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惠王认为公叔座无能，他的判断力和看人眼光不行，无论公叔座推荐谁，都很难得到魏惠王的认可。公叔座去世后，商鞅的庇护人不在了，魏惠王又看不起他，他在魏国已经没有了前途，自然地他心生去意。去哪里呢？正好在这个时候，他听说了秦国的秦孝公发布求贤令的消息，自然地他选择了去秦国。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以上是著名的求贤令的内容。除了回顾秦国起起伏伏，交织着荣耀和屈辱的历史，求贤令还表达了两个意思，一，秦孝公不会安于现状，他有着雄心壮志，他的执政目标是“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也就是说，他准备收复被魏国夺取的河西地区。二，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愿意破格提拔人才，不管是谁，不管来自哪里，只要能够想出办法让秦国强大起来，他就准备重用。

求贤令当中的每个字史书都清楚记载下来，秦孝公希望他招揽人才的范围能够扩展到整个天下，他特地公开发表了这个政令，而且是向全国乃至全天下公开发表，尽可能让这个政令被更多人所知。这也是我对求贤令很不以为然的原因。

从求贤令的表述看出来，秦孝公的观点是秦国还不够强，所以需要寻找人才帮助他把秦国变的更强。问题是，秦献公的战绩已经足够好，秦国已经足够强大了，为什么秦孝公仍然认为秦国不够强呢？因为经过秦献公的一连串胜利之后，秦国的国际声望没有提高，国际影响力也没有增加。秦孝公根据这个现象反推出他的观点，秦国应该继续增强国力，才能打更大的，更轰动的胜仗，才能让其他国家尊敬和服从秦国。

秦孝公看到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种现象是他直来直去的思维方式判断出的幕后原因所造成的吗？未必。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解释秦孝公看到的现象，我认为，真正的幕后原因是魏国有效地封锁了它被秦献公打败的消息。

那个时候，魏国占领河西，把秦国和赵国隔开，秦国只和三个万乘之国相邻，魏国，韩国和楚国，韩魏领土对秦国和周国构成包抄之势。

被秦国打败很丢脸，魏国当然不想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于是魏惠王下令，大家闲着没事的时候多谈谈对韩赵的胜仗，对秦国的败仗尽量不要提，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越少越好。

韩国是魏国最忠诚的小弟。前362年之后韩魏分裂，但是，其原因是魏国不要韩国，韩国仍然一直想着和魏国搞好关系，五年之后，韩国就做出妥协让步，两国重归于好。

只有两种情况下韩国才会去做得罪魏国的事情，一种是有助于韩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一种是形势紧急，迫不得已。显然，宣扬魏国被其他国家打败的消息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况，刚平之战中魏国遭受的损失，还有被秦国打败后遭受的损失，这些消息韩国都缄口不言。

秦献公执政之前，楚国和秦国的关系非常友好，它们是姻亲之国和亲密盟友，它们经常默契配合，协同行动，联合起来对魏国展开大战。而秦献公执政之后，秦国一次都没有配合楚国的行动。楚国认为，如果刚平之战的时候秦国也参战，它可以给予魏国更沉重的打击。如果榆关之战的时候秦国也参战，它的损失就不会那么惨。它把秦献公视为魏国在秦国扶持起来的亲魏势力，对秦献公很不满。后来，秦献公进攻魏国的时候，它也冷眼旁观，一动不动。

秦献公时代秦楚两国仍然互相通婚，但是它们的关系显然疏远了，楚国对秦献公的观感很不好，冷淡对待秦献公，它也不会去宣传秦献公的胜利。

赵国在历史上和秦国从来没有什么交情，由于魏国长期占领河西，赵国和秦国很难进行外交往来。而且不久前赵国还援助魏国，和秦国交战，它和秦国的关系比较恶劣。这些都造成，前362年赵魏分裂之后，赵国习惯性地没有去联络和祝贺秦国，它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特别反应。

赵国只有吞并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才能崛起，齐国是中山国的坚定后盾，它一直都在背后支持中山国，阻碍赵国的崛起。所以，赵国和齐国，中山国的关系一向都很紧张，几乎没有什么外交往来。石门之战魏国战败的消息赵国是知道的，但它不会传给齐国，中山国。

燕国的传统政策是闭关自守，如果其他国家首先进攻了它，它会进行一些报复，除了这件事，其他的外部事务它都是漠不关心，充耳不闻，赵国也不能把石门之战的消息传给它。

泗上十二诸侯中的三个千乘之国，宋，鲁，卫这个时期都是魏国的小弟，受魏国的管辖。越国位于东南方，和西北方的秦国距离遥远。

一一分析下来，秦献公胜利之后，只有早已投靠秦国的周国在拍巴掌，国际形势没有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就不奇怪了。其原因不是这些胜利还不够耀眼，不够轰动，而是当时的地缘政治。

一些楼层又毫无提醒的时候就被删掉，哎，到底哪些字词是犯忌的，能不能明白的公示出来，现在写个帖子真的好累。

一个纯粹历史贴，怎么就犯了时政忌讳?

魏国封锁消息是为了维护它的霸主声望，霸主声望对魏国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虚幻的面子，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它有一堆小弟要带。魏国的小弟里面，宋国是最不安分的一个，宋国投靠魏国只有10年，不像韩国和赵国是魏国的传统盟友，它又觉得自己比魏国的另外两个小弟鲁国，卫国实力强大一些，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起初魏国没有特别注意，让宋国得知了石门战败的消息，结果宋国开始不服从魏国的号令，还在周边国家散布反魏言论，魏国发兵进攻宋国，占领了仪台，宋国这才老实下来。
现代社会信息传播途径多样化，一场战役的胜负很难被某个国家隐瞒住。而在战国时代，信息传播技术非常落后，只要严密封锁边境线，真的有可能把信息给中途截下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齐威王的心目中，当时的秦国地位如此之低。齐国和秦国一东一西，相距遥远，魏国是中原霸主，横亘在它们中间。魏惠王封锁了被秦献公打败的消息，后来桂陵，马陵之战中，魏国对秦国的战绩不错，他又没有封锁消息。所以，齐威王只知道桂陵，马陵之战中秦军的表现，不知道秦献公时期秦军的表现，他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观念，那就是秦国实力很弱小，在为齐国统一天下制定总体战略计划的时候，他把秦国当做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来处理。
齐威王的失误又被张仪专门想出计策加以利用，这样一环接一环的连锁反应，这个失误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最终发展成为秦齐争霸当中秦国能够击败齐国的一个极其关键因素，而齐国是秦国统一天下道路上遇到的最强劲竞争对手。
一只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引起美国的一场龙卷风。魏惠王始料不及，他的一项看上去不是很紧要的附带政策，造成的历史影响会这么深远和重大。

求贤令的出发点说明秦孝公对当前国家所面临问题的判断可能不太准确，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加值得商榷。自从魏国占领秦国的河西地区，齐魏两国就成为宿敌，不久前秦献公击败魏国，魏国对秦国的警惕性已经很高，秦孝公却在国际上公然宣扬他的宏伟雄心壮志。求贤令一发出，首先注意到它的就是魏国，魏惠王的警惕性进一步升高，如果任凭秦孝公实现他的雄心壮志，那魏国肯定要倒霉，无论秦孝公现在想干什么，魏国都必须针锋相对，奋力阻止。
求贤令当中说的很清楚，秦国想收复河西，于是魏惠王下令，河西主将龙贾增修增建河西长城，加高加固防御工事。
秦国想在全天下范围内招揽人才，那就不允许它招揽到人才。是的，魏国可以封锁秦献公胜利的消息，也可以封锁求贤令的消息。它还可以严禁魏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前往秦国。求贤令只有通过楚国领土，才能绕开魏国的封锁。可是，楚国是一个宗室贵族当权的国家，它强烈排斥平民出身的人才，比如，吴起被杀，张仪被殴打，这样的国家，最烦听到不拘一格降人才之类的言论，它也不会替秦国传播求贤令。
秦孝公的意图是把求贤令搞得天下尽人皆知，实际上知道的人少的可怜，没几个人因此而来到秦国。商鞅是一个例外，魏国的封锁对他无效，他的老板公叔座都被秦国俘虏了，他知道秦国已经强大起来，这个国家前景看好，他在魏国高层人脉广泛，信息灵通，他也听说了求贤令，于是他决定去秦国。
秦孝公还没有开始做事，他就先给秦国增添了一些完全不必要的麻烦。求贤令看上去很有创意，魄力十足，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具体时空环境和背景中进行考量，就会发现，它错漏百出，牛头不对马嘴，效果很糟糕，它是一个建立在错误判断基础上的错误政策。
表面现象是骗人的，通过求贤令，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精明强干，敢作敢为，壮志凌云的秦孝公，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实质上，他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他推行的政策流于空想，实际效果不佳。人以类聚，秦孝公重用的商鞅也有同样特点。
魏惠王封锁了边境线，商鞅却能大摇大摆的去秦国，公子卬送给商鞅很多钱做路费魏惠王也毫无怪罪之意，从来没减少对公子卬的信任，说明魏惠王有可能是故意放商鞅去秦国的，他认为商鞅没有真本事，秦国重用他魏国求之不得。从这件事来看，魏惠王识人眼光比秦孝公准确，魏惠王在公叔座之后重用的那些人才算不上顶级，但还是有一定能力，不像商鞅是个水货。魏惠王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不过魏国的地缘条件在七雄当中最为不利，制定一个适合于魏国的战略方针难度比其他国家高，比较容易犯错。所以，我对魏惠王政治水平的总体评价是中等，对秦孝公的总体评价是差等，魏惠王比秦孝公水平高一些。

不知道楼层是系统还是版主删掉的。版主可以不删帖只删楼层吗？

感觉由于法家喜欢大骂儒家迂腐无能，蒙憋了后人。大街上两个人吵架，一个骂另一个是大坏蛋，骂人的这个一定是好人吗。？显然不一定。
同理，无论儒家有多迂腐，都不证明法家不迂腐。无论儒家有多无能，都不证明法家能干。实践当中，法家和儒家一样迂腐无能，甚至比儒家更迂腐无能。

回复teuea： 我认为法家是中国集权体制在思想领域的反应，就像韩非子思想是各种集权方式的总结，而不是创新。所以并非法家引导了集权体制的发展，即使没有法家思想，后世也会在儒家思想内部注入集权因子。

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军法治国，还有秦始皇，他们真的是用法家来治国的。后世用法家仅仅是为了加强君主的个人集权，不是用来治国。比如武则天，她重用酷吏，但只让酷吏司法，从不让酷吏参与行政。但是儒家出生的狄仁杰既可以行政，也可以司法。武则天只把酷吏看做集权工具，用完了就扔掉，没有治理国家的作用。汉武帝大致类似。

特别是宋明以后的儒家已经比法家更狠毒。如戴震所言：“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寥寥数语，把宋明以来的中国社会蛮不讲“理”的本质揭露无遗，这种儒家只怕商鞅连韩非也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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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很残酷，儒家到了后面也有走偏的趋势。我认为从宋明理学开始，为了反对佛教，道教，儒家被绝对化，认为儒家思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旦儒学被绝对化，它就不仅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宗教，可以称为儒教。

附录：关于商君书。

至于商鞅是一个思想家，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个是后代人根据自己的某种倾向塑造出来的观点。我们看历史记载中的商鞅一生经历，早年在魏国的时候，是丞相公叔座的一个家臣。到了秦国以后，直到死为止他都从事行政工作。也就是说，无论自己的官位高不高，他一生都是和政府官员们混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和诸子百家这些思想家们在一起，没有参与过任何诸如游历，求学，研究，讨论，辩论这些学术活动。从当时人的角度，还有商鞅死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如果还记得他的话）的角度来看，商鞅都100%是一个官员，而且也只是一个官员。

说商鞅是思想家，其实证据主要来自商君书这本书。所以，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本书。商君书现存24篇，也算不上卷佚浩繁，但我看了之后，主要的感觉却是两个字--混杂。首先，写作的时间比较混杂，经过专家考证，从秦孝公时期开始，一直到秦始皇时期，也就是前221-210年都还有，不同的篇章，写作时间跨度长达150年；文体风格也让人觉得混杂，有些是说理文，有些是记叙文，有些不是文章，只是资料的集合。

另外，写作的内容感觉混杂，包括有反映兵家，纵横家观点的论文和参考资料，有给秦王进行政策建议的上书，还有的篇章就是法律条文的汇编，当然，也有一些篇章可以划归到法家思想著作当中。这些内容长短还不一，如‘立本篇’，‘战法篇’不到300字，包括‘算地’，‘弱民’在内的五篇则达到2000-3000字。

从书中不同篇章主张的观点来看，有的主张‘重刑厚赏’，有的主张‘重刑轻赏’，还有的主张‘重刑不赏’，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所以，书中观点也可以说是混杂的。

24篇中，18篇经过考证，基本上排除是秦孝公时期作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肯定不是商鞅所写。另外6篇，不能完全排除，有可能是秦孝公时期的，也可能不是。其中‘更法篇’记述商鞅在秦孝公面前宣传变法的好处，同时与甘龙，杜挚辩论的过程，是以第三人称所写，而且照搬了一些赵武灵王为胡服骑射辩护的言论，所以，里面起码有很多后人润色的成分。‘战法’，‘立本’是简短的用兵方法介绍，‘兵守’篇是一些简短的防御时的作战方法介绍。‘垦令’篇是（可能是秦国的）有关垦荒的20条法令，包括解释和论证这些法令的段落。‘境内’篇是（可能是秦国的）一些社会制度的记载包括户籍制度，军队建制、人的犯罪处治办法等。

这6篇内容中没有一个是商鞅以自己的角度出发，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的。所以，即使这6篇都是秦孝公时期的作品，同时这6篇中无法考证的内容都是由商鞅所写，（我认为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我们也很难从其中发现商鞅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是什么。

那商君书是不是商鞅的弟子后学们为了传承他的思想而写的呢？就象论语是孔子弟子写的一样？也不大可能。历史当中没有商鞅有弟子的任何记载，商鞅是高官，行政事务极其繁忙，还有应付很多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他没有时间和精力象孔子那样研究学术，教课授徒，当然，这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有学术传承关系的‘商鞅学派’，自然商君书也不可能象一些人主张的那样是‘商鞅学派’的后人写的。

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商鞅连商君书里面的一个字都没有写过。商君书的产生过程，应该和管子这本书的情况很类似。管子号称是管仲的作品，实际上没有一个字是管仲写的。因为管仲也是一个官员而不是学者或者思想家，稷下学宫里面的所谓‘管仲学派’和管仲并没有学术上的继承关系。管子这本书是稷下学宫里的一些学者伪托管仲的名字，写的自己的治国思想。

战国末期，有一个或者一些具有刑名治国思想的人，把他们感兴趣的一些文章和资料拼凑在一起，伪托商鞅的名号，取名‘商君书’，因为这些人本身是默默无闻的，需要借他人的名字才能把自己的文章传承下去。我想，这大概就是商君书的成书过程，韩非子看到的应该就是这样一本书。再往后，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还有人把不同的文章加塞进商君书里。

商君书中的治国思想，应该也是参与写作这本书的后人自己的思想，或者是他们认为和猜测的商鞅所应该拥有的思想。由于没有学术传承链条，他们只能通过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实行的那些政策，去反向猜测商鞅头脑中的具体思想是什么。

商君书是来自不同时期的不同人写的文章的集合，所以，它的整体面貌异常混杂，甚至观点都有自相矛盾之处就不奇怪了。既然书中的商鞅思想只是后人倒着推测出来的，所以也就免不了有某些遗漏和错误，让人觉得没有形成一个协调一致完整的思想体系。比如，编撰商君书的人没有意识到军法治国是商鞅政策的关键点，其他的政策很多都是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忽略了这个关键的要点，对其他政策的解读自然就显得松散了。

比较这两本书，你就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管仲的历史名气比商鞅要大的多。管子是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学者们集体所著，商君书则是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编撰而成。虽然韩非说商君书‘家有之’，到处都有，似乎很流行。但实际上除了韩非这个法家本家之外，在整个战国时代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人见过这本书，所以韩非的话有王婆卖瓜，夸大之嫌。

管子在西汉编定的时候一共86篇，现存76篇。而商君书在西汉编定的时候一共29篇，现存24篇，管子的内容丰富详实，远在商君书之上；管子书中观点基本是一致贯通的，没有明显的自相矛盾，说明写作管子的学者们在著书过程中起码是经过在一起的讨论和沟通的，是有意识的写作。而商君书的写作过程跨度时间太大，各篇的作者们不可能一起讨论沟通，造成了风格和观点上的差异。这本书成型的时候，许多篇章的作者早就死了，他们未必愿意自己的文章被挂在商鞅的名下。仅仅24个篇章里面就有这么多的水分，说明赞成商鞅的做法，对商鞅思想感兴趣的人直到战国最末期还是很少的。

回复teuea：
法家思想在秦以后已经声名狼藉，很多专制者其实并没有看过商君书或者韩非子，为什么中国的集权体制会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广泛，我认为这是人性的缺陷所造成。

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象是基督教在西方的作用。耶稣说以德报怨，但是以他的名义发动了这么多血腥战争。那么，能够说西方人都是假基督徒吗？基督教的影响力其实不大吗》？人性的缺陷就是这样，只相信一种思想当中自己愿意相信的部分。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致的叶子。思想在不停地改变，孟子和孔子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集权体制可以放大人性的缺陷，在长期集权体制的引导下，儒家思想越来越偏离正轨。
我认为法家思想是集权体制的后果，它本身不是原因。

孔子重仁，孟子重仁和义。他们的侧重点也所不同。在长达2000年皇权统治环境下，儒家思想越来越向维护皇权方向倾斜。这是我认为儒家思想偏离正轨的原因。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致的叶子。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一样的。董仲舒在那个时代也只是众多儒家学者之一，如果不是汉武帝的看重，他的思想没那么大影响力。中国强大的政治权力，不停地对思想进行筛选和评判，2000年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儒学。所以我认为，改造儒家的与其说是法家思想，不如说是专制权力。法家思想只是专制权力特定做法的一种系统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