，认为中国人从非洲迁移而来，再由南向北，湖南是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南方的中心区域，古代中国人在这个区域创造了上古文明，这与周行易和杜钢建等学者的学术结论部分吻合

研究显示，距今约７０００年前，我国东部海面上升到最高水位。当时平均气温比现在高１至２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２米左右。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北至江苏连云港，南至浙江杭州等地，多被海水淹没。到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后，海平面开始回落，形成现在的长江三角洲河口环境。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在７０００年前的江苏昆山地区，有种牡蛎体长甚至超过半米。这说明，温暖的气候和海洋环境，对生物生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显著变暖，研究地质史上不同时期的气候对应的环境和生物变化，对现在的环境研究和政策制定也有重要参照意义。”李保华说。





该研究成果刊载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出版的国际期刊《古生物学杂志》上。

生物学者最新通过对海洋底栖生物——有孔虫的研究，揭示出我国海岸线变化情况。研究显示，距今约7000年前后，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曾是一片汪洋。


南古所研究员李保华介绍，我国现今的海岸线形状，在地质历史上也曾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受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的影响，大约２万年前，整个中国东部海平面发生了超过１２０米的大幅下降。台湾海峡曾露出海面成为陆地，整个东部海岸大陆架大部分露出水面，从中国到今天的日本，完全可以“步行”过去。


自２万年前起，随着地球气候转暖和冰盖融化，海平面逐渐上升。但这段时期我国东部海平面变化幅度及其对应的具体时间，受此前材料和技术所限，一直存在较大争论。


此次研究中，科研人员在上海崇明岛、江苏扬州、南通等不同地区钻孔，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常见的２６个底栖有孔虫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由于有孔虫的不同类型和丰富程度可以指示不同水深，研究人员一方面利用有孔虫化石还原海洋水深状况，另一方面通过碳十四测定化石年龄，以此精确测出我国东部海平面高度变化所对应的时间。


研究显示，距今约７０００年前，我国东部海面上升到最高水位。当时平均气温比现在高１至２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２米左右。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北至江苏连云港，南至浙江杭州等地，多被海水淹没。到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后，海平面开始回落，形成现在的长江三角洲河口环境。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在７０００年前的江苏昆山地区，有种牡蛎体长甚至超过半米。这说明，温暖的气候和海洋环境，对生物生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显著变暖，研究地质史上不同时期的气候对应的环境和生物变化，对现在的环境研究和政策制定也有重要参照意义。”李保华说。


该研究成果刊载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出版的国际期刊《古生物学杂志》上。

考古学家证实汉民族为“混血民族”

新华网长春４月１７日电（记者孙阳 陈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近日向记者透露，该中心正在进行的《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证实，汉民族为多民族融合而来的“混血民族”。

朱泓告诉记者，该项目以中原地区出土的人骨材料为研究对象，经过两年多的信息搜集和数据分析发现，中原地区汉族体质特征古今差异明显，并从宋代开始进入“混血”状态。“这两点发现从生物考古学角度证明，汉民族确实为多民族融合而来。”这一研究成果为丰富中国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各个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模式，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等重大理论问题的阐释，积累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科学证据。

据介绍，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现今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差异较大，反而更趋同于今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南方省份汉族。“经过几十个遗址、数以千计的数据测量得出，古中原类型人面部具有‘低面、阔鼻、低眶’的特征，与现代北方汉族面部狭窄而高，鼻宽、眼眶宽度和面部扁平度均为中等形成反差，”朱泓表示，“中原汉民族面部特征的古今差异表明，古代汉民族必然在某些阶段经历过其他民族血统的融入。”

经研究发现，从前秦时期至汉代，中原地区居民均属于古中原类型。但从宋代开始，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开始偏离该类型，出现了较大的遗传学距离，显示出更为混合的体质性状。朱泓说：“混合体质性状的出现，是因为宋墓里的人骨，在原有古中原类型基础上，接受了较多来自其他族群的遗传学因素，包括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的古代戎狄族群，也就是融合了其他古代民族。”

朱泓表示，汉族以古华夏族为主体、由历史上多个民族融合而来，这已是一般常识。但以往的研究多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脉络形成并不精准。此次依托生物考古学的考察，汉族为“混血民族”已被证实，意义重大。

据介绍，《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生物考古学考察》２０１１年立项，以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各地区古代居民及动植物遗存的形态学特征、遗传学形状为研究重点，意在探索各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模式。

末次盛冰期（LastGlacialMaximum,简称LGM)系指末次冰期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第2阶段中气候最冷、冰川规模最大的时段，其时间在21kaBP前后，是距今最近的一个与现代气候环境反差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球平均气温比现代低5〜10°C，降水普遍比现代少。由于中国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冰期时我国并没有像西欧、北美那样形成大规模的冰盖，而是随冬季风增强与夏季风减弱，形成更为显著的冷干环境，出现了显著的多年冻土扩展与自然地带的南移、干旱区扩展与黄土堆积区扩大等现象；且有约1/3的边缘海因海面下降而成为陆地。

与间冰期相比，末次盛冰期期间我国各地虽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温，但降温幅度的时空差异极为明显。

在东部地区，从北到南降温幅度差异可能更为巨大。其中东北地区年平均气温较今低l0°C以上，华北地区低10°C左右，华中地区低8〜9°C，而华南地区只低2〜4°C。那时，中国东部地区最北部的年平均温度达一15°C以下；年均气温0°C的等温线从辽东半岛南端经燕山、太行山山麓延至黄土高原南缘；而最南部年平均气温仍在20°C以上；陆上南北年平均气温最大差异达50°C以上。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年平均气温较今低l0°C以上，西南地区低7°C，青藏高原低6〜9°C。而且冬季降温更为强烈，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1月气温较今低15°C以上，华南地区也达10°C以上；当时1月份0°C等温线在南岭附近，较今的秦岭一淮河一线南移约8〜10个纬度。但夏季降温幅度较小，且南北差异也略小，其中7月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均较今低6〜7°C，华南、西南较今低3〜4°C;因此，当时最热月的气温与今相比并不是很低，估计当时大部分地区最热月的气温大体与今5月中旬的状况基本相当。



表1我国各地末次盛冰期气温与今气温的差异幅度(单位:°C)

地区 年平均气温

东北 10〜11

华北 10

华中 8〜9

华南 <5

西南 7

北疆 11

青藏高原 6〜9*

基于末次盛冰期期间最热月（7月）的气温与现代处在冬、夏季风环流开始发生转换的5月中旬的气温相当这一事实，张兰生（1980)推断：末次盛冰期时，中国高空风场全年可能都维持与现代冬季季风环流相似的形势；当时，地面夏季风活动范围的北界只能到达江南丘陵南部和云贵高原中部，这也就是控制我国部降水的主要因子——副热带锋当时所能到达的最北位置，相应地也并没有与现代夏季降水相似的降水场出现。基于上述推断，他定量估算并绘制了盛冰期全国降水量分布图（图2)。此后又有众多基于各种代用资料的盛冰期中国降水场重建结果，其中大多也都印证这一基本格局。综合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末次盛冰期时，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降水量都较现代低，虽然幅度在不同地区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我国较今明显要干；估计当时全国大半地区降水量少于200mm,200mm等雨量线大体从东北的松嫩平原西部、经长城沿线、向西延伸到青海的共和盆地，与马兰黄土堆积的北缘相当，此线以西属荒漠气候，除新疆北部部分地区外，年降水量均在200mm以下，而广义上的荒漠带在我国北方连为一体。华北大部地区和东北中部地区退化为草原气候，降水量在200〜400mm之间，成为季风尾闾区；而江淮地区的降水量在500〜600mm左右，但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降水仍可达1000mm以上。由于降水显著减少，即使是东部地区的气候也较现代明显偏干；但在青藏高原西北部、新疆等西部地区，尽管多数地区降水较现代少，但由于冰期的强烈降温与冰冻季节的延长，蒸发显著减少，因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相对湿度明显高于现代，气候反而相对湿润，而这也与当时我国西部的大多数湖泊均出现高湖面现象对应。末次盛冰期时，除夏季风环流系统本身显著减弱之外，我国边缘海及西太平洋浅海大面积出露而导致的海洋对我国大陆的水汽供应量大幅度减少，也是造成我国降水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从全球气候模式模拟结果看：我国末次盛冰期时，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也较今低5〜10°C;而分辨率更高的区域气候模式模拟结果显示：当时降温的区域幅度可能还应略大一些，达4〜12°C;降水场的模拟结果表明末次盛冰期时我国东部地区气候总体偏干，但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湿润。末次盛冰期时欧亚大陆冷源加强，产生了强盛的冬季风，迫使西风带加强并南移，估计移动幅度可达10个纬度，因而其影响范围也明显东扩；

但同时，北太平洋反气旋也明显西伸幅度接近20个经度，因而中国东部及沿海多被反气旋控制；而西部成为北太平洋反气旋活动的边缘区；这使得中国东部气候总体变干，西部反而变得相对湿润。

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大理冰期的顶峰时代，即3万至1万多年以前，寒冷与干旱是我国大陆的主要气候特征，南方的湘西，黔东温度降低值有10—13℃浙江为12℃左右，渭南为14℃左右，北京也为12℃左右，我国东部地区的冰缘区南界到达了北纬34°20′，长江中下游山地的多年冰土下界在海拔850米上下。多年来，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发现了不少寒冷气候下生活的哺乳类化石，披毛犀化石出士点一直分布中原地区，这当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取决于冻士界线的南移。
我国现代多年冻土区南界在北纬48°以北，而大理冰期时多年冻土区南界在北纬34°左右，相差14个纬度，若以中纬度地区冻士区每增加一个纬度温度降低0.6——1.0℃计，我国温度在大理冰期比现在要低9——14℃，比大理冰期前要低13——14℃左右。

自然中国人不知道，3万至1万多年以前，大理冰期时期，北纬34度线是一种永久冻土的界限，如同当今的西藏高原地区，谈何农业的繁荣，因此中国最早的农业水稻种植，诞生在长江中游地区道县，也就成为自然！城头山古城，6000年前成为中国最早的的王国的古城，才是天命所归！
华夏第一古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于澧县县城西北10公里的车溪乡南岳村，地处该村徐家岗南部的东端，经纬度为东经112°，北纬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