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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21-01-05 13:35:27
丐王的盛宴



到哪里去了。老储去了哪里呢?这主儿去了一个不大想去的地方——十六分局看守所!原来,前几天这家伙喝醉了酒,跟人打架,一拳竟把人家的一只眼睛给打瞎了。侦查员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下落后,就去看守所找其了解“铜铃”。
所获得的情况是:“铜铃”原是国民党军队的班长,后来打仗受了伤给涮了下来,瘸了条腿找不着工做,就当了叫花子。至于是怎么当上曾家坝丐王的,那是“铜铃”用拳头打出来的。
调查进行到这里,对于“铜铃”的来历似乎清楚了,可是,他那叠拾万元面值的新钞票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侦查员认为既然接手调查了,那就得查个清楚。于是再次讨论,题目是:
“铜铃”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获得这么些钞票?
答案之一:捡到的。
答案之二:偷窃、抢劫等刑事犯罪手段获取。
答案之三:从他人处接受的馈赠。
之一,之二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不管是谁遗失或者遭盗劫等,肯定都会向公安局报告的,但公安局并未接到报案。这样,之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而谁会平白无故向一个乞丐赠送这么一笔不菲的款子呢?看来,只有跟敌特分子联系起来考虑了。
侦查员于是决定改变方式,通过跟“铜铃”的正面接触来实施另一种形式的调查。
正好这时专案组为“铜铃”申报的伍拾万元奖金发放下来了,姜永友于是就前往曾家坝给“铜铃”送奖金,顺便把“铜铃”和小金请到小饭馆去小酌。喝酒时,姜永友对“铜铃”大加夸赞,还有意无意地说到根据以往解放区的情况,今后乞丐全部要参加工作,根据不同的特长、表现、政治思想觉悟等分别给予不同职业的安排,工人、农民居多,当然也有光荣参军或者加入人民警察队伍的。“铜铃”听着眼睛顿时一亮,说像他这种情况不知是否可以当一名警察。姜永友见他开始入套了,就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凭你在跟“六股党”匪徒斗争中的表现,完全够格给我们当一名便衣,专门收集情报。
姜永友把话点到为止,然后就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吃喝着聊了一会,就告辞了。

牵出了军统大特务

“铜铃”没有料到,随着姜永友的离去,已经有两个化装成路人的便衣出现在曾家坝。这二位是姜永友从第九分局借调来的刑警,受命负责监视“铜铃”和其亲信小金,专案组认为如果“铜铃”跟敌特势力有关系的话,那么对于能够混入公安队伍肯定是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很有可能会迅速向其上家报告,派人秘密跟踪,就能追查到其上家。
“铜铃”、小金离开饭馆后,去了丐帮作为栖身地的关帝庙。过了一会,小金就鬼鬼祟祟出了庙门,迅速离开曾家坝,朝十八区方向而去。两名便衣悄然跟踪,本来,这事应该可以做成的,没想到途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便衣跟踪着经过一家理发店时,冷不防从里面走出一个穿长袍的男子来,冲便衣王有富热情地招呼:“王同志,您今天休息啊!怪不得刚才我去分局找您人家说您不在!”转脸一看,乐了,“喝!刘同志也休息?您俩逛街呐!”
这人是王、刘正在办理的一桩案子的一个证人,刚才是去分局送书面证据的。他这一嗓子喊出来,自然惊动了前面七八米处的小金,这主儿也真沉不住气,穿过马路拔腿就跑。王、刘一看,也顾不上考虑了,跟着就追,跑出几十米就把他抓住了。前面拐角处就是派出所,将其揪进去动手就搜查,查出一封信件,上面歪歪斜斜写着——
林哥:果如您所料,抓了“六股党”后,人家说要把我发展成公安!特向您祟报。弟:蒋峰、小金交代,蒋峰就是丐王“铜铃”,是蒋峰差他把这封信送到十八区大富坊口那棵银杏树下的石头下面去的。那么,“林哥”是谁呢?这个,不清楚了。
王、刘两人急报专案组,姜永友当即决定立刻逮捕蒋峰。蒋峰到案后,开口一交代,令侦查员大吃一惊:“林哥”者,竟是军统大特务徐贵林!
关于徐贵林的情况,这里转摘一段重庆1950年6月28日《新华日报》的报道中对其人的介绍就清楚了:“罪恶滔天之伪军统杀人凶手徐贵林(又名徐天德),河南安阳县人,年三十二岁。该匪为蒋匪帮残杀人民最残暴的刽子手之一,十四岁时即参加军统,曾充任蒋匪侍卫及军统匪首戴笠之勤务兵。1947年12月调磁器口任匪中美合作所看守所看守长,在此期间,该匪嗜杀成性,对拘押该所之爱国人士施以严刑酷打,该匪先后杀害爱国人士达四五百人。重庆解放前夕渣滓洞大血案,即系该匪负责指挥,发令开枪射杀长达一小时,复令在每一烈士头上补一枪。旋又将门封闭,泼上汽油焚烧,企图灭绝此一惨绝人寰罪行之痕迹,并将逃出之轻伤十余人又行杀害。”
那么,蒋峰又是什么人呢?蒋峰是中美合作所磁器口看守所的外勤警卫班长,1948年2月在一次训练中坠崖跌伤了腿,领取了一笔养伤费后离开了中美合作所。他拿着这笔钱去赌博,想大赢一把后回河北老家。没想到输了个精光,不但没了回家乡的路费,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只好行乞。正好碰上曾家坝丐帮死了老大,于是他就凭着力大和武功占了丐王之位。本来,就这样做做叫花子也就罢了,但他却在去年12月初正好在街头碰上了潜逃的徐贵林。徐贵林认出蒋峰后,马上掏钱,又询问了情况,说他准备潜伏迎接委员长反攻,问蒋峰是否愿意跟随他。蒋峰表示愿意,于是徐贵林就向他交代了联络方式:在大富坊那棵银杏树下的石头下面放上往复信件即可。自此,蒋峰每隔一二天就去一趟大富坊,看是否有徐责林的指令。同时,如果自己这边有什么情况的,也写一纸简札向徐贵林报告。在这段时间里,徐贵林只向蒋峰下达过一次命令,让他在乞丐中视情发展特务成员,蒋峰至今已经发展了小金等三人。
那天,姜永友让蒋峰留意“六股党”的情况后,蒋当晚即密报徐贵林。这次,徐贵林破例亲自赶到曾家坝来找蒋峰,指令他迅速找到“六股党”,并教给他具体制服拿下对方的方法,给了他一包麻醉药粉和300万元钞票。徐贵林说,只要你协助共产党捕拿了这几名匪徒,就受到了他们的信任,以后就有可能会被他们吸引进公安队伍,这于我们今后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而“六股党”匪徒当时确实还藏匿于曾家坝,很快就让乞丐发现了行踪。蒋峰依计行事,果然顺利拿下了那四名匪徒。往下,也确实如徐贵林所预料的,侦查员来找他谈话表达了可能会吸收其进公安队伍的意向。蒋峰不知是计,立刻写了简札让小金送去,没想到一头钻进了圈套。
当下,专案组立刻将这一重大情报上报西南公安部。徐贵林是当时被中央社会部、国家公安部点名严缉的要犯之一,西南公安部专门为捉拿该犯而组建的专案组已经运转了几个月,苦无线索。此次获得这一情报,西南公安部为之振奋激动。部长周兴亲自下令:加大侦缉力度,趁热打铁,务必迅即将徐贵林缉拿归案。
当天晚上,徐贵林专案组在审讯蒋峰后,举行了案情分析会,断定徐贵林藏匿于十八区。于是,当即布置了多条眼线,并出动数十名便衣日夜在坊间查摸。
3月22日,专案组布置的临时情报员、裕华纱厂托儿所所长叶兰英在厂区道路上与一个三十出头挑着一挑菜从家属区一角钻出来的彪形大汉劈面相遇,此人以草帽遮颜,还不时地扭头后窥,于是引起了叶兰英的注意。她觉得这个菜贩子很像公安部要捕捉的那个对象徐贵林,于是就悄然尾随。跟踪一段路到了厂外后,正担心是否会被对方察觉时,正好迎面遇到纱厂的工会干部老张,于是使个眼色示意对方接着跟踪。老张一路尾随,一直跟到了对方的藏身处。
消息报告上去后,专案组立刻行动,将徐贵林的住所严密监视起来。当天晚上,徐贵林被捕。
1950年6月28日上午,大特务徐贵林被重庆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执法队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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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人雨夜遭劫

1958年秋,第四届广交会期间,广州市发生了一起拦路抢劫外籍客商案件。广东省警方当即组建专案组对该案进行缜密侦查,于72小时内将案件破获,抓获案犯,追回赃物……

雨夜打劫

这是一个天空飘雨的夜晚,在那个几乎没有夜生活、人们习惯于早早歇息的年代,偏僻的越秀区功绩路上,行人稀少,车辆绝迹。路灯光映照着一顶不紧不慢移动着的黑色尼龙绸伞面,雨伞下的那个打伞人,是一个47岁的男子,中等个头,黑色西装,白色运动鞋,一手打伞,另一手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牛皮公文包。这人名叫陈谋谷,是印度尼西亚籍华人,这次是特地从印尼来广州参加第四届广交会的。

陈谋谷祖籍广州,16岁那年,随早年下南洋已打拼出一份家产的舅舅麦兴隆前往印尼。麦兴隆当年18岁飘洋过海,经过40年艰难奋斗,这时已在印尼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农场,遗憾的是膝下无子,几经考虑,决定把唯一的外甥陈谋谷带到印尼,培养若干年后指望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经营人才,好继承产业。

陈谋谷没有辜负舅舅的期望,他不但学会了管理农场,还开始接触工商贸易。32岁那年,舅舅去世后,陈谋谷继承了遗产,但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印尼,别说图发展了,连维持农场的正常运作都做不到。直到二战结束后,陈谋谷才凭借舅舅留给他的遗产大展宏图,经过多年努力,现已成为一位在海外小有影响的贸易商人。

中国政府决定自1957年开始,每年春秋两次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决定将“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广交会”。陈谋谷在海外获知消息后,立刻致函广东省外贸公司,要求将其列入被邀请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客商名单。这样,从1957年秋季举行的第二届广交会开始,陈谋谷已经是第三次前来广州参加广交会了。

陈谋谷的父母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去世,羊城只有一个姐姐,上次他来广州见到姐姐时得知当年他在广州读书时的一位姓颜的同学想见他一面。陈谋谷也很想跟几十年前的老同学见个面,聚一聚,于是就立刻约见了颜某,道明了自己的愿望,请颜某跟当年的那些同学约一下,到10月间他来参加秋季广交会时请大家吃个饭。今晚,陈谋谷就是从下榻的宾馆前往颜某家的。

从下榻的宾馆到颜某家不算远,步行大约20分钟。本来,陈谋谷是可以叫辆三轮车乘坐过去的,但是他出门时发现天空正飘着小雨,就改变了主意。说来也巧,陈谋谷之前数次回国,竟然一次也没碰到过下雨。他一直盼望着最好在广州遇到一次下雨,好让他重温一下少年时雨中漫步的那一幕情景。所以,现在见正下着雨,便立刻返回房间拿了把当时国内没有的尼龙绸雨伞,步行前往颜某所居住的功绩路真光巷。

一路上,陈谋谷沉浸在对少年生活的回忆中,没有发现当他拐上功绩路后,身后不知几时跟上了一个打着油纸伞的人影。那是一个瘦高个男子,三十来岁,穿一套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他在陈谋谷身后跟踪了五六分钟,忽然穿过马路,在对面人行道上疾步向前,转眼就消失于夜雨中。解放后已经回国数次的陈谋谷对广州的治安一向印象甚好,所以根本没有去留意马路对面有这样一条身影掠过。

又往前走了数分钟,陈谋谷就不得不留意这个打油纸伞的男子了,因为那人从这边的人行道上迎着他直直地走过来了。对方把那顶红纸绿骨的油纸伞打得很低,望过去只见两条长腿在迈动。当长腿迈到陈谋谷的跟前时,对方亮底了:随着油纸伞稍一转动,抬高后露出的空档处竟伸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刀,刀尖直直地对着陈谋谷。

“打劫!转过身去,蹲下,把包往后扔!”

陈谋谷一个激灵之后,马上镇定下来。他少年时在广州就拜师学过南拳,到印尼后常练不辍,虽然缺乏实战历练,但“身手敏捷”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当下,他“哦”了一声,以收伞为幌子,就在一眨眼的工夫,挥动收拢的雨伞朝对方的脸部扫击。此举显然大大出乎对方意料,“咦”了一声,身子急往旁边一闪。哪知陈谋谷前招是虚的,为的是分神,后招才是实的,飞起一脚准确地踢在对方那持刀的手腕上,将尖刀踢飞!

如果陈谋谷碰上的是一般的小蟊贼之类的话,今天的胜利者就是他了。他不但可以保住自己的皮包,还能抓住案犯。这个新闻,可能《羊城晚报》上还会登一下哩。可是,不幸的是陈谋谷碰到的是一个比他还厉害的家伙。对方倏地扔下手里的雨伞,陈谋谷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其身影是怎么移动的,已经被他手脚并用挤到了旁边的围墙上,对方的拇指、食指扣住了他颈部的喉骨:“敢动!死!”

就这样,陈谋谷的那个装着钱包(内有3000多元人民币、5000美元)、准备送给同学的礼品(12个18K金的戒指)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证件等物品的皮包就给抢劫了,他甚至连对方的容貌都没看清。

是日,1958年10月20日。

怀疑武术教官

这起案件不但惊动了广州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也立刻做出了反应,当即指令由案发地辖区越秀公安分局、市局抽调的精干刑警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明确要求72小时内必须破案。在治安情况良好的上世纪50年代,这样一起案件已经算是了不得的大案了,所以次日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还把该案写进了内参送往北京。

专案组当晚就成立了,由市局两名刑警、分局三名刑警组成,另有管段派出所两名民警作为编外成员协助调查。陈谋谷被请到专案组驻地越秀分局,向两名刑警陈述案情,另外几名刑警前往勘查现场、走访周围住家和路人。

陈谋谷将遭劫经过向刑警详尽陈述后,说强盗是一个身怀武功尤擅擒拿术的家伙,这是他对强盗留下的唯一印象。其他还有吗?其他?那就是大致身高、穿着以及打着的那顶半新不旧的油纸伞了。刑警张镇廷也是一个习练南拳多年的武术爱好者,当下就向陈谋谷了解了当时双方所采用的招术。张镇廷把陈谋谷送回下榻的宾馆返回分局时,另一路刑警也已经回来了,于是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

现场勘查和走访没有任何收获,案犯选择的作案路段周围没有住家,无人看见或者听见这起时间短得只有两分钟的抢劫案件的动静;案犯也没在现场遗下什么物证,唯一有可能留下的脚印也因下雨而不见。这样,对于案犯的特征掌握情况就只有:大致身高、油纸伞、尖刀和武术。前三项在最开始查摸嫌疑对象时其实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因为全市瘦高个头的男子不计其数,油纸伞更是多如牛毛;至于尖刀,当时还没有“管制刀具”一说,所以民间的尖刀也不在少数,国营店铺里也有公开出售的,不必带户口本就能购买,而且不限数量——那也是没法查的。最后一项倒还有希望,在实战中能用擒拿功夫迅速制服对手的角色毕竟不是很多的。因此,专案组决定就从这方面着手进行调查。当然,鉴于被抢的物品中有陈谋谷准备送给老同学的12枚18K金戒指,所以还得通知各分局治安科对各区的旧货铺子、寄售店家进行布控。

先得弄清楚强盗的这手招术是属于中国武术中哪个门派的功夫,这就得向武术协会请教了。由于时间紧,领导在后面跟着催促破案,所以专案组决定连夜行动。组长马鼎当下立刻叫上刑警张镇廷、老许,三人驱车前往广东省体委,向值班人员说明情况,要求立刻联系几名武术高手开一个座谈会。体委方面还是第一次碰上这样紧急的情况,当时私人又没有装电话,也没有电脑,所以连家庭住址都是要找出武术协会的本子后才能查清楚的。这一番折腾就花去了半个多小时,幸亏刑警开了车去的,当下就按照地址跑了半个羊城,于下半夜一点多钟时总算把三个武林高手请到了体委。

事后想来,这个座谈会完全没有必要,刑警只要登门拜访其中随便哪一位请教就行了。因为张镇廷把陈谋谷向他陈述的动作连讲带做的演示了一遍,三位高手就立刻分辨清楚了强盗的武术门派,说这是北派武术——少林擒拿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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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人雨夜遭劫

往下,就是向广州市武术协会了解羊城精通少林擒拿术的人了。可是,广州市体委当时晚上是没有人值班的,刑警赶去,敲了好一阵门,只有一个看门老头睡眼惺忪地来应门,对于领导住所是否有电话、住在哪里等等问题一问三不知,于是,只好到天亮后人家上班了再来调查了。

上午8点,刑警再次登门,正好市武协的一位副主任来体委办事,就打电话通知协会送来了一份名单,他指着名单逐个点评,向刑警提供了17名精通北派武术估计也会少林擒拿术的好手的姓名、住址。专案组立刻作了分工,全体出动奔赴这17人住所地派出所进行外围调查。到下午一时许,17人中有一位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这位仁兄名叫纪中驷,33岁,河南人,自幼习武。其本领如何?只消翻开档案就知道了:21岁被“国军”白崇禧部聘为国术教官,而且是执教教导队。他在“国军”当了两年武术教官后,离开行伍来到广州,加盟一家私人国术馆,一直到1950年国术馆(解放后已改称武术馆)关门才离开,被一个资本家聘为保镖。但保镖饭只吃了6天就结束了,因为镇反运动开始了,公安局请他去吃免费饭。纪中驷在“国军”当教官时是有军衔的,陆军上尉,就是这个军衔使他被定为“反动军官”,被判了五年徒刑。释放后,进了搬运社当了一名搬运夫。

这时,纪中驷已年过三十,该考虑成家了。但像他这样的另类,找对象是个高难度动作。所以一拖三年,直到最近才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姓薛的寡妇。薛寡妇在街道工厂打工,收入很低,拖了三个学龄前子女,困难重重。因此她也不嫌另类,只有一个要求:要纪中驷给她1000元人民币。上世纪50年代的1000元,可以买一套房子了,由此可见其值之大。这叫纪中驷如何拿得出?但纪中驷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就四处奔波借贷。这样一拖拖了两个多月,薛寡妇等得不耐烦了,于国庆节向纪中驷下了最后通牒:限10月15日前解决此事,否则就不谈了!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纪中驷还是没能筹借到这笔款子,薛寡妇便认为这件事黄了。但她的择偶计划还是要进行下去的,正当她盘算着托人再帮她介绍对象时,10月20日深夜,纪中驷突然冒雨登门送来了1000元。纪中驷来去匆匆,放下钞票就走,临出门时反复叮嘱薛寡妇对此事保密。但薛寡妇生性口无遮拦,次日一早就把这事告诉了所有见到的邻居。

于是,专案组跟纪中驷见了面,了解此事,纪中驷竟矢口否认。侦查员把从薛寡妇处拿来的那1000元钞票放在他面前,仍是摇头。这就奇怪了,于是就换个地方吧,到分局去说。

到了分局,纪中驷这才意识到警察不是跟他闹着玩儿的,于是就说出了这笔钱钞的来路:是向李登高借的。李是何人?是海珠区政府的一位股长,抗战胜利后以中共地下党的身份奉命打入“国军”做秘密工作,被上峰安排进教导队训练,跟纪中驷有师生之谊。后来,他因叛徒出卖而暴露,紧急撤离时曾受到过纪中驷的相助。之后两人就断了联系。10月18日傍晚,因失恋而闷闷不乐的纪中驷外出散步时,遇到了李登高。久别重逢,自有一份亲热。互叙情况时,李得知了纪中驷面临的窘境,极表同情,表示愿意相帮筹借款子。10月20日晚,李将筹得的1000元款子送到了纪中驷处。纪中驷因这时期限已过,只想尽快把钱送到薛寡妇的手里,于是连夜去了趟薛寡妇家。因虑及自己的情况给李登高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再三关照薛寡妇守口如瓶。

经向李登高调查,证明情况属实。但纪中驷还是被送进了看守所,因为另一路侦查员在其接受讯问的同时对其住处搜查时,意外发现了一支私藏的手枪和30发子弹。李登高借钱给纪中驷一事,在当时属于“政治立场不坚定”,受到了组织的批评,虽未被处分,但下放去了农村。

声音甄别

纪中驷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之后,专案组的目光盯在了另一个武术好手刘梓身上。

刘梓是广州人,住荔湾区棋盘街,其舅舅是北方人,后来来到广州开店。舅舅常年习练少林武功,在羊城地面有点名气。刘梓自幼跟着舅舅练功,不但学得了器械和散手功夫,还继承了治疗跌打损伤的本领,并以此作为谋生手段,走街串巷耍拳卖膏药。当然,如果仅仅是卖膏药,是不会被列为调查对象的。他在几年前曾被怀疑涉嫌一桩抢劫案件,进了局子,关了六个多月,因无证据而获释。但从此以后,刘梓这个名字就被派出所记录下来了。这次,专案组一查,派出所就把他提供了。

于是,先由棋盘街派出所出面暗查,通过居委会从侧面向其家人了解到两点情况:一是他家的那顶跟陈谋谷所说的一模一样的油纸伞失踪了,二是20日那天刘家只有刘梓一人在家过夜,妻子和一对四岁双胞胎儿子都让他打发到娘家去了。

这两点再加上前面所说的上了派出所内部名单的因素,专案组就决定通过派出所传唤刘梓。专案组长马鼎亲自出面跟刘梓谈话,问了几个问题:20日晚上在干什么?你家那顶雨伞呢?为什么要把妻儿打发到娘家去?刘梓的态度是不愿配合调查,根本不回答问题,反而质问:为什么找我?如此僵持了一会,前往刘家搜查的刑警回来了,没有搜到赃物,只搜到了一把尖刀,顺便还把刘梓平时上街卖膏药时表演武艺的那些三节棍、刀剑、枪棒等一股脑儿给拿来了。

于是就以尖刀为题追问,刘梓倒是回答了,但跟不回答差不多,说这是跟那套吃饭家什配套的兵器之一,然后又是质问:老百姓家里有这样一把尖刀犯法吗?

马鼎于是决定暂停询问,跟两个刑警商量下来,决定同时采取两步棋子对其进行调查:一是把受害人陈谋谷接到派出所来甄别刘梓的声音,二是派人前往刘家向其妻子了解相关情况。

陈谋谷被接到派出所后,刑警对他说我们找了几个人,想请你听听他们的声音,仔细辨别其中是否有跟劫犯相似的。专案组一共安排了四名甄别对象,三名都是派出所的警员,一名则是刘梓。跟这四位谈话的是同一个刑警,地点是在派出所会议室隔壁的那个办公室里。马鼎陪着陈谋谷坐在会议室里,隔壁就一个个进行着不同内容的谈话。内容不同,但案犯在现场说过的那些字、词是给安排在谈话中的,被谈话人一不留神就会说到。

甄别下来,陈谋谷说这四位中没有一个的声音是跟强盗相似的。

另一路去刘家向刘妻调查的也很快有了结果:母子三人去刘家,并非是刘梓的安排,而是刘妻之父庆寿,邀请女儿全家赴宴的;刘梓因一向跟丈人不睦,就没有过去;至于那顶雨伞,是放在门口给人顺走的,那是上一天的事了。

这样,刘梓的嫌疑就没了。据说这主儿走出派出所时,一脸的得意。

结束了对刘梓的调查时,已是21日傍晚。72小时已经过去了20余个小时,专案组诸君都有些着急,一边吃晚饭一边分析案情。到这时候,线索已经断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案犯出售赃物上。大家都感到指望这一头颇有些悬,因为陈谋谷同时被抢的还有那么多的钱钞,人民币、外币都有,案犯难道会放着这些现钞不去利用,而偏偏要去出售那些18K金戒指?

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各区分局向治安科了解赃物布控的反馈情况,没有任何收获。中午,专案组在越秀分局驻地举行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

会议还没结束,荔湾分局治安科打来电话,说该区的“耀胜寄售行”刚才扭获了一名前往寄售两枚18K金戒指的可疑对象,现已送派出所。专案组闻讯大喜,当即派刑警老许、小易前往了解情况。

原来是他

这个寄售金戒指的人名叫程积根,四十多岁,一看就是一个猥琐小人。这人当然不会是劫犯,但他那金戒指是从哪里来的呢?

程积根交代:他是一个赌徒,这两枚金戒指是昨晚在赌博中赢来的。这事某某某、某某某可以作证——这二位自然就是昨晚一起参赌的家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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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下的灰尘

1952年春,天津市发生一起幼稚园儿童集体中毒案件。公安机关围绕着“投毒者是谁”进行了缜密的侦查,拨开重重迷雾,排除几多困难,最后,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一、毒案突发

1952年4月3日,星期四。

这是明丰私立幼稚园的一个黑道凶日,这天,该园发生了一起投毒案件,全园幼童悉数中毒!

明丰幼稚园由抗战胜利那年从英国回津门定居的谢湘漪投资经营并自任园长,分小班、中班、大班三个层次的级别。本案发生时,全园共有三岁至六岁的幼童共67名。

谢湘漪自任园长亲自管理明丰幼稚园,其理念颇多是英国人的那一套。比如,幼稚园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供应正餐两顿、点心两顿,那是雷打不动的。所有的饭菜、点心,都是她专门聘请的专业厨师烹饪、制作的。厨师不但要制作点心,每周四还要给幼童上一堂点心制作课:把原料拿到教室里,给中班、大班的幼童讲解如何制作,并让每个幼童都动手做点心。每到上这堂课时,谢湘漪园长再忙,也肯定到场和幼童一起做点心。

幼童对上点心制作课的热情最高,在他们的意识中,洗净小手后拿一团发好的面粉根据自己的想象捏成一个什么形状的东西,经厨师拿到厨房去再送回来时,就变成了美味可口的点心,这种有玩有吃的形式,远比玩橡皮泥有趣得多。

这天上午,幼稚园照例上点心课。谢湘漪因为要去区政府教育科参加一个会议,所以没有到场,由保育员小陆代替她和另一保育员小顾一起协助厨师许德荣上这堂课。这天,许德荣教幼童制作的是麻花。每人发了一小块发好的面团,让孩子们学他的样子搓搓捏捏。做成以后,许德荣还要逐个检查评判,当然多是给以表扬鼓励,然后用托盘把孩子们的作品收拢起来后送到厨房去炸。

事后回想起来,这起投毒案是出现过端倪的,只不过没有引起重视罢了。发出预警的是一个四岁女童,她在保育员小陆端着托盘来收作品时,曾说了一句话:“这面团有股怪味儿。”小陆听见了,还把托盘抬起来闻了闻,没有什么感觉。

看来,儿童的嗅觉比成人灵敏,这个四龄童的感觉是准确的,可惜没有引起保育员的重视。四龄童所发出的预警信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一会儿,许德荣把麻花炸好了,由各班的保育员分发给幼童。天津的麻花天下闻名,而许德荣年轻时曾在天津最负盛名的十八街“桂发祥”当过学徒,虽然没有学得制作津门一绝“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的核心技艺,但在这小小幼稚园里那肯定是大受欢迎的。他炸出的麻花,香甜酥脆,老少皆宜。当下,幼童拿着分发的麻花大嚼,那个发出过预警的四龄女童已经忘记了自己曾说过“面团有股怪味儿”了,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很快就把一根小小的麻花吃了下去。

中毒现象,是在大约一刻钟后开始出现的。先是有大约五名幼童同时说“难受”,然后,就有包括这五名在内的十多个幼童开始呕吐并叫“肚子痛”。往下,就全面爆发了,几分钟之内,陆陆续续各班全部幼童都腹痛、呕吐,哭声一片。保育员顿时大惊,手忙脚乱,有两个自己也禁不住哭了起来。厨师许德荣和帮厨的刘妈闻讯赶来,见状也没了主张。

正慌乱间,谢湘漪园长回来了。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当下立刻安排保育员联系车辆把全部幼童送往医院救治,然后,她给幼稚园所在区的天津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打电话报警。

第四分局接到电话,当下就由副局长李益严率领五名警员火速赶来幼稚园。李益严一干人抵达时,派出所已经全体出动将幼稚园封锁了。事实上幼稚园此刻只有厨师许德荣和刘妈在,谢湘漪和所有保育员都随车护送病童前往几家医院了。李益严简单问了问情况,便立刻往医院打电话,了解救治情况。几家医院的回答是一致的:从症状看来,这些幼童是食物中毒,所食毒药是什么还不清楚,药性剧烈,但所投剂量可能不大,送医院及时,所以病童看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否有后遗症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案情很快就报告了市公安局,并上报市委市府,领导当即指令由市局、分局组建专案侦查组,务必以最快速度将该案侦破,抓获案犯,绳之以法!

二、排查疑犯

联合专案侦查组由市局、分局、派出所的10名刑警组成,这在当时警力非常紧张的时候算是比较大的专案组了。第四分局副局长李益严、市局刑侦处大案组组长孟光分别任正、副组长。

专案组立刻投入运转:指示赶来增援的法医提取呕吐物和幼稚园厨房里所有的食品原料作化验;查看现场;向留在幼稚园的许德荣和刘妈了解案子发生的情况;派员前往收治中毒儿童的4家医院跟保育员和园长谢湘漪逐个交谈,了解情况。

侦查员跟许德荣谈话时,发现他不时以手捂腹,脸呈不适神情,便问他怎么了?许德荣说他也吃了一个麻花,现在觉得肚子有点痛,大概也中毒了。原来,许德荣把他给儿童上点心制作课时自己示范制作的那个小麻花顺手也下锅炸炸吃了。侦查员便要送他去医院,他摇头说不必,因为发现出事后他马上弄了点肥皂水喝了下去催吐了。

到了下午,中毒儿童的情况明朗了:经医院救治,所有儿童都已脱离危险,大部分儿童已有家长领回家,小部分病童尚在观察,但当天都可以出院。

保育员小陆向侦查员反映了那位四龄童对她说过的“怪味儿”情况。侦查员立刻去找已被家长领回家的那个小女孩,问下来,女孩说她闻到的那股怪味儿很像姥姥用来杀老鼠的药面的味儿,不过很淡,炸了后就一点气味也没有了。

专案组马上想到了所投毒药可能是老鼠药,正要跟法医联系,法医打来电话了:根据提取的呕吐物化验结果,认定毒药系磷化锌老鼠药。经对提取的制作麻花的所有原料进行化验分析,认定所有原料中均无残留毒药,故毒药是直接被投放于用于制作麻花的面团中的。从所投毒药剂量和预计中毒人数的比例来看,投毒者的犯罪动机很有可能并非要杀人,而不过是出于泄愤或者据此产生影响而导致其所希望出现的后果。

法医的这个结论对于专案组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很有启发:既然毒药是投在面团中的,那只要知道何时和的面,何时制作成麻花到下锅炸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再把所有在这个时间段内进过幼稚园厨房有条件投毒的人员列出来,案犯肯定在这些人员当中,逐个调查筛选就能找到了。

于是就把厨师许德荣找来,询问麻花的制作过程。许德荣虽然也吃了有毒麻花,但以其成年人的体重,每根麻花中的毒药成分连幼童也没毒倒,他又自己用土方法治过了的,所以没去医院此刻腹痛也止住了。他告诉侦查员:制作麻花需要头天晚上先把适量老面和面粉加水掺和,放在瓦盆里搁一夜让面团发酵,次日再加冰糖等其他配料,最后再拉制成型,下锅炸出。幼稚园儿童学着制作的,实际上是油炸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谢园长说了的,并不是真的要让孩子们学制作点心的手艺长大后靠此谋生,而是想通过这样的劳动,使他们懂得一点生活的基本道理。

那么,幼稚园晚上是否有人值班呢?

值班?我就睡在幼稚园啊!

又询问了帮厨刘妈,了解到这天早上她是第一个到的幼稚园,第二个到的是谢园长。往下的第三第四个及之后的,侦查员也就不问了,因为其他保育员是从来不进厨房的,这是谢园长的规定。刘妈的工作岗位就在厨房,整天基本上就是待在厨房里忙碌;厨师许德荣那就更不必说;谢湘漪的工作岗位是在园长室,但她一天之中也得进厨房数次,检查卫生,查看饭菜质量什么的。当天,她也是7点一到幼稚园就去了厨房。后来,去区政府开会前还进了一趟厨房。

这样,专案组就基本认定投毒对象就在谢、许、刘三人之中。

明丰幼稚园出了这么大的事,别说中毒的儿童还需要进行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恢复,就是不需要恢复,也不可能次日马上就接着上课的,区政府早就将一纸盖着大红印章的告示张贴在大门口了,没有说原因,只称“因故停课,何时恢复,等候通知”。这样,幼稚园就成为专案组的驻地。专案组决定:小陆等八名保育员和这天没有来园上班的兼管财务的园长助理罗增轸在家待命,随叫随到;谢湘漪、许德荣、刘妈留在幼稚园协助调查——其实就是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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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下的灰尘

侦查员分别跟谢、许、刘三人进行了谈话,然后专案组举行会议汇总谈话内容,据此进行分析梳理。

首先认为应被排除的嫌疑对象是园长谢湘漪,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推测她的作案动机都是站不住脚的:幼稚园并未购买保险(那时也没有此类保险可以购买),发生这等事故,损失是谢湘漪本人的,她家尽管有钱,但实在没有必要硬要把钱钞花在自己故意制造的赔偿上,况且还要承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她跟所有入园儿童的家长也没有任何过节,不可能起意作该案而达到报复的目的。另外,据向许德荣和刘妈调查,谢湘漪当天上午虽然两次进入过厨房,但她并没有接近过盛放面团的那个瓦盆,旁边有两双眼睛注视着她,就是想下毒也没有机会。

谢湘漪被排除后,专案组就开始分析刘妈。从作案时间和机会来看,她是有条件下手的。厨房就她和许德荣两人在,许德荣尽管有她这个帮厨当下手,但自己还是要干许多活儿的。他干活的时候,不可能把眼光一直盯着刘妈——也没有必要盯着。但是,刘妈同样缺乏作案动机。她是三河县人,抗战胜利那年丧夫守寡,次年儿子又病亡,族里认为她是“丧门星”,就把她赶了出来。她被迫沦为乞丐,在天津行乞时正好遇到在四处奔波筹建幼稚园的谢湘漪。谢湘漪买了包子给已经饿得几乎站不住的刘妈吃,交谈之下了解其境况后生出一份同情心,于是就决定把她收留下来,在马上要开张的幼稚园打一份工。1950年,谢湘漪又张罗着替刘妈介绍了一个码头工人重新成了家,住房还是谢湘漪提供的。所以,谢湘漪应该是刘妈的恩人,刘妈没有理由投毒。而且,如果幼稚园出了这等大事,那关门看来是逃不了的,关了门她就失业了。放着一份好好的工作不做而偏偏要谋求失业,脑子进水了?

这样,疑点就集中到厨师许德荣身上了。

三、函件举报

跟谢湘漪、刘妈相比,许德荣的情况正好相反,他的作案条件和动机居多:单身汉,住在幼稚园,制作麻花的面团又是亲手揉的,可以说,从开始和面一直到把发酵后的面团切成坯子发给孩子,这长达十几个小时里他随时有机会下手,刘妈根本不会发现。况且,许德荣是一个既会制作点心又能烹饪菜肴的两栖炊事技术人才,当初谢湘漪办这家幼稚园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从“春风得意楼”挖过来,跟他的合同一签就是十年。如果明丰幼稚园出事关门的话,他根本不必像刘妈那样担心失业。许德荣也不缺作案动机:出事前五天,他曾为伙房账目不清的事遭到谢湘漪的指责而当众发泄了一通。事后,他曾至少三次分别向刘妈和几个保育员扬言:神气什么?大不了大家散伙!

散伙?他是随口说说还是真心吐露?专案组决定调查。

调查结果是:许德荣的一个族兄最近正在筹备开一家饭馆,已经三次向许德荣发出加盟邀请。据那位族兄对侦查员说,由于他开出的薪水比幼稚园高,而且还许诺给其干股,所以许德荣是愿意加盟的。第三次他对许德荣说这事儿时,许德荣说我是想跳到你那里去的,在幼稚园过得不咋样,薪水多年不提,园长对厨房又管得过严过细,还不让喝酒,说怕影响孩子,我早就有了想离开的念头。但是,事情可能不大好办,因为当初谢园长把我从“春风得意楼”挖到幼稚园时,跟我签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合同,规定我必须在幼稚园干满十年才有选择是否离开的权利。族兄说别理她,那是解放前的合同,不认了的。不信,你去问问律师。上周一中午,许德荣还真的去问了律师,是族兄陪他一起去的,律师看了那份合同,说从合同内容来看,双方的约定应该是有效的,由于不涉及到政治,跟什么“剥削、压迫”也没有关系,另一方的身份也是守法群众,所以这份合同属于纯民事性质的合同,其约定是可以延续到解放后的,你是不好解除的。

专案组据此进行了分析推断:许德荣会不会因为不能解除合同另攀高枝,从而就产生了制造一起投毒案件而让幼稚园倒闭从而达到自然离开的目的?

于是,专案组决定将许德荣留置,对其进行专门审查。但是,许德荣面对着侦查员的讯问,态度强硬,矢口否认自己跟投毒案有关。

盘查陷入了僵持的当儿,专案组长李益严收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明丰幼稚园投毒案系一个22岁的年轻姑娘所作。这个姑娘名叫薛娜丽,是幼稚园园长谢湘漪的亲生女儿。举报信称,案发当日上午8点多,薛娜丽曾去过幼稚园!单单去过幼稚园还不能说明问题,举报信接着继续爆料:薛娜丽与谢湘漪这对母女间为女儿的婚恋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薛娜丽想脱离母女关系,为此专门跑过报馆、法院,都未被受理。为此,她曾当面指着母亲的鼻子发出过威胁,称“要你好看”。

这封举报信理所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当即决定立刻对此内容进行外围秘查。

经查,获得情况如下——

薛娜丽出生于英国,1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定居,进了天津的一所教会办的护士学校。1948年从护校毕业后,进了益严纱厂,在厂医务室工作。姑娘开朗活泼,单纯天真,俏丽洋气,又有着一份很好的家庭背景,所以还在护校时就已经大受追捧,踏上工作岗位后盯在她后面的小伙子更是成班成排。那个时代,没有“早恋早婚”之说,解放前是想什么年龄段结婚就可以结婚的,1950年有了《婚姻法》,年满18岁就可以合法结婚了。所以,薛娜丽也接触过几个对象,但都是蜻蜓点水般的一接触就拜拜了,直到一年前认识了潘耀。潘耀是大学毕业生,地下团员,解放后做了一段政工工作,去年分派到益严纱厂来做工会工作。薛娜丽是医务室的工会组长,两人接触多了就恋爱了。

谢湘漪夫妇得知女儿选择了潘耀后,跟小伙子见了几次面,还托人对其家庭情况进行了了解。对小伙子的家庭不大满意,还不大能够接受其性格中的大部分成分,夫妇俩经过商议,就投了反对票。这样,薛娜丽就跟父母闹上了,她是非潘耀不嫁,而且非要在父母赞同下嫁。谢湘漪的丈夫是大学教授,一个标准的好好先生,经不住女儿的轮番轰炸,只得改投赞成票。但谢湘漪坚决不让步,为此,母女俩几次三番吵得不可开交。薛娜丽知道母亲好面子,为了迫其让步,甚至还跑到幼稚园来吵过。

案发那天上午大约8点多,薛娜丽确实去过幼稚园,得知母亲在厨房,就到厨房去找,但没有找到,就走了。从时间上推算,当时谢湘漪已经离开厨房,从幼稚园的后门出去,开了私家车去区政府参加会议了。那么,当时厨房里是否有其他人呢?许德荣在门外从水井里打水,刘妈在厨房一侧切菜。了解下来,发现刘妈所待的位置正好跟盛放面团的瓦盆形成死角。也就是说,如果薛娜丽要下毒的话,当时是无法发现的。

专案组指派侦查员小黄、小张前去益严纱厂直接向薛娜丽调查。薛娜丽承认她那天去过幼稚园,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想改善跟母亲的关系而去送电影票的。那张电影票是潘耀弄来的,因为幼稚园出了事,没能送到母亲手里,现在还在她这里。至于她那天应当是上班的,怎么大白天就跑出去了的原因,是她奉命去区爱国卫生委员会取一份宣传资料,正好路过幼稚园,于是就顺便拐了进去。

小黄、小张随即又向医务室主任、潘耀和谢湘漪丈夫薛教授作了调查,证实了薛娜丽所述不谬。潘耀和薛教授还提供了薛娜丽没有说的情况:上周,他们三人在外面馆子吃了顿饭,专门商讨了如何做通谢湘漪工作使之赞同这门婚事的问题。

专案组根据上述调查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怀疑薛娜丽作案的依据严重不足——也就是说,可以初步排除她的作案嫌疑。

四、案情大白

这样,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了:这封举报信是何人所写?这人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又怎么会对情况如此熟悉?专案组觉得这个情况值得重视,因为可能写信人跟该案有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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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下的灰尘

这时,另一路分工抓被留置的许德荣审查工作的侦查员老唐、小邓、小马三人忽然有了新发现。这三位对许德荣的盘问最初弄得很不顺,许德荣的对立情绪严重,除了矢口否认跟投毒案有关系之外,根本不回答任何问题。于是三人改变了方式,跟许德荣聊天样的叙谈案子、幼稚园以外的内容,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侃大山。这样聊了两天,方才把话题好似不经意地扯到案子上,说老许我们看你像个好人,应当不会下毒的吧。许德荣说什么叫“像个好人”,我姓许的一向是个守法的良民,把下毒这样千刀万剐的事儿扯到我头上来,那真叫瞎了眼!老唐说那让我们扯扯看,这事儿总有人干的吧?你没干,刘妈没干,谢园长也没干,那么那毒药是谁投到面团里去的呢?你可以想想看,是否有人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溜进过厨房?

许德荣真的想了,想了整整一夜。次日,他向侦查员说了一个以前没有说到过的内容:案发那天早晨,他起床后到厨房去开始干活的时候,发现灶台上有灰尘,正好这时刘妈来了,他就让刘妈擦掉了,两人议论说会不会是有老鼠了,这让谢园长知道了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儿,得留意一下哩。本来,刘妈中午要去买个夹子准备对付老鼠的,没想到上午就出了事,所以这事就不提了。现在他回想起来,寻思那灶台上方就是厨房的天窗,会不会晚上有人从天窗爬进来下了毒啊?

专案组领导闻讯极为重视,立刻指示老唐三人前往幼稚园调查。一问刘妈,证实确有此事。那就甭废话了,找了架梯子上天窗去瞅瞅吧。这一瞅,瞅到了两只留在天窗窗台上的脚印。另外,还在天窗外屋顶上那根竖立着的连接室内外电线的木杆上发现了绳子拴过的痕迹,天窗玻璃上则有数枚清晰的指印。于是,作出判断:有人曾从室外攀上厨房屋顶,以绳子拴在木杆上下到厨房里,作案后从原路逃离。

经鉴定,指印、脚印跟许德荣完全不符。于是,许德荣被解除留置。

那么,脚印和指印是何人留下的呢?这个问题,该由另一路侦查员来解答了。

副组长孟光、侦查员大刘、小黄、小张四人分工调查那个写举报信的人,分析下来,认为写信人对薛娜丽的情况这么熟悉,而且又熟知薛娜丽的行踪,所以初步可以断定这人是薛娜丽的同事。于是他们就决定查摸这个写匿名举报信的人,理了下思路,决定先找医务室主任了解那天他派薛娜丽去区爱委会取宣传资料这事还有谁知道,主任说他先是派另一护士王韵丽去的,小王说她的脚昨天扭了,建议派薛娜丽去,于是就派了薛娜丽,小薛当时很高兴,说她正好有张下午5点半场次的电影票给她妈妈送去。当时小王就在旁边,所以她肯定是知道的。那么,这个小王平时跟薛娜丽的关系怎么样呢?主任说这两人以前好得跟亲姐妹似的,后来为了选派培训医生的事儿闹翻了,关系一下子变得形同水火。

原来,厂部根据纱厂员工不断增加的态势,决定增加医务人员,那时的医生不用什么资格证书,厂医更是没有诸多讲究。厂部就决定从原有的工龄满三年的护士中选拔一人送往医院去培训,回来就是医生了。厂医务室一共有7名护士,够资格的有6名,人人报名,极为踊跃,都是志在必得的架式。因为医生跟护士不但待遇大为不同,名气更是大不一样,有这个机会谁也不肯发扬风格礼让他人。这6人中,薛娜丽、小王和另一个小郭平时表现都是不错的,尤其是薛、王两人,各项条件都合适。薛、王自己也清楚,但是名额只有一个,于是就开始进行恶性竞争。两人先是互相找工作中的差错,把陈谷子烂芝麻都翻了出来,然后就当面争吵,一次甚至差点打起来。医务室主任火了,决定取消这两人的资格,改派小郭去。

这是去年的事,半个月前,由于要筹建分厂,厂部决定再培训一名厂医,仍从护士中择优抽调。这个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薛娜丽、王韵丽都已经找领导谈过,表示了争取意向。

调查进行到这当儿的时候,老唐那一路在幼稚园厨房天窗上有了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发现。专案组当晚开会时把两路所获情况一汇总,顿生猜想:这事会不会跟那个王韵丽有关系呢?脚印、指印当然不用比较的,那是男性的,但如果真是她策划该案,那是可以请人代干的。

于是就盯上了王韵丽,一了解,她有个男朋友,已经订婚了,名叫盖杰,是在银行工作的。侦查触角便悄然伸向盖杰。调查得知:小伙子24岁,出身资本家,自幼喜欢武术,曾专门拜过师傅习练拳术,身手敏捷;其家住第三区顺风街一字巷,巷子口就住着一个走街穿巷兜售老鼠药的汉子。经向那汉子调查,案子发生前两天,盖杰曾从他那里买过磷化锌老鼠药,一下子买了五包。那汉子寻思没这么买法的,别是要用到其他目标上去?正要发问,盖杰已经开口说明了,称是其供职的银行里闹耗子,是领导让他买的。侦查员随即又去了银行,证明这个解释是虚假的。

往下,就是传讯王韵丽、盖杰了。到案后,先提取盖杰的脚印、指纹,小伙子便知不妙。鉴定结论还没出来时,两人就分别交代了作案事实,其动机、过程跟专案组推测的一模一样。接着,技术鉴定结论也出来了,证实现场发现的脚印、指纹确是盖杰所留。

这个案子尽管受害人数众多,但由于案犯策划时并无主观杀人的动机,且犯罪后果并不算严重,两案犯认罪态度也较好,所以法院在判决时充分予以考虑,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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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独臂翁

一、一封举报信

1954年8月9日,成都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收到了一封署名举报信件。

举报信的写信人名叫张金珠,是一名小学教师,住东城区大神巷。举报信的内容是:发现其邻居冀朝生经济状况反常。冀是一个缺失了一条臂膊的单身老翁,无业,也没听说过他曾经继承过祖上的大笔遗产,或者获得过亲朋好友的什么馈赠,之前生活一向比较拮据,但最近一段时间却置办了多套新衣衫,伙食也大有改善,还时不时上馆子。张金珠对于冀朝生的这种变化感到惊讶和不可理解,怀疑其背后藏有不可告人的隐密,故特向公安机关举报情况。

东城分局对这封举报信很重视,作了登记后当天转给了冀朝生居住地的总府街派出所。

管段民警杨瑞世奉命对这封举报信所说的情况进行初步调查。那时的户籍警,下管段的时间比待在自己办公室的要多一些,每个人对于自己管段内的居民的基本情况都是比较熟悉的,其中工作特别出色的警察甚至能够做到对每一户居民的情况都能信口道来,不差分毫。杨瑞世的工作做得算不上特别出色,但他对独臂翁冀朝生的情况还是说得上来的。

冀朝生,北京人氏,这年65岁,1946年来成都市居住。当时,大神巷这边是其女儿的住所。冀朝生的女儿名叫冀紫菊,193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未曾谋什么职业,因为她在毕业前就已嫁给了一个姓李的药材富商的少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川军奉命出川抗战。李少爷热血澎湃,竟然扔下银行高级职员的饭碗和新婚不久的娇妻,投奔国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122师王铭章师长麾下。不久,就传来了李少爷在行军途中遭遇日军空袭身亡的消息。这样,冀紫菊就成了寡妇。1945年抗战胜利伊始,冀紫菊再婚,嫁给了国军的一名空军少校飞行员。冀朝生1946年来成都后,就住在女儿女婿家里。住下后的第二个月,冀紫菊让丈夫去国民党警察局替冀朝生上了户口。

1949年,时局发生了剧烈动荡之变。12月中旬,冀朝生的国军少校女婿奉命撤往台湾岛,其妻冀紫菊决定随同前往。当时逃台的文武官员很多,飞机人满为患,但冀紫菊的丈夫是空军军官,所以不但能带着妻子飞,还可把岳丈也带上。但冀朝生拒绝前往台湾,宁愿独自待在成都过日子。

冀紫菊随夫逃离成都时,给老爸留下了一大笔钞票,还有一些银洋。成都解放后,跟共产党解放每个城市后一样,军管会张贴出公告,宣布数日内可以将原国民党政权发行的纸币按公布的比值兑换人民币。冀朝生平时说一口京腔,跟满口川话的邻居几无交流,那段时间又正是川地冬日,又寒冷又潮湿,使他这个北方人很不习惯,风湿腿发作,竟然不知道外面大街上早已贴出了布告让限期去兑换钞票。等到他知道时,已经过了期限,女儿留给他的那些纸币就成了废纸。幸亏还有些银洋,那倒是硬通货,使他还不至于断炊,但是生活质量肯定下降不少。

本来,像冀朝生这样的残疾老人,身边又无子女,是应当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的。区政府确实也有过照顾他的打算,派人来履行手续,就是要了解一下他的经历情况,作个登记,好让民政部门备个案。但是,冀朝生听说要问他的经历,一口回绝,说我又不是什么反革命,也不是恶霸,你们凭什么来审我啊?话不投机,双方就谈不下去了。这样,政府想关心他也就没法实施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向政府反映说冀朝生住的房子是他那国民党空军军官女婿买的,应当列入敌产,要求政府予以没收。区政府房地产股于是派员前往了解,倒挨了冀朝生一顿骂。他说这房产是他女儿跟第一个丈夫李大少爷结婚前还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就已经买下了,我有房契,你们接管国民党的档案时也应该把房产档案接管下来的,不先去看看清楚反倒来骚扰老子?房地产部门去翻查了档案,冀朝生说得不错。至于冀紫菊一个正读大学的女学生哪来的钱钞置买房产,那是十几年前的老账了,政府也不想管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冀朝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了。尽管在外人眼里,他似乎过得很悠闲:每天早上去公园晨练,下午去茶馆喝茶,晚上则打开他军官女婿留下的那台美国收音机听戏听评书。但邻居都知道老爷子一天只能吃两顿,伙食质量也很差。

这就是户籍警杨瑞世在这之前所掌握的冀朝生的情况。现在,他拿着张金珠的举报信,前往居委会了解冀朝生最近的情况。居委会干部叫来不包括张金珠在内的冀朝生的邻居,杨瑞世跟她们聊了聊,果然都说冀朝生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从表象上看简直跟那些资本家可有一比了。

调查情况反馈到东城分局,于是产生了疑问:冀朝生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分局治安股于是决定对此进行调查。

二、赴京外调

侦查员宋大彬接受了对冀朝生调查的使命。宋大彬原是米行工人,解放前是地下青年团员,解放后参加了公安工作。从行业角度来看,还只能算是一个新手,但他比较善于琢磨,性子也很缓和,做事稳重。他接受使命后,先独自琢磨了一番,然后就去邮局调查冀朝生的邮件往来情况。因为他认为冀朝生的经济来源可能是有人通过邮局汇款过来的。

但是,邮局方面说从来没有冀朝生的汇款,投递员甚至根本回忆不起他是否给冀朝生这样一个人送过任何形式的邮件。这就没戏唱了,宋大彬于是就想到了银行,那也是一个汇款的渠道。一连跑了几家银行,那时没有电脑,所有账目都是纸介质,按说要查账目的工作量是蛮大的,好在冀姓比较少,那时银行的账目登记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列的,可以一目了然就能看清。一目了然的结果是:成都全市没有一个姓冀的人跟银行有业务往来。

这两项调查属于常规动作,常规动作做下来没有收获,宋大彬就意识到这事儿似乎有些复杂,往下,只有调查跟冀朝生来往的人员了。即使没有做过侦查工作的人也知道,这种调查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最后还可能一事无成。但宋大彬此刻别无选择,只好一个人干上了。他通过户籍警杨瑞世了解到:冀朝生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的人,除非早上去公园晨练、下午去茶馆喝茶时跟别人有接触。

宋大彬一听冀朝生有这样两个生活习惯,就乐了:以当时的形势,宋大彬最怀疑的是这个独臂老头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或者是被特务最近拉下水的新手,如果真是这样,那不管是老手还是新手,拿了“组织上”的钱钞那就得效力,效力就得跟外界接触,接触的渠道有可能就是公园和茶馆了。因此,宋大彬觉得自己找对了路子。

当天下午,宋大彬就开始去那家茶馆喝茶,选了个隐蔽位置,悄然监视冀朝生。次日开始天天一大早赶到公园溜达,暗暗留意冀朝生的晨练情况。如此进行了一周,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冀朝生去公园晨练,是站桩和打宋大彬闻所未闻的“独臂拳”,倒看不出这老头还会武功,而且能以一敌三把别人打败。一些小伙子对其刮目相看之后,就拜其为师了。所以,冀朝生在公园是有一帮子徒弟围着他的。再说下午去茶馆喝茶,冀朝生此时已经能说一些成都话,跟一班与其年岁差不多的老爷子聊天摆龙门阵,互相之间显得很融洽,但大家喝毕茶出门后就各奔东西了。

一个星期监视下来,宋大彬发现跟冀朝生接触的那两拨人是固定的老面孔,落在他眼里的所有交往都显得很自然。这就似乎不像跟什么特务活动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有关系的交往了。于是,宋大彬陷入了困惑之中:这个独臂老头,究竟是何许身份?他的突然暴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治安股领导问起调查情况,宋大彬汇报后说我想进一步对其进行调查,领导说可以,你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提出来就是,但是,目前想增派人员是有困难的。当时的成都,敌情复杂,刑案频发,警力捉襟见肘。

宋大彬的进一步调查之念,是着眼于调查这老头的历史情况。但是,这事儿似乎有些难办,前面说过,当初让冀朝生填报履历好让他享受民政补助时,老头宁可不要补助也拒绝了。后来“镇反”开始时,本来倒也是一个了解其履历的机会,风头上让他报履历谅其不敢拒绝,但那时他并非怀疑对象,派出所也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没有人想到这一点。而现在怀疑上他了,却没了合适的理由。找上门去非要他自报履历?那就是打草惊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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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独臂翁

宋大彬正考虑怎样找到一个既不惊动冀朝生又能了解其历史情况的法子时,一个机会送上门来了。分局秘书股接到一封寄自北京的函件,写信人冀朝勇是冀朝生的弟弟,来信事由是:他所居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属他和其兄冀朝生共有,现因工作调动全家要去天津生活,拟将该房产出售,需征得冀朝生的同意。他和冀朝生已多年未曾联系,连地址也没了,只记得住总府街一带,故特奉函东城分局求助查明冀朝生住址后掷告。该函还附了冀朝勇工作单位的一份公函,证明冀朝勇系194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近因工作需要其夫妇将调往天津。

这类事情属于治安股的职责范围,秘书股把这封信转到了治安股。治安股领导一看就把宋大彬叫去:你到北京去出差吧,找冀朝生的老弟了解他的历史情况。

于是,宋大彬就去了趟北京,通过单位找到了冀朝勇,了解到了以下情况:冀家是满族人,祖上随清太祖入关,立有战功,被封为世袭骁勇将军。后来家境渐渐败落,到冀朝生兄弟父亲那一代的后期时,只有靠变卖家产过日子了。冀朝生自幼就喜欢练武,拜过名师,清朝倒台的前一年就出去闯荡江湖,据说还干过保镖。几年后他们的父亲去世时,他手头已经有一些钱了,就娶了老婆,后来生了个女儿就是冀紫菊。生下女儿后次年,冀朝生和朋友一起去河北沧州,可能是要解决武林中的什么事情,是否解决了不清楚,但他被朋友送回来时,已经少了一条胳膊。冀朝勇比冀朝生小将近20岁,从小也是靠其抚养长大成人的。在冀朝勇的记忆中,他的这个大哥断臂之前还做做生意挣点钱养家,但断臂后就不再做什么了,整日闲荡,家里的生活费用有江湖上的朋友按时送来,估计那是对他那条断臂的抚恤。这些费用不但足可以养活包括冀朝勇等几个弟弟妹妹在内的全家,还可供养冀紫菊上学。后来,冀朝勇也长大了,自己成立了家庭,另立门户搬了出去,兄弟俩的来往就渐渐少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冀朝勇只回家过两次,一次是1943年嫂子病亡,一次是1946年冀朝生决定去成都女儿处定居了让老弟去接管房子。冀朝生去成都后,只写来过一封信,告诉已经安抵,见到了空军军官女婿,小伙子人还挺不错的。这封信,冀朝勇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地址也没有了。

北京之行,使宋大彬知道了冀朝生的历史经历,但却没法对举报信中所说的冀朝生的暴富之谜对得上号。他向领导汇报了调查情况,治安股特地还为此开了个会进行分析。会上没有分析出什么结果,只是决定暂时先搁下,以后再说。而对于宋大彬来说,心中那个疑团却似乎反而更厚重了,但他又说不出冀朝生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

三、扒手作案水平整体提高

转眼到了1954年9月1日,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作出决定:今年10月1日是建国五周年纪念日,届时将隆重举行集会游行等庆祝活动,各行业各单位从现在起应着手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为此,成都市公安局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达了“密切注意敌情状态,确保社会治安稳定”的指示。

市局治安处为此召集各分局治安科、派出所负责人开会,研究治安条线的工作。众负责人碰头一议,不无惊异地发现一个情况:最近两三个月,全市的扒窃案件大幅度上升!于是,会议作出决定:从各分局抽调精干民警组成临时反扒队,对扒窃犯罪活动进行重点打击。

东城分局民警宋大彬也被抽调到了反扒队,反扒队以全市五个区划分成十个组,宋大彬分在西城区那个组。全组一共八名民警,分为四拨,两人一拨分散进行活动。

9月5日,反扒行动开始后的第二天,宋大彬和队友小汪去了关帝庙,那里正举办庙会,热闹非凡,是扒手活跃的场合。两人装扮成逛庙会的群众,在人群里挤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却已出了一身汗。刚挤出来想在树阴下凉快一下,人群深处却传来了有人被扒窃了钱包后的哭叫声。于是立刻又挤了进去,又出了一阵汗后,总算发现了一个可疑对象。那是一个年方十四五岁的少年,鬼鬼祟祟,一副贼头狗脑的模样,在人群里灵巧地钻来钻去,稍不留神就不见影踪。这小子那双老鼠眼睛,不盯别处,专盯人们鼓鼓囊囊的衣袋,或者拿在手里、挎在肩上的包包。宋、汪两人为防对方察觉,分两个方向监视。可是,盯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小子却光转悠而不下手,最后挤出了人群,扬长而去。

宋大彬和小汪觉得不对头:难道这小子已经发现我们是便衣警察在注意他了?那他干吗还转悠呢?早就好走了嘛。再说,我们并没有露出过什么破绽嘛,化装跟踪好歹也是在培训班专门学过的,又不是第一回实践,再难缠的对手也盯到过,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被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识穿?两人正嘀咕间,人群里传出了惊呼、哭叫。几个参加庙会维持秩序的民警从外围挤进去一了解,就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又有九个群众遭受了扒窃。

宋、汪恍然:莫非这是扒手的一种策略,甭管是否有人注意到了扒手,先让那小子故意晃来晃去,露尽疑象,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负责操作的扒手则乘机下手。

这天,宋大彬这一拨无功而返,两人好生纳闷:以前也零零星星抓获过扒手,印象中都是稍稍注意就发现了,发现后盯上一阵候得对方下手就抓现行,好像操作起来蛮容易的,怎么这两天调动了浑身机关也没找到一个。这是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宋、汪参加了反扒队每天举行的工作例会,一说关帝庙那一幕,其他小组的民警纷纷附和,都说碰到了类似的转移注意力的做法。而且,大家发现扒手的作案水平和反侦查能力有了整体程度的提高,把原本便衣盯他们的“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阵势倒过来了。

如此,不单是像宋大彬这样的一般民警,就是治安处领导也感到奇怪了,说这究竟是怎么弄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话我倒是听说过的,“扒手别三日刮目相看”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这个现象的后面是否隐藏着什么问题,同志们要查查清楚的。

反扒队讨论下来,觉得要查清楚这个问题,那就先得抓到几个有点档次的扒手。可是,反扒行动开展几天来,抓是抓到了十几个扒手,但不是外地来成都的,就是成都郊区的,扒窃技艺平常得很,有的甚至是第一次作案。讯问时对于此类问题一问三不知,根本审不出什么来。

这个情况,到了9月11日,终于出现了可能会改观的希望。

促成这种希望曙光显现的是一个名叫邹继中的扒手的落网。

邹继中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从小没有学好,一直跟一些痞子混在一起,小偷小摸不断。解放前是没人管的,解放后有人管了,但他家庭出身是工人,正宗无产阶级,派出所于是网开一面,教育一番就放了。区政府给他安排过工作,他嫌苦没有去,继续混在社会上。渐渐不知几时成了职业扒手,而且本领似乎还不小,据说这次四名民警化装跟踪了他四天才总算将其拿下。

讯问时民警又一次发现了邹继中跟以往的不同之处,以往每次落网,交代得很是爽快,问什么交代什么,甚至没问到的也肯主动交代。这次任民警问什么,只是微笑着说一句话:“就这点事儿,大哥您看着办吧!”

还别说,抓住他时就一个只装着少量钱钞的钱包,若说追究法律责任,还真办不了他。反扒队长老杨感到无奈,关了三天就想放了他。这时候,邹继中迎来了不幸,他的一个尅星出现了!

四、剥开画皮见真相

这个尅星,就是宋大彬。那天,承办民警拿着老杨出具的释放证去看守所放人,临放前还想作最后一次努力,跟邹继中谈几句,吓唬他一下最好能弄点东西出来。也是巧,看守员从监房里把邹继中开出来送到审讯室时,正好宋大彬和小汪刚刚审完一个扒手要离开。宋大彬只瞥了一眼,就觉得这人好生脸熟,转眼一想:这不是每天早晨老是跟在冀朝生后面学拳术的那伙弟子中的一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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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独臂翁

冀朝生是始终困扰着宋大彬的一个疑团,现在邹继中跟冀朝生搭上边了,他头脑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莫非扒手活跃情况跟那独臂老头有关?他是知道今天要放邹继中的,于是马上叫小汪给承办员递了张条子让停止对邹继中的谈话,送回监房再说。然后立刻给老杨打电话说了自己的猜测,老杨说那就暂不放人,我们讨论一下再说。

讨论的结果是:不排除冀朝生跟扒手活跃现象之间的关系,故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冀朝生予以秘密监视。

监视任务下达给了宋大彬和小汪两人,领导对宋大彬说,上次对冀朝生监视了一个星期,这次时间可以延长些,如果我们对他的怀疑的事情的确存在,那他总会露出马脚来的。

宋、汪两人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次日就有了结果。这天一早,化装成晨练者的宋大彬、小汪去了冀朝生住所附近,候得老头出门,便悄悄尾随,一直跟到公园。冀朝生未显异常,照常跟他那些弟子一起活动。当然弟子中少了邹继中。但这也还算正常,因为宋大彬监视一周时,每天清点人数,也有时多有时少,晨练嘛,又不是上班,缺席、迟到、早退都是可以的。晨练时,未见冀朝生跟弟子有什么异常接触。情况,出现在晨练结束后冀朝生回家的途中。

从公园到冀朝生的家,大约需要步行十分钟。冀朝生跟他那班弟子在公园门口分别后,独自往回走。走到一半拐弯处时,忽然从树下闪出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来,拦住了冀朝生。冀朝生见之一愣,然后就微笑着跟他打招呼。两人随后便进了马路对面的一家面馆吃早餐。宋、汪两人在外面商议后,认为那个男子可疑,决定一会儿等到他们出来后兵分两路跟踪。

宋大彬负责跟踪那个冒出来的男子,后来知道此人姓丁,名叫邦礼。丁邦礼吃过早餐后,出门朝另一方向而去。宋大彬尾随其后,一路跟踪了二十多分钟,一直到其家。可怜他从早上5点半一直折腾到8点多,还没进过一口水,真是饥渴交加。也幸亏饥渴,才有了接下来的收获。宋大彬记下了丁邦礼的住址后,因为饥肠辘辘,见前面有一家小吃店,就进去买了两个包子,还要了一碗豆浆。豆浆刚端上桌,忽见丁邦礼从家里出来了,宋大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主儿要去哪里,甚至也没有考虑过继续跟踪是否有价值,但他还是决定跟上去。于是豆浆也不吃了,抓了两个包子边吃边盯着丁邦礼。

这回,丁邦礼又走了二十来分钟,去的方向是往冀朝生家那里的。宋大彬初时还以为他要去冀朝生家,但后来发现不对,于是跟踪到了大义巷,进了巷口第二家的一户看上去像是劳动人民住户的门,待了五六分钟就出门了,女主人很客气地把他送到马路上。

这也是总府街派出所的管段,宋大彬随即便去了派出所,一了解,暗吃一惊:丁邦礼去的那户人家,就是已被拘留的那个不肯交代的扒手邹继中的家。

这就值得怀疑了!宋大彬立马去派出所给老杨打电话,老杨说先请派出所出面去向邹继中的家人了解一下丁邦礼上他家拜访是为啥。

这是市局布置下来的事儿,派出所很是重视,指派了两位精干警员前往。也不知这二位去了以后是怎么做工作的,反正邹继中的家人很快就把丁邦礼的登门来意和盘托出了:来人自称是邹继中的结拜兄长,知道邹继中出了点事,不知家里是否有生活困难,就送来100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100元)钞票,另外又拿出20万元来让买些日用品送看守所去给邹继中。丁邦礼特地关照:要买一管“前进牌”牙膏,用针在牙膏管的尾部的生产厂家前三个字上戳三个小孔,说邹继中看到后就知道家里一切都好。临走,再三强调:牙膏一定要买“前进”!

老杨于是决定,是该下手的时候了,于是决定立刻拘捕丁邦礼和冀朝生,同时对邹继中加大审讯力度,必要时可以请其家人出面做其工作督促老实交代。

三管齐下产生了效果。到当天午夜,终于用丁邦礼、邹继中交代的内容加上承办员的睿智攻破了冀朝生的最后一道防线,拨开了罩在这个独臂老翁身上的迷雾——

原来,冀朝生是一个早在民国初年就已被江湖老贼“神偷五爷”看中后收为入室弟子的人,扒窃手段高超。他所谓的以“做保镖挣钱养家”,其实就是靠扒窃的赃款支撑全家的开支。后来,冀朝生违背师规,受到了断臂惩罚,于是就退出了江湖,靠着“神偷五爷”按照规矩让人按月送来的生活费用和以前的积蓄过日子。抗战胜利后次年,“神偷五爷”去世,没人再送钱来,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冀朝生就前往成都投奔女儿。解放前夕女儿女婿逃台后,冀朝生断了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很是艰难。捱到今年春天,他终于忍不住决定出山弄些钱钞了。

冀朝生的做法很简单,他在成都市面上转悠了数日,凭着他那顶尖级的扒手经验考察了当地的扒窃作案情况,很快就物色到了能够利用的目标。于是,他就开始“反扒”,自然一抓一个准,别看年龄大了,但老而弥坚武功还在,那些被抓的扒手只有俯首称臣乖乖听命的份。那就好了,冀朝生告诉他们,今后只要按时向他进贡,就可确保无事,这一套是江湖规矩,在北京有个说法,叫做“吃佛”。

成都的扒手于是就认冀朝生为老大,按时进贡,还派了离冀朝生住得最近的邹继中以跟老爷子学武术为名每天向他汇报作案动态。当然,冀朝生也不白拿他们的钱钞,有时也会通过邹继中向扒手们给予一些技术性指点。扒手靠着冀朝生这些随意似的指点,扒窃水平和反“反扒”能力竟然就不知不觉提高了不少。

警方认定,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扒窃犯罪的团伙,于是根据邹继中、丁邦礼的交代,次日立刻行动,全城抓捕了24名扒手,另有9名扒手闻讯脱逃,后来也一一落网。

1955年3月,这个犯罪团伙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冀朝生作为团伙首犯被判了有期徒刑八年,其余扒手部分分别被处五年以下徒刑,部分教育后释放。冀朝生八年官司未曾吃完,在1960年2月病亡于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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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钻地鼠”

1951年秋,合肥警方接到芜湖方面的一条情报:一名杀人如麻的土匪被关押于合肥看守所,其同伙正策划助其越狱。警方迅即组织力量对此进行调查……

一、一条情报

1951年10月上旬,合肥市公安局接到芜湖市公安局的公函,称据其搜集到的一条情报表明,被该局通缉两年多未获任何信息的长江水匪团伙“七股道”匪首王恭大最近已被合肥公安缉拿在押,传有原手下残匪企图助其越狱,故请合肥公安协助查明该犯后即予以重点看守,并告芜湖市公安局将派员前来合肥押解回芜湖予以惩处。

合肥市局对此甚为重视,“交办案件办公室”(简称“交办”)领导即把此事交给下辖的侦查队第二组负责办理,要求迅速查明王恭大其人,予以重点看押,确保安全、及时移交给芜湖方面。

第二组只有三个侦查员,组长名叫金端阳,是个23岁的年轻人,另外两个成员是老龚和小牛,一个比金端阳大三岁,一个小两岁。金端阳把两人找来,三人研究了芜湖警方随公函寄来的那份目标情况介绍材料——

王恭大,民国十年生于苏州郊区王家角的一个地主家庭,小学文化程度,16岁那年抗战爆发,与人结伙从败逃国军处收购枪支弹药,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旗号活动于苏(州)(无)锡地区。不久王恭大即成为职业土匪,组建了一支队伍,江湖上报号“七股道”,自封“司令”。“七股道”在太湖地区杀人抢劫,纵火奸淫,堪称恶贯满盈。新四军叶飞部队东进时,曾打击过该匪帮,歼敌上百,但王恭大却逃脱了。不久,王收拾残部,重组队伍,继续作恶。抗战胜利后,“七股道”匪帮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打击,也被击溃,连设在太湖中岛屿上的老窝也给端了。王恭大再次逃脱,并迅速重组队伍,但已经不敢在太湖地区活动了,遂转移到长江流域芜湖地区开始了新的犯罪活动。王恭大由于行踪诡秘,逃遁有术,黑道上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钻地鼠”。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底到1949年4月芜湖解放为止,由王恭大率领下的“七股道”匪帮在芜湖沿江地区共作案130多起,其中命案就有37桩,其他抢劫、强奸、伤害、纵火、勒索等刑案不计其数。芜湖解放伊始,应当地群众强烈要求,“七股道”匪帮被驻军列为芜湖地区首批急待消灭的反动武装势力之一,皖南行署公安处也把王恭大列入重大案犯进行通缉。不久,“七股道”匪帮被消灭,但未有王恭大的消息。

芜湖市公安局和皖南行署公安处当时特地组建侦缉组对王恭大的行踪进行调查,领导要求“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半年调查下来,王恭大杳无影踪。最后只好暂时搁置,侦缉组解散,侦查员都去忙其他使命了。

一周前,芜湖市公安局获得情报:“钻地鼠”王恭大逃到了合肥,最近已被合肥公安缉拿。芜湖警方对此自是重视,当即通过组织途径向合肥市公安局发出公函请求协查。

材料的这些内容使侦查员知道了王恭大的部分情况,但是,这件任务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材料中没有王恭大的照片,只有关于体形面容特征的简单文字介绍,曰“身高一公尺七十左右,精瘦,狭长脸型,肤色白皙,习惯穿黑色衣衫”。这样的介绍,有点像古时贴在城门口的通缉告示,可以使人有不同的理解,容易产生歧义。所以,侦查员意识到尽管王恭大可能已经被我公安抓捕进来了,但要在在押的众多人犯中根据这样简单的特征介绍把他找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三个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先从目标的姓名、籍贯、年龄着手调查,这是最原始的方式,通常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王恭大再笨也不可能逃亡在江湖上甚至被捕后还“行不改姓,坐不更名”,但是,这一步还是要走一走的。如果这一步没有效果,再根据体形、面容、口音等特征进一步进行查找。

当时,还没有安徽这样一个省份的,原先的安徽省(注:1952年7月建安徽省)一分为二,分别称为“皖南行署”和“皖北行署”,合肥市是皖北行署所在地,属于该行署管辖。合肥市其时共有四个区,分别为:东市区、西市区、车站区、城郊区,各有公安分局以及相应的看守所,加上市看守所,一共有五个看守所。三个侦查员进行分工后,就分头下到各看守所去着手查摸了。

调查工作进行了三天,侦查员到看守所后,将情况向所里作了介绍,然后请所里拿出记录着今年以来被捕入所人员的登记册,逐个进行甄别;同时,请所里根据查找目标的特征对在押人员予以排查。

定下该做的都做过了,但合肥的五个看守所关押的人员里没有一个符合芜湖警方通缉的要犯王恭大的特征。

二、牵着猴子的老乞丐

按照当时的工作惯例,这件事查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第二侦查组三人也是这样想的,于是就准备写一份工作报告,一式两份递交到“交办”就可以了。

就在金端阳准备动手写报告时,“交办”主任邓德祥把他找去,问了问调查王恭大的情况后,递给他一份公函说小金你先看看。公函是皖南行署公安处发给皖北行署公安处的,内容是要求皖北公安处大力协查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的通缉要犯王恭大,其线索范围是在合肥在押人犯中。皖北行署公安处收到这件公函后,立刻转给了合肥市公安局。这样,“交办”邓主任就决定亲自过问这个案子了。邓德祥对金端阳说,看来你们二组还得辛苦一番,继续在这个范围里查找王恭大。

金端阳向老龚、小牛传达了领导的指示后,三人就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老龚说看来这事得我们直接下到看守所的在押人犯里进行实地调查了,就是说,我们三人要把合肥五个看守所目前在押着的每个男性人犯都一一过目,用芜湖那边提供的王犯的特征进行衡量,凡是有一点像的,先区别开来再说。然后,针对其交代的个人历史、说话口音、他犯反映等情况进行复查,把复查出来的对象拍摄了照片寄芜湖去让他们找认识王恭大的人辨认。

这样做,工作量比较大,而且还得拍照,但确实是一个可靠的法子。一周后,侦查员把从在押的上千名犯人中甄别筛查出来的四名案犯的照片寄往芜湖,等待辨认结果。那四个人犯,不管是不是王恭大,自然都已经由关押他们的看守所先单独关押,予以特别“关照”了。

在等待芜湖市公安局回复的当儿,金端阳说我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继续去看守所观察犯人吧,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呢。于是,三人就分别去了东市区、西市区和车站区看守所。选择这三个区并非随意,而是有所考虑的,侦查员认为如果王恭大真的被公安抓起来的话,那肯定不会跟其历史罪行有关而是犯了现行事儿,犯的现行事儿还不大会是跟政治有关的而是刑事方面的不是很大的案子,所以,首先得排除市看守所——由市局抓的案子都是比较大的案子。其次,城郊分局的看守所也先暂时放弃,因为以王恭大的经历来看,他如果真的逃到合肥这边来改名换姓隐藏的话,不可能选择郊区,因为他没当过农民,躲在农村反而特别显眼,容易露馅。因此,王恭大如果逃来合肥躲藏着的话,他应该是选择在三个市内区的某一个落脚。

侦查员的这个估测后来被事实证明是准确的,这个发现首先要归功于侦查员老龚。老龚是留用刑警,地下团员,被组织上作为可靠分子使用。现在,这个可靠分子发挥了他的作用。

老龚是到西市区看守所察看情况的。该所正在执行一项使命:从在押人犯中挑选出70名身强力壮、罪行不很严重而且案情已经审清了的,前往本区黄家墩劳动,已经干了个把月了,再干半个月左右就可以结束了。老龚去看守所时,四名看守员正在让外出劳动的人犯站队点名。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决定和这支特殊队伍一起出去,观察这70名人犯中是否有异常迹象。

黄家墩是一处一大片废墟、空地连着臭水塘的所在,被市政府列入市区改造规划,准备在这块地上兴建一家国营工厂,平整土地的活儿就下达给了看守所。于是,合肥马路上早晚就出现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一支由70名人犯组成的队伍,双人并排,合扣一副手铐,由看守员和公安部队战士(即后来的武警)武装押解着从西市区看守所前往黄家墩。这支队伍所过之处,所有路人、车辆都得驻步让路,无数道目光紧紧地盯着他们。这种情形,当年在全国各个城市差不多都出现过。这天,由于老龚的加入,这支队伍的旁边就多了一名押解警员。当然,被押解的人犯不知道老龚是刑警,也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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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钻地鼠”

人犯押解到黄家墩后,就在以插竖红旗作为警戒标记的区域内开始劳动。老龚在一旁时而坐着,时而转悠,不露声色地观察着这些特殊的劳动者。看守所考虑到劳动强度大,经报请批准为参加劳动的人犯增加了伙食费,除了增加荤菜外,上下午还各供应一顿点心,通常是每人一个馒头或者油饼、山芋。上午10点,点心送到了,每人发一个油饼,茶水尽喝,看守员便招呼人犯休息吃点心。

这时,工地旁边的马路上过来了一个牵猴老乞丐,热得满头大汗,拿出一个搪瓷碗向老龚讨茶喝。老龚招呼送点心的看守所雇佣的工役老刘给他舀茶,见箩筐里还有一个油饼,就让拿给人家。乞丐向老龚连连作揖道谢,坐下来喝茶吃饼,顺手解开了猴子脖颈上的细铁链,那猴子就欢蹦乱跳原地耍闹。那些人犯见了,有人吹着口哨逗引,它就奔进了警戒线。胆小的人犯避之不及,胆大的却逗耍,有人还把手里正吃着的油饼撕下了喂它。

老龚其时没有在意,跟老乞丐闲聊了几句,得知对方居无定所,是从外地来合肥行乞的,在城隍庙戏台下栖身。这时,休息时间结束了,看守员吹响了哨子。乞丐吹了声口哨,那头猴子就从跟它嬉耍的人犯群里奔跳出来,由主人给它系上了铁链。老乞丐又谢过老龚和众看守员,牵着猴子离开了。

异常情况,其实已经出现,只不过其时老龚还没有察觉。

三、发现了线索

当天无话。次日,老龚继续充任押解警员,和看守员一起押着人犯到了黄家墩。上午也没什么情况,下午就有了令人“一个激灵”的情况,还是出在昨天的那个老乞丐身上。下午两点半,看守所工役老刘送来了点心、茶水。那个乞丐牵着猴子又来了,这回,他得到了一个馒头。那一幕跟昨天上午一模一样,还是主人坐下喝茶吃馒头,放开了猴子让它去跟人犯嬉闹。

这次,老龚看着忽然觉得似乎有些反常:按常理来说,猴子都是非常馋嘴的,当它见主人手里有了吃食时,肯定会盯着老乞丐索求得到些许,可是不管是昨天的油饼还是今天的馒头,这只猴子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解开链条就往警戒线里跑,这是什么原因啊?

于是,老龚就多生了一份心,休息结束老乞丐离开后,他找到了带队的副所长老朱,要求一会儿下工后立刻悄然查一下昨天和今天猴子跟哪几个人犯玩得热络,跟谁最先接触。

5点钟下工后,老龚也去了看守所,在那里坐等结果。半小时后,老朱就已经查明了,结果令老龚一个激灵:昨天、今天那头猴子主要接触的是同一个人犯,而且,两天都是那个人犯主动吹响了口哨把猴子引到他跟前的。猴子对他不惧生,由着他抱在怀里喂油饼、馒头。但当其他人犯逗它时,却有些惧生。

这个人犯,名叫张大根,26岁,繁昌人氏,以做小生意谋生。一周前来合肥进货,抵达当天在西市分局对面的小酒馆吃饭时,跟一名当地顾客发生纠纷,动手将对方打伤,即被扭送分局,予以拘留。因案情简单清楚,本人态度较好,主动认罚赔偿,承办员已经结案,内定关押一个月后释放。

老龚听了上述介绍,心说这主儿是繁昌人,那不就是芜湖地区的吗?他的这番举动不是自讨官司吃吗?一个以小买卖谋生的人,按说是该有点社会经验,怎么跑到合肥来冲动一把了?而且肇事地点就在分局门口?他跟猴子又是如此有缘?

这样想着,老龚就觉得好像不对头,于是赶紧返回市局。金端阳、小牛其时也刚从其他分局看守所回来,听老龚一说情况,都以为可疑:莫非这个姓张的真如芜湖警方所获情报中所说的是来实施“营救计划”的?如此说来,那么王恭大是被关押在市西看守所里了?三人稍稍议了议,决定先从那个老乞丐查起,查得结果后再顺藤摸瓜查看守所里面。

于是,没跟老乞丐见过面的小牛就前往城隍庙查访老乞丐。他化装成美专学生模样,夹着画板前往城隍庙。到得那里,看到有一群乞丐正在戏台前生了堆火用一个破锅煮狗肉,粗粗一扫,未见老龚所说的老乞丐。他便在一边坐下,打开画板划拉素描。有乞丐见了就来看,见他画的是他们围在一起煮食的情景,就说你若画我们,就得掏钱买酒,一会儿狗肉煮熟了你也可以一起吃。小牛便掏钱,说感谢诸位盛情,我还有事,狗肉就不吃了。这么一搭腔,就建立了沟通渠道,小牛很快就查明城隍庙这边根本没有来过一个牵猴的老乞丐。

小牛回到市局对金端阳、老龚一说,都觉得这件事疑点更重了。金端阳说看来得尽快找到那个老乞丐,找到后先不动他,秘密监控就是。如果这主儿真是跟张大根配合着要里应外合企图把王恭大弄出看守所的,那么接下来肯定还有动作,盯着他就能发现是什么动作了,逮下后只有乖乖交代的份了。

那就查访吧。三人正议着怎样找老乞丐时,听见外面走廊有人招呼治安科同志集合,不禁大喜:今晚由市局牵头,集中各分局、派出所检查各旅馆、浴室、大车店等可以留宿的公共场所,这不是正好可以顺便留意老乞丐了吗?于是,赶紧去跟治安科领导说明情况,领导于是就用电话通知了各分局。

这一招实施得比较顺利,西市分局很快就报来消息:在西市区复兴巷大达旅社发现一携猴旅客,年龄、相貌跟“老乞丐”相似,但不是乞丐,而是从芜湖市前来皖北寻找商机的一个药材掮客。他住宿登记时出示的芜湖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证实了其职业,并表明此人名叫鞠中舟,安徽当涂人氏。

来自芜湖,伪装乞丐跟人犯接触。行了,这主儿绝对有问题!没啥说的了,盯着就是!

这个名叫鞠中舟的家伙倒也没有特别地跟侦查员过不去,他在次日早晨就露出了明显的破绽:一大早,把猴子锁在旅馆房间里,自己佯装晨练,带了个挎包跑步去了一里多外的黄家墩工地。那里人犯还没出工,空无一人,鞠中舟假装寻觅蟋蟀样的在工地上转了一圈。鞠中舟离开后,跟踪的金端阳、小牛在他曾蹲下过的一块石头下发现了一个狭长形的小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两把锉刀、一打钢锯条、一把匕首和卷得紧紧的十几张大额纸币。

侦查员尽管已有预感,但此刻面对着这个能够充分证实调查的案情证据时,还是涌起一阵激动:看来,鞠中舟前两天已经通过猴子跟张大根的接触,完成了某种形式的信息沟通,眼前这个小布包就是让张大根伺机带回看守所交给王恭大越狱用的。行了!接下来,什么都不必做了,留下一人在工地上守株待兔等张大根来取小布包,另一人仍去监视鞠中舟,如其欲离开旅馆,则可出手拿下;否则,就留待稍后再下手。

四、原来是他!

可是,情况发生了意外:出工的人犯队伍中竟然没见张大根!

侦查员暗吃一惊,问了带队的副所长,这才知道原来张大根突患急病去医院治疗了。金端阳闻之心里突然没来由地生出了一份担心,对小牛说那我们就没必要都待在这里了,你留下盯着那块石头,我去医院看看。

金端阳的担心其实是一种直觉——用六十年后今天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解释,那就是人类的另一种智慧,他赶到医院时,那里正乱成一锅粥:前往治疗的人犯张大根乘押解警员不注意,从二楼跳窗逃跑了!

张大根的逃跑宣告守株待兔方案的失利,金端阳稍一考虑,立刻前往大达旅社。跟老龚会合后,说了情况,两人商量下来决定立刻逮捕鞠中舟。鞠中舟是抓住了,但他那头猴子却跳窗溜走了。就地搜查,在鞠中舟的行李里查得用于化装的叫花子破烂行头一套。他两次去黄家墩工地时,就带上这套行头,找一个没人注意的僻静角落换上,然后牵着猴子出演老乞丐角色。完成使命后,再换回来,以药材掮客的身份返回旅社或者在市里转悠。因此,此刻被捕的鞠中舟就不是一副脏兮兮的乞丐形象了,他穿着黑色香云纱衣衫,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也并不老,不过四十多岁样子。

侦查员立刻进行了讯问,原以为这事到这里就差不多馒头上笼八分熟了,鞠中舟一招供,那个逃跑的张大根不管是否追捕到都没关系,鞠中舟会供出王恭大来的。可是,情况竟然没有这么乐观,鞠中舟供述的情况如下——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21-01-05 13:35:27
谁是“钻地鼠”

鞠中舟是江湖耍猴艺人,张大根是其外甥,跟着他在江湖上行走混一口饭吃,他们以前是居无定所,解放后在芜湖城郊接合部紫沙浜搭建了一间半草房作为固定住所,所以户口就落在芜湖了。半个月前,一个以前熟识的江湖朋友绰号叫“白毛鬼”的找到他,说有桩买卖可以挣大钱,不过有些风险,不知是否愿意干。鞠中舟生性胆大鲁莽,又贪财,当下马上说愿意干。于是,“白毛鬼”就向他交代了使命:他有一个义兄被关在合肥西市区的看守所里,他要设法营救。如果鞠中舟肯干的,他愿以一根金条作为酬金。鞠中舟一听,马上说肯干。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白毛鬼”说他已经去合肥察看过,最近西市区看守所的人犯每天到黄家墩劳动。可以让鞠中舟的外甥张大根去合肥西市区干一桩小小的案子被关进看守所,以其年龄体格肯定会被选中作为劳动力出来干活的,鞠中舟就利用约好的在猴子尾巴下藏上小纸条的方式跟张大根联系上后,把准备好的越狱工具藏在现场,让张大根伺机取出后带进看守所。之后,他那个被关在里面的义兄自己会跟张大根取得联系后拿取越狱工具的。鞠中舟只要确认张大根已经把越狱工具拿到后,就算完成了使命,可以离开合肥,而张大根则因案情轻微也会很快获释。

鞠中舟听下来觉得这事没有什么大的风险,信心十足,跃跃欲试。于是,就拿了“白毛鬼”提供的经费和假证明,带着外甥从芜湖赶到了合肥,立刻着手实施营救方案。

侦查员一听就头痛了:这主儿竟然不认识王恭大!这番口供是真是假?

这时候,从看守所传来消息,逃跑的张大根被抓住了。侦查员立刻赶去讯问,所获口供与鞠中舟的供述一致。至于他的逃跑,是因为有同犯向其透露看守所在调查他在工地上的表现,意识到阴谋已经败露,于是就把捡得的烟蒂吞下引发剧烈呕吐伪装病情去了医院,得以伺机逃跑。这样,小牛在工地那边的蹲守也就没用了,撤回后三人商议下一步如何进行。鞠中舟、张大根的口供至少证实了一点:要犯“钻地鼠”确实在西市区看守所内关押着。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把全所的人犯一个个筛选就是了,相信总能挖出这厮来的!

侦查员跟所里联系后,立刻行动。可是,由于没有目标的照片,也缺乏明显的单一的生理特征,筛选了一遍竟然没有发现有哪个人犯符合“钻地鼠”特征的。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侦查员决定再次提审鞠中舟、张大根。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法子,含有若干撞运的意思。但这个运还是似乎给撞着了:据鞠中舟说,他下榻的大达旅社是“白毛鬼”事先让合肥这边的人给他预定好了的。

侦查员一听差点跳起来,这不是一条线索吗?赶快去查,也许还来得及赶在鞠中舟被捕的消息传到那个预定旅社的家伙耳朵做出反应之前采取措施,取得收获。

大达旅社的老板说鞠中舟的房间是车站区荫福街开面馆的杨老传预定的,预付了定金,说在鞠中舟退房离开后让他前去跟其结账。这样,杨老传就被请进了公安局。他承认是据其妹夫施顺的电报代其办理此事的。施顺从哪里发来的电报?芜湖。之前,施顺还来过合肥一趟。侦查员马上想到了“白毛鬼”,问了问杨老传,说家里有这个妹夫的照片,于是取来去让鞠中舟、张大根辨认,确认施顺即是“白毛鬼”。

往下就好办了,立刻向芜湖警方发加急电报通报了情况。芜湖警方连夜逮捕了施顺,讯问后终于弄清了“钻地鼠”的最新特征。次日早晨,一封加急电报发到了合肥市局“交办”,称通缉要犯系看守所伙房劳役犯钱春州,请合肥这边对该犯严加看管,谨防脱逃、自尽,芜湖警方已经派员赶来。

三个侦查员看了电报,简直懵了:这个姓钱的人犯,是他们最先排除的那批人犯中的一个。这是一个自报39岁看上去至少四十二三岁的主儿,说一口皖北话,材料显示系滁州人氏,抗战胜利后来合肥开了一家小饭馆;一向胆小怕事,一个多月前因酒后乱性强奸妇女而被西市分局逮捕。与芜湖警方提供的“钻地鼠”特征更不符的是:这人一脸麻疤,而且是个瘸子。

金端阳说既然电报说得那么确凿,料想不会有错,我们准备结案吧。为防止发生意外造成遗憾,从现在起,我们得去看守所直接看住那个姓钱的劳役犯,等芜湖同行赶到后一审就明白了。

当天傍晚,芜湖六位刑警押着“白毛鬼”抵达合肥。立刻提审已被上了手铐脚镣严管的那个伙房劳役犯,由于有“白毛鬼”到场对质,这个化名钱春州的要犯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钻地鼠”王恭大。王恭大是在芜湖解放的第二天就逃往合肥的,之前,他已经对藏匿合肥作了安排,让心腹钟立以他的化名钱春州的名义开了一家小饭馆,已经经营了将近半年。这次逃来合肥后,正式上岗当了老板。当然,为防止暴露真面目,他对自己进行了改头换面:用炒熟的黄豆烫出了一脸的麻疤,还挑断了左肢的脚筋成为瘸子。花了如此大的代价,王恭大总该小心翼翼隐藏着了?在两年时间里,他确实极为谨慎,低调经营,从不惹事。但在一个多月前的一个夜晚,他喝多了酒外出散步时拦路强奸了一个妇女,当场即被巡逻民警抓获。进看守所后,听说他是开饭馆的,就把他安排到伙房去当了一名劳役犯。

钟立在王恭大出事后的次日,立刻前往芜湖,找到了王恭大的结拜弟兄“白毛鬼”施顺说了情况。施顺以前也是个土匪,抗战胜利后才金盆洗手做起了生意,这次是出于江湖义气,想把王恭大从看守所里救出来。他亲往合肥进行一番窥察后,决定利用看守所人犯外出劳动的机会往里面送越狱工具,于是就策划了利用鞠中舟、张大根耍猴特点实施作案的阴谋。“白毛鬼”被捕时,正焦急地等待着鞠中舟的消息,准备前往合肥探监时通知王恭大伺机向张大根取越狱工具和经费。

芜湖刑警将王恭大等一应案犯押回芜湖后,市军管会很快就对该案作出了判决:土匪王恭大、施顺、钟立三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鞠中舟、张大根各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21-01-05 13:35:27
@红色汗血马 2015-10-19 09:22:09


张家口到太原接近500公里,那个年代吉普车只怕得跑十几个小时,下午出发的情节不够合理。押解时没有女警察,完全不合常规。最后案犯要在火车经过时小便,正常情况下警察会有所警觉,而且也不可能让她在吉普车和铁路之间对着火车撒尿。
最大的破绽是作者说把案犯的手铐在车门把手上让她撒尿,这个就近乎荒唐了。那不是个男人,她站着怎么解决问题?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21-01-05 13:35:27
卧龙岗的爆炸声

上一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前沿口岸安东市发生了一次神秘爆炸事件,由于事件极小且无伤害后果,初时未能引起任何方面的注意。没有人意识到这次爆炸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重大阴谋,直到一位重病染身的刑警在跟其妻子的一次偶然交谈后,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

山冈夜爆

1951年7月23日。辽东省安东市(今辽宁省丹东市)。

午夜过后,南郊卧龙庄外的那座既不高大雄伟、也不峻峭陡险但却有着一个响亮名字叫做“卧龙冈”的小山冈上,幽灵似的出现了两条人影,鬼魅样的闪进了冈上的树林,消失在黑暗中。一会儿,随着一道微弱火光的稍显即逝,冈上响起了一下沉闷的爆炸声。

卧龙庄的人们都睡得特别熟,几乎没有人听见卧龙冈上的爆炸声响,只有住在离爆炸地点最近的庄外的张老头被爆炸声惊醒了。他感到有点纳闷,但并没有在意。不过,次日早上他外出溜达遇见民兵队长莫大柱时还是说了此事。莫大柱对此很是重视,当即叫上三个民兵,出了庄上冈巡查。他们在冈上树林里发现了爆炸现场,蹲在旁边看着议着却感到迷惑不解。

爆炸现场是树林中的一块数平方米的空地,这里原有一块桌面大的不规则青石,现在,这块石头已经被炸得四分五裂,大大小小的碎石四下飞开,把四周的树木砸得杆裂枝断。

莫大柱是猎户出身,抗战胜利后参加了民主联军(四野前身),打过仗,还炸过一回碉堡。此刻,他在现场看来看去怎么也看不出名堂来。深更半夜,谁没事干拿了炸药上冈来爆这么一响?这人想干什么呢?爆炸的目标是大青石,但为什么要炸掉这块石头呢?石头碍他事了还是想移开了石头取地下的什么东西?但原先待青石的位置下面只是一个土坑,一看就知道是由爆炸形成的原始形状,炸开后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翻检。这样,莫大柱等人就吃不准这究竟是为何目的而来这一爆响了。换在别人也许就到此为止了,但莫大柱是当过兵的,还是中共党员,组织观念很强,面对着这个困惑,他选择了向上级报告。

当时的乡一级政府没有派出所,也没有公安特派员,乡里接到莫大柱的报告后,派了一名兼管治安的干部老许和莫大柱去卧龙冈现场察看。这位仁兄的爆炸知识还不如莫大柱,当然就不可能发表有效的意见。那么,该怎样看待这件事呢?

在当时,民间持有猎枪、炸药还没有被国家禁止,也没有什么“管制刀具”的说法。因此,老许对此并没有引起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毕竟是当干部的,在这方面的思维神经比民兵队长管用,所以对于莫大柱的困惑做出了一个似乎还说得通的解释:这可能是迷信分子为了风水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莫大柱接受了老许的说法,回到庄子里有乡亲问起此事时也就这样说了。他对风水不在乎,卧龙庄上对此在乎的却大有人在。当下便有几位年岁较大的乡亲嘀咕着:可惜老金头不在了,否则请他上冈去看看这风水究竟是怎么回事。

已故的老金头是卧龙庄上的大能人,种庄稼、打猎、捕鱼、泥木工等活计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会看风水。这里说到他,是因为他的儿子一会儿就要作为主角出场了。

对于卧龙冈夜爆之事,暂时打住。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安东市里的希福医院——

这是一家私立医院,只有内外、中医三个科。就在莫大柱上卧龙冈察看爆炸现场时,有个男子在一个胖女人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该院外科,解开包在左小腿上那血迹斑斑的白布,医生倒抽了一口冷气:小腿肚上削掉了一块肉!

这位伤员对伤口形成的解释是:邻居是个石匠,昨天傍晚他在其干活时从旁边走过,正好一块石头砸飞到他的小腿上。当时用云南白药敷后包扎了,以为会痊愈的,但疼痛了一夜并无好转,于是就来求医了。

这位医生虽然待在小小的私立医院,但却是留过英国的洋科班出身,还在伪满军队当过军医,经验丰富。当下听了伤员的叙述后,微微摇头,说这不可能,一块石匠的锤子砸飞的石头没有这么大的杀伤力的,这……他的话被那个女人不客气地打断,说你这大夫是怎么的,让你治你就治呗,给你钱就是了嘛!多嘴多舌干吗?医生便不高兴了,说我不治了,你们另去其他医院吧。那女人就吵嚷起来,惊动了院长。院长是这家医院的投资方,也是外科出身,不过医术没啃过洋面包的医生好。当下便过来劝解,最后自己亲自动手处理了那男子的伤口。

这一幕,自始至终给那个在场的护士梅彩萍看在眼里,然后把这当作一桩新闻告诉了一个人听。于是,就来事儿了!

立案侦查

这个人名叫金雄宇,是梅彩萍的丈夫。他就是卧龙冈已故大能人老金头的儿子,29岁。当年老金头具有超前眼光,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从省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安东市里当了一名小学老师,成为卧龙庄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金雄宇在省城时已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回到安东后秘密做了上级交办的一些工作,不久还加入了地下党。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军队接管安东,同年11月建立政权时金雄宇被调往元宝区政府工作。国民党军队占领安东时,金雄宇随解放军行动。安东二次解放后,他又回来,被组织上调往市公安局干起了侦查工作。

金雄宇患着严重的肺结核,抗美援朝开始后,干公安工作的特别忙碌。他没日没夜地干了一阵,终于吐血累倒,住了两个月医院出来,医生让继续休养,至少半年。他已决定这两天回老家卧龙庄休养,这天妻子下班回家后在饭桌上聊起了医院里当天的新闻,于是,金雄宇的脑子里就留下了这么一桩事。当时,他并没有产生什么联想。

对此产生联想是两天后开始的。那天,金雄宇回了卧龙庄老家。下午,莫大柱作为小时候的玩伴来看望,无意间说起了7月23日晚上卧龙冈上的那次神秘爆炸。金雄宇听着产生了好奇,便在莫大柱的陪同下去察看现场。金雄宇是刑警,虽说不是什么名角儿,但比起莫大柱来当然完全不同,他是专业水平。到现场一看,便觉得这次爆炸不寻常。倒不是掀飞了那块他小时候常躺在上面睡觉的大青石的威力,而是留在地上的那个土坑。金雄宇曾参与过侦查爆炸案件,专门听专家讲解过一些爆炸方面的专业知识。现在,他看了眼前这个土坑,便跟以前爆破专家讲过的“炸铁道、桥梁技术”联系起来了。他认为制造眼前这次爆炸事件的人是在用爆炸铁道或者桥梁的技术在炸这块大青石,这就值得深思了。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正跟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打得热火朝天。而安东市这边则是中国大陆跟朝鲜战场联通的唯一的陆上口岸,从全国各地汇集过来的兵员、军火、军需物资以及慰问品,日日夜夜源源不断地通过鸭绿江大桥运送进朝鲜境内。因此,可以想象,安东地区此刻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当地公安机关对于治安保卫工作的超常重视也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举措,在这种形势下,身为警察的金雄宇的警惕性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此,金雄宇面对着卧龙冈上这块已被炸成碎块的大青石,沉思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推测:这可能是敌特分子为了破坏铁路或者桥梁运输线,而进行的爆炸试验。

这样,金雄宇就待不住了。当下就赶往乡政府,借用那里的电话机往市公安局打了个电话,向领导报告了此事。市局领导接到金雄宇的电话后,很是重视,决定调查一下现场。用现在的操作程序来说,是应当请消防部门出场作勘查鉴定的。但当时的消防部门仅限于对付火灾,承担不了勘查爆炸现场的使命。于是,就跟驻军部队联系,请部队派技术人员前往卧龙冈现场进行勘查。

金雄宇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来乡下休养的,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勘查工作。部队派来的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一番周密细致的勘查后,初步得出的结论是跟之前金雄宇的猜测相同的。当然,对于技术人员来说,他们还得提取现场的爆炸残留物质,拿回去进行化验,以确定是用什么物质进行爆炸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21-01-05 13:35:27
卧龙岗的爆炸声

金雄宇这时已经预见到这事要立案侦查的,于是就随同部队的车辆返回市里,去公安局向领导要求能够参与对该案的调查。领导说是否立案,还得研究,待部队鉴定结果出来后再说吧。

次日,部队的鉴定结果出来了:根据分析,现场提取的爆炸残留物质是一种自制的混合炸药,其破坏力介于民用炸药和军用炸药之间。

安东市公安局于是做出初步判断:卧龙冈爆炸事件是敌特分子的一次对自制混合炸药破坏力度的测试,从选定的爆炸目标来看,他们是准备在成功制造出达标的炸药后,爆炸铁道或者桥梁的。

因此,这是一起预谋爆炸案件,具有严重的潜在破坏后果,应当立案侦查,迅速查明案犯,将犯罪活动制止于萌芽状态。

由于金雄宇的坚决请求,领导同意他参加专案侦查,给他的名分是专案组顾问,讲定不需要他外出调查、现场逮人什么的,只要给两个年轻组员周震、胡自康出谋划策即可。

专案组组建后,立刻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金雄宇端出了四天前希福医院处理过伤口的那个男子之事,三人一致认为那伤员可疑,也许就是在卧龙冈上试爆炸药的案犯。于是就决定立刻去希福医院调查那伤员的下落。

周震、胡自康两人前往希福医院,向那个啃过洋面包的医生和院长问下来,情况跟他们掌握的一样。这也难怪,因为金雄宇的情况是从妻子梅彩萍那里获得的,而梅彩萍是当时在场目睹了全部情节的目击者。那么病历卡总有的吧?院方说病历卡是有的,但一向按惯例交给病人自己保存的,复诊时带来就是了。侦查员便问医生是否还记得病历卡上写的姓名住址,医生说光留意着他那伤口,没有看病历卡封面,后来吵了起来,这事就由苏院长处理了。于是就问苏院长,那位说病历卡上姓名是有的,好像叫徐清根,住址好像没有写。

徐清根这个名字倒是立刻从处方上查到了,但住址没有还是白搭,再说这个名字究竟是真是假也不清楚。但对于侦查员来说,还是有法子调查下去的,不过得多费些周折。两人于是就去医院门口向周边的邻居商家、路边小贩打听四天前是否见到过一个伤了腿的男子由一个胖女人搀扶着来医院治伤。一连打听了七八个对象,均称没看到。问到第九位时,那个摆大碗茶摊的中年妇女提供了一条线索:那对男女是坐着一辆三轮车来医院的。

更令侦查员兴奋的是:该妇女是认识那个车夫的,说那人是她娘家的邻居,叫林三福,现在还住在那里。

傍晚时分,周震、胡自康终于在林家等到了回来吃晚饭的林三福。这个车夫还记得四天前拉过这么一对男女,稍一回忆,就回想起他们是在大康胡同口上的车。

侦查员于是决定趁热打铁立马前往,两人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会发生情况!

两个嫌疑人

周震、胡自康先去了派出所,向大康胡同户籍警小唐了解管段内是否有这么一个受伤的男子。小唐说巧得很,你们说的这位我知道,这人是叫徐清根,听说他上几天是受了点伤,不过是怎么受伤的我就不清楚了。要不,我陪你俩去他家看看。

三人于是前往徐家。周震、胡自康外出调查都是穿了便衣的,但小唐穿着警服。他们一进院子就遇见了徐清根的妻子——就是那个跟医生吵架的胖女人,见了穿警服的一个愣怔,站起来张开双臂企图阻拦:“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了?”侦查员见状便觉得此举后面必有文章,于是乘小唐把她推到一旁的当儿直往屋里闯。屋里当门口的凉椅上坐着的那个汉子正是徐清根,他见冷不防闯进来两个人,便想站起来,被侦查员阻止:“别动!就这么坐着。有话问你!”

徐清根点头:“二位是……”

侦查员亮出了证件:“我们是市公安局的,你腿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被别人干活时弹飞的石头砸伤的。”

“在哪里砸的?是谁砸的?”

徐清根的脸色变了,厉声道:“我是受害者没叫冤,要你们警察瞎掺和干吗?”

侦查员心里已经有了底,知道这厮的负伤必有隐情,于是便说现在我们有点事儿请你到派出所去谈谈。你能走吗?不能的话,我们替你雇辆车。

徐清根冷笑一声:“嘿嘿!非得跟你们去不行吗?”

话音未落,背后传来小唐的惊叫声,周、胡转身一看,不禁大惊:徐妻手持明晃晃的切菜刀朝小唐劈头砍下!小唐下意识地一闪,刀口劈在左肩上,顿时血溅当堂。胡自康一个疾步上前,一拳砸在胖女人脸上将其击翻,阻止了另一招更加猛烈的攻击。此刻,三个警察的注意力理所当然地都集中在行凶者这边,没有人注意到徐清根也已经有所动作。事后三警员只要回想起他的动作如果造成的后果时,心里就禁不住一阵后怕。

徐清根还是坐在凉椅上,但他的手里已经多了一件东西,那是一个瓷器酒瓶,他正用劲在拧盖子。如果以为这厮是个酒鬼,这当儿还想喝上一口后跟警察嚷上几嗓子,那就大错特错了。随着瓶盖被一道道地拧松,从盖子缝隙间冒出一阵阵白色雾气——那是硝酸,这正是徐清根准备对付警察的秘密武器。就在这时,周震的大脑神经似灵光闪现样的下达了一道让他转身注视一下徐清根的指令。于是,随着一声怒吼,周震倏地一掌把那个瓶子击飞到院子里,摔碎后流出的硝酸把石板地腐蚀得一片狼藉。

有被石头爆炸砸伤的伤口,有可以作为制造炸药原料的硝酸,专案组在对徐清根夫妇被捕后的讯问时自是充满了信心,寻思这案子总算拿下了,就等着案犯供出同案犯后逮人吧。

可是,事实却让他们失望了:徐清根的腿伤固然是被炸形成的,但他参与的那起爆炸犯罪却跟卧龙冈没有关系,他是和另外两个同伙去了北郊夏家窟那边盗古墓了,作案时间是7月23日凌晨三点。徐清根当过矿工,懂点儿爆炸,就由他伺弄炸药,没想到他们搞到的是关东军留下的军用炸药,威力很大,炸到了选定的安全区域,把他的小腿肚削没了。但这点伤还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所盗的是一座辽代郡主墓,颇有收获。徐清根由妻子陪同着前往希福医院诊疗时,被医生看出了破绽,其妻遂气急败坏发作了一通。这事有惊无险过去后,夫妇俩想想心里总归不大踏实,就决定如果有人上门来查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拼一拼,于是就准备了硝酸。

专案组随即去徐清根家搜查,果然从地下挖出了一些古物。接着,又逮捕了两个同伙,口供跟徐清根完全一致。这样,固然意外破获了一起不算小的盗窃案子,可是跟他们的专案使命却没有什么关系。

到这份上,自无二话,只有重新分析案情,寻找突破口了。金雄宇提出了一个侦查方向:案犯选择卧龙冈作为试爆地点,肯定不是凭空瞎想随机决定的,而是有一定的依据,比如那里有树林比较安全,有重量适宜的石头可作比照物,附近没有军事驻点不用担心是否会惊动了军方从而派兵搜索等等,因此,他们是应该对卧龙冈比较熟悉,而且事先应该前往踏勘过的。既然这样,何不去卧龙庄查摸线索?

周、胡二位觉得金雄宇的想法对头,于是三人就去卧龙庄调查。因为有金雄宇出面,在卧龙庄的调查就进行得迅速而顺利。通过村委会、农会联合开了个大会一发动,很快就有群众前来提供线索,说卧龙冈爆炸前几天,看见“二癞子”在卧龙冈上转悠了好几次。

一查,“二癞子”姓汤名忠,是邻村汤家屯的一个光棍,三十来岁,学过石匠,但又不肯好好以此谋生,走村串屯伺机客串偷蒙拐骗,名声不佳;伪满时又当过一段时间的“国军”,又替维持会跑过腿。解放后,政府查出这主儿历史上犯过事儿,遂把他逮了进去。原是要判刑的,但就在这当儿部队上来函件告知地方,说汤家屯的汤义同志1941年参加抗联,次年加入中共,1945年底奉调以抗联部队连长身份转入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1月初在新开岭战役中英勇牺牲,其时任职营长。根据规定,追认汤义同志为革命烈士,其家属应享受烈属待遇。民政部门接到函件后一查,汤义烈士的直系亲属只有一位,那就是此刻正在蹲“笆篱子”(看守所、监狱)的汤忠,就向军管会反映了情况。于是,汤忠就被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放了出来,享受起了烈属待遇,政府还把他安排到市区的一家工厂工作。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21-01-05 13:35:27
卧龙岗的爆炸声

本来,这种待遇对于汤忠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了。但他却依旧不满,因为他认为阵亡的老弟是营长,所以给他这个烈属的待遇也应该至少是营级。于是就到处乱说,也不正常上班,一月中总有一半时间在全市乱串,逢衙门必进,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不断上访。而安东市当时又是辽东省的省会,所以不但有市一级党政等机关,还有省一级党政等机关,市下面还有七个区政府,一段时间下来,每个机关都被他搅得头痛至极。年初汤忠上访到铁路局,军管组长正为运输军需物资焦头烂额,大恼之下下令将其铐起来送公安局。汤忠出来后,倒是不上访了,却四处扬言“要给铁路上一点颜色瞧瞧”。

专案组根据上述情况认为汤忠有作案嫌疑:一是有犯罪动机;二是石匠出身,当地石匠都炸过山石,所以应该是懂点爆炸的。据此,便决定请这位上访专业户吃一纸拘票。

但是,顾问金雄宇同志对此持有异议!

守株待兔

金雄宇的异议是:汤家屯距卧龙冈跟卧龙庄与卧龙冈的距离差不多,也很近,记得小时候两个庄的孩子常组队上冈掐架,当时“二癞子”是汤家屯队的主力。因此,汤忠对于卧龙冈的熟悉程度和他金雄宇差不多。试问:如果我金某要去炸卧龙冈上的那块大青石,还需要几次三番前往踏勘察看吗?况且,汤忠是石匠出身,对于当地的石洞之类分布情况极熟,他若是要试爆炸药,不会选择卧龙冈,而肯定会去某个处于偏僻山野极为隐秘的洞穴。

因此,金雄宇提醒专案组:汤忠不大可能是嫌疑人,如果冒失而拘,弄清情况释放后公安局的大门只怕要被他堵住了,所以还是慎重为好。

专案组接受了金雄宇的建议,决定先对汤忠进行外围调查。调查下来,这主儿7月23日那天没有作案时间,他在上一天陪一位江湖朋友去了凤城,25日才返回安东,其间全部活动都有不止一人作证。于是,专案组就把这个嫌疑目标放弃了。

这中间,卧龙庄方面还有几个情况反映过来,但略略一查就可以排除了。这下,专案组周、胡二位头痛了,问金雄宇老金您看这案子咋办,眼看像是要弄成一锅夹生饭了。而我们没进展不等于对手按兵不动啊,万一他们已经准备下手了,这后果不敢想象啊!金雄宇说你们不敢想象,我更不敢想象,但急是没用的,还是定下心来琢磨吧。我想来想去,要解开这个案子的死结,还是得指望卧龙庄那边,这样吧,咱们去卧龙庄访查。

正好这时领导又给增派了一个叫郝今辰的刑警支援,于是四人便去了卧龙庄,两人一组分头走访村民。金雄宇和郝今辰一路,在庄里转悠了半天终于有了收获:一个跟着爷爷在安东市里生活放暑假回卧龙庄度假的13岁的女孩告诉侦查员,她在7月中旬曾经两次看见她们学校的朴老师和另一人到卧龙冈上来转悠过。

朴老师是何许人?侦查员问了小女孩,知道是她读书的那个小学的语文老师朴云彪,二十多岁,单身,听说是安东市里人,但平时住校不回家的。专案组觉得这人来卧龙冈转悠就似乎有问题了,卧龙冈又不是风景胜地,没有游览价值的,你一连两次来转悠想干甚?于是就决定立刻对朴进行外围调查。

小女孩读书的学校在市里元宝区,侦查员先去了区教育科,在那里查到了朴云彪的档案:朴云彪,朝鲜族,长甸人氏,25岁,高中毕业,出身地主。其父是长甸一带有名的恶霸地主,民主政府发动搞土改运动时被贫穷农民打死,家产全部分光。朴云彪对此甚为不满,曾因散布对抗新政权的言论而遭受行政警告处分。由于当时缺乏师资,所以还是继续让其留在教师队伍中。

档案中没有记载朴云彪的住址,侦查员便从区教育科抄得了小学校长的住址,前往拜访。一问,校长说朴云彪是住在学校里的。于是就请校长陪同前往学校找其人面谈,到了学校,那里只有一个木讷的老校工在。幸亏校长一起来了,才使侦查员得以比较顺利地跟对方取得了沟通。

老校工说了以下情况:朴云彪放假也是住校的,但以往假期很少来住,只有这次暑假自始至终一直住校,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缩在卧室里不知鼓捣些什么。那么是否有朋友来访问呢?哦!有一位屠先生经常过来的,有时就住在学校里不走了。

说到这里,忽然有人敲门。校长示意老校工去开门,侦查员以为是朴云彪回来了,作好了防止他见状不妙逃跑而捉拿的准备。但来的并不是朴云彪,而是一个乡下人装束的汉子,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陶瓷坛子。侦查员胡自康一看他放下时小心翼翼的样子,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判断:里面是炸药!

果然,没等打开,这个来自郊区的汉子就回答询问说是从废炮弹里掏出来的炸药,是朴先生向他收购的。侦查员扣下了来人,随即去朴云彪卧室搜查。很快就在背阳的角落里搜出黑色、黄色炸药各一包,共有50余斤之多,此外,还有几枚雷管。另外,在桌上乱七八糟的物件中,找到了朴云彪正在研制中的两个用闹钟改装的发条定时器。

当晚,朴云彪从外面返回学校时,被守株待兔的侦查员逮个正着。

朴云彪被捕后交代:他对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农民打死、家产全部分光极为愤恨,朝鲜战争爆发后,就动起了潜逃朝鲜投奔美军的脑筋。为了引起美军的重视,也为了出一口恶气,他决定在叛逃前实施一桩特大破坏活动。反复考虑后,决定爆炸军火列车。于是,他就拉拢了表弟屠彬一起实施。屠彬当过工兵,学过爆破,且在铁路编组站工作,这两项都适合实施他们的阴谋,既知道应该怎样爆炸,又能够打探列车载货情况,也能顺利进出编组区。

从放暑假开始,朴云彪就和屠彬一起进行紧张的准备,他们没有炸药,就以“炸鱼打猎”为名向四乡渔民、猎户、农民零碎购置。由于购得的炸药有黑色民用和黄色军用两种,他们不知混和使用时性能如何,就决定先找个偏僻之地试验一下。一番踏勘后,选择了卧龙冈,于是就在7月23日晚溜去试爆。取得数据后,开始制作定时器,以便届时安放炸药包后能够有时间逃离。

专案组根据朴云彪的交代,立刻前往逮捕了另一案犯屠彬。屠彬的口供跟朴云彪完全一致。至此,案子终于成功侦破。

三个月后,朴云彪、屠彬被安东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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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怪盗

东方明

一、
1948年12月16日。山东省会济南市。

这是一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日子,人们早早就关门闭窗,进入睡梦之中。

午夜过后,寂静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黑影,身穿黑衣黑裤,大冷天光着头。他时而在街侧人行道上疾行,时而闪进小巷,避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巡逻小组。一会儿,黑影来到距济南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部100米处的“庆风金店”前,驻步而立.倚在电线杆上转头扭颈东张西望了一阵,急速闪进了旁边的小巷。

“庆风金店”是一幢店面和四合院连在一起的建筑物.前面开店.后面住人,右侧隔着一堵院墙就是小巷。解放前社会治安糟,为防范匪盗,钱庄、典当、金银店铺的院墙都砌得很高。“庆风金店”的院墙也是这种格局,水磨青砖一摞到顶,足有八尺高。但这个高度却难不倒黑影,只见他站在墙下,仰脸望望墙头,吸一口气,右腿一抬,竟“噌、噌、噌“地“走”上了垂直的墙壁,尔后轻悄无声地跳连了院子:

这是一个会飞檐走壁绝技的“飞贼”!

“飞贼”跳进院子后,迳直走向店堂间的后门。他显然事先已经窥察过了,知道金店的保险柜放往店堂后面的一间10来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飞贼”来到店堂后门口,掏出匕首开始拨门栓。

这个小房间里睡着金店老板吴江源的父亲吴郁辉。“庆风金店”自1939年开张以来,吴郁辉天天晚上睡在这里,值夜守店。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今天是他的最后一个守夜日!老年人睡觉容易惊醒,起初“飞贼“跳进院子时他已经醒了,正在侧耳谛听,此时的拨门栓声响清晰可辨,他意识到有贼人光临了!吴郁辉从床上一跃而下,抓起床头的单刀,喝问:“外面什么人?”

哪知,“飞贼”见惊醒了主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飞起一脚把门踢开。吴郁辉猝不及防,手持单刀还未作出反应,“飞贼”已经扑到前面,一脚踢飞单刀,左手肘弯闪电似地勾住他的脖颈,右手握着一支手枪,枪口抵着他的太阳穴.压着嗓音恶狠狠地喝问;“保险柜钥匙在哪里?”

吴郁辉又冷又吓,颤颤抖抖道:“在我儿子那里。”

话音刚落,“飞贼”一挥手,枪柄重重地砸在吴郁辉头上,老人顿时昏厥过去!

小房间的声音惊醒了睡在四合院东屋的“庆风金店”老板吴江源,他稍一分辨弄清是前面出了问题,马上作出反应——把一个搪瓷脸盆用力摔在地下,想以此惊动左邻右舍,把贼人吓跑。

吴江源摔脸盆的时候,“飞贼”已经走在院子里,听见声响.他不但不跑,反而抬手朝天打了一枪!当时济南才解放两个多月,国民党特务、土匪、强盗很多,他们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晚上经常溜出来打黑枪。所以,“飞贼”这一枪并未使附近的公安局刑警大队值班人员特别注意,也未作出反应,倒把左邻有舍吓得不敢吭声。枪声响过后,“飞贼”用毛巾襄着头,黑布蒙着半张脸,闯进了东屋,晃动着手枪道;“都别动!谁动就打死谁!”

吴江源一家几口吓得颤颤抖抖,不敢吭声。只听得“飞贼”又开腔道:“老板,保险柜钥匙在哪里?”

吴江源寻思今番破财是免不了的了,只要保住性命就行,于是战战兢兢道:“在……在柜子抽斗里。”

“飞贼”不再吭声,拉开抽头取了钥匙,临出门复又回身:“老子光明正大,离开时会吭声!在未离开时,你们哪个敢出声、敢走出这屋子,立毙!”

“飞贼”返回前面的小房间,用钥匙打开保险柜,把里面的财物盗劫一空,计有:黄金4两,金耳环l1副,金表1只,金戒指1包,纸币(国民党发行的现钞)50万元。

东西到手之后,“飞贼”却还不走,他先用吴郁辉守夜的单刀在吴头上砍了两刀,将老人杀死,屋里顿时充满了呛人的血腥味。接着,“飞贼”俨然成了这个房间的主人,用热水瓶里开水沏了一杯浓茶,往筐椅上一坐,双脚搁在桌子上,边喝茶,的边抽烟。

到4点多钟,“飞贼”到院子里转了一圈.不知是透新鲜空气呢还是察看功静。他走到东屋窗口时,还在窗子上敲了一下.说:“不许动!老子还没走!”

直到6点钟,“飞贼”才离开。临走前,“飞贼”在小房间的桌子上留了一个字条,上面用毛笔写写了7个字:光明正人刘吉作。

“飞贼”离开前,又去东屋敲窗子,叫道:“老子走了,你们可以动了。人是我杀的,东西是我拿的,警察窝就在附近,你们去报案吧!看警察抓得住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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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飞贼”走后,吴江源一家赶紧往前面跑,一进小房间.见吴郁辉头朝东、脚朝西躺在血泊之中,尸体早已僵硬;保险柜门大开,里面已空无一物,不禁一齐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邻居,纷纷过来劝慰,有人便去附近的济南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

刑警大队大队长张允贵接到报案,大吃一惊:案犯就在距刑警大队100米处的现场作下了这样一起恶性案件,其胆子也真是大得可以。当下张允贵带了端木宏峪(即就是后来被誉为“江南名探”的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处长)、桂树怀,张守贤、陈凯等几名刑警,火速赶赴现场进行勘察。

现场除了吴郁辉的尸体和那张:光明正大”的字条外,刑警还发现地下有十几个烟蒂(被害人不抽烟),痰盂里有大小便,写字台上并排放着3个手枪子弹的弹壳。

勘查现场后,刑警向吴江源了解了有关情况,一致对案犯的嚣张气焰感到无比愤慨。

张允贵等人回到刑警大队.立即召开案情分析会。大家认为案犯在现场留下的字条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应当首先利用起来。

张允贵大队长下令:“立即查清刘吉是什么人!”

调查刘吉的任务由端木宏峪担任组长的侦察组负责。端木宏峪带着几名刑警去市公安局户政部门一翻,不禁吃了一惊:济南全市姓刘名吉的竟有17位!

一个国民党警察局留用下来的刑警问:“组长,这么多‘刘吉’咋办?”言下之意是想打退堂鼓。

端木宏峪说:“咋办?别说17个了,就是71个也要查.一查到底!”

端木宏峪抄下了17个“刘吉”的地址,带回刑警队,叫来4个部下,吩咐道:“一人查3个,剩下4个我去查。说一下要求:必须当面见到人,问清案发时间的去向,须有2个以上证人.并且要有书面证言;话说在头里,谁查的人里出了纰漏,回头吃准是案犯的,报到大队部,办他个‘玩忽职守’!”

4名刑警每人抄了三份地址,各自出去调查;端木宏峪自己也抄了地址,踩了一辆破自行车兜了大半个城。当天晚上.5人开碰头会.一摊调查结果,16十刘吉都有结论,可以排除作案嫌疑,只有刑警老周分查的三人中少了一人的材料。老周向端木宏峪汇报说,这个刘吉的家人说他外面做生意了,已经离家十来天了。

“去哪里了?”

“说是去烟台了。”

端术宏峪沉思片刻,说:“这个人还要查!我和你明天一起去。”

次日,端木宏峪和老周去刘吉的邻居处了解情况,从一个修自行车的摊贩那里获知:刘吉一直无正当职业,但是却始终过着“吃香喝辣”的优裕生活,谁也闹不清他的钱是哪里来的。

一个老汉提供情况说:刘吉会国术,拳脚功夫还不错,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会武功,练习时总是拣早晨2—3点钟那段时间.在屋后的树林子里练,他曾经瞅见过几次。

进一步调查,了解到刘吉和开烧鸡铺子的朱老大是结义兄弟.三天前有人看见刘吉在烧鸡铺喝酒。

端木宏峪立即去找朱老大。软硬兼施,攻心战术,朱老大终于吐了口,原来刘吉是个惯偷,时常乘黑夜翻墙入室盗窃居民财物。前天上午,刘吉在“德记老店”和人斗殴.被公安局抓进去了。

端木宏峪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搞了半天,这个家伙折进局子了!但是,问题来了:“金店凶杀案”是前天晚上发生的,当时刘吉已关进公安局,如果是此人作的案,莫非在看守方面出了问题?

张允贵大队长听了端术宏峪的汇报,下令:“去两个人,找刘吉问个明白!”

刘吉其时交了恶运,刚关进大牢就被一个黑道上的小脚色认出是“道”上朋友,向警方举报。等到张允贵派去的刑警见到他时,这家伙已经向承办员承认自己是惯偷,并交代了一部分解放前后犯下的罪行。看管人员因为刘吉惯会翻墙越脊,生怕他兴致来时越狱,便给他砸了副脚镣,走起路来“哗啦哗啦”颇具“声势”。刑警一见刘吉这副模样,便知道他即便添了双翅膀也是飞不出这大牢的。但是,案犯在现场留下的字上,为什幺不写张三,不写李四,面偏偏要写“刘吉”这个名字呢?这要问一问,查一查!

刑警问:“刘吉,真看不出,你竟这么有能耐,作了那么大的案件!”

刘吉摇摇头:“那都是解放前鼓捣的,数额也不是挺大。”

“那前天晚上的杀人案件是怎么回事?”

“杀人案件?”刘吉浑身一震,继而迅速反应过来,笑道:“长官真会开玩笑.前天上午我就进来了。”

“开玩笑?那现场怎么有你留下的字条呢?”刑警亮出了那张“光明正大”的字条。

刘吉定睛一看,马上说:“明白啦!这是李圣五干的。他跟我有仇,嫁祸于我!”

李圣五是济南城里有名的“飞贼”,此人自幼习武,后来拜一个道士为师,专练轻功,擅长一飞檐走壁,黑道上称他叫“李燕子”。解放前,李圣五经常在济南城内外偷盗,如若被人发现,就干脆杀人抢劫,1945年初夏,李圣五曾“飞”入日本宪兵队司令部,窃得数万元军用票、黄金和两支手枪。该案轰动全城,日伪军警出动大批人马侦缉.但还没破案日本就宣布投降了。李圣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依旧大肆作案,还和国民党官员杨同光合伙在舜井街开了一家粮油店。济南市警察局曾数次将李圣五逮捕,但在杨同光勾结一些文武官员的干涉下,不得不以“查无实据“而将其开释。

李圣五一而再,再而三的作恶,引起了国民党警察局中一些有正义感的刑警的愤慨,中共地下党也深感有必要惩罚这个“飞贼”。有一天晚上,地下党获悉李圣五要去某处作案,遂立即派人通知警察局,警察局当即派人前去设伏。至深夜李圣五果然来了,警察当即上前缉拿,不料被其飞身上屋突出包围圈:二三十名警察紧迫不舍,李圣五见无法遁身,遂跃身窜进一幢机关大楼。他见院内有一根旗杆,轻松地飞身登到旗斗里俯身而卧。警察控制了大楼,但搜查了十几个小时也没找到李圣五,只好于次日傍晚撤离。这天深夜,李圣五从旗斗里溜下来,逃过了追捕。

李圣五对社会治安威胁甚大,在他作案最猖獗的阶段,人民群众提起他无不谈虎色变。哪家如有小孩哭闹,说一声“李燕子来了”,小孩马上就不哭了;屋顶上有猫走动,也说是李燕子又在飞檐走壁,惊惧不已。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国民党济南市警察局,改称济南市公安局。同年11月,济南市公安局组建刑警大队,华东社会部武工队三十多人全部转到刑警大队,成为骨干。从刑警大队成立开始,警方就把缉捕血债累累的李圣五摆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自9月下旬以来,李圣五失踪了,有消息说他逃往当时还未解放的南京了。此时刘吉说“庆风金店”凶杀案系李圣五所作,是真是假?

张允贵大队长十分重视这个情况,调来了许多日伪和国民党时期留下的有关“李燕子”的材料,大家仔细翻阅并分析了他的作案特点,认为他是“庆风金店”凶杀抢劫案的可能性很

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下令:立即查清李圣五的藏身点,将其逮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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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缉捕李圣五的任务,非刑警大队莫属。张允贵大队长领下了这个任务,深感极为困难。

刑警大队的三十多名骨干中,没有一个人见过李圣五其人。敌伪档案中虽有李圣五的照片,但却是1941年的,照得又模糊,基本上无参考价值。被留用的旧警察中,虽然有人见过李圣五,但当时政局未稳,人心惶惶,又慑于“李燕子”的本领和残忍手段,因此都不敢承认。这样,通常刑事警察惯用的追踪、盯梢、蹲守等侦察手段就都用不上了。

如何才能找到李圣五?张允贵和端木宏峪等人反复商议,最后决定打出共产党的一张王牌——依靠群众。刑警大队派人和活跃在济南全城的说书、唱戏、看相算命、玩猴、杂耍等江湖艺人取得联系,请他们暗中协助。

1949年元月15日,说书艺人薛明岳在大街上行走时,突然看见李圣五在对面一家烟纸店前买香烟!薛明岳当即不露声色地暗暗尾随其后,见李圣五进了南关舜井街14号。薛明岳马上赶到刑警大队报告了这一情况。

张允贵大喜,下令;“端木宏峪带几个人去舜井街走一趟,把李圣五抓来。”

端木宏峪、陈凯、张元光等5人立即行动,化装成青岛来的商人,然后离开刑警大队。他们穿大街,走小巷,拐了很多弯子,到了舜井街,瞅着门牌号寻去,找到了14号,那是一座单门独户的小洋楼。

陈凯上前去敲门,里面没有声响。端木宏峪接着又敲,过了好一会儿,屋里终于有了脚步声,门“吱咯”一声开了一条缝,伸出一个身穿羊羔皮袄的中年男子的头,一双耗子眼扫视众人,问道:“你们干么?”

陈凯拱拱手,笑吟吟道:“请问,李先生住在这里的吧?”

中年男子眼睛转了转,声音冷冷地说:“这里没有什么李先生!”

“呵呵,您先生可能不知道,我们是李先生的把兄弟,这地址就是李先生让人捎给我们的。”

“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我们是做生意的,从青岛来。”

中年男子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了一阵,把两个“阔商人”和他们的三个“跟班”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神色缓和下来了,但还未消除戒心,又盘问了许多:从青岛来坐的什么车?几点钟上的车?哪一站下的?车票多少钱?和李先生几时换的贴子?李先生是哪年出生的?……

对此,端木宏峪、陈凯已经作了准备,两人对答如流。中年男子没有发现破绽,这才闪身开了门:“请进来。你们坐一坐,我去通报。”

对方转身上了阁楼,陈凯和端木宏峪互相使个眼色,随即悄悄跟了上去。中年男子刚对李圣五说了句“李先生,有朋友找你”,端木宏峪、陈凯已经站在“飞贼”面前,两支手枪分指他的脑门、胸口。

“李圣五,不许动!”

李圣五一生中,不知和持枪持刀的对手打过多少交道了,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在陈凯和端木宏峪面前显得十分沉着,关容可掬道:“弟兄们,不要和我过不去吧!”

端末宏峪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有何见教?”

“去了再说!”

李圣五笑容不褪,点点头?“好,好,走一趟就走一趟。你们是奉命办差.总不见得使你们为难吧!”说着,当即大步下楼,

楼下,张元光等三名刑警一字儿当道而站,怆口对着李圣五:“站下!”

李圣五闻声驻步,面不改色道:“哦!弟兄们是要履行个手续吧?”遂举起双手,“请——”。

端木宏峪站在李圣五后面熟练地搜他的身,衣服、裤子的每个兜兜,胸前、后背、怀里、肋间、裤腿都一一拍摸了一遍,没发现有武器。

“绑起来!”

一个刑警拿出带来的平时逮捕人犯用的绳子.将李圣五双手反绑在身后。

“走!”

一行5人押着李圣五出了门。当时的公安局,警务设施极差,逮捕李圣五这样的要犯,也没法提供车辆押解,就步行从南关往城里走。刑警认为李圣五身上没有武器,又被捆着手.样子也挺驯服,一时麻痹大意,放松了警惕,结果发生了一起令人始料不及、大出意外的事故——

李圣五被押到普利门大街时,迎面来了一辆洋车。拉车的是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坐在车上的是一个又白又肥的大胖子,双方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从而吸引了大街上所有目睹此状的行人,几个刑警也往那里瞟了几眼。就在这时,李圣五发作了,他大叫一声,运功发劲,竟把绑住双手的指头粗的麻绳齐崭崭的挣断。几乎是同时,李圣五的手里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支手枪(楼主评:这把枪出来得太奇怪了!),冲被他认为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身高1. 83米的大个子端木宏峪连打三枪。端木宏峪反应特灵,急忙倒地闪避,竟然未伤分毫!

李圣五三枪打过,拔脚就逃。普利门大街是当时济南城里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两侧店铺稠密,摊头遍布,街上人来车往,十分热闹。枪声一响,路人大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四下里奔逃,撞翻了许多小摊。李圣五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即是“飞贼”,身形自然异常灵疾,又是逃命要紧,飞快地在街上乱奔,哪里人多便往哪里去。碰上人群拥挤无法过去的,干脆纵身而起,踩着人们的头顶、肩膀往前窜跳。

端木宏峪等刑警虽然持枪在手,但怕伤害无辜百姓,不敢开枪,也无法追赶,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飞贼”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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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飞贼”捕而复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些坏分子乘机散布流言蜚语,鼓吹“李燕子”如何“艺高胆大”,并扬言他肯定要向“共产党警察局”报复。刑警大队一些留用人员对此竟然信以为真,终日惶惶。有一天晚上,刑警大队的电灯断电了,几个留用警察认为是“李燕子”来“算账”了,竟吓得哭哭叫叫。.

“飞贼”被捕后又逃掉,这个严重事故对公安系统内部影响也很大,公安部得知后批评了济南市公安局,并限期三个月将“飞贼”李圣五缉拿归案。27岁的张允贵原是武工队队长,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勇将,寻思过去在战场上从未打过一次败仗,现在转到隐蔽战线竟然栽在一个恶徒手里,气得咬牙切齿.暗下决心:纵然你李圣五上天入地,也要将你缉拿归案,交付审判!

张允贵主持召开了几次案情分析会,大家分析李圣五的情况,估测其窝藏地点,制订了侦缉方案。

接连一个多月,刑警大队每天出动几十名刑警,不分日夜,在大街小巷巡查;深入以前与李圣五有关系的地方去蹲守,寻觅“李燕子”的踪迹。但是,始终没有发现有关李圣五的任何线索。

李圣五会不会逃到外地去了?张允贵大队长查阅了有关材料,派端木宏峪带领侦察小组去李圣五可能会去的徐州、蚌埠、充州等城市去侦察,但是未能发现线索。

端木宏峪从充州返回济南后,经手承办一起系列盗窃案。从1949年2月下旬开始,济南市接连发生粮店被盗劫的案件。这几桩案件的作案手法都是相同的:深更半夜,地处偏僻地带的粮店的周围出现几条黑影,把点燃的“迷魂香”从门缝伸进店堂,将粮店守夜的伙计熏晕过去,然后橇门入室.把人四肢绑住,嘴里塞上布帕,随即动手把大米、面粉袋子搬上开过来的卡车上,洗劫一空而去。

端木宏峪接受任务后,带领全组刑警展开了缜密的侦查。从4月中旬一直查到5月中旬,终于查清了案情,将这伙盗窃犯一网打尽。经审讯,案犯供认他们的犯罪活动受徐州一个名叫唐化龙的人所指使。他们将盗得的粮食卖给唐化龙,唐再运往南面去高价倒出。每次都是唐化龙派卡车来运赃物,待销赃后再亲自来济南把钱付给他们。

刑警决定把这伙案犯中的接头人暂时放出去,监视居住,等唐化龙来付钱时将其逮捕。这个方案实施得很顺利。两天后,当唐化龙从徐州赶来济南时,被守伏的刑警当场拿下。

经审讯调查,弄清楚这个唐化龙是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当过同民党的陆军师长,去年才离开军界,改做商人,由于缺乏经验.屡做生意屡赔本,无奈之下,借债再做,不想又赔本,于是策划做起了济南这场“无本买卖”。

唐化龙被捕后的第三天,向看守人员提出要见承办员,说有事要谈,看守人员于是向端木宏峪转达了唐的这一请求。端木宏峪立即和一个刑警前往看守所,提审唐化龙。

唐化龙一见承办员的面,就问象他这种案情,大约会如何处置?

端木宏峪告诉他,因其有历史问雁,一时不会结案,需要详细了解他在反动军队里的表现,再结合现行罪行一并处理;如果历史上有血债,加上现行罪行,那定会严厉惩处,

唐化龙说:“我没有杀过人,如果查实这一点,单这鼓捣粮食的事,能否从宽?”

“那得看你是否有立功表现。”

“我有——我要举报‘李燕子’的下落!”

端木宏峪闻之,又惊又喜,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下马上表态:“如果你能协助政府抓到李圣五,这当然是立功表现,一定可“获得宽大处理,共产党说话算数!”

唐化龙于是交代了他和李圣五的关系。原来,唐化龙和李圣五解放前就已通过与李合伙开粮油店的国民党官员杨同光的介绍而相识了,李圣五有唐化龙的住址。元月15日李圣五在普利门大街脱逃后,先躲在济南,过了阴历年后逃往蚌埠郊区。4月初又逃到徐州,和天桥说书场的歌妓张玉兰(李圣五以前就已和张相识)姘居。几天后,李圣五去唐化龙家,听说唐做生意赔了钱,手头拮据,就借给唐一笔巨款,讲定最迟在七月底必须归还,因他另有用场。李圣五现在仍在徐州,这次唐化龙来济南的前一天在大街上遇见张玉兰时还听张说起过。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但端木宏峪还是立即赶往张允贵大队长的下榻处,报告了这一情况。张允贵闻报大喜,连夜起草了一份赴徐州二擒李圣五的书面方案,次日上报市公安局审批。

济南市公安局领导看了刑警大队的方案,立即开会研究。会上,有的同志认为唐化龙的口供不可信。李圣五不可能在已经解放了的、户口控制得很严的徐州市落脚,他逃到南京、上海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大部分同志还是认为唐化龙的口供可信,理由有二:第一,唐化龙欠李圣五一笔巨款,还债是有期限的。唐现在已被捕,做生意又赔了本,到期肯定不能归还。而李圣五心毒手辣,到期不还定会对唐或者唐的家人下毒手。因此,唐希望李圣五早日被捕,这笔款子就可以一笔勾销。第二,唐化龙确实想“立功赎罪”。

最后,会议批准了刑警大队去徐州二擒李圣五的方案。

张允贵大队长亲自出马去徐州,他点了刑警大队四名年轻力壮、精明能干的刑警,(其时端木宏峪已跟公安局长李士英南下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化装成“阔商人”,带了唐化龙一起赶赴徐州。

张允贵一行一下火车,即直奔张玉兰住所。唐化龙上去敲了半天门.里面毫无动静,张允贵便叫两个刑警留下,其余人带了唐化龙去天桥说书场找张玉兰。

当时的徐州天桥是说书、唱戏艺人集中演出的地带,三教九流最为集中,从早到晚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张玉兰正在场子里演出,她眼睛尖,一下子发现了人群中的唐化龙,先是一惊,继而平静如常,和唐化龙交换了一下眼色。唐化龙心领神会,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傍晚。唐化龙由一名刑警陪着,从下榻的旅馆去张玉兰家。到了门外.唐化龙一人上前,叩门而入。他进去时鼓足了劲,出来时却像泄了气的皮球。原来,张玉兰说李圣五三天之前已经离开徐州去外地了,唐化龙问:干什么去了?何时才能回来?张玉兰只是连连摇头,一问三不知。

这个意外情况真是始料不及。张允贵犯了愁:离公安部规定的限期只有半个月了,届时还没将李圣五擒下的话,当不成大队长倒无所谓,但“飞贼”在外逍遥一日,就多给社会治安增加一份威胁啊!作为公安人员.这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

面对这一意外情况,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这也许是唐化龙要的花招;有的说是张玉兰说了假话;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唐化龙和张玉兰互相勾结有意捉弄警方,议来议去,几个刑警坚决主张把张玉兰抓起来,严加审讯,迫其供出李圣五的下落。

张允贵考虑再三,认为如把张玉兰抓起来后,如果她坚不吐口,岂不是打草惊蛇,误了大事?所以,还是不抓为稳妥。最后,张允贵作出决定:留下两人在徐州继续侦察,余下的人押着唐化龙回济南再作计议。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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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5-05-05 18:24:00

更新时间:2021-01-05 13: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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