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zhou62 2019-07-26 07:06:38
周五清晨的问候，拜访楼主，欣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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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师兄！

东晋建立后，王敦、苏峻两场变乱皆发自上流，朝廷惟赖淮阴、合肥为援，并不得心应手，建康动辄陷落，三吴之地与建康的呼应和漕运接济，都因无适当的军事保障而难于维持稳定。在苏峻之乱中，郗鉴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建康与三吴联系的枢纽，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郗鉴的起家，据《晋书·列传第三十七·郗鉴》说，曾被东海王司马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但他都没有接受。另据《晋书·列传第二十六·江统》说，司马越为兖州牧时，“以统为别驾， 委以州事”，“统举高平（人）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司马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并不很深。洛阳陷落后，郗鉴并没有立即南渡，而是与宗族乡党千余户避难于鲁地的峄山（今邹山）中。以后受琅琊王司马睿的委任，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三年之间，就拥众数万。当时兖州以郗鉴为方伯，阮放为宏伯，胡毋辅之为达伯，卞壶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绥为委伯，羊曼为濌（tà）伯，八人并称“兖州八伯”。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郗鉴因后赵的侵逼，始辗转南移，退守合肥。
《晋书》并没有言明郗鉴南下是率部还是举家，但《真诰·卷十五·阐幽微第一》注云：“（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从郗鉴南下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来看，郗鉴率有流民还是可信的。郗鉴以流民帅的身份，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受征入朝。征召郗鉴，这是司马睿表示对他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观察的意思。
明帝继位后，惧王敦之逼，拜郗鉴为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出镇合肥，想依靠其流民力量为外援。王敦不愿郗鉴为朝廷犄角，于是表请郗鉴为尚书令，郗鉴只得又返京师。这时郗鉴南来刚过一年，已是逐步陷入士族门户斗争的漩涡中，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晋书·列传第三十七·郗鉴》说，郗鉴重回建康，“遂与帝谋灭敦”。其谋如何，史无记载，猜测不外是用流民帅的兵力制衡王敦。当时高门大族虽不支持王敦篡夺，但也没有坚决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所以明帝只能依靠较低的士族如郗鉴、桓彝【注：《晋书·列传第四十四·桓彝》载：“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而郗鉴、桓彝筹兵，只能求之于门阀士族以外的流民，这是影响明帝、成帝两朝政局的一件大事。
当时，东晋朝廷可用的兵力是不多的。陶侃被王敦排挤去了广州；祖约在豫州，与朝廷也不是那么融洽。明帝手中既无军队又无粮饷。《晋书·志第十六·食货》载，司马睿为晋王时，“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就是说，秩二千石的官员，根据交纳粮食的多少来排定在朝堂上的位次。如果不是负责宿卫等重要任务，都要参加农业生产，让军队各自耕作，收成作为军粮。《晋书·列传第四十八·丁潭》也载：“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有的受私人指挥），而营陈不充（军中人员不足）。”这是王敦之乱前，稍早的资料。温峤曾上军国要务七条，其第三条说：“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指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开荒虽难，一年后便容易了）。”【《晋书·列传第三十七·温峤》】《晋书·列传第四十·刘超》说，刘超“迁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便以他为义兴太守时的“义随”为宿卫。这是王敦之乱后，稍后的资料。王敦之乱前后，朝廷军力军食艰难，那么王敦乱中，情况应当也是这样。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很大一个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而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今浙江杭州），然后北上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西北经晋陵、曲阿（今江苏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建康。京口则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尽管如此，但在魏晋时期，京口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在三国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可知其地人户稀少，田土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置其地为毗陵郡，东晋改为晋陵郡。就是这片荒芜贫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却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如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庾亮家于暨阳（今江苏江阴东南），地属晋陵郡。北府诸将出京口者，也为数不少，如刘裕、萧道成、萧衍等。零散的流民，也来到了京口，《宋书·志第三十五·州郡一》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估计南徐州（即东晋之徐州）的侨旧人口总数为四十二万人，其中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按照东晋制度，僮奴不入籍，因而流民在徐州为僮为客而未入籍者，以及漏注籍者，当未计入二十二万之内。从人口数字看，徐州是江左侨寓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
既然京口、晋陵的自然条件非常不好，为什么却成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呢？青、兖、徐等州流民乘泗越淮，沿中渎水（即邗沟）或泛海南来，可以说是顺道，但是幽、冀、并州流民也绕道前来定居，就令人难解了。这个问题，除了晋陵地广人稀之外，还有出于安全的因素。北方士族南来，只要不与吴地士族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逐空荒而居，居住地就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但是零散的流民，却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余地。他们在胡骑追逼下节节南逃，通常只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土。他们资财匮乏，人力寡弱，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的安全地方以后，就不想继续南行。所以他们集中寄居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岸一带，至少在东晋初是这样。以长江下游而论，下游南缘胡骑难于到达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江东，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是一道重要屏障，而且京口不当南北之要津，自然比较安全，这是吸引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骑进攻广陵、京口却一次也没有。
京口、晋陵可以吸引流民，郗鉴则用这些流民建立起一支拱卫建康、控制三吴的军队，而三吴的物产又可以支撑京口之军。郗鉴以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东晋时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成为影响江左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郗鉴以流民帅身份率众南来，他以后的活动都与流民有关系，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他一直到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为重。
京口的作用，封建史家独推崇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北府之所以具有这种地位，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此前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发挥的作用，概括说来有三个方面：
一、控制三吴。在司马睿南渡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内，朝廷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出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和浙西的虞潭，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以后这种功能一直持续下去，至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
二、抵御海盗。海盗是晋成帝时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当时主要有两股较大势力的海盗，一为刘征，一为韩雍，都是当初石勒的部将。咸和五年至咸和六年的几次海盗寇略，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郗鉴加强京口防务。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而咸和七年以后，海盗渐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三、拱卫京师。苏峻之乱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当时郗鉴自广陵过江，奉召西行，与陶侃会合，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陶侃长史孔坦强烈建议郗鉴还据京口，认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 ”【《晋书·列传第四十八·孔愉》附《孔坦》】。这样，陶侃才命郗鉴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今江苏丹徒东南），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直到苏峻之乱平定。此后，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驻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蔡谟为郗鉴后任，据《晋书·列传第四十七·蔡谟》载，其“所戍东至土山（即北固山），西至江乘（今江苏句容北），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南齐书·志第十四·州郡上》载：“京城（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镇江府》也载：“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
以京口拱卫建康，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到威慑作用，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如陶侃、庾亮忌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二、即便政局出现变化，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如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由于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引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它的重要性。
郗鉴的部曲、义故与郗氏关系密切。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从成帝咸和元年（公元326年）郗鉴初镇京口，至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达四十三年之久，直到桓温将郗鉴的长子郗愔排挤出京口，完成了对上下游的全面控制。此后，郗氏在京口的势力虽已不复存在，但京口在东晋的政局中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谢玄据京口组成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殷仲堪等联兵反王国宝；刘牢之据京口，镇压暴动；刘裕据京口，平定桓玄之乱，直至转移了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掌权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其子弟居任，不授异姓。并且临终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卷七十八·刘延孙传》】。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京口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才逐渐淡漠。

403楼被吃了，这段接402楼

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吴地，数量不少。扬州附近地区，农民兴发甚难，征流民为兵，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举。而尚在道路转徒的流民，生计未立，还难于成为征发对象。对于这些人，必须先有一个编户入籍的过程。因而可以征发的，只能是已经庇托于大姓、定居营生的流民。因此，司马睿颁布了一些处置流民的法令，如给客制度。《南齐书·志第十四·州郡上》载：“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指南兖州），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所谓“使条名上有司”，也就是让流民附籍于主人户中，登记入册，其用意在于使流民有籍可查，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这些流民。
给客制度本身，还不是直接征发流民为兵。但是流民既已入籍，朝廷征发他们就有了根据，所以出现了同年所颁布的“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帝纪第六·元帝》】的诏令，也就是征发本为良民而今沦落为大户奴仆的流民为兵。司马睿在一年之内施行给客制度和发僮客为兵，都是针对流民而发，都是为了对付王敦。同时，检校流民也是为了限制南北大族荫占流民的特权，这又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成为南北大族多支持王敦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僮客为兵，被高门大族视为一项恶劣的不能再恶劣的弊政。强发之兵也不甘驱使，没有战斗力。因此王敦第一次南下时，刘隗、戴渊还救京师，一战即溃。可是当东晋朝廷面临王敦再次起兵威胁的时候，可用的力量还是只有流民。不过，这次不能再采用发僮客为兵的老办法了，因此利用麇集于江北和淮河流域的流民集团，并不破坏流民集团中原有的统属关系。这就是太宁二年（公元324年）郗鉴与明帝密谋用流民帅的力量对付王敦的背景。而且郗鉴本人就是流民帅之一，他知道流民帅有为朝廷所用的可能。
屯驻于江淮间的流民帅，多数有在北方抗胡的历史。他们统属的军队长期相随，多少具有私兵性质。东晋朝廷不得不重视他们，却也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们。东晋朝廷按照流民帅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将军之号，划分大致的地盘，居于长江以北，原则上不允许他们到江南来。这些流民帅，或者门户不高，或者虽有门户背景但本人不具备名士的风流旨趣，与当朝权贵格格不入，如祖逖、蔡豹等。其他诸如苏峻、刘遐、郭默诸将，更是出自寒微，习于行阵。只有郗鉴，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周旋于高门士族政治之中，故而得以征辟台城。
流民帅在东晋士族政治中无所依靠，通常说来，一是力图站稳脚跟，保全势力；二是志在立功，以求发展。东晋对他们的态度，虽然视其效忠程度而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是严防死守（褚翜是个例外）。流民帅在北方多少有过战功，在阻滞石勒南下，保护江左政权方面起过作用。正因为如此，东晋朝廷更是提防他们，唯恐他们恃功反噬。这也是东晋政权只以门户利益为重，非常虚弱的一个原因。而流民帅受到朝廷猜忌，也大多不愿脱离自己的部属贸然过江，他们最担心的是被朝廷夺兵。如祖逖，其兄祖纳、其弟祖约都在建康为官，但祖逖就是居于京口，不离部众。再如苏峻，王敦第一次起兵时，司马睿召其讨伐王敦，而他却观望形势，徘徊不进，也是因为有所顾忌。
用流民帅解决朝政中的重大问题，一方面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引流民帅入京，对东晋有着危险性。苏峻得任历阳内史之职，控建康上游门户，骄溢自负，而庾亮一意孤行，坚持征召有平王敦之功的苏峻，又一次引起东晋政局的剧烈动荡。
当时，郗鉴派将军夏侯长通知温峤，预计苏峻会挟持成帝到会稽，建议温峤在重要据点立营据守以阻其去路，同时断绝粮运和坚壁清野，“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晋书·列传第三十七·郗鉴》】，提出等待苏峻因物资缺乏而溃败的策略。本来，郗鉴提出“静镇京口”，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系建康安危的重镇。当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苏峻遣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陶侃与苏峻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至三吴一带的东面战场，使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东面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西晋灭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晋书·列传第二十二·华谭》】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之兵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三吴士人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王导帮助司马睿协调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政治纷纭中，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派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都是这样。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一打内战，三吴就会出现战场。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三吴也迅速分成两方，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朝廷；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朝廷，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遂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东面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容易召集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朝廷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此外，三吴还有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仗三吴地区。江南地方，由今苏南至浙东，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时，丹杨、晋陵（治今江苏常州）一带还很贫瘠，产粮区在以南的三吴。三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方，首推会稽（治山阴，今浙江绍兴），是三吴的腹心所在。据《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记载，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有三斛之多【《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载：“钟离牧……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临熟，县民有识认之。牧……遂以稻与县人。县长闻之，召民系狱，欲绳以法，牧为之请。（县）长……为释系民。民惭惧，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由此可知亩产有三斛】。《晋书·列传第四十七·诸葛恢》也载，诸葛恢调任会稽太守，司马睿为其置酒践行，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中，又处于较安全的地理位置，所以东晋成帝、康帝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

@zhang晓l 2019-07-26 12: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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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而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今浙江杭州），然后北上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西北经晋陵、曲阿（今江苏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建康。京口则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尽管如此，但在魏晋时期，京口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在三国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可知其地人户稀少，田土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置其地为毗陵郡，东晋改为晋陵郡。就是这片荒芜贫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却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如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庾亮家于暨阳（今江苏江阴东南），地属晋陵郡。北府诸将出京口者，也为数不少，如刘裕、萧道成、萧衍等。零散的流民，也来到了京口，《宋书·志第三十五·州郡一》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估计南徐州（即东晋之徐州）的侨旧人口总数为四十二万人，其中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按照东晋制度，僮奴不入籍，因而流民在徐州为僮为客而未入籍者，以及漏注籍者，当未计入二十二万之内。从人口数字看，徐州是江左侨寓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
既然京口、晋陵的自然条件非常不好，为什么却成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呢？青、兖、徐等州流民乘泗越淮，沿中渎水（即邗沟）或泛海南来，可以说是顺道，但是幽、冀、并州流民也绕道前来定居，就令人难解了。这个问题，除了晋陵地广人稀之外，还有出于安全的因素。北方士族南来，只要不与吴地士族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逐空荒而居，居住地就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但是零散的流民，却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余地。他们在胡骑追逼下节节南逃，通常只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土。他们资财匮乏，人力寡弱，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的安全地方以后，就不想继续南行。所以他们集中寄居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岸一带，至少在东晋初是这样。以长江下游而论，下游南缘胡骑难于到达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江东，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是一道重要屏障，而且京口不当南北之要津，自然比较安全，这是吸引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骑进攻广陵、京口却一次也没有。
京口、晋陵可以吸引流民，郗鉴则用这些流民建立起一支拱卫建康、控制三吴的军队，而三吴的物产又可以支撑京口之军。郗鉴以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东晋时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成为影响江左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郗鉴以流民帅身份率众南来，他以后的活动都与流民有关系，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他一直到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为重。
京口的作用，封建史家独推崇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北府之所以具有这种地位，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此前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发挥的作用，概括说来有三个方面：
一、控制三吴。在司马睿南渡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内，朝廷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出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和浙西的虞潭，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以后这种功能一直持续下去，至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
二、抵御海盗。海盗是晋成帝时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当时主要有两股较大势力的海盗，一为刘征，一为韩雍，都是当初石勒的部将。咸和五年至咸和六年的几次海盗寇略，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郗鉴加强京口防务。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而咸和七年以后，海盗渐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三、拱卫京师。苏峻之乱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当时郗鉴自广陵过江，奉召西行，与陶侃会合，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陶侃长史孔坦强烈建议郗鉴还据京口，认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 ”【《晋书·列传第四十八·孔愉》附《孔坦》】。这样，陶侃才命郗鉴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今江苏丹徒东南），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直到苏峻之乱平定。此后，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驻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蔡谟为郗鉴后任，据《晋书·列传第四十七·蔡谟》载，其“所戍东至土山（即北固山），西至江乘（今江苏句容北），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南齐书·志第十四·州郡上》载：“京城（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镇江府》也载：“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
以京口拱卫建康，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到威慑作用，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如陶侃、庾亮忌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二、即便政局出现变化，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如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由于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引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它的重要性。
郗鉴的部曲、义故与郗氏关系密切。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从成帝咸和元年（公元326年）郗鉴初镇京口，至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达四十三年之久，直到桓温将郗鉴的长子郗愔排挤出京口，完成了对上下游的全面控制。此后，郗氏在京口的势力虽已不复存在，但京口在东晋的政局中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谢玄据京口组成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殷仲堪等联兵反王国宝；刘牢之据京口，镇压暴动；刘裕据京口，平定桓玄之乱，直至转移了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掌权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其子弟居任，不授异姓。并且临终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卷七十八·刘延孙传》】。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京口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才逐渐淡漠。

@悠哈PK悠哈 2019-07-26 13:21:37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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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hjzhou62 2019-07-27 06:52:27
周六清晨的问候，拜访楼主，欣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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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周末好！

@杨柳上的春风 2019-07-27 17:10:04
周末顶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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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汉风醉长云 2019-07-27 17:01:55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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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公鸡上的杨柳 2019-07-27 16:55:46
先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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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江南的季风 2019-07-27 16:49:40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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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东园来风 2019-07-27 16:44:12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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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天的呦呦 2019-07-27 16:38:33
回复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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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鳞鳞居大厦 2019-07-27 16:34:07
好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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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南来北归 2019-07-27 16:23:01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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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陇上斜阳 2019-07-27 16:14:20
周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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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好！

@娃哈哈琪 2019-07-27 12:33:31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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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刘大悲 2019-07-27 12:12:00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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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悠哈PK悠哈 2019-07-27 11:56:53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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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