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几篇莫洛亚的短篇小说，是收在罗新璋、孙传才所译的《栗树下的晚餐》这本集子里的。这本短篇集最早曾收入“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漓江版）中，后，又由上海译文纳入“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安德列·莫洛亚是传记大家，法兰西院士，著有《雨果传》《巴尔扎克传》《拜伦传》《雪莱传》《普鲁斯特传》等，是传记文学的开创者，同时，还著有《美国史》《英国史》等历史著作，大有文名。不但如此，此君还写得一手好短篇小说，这就非常难得。
法国短篇小说传统深厚，是欧洲短篇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文学大师都有几篇非常出色的短篇佳作，像福楼拜、左拉、司汤达等人，而梅里美则是以短篇名世的，最后出了一位巨匠短篇莫泊桑。法国的短篇小说篇幅不长，结构精巧，故事性强，情节生动，而且在风格上以风趣幽默，自嘲反讽著称。这些特点在莫洛亚的短篇中都可以看到，有法国评论家在谈到法国短篇小说成就时说，莫洛亚是继莫泊桑后法国短篇小说第一人。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足以证明莫洛亚的短篇造诣。谈到短篇小说，法国还有个马·埃梅，现代短篇怪杰。
罗新璋为这个译本加了不少分。罗新璋的译文深得傅雷的真传，他年青时，曾手抄傅雷的绝大部分译文，笔下了得。其所译的《红与黑》堪称定本。他通读原著35遍，五易其稿，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在中途转飞机》一篇，是罗新璋最早所译的莫洛亚两个短篇之一，曾刊于《世界文学》的创刊号。
莫洛亚的短篇的确很好，但这个好是我们说得出来的，是可以分析的，相较另一些顶级短篇大师，你只有佩服的份，却说不出所以然来，比如乔伊斯、蒲宁、巴别尔等。

不知是谁说过，重读才是阅读。不管是谁说的，至少是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这几年一直不停地阅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收获似乎并不太多。可能是错过了阅读的最佳时机，抑或是方法不正确。现阶段准备放缓脚步，好好琢磨琢磨了。

雪莉·杰克逊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她的那篇《摸彩》结尾处令人不寒而栗。她的短篇总让人产生怪诞之感。她的一个短篇《普通的一天》，讲述一对富裕的老年夫妇，每天出门溜达，一个做专善事，一个专找人别扭，而且夫妇俩隔天轮换。小说主要是以丈夫做善事来展开叙事，他非常殷勤，但总令人怀疑他做善事背后动机。我们有句老话：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国外也一定有相似的俗话。这些都好理解，但小说里多次出现他的鞋子，就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了。

网坏了几天不能上，同时也掉进了小说修改的泥沼出不来了。说好结尾，也相好了结尾，但越改越结不了尾。着急。

这几天都没读外国小说了，读了几位有特色的国内作家：林海音、汪曾祺、阿成、谈波，张楚、张惠雯的几个短篇。我以前基本不读。

自从开始学习写短篇小说后，读小说的方法与以前不大相同了。以前读小说，读完后第一反应是小说写的什么，表达怎样的主题，如果有兴趣大略了解一下小说的人称、叙述角度之类的情况。现在不同了，读完一篇后，就开始将小说拆开，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分析，人物的外貌、性格特征、行为举止等等。这个过程应该不会太长。

关于珠宝，莫泊桑写过两个短篇，一个是《项链》，一个是《珠宝》。这两个短篇都是不可多得的短篇佳构，《项链》更是因上过高中课本，而家喻户晓。从小说的喻意而言，《项链》的教育意义是积极劝世的，但我却更喜欢《珠宝》一些，因为它幽了男人一默，让我们体验到了生活中无奈的一面。有独无偶，我喜欢的毛姆先生，也写过两篇珠宝的短—篇，一篇是《全懂先生》（又译《万事通先生》），一篇《珍珠项链》。毛姆是莫泊桑在英国的弟子。这两个短篇可以说是向莫泊桑先生的致敬之作。《全懂先生》与《珠宝》题材相似，同是写丈夫被戴绿帽子的故事，只不过一个是因妻子突然去世，丈夫发现了这一秘密，而且因了这件事，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另一个丈夫却因“万事通”先生的“善念”而继续蒙在鼓里。后一个更好玩。这种男人更令人同情。
《珍珠项链》与《项链》也讲了个项链的真与假的故事，只不过《项链》中公务员的老婆，因贪慕虚荣，整整受了十年的苦，而《珍珠项链》里的那个家庭教师，因假项链的缘故，从此过上了令人羡慕不已的生活，虽然在声誉上有那么点不好看。但我认为小说中意思的倒是另一位表面谴责，但暗地里妒嫉的“正派”女人形象。她是故事的讲述者。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这四个短篇其实讲的都是有关真与假的事，又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这句话，想想，这世界的事或许真的是真假莫辨。

那年前曾买过一套纳博科夫的作品集，是时代文艺版的，书是好书，但装帧印刷都粗制乱造，搞得像盗版的模样。后来上海译文重新推出了他的作品集，有一部分还是采用了时代文艺版的译文，这证明时代文艺那个版本，并不是那么的糟糕。
那套作品集，我读过其中一大部分作品，甚至连《微暗的火》这部晦涩难懂的小说，都坚持读完过。但说实话，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这只能说明我还没有达到能够读他的水平，不过也从此爱上了这位有些故弄玄虚的作家。
我记得有次在九宫山看日出，看完日出，天还没有完全亮，准备下山回住处。在下山的路上，我遇见了一位年青的僧人，穿着黄色的袈裟，那段时间我读了一些佛教类的书籍，想炫耀一下，就问他目前读什么经书。他说平日他只参禅，不读经书。我说你不读经书怎么参禅？他说参禅靠苦修和顿悟，读经书只是验证达到的程度。懂了就到了，不到就不会懂，读也没用。我被他狠狠地羞辱了一回。
读不懂原来是道行不够，过去了这么些年，不知道参到些什么，来读读纳博科夫的小说。

《菲雅尔塔的春天》是纳博科夫同名小说集《菲雅尔塔的春天》中的一个短篇，也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个不算爱情故事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的结局终止于一次意外的车祸——爱情故事中的女主尼娜死于与马戏团卡车的相撞之中。这是对爱情故事的戏谑。
这种无望的爱情故事，令人联想起契诃夫的《带叭儿狗的女人》，可以说这是一篇致敬之作。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渐段分析了这部短篇小说，可见对其的喜爱。同时，也让人想起同是处于流亡的蒲宁。纳博科夫与蒲宁是俄罗斯流亡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正是因为其流亡的身份，这个短篇和蒲宁的大部分小说都弥漫着对故土难以割舍的眷念和深深的绝望之情。
小说历数男主与女主十五年中的十二次偶遇（是偶遇吗？），但每次的偶遇，俩人的关系并没有成倍的积累，彼此的关系也没有进一步推进，而是始终处于某种若即若离之间。“接着从她开始的每个人，都立刻明白了，我们早就有着亲密关系；不用问，她早已忘记了有关那实在的吻的一切，然而不知怎的，因为那件微不足道的事，她发现自己隐约想起了一场温暖又愉快的友谊的延伸，而其实，我们的友谊从来就没在我们之间存在过。因此，我们的关系的整个模型都是欺骗性地建立在一种想像的友好的关系之上的——这与她任性的良好愿望无关。”他们的关系其实建立在相同的身份上面。
十二是个轮回，起点是俄罗斯，终点却在菲雅尔塔，意味着与过去彻底的决裂。
有人说这篇小说“带着蒲宁般的纯净和宁谧，普鲁斯特似的优雅和细腻，博尔赫斯式的奇喻和迷局”。卡尔维诺说他是天才式的写作。
纳博科夫死后，好像是厄普代克对另一位作家说，虽然说起来相当无理也不合时宜，但他的死，让我们的位子又向前挪动了。这件逸事我忘记在那里读到的，但肯定不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

川端康成是因《古都》《雪国》《千只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三篇小说可以说是代表了川端文学所创造的东方美的最高成就。仅就这三部小说而言，《千只鹤》的主题相对复杂一些，这部小说以茶道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有违常伦的世情故事。菊治是在背离自己的父亲（似乎隐喻传统）的道路下继续沉沦下去，还是在“千只鹤”（这应该是纯洁的和纯朴的传统象征）的招唤下重获新生，小说结局并未给予我们一个答案。后来川端写了个续篇《波千鸟》这篇小说我没找到，应该是菊治与雪子的故事。

我读的这个版本是叶渭渠先生主编的“川端康成文集”之《千只鹤·睡美人》，由中国社科出版，这套书十册，出版于1996年，是较为全面、也相对权威的一人版本。川端康成是新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由于是同是东方人的关系，在文化上千丝万缕，接受起来比欧美作家更为容易一些。其实在现代，像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永井荷风等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较大的，鲁迅、周作人等人都大量译介日本文学，周作人更是因长期浸淫于日本文化，以致落水，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日本千年来一直受汉唐文化的影响，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反过来又影响中国，这是个有趣的课题，这还是个题外话。
我想说的是，川端康成复杂多变的创作用法和技巧。《千只鹤》发表于1953年，小说有着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茶道、瓷器、庭院、插花、枯山水等等，这些日本文化符号始终贯穿于小说之中，是川端小说东方美的典型代表性作品，而同一本书里的另外一篇《睡美人》，就带有明显的西方小说味道。我以为是翻译的问题，但发现是叶渭渠先生一人所译，应该不是，读了几页后才发现，是小说的创作风格问题。川端似乎有两套以上的笔法，会根据不同的题材，选取运用与之相符合的叙述语言和腔调。这部作品发表于1961年，是川端晚期的作品，说模仿西方小说应该是不能够的。没有全部读完川端的小说，不能轻易瞎说，只能说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想。这篇小说写得很干净。

对自己有帮助的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立竿见影的，一种是潜移默化的。比方说莫泊桑、海明威、毛姆、莫洛亚、卡佛等，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有用的写作技巧，比如说对话、叙述节奏、叙述腔调、场景描写、场景转换、人物动作等等这些东西，你马上就可以运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去；而有些作家如契诃夫、乔伊斯、卡尔维诺、巴别尔，甚至门罗、威廉·特雷弗这些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你根本就无法模仿，但他们才真正是成为你血液的东西。

昨天读了芥川的《南京的基督》。很久以前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太久远了，以为是八十年代的事，那知是95年的影片。电影的内容已经忘一干二净，好像是把它当成禁片在看，在当时以妓女为题材的小说和电影都有些暧昧的味道。金花的天真、善良和虔诚是她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最后也因此逃过了一次劫难，但她能够逃脱悲剧的宿命吗？小说令人触动的是她认定是基督来拯救她时的那一刻所达到的灵与肉的交融。

下午送蔬菜之类到岳父母家，顺路到东湖绿道去转转，到了一看，停车场满满当当，又恢复到正常模样。扫码入园，人更多，除了都带着口罩，已与日常没有两样了。扫了个车，穿行在绿道上，看到尽是人，突然感到有些害怕，赶紧上车回家。出门只有二十九分钟，没收停车费。

昨晚读芥川的《杜子春》。芥川的短篇小说中有不少是取材于中国古代的传奇故事和素材，与我们有亲切感。我国现代文学最早也许是鲁迅，他的那部《故事新编》。当代作家也有人改写传统故事，香港有刘以鬯就改写过杜十娘、孟姜女、劈山救母、牛郎织女，取名也是《故事新编》。汪曾祺改写过聊斋，取名聊斋新义。其他的有张大春、杨典、阿丁、赵松等。

芥川的《秋山图》就是我心目中最具中国气派的短篇小说，可惜是日本人所写，而且是写于1920年，而那时，中国正是“五四”的第二年。芥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之深，简直是令我辈汗颜。

纳博科夫就像一位魔术师，他的奇思妙想，有时让人忍俊不禁。他的一个短篇《一则童话》就讲述了一个耽于幻想的、害羞内向的男人贪慕女色的故事。男人上下班途中经常偷瞄美貌的女子，但从来都不敢开口搭讪，有天她遇到一个自称是魔鬼装扮而成的中年女人，说她可以帮助他完成他的梦想，将他心仪的女人都交由他支配。他心里虽然很高兴，但以为是女子在愚弄他，或者像靡菲斯特要收走浮士德的灵魂，女人说不会，说她只是想在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换换品味，做件好事。只是要求男人物色女人时不要双数，而且午夜十二点前赶到某处就行了。男人虽然不太相信，但第二天还是在街上找寻自己喜欢的女人，并将她们一一记在心里。他其实没有那么贪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认为上一个并不太满意，不知不觉选择了十二个。快到午夜时，他急切想找到第十三个女人，最后她也看到一个，但追上去一看，竟然是第一个女人。这时时间到了十二点，那个女人出现了，对这件事深表遗憾。男人也非常遗憾。一切都回到原点。
纳博科夫一直在挑逗读者的好奇心，但最后并不满足，可读者却并不怪罪于他。好玩。

纳博科夫的短篇《旅客》探讨了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小说中有两个人物，一位小说家，一位评论家，他们在闲聊。小说家说生活比小说高明许多，评论家不认同他的意见，他认为小说家的一支笔可以操纵一切。小说家接着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说是在一列火车上的包厢里，包厢有两个床铺，小说家睡下铺，上铺空着。他无所事事，就睡着了。到了下半夜，他突然睡来，就看见上上铺的小直梯上有一只穿着袜子的大脚，大拇指从破口处露在外面，正在吃力地往上铺上爬，他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过了一会儿，他就听见上面的那个男人在哭，哭得非常伤心，这一晚上他睡得不踏实，只要他醒来就听到哭声。到了早上，他醒得很早，发现火车停靠在一个这列火车不停的小站上，有警察上车盘查。他打听到，昨天深夜火车上上来一名乘客，是个杀人犯，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说话间警察就开始查他的这个包厢，他肯定没问题，警察就问上铺的乘客，但上铺的乘客还在哭，并不理会警察，当警察再度重申要他拿出护照时，小说家只听到乘客含混不清地说了几句话，拿出了护照。不一会儿，警察就查下个包厢去了。
按读者的猜测，这个人绝对是杀人犯，上车的时间，以及他反常的举动，在在都指明他是杀人犯，可结果事情却出乎意料。其实作家的思路与读者是一样的，按我们惯常的理解，这一切都合乎常理，不然的话，那个男人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就无从解释，可事实是那个哭泣的男人并不是杀人犯。这个结局说明了生活比虚构要更精彩、更丰富。
但问题来了：这个男人为什么在深夜上车，而且像女人那样号啕大哭呢？这或许是另一个故事的情节了。
按一般的侦探小说来说，不管是再蹩脚的作家都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将怀疑对象对准凶手，那怕是凶手出现在小说的第一页。按照虚构的法则，作家会设置重重障碍，将读者引向其他的人物身上，直到最后才揭开谜底，不然这部小说根本就不会出版的。这就是生活与虚构之间的矛盾，解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小说家一生的事业，只要他继续创作小说的话。
这个短篇，最让我揪心的是，这个男人的哭。

纳博科夫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捉狭鬼，作弄一个人，让他戴顶绿帽子不就够了吗，可却又偏偏令其背上个胆小鬼的名声，这让一个男人怎样活得下去啊！
故事老套，纳博科夫却做了个新解，到了小说的结尾，我们才知道原来逃离决斗现场的，竟然是我们这篇小说的主角——丈夫。得知结果后，我们再来看看纳博科夫对丈夫发现妻子和朋友偷情，被他发现后决定决斗后的一系列描写，得出丈夫临阵脱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读者的心理却希望他能够做得像个男人一样，给那对男女一个深刻的教训，而不是相反。整篇小说显得像部夸张的闹剧，丈夫是在伏特加的刺激下决定决斗的，而他所托的那两位作为证人的朋友，从头到尾都喝得晕晕乎乎的，像两个插科打诨的丑角，这给这一严肃的、关乎男人尊严的行为抹上了喜剧色彩。这一切看起来是个荒唐的玩笑。小说中有个细节值得玩味。就是丈夫逃离现场回到市区后，遇到了一位相熟的记者，而这名记者的老婆一贯招蜂引蝶，简直就是绿帽子王；他急于想甩脱掉他，就像甩脱掉这个身份，而这位帽子王却一直黏在他身边，甩都甩不掉，他才躲进一家名声不好的旅馆的。
作为读者，我们一般都会将自己的目光专注于小说的主要人物，对他的行为抱有很强的认同感，我们会随着他去经历许多坎坷或磨难，为他幸福的结局而感到高兴或为其悲惨命运而唏嘘，总之一句话：是站在他或她的这一边的。但这篇小说，却给了我们一个相反的结局。我们还相信作者吗？作者的意图又是什么？这种情况，纳博科夫在他那部著名的《洛莉塔》表现得更为显著，那部小说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是一个叫亨伯特·亨伯特男人狱中的自叙。他讲述了一个违反常伦的故事，虽然纳博科夫说他无意展开道德上的说教，但读者在整个的阅读过程中，始终处于恶与善的矛盾纠葛之中，而善最终会战胜恶，也就是因为这个善，才有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的存在意义，才有人去阅读和观看。
而作为小说美学来说，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正是小说最有趣的地方之一。这个短篇虽然是第三人称叙事，但我更愿意相信是第一人称。

纳博科夫的小说犹如他酷爱的蝴蝶一样五彩斑斓，许多作家都将清晰、简洁当作自己追求的方向，而他却故事让小说表现得隐约、繁复。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他的小说充斥着大量细节，但这些细节都是小说不可分割的部分，要么是渲染气氛，要么带有象征意味，在他敏锐的观察力面前，我简直就像个睁眼瞎一样。
有评论家说，他是世上少有的凭天才写作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