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zxcv2019 2019-07-27 1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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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zhang晓l 2019-07-27 10:11:38
一如既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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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带动好烦 2019-07-28 19:35:40
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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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晓l 2019-07-28 13:20:18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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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哈PK悠哈 2019-07-28 07:27:48
支持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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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zhou62 2019-07-28 06:57:42
周日清晨的问候，拜访楼主，欣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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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师兄！

后将军郭默在苏峻之乱中，曾擅自丢下部队逃走。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十二月，朝廷征召郭默为右军将军回京宿卫。郭默乐于戍边，不愿回朝担任警卫工作，就对江州刺史刘胤议论这事。应召赴任时，郭默向刘胤要求资助。刘胤不给，郭默由此怨恨刘胤。当时有司正弹劾刘胤“矜豪日甚，专务商贩，殖财百万，纵酒耽乐，不恤政事”【《资治通鉴·晋纪十六·晋成帝咸和四年》】，要求免除刘胤的官职。奏章发下朝议，刘胤不但不认罪，还申辩叫屈。郭默在苏峻之乱时，奉诏驻扎寻阳，去拜见刘胤时，曾受到刘胤的长史司马张满等人的轻视，郭默就十分痛恨。而之前一个叫盖肫的人，强抢孔家女为妻，孔家求到张满帮忙讨还女儿，张满遂让盖肫送孔家女回家，盖肫不肯，因而与刘胤、张满有嫌隙。这时盖肫便找到郭默，诬称刘胤不接受免官，是密有他图，日夜与张满、荀楷等人策划谋反，准备先除掉郭默。郭默对刘胤早就怀恨在心，于是率兵在清晨冲入刘胤府邸，谎称是奉诏行事，将刘胤及张满等人一并抓获，全部斩首。并将刘胤首级送到京师，矫诏诈称奉诏讨贼，宣示内外。又抢夺刘胤女儿和诸姬妾及金银财宝，招降谯国内史桓宣、王愆期等人。
咸和五年正月，刘胤首级传至建康。王导害怕郭默骁勇难制，就大赦其罪，将刘胤首级示众，任郭默为西中郎将、江州刺史。武昌太守邓岳派人飞马驰书，将这事禀告太尉陶侃。陶侃即遣将军宋夏、陈修率兵据湓口，准备率军征讨郭默。僚佐都劝陶侃，即便进军也要等待朝廷诏令。他们认为，若没有诏令，郭默是不敢擅杀地方大员的。陶侃大怒，表示刘胤虽然才非所任，但毕竟是朝廷重臣，决不能擅自杀戮。遂遣使者上表陈述郭默的罪状，并写信质问王导：郭默杀死刺史就任用他为刺史，如果他杀害宰相岂不是要任他为宰相。
王导这才收起被示众的刘胤首级，给陶侃复信，让其暂且忍耐，等待朝廷大军到达，一起进剿。豫州刺史庾亮自告奋勇请求征讨郭默，成帝遂下诏，庾亮以本官加征讨都督，率同将军路永、毛宝、赵胤、匡术、刘仕等步、骑二万与陶侃会合。郭默曾计划南下占据豫章，未等行动，陶侃已到城下。郭默出战不利，进城固守，用粮袋堆成垒堡，以显示自己粮食充裕。
三月，庾亮率军到达湓口，同陶侃会合。大军云集，将郭默重重包围。五月，郭默部将宋侯捆绑郭默父子出城投降。陶侃在军门前将郭默斩首，首级传至建康。朝廷下诏，以陶侃领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军事，增设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十二人。陶侃领兵回巴陵，又移镇武昌。
郭默事件，事起突然，乍看似乎是武将火并，无关大局，但有些问题值得注意。郭默本是北方的一个坞主，只身南来，被晋明帝任为征虏将军。刘遐死后，郭默为北中郎将、监淮北军事、假节，统领刘遐部曲。平苏峻之乱时，郭默为后将军、领屯骑校尉，初战有功。论经历和实力，郭默同样是流民帅，所以苏峻乱平以后郭默有个何去何从的问题。《晋书·列传第三十三·郭默》载，郭默被征为右军将军后，向刘胤发牢骚说：“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部队），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从郭默的话中可以看出，朝廷征召他入值宿卫，其实是想将他调离军队，与苏峻当年的境况如出一辙。
郭默身为流民帅，遭到猜忌毫不稀奇。这里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一、郭默事件是流民帅问题的余波。
二、事情发生在江州，江州居上下游之间的缓冲地位，郭默就其身份和历史背景而言，与之前领有江州的温峤、刘胤有相似之处。温峤本是刘琨部属，奉刘琨之命南下劝进，又平王敦之乱有功，因而得为江州刺史。温峤既没有王、庾家族那样的门户影响，也没有上游陶侃那样的军事实力，只是处于二者之间的缓冲地位，起调节上下游的作用。温峤死后，朝廷以刘胤继为江州刺史。刘胤是北方流民首领、冀州刺史邵续派遣到建康的使者，受到司马睿的任用。他与江左士族关系网毫无瓜葛，之所以能出任江州，完全是出于温峤推荐。因为两人在出身、经历以及与东晋朝廷关系等方面，都非常相似。郭默在江州滋事，意在利用上下游之间及庾、王二人间的矛盾，以图获利。结果却破坏了江州的缓冲地位。
三、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的容忍，在于要笼络郭默对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进兵，是想要将江州控制在手中。陶侃取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流。自此，陶侃拥荆、江二州坐大，破坏了平衡局面，既与王导也与庾亮产生了新的矛盾。由于王导居中枢地位，所以陶、庾矛盾还大不过陶、王矛盾，也大不过庾、王矛盾。

陶侃本为鄱阳枭阳（今江西都昌）人，后徙居庐江寻阳。他出身寒门，初任县吏，从军四十一载，在讲究门阀政治的当时，仕途之路不是一般的辛苦。《晋书·列传第三十六·陶侃》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陶侃任广州刺史时，正是他被权臣王敦排挤、远离政治中枢的低潮期。他每天把一百块大砖搬进搬出，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正致力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难担大任。他劳心劳力，激励自己不要丧失斗志，终成一代“搬砖名将”。
陶侃晚年时，位极人臣，割据辽东的慕容廆与他通信，称“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晋书·载记第八·慕容廆》】，可见陶侃的地位和威望。他深感物极必反的道理，“怀止足之分（知道适可而止），不与朝权（不参与朝政）”，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晋书·列传第三十六·陶侃》】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
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六月，陶侃病逝于樊溪，年七十六。成帝下诏追赠陶侃为大司马，赐谥号“桓”，以太牢礼祭祀。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前朝东晋大臣封爵中，只有王导、谢安、温峤、谢玄与陶侃的子孙爵位未被废除。爵位由长沙郡公降为醴陵县侯，食邑五百户。
陶侃病逝，庾亮东山再起。朝廷以庾亮为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庾亮推辞开府之职，移镇武昌。
成帝继位后，一直由王导辅政。王导行事不拘小节，对其所委派的赵胤、贾宁等诸将不守法度的行为，多所容忍，为此招致朝臣的不满，各大族也试图借此废除王导的辅政权，以削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陶侃就曾经打算起兵废除王导，只因王导的亲家郗鉴反对才作罢。庾亮这时重掌大权，又想起算计在建康朝堂的王导，于是写信给京口的郗鉴，陈说王导的过错，并征求郗鉴的意见。郗鉴还是不同意，庾亮不得已只好作罢。
郗鉴两次反对罢黜王导，是有其深刻背景和原因的。自成帝继位后，东晋政局为之一变，王导、卞壸、郗鉴、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遗诏辅政。接着，庾太后临朝称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务咸决于庾亮，出现了庾亮与王导明争暗斗的局面。
庾、王两家，早先在元帝、明帝时共同利益较多，矛盾并不明显。后来王敦有意起兵，深忌庾亮，庾亮因而忧惧去官，又参与平乱。尽管如此，庾亮与王导尚无直接的冲突发生。而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荡后，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疏王越来越明显。《太平御览·文部卷九·诏》引《语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意思是说，明帝封了一道诏书给庾亮，却误致王导处，诏书末尾有“勿使冶城公知”之语。王导看过诏书后，回复明帝说：这道诏书似乎不是给我的，诏书只有我一人看过，别无他人【注：冶城公，代指王导。冶城属丹杨郡，王导在西晋末年曾任丹杨太守，疑其驻在地为冶城】。
明帝成年在位，独断朝政，虽袒庾但不纵庾，庾、王之间尚不具备公开倾轧的政治气候。到了成帝时，母后称制，庾氏坐大，情况就不一样了。庾氏兄弟权势在握，锋芒所及，除排抑宗室外，主要就是针对势力盘根错节的王导，因此庾、王倾轧立即公开化。
受明帝遗诏抚政的七人当中，卞壸以忠直著称，他与庾亮共参机要。《晋书·列传第四十·卞壸》载：“（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壸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大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卞壸是首先站出来责难王导的人，是否与庾亮有关，史无记载，但当庾、王矛盾骤起之时，卞壸的表现无疑是对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导在受到卞壸抨击后，仍然不顾嫌疑，私下送行郗鉴赴任徐州，使卞壸再得口实。“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卞壸遂弹劾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并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晋书·列传第四十·卞壸》】。这说明庾亮用事以来，王导、郗鉴二人开始出现了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首先是针对庾氏专权的。琅琊王氏在王敦之乱后要想维持其家族势力不坠，必须寻求有实力的朝臣支援。而琅琊王氏在政治上的延续，在当时又是约束庾氏专权、稳定东晋政局的必要条件。郗鉴的态度首先是支持朝廷，而支持朝廷也就是支持王导，这促使了王导、郗鉴的联结。
家族之间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最重要的途径。宦，指仕途的提携，如明帝时王导为司徒，辟郗鉴子郗昙为秘书郎。婚，指互为婚姻以相互固结，如王氏两代娶郗氏女。《世说新语·雅量篇》说：“郗太傅（鉴）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往东厢，任意选之。’”郗、王两族交好，所以郗氏求婿，首先选定琅琊王氏家族，然后于家族范围内访求。也就是说，婚姻先是求族，然后择人。
郗鉴两次不同意藩镇起兵废黜王导之谋，是这一阶段东晋政局得以相对稳定，内乱未再发生的关键所在。陶侃、庾亮都想起兵废黜王导，但都不得不征求郗鉴的意见，说明郗鉴具有举足轻重的否决权，这种否决权源自郗鉴身后强大的京口军。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鉴之意勉强行事，势必造成内战，这些当权者饱受王敦、苏峻之祸，是不敢贸然一试的。
成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郗鉴病逝，终年七十一岁。成帝派御史持节护丧事，以太牢礼祭祀，追赠太宰，谥号“文成”。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少年时孤贫，但博览经籍、躬耕吟咏，以清节儒雅著称。明帝曾问名士周顗：你觉得自己和郗鉴相比，谁更强些啊？周顗说：郗鉴似乎更有能力。明帝又问郗鉴，郗鉴说：周顗和臣相比，更有国士家风。郗鉴任司空时，曾对人说：“（吾）平生意不在多（志向不高），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指升任司空）。（想到）朱博（汉哀帝时丞相）翰音（飞向高空的声音，意喻徒有虚声），实愧于怀。”【《世说新语·言语篇》】可见他虽处高位，却始终保持着谦虚、儒雅的品格。卞壸曾评价郗鉴身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世说新语·品藻篇》】意思是：侍奉君王很正直，却喜欢手下人奉承自己；很注意清廉节操方面的修养，但又非常计较财物的得失；自己喜欢读书，却讨厌别人做学问。“三反”意即三种矛盾现象，可见郗鉴在性格和素养上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田余庆先生评价郗鉴时说：“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执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悠哈PK悠哈 2019-07-29 18: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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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上的春风 2019-07-29 18:50:53
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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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风醉长云 2019-07-29 18: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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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鸡上的杨柳 2019-07-29 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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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尚了你的眼 2019-07-29 16: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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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季风 2019-07-29 16: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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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园来风 2019-07-29 16: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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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鳞居大厦 2019-07-29 16: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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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北归 2019-07-29 15: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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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斜阳 2019-07-29 12: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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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图谋罢黜王导未遂，郗鉴坚持反对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庾亮不支持、不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本不协调，苏峻乱平后，尽管在共抗王导的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军事压力，既然可以压王导，自然也可以压庾亮。而且由于庾亮的豫州毗邻江、荆，所感受到的压力比扬州更大。陶侃“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列传第三十六·陶侃》】，如果此志得逞，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说，庾亮出于自保，才不得不对陶侃废黜王导之谋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陶侃病故，使得庾亮没了束缚，这让他打起了“收复中原”的主意。于是以征虏将军毛宝为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领兵一万共守邾城（今湖北黄冈）。又以陶侃之子、建威中郎将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率部五千进入沔中。庾亮之弟庾翼任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并向朝廷上疏，请求移镇石城（今湖北钟祥），作为北伐后赵的准备。
成帝将奏疏下发，让群臣商议此事。王导与庾亮意见相同，而郗鉴认为物资、财用准备不充分，不能贸然行事。太常蔡谟也认为，应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他表示，时机的可否在于胡虏的强弱，而胡虏的强弱又在于石虎的力量，指出“苏峻之强不及石虎、沔水之险不及大江；大江不能御苏峻而欲以沔水御石虎”【《资治通鉴·晋纪十八·晋成帝咸康五年》】，是令人怀疑的。
正当庾亮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番之际，后赵抢先出兵。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八月，后赵主石虎以夔安为大都督，领石鉴、石闵、李农、张貉、李菟五将军，率兵五万进犯荆、扬北部，另以二万骑攻邾城。毛宝向庾亮求救，庾亮认为邾城城池坚固，没有及时派援兵。九月，后赵大将石闵败晋兵于沔阴，杀晋将蔡怀；朱保败晋兵于白石，杀将军郑豹等；张貉陷邾城，晋军死者六千人，毛宝、樊峻投江而死。当时庾亮还在不断上疏，想移镇石城，听说邾城失陷，这才作罢。向成帝上表谢罪，请求自贬三级，行安西将军。不久朝廷又下诏让他官复原职。
当初陶侃驻守武昌时，就明确表示反对在邾城驻守。他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自身没有可以依仗的天险），外接群夷，夷中利深（对胡人来说，利害关系更大）……且（孙）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他认为长江才是御敌的天险。
庾亮自从邾城失陷后，忧闷成疾。咸康六年（公元340年）正月庚子朔（初一日），庾亮去世，年五十二岁。成帝亲临吊丧，追赠太尉，谥号“文康”。

桓温北伐


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六月，晋成帝病逝，年仅二十二岁。当时成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和司马奕，尚在襁褓之中，于是庾亮之弟、中书监庾冰作主，拥立成帝二十一岁的同母弟、琅琊王司马岳继位，史称晋康帝。根据成帝遗诏，庾冰同武陵王司马晞、会稽王司马昱、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共同辅政。
东晋当时外有强敌，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因此庾冰拥立自己的年长外甥为帝，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康帝继位仅仅两年即病逝，庾冰、庾翼兄弟又想立明帝已经成年的异母弟会稽王司马昱为帝，但这次遭到何充的强烈反对。
何充，字次道，庐江灊（qián）县（今安徽霍山境）人，是王导姨姐的儿子，自幼便与王导友善。其妻是晋明帝明穆皇后庾文君的妹妹。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去世后，何充转护军将军，与中书监庾冰同录尚书事。政治上逐渐成为庾氏的对手。
何充坚持父死子继的原则，在晋康帝继位的问题上，就与庾氏兄弟有分歧。庾冰想保持庾氏与皇室的血缘亲近，而何充则为了削弱庾氏的权势。康帝继位后，曾对庾冰、何充说：朕能继承皇位，都是二位爱聊之力啊。哪知道何充答道：陛下继位，是庾冰一人之力。若依臣的主张，陛下就不能君临天下了。这让康帝很是尴尬。及至康帝病重，庾冰照方抓药，主张立长君司马昱，何充则老调重弹，建议立康帝年仅两岁的儿子司马聃，康帝最后听从了何充的建议。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九月，何充以康帝遗诏，立司马聃为帝，这就是晋穆帝。两个月后，庾冰病逝。转过年来，即穆帝永和元年七月，荆州刺史庾翼也病死于夏口（今湖北汉口）。庾氏兄弟相继病故，庾氏一族开始失势，何充一人独揽大权，辅助幼主。
庾翼临终前曾上表朝廷，希望次子庾爰之接替自己，任荆州刺史一职。百官朝议都认为庾氏家族世代驻守荆、楚，为人心所向，应当同意庾翼的请求。何充则不以为然，他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环绕）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延绵）万里。得人（所任得才）则中原可定，失人（所用非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思前想后，他推出了自己的人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国家西面）之任，无出温者。”【《资治通鉴·晋纪十九·晋穆帝永和元年》】由此，一代枭雄终于在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中，被推到了前台。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八月，在何充的大力举荐下，桓温出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
桓温，字元子（一作符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宣城内史桓彝长子。苏峻之乱时，桓彝为抵抗苏峻部将韩晃，战死于泾县（今安徽泾县），因此桓温是正经八百的“烈士后代”。桓温为人豪爽，姿貌伟岸，风度不凡，尚晋明帝嫡长女南康长公主，并袭父爵为万宁县男。他的崛起，原因很多。父亲桓彝灭王敦有功，又死于苏峻之乱，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桓温尚南康长公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又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庇护。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七月，当时庾翼正扬言北伐，曾表奏朝廷以时任琅琊内史的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率部据守临淮（今江苏盱眙），与其相呼应。可见当时桓温官位虽不高而其人却比较重要。
同时，中枢执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温，想把桓温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庾氏势力的一股力量。建元元年十月，桓温迁徐州刺史，并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名列方镇，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庾翼之前也曾向明帝大力推荐桓温，称其“少有雄略”，希望明帝不要以一般人物相待，“宜委以方召（意喻国之重臣）之任，托其弘济（广为救助）艰难之勋”【《晋书·列传第六十八·桓温》】。可见这时的桓温，是朝廷与庾氏都在努力争取的对象。
永和元年八月桓温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二步。何充曾认为，“桓温、褚裒（póu）为方伯（泛指封疆大吏、地方长官），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晋书·列传第四十七·何充》】这是他在永和初年安排的东晋权力结构的轮廓，以为这样就能使内外稳定，无复忧劳。可当何充于永和二年死后，继任辅政的司马昱却渐渐发现，最大的担忧恰恰来自这一权力结构内，甚至比庾氏更难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