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进中华门，戴季陶三人即借用一所中学的电话往首都警察厅报警，值班警官不敢怠慢，立刻向首都警察厅厅长温剑刚宅邸打电话汇报。
温剑刚对这个案件的重视程度自是不言而喻，决定抽调精干刑警侦查，命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平源泉主持。平源泉连夜驾着摩托车赶到了警察厅。温剑刚向他介绍过案情后，说：“这事肯定会在官场引起震动，以我预感，多半还会惊动委座。所以，我们必须争取主动，尽快侦破该案。此案我就托付给你了！”
平源泉说：“请厅座放心，我一定尽快侦破这个案件！”
当下，平源泉点了几个精干刑警，几个人向陶寿天、王志成了解了案情过程，然后驱车前往现场进行勘查，获取到了有关证据：三段绑人用的绳子，一顶黑色礼帽。
陶寿天说：“这顶帽子就是为首的那个大个子戴的。”
平源泉把帽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一会，没说什么。
由于南京一带前一阶段一直处于天晴状态，地面很干，所以刑警没有获得脚印痕迹。有人提出可以撤了，平源泉想了一下，问陶、王两人：“那四位是否抽烟?”
“有两个抽了烟。”
“那再仔细检查，现场肯定有烟蒂的。”
众人依言又查了一遍，果然发现了两个烟蒂，因已经燃得很短，所以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了。
返回警察厅后，平源泉向温剑刚汇报了现场勘查情况。温剑刚问：“平大队长，你看有把握迅速把这个案子破掉吗?”
平源泉回答道：“从现场所获取的东西来看，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无头案，我想是能够尽快侦破的。”
11月1日上午7时，平源泉主持举行了“10•31劫车案”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众刑警分析下来，认为这三件物证中，最具侦查价值的是那顶礼帽。这是一顶天津“盛锡福帽店”所生产的羊绒礼帽，里里外外还没沾上过一点污垢，尺码是59厘米，和陶寿天、王志成所说的那个大个子是相符的。南京城里只有一家商店即“云峰鞋帽铺”经销“盛锡福”的帽子，该店是“盛锡福”在南京的特约经销店。这顶帽子是崭新的，估计就是这一两天内买的，也许“云峰鞋帽铺”的店员还回忆得起顾客是怎样一个人。
平源泉于是下令：“去两个人到‘云峰鞋帽铺’查询帽子，其他弟兄分头前往全城各个饭店、旅馆、栈房、浴室查查是否有过类似案犯的可疑家伙下榻过。据陶、王两人回忆，那几个家伙说的并不是标准的南京话，估计是南京附近地区的，他们在南京落脚的话就只能去上述那种场所了，因此查一查是有必要的。”
平源泉喜欢自己一个人化装后外出调查，这次也是这样，他安排完后便独自出去了。他跑了一家旅馆，和伙计聊了一阵，没有任何收获，便离开了。出门后想想应当向厅里了解一下其他条线查访的情况，于是到一家工厂去打了个电话。刑侦处值班员向他汇报：去“云峰鞋帽铺”查访的两人已经摸到了关于帽子的线索。
去“云峰鞋帽铺”查访的是刑警老周、小马，老板一看帽子，马上断定确是“云峰鞋帽铺”所卖出去的。
小马问：“你凭什么可以肯定这顶帽子是贵号所售?”
老板翻开帽子里面的沿口，指着一枚椭圆形小印章说：“这是敝号的商品专用章，凡是敝号出售的所有商品，都是盖这个印章的。”
“那么这顶帽子是几时卖出去的?买主是谁?”
老板苦笑道：“这个倒是一桩犯难事，敝号每天要售出几十顶这样的帽子，一般都是不注意买主是什么人的。”
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叫来了几个店员，让他们辨认。那几位一一看下来，皆摇头。稍停，其中一个说：“张先生上两天也相帮站过柜台，要么请他来看看。”
张先生是“云峰鞋帽铺”的账房先生，他是该铺最老的店员，负责掌管店里的账务，空下来时见生意忙也帮着站站柜台。当下，老板便把他请来，将事情对其述说了一遍。
账房拿起帽子看了看，点头道：“这是有主儿的，大前天上午鼓楼‘福源棺材店’的姜老板买去的。”
那两个刑警听了，心里有些疑惑：都是一样的帽子，你凭什么认定是人家买去的?一说，账房笑了：“一是那姜老板我跟他认识；二是这顶帽子是有特殊标记的，帽顶当初定型时出了点毛病，有点歪，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那姜老板是个细心人，一看就看出来了，我就照店里的规矩按８折卖给他了。所以，我是认得出这顶帽子的。”
账房说着，指点老周、小马看了那顶帽子，果然如此。那二位自是高兴，于是马上往警察厅打电话报告了。
平源泉听说此节后，当即赶回厅里。和老周、小马一碰头，决定火速派员前往鼓楼拘传那姓姜的棺材店老板。

三、

“福源棺材店”老板姜金根被带到了警察厅。平源泉亲自出马讯问。一上来不问其他，只问帽子是不是他的。姜金根看了看，点头。
“是你的就好！再问你：你的帽子怎么到了我们的手里了?”
姜金根话说得急些便有点气喘：“这……这是……前天晚上我遭抢劫时，被强盗顺手牵羊一起捞去的。”
平源泉一个愣怔：怎么又冒出桩抢劫案子来了?于是让对方说说是怎么回事。
姜金根作了陈述：前天晚上９时多，他从连襟那里喝了酒回家，走到铁靴巷口时，遇到两个男子，亮出手枪逼住他。结果，他不得不交出了身上所有的钱钞，还脱下了手上的戒指、腕上的手表，最后，对方还“顺便”拿走了他的帽子和皮鞋。当时，他就向鼓楼分局报了案。
这边一个电话打过去，鼓楼分局答称确有其事。侦查过没有？那边说当时就开始着手查了，但没有结果。已对全城十几家大首饰铺子进行了秘密布控。
当天下午，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警察厅长温剑刚也到会说了几句话，对平源泉等人予以鼓励，说破了这个案子他将按功行赏。温剑刚说完话一走，众刑警七嘴八舌分析起来。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抢劫姜老板的那两个强盗同时也是劫车案中的案犯。查摸到了这起劫案，劫车案也就差不多破了。那么怎样查法?鼓楼分局的路子基本上是对头的，但是方法有问题，姜金根被劫去的那两枚戒指并不是价值极昂贵之物，案犯似乎不大可能去那些大首饰铺子销赃的。因此，应当去小首饰铺查访和布控。
会议定下侦查方案以后，平源泉即以首都警察厅的名义向鼓楼分局下达了一个通知：那桩抢劫案子和劫车案串案并侦，即抽调10名精干刑警到警察厅参加侦查。
当晚，二十多名刑警根据平源泉的安排分赴各家小首饰铺进行查访、布控，差不多忙了整整一个晚上。专案组了解到那些首饰铺在这之前并未收进过姜金根被劫的那两枚戒指，这给平源泉增添了破案的信心，他对温剑刚说照这个安排走下去，肯定会有苗头的。
但是，一直到11月12日，还是没有任何消息。那温剑刚由于不好向戴季陶反复作同样内容的说明，又担心会被蒋介石知道，心里很是着急，一次次地向平源泉催问。平源泉坚持认为：侦查方案没有错，线索总会冒出来的。
这样又过了几天，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11月16日，汉中门一家首饰铺向专案组报告，说有人去该铺出售的几件首饰中，有两枚戒指和警方要求留心的很相似。他们已经以“要价过高”的理由回掉了这笔生意，那人离开时已派一个学徒跟上去了。
平源泉当即派刑警赶往那里，刚问明情况，那个跟踪的学徒也回来了，说那人住在距此大约２里多路的一个贫民区里。刑警一个电话打回来，平源泉让先去那里布控，他随后立马派人过来逮捕嫌疑人。
嫌疑人被带到了警察厅。那是个个子很高而精瘦的三十来岁的男子，说一口苏北话，初时拒不招供，弄得平源泉火了，下令动用了刑具，这才松了口，承认和另一个同伴抢劫了姜金根，但对劫车案却是矢口不供。平源泉便让停止讯问，先把那同伙抓来再说。
另一同伙到案后，供认了对姜金根的劫案，但对劫车案也是连连摇头，坚称不知，动用了刑具也没用。平源泉寻思这事似乎有些蹊跷，就直接摊牌问那顶帽子的事。两人的口供是一致的，都说那顶帽子在作案回来的路上就已经随手扔掉了，原因是因为尺码过大，两人都没法使用。
当场拿来皮尺一一量他们的脑袋，证明所言不谬。到这当儿，索性问到底了：10月31日晚上在干什么?
那二位回答得很是利索，一是在妓院，一是在亲戚家赌博。
平源泉连下两道命令：速去妓院和亲戚家调查所言是否属实；把当事人陶寿天、王志成请来辨认。
去调查的刑警很快就回来了，报称口供得到了证实。
接着，陶寿天、王志成也来了。那二位一看就连连摇头，说当时现场没有这么两张面孔。
如此看来，两犯所供是事实，他们确实不是劫车案的案犯。
至此，线索完全断了！

四、

戴季陶初时只以为既然有温剑刚出面料理这个案子，用不了几天便会侦破的，却不料过了这么些时间还未有结果，心中不禁惑然，寻思要么温剑刚手下那班人办事不得力，不由得有些恼火起来。
正巧这时蒋介石有事召见戴季陶，戴季陶自己的座车被窃，当时是向首都警察厅借了一辆吉普作为代步工具的。待到蒋介石召见毕后送客出来，见戴季陶坐的是这么一辆汽车，不禁吃了一惊，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戴季陶便把劫车案说了一遍。蒋介石听罢皱眉问道：“报案了没有?”
戴季陶说：“当时就已经报了。警察厅温剑刚厅长说会尽力侦查的，现在还没有结果。”
蒋介石点点头：“我知道了。我写个条子，先让军委会给你调一辆轿车来用着。否则，以你的考试院长身份，坐这么一辆汽车，那真是太寒酸了。外国人知道了，说不定还会做文章呢！”
戴季陶一走，蒋介石立刻亲自给温剑刚打电话，二话不说，一上来先是劈头夹脑一顿臭骂，然后限期10天破案，否则撤职严办！
那温剑刚挨了一顿骂，心里自是害怕，只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好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他定定神，把平源泉召来，开门见山问道：“那个案子，你到底有把握没有?”
那平源泉经这些时日的折腾，已经弄得精疲力竭，屡屡失利使他对自己的才能产生了怀疑，又吃不准温剑刚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说话便有些吞吞吐吐：“这个，以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来，可能还得费些时间。”
温剑刚道：“我不管其他，只认定一点：你破不掉案子，那就让位！从现在起，你不再是专案组长了，那个副大队长的位置也一起卸了！走吧，去办公室呆着，等人来和你办交接。”
温剑刚撤掉了平源泉，经过反复考虑比较，决定把这个差使交给刑警组长宋寄秋。
宋寄秋是两年前刚进首都警察厅的，在这之前他在苏州警察局干过几年，又在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呆过，总的加起来刑警警龄有十来年，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老刑警了。尤其难得的是，此人的从警地域都具有特色，这为他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他自进入首都警察厅以后，由于警察厅内部的讲资历、排门户等原因，一直使他无发挥才能的机会。直到两个月前，在作为跟班参加侦查一起大案的过程中，以几点看法打通了破案的路子，这才开始引起头头的重视。这次，温剑刚想到起用宋寄秋，一半是相信他的才能，一半是碰运气。由于事关重大，温剑刚特地把宋寄秋召来，把蒋介石的话语向其和盘托出。以宋寄秋的身份，跟温剑刚不知差了多少级，温剑刚以为他一定会激动不已，慷慨激昂地立誓效忠。但出乎意料的是，宋寄秋并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厅座，我会尽力办这个案子的。”
宋寄秋接手劫车案后，先是了解案情。查阅案卷，察看物证，询问当事人之类的忙了整整两天。温剑刚见他按兵不动，急得差点骂娘，但也无可奈何。
第三天上午，宋寄秋往温剑刚那里打了个电话，请厅座光临专案组，说要开个案情分析会，要求温剑刚去听一听。温剑刚此时已经属于“身不由己”，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好去了。
这个案情分析会实际上是只有宋寄秋一个人发言的“一言堂”会。宋寄秋对劫车案的分析，和平源泉有所不同，他提出了以下观点──
从现场获取的绑人的绳子上有一股鱼腥气味，由此可以判断那绳子来自渔船；
被陶寿天挣断的那截绳子上还留着案犯绑人时所打的结，那是一种只有渔民才会打的特殊的绳结；
强盗中那个为首的说过一句话：“就是委员长也没什么了不起！”
由此，可以认定案犯是渔民，那个为首者曾经当过兵。这就是宋寄秋下的结论！
温剑刚听不大明白，问道：“那个强盗头子当过兵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宋寄秋解释道：“厅座是黄埔军校出身，您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提到蒋先生，都以‘校长’相称；而一般平民，对蒋先生的称呼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强盗头称之为‘委员长’，哪种人对蒋先生是这样称呼的?只有军人，军人中的兵。军官对蒋先生的称呼是‘委座’，如是黄埔出身的则是‘校长’。试想，如果是一个普通百姓，他会称‘委员长’吗?所以，那个家伙应当是一个从过军的渔民。厅座以为如何?”
温剑刚点头道：“嗯！嗯！”
宋寄秋说：“如此，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查，相信是能查到案犯的。”
温剑刚批准动用了三百名警察，对位于长江边上的那些地段进行严密侦查。侦查工作开展了两天，查获了一批强盗、窃贼之类的刑事犯罪分子，但就是没发现劫车案的线索。
温剑刚每天晚上都要听取宋寄秋的案情侦查汇报，连续两天没有结果，不禁颇有些着急了，问宋寄秋应当怎么办。宋寄秋倒不着急，平静地说：“如果南京地区查不到，那就去无锡、苏州一带查，那里濒临太湖，渔民出身的强盗有的是。案犯是操江苏口音的，肯定在江苏省境内。请厅座放心，这个案子肯定能够侦破的。”
温剑刚这才稍稍放心：“好！那你就作这方面的安排吧。”
宋寄秋的分析确实不无道理。次日，他率领一班刑警去无锡侦查，没有料到的是刚抵那里，就获得一条线索：有人要出售一辆“雪铁龙”汽车！

五、

这条线索，是宋寄秋直接获得的。宋寄秋抵达无锡后，把随他去的刑警安排在一家旅馆里，自己独自去无锡市警察局拜会局长黄顺易。
宋寄秋当时是首都警察厅的无名小辈，按照当时官场中的情况是见不到身为警察局长的黄顺易的。但是，他带着首都警察厅长温剑刚的名片，那就另当别论了。那黄局长看了门卫送进去的名片，马上亲自出来迎接。到了局长办公室，稍事寒暄，宋寄秋即道明来意。
那黄顺易听罢，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沉吟道：“‘雪铁龙-1931’?什么颜色的?”
宋寄秋感觉到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望着对方，稍停才回答：“是银灰色的。”
黄顺易一拍大腿：“哎！巧了！”
“怎么的?”
黄顺易说出的一番话语差点使宋寄秋心动过速──原来，三天前，有一位和黄顺易搭得上一点亲戚关系的医生从上海来无锡，找黄顺易谈一件事：有朋友托他出售一辆“雪铁龙-1931”轿车，由于是二手货，价钱可以便宜些，大约在两万元就可以拿下来了。如果黄顺易能找到买主，就能得到10％的佣金。
黄顺易说着拿出了对方临走时留下的资料，几张放大到12寸的车辆照片和关于车辆的文字说明。宋寄秋一看，果然是一辆“雪铁龙-1931”，当时都是黑白照片，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但是文字说明里注明着是银灰色的。
宋寄秋想了想，问道：“他说过上家是谁吗?”
“说了。上家是上海一家机器制造公司的小开，据说那车是其刚过世的爷爷给他买的，那主儿又赌又嫖还抽鸦片，弄得时常捉襟见肘，头寸难以周转，就想把汽车卖掉了。”
“黄局长给他找到下家了吗?”
黄顺易笑道：“我这几天事儿特多，光人命案子就有三起，哪里有空做这桩买卖。”
“那好，这买主就由我来当吧。你那位亲戚还在这里吗?”
“当天就回上海了，不过我和他约定如果找到买主就给他打电话，他马上会从上海赶来的。”
“好！那就烦请黄局长马上打这个电话。”
黄顺易知道这是蒋介石“钦点”的案子，不敢怠慢，当下立刻往上海打了电话，佯称已经找到了下家，是无锡的一家纱厂老板，让把汽车开到无锡来，当场看货，如果中意，则就买下。对方答应向朋友转告后就给回音。
一小时后，回音来了：定于明天上午赶到无锡来，直接到那家纱厂去。问黄顺易是哪家纱厂。
当时无锡纱厂不少，黄顺易便顺口报了一家──大通纱厂。电话刚挂断，宋寄秋马上让黄顺易往大通纱厂打电话，关照此事。原来，他担心对方打电话或者去人核实。后来听说对方果然连打了几个电话去那里核实，由于事先已有关照，所以未曾漏馅。
第二天上午７点多钟，宋寄秋就带着那些刑警悄悄进了大通纱厂。一会儿，黄顺易也亲自出马带了便衣警察从后门进入纱厂。双方会合后，对人员、岗位都作了分工，规定即时起严禁离开岗位，互相监督，不准与人交谈及往外打电话，以防走漏消息。
11时20分，坐镇在厂长室的黄顺易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他那个亲戚打来的，说他们已经从上海赶到无锡了。黄顺易让他马上过来，说这边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对方一口答应，于是这边作好了准备。
半小时后，黄顺易的那个亲戚来了，是坐黄包车来的。宋寄秋等人自是失望，但鱼总算上钩了。宋寄秋以买主的身份跟他谈了几句，坚持要见到汽车后才能具体议价，于是对方便往外打电话让把车开来。
过了一刻钟左右，果然有一辆银灰色“雪铁龙-1931”开进了厂门，车里坐着两个人。车刚开进大门，就被刑警一窝蜂上去围了起来。里面两人见势不妙，正待掏枪，已被揪下车来，一一铐住。
那辆汽车虽然已经换过牌照了，但发动机上的钢印还是原来的，经核对证明就是戴季陶的那辆座车。
审讯就在无锡市警察局进行。被捕的两人供认如下：他们四人系太湖渔民，因情投意合而结拜为异姓兄弟。老大冯豪亭曾当过兵，做过排长，后因和上司不和而开了小差。他们曾在太湖及周边地区多次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最近因为无锡、苏州两地警方联手进行缉匪行动，便改往南京作案。因为冯豪亭会开汽车，就想起了劫车卖钱的主意。10月31日晚上，他们杀死了一个乞丐，以尸体作为拦截车辆的障碍物，成功地劫走了戴季陶的座车。之后，他们把车开往上海，通过在英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弄了一块牌照换上，便着手准备销赃。
这天来无锡销赃的是老二和老四，老大老三，一在苏州，一在上海。宋寄秋根据他们的口供，当天即往苏州、上海，把老大、老三缉捕归案。
劫车案的四名案犯，不久即以“杀人、抢劫罪”被南京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大约于当年中秋前后在南京伏法。黄顺易的那个亲戚，由于黄顺易的说情，未受处罚，关押了三个月就释放了。
破案有功的宋寄秋，被温剑刚提升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黄顺易也因“大义灭亲”，而被调到镇江（当时的江苏省会所在地）任江苏省警察厅副厅长。但在一年多后，黄顺易却丧生于一次莫名其妙的车祸中，有传言说那是冯豪亭的江湖弟兄的报复。

“空中飞人”折翼河南

东方明

一、奇怪的旅客
1980年暮春的一个下午。天津火车站。
南来北往的旅客，扶老携幼，拎包扛箱，在检票处和候车室进进出出，给这个北方著名的一级大站制造着喧哗。
2时14分，从郑州开来的416次直快列车鸣着汽笛驶进了天津车站。数在百计的旅客涌出通往广场的出口，一部分去市内；一部分走向售票处的签票窗口，他们签过票后走进候车室，准备分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
走进候车室的中转旅客中，有一个穿著毫不显眼的妇女，她身材较高，肩膀很宽，却并不胖，一副十分健壮的样子，上身穿一件半新旧的女式藏青春秋衫，下穿旧的黑色细灯芯绒裤子，足蹬解放鞋，头发蓬松，却很干净，细细观之，既无灰尘亦无头皮屑；她双手上举，抓托住肩上的一口不大不小的藤条箱。这口箱子看上去显得沉甸甸的，但是它的主人却似乎并不觉得吃力，步履轻松地走着，行至候车室右侧角落的长条椅前，女旅客并不要人帮忙，一呵腰便把箱子从肩上卸下来，轻轻地放在椅子上。
这一幕，恰恰被正在候车室里进行例行巡查的车站派出所便衣警察忻俊义看在眼里。忻俊义是个吃了8年公安饭的老警察，抓扒手的本领闻名整个市局，多年的实践使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纵是如此，此时他也仅仅对这个青年女旅客产生一种“刮目相看”的想法，暗忖对方很有一把力气，不愧是乡下妁庄稼人。
那个女旅客把藤条箱救在椅子上后，便在旁边坐下，掏出签过的车票凑到面前看了看，小心翼翼地放进另一个衣兜，尔后歪转身子，背脊靠在藤箱上，微闭双目养起神来。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原先还算空敞的候车室由子接连放进了两批去南方的候车旅客，而显得拥挤起来，一排排长条椅都坐满了人，挤不上的只好坐在放在地上的包裹或者箱子上。一个腆着个大肚子的青年孕妇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同伴带着的铺盖上。走道上不时有人经过，免不了磕碰铺盖。每磕碰一班，那孕妇的的身子便摇晃一次，以致不得不伸出双手，捧住自己的腹部，以防跌倒。那副情景，使周围的人看了心悬，却没一个让出自己的座位。
这时，忻俊义正好些过，见状上去询同：“这位女同志，你坐哪次车？”
“俺去齐齐哈尔。”
去齐齐哈尔的列车要到晚上9点多才发车，忻俊义寻思着给这孕妇找个位置安置下来，否则保不准会出事的。他转脸四顾，目光在一排排长条椅上扫溜，最后停留在右侧角落里。那边，先前给他留下过印象的那位女旅客正倚靠在那口藤条箱上打瞌睡。整个候车室，忻俊义日光所及处，只有她把行李放在椅子上，占着一个人的位置．该叫她腾出来，
忻俊义冲孕妇点点头：“你跟我来，我给你找个位置坐下来。”
忻俊义带着孕妇来到右侧角落，在女旅客前面停了下来：“同志！”
女旅客只管闭着眼睛打瞌睡。
“同志！”忻俊义提高了嗓音。
对方仍然不动，也不睁一下眼睛。
忻俊义想只有推一下了，但对方是女性，男女大防，触动一下万一对方耍泼，纠缠起来就不好了。这火车站乃东西南北要冲之地，什么样的人没有？忻俊义在这里待了多年，啥样的 都碰到过。吃过亏的人，遇事不得不多费些心思。他望着女旅客倚靠着的那口藤条箱，灵机一动：我不动她而动这箱子，不怕她不醒。
忻俊义这个主意不错，他的手刚碰到藤条箱，便如在女旅客身上推一下一样，对方马上作出反应；身子一直，挺坐起米，右手闪电似地伸出，紧紧抓住箱子的拎襻；一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戒意十足地盯着站在面前的便衣警察。
忻俊义事后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实际上就已经发现了可疑迹象——对方的那只手，又大又硬，皮肤粗糙，全然不似女性之手。但也看在眼里，却未想一想，只是想给孕妇女安排座位，当下点点头道：“请你把箱子放地下，让这位怀孕妇女坐一会。”
女旅客眼睛里的戒意消失了，代之的是不屑的神色，那内容不难谟懂：我先占的位置+让出来？没门！
这种不讲道理的角色，忻俊义见得多哩，知道如伺对付。他稍稍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通常，这应当是有用的．但这天他没穿警服，对方把他当成寻常百蛙，或者是孕妇的什么亲戚，根本不理睬，盯着他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竟把脸扭转一边去了！
忻俊义终于恼火了，也幸亏恼火，若他还是而着性子“和风细雨”，一起特大盗窃案的发现乃至侦破就失之交臂了，一名犯下严重罪行的“飞贼”或许就永远得以逍遥法外。忻俊义一怒之下，伸出手去拎藤条箱，想把箱子放到地下。箱子的拎襻很长，大约有6寸左右，他和女旅客各抓一头中间还有宽裕。忻俊义抓住了便往地下拖，他是侦察兵出身，转业当警察后还三天两头练练哑铃、拉力器，手上劲力应该说是有一点的，原以为一拖就能把藤条箱拖到地下，哪知藤条葙就象被绳子拴住了似的，连拖几下竟然纹丝不动！
忻俊义暗自吃惊，目光射向对方那是抓在拎襻上的手。就在这时，对方的另一只手突然一巴掌期忻俊义脸上撩来。忻俊义也算是个“会家子”，脑袋急往旁边一歪避让。但是，那一巴掌还是在他耳朵上扫了一下，一阵疼痛！
“他妈的！”忻俊义骂了一声，低喝一声“我是警察．往后退了一步，一手往衣兜里伸，想亮出证件镇住对方。但对方一巴掌扫出之后，已经闪电似地回扫过来，他只好举手去挡。手一举一伸，不知怎的碰着对方的头发，一下子掉落下来！
“啊！”周围旅客一齐惊呼起来，原来那是个假发套，那“女旅客”是个留有半寸许头发的男子！
男扮女装，又是这副蛮不讲理韵架式，十有八九是歹徒。忻俊义也顾不得掏摸证件了，大喝一声扑过去想揪住这个嫌疑分子，那家伙身子往旁边一歪（从他动手开始，坐在他旁边的旅客早已吓得站起来了）让过，身子一挺急站起来，双脚一提齐离地面。竟倒退着窜到椅子上，金鸡独立，飞起一脚踢向忻俊义。
忻俊义连忙闪避，对方跳上椅背，只一跃，便跳过走道，落在另一排长条椅的掎背上，惊得那边坐着的旅客大呼小唤，纷纷避开。那家伙摘溜溜转动眼珠子，急速扫视候车室，一个转身欲向通往车站广场的那扇门逃窜。他还没迈开步子，突然见两个穿警服的警察听见候车室里的喧哗声从外面奔进来，于是改变主意，踩着椅背、椅子、来不及逃开的旅客的肩膀、放在走道里的行李，飞快地朝进站台的检票处逃去。
“追！”忻俊义大叫—声，和两个前来增援的战友抄近路朝站台奔去。
忻俊义三人奔进站台时，那家伙已经逃到第三站台。他们一边吆喝着“站住”，一边拨腿急追。那家伙逃到第五站台，被一列装着货物的列车挡住了道。这时，第六站台正在装货物的一群工人听见叫声，也一齐叫起来，同时在站台上散开准备拦截。那家伙见势不妙，急奔几步，抬脚往那列停着的货车的车厢壁上一蹬一窜，竟跃上了车顶！
忻俊义见了一怔：这人当过兵还是怎么的？身手竟是如此轻捷，就这么一蹬就上到车顶了！不过这样也好，这小子已经处于两面夹捕之中，他逃不掉了。
站台上出现了这样一幕：那个男扮女装的家伙在货车顶上疾奔，两侧站台上，一边是三个警察，一边是十几个工人，在地下紧追。停着的这列货车有18节，那家伙是从第6节跳上去的，上到车顶便往车尾方向奔。两则站台上，众人紧追不舍，看看奔到末一节车厢了，忻俊义料想他必定往下跳，马上抢先一步跃到路轨中间，想来个“以静制动”。却不料他突然来了个急转身，往车头方向奔去。
众人随即调头紧追，追到车头，那家伙又是一个转身……
如斯追了三个来回，站台上的追捕者十有八九已经气喘吁吁，车顶上那家伙却仍若无其事，来回疾跑。忻俊义看看情势似乎不对，正好这时叉来了十来名警察和车站工作人员，于是让大家散开站下，将货车围住。他又招呼另一个警察，准备双双攀上车顶去捉拿。
就在这时，从北京方向开来一列货车，从第四站台和第五站台空着的铁道上“轰隆隆”地驶过。那家伙眼睛一亮，嘴里叫了声什么，从车顶上一跃而下，跳过一个工作人员的头顶，落在站台中间。说时迟，那时快，马上有四五人急扑过去，想按住他。但那家伙双脚一沾地便如踩着弹簧似地重新跃起，连弹几下，眨眼间就“飞”上了疾驶而过的货车。
众人见之又惊又怒，一个警察马上奔进站台边的值班亭，向站外的扳道房发信号让拦截货车。列车是停下了，但“飞”上去的那位早巳不见影踪！
忻俊义几人返回车站派出所，打开那口藤条箱，不禁大吃一惊：里面装着满满一箱钞票！

二、追查底细
警方当场清点，钞票是一式的拾元票面人民币，一百张一叠．用牛皮纸条紧紧扎着，纸条上还盖有银行点钞员的名章。点检下来，一共是一百扎，正好十万元！
十万元钱在1980年是怎样一个数额？只要看一下当时工薪阶层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1981年，属于国家8类地区的上海市的一个工龄5左右的青年工人，每月的工资加奖金不超过50元；天津市的警龄超过20年的老公安，其中有的是派出所长、指导员、月收入也不过60元上下。以这两十数字相比，就可以知道十万元是怎样一个数额了。也就是这一年，苏州市青年女工杜芸芸，将自己合法继承的十万元遗产上交给国家，从而成为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直到15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也还记得她，因为，十万元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乃是一个天文数字！
车站派出所初步认定，这十万元钱是那个“飞”上火车逃跑的家伙非法所获的不义之财，否则他决不会扔下箱子拚命进窜了。从他那非同一般骑身手看来，这一箱子钞票多半是他盗窃而获的。因此，有可能这是一起特大盗窃案的一名主犯。派出所于是立即拨通了天津市公安局的电话，报告了情况。市局下令：立即将藤条箱送来。
一箱子钞票送到市公安局后，刑事侦察处几位领导都来看了，又详细听取了当事人忻俊义的情况汇报，一致认为这是一起特别重大案件。但是否可以立案，一时却无法决定。因为还不清楚这笔巨款是那个逃跑的家伙用何种犯罪方式所得，尤其不清楚案发地。根据公安部规定，只有案发地的公安机关方能立案侦查；如果这十万元钱的案发地不在天津，天津警方就不能立案，而要转给当地警方立案侦查。因此，刑侦处领导决定指派侦察四科副科长黄益良负责调查这笔巨款的案发地。
黄益良是一位中年刑警，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曾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干过，七十年代中期调到公安战线。他接受任务后，先察看了藤条箱和里面的巨款，又阅读了车站派出所关于发现巨款情况的书面纪录，认为一般说来，涉及如此数额的案件，不管是盗窃、抢劫或者诈骗，案发地公安机关都会通报全国各省市公安局的。因此，第一步尽可从公安局内部的《情况通报》、《协查通知》中查。与此同时，以市局名义责成本市各区、县分局各自调查本辖区是否发生了未曾被发现的巨款刑案。
黄益良从刑侦处档案室调来了近两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发来的《情况通报》、《协查通知》，堆了满满一桌子，叫来两名刑警，三十人开始翻阅。第一步先把已将案件查清而盖有“注销”字样印章的文件剔出来，放在一边；然后将剔剩的文件逐份查阅。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天再搭上半个夜班，结果是一无所获，一直到上周为止，全国没有一个公安局通报过当地发过十万元或者超过这个数额的特大刑案的。这时，本市各分局的报告也上来了，千篇一律的否定。
黄益良随即走第二步：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厅（局）发出传真或电报，询问近日是否发生了十万元或者更大数额巨款的刑事案件的。3小时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9个省、市警方首先回电，答称均无此类案件发生；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浙江、福建、青海等6个省厅也复电告知无此类案件发生；7小时后，最后一个省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回电了：本区查无此案！
“怪事！各地都没发生巨款刑案，那这是怎么回事？”侦察四科的刑警小董大为失望。
另一位刑警小夏说：“黄科长，会不会这是那家伙赢来的赌资？这，公安局当然是不会接到报案的，”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笔‘帐’呢？”
“让我们仔细议一议吧。”
几个人议下来的结果，认为寻找这笔巨款出处的唯一线索是牛皮纸封条上的银行点钞员的名章，通过图章所显示的姓名可“查明连笔巨款是从哪家银行提出来的，知道地方后再查下去就容易些了。
次日，黄益良和小董带了一扎钞票坐火车去了北京，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大门，要求鉴定这钞票是从哪家银行里提出来的。一位金融专家接待他们，他看了钞票，问清十万元全是号码各异的旧票，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是新票，那就好查了，我们总行从造币厂往各地银行调拨现钞时，都将号码留档的。”
从钞票号码查，黄益庭本来就不抱希望，他寄希望于名章：“是否可以从封条的名章上面查一查？”
“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全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客户都可以提取现钞，这三家银行设在下面的分行、支行以及储蓄所，全国加起来一共有2万多家。总行发函至各省分行，分行再下达到支行、储蓄所，如此一个圈子兜下来，至少要两个月才有结果，你们等得及吗？”
这，黄益良倒是不曾料想到的。两个月后才查到“钞票从哪家银行提取”这一步，进度实在太慢了。如果那个逃走的家伙即是盗窃这十万元巨款的犯罪分子，这两个月中他无疑又要犯下新的罪行。不过，既然来总行走一趟了，看来还是要让他们查一查，于是，他把那张封条留了下来，告辞而去。
黄益良两人返回天津，寻思这样还不行，得另外寻找线索。他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许久不得要领。这时，处长办公室打来电话，让四科把那笔巨款送往局办公室暂时封存。接电话的刑警小夏问道；“箱子要进去吗？”
电话里说；“光送钞票不送箱子。”
小夏对黄益良一说，黄益良把钥匙递给他，让和小董一起把箱子抬往局办室，点清封存。一会儿，夏、董两人去而复归，把藤条箱放在屋角。黄益良无意识地走过去，提开箱盖，发现箱子底下垫着防潮用的塑料纸，随手揭起来一看，下面还有一层牛皮纸和塑料纸。牛皮纸是用几张小的以浆糊粘贴而拼的，他提起来，意外发现其中一张的背面育一个模糊的邮戳和剪去一半的挂号标签。猛然，一阵欣喜象电流似地掠过黄益良的全身，因为激动，他的声音都有些变调：
“好！线索有了？”
强光灯下，高倍放大镜对着那枚模糊不清的邮戳照了又照，几双眼睛紧紧盯着，分辨了无数次，终于认定邮戳上的字是：‘河南 汝南 胡家沟 1979年11月29日14时”。这是一枚盖在邮件背面的落地戳，由此可以推断：藤条箱的主人和河南省汝南县有可能相关。

黄益良当即决定：赶往汝南县调查！
次日，黄益良和小夏、小董一起离开天津，坐火车前往位于河南省南部的汝南县。到了汝南县邮电局，保卫科一位副科长听了他们的来意，察看了带去的那张牛皮纸，说可能这是寄印刷品的包装纸，具体收件人究竟是准，住在哪里，还需要去胡家沟邮电所去查。
当下，那值副科长陪同黄益良两人前往胡家沟。那是一个小镇，全镇有7000多人口，镇上的服务行业设施还算齐全，百货商店、饭店、饮食店、布店、理发店、旅馆、浴室、粮店、油酱店、烟纸店一应齐全，此外还有小学、卫生院、邮电所、供销社和十几家小型工厂、作坊。邮电所很小，平时只有一个人应付营业，连主任、投递员、电话总机接线员一共六个人。三名投递员都下乡了，为了查清天津警察带去的问题，邮电所关门停止营业，营业员和主任一齐上。
由于牛皮纸上的挂号标签已被剪去一半，已经无法知晓该邮件的号码，便只好从日期上着手查，他们从满是灰尘的阁楼上翻出去年的登记册，查明11月29日上午（处理时盖了下午的邮戳）到的挂号邮件中有三件是印刷品，收件人分另别是张胜奇，刘敏华和余勘。这三人都是本镇的，余勘是镇粮管所主任，张胜奇是小学教员。邮电所主任当即打电话过去询问，两人记起5时收到的是外地寄来的书籍，一个是一本，一个是两本，包装纸自然早已扔了。
黄益良分析说：“从我们带来的这张牛皮纸的大小以及上面的折痕来看，所包裹的印刷品肯定不止一二本书，因此，看来收件人是姓刘的那位。”
正好这时当时那位投送邮件的投递员回来了。主任唤来一问，他马上说：“记得！那是我当投递员三年以来所投递的最大的一件印刷品，邮袋里装不下，只好放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掉下来了好几次，收件人是供销社的刘敏华。”
黄、董两人大喜，随即赶往供销社，一问之下却是大出意外：刘敏华已于两个多月前调回原籍地广州市了！
供销社接待人员向刑警介绍了刘敏华的情况：刘系广州人氏，出身资本家家庭，其父刘汉国是一位拥有七家商店、三家工厂、一家医院产业的大资本家。刘敏华1956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广州工作。次年“大鸣大放”时因措词激烈而被定划右派分子，戴上了“帽子”，滚出办公室，专干杂务活儿。他对此不服，到处申诉，申得各路头头脑脑一见他的名字就头痛，于是找个借口把他调往河南郑州，在省商业厅当一名小科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敏华大挨批斗，大吃苦头，临末被下放汝南县。汝南县商业局又把他发往胡家沟供销社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刘敏华马上开始写申诉信，广州、郑州、北京乱寄乱投，还三次赴京告状。他一连申诉了三年，苦无结果，焦忿相织，竟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症。患病后一个月，即1980年元月，他终于被平反，二月下旬，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刘敏华被调回广州。目前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黄益良，小董无功而返，郁郁寡欢地回到天津。向刑侦处领导一汇报．一位领导说：“这是一条线索。你们去广州走一趟，找到刘敏华，一查到底！”
这样做，黄益良不是没有考虑过，但讨厌的刘敏华是个精坤病患者．说出的话不能作为证据，法律上不予承认。他如此一说，那位领导笑道：“你纯是书呆子，精神病人说的话不能作为证据，但有时也许就是一件很好的线索嘛！”
黄益良茅塞顿开，当下便决定去广州找刘敏华调查。但这趟差根本用不到出了，当天下午，河南省公安厅打来电话，通报了一个情况——刘敏华的胞妹刘敏英昨天从广州赶往郑州，向河南省公安厅报案：其兄刘敏华的十万元遗产款在其离开河南前不翼而飞！
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当即作出决定：黄益良不去广州，改赴郑州，把那口藤条箱带去。
黄益良匆匆赶到郑州，总算弄清了情况；刘敏华的父亲刘汉国在“文革”初期，被抄了家，存款也冻结。直到1974年才被落实了政策，发还抄家物资，存款解冻。1977年5月，刘汉国一病不起．临终前留下遗嘱：所遗财产分给在大陆的5个子女。刘汉国病逝后，刘敏华请假赴老家奔丧。办完丧事后，根据遗嘱分得一张十万元的存折，他从其胞妹刘敏英处拿了一口藤条箱，在刘敏英和外甥周斌的陪同下，前往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芙蓉路分理处领出现金102342元（其中2342是利息），装进箱子，次日携带该笔巨款返回河南。
这次刘敏华平反返回广州后，即被送往精神病医院，带回的行李锁在其父留给他的住房里。三天前。刘敏华病愈出院，刘敏英帮他整理房间，清点行李时发现那十万元巨款已经不在了！
刘敏英当即向广州警方报案。警方迅即进行调查，从刘敏华处问明巨款放在藤条箱内，但据接站的刘敏英等亲属及刘敏华原单位的汽车司机说，当时均未见过藤条箱；送刘敏华返粤的胡家沟供销社两位同志也说离开胡家沟时未见藤条箱。广州警方由此断定巨款失窃是在河南省境内，根据有关规定，失主应当向河南警方报案。因此，刘敏英心急火燎赶到郑州，向河南省公安厅报案。
黄益良和河南警方交换了意见，决定先请刘敏英辨认藤条箱。刘敏英一见箱子，还未打开，马上认出正是她家的那口，她随口说了几个特征，开箱一看，果然符合。
河南省公安厅更将黄益良提供的牛皮纸封条上的名章传真给广州市公安局，经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芙蓉路分理处查询，证实确是该处工作人员的名章。至此，已经可以认定天津车站派出所所缴获的巨款即是刘敏华的那笔遗产。
河南、天津警方交换意见后，决定根据公安部立案规定，这起巨款盗窃案由河南警方立案侦查，天津警方将所有材料均移交给河南同行。

三、 一团迷雾
河南省公安厅当即下令组成一支有省厅刑侦处、驻马店地区公安局及汝南县公安局所抽调的七名刑警参加的专案侦查组，由驻马店地区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段建勋、汝南县公安局副局长陈顺克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1980年5月15日，专案侦查组开进汝南县胡家沟镇，正式开始侦查巨款失窃案。
刑警先和供销社取得联系，去察看了刘敏华在胡家沟时的住处。胡家沟烘销社位于镇子北侧的一幢深宅大院里，这幢建筑物解放前是当地一家大地主的祠堂，解放后这个大地主因民愤极大而被镇压，财产没收充公，祠堂被后来成立的供销社征用。刘敏华1 968年从郑州下放到胡家沟后，一直住在供销社大院后面的小偏院里。这个小偏院约有百余平方米面积，靠正院院墙一边有一排青石块砌成的平房，一共有7间，6间大的是供销社的仓库，一间小的是刘敏华的寝室。刘敏华在这间10多平方米的石屋里独身居住了整整12个年头，黑头发住成了白头发，正常人住成了“神经病”。
刑警让供销社陪同的同志打开自刘敏华走后一直空关着的小屋，进去一看，这屋子仅前面一扇门一扇窗，其余三面都是石壁。屋前是一个十来米宽的院子，院墙高达三米，上面还缠着铁丝网和荆棘，即使使用梯子也无法翻越。偏院和正院之间唯一的通道是两扇2米宽的大门。据供销社同志介绍，这门是终年不关的，供销社的夜间警卫措施是关闭外面两扇嵌满圆头铁钉的厚木门和轮流值班的守夜人。
供销社方面向刑警介绍，刘敏华作为右派分子下放到胡家沟，初时由于运动频繁，曾被作为“活靶子”与当地的地、富、反、坏、走资派一起受过批斗；把他安置在这个偏院里，也是有“严加看管”的意思。后来运动少了，也无人过问他。他的劳动是打扫院子，因无人管束，所以扫不扫也不知道。实际上，自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后，他就属于供销社最自由的人了。
察看过小石屋之后，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后，得出结论：刘敏华从广州把巨款带回胡家沟后，取出了2342元零头，将十万元整数放在其居住的石屋里。此举出于何种动机？不得而知。但一般说来和本案并无关系。箱底铺着盖有1979年11月29日邮戳的邮件包装纸，说明至少到11月29日为止，这笔款子还在他身边，他还整理过。从1977年5月到1979年11月这两年半里，这笔巨款一直在小石屋里放着。如果失窃，罪犯肯定是有目的而来，也就是说是知晓刘敏华有这么一笔巨款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刘敏华曾经向他人提起过自己拥有这么一笔巨款。
刘敏华向谁提起过巨款之事？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就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至于作案方式，也许不一定是盗窃，也有可能是诈骗或者当面公然抢劫。刘敏华在1979年12月患上了精神病，如果罪犯是在他患病后作的案，那么后两种作案方式并非没有可能。因此，专案组认为有必要派员专赴广州，和刘敏华当面交谈一次。
专案组副组长陈顺克和刑警吴奇去了广州，根据刘敏英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刘敏华。刘敏华的轻度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只是也许由于药物反应的缘故．神情看上去有些忧郁，但他的思维已经恢复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清晰。他向刑警叙述了有关十万元巨款曲情况——
1977年5月，刘敏华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带着父亲分给他的遗产款返回汝南县胡家沟。当时，他还是“右派分子”，政治气氛也甚浓，考虑下来，显然不适宣将这么一笔巨款存进银行。于是，他把其中的2342元取出来，放在枕头下面，用作进省城、赴北京申诉的经费，十万元整数仍放在藤条箱里，将箱子锁后放在床底下的搁板上。因为这十万元全是旧钞票，刘敏华担心会生霉虫蛀，所以每隔一个月就翻动了次。1979年12月初的一次翻动时，他把牛皮纸、塑料纸垫衬在箱底，甩眦防潮。
刘敏华知道“财不露眼”的古训，所以在1977年5月返胡家沟到1979年12月发病这段时间里，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这一情况。但是，1979年12月发病后到1980年2月离开胡家沟时，他是否向人吐露过巨款秘密，那就说不准了。在这段时司里，他有时处于意识失控状态，记忆也变得模糊，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泄露了巨款秘密，也记不起向谁说过什么话。
胡家沟供销社的两位为刘敏华送行的同志已经作证说刘离开胡家沟时没见带上藤条箱。据此初步可以认定，巨款失窃（或者被骗、劫）的时间是在刘敏华离开胡家沟前。但刘敏华已经记不得是否向人泄露过巨款秘密了。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刑警要求刘敏华回忆一下，自1977年5月返回胡家沟后，和那些人有过交往。
刘敏华经过仔细回忆．向刑警提供了7个人，说都是他的好朋友，平时随时可以去他的石屋，一起喝酒吃饭，无话不谈。这7人是：沈阿大、郁耀辉、赵鸿镜、张松山、胡福民、胡清平、胡家诗。

四、三个嫌疑人
陈顺克、吴奇返回胡家沟时，留在那里的专案组其他成员已经对藤条箱失窃（暂且算作“失窃”）的时间进行了慎密的调查，并取得了线索。
刘敏华离开胡家沟前，因他患了精神病，便由供销社帮他料理育关事宜。主要是处理东西，借用公家的还给公家，找出借条当众销毁；属于刘私人的东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征求刘本人意见后，或送人、或变卖、或丢弃；此外，还派人去县城火车站办理车票。车票原定是2月24日的，已经跟站长讲定，但后来不知怎的变卦了，火车站给换了三张2月26日的。由于事先是准备24日动身的，所以行李在2月23日已经打好了。
供销社主任亲自帮刘敏华打行李，据他以及当时一起打行李的另外两人回忆，打行李时藤条箱还在，上面扣着一把“永固”小铁锁，主任拎了一下，沉甸甸的，估计里面装的是书籍，还对另外两位说了句笑话：“到底是知识分子，生了神经病还留着这么些书。”供销社会计是个有心人，在刘敏华的行李结扎定当后，特地在记事本上记下了要带走的行李。刑警抄了下来。行李一共有6件：木箱l口、藤条箱1口、纸版箱2口、大旅行包1个、挎包l个。
刑警又找了2月26日刘敏华动身时把行李搬上拖拉机的供销社临时工老牛。据老牛回忆，木箱、纸版箱、旅行包、拎包是有的。但未见藤条箱。这和奉命陪送刘敏华返广州的两位同志的陈述是吻合的。
由此可见，藤条箱失窃时间是2月23日下午打完行李后至2月26 日上午刘敏华动身的大约60小时时间内。
这段时间内，刘敏华未曾离开过供销社大院。而来他那间后屋的人也只有供销杜主任、胡家沟镇公安特派员等廖廖几个，都是奉公而为。刘敏华的熟人、朋友不多，都在23日之前分别来告别过了。尽管如此，专案组还是决定对刘敏华提提供的7名好友进行初步调查。
三天后，调整材料汇总到专案组组长，驻马店地置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段建勋面前——
沈阿大，51岁，汝南县人，系胡家沟小学的炊事员兼看门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沈阿大被查出历史当过国民党汝南县“反共自卫团”的伙夫，于是，以“特务嫌疑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双重身份被送往镇“群众专政队”隔离，成为“群专队”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对象”。他被“专政”三天后，第二个“专政对象”刘敏华也来了。他们关在一个囚室，同吃同住，同批斗游街，一起度过了83天终生难忘的苦难日夜。从“群专队”放出来后，沈阿大的问题不久就有了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仍干他的炊事员、看门人；刘敏华的右派问题未能解决，回供销社监督劳动。沈阿大很重友情，自此隔三差五来供销社看望刘敏华，时不时带些吃食让刘补养。久而久之，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郁耀辉，42岁，郑州人氏，原是郑州市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1957年因“鸣放”而定划为右派分子，留校监督劳动。“文革”初期，即被扫地出门，回其妻工作地胡家沟就地改造，在胡家沟粮管所当杂务工，他和刘敏华的结识，也始于“群专队”，由于两人都来自郑州，又都是“右派分子”，所以私下很谈得来。郁耀辉惧内，其妻又是此地出了名的“母大虫”，杂货店营业员，标准的小市民，因嫌丈夫政治上出了问题，三天两头大发雌威，弄得郁耀辉经常逃出家门，无处存身，就到刘敏华的石屋来住上几天。
赵鸿镜，河南项城人，32岁，毕业于郑州医专，分在胡家沟卫生院工作。他也是刘敏华所居石屋的常客，他和刘的交往是“互得其利”，刘敏华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经常患病，不是伤风咳嗽，就是皮肤病发作，抑或血压高、心脏早搏。他虽是右派分子，却享受公费医疗，赵鸿镜就时常给他开些好药，赵鸿镜对医术很钻，从地区卫生局的同学处借来了一些英文版医学专著，边翻词典边阅读；词典不能解决的，就向精通英语的刘敏华请教。
张松山25岁，驻马店市人，他是下乡知识青年，就在胡家沟镇外的镇口大队插队；其父据说也是右派分子，所以他对刘敏华怀有很深的同情心。每年农忙时节，供销社抽人下乡支农，刘敏华自不能免。但刘每次下乡都受到张松山的照顾，不是帮其干活，就是留刘吃饭。刘敏华讲究的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每次张松山上镇办事，他总留住了吃饭、喝酒，有时还留宿。两人虽然相差十几岁，却交往得很好。
胡福民，48岁，胡家沟镇西大队下中农，他是刘敏华的救命恩人。刘敏华1968年下放伊始，批斗频频，受尽折磨。为了寻求解脱，他想到了自尽。一天清晨，刘敏华悄悄捱出镇子，来到镇西大队，在一口深潭边默坐良久，下决心走绝路，遂学着当年屈原的样子，怀抱石头，跳进水里。他前脚刚“走”，胡福民后脚正巧赶来挑水，见有人跳潭，马上下水搭救。难能可贵的是，胡福民救上了刘敏华后，知道他是“阶级敌人”，却未声张，悄悄领往自己家中，让刘换上干衣服，留其吃饭，并予“开导”，终于使刘打消了自杀念头。此后，刘敏华逢年过节必去胡家奔访，胡福民上镇子，也常携些时鲜蔬果送去。两人已经结交了12年，关系甚密。
胡清平，45岁，胡家沟镇西大队中农，他是近几年中去刘敏华石屋最频繁的人。刘敏华初来胡家沟，吃在供销社食堂，大约从1971年开始，因嫌食堂饭菜质量差，又不卫生，所以自己开伙。自己开伙需要自己上街买菜，而胡清平是当地莳弄蔬菜的好手，隔三差五有时鲜蔬菜上街叫卖。刘敏华看中了他的货色，经常等在镇口候买。久而久之，两人成了朋友，胡清平干脆每天进货上门。
胡家诗，27岁，胡家沟镇大队回乡知青。他和刘敏华的结识始于汝南县城。一次刘敏华进城办事，在饭店吃饭时与两个当地痞子发生争执。痞子本想掏刘的钱包，不料下手时被刘察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公然行抢．双方一吵起来，痞子马上动手，按住了刘敏华想抢钱包。这时，恰巧胡家诗也进饭店吃饭，刘敏华是胡家沟的“名人”，一度天天鸣锣游街，他是见过面的，当下“路见不平，拨刀相助”。胡家诗会武术，两个痞子自然不是对手．一交手就吃亏，只好逃之夭夭。刘敏华自然感谢胡家诗，两人一谈又是一个镇的，于是成了朋友。此后，胡家诗常去供销社大院，在刘敏华处喝酒、过夜。刘敏华去北京申诉时，他还帮刘看过家。
专案组经过讨论，初步认定案犯就在这7人之中，段建勋下令对这7人进行秘密调查，然后根据所获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嫌疑人。
这项调查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调查结果是7人之中的4人可阻排除嫌疑这4人是：郁耀辉、赵鸿镜、张松山和胡福民，
郁耀辉自1980年春节前半月就已离开胡家沟，为其“右派”问题而奔波申诉，至今未曾回来过。
赵鸿镜倒是在胡家沟，但他2月23日、24日在驻马店地区卫生局参加业务会议；2月25日下午刚返胡家沟，又去乡下出诊，晚上回来后恰遇副镇长曹金虎患急性胆囊炎，一直折腾到26日清晨。他赶去和刘敏华告别时已是上午8时多，在场还有其他人，自然不存在盗窃巨款的可能。
张松山2月23日上午因腹痛而赴县城，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当晚即开刀，至3月26日才出院。
胡福民2月19日干活时右脚扭伤，不能行走，一直到3月中旬才下床，他显然也不可能去供销社作案。
剩下的三人即沈阿大、胡清平、胡家诗，在2月24日至2月26日这段时间里，都去过刘敏华的石屋，而且据调查都有作案时间。于是，这三人被定为“嫌疑人”，专案组决定对他们进行重点调查。

五、陷入僵局
重点调查的第一步是辨认照片。专案组用远焦距照相机悄悄摄下了沈阿大和胡清平的正面像、侧面像各数张。随后又准备去拍胡家诗的，但一打听胡家诗却不在家。原来这个回乡知青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27岁了还未婚娶，成为当地岁数最大的未婚青年。他一年中干活不满150天，起码有三个月不在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外面干什么。
专案组长段建勋说：“找不到人，找他的近照。”
胡家沟镇的公安特派员小杨费了很大周折，总算搞到了一张两年前胡家诗送同村一位青年参军时的四人合影。专案组将这张照片经过一番处理后，连同沈阿大、胡清平的照片一起派专人送往天津，请车站派出所民警忻俊义等人辨认。
忻俊义等12名追捕过那个男扮女装者的目击者的辨认结果是：三人均不似逃脱的那位。
专案组随即召开案情分析会，大家认为这并不表明沈阿大、胡清平、胡家诗由此可以排除疑点，因为也许本案并不是一个人作案，而是两人或者数人合伙参予，下手窃取的是一人，男扮女装转移赃款的又是一人。在刑事案件侦查中，只要有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也许”，就要“信以为真”，一一调查，许多案件就是凭此而侦破的。况且，大家对先前的思路进行了重新分析，发现并未有什么差错，刘敏华在7位好友中，沈阿大、胡清平，胡家诗身上的疑点确实存在。因此，大家一致认为，下一步宜直接调查沈阿大三人。段建勋组长于是下令：两人一拨，分头调查沈阿大、胡清平和胡家诗在巨款失窃的60小时内的活动，如果认为“没有作案时间”的，必须有相当确凿的证据。
副组长陈顺克和刑普吴奇为一拨，负责调查沈阿大。他们先去供销社办公室，请工作人员找出供销社食堂交上来的2月份的考勤表。查阅之下，发现沈阿大在2月23日至26日的4天中除了26日调休外，其余3天都是上班的，24日、25日还加了中班。于是，当即去找沈阿大当面调查。
沈阿大有过在“群专队”对付讯问的经验，面对著一脸严肃的刑警，丝毫不慌不惊。在食堂他是主人，客客气气，又是递烟又是沏茶，坐下后不待刑警开口就主动问道：“您二位来，是谈刘敏华丢失钱的事儿吧？”
两位刑警对视了一眼．陈顺克问道：“你咋知道刘敏华丢失钱？”
“现在满镇都在说，谁不知道呢？唉，刘敏华一生病，就乱说，我就知道要出事，财不露眼嘛！旧社会也是这样，哪家有银元，只要漏了口风，不出三天棒老二就会上门!”
这么说，刘敏华是对沈阿大吐露过巨款秘密的！他是如何说的？向谁说过？这个，刑警自然要弄个明白。一问，沈阿大说得很爽快：刘敏华去年12月患精神病后，他和胡清平、胡家诗等几个朋友经常去看望。大约在1980年元旦后的三四天，他和胡家诗两人相约带了酒菜去看刘敏华。那天晚上，三人喝了半夜酒。刘敏华喝醉了，不知怎么说到经济状况，说他有十万元现钞，就放在床底下。当时，刘还要拿出来给他们看，被沈阿大阻止了。
刑瞥问：“你知道刘敏华还向谁说起过这事儿？”
“我不知道。”
接着，刑警言归正传，请沈阿大谈谈2月23日至26日的活动。沈阿大抽着香烟，边想边说。先说2月26日，因24、25日加班过度疲劳，在家睡了一天。再说2月25日、24日，那两天供销社开全县商业系统现场会，他忙着为会议代表准备伙食，日班连中班，一直在忙碌。至于2月23日，中午他去过刘敏华的石屋，因为原说刘24日一早要走了，所以去告别，还抄下了刘在广州的地址。23日中午后，他一直在忙着做次日会议伙食的准备工作。
刑警在本子上记下了沈阿大的陈述，随即找食堂其他几名工作人员核实，他们的陈述从几个方面证实沈阿大所言属实。这样，沈阿大的疑点排除了。
另一拨去调查胡清平的是省公安厅刑侦处的刑警高资一和县局刑警小王。由于两人不熟悉路，原先说好由胡家沟镇公安特派员小杨陪同前往，不巧小杨患痢疾不能成行，两人便自己摸着去。他们边走边问路，好不容易才摸到胡清平所在的镇西大队第12生产队。高资一看看手表，竟整整走了三个小时！而调查却拢共只进行了十几分钟——45岁的胡清平幼时念过三年私塾，有些文化，竟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其实不过是“备忘录”，每天涂上几笔，记一下当天的活动、买卖物品的帐目、人员来往等等。刑警一开口，他马上出示“日记”，一翻——2月24日上午镇上与刘敏华告别，赠送花生仁5斤、麻油5斤；下午返家，晚上去生产队长家喝队长孙子的满月酒，大醉而归；2月25日、26日，堂兄家造房子，去帮忙，做财务总管，忙得不可开交。
刑警去问了生产队长与胡清平堂兄，证实胡清平所言不谬。
这样，胡清平的疑点也被排除了。
沈阿大、胡清平被排除疑点的时候，对最后一名嫌疑人胡家诗的调查尚未开始。调查胡家诗的一拨是刑警马牧君、柴卫东，两人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往镇南大队，找到大队部让找一下胡家诗。大队治保委员见是“省、地、县公安机关联合专案侦查组”，不敢怠慢，亲自去胡家诗所在的第5生产队，一问其家人，答话不在家。去何处了？说已经出去三个星期多，未曾对家里说过去哪里。马牧君、柴卫东商量下来，决定留在镇南大队，查找胡家诗。
镇南大队抽调了治保委员、民兵连长等6名可靠人员协助刑警寻查胡家诗。刑警访问了胡家诗的家人，问清了胡家的亲戚地址，又从同村胡家诗好友处打听到胡在本大队及邻近几个大队的几个狐朋狗友和姓名住址，8个人分为4拨，或骑自行车或徒步分头前往，整整调查了两天但却未找到胡家诗。
此时，由于沈阿大、胡清平的疑点均已排除，专案组把侦查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胡家诗身上。段建勋组长听说找不到胡家诗，亲自带着全体成员赶赴镇南大队，摆出一副“一定要找到此人”的架式。他们还未开始行动，公安特派员送来一个消息：胡家诗关在县公安局看守所！
胡家诗是因赌博而落网的。这人玩扑克牌很有一手，赌博心眼玲珑剔透，时常凭此“招财进宝”。三个多星期前，他怀揣一副扑克牌，从镇南大队出发，绕着县城兜了个圈子，走了三个公社17个大队，和各路赌友赌了数百局，以12.3元的睹本赢得上千元。前天，胡家诗来到县城，经人介绍，决定和来自驻马店的“赌仙”张根友较量一番。当晚，两人在县招待所房间里摆开了赌局。不意被服务员发觉，当下向公安局打电话报告，警察赶来，连人带钱一起兜了进去。胡家诗折进局子后，往家里写信让送日用品，按照当时规定，这信由公安局寄给当地派出所或者公安特派员，所以小杨知晓了。
段建勋副处长闻讯大喜；“这家伙已经逮住了，那就容易查讯了！”
次日，段建勋、陈顺克、高资一、吴奇四人去汝南县城，直奔看守所，提审胡家诗。
胡家诗离开胡家沟时，专案侦查组逐未进驻镇子，因此他根本不知道这几位是哪座庙里的菩萨，只以为是县公安局治安科的，初时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殊不料审讯者根本不提赌博的事，开口就问刘敏华的巨款事，他这才知道非同小可，脸上显出惊慌的神色，嘴里却连连说：“我不知道”。
审讯人员便让胡家诗拣“知道”的说——刘敏华离开胡家沟前的60小时内，你在干什么？
胡家诗象被蝎子咬了一日：“什么？什么？你们怀疑我偷了刘敏华的钱？我姓胡的是这种不讲情义的人么？刘敏华是咱的铁哥儿们，咱怎会动他的脑筋？！”
刑警神色平和，说话语调淡泊如常，“没有人说你偷了刘敏华的钱。我们只想了解一下你在这段时间的活动。”
胡家诗镇定下来。转动了一会眼珠子，冷不丁“迸”出一句：“2月23日到2月26日上午，你们在干什么？”

刑警被他问得一怔，段建勋自待开口驳他，这家伙又加了一句；“这么长时间了，谁还记得清楚？”
此后．不管审讯人员说什么，胡家诗都一口咬定“我记不得那时在干什么了，只是没偷刘敏华的钱”。这样一直捱过了七八个小时，段建勋几人无可奈何，只好暂停审讯，让看守员把胡家诗押回监房。

六、峰回路转
当天晚上，段建勋四人宿于县招待所。晚饭后，段建勋把三位战友召到自己住的房间，商量再次提审胡家诗的方案。
出乎意料之外，陈顺克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胡家诗不是盗窃刘敏华巨款的案犯！
段建勋三人都把目光盯着这位已经干了30年刑侦工作的老刑警，无声地探问究竟。陈顺克从容不迫地阐明了理由：据沈阿大所言他和胡家诗早在元旦后几天就已知道刘敏华有巨额钱款置下床下了，当时，刘敏华已经患精神分裂症，如果胡有占有之心，早应下手，为何要延至2月下旬刘打行李后再行窃？从易被察觉这点来看，应该是在打行李前动手行窃较稳妥，这个估断胡家诗应该是能够作出的。此为一。第二，供销社大院的门房昼夜有人值班，胡家诗如果行窃，堂而皇之提着藤条箱出门肯定不妥，他完全想得到把钱款从箱中取出后盛在其它不显眼的容器里携离现场，但是藤条箱一块儿被偷走了，这说明箱子不是从大门口携离的，而是从墙头上运出去的。供销社大院的围墙高达三米，上面还有铁丝网和荆棘，要把十万元巨款连款带箱运出去，胡家诗没有这个本领。
段建勋听到这里，心里倏然一动：难道原先的侦查方向错了，案犯并非是和刘敏华相识的“熟贼”，而是从未和刘打过交道的“生贼”？
这时，省厅刑警高资一开腔了：“我也有新的想法，我怀疑窃贼就是在天津火车站逃掉的那个家伙。他是从外面爬墙跳入供销社院子后，潜入刘敏华的石屋作的案，所窃的那口箱子，也是从墙上运出去的，这个本领，只有那个身手不凡的飞车逃犯才有。”
段建勋曲点点头：“散会吧，明天早上赶回胡家沟去，重新勘查现场。”
次日，段建勋等人返回胡家沟，一下车就直奔供销社。这回，勘查的重点放在偏院围墙外的草地上。时隔三个月，脚印什么的自然不可能发现，但刑警还是取得了收获——他们在距围墙9.6米处的一株大树上，发现靠近院墙一侧的一个丫枝上有一处明显的绳子勒痕。由此推断：有人以绳子拴在树上，借助荡力“飞”过三米高的围墙进入院内行窃。
这个发现使刑警精神大振，进一步勘查，又发现偏院内刘敏华所居石屋的门锁的锁舌上，有金属薄片的划痕，这显然是案犯撬门时留下的。
这样，胡家诗的疑点初步被排除了。
专案侦查组经过慎密的分析，勾勒出了案犯的特点：他此举显然只有夜间所为，2月23、24 日、25日三晚上刘敏华都未外出，他潜入石屋后没动刘脱下的衣服的口袋里的钱包和放在床头的手表，而单单窃走了装着巨款的藤条箱，这说明他是知晓刘敏华的这个秘密的，他的消息途径显然从沈阿大、胡家诗等知情人口中得知的，由此推断，他是当地人，是沈、胡等人的酒肉朋友；
那棵大树距院墙9.6米，有绳痕的丫枝离地面5.8米。能够爬上这棵四旁无任何攀附物的大树，就已经是一种本领了。上树之后再凭借绳索飞越近10米远的距离，然后轻悄无声地落到院内地下，这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技表演！因此，窃贼肯定身怀武功，而且不是泛泛之辈；
从天津警方转来的材料看，窃贼是个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的男子，中等个子，身高大约1. 65米左右，力气很大；对火车站情况比较熟悉，是个经常乘坐火车的角色。
专案组决定：全体出动，从沈阿大、胡家诗的酒肉朋友里排查具有上述特征的角色。
沈阿大、胡家诗两个，一个是从旧社会就结交三教九流的炊事员；一个是不务正业，专门吃喝赌玩的二流子，两人所结交的酒肉朋友，多得不计其数。沈阿大停下手里的活儿，享受半天公假，搔头抓耳想了几个钟头，开出了一张写着86个名字的名单。胡家诗在看守所的提审室里，抽掉了刑警近一包香烟，也提供了将近100人的一份名单。沈、胡两人都不敢保证在喝醉酒的情况下，是否还将刘敏华的巨款之秘守口如瓶。
段建勋面对着赫然列有将近200个名字的名单，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些人遍布全县18个公杜196个大队，倘若一一查访下来，专案组7人全体出动也至少得跑半个月！怎么办？他跟副组长陈顺克商量下来，决定向汝南县公安局临时借调力量，
汝南县公安局接到电话，立刻派来15名刑警，专案组7人加上这些刑警，22人分成11拨，每拔分得一批访查对象，分头进行查访。查访进行了整整5天，除了2名患急病猝死的对象外，其余人都一一查到，但却无一人符合专案组分析的案犯特征的！
专案组诸君给弄懵了：这是咋的？难道方向又弄错了？
怎么办？开会讨论。会上，省厅刑警高资一提出：应该肯定第二次定下的侦查方向，之所以未能查到线索，也许案犯是从另外途径获取巨款情报的。现在应当继续往下面查，但是方式可“改一改，不从“酒肉朋友”查，而着重从案犯的第二个特征——武功——上面查一查。
高资一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会议决定：从次日起，抛开沈、胡提供的名单，攻从擅长武功者身上查．
汝南县地处中原，这里自古就盛尚武之风，至今不衰。胡家沟又是全县武术好手的集居之地，历届县、地区武术比赛，前十名中有一半总是胡家沟选手所得。专案侦查组粗粗一摸，全镇竟有二千余人习练武术，其中男性占了四分之三。所练的功夫有七八个门派，什么太极拳、八卦掌、少林拳、谭腿、查拳、六合门、燕青拳、形意拳、岳家散手，家家户户练得都很起劲。专案组把习武者中的女性、老人、少年等不符合案犯特征的一一删除，一点剩下的人，也有958名！
段建勋组长倒抽一口冷气：乖乖！这么多人，要查到几时？
陈顺克副组长是汝南人，飞拳拽腿也来得几下，算得上一个内行，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要查的是武功中的轻功者，胡家沟这些门派中，并不是都有轻功的，只有太极、八卦、少林和燕青拳中才有轻功的内容，所以，我的意见是先从习练这四种拳种的人里面查摸。”
段建勋笑道：“到底是内行人，说内行话，言之有理啊，就这么查！”
即使这么查，也耗费了半个月的时间。临末，排查出三个嫌疑人；理发店会计胡斌、镇机关食堂采购员黄泉清和镇口大队饲养员周兴冲。三人都是练少林拳的，主攻“少林轻身术”，曾经去县、地区大会做过轻功表演，其轻功足以胜任“飞”越供销社的院墙；三人自三月份以来，本人和家中都添置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物件，经济开支上呈现反常，这是否是曾挪用过赃款，用以赌博而赢来的？另外，这三人在天津火车站截获十万元赃款的那天以及前后几天都未曾上班，不知去向。由于这三个疑点，他们的名字下面被划上了粗杠，作为嫌疑人而进行调查。
胡斌、黄泉清、周兴冲的照片被进往天津，和十名与本案无关的男子的像片混在一起，请忻俊义等当时的目击者辨认。胡家沟那边，段建勋、陈顺克等专案组成员按兵不动，焦急地等待着天津方面的消息。三个嫌疑者中只要有一人被认准，段建勋就要签发“传讯通知单”。
6月23日晚上，去天津外调的吴奇、高资一发回电报：“辨认结果：均予否定。”
线索又断了！

七、空中飞人
其时，距专案侦查组进驻胡家沟镇正式开始调查已经育一个多月了，河南省公安厅，驻马店地区公安局非常关注该案的侦查情况，几乎每天来电询问侦查进展消息。此时，省、地警方领导听说线索又断了，不禁焦急起来，接二连三打来电话，询问是否要增派侦查力量。
段建勋断然拒绝：“没有必要！有一种直觉，现在线索虽然断了，但是新的转机马上要出现了，这个案件很快就要侦破了！”
段建勋连夜召开专案组全体成员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决定照定下的侦查方向扩大范围继续调查。
侦查范围如何扩大？这要有一个武术爱好者分布区域的数据，这个数据连本县公安局副局长、专案组副组长陈顺克都不清楚。段建勋便拉了陈顺克驱车前往汝南县城，向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了解。
80年代初期，武术运动还未受到重视，县体委还未设武术协会，也无专人负责抓，因此无法回答刑警的询问。不过，体委领导很热情，给他们介绍了一名老武术师，说此人一定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
这位武术师姓王名阳平，74岁，回族人，精通查拳、潭腿、八卦掌，解放前曾当过东北军的国术教官，抗战胜利后在汝南定居，广收弟子，汝南全县3万武术爱好者中有三分之一是他的徒子徒孙，因此他对汝南武术爱好者的情况了如指掌。当下，段建勋、陈顺克登门造访．道明来意，请求指明习练轻功者的分布区域情况。
王阳平听了，对案犯潜入现场的方式产生了兴趣，反反复复问个不停。陈顺克便拿出勘查现场时拍摄的照片，把分析的“飞”入供销社院子的情况详细介绍了一遍。王阳平听了，沉思片刻，开腔道：
“我老汉说一句话，可能你二位感到不中听，不过……”
“请尽管说！”
王阳平一语惊人：“贼人进入院子的本事不是轻功，而是杂技！”
“啊！杂技？”
“对！这是杂技艺人的本领，大概叫什么‘空中飞人’吗。不过，能上那棵大树，说明他身手不凡，偷了箱子后又能拽着绳子从院里爬出来，这家伙大概练过轻身术。不过在咱这里，练轻功的人多的是，算不得什么的。”
王阳平的话使段、陈两入茅塞顿开。陈顺克说：“这真是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咱县里以前是有个杂技团的，1972年解散了。走，去查查底细。”
当时，县一级还未设立文化局，应该属于文化局管辖的杂技团解散后，连档案材料交存哪家衙门，谁也说不清。段、陆两人先去县文化馆，答称从未和杂技团发生过瓜葛，建议去县委宣传部打听；再去县宣传部，那边说好象以前曾管过杂技团，不过不知道档案事宜，要么去县档案馆问问；于是去档案馆碰运气，回答得极干脆极简练：不知道。
这样，只好另辟蹊径。幸亏陈顺克是县公安局副局长，人头又熟，打了几只电话总算找到了一个原是杂技团会计现已退休的老人，登门拜访，得知原杂技团主管人事的副团长就住在隔壁。这样，才算从这位“活档案”那里搞到了一份原杂技团演职员的名单；“活档案”的妻子、原杂技团报幕员又为他们找出了一份已经发黄的节目单。
刑警从节目单得知，杂技团当年确实演过“空中飞人“，主演这个节目的是谢震庭、郎必扣和吴桂花。吴是女性，不是调查对象，撇开不管，专案组只盯上谢、郎两人。
谢震庭和郎必扣都是38岁，年龄和案犯相仿，据那位副团长的叙述，两人的体态及容貌特征也和案犯有些相似。杂技团解散后，两人先是转调到县运输公司工作，后来离开运输公司，一个在县供电局当架线工，一个在县粮食局田家堡粮库担任副主任。
刑警先进行外围侦查，悄悄和供电局、粮食局取得联系，请求协助调查几个敏感问题。那两个局的保卫部门很配合，次日便完成了调查，报来的结果却是：谢震庭、郎必扣在天津车站截获巨款的那天及前后数天都是正常上班的！
这就是说，谢、郎两人没有作案时间，都不是案犯。
尽管这样，副组长陈顺克还是想当面跟这两人谈几句。他找到原杂技团副团长，请对方出面把谢震庭、郎必扣请到家里叙旧，他则突然登门，装出一副不期而遇的样子跟谢、郎见面。
陈顺克和谢震庭、郎必扣一见面，先把郎必扣撤在一边，厦来这位仁兄两年前遭车祸伤了腿，走路一副拐样，人称“摆不平”，此人肯定不是飞车逃遁的那位。他和谢震庭聊得很热络，指望对方偶然失口，露出破绽。老实说，了对谢震庭的“不在现场”证明是有怀疑的，供电局的外勤工的考勤表是月底自报后统一记载的，天晓得有多大可靠性。陈顺克的这个小心眼起到了“歪打正着”的作用，谢震庭没有失口“露破绽”，却在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新情况——原杂技团还有一个人演过“空中飞人”！
陈顺克心头涌起一股惊喜的浪潮，激动得声调都变了；“还有一个人演过‘空中飞人'？是谁？”
副团长也盯着谢震庭：‘是谁？我怎么不知道？”
谢震庭说：“他叫李锡诚，是团里的小丑，这小子自幼拜名师习练武功，很有长进，尤其是轻功，咱这地面上可以排得上名次了。因为这个，所以当年团里曾让他跟我学空中飞人。他学的很快，一个月就能上台演出了。但这样一来，团里小丑没有了，所以后来就仍让他演小丑。‘空中飞人’缺人，就把郎必扣从地区杂技团挖了过来。”说到这里，他转脸对副团长说：“当时你还没调来杂技团”。“哦，怪不得我不知道了！”
陈顺克问：“李锡诚今年多大年龄？个头是高是矮？”
“他今年大概三十三四岁吧，个头？不高不矮．1米70不到吧。”
陈顺克暗忖这和案犯特征是相符的，心中窃喜，稍停又问：‘李锡诚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
副团长说：“杂技团解散时，他被分配到李夏公社供销社去了，听说在那里混得还不错，现在是保卫股长。”

陈顺克心里又是一动：李夏公社就在胡家沟镇隔壁；他又是在供销社工作，有和胡家沟供销社接触的条件。喝，看来此人值得一查！
专案组以最快的速度秘密拍摄了李锡诚不同角度的照片，指派专人急送天津请有关目击者辨认。辨认结果通过长途电话从天津反馈回来：12名辨认者中，有8人确认此人即是飞车脱逃的那个家伙．4人表示“有些相似”。
段建勋组长下令；查他有没有外出的时间！
调查结果是：李锡诚在今年4月下旬为调查李夏供销社的一桩贪污案件，曾出差去过东北，历时16天。
这段时间，正是天津火车站截获巨款的时间。
专案组于是决定：传讯李锡诚！

八、认罪服法
为防止打草惊蛇，传讯李锡诚一举事先经过了慎重的策划。专案组将讯问地点设在李夏公社大院内，在约定的时间内调派县公安局的10名刑警化装把守大院前后门；又通过老拳师王阳平请来8名精通轻功的弟子，化装成泥瓦匠待在大院的屋顶上佯装维修房屋，以便拦截可能会突然脱逃的“空中飞人”。
一切部安排好后，专案组清供销社通知李锡诚：县里准备最新组建杂技团，宣传部来了一位领导，想找他谈谈，请他速去公社大院。
李锡诚接到通知，当他放下手头的工作，骑了一辆自行车前往公社大院，公社党委的宣传干事在院里等他，让他去党委会议室。
李锡诚毫无戒心地踏进会议室，劈面见到里面坐着两位身穿警服的男子——段建勋、陈顺克，不禁一个愣怔：“晤……”
“来啦，请坐！”
李锡诚意识到情势不妙，强作笑脸道：“噢，我走错了!”说着，转身欲走．却迈不开步——门口已被几位刑警挡住了，
陈顺克说。“李锡诚，你不认识我吧？我是县公安局副局长陈顺克，这位是地区公安局的段处长。”
段建勋指指椅子：“坐！坐！坐下好说话。”
李锡诚强作镇静，坐了下来，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找我。”
“你马上会明白的！李锡减，现在对体依法进行刑事侦在讯问，你回答的每句话都将被记录下来。”
讯问是从天津车站那一幕开始的——
“李锡诚，今年4月25日你去东北外调时，是在天津转的车？”
“这个，我记不清了，让我想一想……”
“不必想了，我们已经查过你出差回来后报销的车票。”
“嗯，是的。”
“你在天津转车时，穿了什么衣服？”
“我记不得了。”
“有没有穿‘奇装异服’，比如女式服装？”
“没有的事！”
“当时．你带了什么行李？”
“一个挎包。”
“持包是有的，你寄存在车站的‘行李寄存址’了，已经查到你填写的寄存单了。还有一件没寄存的物品是什么？”
“没有。我一个人出差，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
“你有没有带一个藤条箱？”
“没有！”
李锡诚意识到案情重大，尽管讯问人已经把话说得这样明白了，但他还是坚决抵赖。讯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专案组考虑到的一个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当然，也已经有了对策——收容审查，取指纹核对。
李锡诚被收容后的第三天，指纹鉴定出来了：经将李的指纹与藤条箱拎手上的指纹对照，系同一八的指纹！
再次讯问李锡诚时，段建勋、陈顺克先没有开口，只是把指纹鉴定报苦递给他。李锡诚仔细看过，良久不开口，低头沉思，临末抬头望着刑警，两行眼泪顺腮淌下，哽咽着叹息道：“一念之差！一念之差！”
段、陈两人以为他要交代罪行了，谁知他说出的却是另一个内容：巨款是他出差离开汝南时，在车站里拣到的，他见一个藤条箱放在身边，久久无人来拿，便产生了占有之念，顺手牵羊拿走了。
那么男扮女装又是怎么回事呢？
李锡诚的解释是：“他当时拿了箱子生怕失主追查，没敢上车，拎到旅社去了。到了旅社打开一看，见是巨款，又惊又喜，但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考虑下来，决定不拿回家，干脆拿到东北去，化名存进银行。为防止意外，他利用当过演员的特长，来了个男扮女装。
这个解释从情理上审断，似乎并无破绽。然而侦查案件不是写侦探小说，不以情理为准。而以事实为证据。李锡诚所说的是否属实？刑警要细细查一查。
去李锡诚所说的那家旅馆一查“旅客登记簿”，上面只有其住过一次的记载——即他从李夏公社到县城的那夜；服务员也说没有哪个旅客去而复归的印象。
三审李锡诚，抖出调查结果，他坚持上次的“解释”，说第二次住旅馆因当天傍晚即走，所以没登记过，给服务员塞了些钱被引入这个空房间了。这次讯问进行了6个多小时，但刑警没能攻破这座顽固的“堡垒”。
专案组专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有人提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否可以做做李锡诚家属的工作，请家属提供有力证据，检举揭发。
专案组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专人去访问李锡诚的妻子、李夏供销社出纳员穆翠花和其子李小诚。穆翠花母子深明大义、提供了确凿的证言：李锡诚在2月23日半夜把藤条箱带回家，说是单位的档案材料；他将箱子用床单包后置于大橱顶上，一直放了两个月，至4月下旬出差时才拿走。
专案组于是四审李锡诚。李锡诚听了妻子、儿子的证言录音，再也无法抵赖．于是只好对自己的罪行作了供认——
李锡诚作为李夏供销杜的干部，时常因联系工作去相邻的胡家沟供销社。去供销社用餐的时间多了，便认识了炊事员沈阿大。李锡诚善饮，而沈阿大是酒鬼，两人虽然不经常碰面但只要有机会．必钻进沈阿大掌管的小仓库喝个痛快。沈阿大把他看作领导，所以在向专案组提供酒肉朋友名单时，根本没想到他，结果使专案组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算瞟上这个真目标。
今年春节后，沈阿大去李夏供销社办事，正好碰上李锡诚。李留沈喝酒、住宿，那晚两人喝掉了两瓶西凤酒，沈阿大已经醉了个七八分，李锡诚说话舌头也打滚儿。闲聊之间，沈阿大说起刘敏华巨款之事，沈阿大言者无心，说过就忘记了；李锡诚却是听者有意，牢牢记在心里。他被十万元巨款所吸引，决定占为已有。
从此．李锡诚开始留意刘敏华。没几天，他听说刘敏华要回广州原籍地了，于是决定下手。2月23日晚上，李锡诚带了绳子、钢皮尺、麻袋等作案工具，潜往胡家沟，来到供销社偏院外的大树下，凭借轻功上了树，然后借助绳子，使出当年演“空中飞人”的功夫，“飞”入偏院。然后，他用钢皮尺弄开门锁，进石屋一看，刘敏华头蒙被子沉沉大睡，于是从屋角拎了已捆扎好的藤条箱，装进麻袋，提了就走，从原路退出现场。
李锡诚得手之后，寻思这钱一段时间内决不能使用，得藏匿起来，可是问题来了，这笔巨款是旧票，张张都是脏兮兮的，久放必定会被霉菌蛀虫损蚀，又不能晒太阳。李锡诚为了这个问题，愁得吃不香睡不熟。正好这时他有位朋友从东北来信，告知那边民间淘金风盛刮，黄金私下交易比较便宜。李锡诚心里一动：何不将十万元去买几斤黄金放起来？
主意打定，李锡诚决定利用出差机会，携带巨款去东北购买黄金。为防止被人察觉，他在汝南上火车前，利用黑夜钻进旮旯男扮女装。不料天不保佑，在天津转车时撞上了便衣警察，险被抓获。
三个月后，李锡诚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抢劫是犯法的 2015-10-28 13:06:26
给楼主提个建议干嘛，能不能每个故事作为一章，我们用手机好，一不小心回来首页，想找到上次看的地方，非常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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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利弊啊！一篇篇发，很容易看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