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的电梯、楼梯间与病房之间用玻璃和几片厚厚的棉絮样的布帘子隔了起来，进出要掀帘子，帘子里面就是护士站和病房。

张小波觉得为什么要加帘子， 大概的原因一是病房区里昼夜开着空调，分隔可以节约能耗；二是隔音，楼梯间、电梯间的吵闹不影响到病房区里；第三么，张小波认为就是因为陪护病人的家属们抽烟的多，病房区里面是不让抽烟的，护士看见了会斥说，但一帘之隔就是法外之地。

电梯和楼梯间的墙上虽然也都贴着禁烟标志，但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烟民往往选择性无视。烟民们往往自豪地说烟税、酒税高着呢，是国家重要的收入，环保和健康？先赚上钱了再谈治理、治病！因此中国的控烟和执法主要是革命靠自觉了，不会真当一回事的。

至于法律，咱们乐于制定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是一大特色。

在这样的特色环境下，病房里的护士们也习惯了出了帘子，就对吸烟者选择性漠视，除非是二手烟太浓呛得她们难受，会嘟哝两句，一般是懒得理的，也免得别人说他们不懂事儿。

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他爸张志雄。
他说话的腔调和节奏像香港政策，五十年不变，一辈子都慢半拍，甚至还有点结巴。

不知读者朋友们是否觉得哈，生活中有一类结巴，语速快，吐字像子弹，也结巴的有趣，这种呢人称“快结巴”，张志雄则相反。

此外，他的门牙正中还豁开一条大缝，而侧边一颗牙则如同狗牙一般尖尖的外龅着，尤其豁门缝导致他说到有些话、发某些音时把不住门，口水向外喷，比如丈夫的夫、打麻将胡牌的胡字，因为这个，当然也因为他做生意忙，他干脆选择不打麻将。
他们老家人管这叫豁巴齿。在几十年前的农村，龅牙、豁齿甚至于结巴根本不叫毛病，而如今的孩子不论城市、农村，这种情况大多戴牙箍矫正了，而结巴似乎也消失了。

他摆水果摊，客人问苹果多少钱，他操着鄂北大悟县老家的农村话说，“这是今天新……新进的，新……新鲜呢，又脆……又甜，一斤两块……块……”

客人知道还有个零头被结巴卡住了，性子急的爽快人往往就自己先替他报了价：“两块八是吧？称几斤。”这时他就停了话，拿出塑料袋子，利落地帮客人择捡水果。当然，如果客人报的低，他会摇头继续报出价格。

那堆果子中哪个是有干虫眼的、哪个是有碰撞窝的，哪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甚至外表光鲜内里烂了的，他都门儿清，看客人的情况，会帮着客人挑选，将好看的亮给客人过目，也乘机将质次一些的捡进塑料袋底。如果看起来像走亲戚的陌生人，那就多择些质差的，如果是常看到的熟人，则不择或小择一些。

客人往往是会还价的，还的价低了，他会说：“卖不……不……起啊，这好的水果，我不差称，专做街坊的生意，赚不了几个钱，混生活！两块……五，不能再便宜了！”

客人见他言语恳切，说话结巴，像个淳朴农村人，懒得再啰嗦，也往往买了。

中国许多农民憨厚、淳朴中的联明与狡黠，他多少也有的。

不差称，的确是他摊子的特点。作为一种重要的销售手段，他的这一作法是有渊源和故事的。

不差称，加上收钱时对熟人抹个零头或者再送一两个别的新鲜小果子，说新进的货您家尝尝等。生意能做的活，这是他做回头生意的诀窍。

早两年，生意人玩称凶而百姓对此异常敏感时，他干脆用水果箱的纸壳写了个牌儿“差称！是龟孙子！！”

这牌子天天立在摊儿上，生意似乎要更好些。

只是那几个小学生三四年级的人写的毛笔字，确乎有些难看。这个“龟孙子”的牌儿他还隔几天就会新写一个，因为纸壳子折烂了。这几个字他倒是练熟了，也写的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了起来，有老乡说他这几笔字可以春节回家写对子呢。

本书的非关键人物，张志雄出场了，朋友们觉得这人有点意思吗？

说来，也是可怜、可爱和可敬的人呢。

接上回说：


张志雄说：“小波吧？孩子还好，好吧？哦，他在隔壁的婴，婴儿房？嗯好，好呀~那个，我说，孩子起了名，名字字么？哦，有几个还没定，我和你妈才说，她说要不然就叫个家，家宝，叫小，小宝也行，对，这是小，小名，我们的总理不也是叫温，温家宝么？大名你们再取，取好了过几天好去开发区找陈叔上户口。哦，你发短信报喜也跟陈，陈叔叔发了吧？哦那那好，你妈，你妈跟你说话——”

张志雄所说的“陈叔”是指陈继先，这人与陈继良是唐兄弟，陈继良与张家的交集颇多，关系也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

先说下陈继先的家事，以及他与张家的关系。

陈继先小时的家境不算好，他的爷爷与陈家的“老革命”是亲兄弟，“老革命”是老大，他爷爷是老幺。

陈继先爷爷的爸，书面语他应该叫曾祖父，当地人叫太爹爹的，早年勤劳致富，虽然有些田地自己种不完，但在解放前可能是一辈子劳累过度吧，沉疴缠身，害了肺痨，咳了几年血，看病吃药花费不少，将一辈子拼命劳作买来的土地又卖出了一些。建国前的三四年，陈家曾祖父死了，安葬之后，陈继先的爷爷哥儿几个决定分家，家大人多，意见难和，不如分灶吃饭。

于是，根据陈母的意见，请来陈氏宗族里几位年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分家。陈继先的二爷爷实际分得的宅房和田地要多一些，说来是因为分家时，老人们认为参加革命的大哥还健在，听说他手下有好几百条枪呢！为显公平，提议为老大保留一份祖产，但老大工作在外，不知啥时候回来，就把老大名下的那一份交由老二名下代管。从现实角度，长兄如父，长兄不在，老二就该多担些责任，比如要照顾老母亲，老人与老二家一起生活，日常起居、生病照料的事儿会多一些。

兄弟们说好，分给老大的财产等他回来后，二哥要一分不少的给他。

建国前后，老大两次荣归故里，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何况他是国家干部，拿着国家工资，怎可能再要老家的田地和房产呢？

不但是“老革命”不要祖产，他当年带出去的子侄们也一样。

张志雄没见过面的情敌是陈继良，他的爹就是“老革命”带出去的子侄之一，当年随部队打到上海后，他所在的军队接管了上海一家大型棉纺厂，那时部队扩编快，军服、被絮需求量大，就将棉纺厂改成专业为部队生产被服的军工厂，身份也从排长转成了保卫科长，落户上海，每月拿着工资，后来在上海成了家，生了陈继良兄弟姐妹几个，他们一家子也一样不会再回老家种地，也不会要老家的房产田地了。

“老革命”两次回家都如众星捧月一般，各家亲戚轮流请去吃饭，住在宽敞的老二家，好跟老母亲叨些家常。他在家，包括此后几次写信回家，从没主动说过放弃老家的房产、田产，让其他兄弟重新划分的事儿，可能在他看来这是不必说的，或者他就没想到这是个事儿。其他人见他不说，怕他有别的想法，总不好主动提出请他放弃吧？慑于他的威望，也就不敢主动说。陈继先的爷爷倒想提，却因他不争气，被大哥责骂的最多，但大哥可怜老幺的妻儿跟着这个不成器的弟弟日子过的苦，私下几次塞给他钱，因此他也没好意思提。

属于老大的那份财产就一直挂在老二名下，老二当时或许还偷着乐。不想，随着全国农村如火如荼的“土改”，划定阶级成分时却把老二害了。

他家田多宅大，虽然宅院在“土改”时早被同村的贫下中农给分割了，仍被来自县上的土改工作队长抓了典型，评为方圆十里唯一的“富裕中农”。照当时的情况，原要评他“地主”的。因为他家的田地有十多亩，是他将他爹勤俭奋斗的精神发扬光大，两三年间陆续又收买了好些，包括他幺弟家吃不上饭好言求他多换点儿大米质典的几块田地。老二家的田地多得自己种不完，家大业大，牛就养了三头，猪圈、牛棚比别人的房屋还大，长年雇了农工，农忙时还得再请好几个人帮忙才行。

他家里还有一个小姑娘照顾老奶奶，给一家子烧饭洗衣，说她是童养媳其实就是使唤丫环，评富农已经很照顾他了。

老二自辩，说有一半家产是大哥的，但那工作队长却说他是拿脏水泼向众人景仰的革命干部，何况即便减去分家时大哥名下的田产，余下的老二也够条件了！

历史的荒诞和残酷有时出人意料。

建国后的二三十年间，安生日子过了没几年后，政治运动层出不穷，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多年的国策。各类斗争甚嚣尘上，动辄打倒不说，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富农”成为“黑五类”之一，是阶级敌人，是打倒、斗争的对象。

偏远的山区农村本是平静的。73年时，几个来自武汉的红卫兵忽然窜到山区，鼓动几名当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起开起了陈家老二的批斗会。批斗会上说的原因，一是陈家的老大“老革命”在北京被打成了“走资派”、“右派”，关了牛棚，是批斗对象，要在他老家挖到他之所以成为“右派”、“走资派”的反动思想的根源；二是陈家老二是方圆十几里地唯一的“富农”，并且据说是达到地主级别的，更要抄家、批斗，要找出“富农”与“右派”兄弟俩一起反党、反对毛 的铁证。于是对“右派”的仇、对“富农”的恨都集中到陈老二一人身上。

乡镇上的红卫兵也受到启发，觉得家门口的黑五类要坚决打倒，不能让外来的红卫兵抢了革命风头，就狠狠批斗陈老二。

批斗时，让他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写了打倒黑五类分子陈某某和一个大黑×的木枷板游街。他被一次次的向后架起胳膊坐喷气式，还在几次批判会上被撞头、踢踹，当年的童养媳后来招儿子嫌弃离了婚，也反咬一口揭发他怎样怎样剥削贫苦百姓，对她如何如何虐待。
“富农”陈老二终于在一次斗争会上倒地不起，抬回家两天呜呼哀哉了。
那个年代，富农，以及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人，在数十年间哪有做人的尊严？能悲贱苟活已是不易。

老二死时，陈家老母还健在，白发人送黑发人，泪眼婆娑，伤心欲绝。之后，她逢人就说想不通，老二死的冤枉，他一辈子勤俭节约，不偷不赌，心善帮人，怎么成了阶级敌人了？怪分家时族里那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把老二害了，但这个事儿在那个年代如何说的清？

两相比较，庆幸的是陈继先，他要感谢他爷爷当年好赌败家，输光家产成了贫农，否则像二爷爷一样继承了前人的勤奋，弄不好解放后陈家又多出一名富裕中农，那陈继先就不可能参军——政审过不了关，后来也就不可能成为国家干部了。

陈继先的爷爷是兄弟四个中最不听话的，作为老幺，他出生后家境良好，从小恃宠而骄，长大后好赌成性，农活做不来，却以念书为名长居在镇上，私下长牌、麻将、牌九样样来，输多赢少。他爸呜呼哀哉后分家所得的田产，被他慢慢卖光，两间青砖瓦屋也变卖了，家里米缸常年空着。外面输了钱，回家对老婆发脾气，经常打老婆，老婆挨了打就哭嚎，老年终于瞎了眼。他老婆苦苦撑着家，家里田里拼了命做，后来田没了就向二哥借田种，讨米讨饭，也受到二哥不少接济。好不容易拉扯大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女成人后，靠换亲为儿子娶了媳妇，陈家老幺一门好歹有了后人。

解放后，陈老幺住在老屋旁的泥坯草棚的牛棚里，赤贫户一个，却是最红、最革命的了。

陈继先读书不算行，初中没毕业就参了军，在他大爷爷当年老部下的关照下提了干。几年前，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武汉，成为新成立不久的武汉经济开发区某派出所的教导员。

在早些年的城市扩张中，武汉经济开发区与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中的国内许多地方开发区一样，为解决开发区内农村土地征收带来的农业户口“农转非”问题，同时也为增收节支，曾集中办理和卖过一批“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名额。这样，能让许多开发区内的农村农业户口集体所有制的子弟改变身份，被招工进入当地厂矿企业工作——本地化的招工、税收等等，这是政府土地征收的条件之一，也是给予用地方的重大优惠条件。这既让一批农民子弟“泥腿子上楼”，拿工资、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城市医保、社保等待遇，同时也让这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投票权与土地脱离，不再是靠土地吃饭的农民身份，减少政府安置和维稳的压力。

更有意思的是，城市户口也是宝贵的资源，这让开发区在将来更多的征收土地时能节省许多开发成本，减少招商引资压力，人和地的两个“农转非”都不容易，也是引进的企业可以利用的优惠呢！

招商引资，在改革开放的前二三十年间，可是决定许多地方公仆能否在更高位上为人民服务的关键指标之一。

张志雄是经马知元介绍认识陈继先的。

马知元是张志雄农村老家一墙之隔的老邻居，这人原是地道地村人，但能写会算，语言伶俐，后来被招工进入武汉工作，也将全家户口调到武汉，是老乡中有名的能干人。张志雄夫妇能进武汉市做生意，也得亏了他。

马知元与陈继先有些亲戚关系，陈继先是马知元族家一名唐弟媳妇的弟弟。

正是马知元的介绍和好心斡旋，张志雄和他老婆叶秀枝才与陈继打上了交道，而叶秀枝也是通过陈继先打听到了陈继良的消息，又与陈继良再续前缘。

本小说数十年故事的提纲，借由上述内容作了简短介绍。

感谢大家关注和观看！

周末上天涯的不多么?

好似这两天的浏览量还有下降呢？

不管怎样，连载小说的更新是王道！

更新吧，今天

通过陈继先，叶秀枝在张小波几岁时就花费一万元为买了武汉开发区的非农业户口，从而让张小波名正言顺在武汉读书、就业。

后来张小波结婚后，马知元又出谋划策找公安局的老关系张队长从旁协助，陈继先又出面帮忙将张小波的妻子章秀荔从老家天门农村户口转成了开发区“非农”户口。从这一点上，陈继先足称是张家的恩人了。

章秀荔原是天门人，中专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工作，却好多年办不了武汉市的医保、社保。后来她跳槽去了一家福利不错的单位，单位本是可以为她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这些她应该享受的福利政策却都因她没有武汉市的户口卡了壳，办理不成。

这些跟户籍政策挂钩的薪资福利后来陆续取消了，但毕竟是好些年后的事了。

在张小波与章秀荔结婚的2006年，小城市的农业户口进武汉，转成非农业户口，堪比登天还难，这是户籍政策的鸿沟。得亏马知元和陈继先，更得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户籍政策逐步松动，章秀荔终于也成为大城市人，与张小波并户在一个户口本，是武汉市的正式居民，她以及她的孩子能享受武汉人的待遇了。

现在，他俩夫妇两人的孩子生来就是大武汉的城市居民，至少进幼儿园、读小学不需要交择校费了，医保、社保等五险一金正常享受了，这是巨大的城乡差别啊！


插述的有些多，回到张小波接到他爸的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