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过春秋、战国、两汉、三国，觉得写得有些过于简略，不是很满意。因此在写两晋南北朝时，多加了很多内容，却又觉得过于繁琐，实在不好拿捏。这段时期的史实枝叶繁多，如何安排内容以求前后衔接连贯，不使诸位过于突兀，很费了些心思。对于文言文的注释简略了很多，相信大家都是有些文言文功底的，注释过于繁琐反而不好，因此只对主要的语言进行全文注释。对于引用的文言文，力求注明出处（可能极少数会有遗漏）。若某一事件有不同说法，正文表达的是本人的看法，另会将不同说法注明，诸位可自行解读。本人文字功底略有欠缺，因此全文是以记叙的方式描写，可能让一些喜好文学小说的朋友失望，在此说声抱歉。水平有限，痴心不改，主旨娱乐消遣，对于文中的史实错误，希望提出批评指正。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的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痛苦、最黑暗的时期，汉民族由此跌入了血海深渊，匈奴、鲜卑、羯、氐、羌，数百万胡族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烽火处处，吞没了积累几百年的中原文明。他们藉“八王之乱”的机会崛起，将西晋统治者发动的内战转变为推翻西晋王朝的战争。
西晋社会内部本就潜藏着深刻的民族问题。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周边少数民族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内徙。西晋王朝既无力阻挡这一趋势，也不能妥善绥抚。官僚豪族甚至趁机掠卖人口，大发横财，如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就曾被东赢公司马腾（晋宣帝司马懿四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所掠卖。因此，在社会的底层，阶级压迫又表现为原始的、自发的民族矛盾。然而，这种低层次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宰全局的政治斗争，却是西晋统治者挑动起来的。
当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斗争之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不以民族斗争为口号，劳动者受压迫的苦难和胸中的积愤也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杀红了眼，杀昏了头，仇恨蒙蔽了双眼，分不清是非敌友，只知道种族异同。最典型的如后赵的冉闵（冉魏政权的建立者）于都城邺（今河北磁县南）驱杀胡人：

（冉闵）令城内曰：“与官（国）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不再戒严）。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百里之内的赵人都进入城中），胡羯去者填门（离城而去的羯人堵满了城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不愿为己所用），班令内外赵人（颁布命令告知赵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凡）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亲自）率赵人诛诸胡羯，无（不分）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集居在各地的胡人），所在承闵书诛之（当地军队奉冉闵之命杀了他们），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当时外表长得高鼻多须的人，有一半因滥杀而死）【《晋书·载记七·石季龙下》】。

这种失去理性、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当时屡见不鲜。真正受尽苦难的是被挑动起来的各族人民。短短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从二千三百万锐减至一千余万，整个中原沦为废墟。东晋孙绰曾满怀悲凉的控诉道：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黄）河洛（河）（意谓中原腹地）（成为）丘虚（废墟、荒地），函夏（全国）萧条，井堙（堵塞）木刊（砍伐），阡陌夷灭（埋没），生理（生存的希望）茫茫（渺茫），永无依归【《晋书·列传二十六·孙楚》附《孙绰》】。

魏晋风度，听上去是那么的令人向往——竹林七贤，刘伶醉酒，阮籍傲歌，嵇康抚琴，王衍清谈，名士风流，人物俊爽。但真正翻开那一页厚重的历史，更多的是火与剑的杀伐，泪与血的呻吟，奸谋的肆行与忠义的沦丧。
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晋王朝只有幸“享受”了短短三十几年的暂时统一，其余时间内，中华大地一直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共出现过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骇人心目、荒诞离奇、充满血与火的世间大戏。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与台上戏不同，世间戏却是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

八王之乱（上）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史称“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资治通鉴·晋纪一·晋武帝泰始元年》】，封司马孚（司马懿弟）为安平王，司马干（司马懿三子）为平原王，司马亮（司马懿四子）为扶风王，司马伷（司马懿五子）为东莞王，司马骏（司马懿七子）为汝阴王，司马肜（司马懿八子）为梁王，司马伦（司马懿九子）为琅邪王，司马攸（司马昭次子）为齐王，司马鉴（司马昭六子）为乐安王，司马机（司马昭七子）为燕王。
又以宗室司马望（司马孚次子）为义阳王，司马辅（司马孚三子）为渤海王，司马晃（司马孚五子）为下邳王，司马瑰（司马孚六子）为太原王，司马圭（司马孚七子）为高阳王，司马衡（司马孚八子）为常山王，司马景（司马孚九子）为沛王，司马泰（司马懿四弟司马馗之子）为陇西王，司马权（司马馗之子）为彭城王，司马绥（司马馗之子）为范阳王，司马遂（司马懿五弟司马恂之子）为济南王，司马逊（司马懿六弟司马进之子）为谯王，司马睦（司马进之子）为中山王，司马陵（司马懿七弟司马通之子）为北海王，司马斌（司马通之子）为陈王，司马洪（司马望次子）为河间王，司马楙（司马望四子）为东平王。
以后，司马炎又陆续派诸王都督各州军事，假节，得斩违令者。诸王拥有军队，不仅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而且还掌握了州郡要镇的军政大权，导致了后来的“八王之乱”。

司马氏得国，同曹魏差不多，“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司马炎也并非雄才大略之主，只不过“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列传十九·阮籍》）。他在灭吴、大封诸王和罢州郡兵后，遂“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而（皇）后父杨骏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朝政大坏”【张居正《帝鉴图说·十九·羊车游宴》】。
司马炎自以为天下一统，四海无虞，认为外无敌国，内无隐忧，便大肆游乐饮宴，政事荒废，后宫嫔妃竟超出万人之多。由于美女太多，司马炎自己都懒得选，便乘坐羊车，在宫中任其而行，羊车在何处停下，便留宿宴乐。于是宫中嫔妃企望临幸者，争相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等各种方式来引诱拉车的羊停在自己门前。由于司马炎不理朝政，杨皇后的父亲杨骏，开始大权独揽，结交党羽，独断专行，势倾内外。自此朝政开始大坏。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在南效行祭祀礼后，喟然感叹，便问司隶校尉刘毅：卿以为朕可与汉朝哪个皇帝相比啊？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可与桓、灵二帝相比。司马炎说：吾虽德不及古人，但尚能克己为政。又平定东吴，混一天下，将我与桓、灵二帝相比，是否太过贬抑了。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自己腰包）。以此言之，殆不如也（还不如他们呢）。”【《晋书·列传十五·刘毅》】
世家大族在司马炎的保护下，贪暴恣肆，胡作非为，文恬武嬉，奢侈无度。如大臣何曾，史称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列传第三·何曾》）。由此可见这些人的豪奢。历史上有名的王恺与石崇斗富，就发生在这时候。南朝宋人刘义庆著《世说新语·汰侈篇》，专门讲述了晋朝大臣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生活，现摘取三则，从中可一窥当时人的荒唐和奢靡：

一则
石崇每要（邀）客燕（宴）集，常令美人行（劝）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导）丞相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崇（曾经一同到石崇家赴宴）。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直到）沈（沉）醉。每至大将军（每当向王敦劝酒时），（敦）固（坚持）不饮以观其变，（石崇）已斩三人，颜色如故（王敦却脸色如常），尚（还是）不肯饮。丞相让之（责备他），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他杀他自己家里人），何预卿事（关你什么事）！”【注：《晋书·列传六十八·王敦》记载此事发生在王恺家】

二则
石崇（家）厕（所）常有十余婢侍列，皆（华）丽（衣）服藻饰（打扮），置甲煎粉（一种香粉）、沈（沉）香（汁）之属（一类的物品），无不毕备（准备齐全）。又与新衣着令出（如厕毕，又让客人换上新衣服出来）。客多羞不能如厕。王（敦）大将军往（上厕所），脱故衣（就敢脱掉原来的衣服），着新衣，神色傲然（傲慢）。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做贼。”

三则
武帝尝（曾经）降（到）王武子（王济）家，武子供馔（王济设宴），并用琉璃器（宴用器具全是琉璃器皿）。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罗（都穿着绫罗绸缎），以手擎（托着）饮食。烝豚（蒸乳猪）肥美，异于常味（和一般的味道不一样）。帝怪而问之（武帝感到奇怪，问他是怎么烹调的）。答曰：“以人乳饮豚（用人乳喂的小猪）。”帝甚不平（不满意），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这是连王恺、石崇也不知道的烹调之法）。

石崇杀劝酒美女，王济以人乳喂养小猪，而王恺、石崇斗富更是千古穷奢极欲的典型，用麦芽糖水涮锅，以蜡烛当柴烧做饭。这恰似以钞票点烟，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只求变态快感的荒谬浪费！傅咸曾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列传十七·傅玄》附《傅咸》】

与此相应， 朝廷精英们也一反常态，个个都成了哲学家、诗人。本来，晋武帝中后期，政局稳定，正是励精图治之时，但这些高官士族聚敛无度，不理政事，多以清谈为乐。尚书令王衍、河南尹乐广以及王衍弟弟王澄等人，“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这帮人成天手持拂尘，宽衣大袖，剃面熏香，望之直如仙境中一般的人物，以政事为“俗务”，孜孜不倦地钻研老庄玄学。阮咸、阮修、胡毋辅之、谢鲲、毕卓等名士，“皆以任（性）放（纵）为（通）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资治通鉴·晋纪四·晋惠帝元康七年》】。吏部郎毕卓的一首诗很能反映这些人的精神面貌：“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艺文类聚·卷四十八·职官部四·吏部郎》】
所谓的魏晋风度，醉酒傲歌，名流清谈，直如靡靡之音，使得晋朝举国若狂，上行下效，处于这样一种氛围，想不亡国都难。可以说，西晋王朝及其世家大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贪婪、奢侈、腐败、残暴的统治集团，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处于一种扭曲放纵的气氛之下。继而夷狄交侵，五胡乱华，中朝之祸自此而始【注：清谈，意即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罢了】。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夏四月辛丑（二十日），司马炎死于含章殿，太子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改年号为永熙，尊皇后杨芷（武元皇后杨艳的堂妹）为皇太后，立太子妃贾南风为皇后。
据说惠帝为人傻乎乎的，《晋书·帝纪四·惠帝》记载了其中几件事：一是惠帝到华林园去玩，走到一个池塘边，听见里面传出咕咕的青蛙叫。惠帝觉得很奇怪，便问随从：它们这样咕呱乱叫，是为公事还是为私事？随从就糊弄他说：在公开场合叫就是为公事，在私下场合叫就是为私事。二是后来天下战乱饥荒，很多百姓饿死，有人把情况报告给惠帝，惠帝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但《晋书·列传第五十九·嵇绍》的记载，与上述却很有不同。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七月，惠帝率军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晋武帝第十六子），在荡阴（今河南汤阴）被司马颖的军队战败，惠帝身中三箭，兵卒逃散，只有侍中嵇绍挺身护驾。司马颖的兵士举刀乱砍嵇绍，惠帝高叫：这是忠臣，不要杀他！兵士们回答：奉皇太弟（司马颖）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而已！“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后来战事平息，司马颖派卢志找到惠帝，移至邺城。左右侍从要为惠帝浣洗衣物，惠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
《晋书》对惠帝本人的言行所记甚少，但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在飞矢交前的情况下，惠帝仍能坚持表达他自己的意愿，他对没有能够救下嵇绍耿耿于怀，事后坚持不许浣洗溅有嵇绍血迹的衣服，可见是饱含着很深的感情。而带有如此之深感情的话，又不是别人所能代言的。《嵇绍传》的这段记载来源于卢綝的《四王起事》，而将惠帝带至邺城的卢志正是卢綝的叔父，而且卢綝本人当时也在邺城，因此卢綝的记载还是可信的。惠帝一般被评价为“白痴”。那么，试想这些话能是出自一个白痴之口吗？胡三省在注《通鉴》时慨叹：“孰谓帝为戆愚哉！”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他是“白痴”，只能认为他是鲁钝。由于惠帝鲁钝，杨太后与贾皇后遂专断争权，援引诸王、外戚以排斥异己，终于诱发了“八王之乱”。
晋武帝病重时，在宫内侍疾的只有杨皇后的父亲侍中杨骏。司马炎曾让中书下诏，召汝南王（改封）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但杨骏怕失去权柄与宠信，便从中书那里骗来诏书，藏匿了起来。晋武帝病危，杨皇后奏请让杨骏辅政，得到司马炎同意后，杨皇后便召中书监华廙（yì）、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旨意，让他们作遗诏，并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
两天后，晋武帝死，杨骏“遂当寄托（委以后事）之重，居太极殿”。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后，加封杨骏太傅、大都督、假黄钺，统摄朝政，总领百官。杨骏也知道自己因女而贵，没有民望，更无豪门士族的真心拥戴，便滥行封赏，以博求美名。他的亲弟弟杨珧、杨济，外甥李斌以及同党石崇等人多相劝谏，杨骏听不进去，我行我素。又“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内怀猜忌，外树私昵”，把司马皇室宗亲一概排除于中枢之外，“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晋书·列传十·杨骏》】。

惠帝皇后贾南风，是西晋初权臣贾充之女。当初，司马炎想为太子司马衷聘娶太保卫瓘的女儿。他曾说：“贾公女有五不可……种妒（生性嫉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史称贾南风“性酷虐，尝（曾经）手杀数人”【《晋书·列传一·惠贾皇后》】，看见其他妃嫔有孕，竟然以戟击打她们的腹部，迫使她们流产。司马炎知道后大怒，打算废掉贾南风，将她囚禁起来。但是皇后杨芷、大臣杨珧及充华（宫中女官）赵粲都为贾南风求情，这才保住了她太子妃的地位。
据《晋书·列传一·惠贾皇后》载，贾南风荒淫放恣，她先是借看病为名，与太医令程据搞在一起，肆无忌惮，“乱彰内外”。大概是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又天天派人从宫外哄骗美骚年入宫。洛阳城南有个管治安的小吏，“端丽美容止”，平日里工资微薄，忽然有一天穿上了华贵的衣服，上司怀疑他做贼，便捉来审问。美骚年说：先前路上碰到一个老妇人，说她家里人得病，巫师说要找一个居住在城南的青年男子去镇服驱除恶疾，并有重酬。我贪财心切，就随她前往。上车后就被藏入一个竹箱中，走了大约十余里，过了六七道大门，箱子打开，就看见精致的楼台殿阁。问这是哪里，答说是天上。马上有人伺候我沐浴熏香，又送来好衣美食。就看到一个妇人进来，大约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矮小，皮肤青黑，眉间有痣。我被留下住了几晚，与那妇人同吃同住，临出来时送我这些衣物。
众人这才知道，原来是被贾后派人勾搭入宫，作成好事而得到的奖赏，纷纷窃笑而退。贾后好事之后常常是杀人灭口，但是惟有这个小吏，得以保全性命而出。《晋书·列传一·惠贾皇后》称：“以（贾）后爱之，得全而出。”贾后这样一个人，被誉为孝子的荀顗（yǐ）（荀彧第六子）居然称赞她“（容）姿（品）德淑（善良）茂（美好）”【《晋书·列传九·荀顗》】，道貌岸然的门阀士族极端虚伪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贾后阴险妒忌，又多权诈，由于朝中大权皆为杨太后及其父杨骏把持，因此她虽贵为皇后也只能仰人鼻息。宫中殿中中郎孟观和李肇二人一直为杨骏所轻，常有怨言。贾后察知后，就派身边亲信太监联络孟、李二人，密谋除掉杨骏，废掉杨太后。又命李肇、孟观分别暗中联络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要求他们领兵讨伐杨骏。司马亮没有同意，司马玮则一口应承，并且上书请求回朝。杨骏一向忌惮司马玮，早就想召他回朝，以防他在外拥兵自重，现在见他“自投罗网”，马上以惠帝名义召他和淮南王司马允一起入朝。
司马玮一回朝，贾后立即指使孟、李二人上奏惠帝，诬告杨骏谋反，让惠帝下诏，派东安公司马繇捕拿杨骏。杨骏的外甥散骑常侍段广跪在地上向惠帝求情说：杨骏受先帝恩宠，尽心辅政。何况他孤老头子一个没有儿子，岂有反叛的道理。惠帝大半夜被人从被窝里拉出来，懵里懵懂，一言不发。
杨骏当时住在曹爽的旧宅，临近兵器库，听闻宫内有变，忙召集朝中亲信到家中商议对策。太傅主簿朱振建议说，宫中有变，“必是阉竖为贾后设谋，不利于公”，应该马上烧掉云龙门大造声势，然后打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晋书·列传十·杨骏》】入宫，逮捕反乱者。杨骏素来怯弱，听了朱振的建议犹豫不决，说：云龙门是魏明帝时候建造的，耗费工钱无数，怎能说烧就烧呢！性命攸关之际，杨骏居然成了文物古迹保护者，这让群僚大失所望，各自找借口，一哄而散。
杨骏党羽左军将军刘豫得知消息，便率领军马赶来。刚到杨骏府门口，迎面遇见贾后表兄、右军将军裴頠（wěi），忙问太傅何在。裴頠骗他说：太傅带着两个随从，乘车从西面逃出城去了。刘豫问：那我怎么办？裴頠说：你应该去廷尉那里。刘豫觉得言之有理，丢下自己的大队人马向廷尉自首去了。
杨太后知道消息时，禁宫已被贾后及其同党封闭，她只好题帛为书，上写“救太傅者有赏”，命太监用箭射到宫外。帛书恰为贾后党羽拾得，贾后趁机诬称杨太后与其父一同谋反，囚禁了这位当朝太后。
本来，乱起之初，相关诸人都在犹疑观望，杨骏若能当机立断，采纳朱振建议，烧云龙门，带兵包围皇宫，贾后之谋未必就能得逞。但杨骏惶怯无计，浪费宝贵的平乱时间，坐以待毙，“寻而殿中兵出，烧（杨）骏府，又令弩士于（楼）阁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晋书·列传第十·杨骏》】，杨骏逃于马厩被杀。孟观等人随即诛杀杨骏的亲族同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贾后不愿让晋武帝遗命的手诏被外界知晓，又命李肇焚烧杨骏私家书。杨骏被杀后，没人敢收尸，惟太傅舍人阎纂收殓掩埋了他。
杨骏死后，杨太后也因“阴渐奸谋，图危社稷”【《晋书·列传一·武悼杨皇后》】的罪名，被废为庶人，迁往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有司又奏请说：杨骏造乱，家属应诛，今太后废为庶人，请以其妻庞氏交廷尉行刑。惠帝没有同意。有司官员为了巴结贾后，按贾后的指示再三请求，惠帝只得听从。临刑前，杨太后抱着母亲嚎啕痛哭，剪发磕头，又上表贾后自称妾，请求保全母亲一命，但贾后不予理睬。庞氏被杀后，杨皇后被押送金墉城幽禁，贾后遣散了她仅剩的十几个内侍宫人，杨太后绝食而死，时年三十四岁。

诛杀杨骏后，一直被杨骏排斥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以及东安公司马繇都入朝掌握大权。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同为录尚书事。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即京师禁卫军最高长官，监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领北军五营），下邳王司马晃为尚书令，司马繇为尚书左仆射，晋位王爵。贾后的族兄贾模、堂舅郭彰以及外甥贾谧也都鸡犬升天，参与国政。
司马亮大论诛伐杨骏之功，滥封一千零八十一人为侯爵，开滥赏之最。傅咸劝谏说：“此之（指滥赏）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人）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因为祸乱一起就又可有封赏了）。人而乐祸（人人以祸乱为乐事），其可极乎（到哪里才是头呢）！”【《晋书·列传十七·傅玄》附《傅咸》】他认为杨骏正因为有震主之威、任人唯亲，才招致灭族大祸，而司马亮又变本加厉，是非常危险的开端。
正如傅咸所料，内讧不久便发生了。《晋书·列传第一·惠贾皇后》称，“（贾）后暴戾日甚……贾谧干预国事，权侔人主，繇密欲废后”。司马亮、卫瓘等人上表弹劾司马繇，将他流放到带方郡（治带方县，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之古唐城）。
楚王司马玮是晋武帝第五子，史称其“少年果锐，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晋书·列传二十九·楚隐王玮》】。司马亮和卫瓘认为司马玮生性凶暴乖戾，不能担当大任，打算将他打发到封国去，并同时削夺了他北军中候的职位。司马玮对此当然愤恨，其长史公孙宏、舍人歧盛便劝他求助于贾后，并使积弩将军李肇到贾后处告发司马亮和卫瓘想废掉惠帝，另立他人。
贾后正苦于司马亮、卫瓘二人掌权，自己不得专擅朝政，于是借着这个机会以惠帝的名义作手诏，命淮南王司马允、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屯兵诸宫门，废除司马亮、卫瓘的太宰、太保之职。又使黄门夜入司马玮府，命他收捕二人。司马玮想入宫复奏，以确认诏书的真伪，被黄门以事恐泄密为由而阻止。于是司马玮“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晋书·列传第二十九·楚隐王玮》】，包围司马亮、卫瓘府第，收二人杀之。
杀掉司马亮和卫瓘后，舍人歧盛劝司马玮应顺势进宫诛除贾后等人，匡正王室，以安天下。但司马玮犹豫未决。而太子少傅张华也使宦官董猛告于贾后，劝她顺势诛除司马玮。贾后欣然同意，立即派遣殿中将军王宫对外宣称“楚王矫诏”。北军士卒一听，纷纷丢下兵器逃走，司马玮顿成光杆司令，“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遂被收捕处斩，年仅二十一岁。临死前，司马玮拿出藏在怀中的惠帝诏书，流泪说自己是奉诏行事，蒙受冤屈。监刑尚书刘颂知道他冤枉，“歔欷不能仰视”【《晋书·列传第二十九·楚隐王玮》】。据说司马玮生性开通而好施恩，很得民心，他被杀时没有人不掉泪的，百姓还为他建立了祠堂。
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是“八王之乱”中首先被杀的二王，贾后由此得以专权，开始树立党羽，并启用当时的名士张华、裴頠等人。以张华为侍中、中书监；裴頠进尚书左仆射，专任门下事；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这些人名望既重，又非皇族，没有直接威胁。此后近十年间，政局稍安，表面上风平浪静而实际上却暗流涌动。

风波过后，西晋统治集团依旧歌舞升平。但在众人昏昏之间，也不是没有清醒之人。鲁褒便作《钱神论》以讥刺时世：

钱之为体（钱之所以为根本），有乾有坤（是因为有天地、阴阳之分）。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解严毅之颜（它能使威严的面孔露出笑脸），开难发之口（让口风严密的人开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无位而尊（它没有地位却受人尊敬），无势而热（没有势力却受人欢迎）。排朱门，入紫闼（它能够推开王公贵族的富贵之门）；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洛中朱衣（洛阳城中的富贵人家），当途之士（身居官位的人），爱我家兄，皆无已已（从来都不曾停止）……谚曰：“钱无耳（钱没有听觉），可暗使（却可以暗中指使别人做事）。”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按：今所见《钱神论》系严可均《全晋文》据《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鲁褒》、《艺文类聚》、《初学记》合抄而成】。

太子洗马江统，见迁居关中的匈奴等少数民族时有纷乱，深虑四夷乱华，应该防微杜渐，于是作《徙戎论》上奏惠帝，提出将氐、羌等族迁出关中的主张。他首先指出华夏周边各少数民族，“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力量衰弱时臣服中原，强盛时就举族进犯，并援引各朝各代为防戎狄，费尽心力的旧事。接着讲了自东汉以来至魏武帝曹操迁徙少数民族于关中的弊害，指出东汉以来的种种迁徙政策皆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
江统认为，“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是帝王的建都之地，不应让戎狄居住于此。现在汉人“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若其繁衍众生，人口增加，就会生出不臣之心。他们本性凶残贪婪，又心怀怨恨，一有机会便会叛乱。朝廷应该趁着方今兵威正盛之时，把关中及其附近等地的羌、氐各族，迁徙至其原来居住的旧地安顿。胡、汉从此不再杂居，各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以后“纵有猾（侵犯）夏之心”，但地处偏远，又有山河阻隔，“虽为寇暴，所害（也）不广”。
江统还表示，“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才平定），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指元康六年氐族酋帅齐万年叛乱）”，应趁现在胡人死的死、逃的逃，畏惧朝廷兵威之际，迫使他们迁徙。他认为现在匈奴、氐、羌等少数民族，“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又“天性骁勇，弓马便利”，一旦叛乱，关中地区就危险了。普通百姓失去生机尚且逃亡叛乱，狗和马吃饱了还相互撕咬，何况是夷狄，岂能不作乱！
最后，江统深刻地指出，“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贫富）不均，忧不在（人）寡而在（民）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让他们还归故土，释我华夏之忧，则“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徙戎论》原文见《晋书·列传第二十六·江统》】。
江统《徙戎论》上，朝廷不用。不到十年，江统的忧虑都成现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天下将要大乱，如关内侯索靖，就曾指着洛阳宫门铜驼叹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大概会在荆棘从中见到你吧）！”【《晋书·列传第三十·索靖》】


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信孙秀，与雍州刺史解系、冯翊太守欧阳建交恶，互相攻讦，更相上表朝廷。朝议以梁王司马肜（róng）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接替赵王司马伦，征司马伦入朝。解系的弟弟解结时任御史中丞，就在司空张华面前力陈孙秀祸乱氐、羌的事情。张华闻知后便知会司马肜，让其到任后诛杀孙秀。孙秀得知消息惊惧异常，派好友辛冉携带大批珍宝到梁王处说好话。梁王得了好处便睁一眼闭一眼，孙秀由是得以免罪。
司马伦入朝后，被拜为车骑将军。他听从孙秀的建议，与贾氏亲族深相结纳，大为贾后亲信。又上表请求录尚书事，参预中央朝政。张华与裴頠坚持不同意，由此司马伦与孙秀深恨张、裴二人。司马伦入朝，为以后的祸乱埋下了导火索，预示着更大风暴的到来。

八王之乱（下）

惠帝太子司马遹（yù），字熙祖，为惠帝长子。其母谢玖原是晋武帝后宫的才人。惠帝做太子时，将纳妃，晋武帝担心太子年纪小，不懂床第之事，遂遣自己的才人谢玖到东宫指导“成人”课，由此有了身孕。太子妃贾南风善妒，谢玖害怕自己受害，向晋武帝提出还居西宫，之后生下司马遹。史称，司马遹幼年聪慧，很受晋武帝的喜爱，常在晋武帝身边。直到司马遹三、四岁，惠帝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儿子。晋武帝曾当着群臣称赞司马遹像司马懿，有一次还对廷尉傅祗说：“此儿当兴我家。”【《晋书·列传第二十三·愍怀太子》】
但司马遹年纪稍长，却不好学习，每天只与左右嬉戏胡闹，也不知道尊敬老师。贾后很忌讳这位素有令名、又非自己亲生的皇太子，密遣身边太监不时怂恿太子，说应趁年轻力壮好好玩乐，不必自我约束。于是司马遹日渐怠慢松弛，常常不上朝，在后园游戏。朝廷每月供东宫五十万钱，太子常常超支，并且派人把西园所种植的蔬菜和自用的米、面、鸡弄到集市上卖掉，收入用作赏赐左右的开销。还在东宫开设集市，杀猪卖酒，太子亲自操刀，一刀下去，斤两分毫不差。太子外祖父本是屠户，不知道这是不是遗传。
太子洗马江统时常劝谏司马遹，不纳。太子舍人杜锡也不时的谏劝太子应“修德进善，远于谗谤”【《晋书·列传第二十三·愍怀太子》】，太子听得不耐烦了，便使人将钢针藏在杜锡的坐垫中，扎得老头血流不止。
贾后的母亲郭槐曾想聘散骑常侍、河南尹韩寿的女儿为司马遹的太子妃，司马遹也想与韩氏联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可是韩寿的妻子贾午（贾后之妹）与贾后都不同意，为司马遹聘了大臣王衍的小女儿王惠风。太子听说王衍的大女儿相貌更美，反被贾后聘给了外甥贾谧，心中很不高兴，说了一些不满的话。贾谧到东宫时，太子也不理他，顾自在后庭嬉戏玩耍。贾谧仗着贾后的势力，对太子态度不恭，遭到成都王司马颖呵斥，心中也愤恨，便在贾后面前诬陷太子广置田产，多蓄私财，结交小人，想图谋贾氏。还说太子曾对人表示，继位后要废贾后，杀掉贾氏一族。
贾后一直心忌太子，听了贾谧的话，马上派人四处张扬太子的短处，朝野上下都感觉到贾后有害太子之意。中护军赵浚建议太子发动政变废后，太子没有理睬。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十二月，经过长期谋划，贾后决定动手。她诈称惠帝生病，将司马遹诱骗进宫中。太子到后，贾后却不与他相见，把他安排在别室，派婢女陈舞逼太子吃掉事先准备的枣酒。太子推脱不过只得饮下。贾后又命婢女承福拿着黄门侍郎潘岳（即古代美男子潘安）模仿太子口气事先写好的手稿，伪称惠帝让太子抄写一遍。文曰：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太子母谢玖）共要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道文，太子之子司马虨）为王，蒋（太子妾蒋俊）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晋书·列传第二十三·愍怀太子》】。

其文大意是：陛下应当自己了断，不自己了断，我就要进宫替您了断。皇后也应该尽快自己了断，如不自己了断，我当亲手来了断。同时与谢妃约定皇宫内外一起举事，请不要迟疑犹豫，以致后患。我在日、月、星三辰之下盟誓，皇天允许我扫除祸患，立司马虨（bīn）为王，立蒋氏为后。如愿望实现，我将用猪、牛、羊三牲供奉北君，大赦天下。
司马遹估计酒量不行，醉得迷乱不能辨认，便依从而写，笔画不全的部分，贾后又令潘岳补上。随后，贾后请惠帝驾幸式乾殿，将太子手书遍示群臣，表示太子如此大逆不道，应当赐死。
这封伪造的书信，逻辑混乱，一眼便可看出绝不会是太子所书，但群臣都惧于贾后权威，不敢稍有异议。唯独张华和裴頠力争太子无辜，直到天色渐晚，朝议也无结果。贾后怕事久生变，便请废太子为庶人，又自作皇帝诏书“许之”。遣人持诏书押送太子及其三子至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软禁。次年正月，又送往洛阳之外的许昌宫囚禁，并下诏杀掉太子生母谢妃以及太子侧妃蒋氏。

太子不当其罪被废，众情愤怒。右卫督司马雅是晋室远房同宗，与常从督许超都受司马遹宠信，二人秘密谋划，准备废掉贾后。由于张华、裴頠不愿废后，难以与之同谋，因此他们找上了贪功冒进，又手握兵权的赵王司马伦。二人怂恿孙秀说：“国无适嗣，社稷将危，大臣之祸必起（许多大臣准备起事）。而公奉事中宫，与贾后亲密，太子之废，皆云豫知（都说您事先知道），一旦事起，祸必及矣。何不先谋之（为何不先考虑废后呢？）！”【《晋书·列传第二十三·愍怀太子》】
孙秀听后，觉得大有道理，便挑唆司马伦暗中起事。司马伦深纳其言，约结通事令史张林和省事张衡等人，作为宫中内应。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孙秀又多了个心眼，为防万一，他向司马伦献了一条“一箭双雕”之计，说：现在街谈巷议，都认为王爷是贾后一党，太子对皇后心有宿怨，一旦复还东宫，必定不会与王爷您同心同德；若王爷再有些微过失，太子必定大做文章，只怕到时性命堪忧。不如拖延时日，贾后必然会加害太子，到那时再废贾后，为太子报仇，既可有功，又可得志。
于是司马伦派孙秀使人四处散播谣言，称有人欲废皇后立太子。贾后闻知非常害怕，孙秀、司马伦趁机竭力劝说贾后宜早除太子，以绝后患。贾后遂让太医令程据制成巴豆杏子丸，矫诏使黄门孙虑至许昌毒害太子。
太子被废黜后，一直怕被毒杀，常常自己做饭吃。孙虑到许昌后，见无从下手，便断绝了太子的饮食。宫中侍女及随从对太子很忠心，不时的隔墙投递食物。孙虑不得逞，遂扯下遮羞布直冲太子居所，以药杵椎杀太子。太子临死大声呼喊，声闻于外，年仅二十三。太子死后，贾后假惺惺地上表，请以王礼安葬太子。
太子遇害后，司马伦、孙秀加紧谋划。司马雅和许超感到后怕，对以前的谋划反悔，便托辞有病。孙秀又约当值的右卫佽（cì）飞督闾和为内应，约定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三更一刻），以鼓声为号起事。
到了约定的日期，司马伦矫诏敕三部司马：“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即率兵）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赵王伦》】于是众人皆从之【注：三部司马，即掌管戟盾、弓矢、硬弩部队的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合称，由司马督统率】。
当晚，司马伦率大队禁军陈兵满道，遣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率三部司马百人进入皇宫，控制宫内各门，迎惠帝幸东堂，宣布废贾后为庶人，囚禁于建始殿。同时，司马伦下令在京城收捕贾氏宗族亲党，皆全家处死。为报宿怨，司马伦又逮捕了张华、裴頠、解结、杜斌等，皆于殿前杀之，夷三族。
次日，司马伦坐于端门，屯兵向北，遣尚书和郁持节把贾后送至金墉城。杀中护军赵浚以及散骑韩豫等人，“内外群官多所黜免”。随后司马伦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一依宣（司马懿）、文（司马昭）辅魏故事”，并大封诸子为王侯。“孙秀等封皆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己听于伦”【《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赵王伦》】。
为收买人心，司马伦又下诏追复司马遹太子位号，封其二子司马臧和司马尚为王，并以梁王司马肜（不久病死）为太宰，淮南王司马允为骠骑将军、领中护军。诸事已定，司马伦派人至贾后被幽禁的金墉城，以金屑酒赐死。至此，经废杨后、废太子、废贾后三次宫廷政变，“八王之乱”大戏进入高潮。

司马伦，字子彝，是司马懿第九子，资质庸劣，既没有继承到其父的才智，也没有学到其母的精明和工于心计。孙秀却善于谄媚，又颇有权谋，因此司马伦对孙秀言听计从，任为中书令。孙秀“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赵王伦》】。
齐王司马冏，字景治，是晋武帝弟弟司马攸次子。废除贾后，司马冏功劳不小，但事后论功行赏，只得了个游击将军，因而内心常怀不平之意。孙秀觉察到这个情况，怕他在京城内会生出什么事端，就一纸诏书任他为平东将军，出镇许昌。
淮南王司马允，字钦度，是惠帝司马衷之弟，性格沉着，行事稳健，向来被宿卫将士敬服。他知司马伦、孙秀有篡逆之心，因而称疾不朝，暗中豢养死士，图谋诛除司马伦。司马伦也很忌惮他，便加封司马允为太尉，外示尊崇，实际夺去他的兵权。司马允称自己有疾，不接受太尉的任命。司马伦便派御史持诏书收司马允中护军印信，逮捕其僚属，弹劾其大逆不道。司马允检视御史带来的诏书，不料上面却是孙秀的笔迹，勃然大怒，召集部下七百人讨伐司马伦，兵败而死，时年二十九岁，三个儿子也同时被害。司马伦、孙秀借机大肆株连，清楚异己，牵连被杀者达数千人。
司马允被杀后，司马伦加紧了篡位的步伐：加九锡（cì），增邑五万户，并将相府护卫增至二万人，与皇帝宿卫相同。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春正月，司马伦再也按捺不住，迫不及待的废惠帝，自立为帝，将司马衷软禁于金墉城。改元建始，大封“功臣”，以长子司马荂（fū）为太子；次子司马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三子司马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四子司马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其诸党、同谋者皆登卿将之位，并列大封，越级提拔的不可胜数。每当朝会时，戴插貂尾、蝉羽等高官饰物的人充斥席位，时人谓之曰：“貂不足，狗尾续。”【《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赵王伦》】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专擅把持朝政。对于司马伦所下的诏令，孙秀随意改动增删，甚至自己矫诏。有时朝令夕改，百官更替如同流水一般。
司马伦称帝两个月，坐镇许昌拥重兵的齐王司马冏联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传檄天下，以诛除逆臣为名，起兵讨伐司马伦。一时间远近响应，至朝歌（今河南淇县）时，三王已有众二十余万。四月，三王大军攻破洛阳，杀司马伦四子，捕斩孙秀等亲党，至此司马伦一党被灭。据《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赵王伦》所载：“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近十万人。”
大事既定，齐王司马冏派人迎惠帝复位。惠帝封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司马懿）、景（司马师）、文（司马昭）、武（司马炎）辅魏故事”【《晋书·列传第二十九·齐武闵王冏》】。又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乂改封为长沙王，抚军大将军，领左军；进新野公司马歆为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另以梁王司马肜为太宰，领司徒。
司马伦逼宫时，曾派义阳王司马威抢夺惠帝身配的玺绶。惠帝虽然愚憨，但也知道身上的玺绶是很重要的东西，紧抓不放，手指几乎被司马威掰断。司马伦倒台，司马威在府宅待罪，诸王朝议想饶他不死，一直呆坐的惠帝忽然说：“阿皮（司马威小名）捩（liè 扭折）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晋书·列传第七·司马威》】天子既开尊口，诸王更无异议，二话不说派人送金屑酒赐死了司马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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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伦，字子彝，是司马懿第九子，资质庸劣，既没有继承到其父的才智，也没有学到其母的精明和工于心计。孙秀却善于谄媚，又颇有权谋，因此司马伦对孙秀言听计从，任为中书令。孙秀“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赵王伦》】。
齐王司马冏，字景治，是晋武帝弟弟司马攸次子。废除贾后，司马冏功劳不小，但事后论功行赏，只得了个游击将军，因而内心常怀不平之意。孙秀觉察到这个情况，怕他在京城内会生出什么事端，就一纸诏书任他为平东将军，出镇许昌。
淮南王司马允，字钦度，是惠帝司马衷之弟，性格沉着，行事稳健，向来被宿卫将士敬服。他知司马伦、孙秀有篡逆之心，因而称疾不朝，暗中豢养死士，图谋诛除司马伦。司马伦也很忌惮他，便加封司马允为太尉，外示尊崇，实际夺去他的兵权。司马允称自己有疾，不接受太尉的任命。司马伦便派御史持诏书收司马允中护军印信，逮捕其僚属，弹劾其大逆不道。司马允检视御史带来的诏书，不料上面却是孙秀的笔迹，勃然大怒，召集部下七百人讨伐司马伦，兵败而死，时年二十九岁，三个儿子也同时被害。司马伦、孙秀借机大肆株连，清楚异己，牵连被杀者达数千人。
司马允被杀后，司马伦加紧了篡位的步伐：加九锡（cì），增邑五万户，并将相府护卫增至二万人，与皇帝宿卫相同。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春正月，司马伦再也按捺不住，迫不及待的废惠帝，自立为帝，将司马衷软禁于金墉城。改元建始，大封“功臣”，以长子司马荂（fū）为太子；次子司马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三子司马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四子司马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其诸党、同谋者皆登卿将之位，并列大封，越级提拔的不可胜数。每当朝会时，戴插貂尾、蝉羽等高官饰物的人充斥席位，时人谓之曰：“貂不足，狗尾续。”【《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赵王伦》】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专擅把持朝政。对于司马伦所下的诏令，孙秀随意改动增删，甚至自己矫诏。有时朝令夕改，百官更替如同流水一般。
司马伦称帝两个月，坐镇许昌拥重兵的齐王司马冏联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传檄天下，以诛除逆臣为名，起兵讨伐司马伦。一时间远近响应，至朝歌（今河南淇县）时，三王已有众二十余万。四月，三王大军攻破洛阳，杀司马伦四子，捕斩孙秀等亲党，并派人送金屑酒赐死司马伦，至此司马伦一党被灭。据《晋书·列传第二十九·赵王伦》所载：“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近十万人。”
大事既定，齐王司马冏派人迎惠帝复位。惠帝封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司马懿）、景（司马师）、文（司马昭）、武（司马炎）辅魏故事”【《晋书·列传第二十九·齐武闵王冏》】。又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乂改封为长沙王，抚军大将军，领左军；进新野公司马歆为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另以梁王司马肜为太宰，领司徒。
司马伦逼宫时，曾派义阳王司马威抢夺惠帝身配的玺绶。惠帝虽然愚憨，但也知道身上的玺绶是很重要的东西，紧抓不放，手指几乎被司马威掰断。司马伦倒台，司马威在府宅待罪，诸王朝议想饶他不死，一直呆坐的惠帝忽然说：“阿皮（司马威小名）捩（liè 扭折）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晋书·列传第七·司马威》】天子既开尊口，诸王更无异议，二话不说杀了司马威。

惠帝太子司马遹被贾后杀死，太子的儿子又被赵王司马伦杀死，这样惠帝就没有了继承人，按顺序司马颖便可为皇太弟。司马冏当然不愿这样，于是就奏请立惠帝的侄子、年仅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自任太子太傅，欲久专朝政，又加亲信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领中书监。新野王司马歆劝司马冏说：成都王乃皇帝至亲，今同建大勋，宜让他一同辅政。如果没有这个打算，就应当夺其兵权，免生后患。司马冏不听。
长沙王司马乂是成都司马颖的异母兄，他也提醒司马颖，应当提防齐王。司马颖的谋士卢志提出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认为一山不容二虎，两雄不俱立，在目前受到猜忌的情况下，应该夹起尾巴做事，把大权让给齐王，以此韬光养晦，收四海人心。司马颖采纳了卢志的建议，便以母亲有病为由，返回了封国邺（今河北磁县南）。
独揽朝政后，司马冏骄奢擅权，耽于宴乐。侍中嵇绍、殿中御史桓豹、孙惠等人都上书相劝，司马冏一概不听。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翊军校尉李含逃到长安，向河间王司马颙诡称有密诏诛杀齐王。司马颙本是司马伦亲信，因形势所逼不得已讨伐司马伦，司马冏对他一直深怀戒心。因此听了李含的怂恿后，司马颙上表陈说齐王罪状，立即兵发洛阳，并遣使联络司马颖。
李含率军进至洛阳附近后，发檄文让长沙王司马乂讨伐齐王。司马冏闻讯，先下手为强，发兵袭击司马乂。司马乂，字士度，晋武帝第六子，“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他立即率人飞驰入宫，关闭诸宫门，“奉天子与冏相攻”【《晋书·列传第二十九·长沙厉王乂》】。当夜，洛阳城中乱成一锅粥，齐王称“长沙王矫诏”，长沙王称“齐王谋反”，双方箭矢如雨飞集，火光冲天。
连战三日，齐王战败被俘。惠帝对这位拥戴自己复位的皇兄恻然怜悯，想留他活命。司马乂坚持不可，叱左右牵出大殿，斩齐王于阊阖门（洛阳宫城正门）外，巡首六军，齐王诸党皆夷三族。齐王子淮陵王司马超、乐安王司马冰、济阳王司马英被送往金墉囚禁。司马冏被暴尸于西明亭，三天都没人敢收殓。后来司马冏旧掾属荀闿等上表请求殡葬，才得到允许。司马颙得知齐王已死，遂引兵还回长安。

司马颙本来认为司马乂兵弱，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司马乂被齐王所擒，然后以司马乂为托辞，宣告四方共同讨伐齐王，以此废黜惠帝而立司马颖为帝，由自己为宰相，专制天下。但没想到司马乂居然咸鱼翻身杀了齐王。由于算盘没打响，司马颙只好暗中派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中书令卞粹等人，多次袭击刺杀司马乂，但均未成功，反被司马乂捕杀。
司马乂虽然执掌朝政，但事无巨细，都派人到邺城去请示司马颖，因而司马颖一开始还能“遥执朝政”。但随着司马乂羽翼渐丰，兄弟生出嫌隙。于是司马颖开始勾连司马颙，上表称司马乂论功不平，与右仆射羊玄之（惠帝岳父）、左将军皇甫商专擅朝政，杀害忠良，请求朝廷将司马乂遣还封国。惠帝虽然脑筋不是很灵光，但谁对他好还是分得清的，诏书也下的颇有气势，说：“（汝）敢举大兵，内向京辇，吾当亲率六军以诛奸逆。其（指司马乂）以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之。”【《资治通鉴·晋纪七·晋惠帝太安二年》】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河间王司马颙以振武将军张方率军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假节，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号称二十余万，南向洛阳，共同讨伐司马乂。
双方兵连祸结，相持数月不下，战事持久。洛阳城中尽管粮食匮乏，士卒疲惫不堪，但司马乂尊奉惠帝礼数周全，未有亏失，故将士皆同心协力，愿效以死。至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正月，司马乂前后破斩司马颖军六、七万人。二王认为洛阳不可轻易攻下，便打算撤军。
然而东海王司马越首鼠两端，意志不坚定，认为城中缺粮，始终难以守住，便与殿中亲将勾结，趁夜逮捕了司马乂，上奏惠帝，下诏罢免司马乂一切官职，押往金墉囚禁，并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洛阳。
司马乂向惠帝上表诉说冤情：

陛下笃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鉴。诸王承谬（受谗言蛊惑），率众见责，朝臣无正（心术不正），各虑私困（只顾考虑自己的处境），收臣别省，送臣幽宫。臣不惜躯命，但念大晋衰微，枝党欲尽（宗室快要被除尽），陛下孤危。若臣死国宁，亦（国）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无益于陛下耳【《晋书·列传第二十九·长沙厉王乂》】。

宿卫将士本受东海王司马越蛊惑，开门迎接叛军。但城开之后，见叛军兵势不盛，感到后悔，于是又图谋救出司马乂继续抵抗。司马越见势不妙，便想杀掉司马乂以绝众望。黄门侍郎潘滔出了个借刀杀人的主意，遣人将司马乂囚禁处秘密告知了张方。张方遂遣部将郅辅勒兵三千，将司马乂押至军营，绑缚于火堆上，烤炙而死，史称“乂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晋书·列传第二十九·长沙厉王乂》】，时年只有二十八岁。

司马颖入洛阳后，由于在朝野素来有威望，且军事实力强大，惠帝下诏增封二十郡，拜丞相。司马颙封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又废齐王所立的皇太子司马覃为清河王，立司马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掌大权后，司马颖复回封国邺城，继续遥控朝政。
居于京师的东海王司马越对司马颖遥控专政非常不满，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秋七月，传檄四方，挟惠帝征讨司马颖，在荡阴（今河南汤阴）被司马颖部将石超击败。就在司马越征讨司马颖之时，河间王司马颙派遣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进退失据，只得逃回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一带）。
司马越兵败后，其弟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及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杀死司马颖所置的幽州刺史和演。于是司马颖出兵讨伐司马腾。司马腾、王浚遂连结鲜卑段务勿尘、乌丸羯朱等少数民族部族南下邺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司马颖大惧，仅率数十骑挟惠帝连夜逃往洛阳，乌丸骑兵一直追到朝歌才停止。
同年十一月，司马颙命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及豫章王司马炽（惠帝之弟）至长安。十二月，司马颙废司马颖皇太弟之位，以司马炽为皇太弟。又让惠帝下诏，以远在东海的司马越为太傅，要司马越回朝与司马颙共同辅政。司马越一心想在封国积蓄力量，以便卷土重来，固辞不受封。此时，惠帝兄弟二十五人中，幸存者仅有司马颖、司马炽及吴王司马晏三人而已。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七月， 王浚与范阳王司马虓推司马越为共主，以“奉迎大驾，还复旧都”为名，发檄天下讨伐司马颙。此时，司马颖旧部公师藩及其部下汲桑、石勒等人，为迎立失势的司马颖也纷纷在河北起兵。司马颙见山东、河北等地乱起，便表奏惠帝，加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又以卢志为魏郡太守、加左将军，率兵千余随司马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与此同时，司马越也遣人游说司马颙，表示只要司马颙送惠帝还于洛阳，就与司马颙分陕而治。眼见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进军顺利，司马颙便想答应。张方由于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司马颙便派张方的亲信部将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不备斩其首级，送至司马越军中。但司马越毫不理会，继续进兵。十二月，范阳王司马虓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渡河，攻克荥阳。接着又在萧（今安徽萧县西北）大破司马颙部将豫州刺史刘乔，刘乔逃往南阳。刚从河北回到洛阳的司马颖，来不及喘上口气，又马不停蹄的逃往关中。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五月壬辰（初七日），司马越勾引的鲜卑军击破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等，突破潼关，长驱直进，又连败马瞻、郭传等，攻陷长安。司马颙逃往太白山中，司马颖则从华阴（今陕西华阴东）经武关奔新野。不久，司马颖抛妻弃母，携带二子司马普、司马廓渡黄河回朝歌，收合了散卒数百人，准备前往河北投奔旧部公师藩。九月，司马颖在前往河北途中被顿丘太守冯嵩抓获，送往邺城交范阳王司马虓处置。司马虓不忍心加害司马颖父子，只是将他们囚禁。一个多月后，司马虓暴毙。司马虓的长史刘舆（刘琨之兄）知道司马颖在邺城素有威望，担心留司马颖在邺城再生后患，便秘不发丧，矫诏赐死司马颖。司马颖死时年二十八，他的两个儿子也一同被杀。
鲜卑军进入长安后，纵兵大掠，“杀二万余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实（栎树籽）食之”【《资治通鉴·晋纪八·晋惠帝元熙元年》】，随后拥驾回到洛阳。惠帝诏拜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增封下邳、济阳。司马越以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这年十一月己巳（十七日）夜，颠沛流离的惠帝在洛阳显阳殿驾崩，相传是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杀，终年四十八岁。惠帝自登基十六年来，几乎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受尽凌辱。《晋书·帝纪第四·惠帝》说：“惠皇居尊，临朝听言。厥体斯昧，其情则昏。高台望子，长夜奚冤。”意思是说，惠帝临朝听政，他自己很糊涂，也搞不明白国政。被幽禁在高台上盼望儿子，漫漫长夜，冤屈难伸。他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威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绍血溅己衣而悲，但就是不能有条理地处理政事，一生悲剧，令人伤感、怜悯。

惠帝崩后，司马越立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史称晋怀帝。怀帝继位后，“遵旧制，于东堂听政。每至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力图有所作为。黄门侍郎傅宣感叹道：“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资治通鉴·晋纪八·晋惠帝元熙元年》】但经历“八王之乱”的西晋王朝已经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任谁也无力回天了。
司马越撤出长安还洛阳后，逃于太白山中的司马颙又趁机占据了长安。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司马颙仅保有长安一城。光熙元年十二月，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以怀帝的名义，下诏征司马颙入朝为司徒。司马颙困守孤城长安，走投无路，只好就征，与三个儿子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前往洛阳。行至新安（今河南渑池东）雍谷之时，被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部将梁臣扼杀，其三子也一同遇害。


从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1年）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太后和后父杨骏及其家眷、亲族、党羽数千人起，至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司马越立晋怀帝的十六年间，诸王为了争夺统治权，展开的这场极其残酷的内战，被称为“八王之乱”。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是胜利者。
“八王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死亡、流徙。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陆续向辽西、幽、并、关陇等地迁徙，同汉人犬牙交错地杂居一处，他们受着本族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双重压迫，不少人被贩卖为奴。西晋王朝又经常强征匈奴、鲜卑、乌丸、羌等少数民族组成军队，驱使他们参加夺权内战。
由于连年内战，水利不修，无年不旱。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以后，秦、雍二州大旱，在“八王之乱”的反复杀戮下，“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儿女），奔迸流移（奔走逃亡，流离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志第十六·食货》】。秦、雍一带的各族百姓不得不徙至梁、益、荆、豫等地就食，并州百姓流至冀、豫、兖就食。流徙的人口，见于记载的就有三十万户。
“八王之乱”期间，除了诸王互相攻伐，还有氐人齐万年的变乱，南方有杜曾、王如及张昌的起事，各少数民族也乘时而起，发动对西晋王朝的战争。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流徙入巴蜀的秦雍流民十余万口，公推賨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当代土家族的主源）李特、李流兄弟为首，占据绵竹（今四川德阳北），反抗强迁，并攻克广汉，向成都进军。次年正月李特战死后，其弟李骧及其侄李雄收军反击，袭破晋军，军势复振。；流民共推李雄为大都督、益州牧，治郫城（今四川郫县）。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率军攻陷成都，建立官署。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称帝，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是十六国中建立最早的国家。
这些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西晋王朝疲于应付，精疲力竭，末日也就来到了。
西晋初，本将地方军、政分开，分别由都督及刺史掌管。灭吴之后，晋武帝认为海内大安，“诏天下罢军役”，裁撤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尚书右仆射山涛认为不应该废除州郡军备，但陶醉于“大一统”胜利中的晋武帝根本听不进去，认为州郡养兵费钱、费力，严令裁撤。他称赞山涛所说是“天下名言也”，然而却不采纳其言，可见有多么的短视。永宁后，变乱屡发，群寇蜂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晋书·列传第十三·山涛》】。忘战必危，血的教训。
“八王之乱”使西晋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潜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爆发了出来，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发生。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社会风气的畸变，造成秩序的崩溃，把所有的人推向了动乱的深渊，给社会带来深重而又长久的灾难【按：由于“八王之乱”时期年号更迭频繁，因此年号从《通鉴》所记】。

血海中原（上）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为夏后氏后裔，始祖叫淳维，殷商时期称荤粥，周代称猃狁（xiǎn yǔn），秦时称匈奴【注：夏后氏，为夏朝的氏称。夏朝王族以国为氏，简称夏。先秦时代姓、氏含义不同，夏后氏为姒姓。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所记载的来推断，“后”字在夏代应与“君”、“王”同义。“夏后氏”即“夏王”】。
西汉前期，匈奴对西汉政权造成了强大的威胁。自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始，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后，匈奴遭到汉军沉重打击，完全退出漠南地区。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军兵分五路，共十余万骑出击匈奴，并联合乌孙从西面夹击匈奴。匈奴得知汉军大出，避战远遁、人畜死亡不计其数，开始走向分化瓦解。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至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汉军击降车师（今新疆乌鲁木齐东南）、莎车（今新疆莎车附近），威震西域。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军平定羌乱，巩固了河西。神爵二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内部倾轧，日逐王降汉。此时的匈奴更弱，不敢争西域，西域三十六国均听汉号令。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在衰弱困难的情况下发生内讧，五单于争立，互相混战。五凤四年，郅支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都单于庭。呼韩邪南迁，匈奴分为南、北两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朝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向汉求亲，汉以宫女王嫱赐配单于。此后，南匈奴一直居住在漠南，归附于汉。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军深入五千余里，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自此匈奴在与汉民族长达三百余年的战争中彻底失败，北匈奴开始了始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外史书中【注：有学者认为出现在欧洲史籍中的“匈人”，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匈奴”。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入侵欧洲的匈人与匈奴系出同源。匈人的种族、语系至今仍未能考证。现代考古学只是通过欧亚草原出土的文物，了解这一古民族的历史】。
匈奴衰落后，继之而起的鲜卑强大起来，逐渐占据了蒙古高原，吞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不断向西。南匈奴一败再败，被迫退到左国城（今山西方山县境）一带【《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中山相张纯反叛，朝廷诏令征发南匈奴出兵平叛。羌渠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於夫罗率兵前往。南匈奴各部不愿去充当“炮灰”，于是攻杀羌渠单于，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夫罗回不去，只好留居河东郡一带。於夫罗死后，其弟呼厨泉单于继立，以於夫罗之子刘豹为左贤王。因为汉高祖刘邦曾以宗室女为和亲公主，嫁与匈奴冒顿单于，并与冒顿相约为兄弟，所以冒顿的子孙就冒姓刘氏。
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曹操进爵魏王，势及一时。秋七月，呼厨泉率其名王来朝，遂被留于朝中，曹操以其右贤王去卑监南匈奴各部。同年，曹操认为迁居塞内的匈奴人种落繁盛，人口众多，为防意外，便把南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以弱其势，“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后改称都尉）以监督之……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南）；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东北）；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北）；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北狄匈奴》】。
匈奴虽分居五部，但从大范围上看，都居于汾水、涧水一带。这时期，匈奴虽然在名义上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实际上都在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史称“单于恭顺，名王稽颡（俯首听命），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在籍户民）”【《三国志·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刘豹得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由匈奴刘姓贵族担任。刘豹之子刘渊，字元海，新兴（今山西忻县北）人。自幼居于汉地，深受汉文化熏陶。据说他年幼时就十分聪慧，师从上党名儒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等传统典籍，《史记》、《汉书》及诸子著作，无不综览，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是一个高度汉化的匈奴人。《晋书·载记第一·刘元海》说他“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而且“（武技）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魏元帝咸熙年间（公元264年—265年），刘渊作为人质留住洛阳，深受司马昭厚待。西晋建立后，安东将军王浑多次向晋武帝举荐刘渊，因而司马炎对他非常赏识，称赞说：“刘元海容（颜）仪（表）机（变）鉴（识），虽由余、（金）日磾无以加也。”司马炎的女婿、王浑次子王济也认为，刘渊文才武略贤于由余、金日磾，“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晋书·载记第一·刘元海》】。然而大臣孔恂、杨珧却有不同看法，劝谏说：

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重用他），不足以成事（他就成不了大气候）；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恐怕是不行的）【《晋书·载记第一·刘元海》】！

晋武帝听后，默然不语，没有再坚持。后来鲜卑秃发部首领树机能反叛，晋武帝向朝臣征询平叛良策，尚书仆射李憙（xǐ）举荐刘渊，率匈奴五部平叛。孔恂再次表示反对，认为刘渊如果平凉州、斩树机能，恐怕凉州真有大难了。蛟龙既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于是晋武帝再次放弃了任用刘渊的打算。
东莱（今山东莱州）人王弥从洛阳东返故乡，刘渊于九曲之滨为王弥饯行时，哭着对王弥说：我本没有做大官的想法，王浑、李憙因为与我同乡的缘故，对我有所了解，常常推荐我，却因此遭致谗毁之言。我恐怕要老死在洛阳，与足下永诀了。说罢，“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晋书·载记第一·刘元海》】。
碰巧，晋武帝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当时也在九曲，听见附近人声喧哗，便派人前往查看，正好看到了刘渊“慷慨激昂”的一番表演，引起了他的注意。回去之后司马攸向晋武帝表示：刘渊不除，并州恐怕不得安宁。关键时刻，又是王浑出面保奏，说刘渊是忠厚长者，愿以身家性命担保他不会有异心。况且我大晋正要向少数民族表明以诚信相待，怎么能够以连萌芽状态都没有的嫌疑，杀戮匈奴送来的人质呢。平心而论，王浑说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就这样，刘渊逃过一劫。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刘豹去世，刘渊这才得以返回本部，代领左部帅。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晋书·载记第一·刘元海》】，就连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也不远千里，慕名投奔而来。惠帝司马衷继位后，外戚杨骏辅政，为了拉拢远人，树立私恩，以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康末年，刘渊因为部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八王之乱”起，成都王司马颖掌权后，极力拉拢刘渊，将他召至邺城（今河北磁县南），表荐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当时天下大乱，寇盗蜂起，汾水流域的匈奴五部也蠢蠢欲动。刘渊的从叔祖、原北部都尉刘宣认为，自汉亡以来，魏、晋继之，单于空有一个名号，没有一寸土地，虽号称王族世家，却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兴邦复业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秘密召集五部贵族商议，准备见机起事。五部贵族秘密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暗派族人呼延攸到邺城，把五部盟誓的事情告知刘渊【按：呼延姓出处有三种说法：一说出自匈奴呼衍氏所改；一说出自鲜卑族姓氏；一说晋代鲜卑人稽胡楚，因有功被赐姓呼延】。
刘渊得知消息，尽管心中暗喜，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说部人有丧，向司马颖告假，请求回故地行送葬之礼。司马颖没有答应。刘渊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让刘宣等召集五部人众，并会同宜阳诸部胡人，外称响应司马颖，实为图谋叛乱。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七月，成都王司马颖在荡阴大胜东海王司马越，刘渊先是为辅国将军，接着以冠军将军，封卢奴伯。不久，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与安北将军王浚联络鲜卑、乌丸，起兵讨伐司马颖。刘渊趁机对“形美而神昏”的司马颖说：“今二镇（指司马腾、王浚）跋扈，众余十万，恐非（京师）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晋书·载记第一·刘元海》】司马颖心中迟疑，打算先奉驾回洛阳，避其锋锐，然后再传檄天下讨之。为了能顺利地返回五部，刘渊一面给司马颖戴高帽，一面“深忧王事”地出主意：

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一旦离开）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且东胡（指鲜卑、乌丸）之悍不逾（不超过）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守住邺城），（我）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晋书·载记第一·刘元海》】。

司马颖闻言大悦，当即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命他回五部召集人众。刘渊一回到左国城，五部贵族马上为刘渊上大单于尊号，都于离石（今山西离石），二十天内便聚众五万。
刘渊走后不久，王浚部将祁弘率鲜卑军攻入邺城，司马颖一败涂地，挟持惠帝仓皇南逃洛阳。刘渊命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准备征讨鲜卑。刘宣等人坚决劝阻，认为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是上天赐予匈奴光复呼韩邪单于大业的机会，天意不可违。
于是刘渊迁都左国城，自诩为汉朝后嗣，在南郊筑坛设祭，建国号“汉”，年号元熙，史称“汉赵”或“前赵”。刘渊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建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祭祀，立妻呼延氏为王后。依汉制署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经师崔游为御史大夫，宗室刘宏为太尉。
刘渊立国不久，司马腾便派将军聂玄征讨，与匈奴五部兵激战于大陵（今山西文水），晋军大败。司马腾惊惧之下，率并州两万多户仓皇逃往山东。刘渊乘胜进军，遣其养子、建武将军刘曜，一举攻克泫氏（今山西高平）、屯留（今山西屯留）、长子（今山西长子）、中都（今山西平遥）等地。次年，司马腾又派司马瑜、周良、石鲜等人率军讨伐刘渊，刘渊遣武牙将军刘钦等六军迎击晋军，四战皆捷。同年，刘渊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邀击晋将刘琨。但在版桥为刘琨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