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笔记：完成一个控诉，还是一个命运的描述？（一）
阿乙草于200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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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作品系列，计12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活着》单本印数20201-30300册，其他单本印数没工夫细看，估计不超过这本扛鼎之作。12本总价157元。12本分别名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鲜血梅花、战栗、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余华的全部作品在此。

（一）控诉和对控诉的控诉

《许三观卖血记》讲的是小市民许三观在20世纪的一生，这个人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段自上而下的乌托邦运动。在故事发生地孙荡，批斗地富反坏右的运动如火如荼，但是欠缺一个批斗妓女的项目，因此，在“救场如救火”的情势下，许三观曾被他人诱奸的老婆许玉兰当然地作为一个补充指标给揪了出来，被剃阴阳头，被令挂木牌。这样许玉兰的前段人生就被篡改为“15岁开始卖淫”和“两元钱一夜”。如此，我们便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叙述，这种叙述先把罪名批发下来，然后再组织、安排、设计罪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后，基于许玉兰是破鞋这个事实，戴红袖箍的战将们便可以高亢地歌颂乌托邦的干净。这种一切服务于目的的控诉无疑是霸道的、不人道的。

这种批斗在季羡林先生眼中，甚至连纯粹的控诉都不是，直接就是个人兽性的发挥。《牛棚杂忆》里有言：“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表白，忠于什么什么人呀，维护什么什么路线呀。这些都是鬼话。要提纲挈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控诉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工具，服务于某种私人目的的工具。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对文化大革命、法西斯等控诉行为的反控诉当中，是否也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的目的至上主义？换句话说，一些拨乱反正行为的本身是不是也在掩盖某种真实？譬如一个很容易发生在我们左邻右里妇女同胞身上的事：当她受到了冤屈，并且确立了一个控诉的对象之后，她是否也会通过无限美化自己的手段来形成对控诉对象的压力？会的，我以为会的。对上纲上线这东西上纲上线，这事情我们看过，不会少。这是一个圈套。

在我的阅读史里，有一段时间是喜欢把意识形态这东西弄成先入为主意见的。人称那个时间段的人容易被辨别为“愤青”。我在那个时候先看了张艺谋的电影，后读了余华的原著，注意到〈活着〉里的一个细节有两种不同的表达：在电影里，县官（我之所以不用“县长”而用“县官”是因为一个“官”字可以增加我的愤怒）春生倒车撞倒了围墙，结果把福贵的儿子有庆压死了；而在小说里，有庆的死则是为了给县官老婆抽血给抽死了的。电影里县官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无意，而小说里的他则显得有点不顾底下草民的死活，无疑小说所形成的控诉基础要牢一点、猛烈一点。我的一个大学生朋友郑江波说他读〈活着〉哭了好几回，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也难受了好一阵子。接下来的描写（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则让彼时的我感受到了愤怒——福贵以其不争、退让原谅了春生。

我理解福贵的不争、退让恰恰是张艺谋、余华的不争、退让。我甚至认为张艺谋在某种程度上是向权势者献媚，那种把春生行为设定为无意、让福贵还能跟他的外孙走向有阳光的结尾等安排说明了他期待化解权势者的敏感。张的片子被禁，我还一度觉得这是天下最搞笑的事情，所谓热脸贴上了冷腚吧。对余华作品本身，我则痛恨文字中荡漾出来的老庄式哲学，在脑海里，我认为他对不争的歌颂给权势的铁蹄留下了一往无前的空间。

我不惮以毒药来描述这样一个作品，我以为他的目前最贴近汉语本身魅力的描写方式营造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亲戚关系，然后他给你下慢性毒药，让你慢慢失去力量、失去抵抗力。愤恨的我甚至想把那个有庆死去的细节链接上〈秋菊打官司〉，链接出一个稍微有力量的结果。但是原作的不可更改性告诉我：他们（张艺谋和余华）在一个有岔口的地方，让河流流向了他们认定的那一边，而不是我们认定的这一边。

我们认定的这一边，正在造成〈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的畅销。这两本书一旦落入读者的怀抱，便满足了一些读者需要控诉的情绪。我在网络上看到不少网友像郑江波一样流出了眼泪，这种眼泪像27层净化系统，把一个值得同情、值得可怜的主角过滤得非常纯净，这样就对被控诉对象形成了压力：善对恶的压力、美对丑的压力。

实际上，这些年很多的文学都在重复这种文革漫画时的描写，有一个正面，有一个反面，正面突出反面的反，反面突出正面的正。高大全的人物大概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因为需要一个控诉的力度。比较意外的是，我原来以为“高大全”是由后来的文论作者按照贬义的意思总结出来的，却不料他本来就是一部主题为“歌唱与鞭抽”作品的主角（浩然作品〈金光大道〉主人翁就叫高大泉）。现今我们还能看到电视上的警察题材或者市委书记题材，在这里一般都有一个异常正面的形象。当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的不撒尿的神仙不存在时，编剧同志开始寻找这些高大全们的生活缺陷，比如猛抽烟啊、不爱老婆、不陪女儿过生日啊，形似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对领导说——“你也太不团结女同志了”。这样的有意寻找点“生活错误”的做法似乎是为了让主角的生活气息更浓一点，但是其中操作的痕迹还是很猛烈。

路遥虽然故去，但他的死去不足以消除我对他作品的不满。文字干枯不说，其间对孙少平一家不切实际的歌颂值得怀疑。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一家被过于主观地给予承认，甚至有点像是一个家庭的人出门来宣唱自己家，而对别人家则给予了主观的否定，这种根植于内心思维的狭隘、自恋虽然构成了厚厚一本书，却最终只留下几个没有说服力的符号。站在孙家一边的小说任务田福军被作者主观承认，形象离高大泉其实不远，而在班子里和田作对的人则被刻画成另一种嘴脸。每当看到这样的文字时，我就怀疑作者的贞操丧失了——作者把自己的语言设计进了作品中的人物，这样看，余华下的毒药恰恰在于他没有让福贵、许玉兰成为一个旗手。

余华的作品贡献在于，他尊重了他作品里的人物，让他们说出了自己的话——他不但是让福贵把O型血说成是“圆圈血”（这样的工作路遥也会做，这只是表面工作），而且还让许三观说出了“给方铁匠烧壶茶”。许三观的家里马上要被方铁匠请人来搬空了，来者气势汹汹，许三观让老婆给他们烧茶的选择是小市民的选择，而不是旗手人物的选择。他不可能超越他的身份，做出鱼死网破的选择。同样的事情是，当福贵面对误杀其子的春生（当时的县长，以前的同壕壮丁）时，一个农民的当时选择也只能是原谅，他不可能作出破釜沉舟、鱼死网破、欲与凶手试比高的选择。

余华在1993年为〈活着〉作序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也许就是在排斥了道德判断之后，一份作品才能做到文学第一，而不是意识形态第一，才会不被控诉的怒火所掩埋，成为一块若有若无的抹布。在那些震嚣的宣判结束之后，一个控诉的结果出来了，但是作为曾经的证物，它们不再被重视、不再被尊敬。把余华的作品牵扯到愤青与非愤青的争论当中本来是一件错误的事，难为我写了这么多废话。

正因为没有主观上的正反判断，许三观、徐福贵作为一个人，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的表达成立了。对一个现在的我而言，我看到的余华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妥协者，而恰恰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命运描写着。许三观压根就不是刘胡兰，他只是许三观，一个小市民，与之相匹配的是——徐富贵是一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