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加尔（MARC CHAGALL)同名油画






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
不向着你的灵魂接触？我怎能让它
越过你向着其他的事物？

——题记一











这所有众多不断变幻的事物中
唯有言语是切实地美好


——题记二




我清楚地记得这座江南小城那沉闷的年代，记得它缓慢的爬行，它深重的土气和异常的安宁。——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几个年头，这个被萧甬铁路横穿而过的小城还在满街的牛粪味中做着它农业时代的残梦。我清楚地记得它沿街的点心铺里酱紫色的长凳和桌子，蒸笼揭开时腾起的白雾，和就着油条喝豆浆的一张张油光光的脸孔。我还记得江边的菜市场嘈杂的市声。一长串人排着长队从船上卸大白菜，一群孩子在江边捡菜叶子（冬天也赤着脚）。一条比盲肠也长不了多少的直街，集聚着铁器店、理发店、苇席店、冥器店、渔具店、钮扣店、果饯店、草帽店等数十家店铺。从民国三年就矗立在那儿的县政府的门楼，中间悬一块“文献名邦”的匾，不远处的石拱桥上，每天清早总有县越剧团的人在吊嗓子。那时候，全县的人都叫得出这些角儿的名字。土黄色外墙的火车站，窄窄的候车大厅里，漆色剥蚀的长木椅上坐着些表情漠然的人。墙上一只大钟，咔嚓咔嚓的走动声像一个老人迟缓的脚步。喇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报车次，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在空落落的大厅里回响，谁也没有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印像中，80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成了一座颓败的旧建筑。


女人们的上衣和裙子的颜色都很跳，大红，大绿，柠檬黄，也不讲什么上下的搭配。该宽的窄了，该绷紧的地方又松松跨跨。还有“蝙蝠衫”，手垂下来时腋下挂着一大片皱褶，张开来像《动物世界》里翼龙的蹼。远看满大街都是史前动物。头发一式烫得卷卷的，圆脸长脸的都是这种发式。男士们呢，最时髦的上衣就是花衬衣加藏青色的开司米背心。我十六岁那年就达到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我有三件花衬衫，大花的，碎花的和格子的。


城不大，毗邻着铁路的县一中已经是城西地带了，再往西就没有房子了，全是水稻田，还有纵横交错的河道。从高处看（海拨50米的龙泉山是这个城的制高点）就像一大张闪光的蛛网。50年代初，县里的公审大会在县一中开，结束后就把人犯验明正身拉到操场西南角毙掉。所以人们说此地阴气重。后来公审大会是不常开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耕牛交流会却没有间断过。到时，学校停课，满操场全是哞哞的牛叫，拉下一滩滩冒着热汽的牛粪。牛市过后，收拾拢来的牛粪堆得赛似小山高。学生们大多是从农村考上来的，不怕脏臭，围在操场上烧干牛粪。


每年11月光景，满街桐树落尽了叶，县政府的秋季物品交流大会也就开张了。那时物资紧缺，所以交流会对全县的民生很重要。标语早就挂出来了，像过节，城中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搭起了一长排的简易棚子，摆着大宗的农机具、铁器，服装、皮箱、锅、盆、碗、铲一应日常生活用具。国营的、大集体的、社队办厂的，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摊位，管摊位的也不吆喝，拉长着脸，只有人到了跟前才搭讲几句。这么多的物品刺激着人的神经，所以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冷淡。“秋交会”（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简称）后，留下满街的标语和半尺高的包装纸，秋风秋雨一起，全褪了色，像一张戏子的脸，残花败絮说不出的凄惶。


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前夜。整个城像一个集群而居的大村庄，在鸡声狗吠中做着农业时代苟延残喘的梦。布衣大米，生活至味，生活所需，自足自给，寻常日子里几乎用不着跟商品打交道——商品，只有在类似“秋交会”这样的场合在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除了在街巷间冒着黑烟如水牛般横冲直撞的拖拉机，和县政府的几辆车屁股上挂着个大轮胎的吉普车，整个城都在慢悠悠地爬行。


在一张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旧照片上，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天天行走的街道、拱桥、马路和飞檐的鼓楼，和一家那时叫“宏济堂”后来叫“健民”的药店。在这张已然泛黄的照片上，我甚至发现占据画面中心的合影人（那都是当时这座城里的显要人物）的表情也很熟悉，一样的知足和隐忍。我惊悚 地发觉我面对的是一座没有时光的城。这里的人和事永远不会消失。太阳底下都是影子和影子的影子。这一切不断增殖、重叠，像一个镜中的世界，人们不再知道是生活在现世还是在往事中，不知道迎面相逢的是一个熟人还是一个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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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这个以农业、轻纺、来料加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县升级成了市。尽管这个“市”的前面还要加一个带括号的“县级”，地方的党政官员还是迅速认识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城市总要有城市的模样吧？城里人的生活总要有城里人的样子吧？于是以政府公告的形式出台了“六不”“五要”“四规范”“三突出”（戴着红袖章的小学生在街上随便逮住个人就问你什么是“六五四三”）。于是风光一时的拖拉机再也不能跑进城来撒里了。于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市长们面对电视机镜头再也不能像公社书记一样拍桌子骂娘了（在漂亮的女主持人面前他们或拘谨如小学生或故作深沉如绅士）。于是就像一个刚发达起来的人急于掩饰以前的穷相，一夜之间满大街的广告牌都用“市”盖住了“县”字。
漫画式的征象后面是革命的实质。其实革命更早的时候在其他地方早就开始了。——它像一场大雨浇湿了各家各户的屋檐，延续了数十年的日常生活的格式消失了。撤县设市一年后，城郊4个村的10万亩水稻田随着政府一声令下，全都改种大棚蔬菜，我父亲，一个水牛般在水稻田里趟了大半辈子的稻农，不得不改变了他顽固坚持的劳作方式：开渠引水，改变田间结构，像参加扫盲班一样参加“蔬办”组织的大膜育秧、间种套种技术，去农技站购买优质和不那么优质的化肥，并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成天的窝在屋子里研究各种农药的配比成份。而我母亲，一个长年在锅盆碗筷中转悠的家庭主妇，则被驱赶到菜市场去守一个仅容转身的菜摊。问题是我父亲侍弄瓜果蔬菜远没有他种水稻那样得心应手，常常是菜价高时他的蕃茄带豆南瓜还在地里长个儿，到可以收来摆上菜摊了却不得不贱卖。家庭战争由此爆发。一个怨一个种不好，一个怨一个卖不动，因口角的龌龃而呕气，而骂骂咧咧，空气中浓烈的火药味像是随时要爆炸开来。后来果蔬的栽种技术这一关算是过了，忽然又传出了消息，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将把城西的3万亩蔬菜地全都用作房地产开发。无地可种的父亲像一个退休赋闲的老干部一样心绪不宁，接下来的日子他养过鸭子、蚯蚓、兔子和猪崽，可最后都蚀本了。如果投下去500元，收上来还是500百元，他就觉得赚了，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可以高兴好半天。后来他对母亲说：想通了，生来是摸土坷垃的命，干什么都不踏实，还是弄蔬菜吧。自己没有了地，就向邻村去租，十里外的榆嘉桥村，很多男人都出外做木工、泥水工，地都抛了荒，父亲以每亩八百租了四亩。于是母亲又成了一个菜婆子。因为那块地薄，出产少，她还要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到庙弄蔬菜批发市场排长队，然后回到家把批发来的蔬菜按成色的好坏分捡，在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赚取一点差价。屋子里成天都是腐烂的土豆、茄子、菜叶和咸菜缸令人作呕的气味，这气味浮载着生活滑着我们不知道的来日。

这日子，像潜入了深水，前面没有一丝的光亮。酱园街88号那间7平方的小屋成了我唯一逃避的一个去处。那时我已是县城学校的一个体育教员。这间小屋是原来的教室用三夹板分隔的，供外地来的青年教师居住。每天黄昏，小屋前的一株老梧桐上就落满了鸟雀。这条街有一家酿造厂，专门生产姚江牌味精、酱油和腐乳，我的窗口正对着酿造厂臃肿的水塔和酱油车间的排气窗，那种酱朴朴的气味能熏得你头脑发昏。
夜色中的校园无比沉静。音乐教师在拉手风琴，琴音在空空的大楼内回响。附近小区的一个声乐爱好者在大声歌唱。人影莫辨的操场上，有人在卟卟地打篮球。女教师们在会议室里守着一台黑白的21寸旧电视看那年头热播的《神探亨特》或者《雪城》。一个团市委的小干事在女教师宿舍里引吭高歌《在水一方》，因为他正在追求其中最漂亮的一位．．．．．．我喜欢这散漫、怠惰-精致得有些靡烂的夜晚，它使我认定所谓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要尽可能多一些于生活并非必须的东西，比如琴声啦，电视剧啦，当然还有爱情。是的爱情，住在我里间的青年教师恋爱了。他比我早来一年，可是来找他的女孩子我见过的起码不少半打了。好多个夜里，他们的笑声和喘息全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我耳边。我怎么也睡不着，身子忽冷忽热的，就轻轻拉上门出去，一个人在星光下的大街上晃荡半夜再回来。
我开始追逐那些“无用”的东西。一个人窝在床上看大半夜的小说。星期六晚上去工人文化宫学素描。看电影。影院每个月排片表上的电影几乎一个不拉地看了下来。夜场电影后，一边疯狂地蹬车一边大声背诵台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文艺青年的日常生活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现在看去，处处是年华的废墟，时间的废墟。文艺这毒素一染上也就完了，在父亲的眼里，我早就成了一个不务正业好逸恶劳的浪荡子。
初夏，学生们放了假，学校里静得好像要出什么事。一场大雨过后，操场上全是积水，这片低矮的房子就像一艘快要沉没的船。坐在7平方小屋的门口，我膝上摊开了一卷白纸，我忽然很想说点什么，关于这个溽热的夏天，关于我的父亲和母亲，或者关于爱情。天色在纸上一点点暗去，这个叫《漩涡》的故事慢慢成形了。我只知道那是一种类似于一场长跑之后的畅快，却不知道已经有一种东西在我的内心暗暗生成。两天后，我买了一枚8分面值的邮票，把它寄到了文化馆。等了三个月没有回音，我又把这个小说工工整整抄了一遍，这一次我署上的是一个非常女人气的名字，“茹雪”。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教孩子们学跳马，校长陪着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胖子就是著名的小说家C。当C作家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浑身汗水的臭小子就是那个有着美丽名字的“茹雪”时，他像一截木桩一样怔在了操场中央。好半天他才说，你的小说，起点还是比较高的。他完全有理由失望。他越是失望，我就越是懊恼，那心情就像一个不良少年勾引良家少妇被逮了个正着。那个小说自然打了水漂，我发誓再也不写小说了——我他妈不欠小说什么——我再一次走近小说要等到十年后了。


在工人文化宫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我迷上了李诗人夹着一支烟吞吐自如的模样。这是一次诗歌讲座，我和40余位同样做着诗人梦的年轻人一起坐在下面听李诗人讲课。楼下的滑冰场上，冰鞋与水泥地磨擦发出刺耳的嘶叫。突然停电了，会议室里一阵惊奇的咦声，却没有一个人走开。李诗人的烟屁股像萤火虫一样在讲台的位置上一亮一熄，他说，我们就黑灯暗火说黑话吧。
李诗人那时是农机局下面的一个仓库保管员，这家仓库与我的学校在同一条街上。当我刚一知道这消息时几乎感到了一阵幸福的晕眩。诗人就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而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我第一次去找李诗人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清楚地记得那是端午节过后的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雨，满街的梧桐树叶还是湿漉漉的。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去见李诗人前从不抽烟的我特地去买了一包烟带上。
我没有想到李诗人的烟瘾是如此之大！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一支烟在他的指头上燃烧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吸烟的时候，表情是恶狠狠的，两颊用力吸紧，更显得形销骨立。将近两个小时，桌前的烟缸里已经盛满了烟的尸体，他不仅抽光了自己的半包烟，连我带去的也抽得一支不剩。他是那么的瘦，我很快想到了一个比喻——瘦得像一支钢笔，这么瘦的人简直就是为了写诗才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为自己超过八十公斤的体重惭愧起来，这粗俗的身体，缪斯女神昏了头才会找上门来！可是回来的路上闻着小巷两边人家的油烟香，听着滋啦滋啦的炒菜声，我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叫唤起来。
这次会面是令人沮丧的。我多么希望能从李诗人那里得到几句夸奖以作前进的动力，可是没有。李诗人像数人民币一样翻看了我带去的一叠诗稿后，并没有如意料中一般高声赞美我的天份。他问我看什么书。我说我在看艾青。他叫了起来，现在谁还看这个啊！然后他的嘴里飞快地跳出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名字，看过艾略特吗，看过狄兰托马斯吗，看过博尔赫斯吗，看过阿莱卡桑德莱吗？
我不无伤心地感到，要走进我们时代最精英的人群——诗人的队伍——我还得翻过好几重的大山，而我像水浒传里的矮脚虎王英一般肥墩墩的身子，是横亘在诗歌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有谁见过胖诗人的，李白胖吗杜甫胖吗甫希 吗？我学着李诗人拼命抽烟。我开始学会熬夜。我还从新华书店多年的库存中找出来一大摞各式各样的诗集，从《唐诗鉴赏大全》《李商隐全集》到最新的《朦胧诗集》《五人诗选》。我还带着两本硬面的笔记本，每天晚上去图书馆阅览室抄诗。那些日子，碰到的人都会说我的脸色黄得像咸菜缸里的石头。两个月过去了，我称了一下体重，整整瘦下去了十多斤！我不无欣喜地认为，自己在伟大的中国诗歌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那次一起听讲座的，后来有7个人加入了李诗人领导的诗歌小组。这些人里有乡村代课教师、退伍军人、电大学生，乡镇企业供销员。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们聚集在高阶沿路一个作坊式的印刷车间里，装订诗歌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本油印诗集，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个神情庄重，就像暴动前夜密谋的地下革命者。窗外蟋蟀的鸣叫歇了下去，我们才一个一个偏身出来，沿着高高的风火墙夹成的小巷游入如水的夜色。不久，这座城里有一个叫“风铃”的诗歌小组找上了我们。李诗人通知我们见面的地点在工人文化宫。见了才知道，来的清一色全是女孩子。会议室的长桌两边，他们坐一排，我们坐一排，像一场严肃的商务谈判。那真是个黄金时代啊，路上随便逮个女孩子，她都会给你背席慕蓉的《七里香》或者狄金森的《我是一只知更鸟》。
会谈中，我注意到她们中间一个叫朱芹的，长披肩的头发，笑起来有两个好笑的虎牙。介绍中说她是吸尘器厂的打字员。我把最得意的一首诗交给她去打印，她交还我的时候还配上了一幅复印上去的风景画。就是这幅画使我在一个不眠的夜里为她一口气写了七首诗。但当我端端正正抄好交给她的时候把她吓哭了。她骂我流氓，这么难听的话也敢写进诗里去。我反思了一下，这样做是不是拿诗这个东西去意淫她了，想来想去是，不是，我是纯洁的，高尚的，是没有一点低级趣味在里面的。我鼓起勇气再去找她，却在她那里见到了一个比我名头更大的诗人。下一次编诗歌小组的油印集子时，我把为她写的诗全交了上去，取了个题目叫《七首绝望的情歌和一支爱的挽歌》。
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怀揣着最新炮制的几首诗去仓库找李诗人。仓库很静，天井里落着几只肥肥的麻雀，见人也不飞走。喊了半天，李诗人才把门拉开了一条缝，我一眼看见房间里有一个胖胖的女孩，正坐在床边嗑瓜子。李诗人一点也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客气一下都没有。我把诗稿交给他，他像揉一团草纸一样塞进了裤兜。这年冬天，李诗人结婚了，新娘就是我见过的那个姑娘，听人说是肉联厂的。结了婚的李诗人很快就胖了起来，烟也不抽得那么狠了，到后来就全戒了。

初春的天气里，我像一只鸟飞翔在这座江南小城。很多年前，我就向往有一个临街的窗口，挂着淡绿的窗帘——青草的颜色——这是我对家最初的概念。如今，它已切切实实摆在我面前了。我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然后我就像一只笨拙的树熊，吃力地搬动一些物件，从这个城市的最北端到最西边。这种热身运动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闲暇时间。我从玄思的云端跌落，完全成了一个入世的、务实的家伙。上午我和铝合金匠、漆匠、木工师傅讨价还价，下午又现身在百货商场的家电柜台前。时间就像一只塞满了刨花木屑的大箱子，而大脑却空空荡荡。如果有另一个我，可能他正置身于空中，看着满身沾着石灰浆、张口闭口不离钱字的这一个“我”，正发出善意而空洞的笑声。


最初的时候，我住在这座城市的西门街。在1988年甚至更早的时日里，这儿人迹罕至，间或还能听到蛙们在夏天的聒躁。我住的是一排二层楼房的底层一间，楼前有株梧桐，春天开酒盅大的花，一夜风骤雨狂，就会落满一地。屋后有个园子，呈半封闭的迥廊，长有黄栀花、半人高的棕榈树和枇杷树（因长年不见阳光，自然不会结果）。这儿的断墙残垣很有些《聊斋》故事里的阴森，但终究没有媚人的女妖笑吟吟地喊我的名字。这里是培养想像力的好去处，那些墙上的水渍至少被我幻化成了五十种以上的图像：奔跑的驼鸟、沉思的老人、窗前的妇人、公牛和马、一个女人身体的局部，等等（这一切在1994年底已被推土机夷为一片平地，随之矗起的是一幢神气十足的十三层高的商贸大楼）。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常常把前后门都打开，让大片大片的雪花混着雨水肆无忌惮地窜进来。伴着它们飞舞的，是破旧的收录机里姜育恒一支感伤的老歌，唱着梦是一只不能开启的罐头，“街灯朦胧像从前再度苍白我的脸”。这格调，很像我那时候喜欢的戴望舒或者“新月”诗歌。心在天地间的贫寒空气中，愈发的纤细，却没有来自生活本身的浸润。没错，我那时真是一个“格调”至上主义者。在给朋友们的信里，我把这禁锢我青春的小屋称作“不名居”，天哪，那时我只有二十岁，那里学来的这么陈腐的士大夫气！


我怀念已经消失的西门街，一个不开启齿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里得到了平生第一个女孩的爱情和身体。别以为这是一个杜撰的故事，我在叙说它或许你真的会以为这是一个只被叙说的故事。这是一个以“从前”这样的句式开头的故事，但它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的她来自著名的河姆渡边的一个小镇，那地方盛产蔺草、苇席、荸荠、杨梅（还有利嘴快舌的女人），因此她走进我的屋子时我就闻到了一股青草的甘香。这股气息有一瞬让我以为她是我正在读的《诗经》里走下来的扁扁的美女．．．．．．爱情是花朵，身体是粮食，说出这一点很犯忌，然而一旦意识到我突然变得实在了。世界原来可以这般神奇，世界原来可以这般简单。那些个夜晚，她的手耐心地引导我走遍她身上的山山水水，而我则成了个被惊呆的小学生。我们的爱情，比起“好几次我把她脱了她也把我脱了可就是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办”（《动物凶猛》），也高明不到那里去。好在探索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相互学 同提高。黑暗中，我气喘咻咻，把衣服像韵脚一样随手乱扔。我满口粗话，骂骂咧咧。不得要领，又渐入佳境。第一句粗话总很难吐出口，但只要开了头，下面就像自来水一样一拧就来。粗话带给我们新奇的快乐。我简直没有想到一个人要变坏是那么容易，堕落又是那么的快乐，让《麦田里的守望者》见鬼去吧，塞林格自然什么呢？


她居然还敢跟我谈诗！我们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骑车去图书馆，“你写诗为什么连他妈的也不敢用？”她回过头来问我。她给我借来了厚厚三大本的《源氏物语》，还是丰子恺译的。看在她的面子上我硬着头皮读完了一本。我说我连中国的《红楼梦》还没有读完呢，这日本的《红楼梦》就往后靠靠吧。我简直猜不透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今天她还在服装市场里对一件格子裙装恋恋不舍，并发誓要挣很多很多的钱买下所有想买的衣服，第二天她又成了金斯伯格的狂热信徒，或者捧着一本《吉檀迦利》大呼小叫这才叫诗这才叫诗。六月天，孩儿脸，女人心，对一个未经人世的少年来说这没有道理的类比真是太有道理了。


思念的日子，我可以想像古老的河姆渡口，边上那所庙宇改建的简陋的乡村小学，想像她白皙的手指，在手风琴的黑白之键上把那些长夜弹唱得支离破碎．．．．．．窗外夜色如漆，３０瓦的白炽灯泡没有风也轻轻晃动着，秋虫在墙角振翅而鸣，她唱的是一支老歌，“我要去找寻，去找寻我的家．．．．．．”那是三十年代一部叫《天涯儿女》的老电影里周璇唱的一首歌。白昼，黑夜，思念的少年情人．．．．．．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淌成一要河。时至今日，那无数个鲜亮的早晨还不时浮出往事的旧尘，记忆中的那些个早晨的乡村大道就像一颗颗莹洁的露珠，纤尘不扬。在1989年，或是1990年春天的无数个早晨，我和她从河姆渡边的那个古镇出发，经由这样的大道去赶一趟早班火车。那是萧甬线上的一列慢班车。常常是我们还在渡船上（铁路在姚江北侧，江上没有桥，必须摆渡过去），对过叶家小站的那列火车就咣当咣当出站了。我们拼命地跑，喊，可是无济于事，绿色的车厢一节节从眼前晃过。冰冷的铁轨，电杆，乌桕树，空荡荡的小站里一张张冷漠的脸．．．．．．一个个早晨就在这伤心的追逐中过去了。那么多年了，我还能忆起她忧伤悲戚的面容，记起火车远去时，她无声流下的两行清泪，那时怎样的面容啊面容。


我写过一篇小说献给她，也献给我惨淡逝去的二十岁。在那篇抄满了两大本日记本的小说里，我给她起的名字叫“盈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对相互没有理解的人而言，思念也是一种谵妄。她走的那天，五月的阳光下，一只震颤着翅膀飞来的苍蝇落在她的背上，而她浑然不觉，我犹豫着终于挥手赶开了——记忆中这场景还是挥之不去，这是多么的不应该。青春已经结束，永远结束了。青春是虚妄的，残酷的，她也成了这残酷和虚妄的一部分——我于她又何尝不是呢？一片苍灰的色调里，只有《吉檀迦利》里的那片芦苇还青葱着，那水流声还铮淙着，这不已经是最好的酬答了吗？


搬边临江的新居的第一晚，躺在地板上，我流了很多鼻血。我想我是累了，春日干燥的气候已经在损害我的健康。黑暗中，我大张着嘴，像一条濒死的鱼，呼吸着血腥的空气，又把地板上的血迹一一擦净。我做着这一切就像一个地道的杀手。是的，我要杀死那些旧日里的梦。因为我要结婚了。是的，新生活就要开始，四面八方的朋友都已经收到了我发出去的请柬。

很多个夜里，我坐在临河的窗口，看着一盏灯向我驶近。那是一只夜航的船。1995年就是那只船，与我劈面相逢又渐渐远去，多少的喧嚣，都成了只可眺望的一轮轮远逝的水波。1995还是一件易碎品，标满了 的标识，提示我要“小心轻放”。


首先是淑女们标新立异的着装让人感到女性小小的机巧的层出不穷。她们在大街上成群结队走过，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像日本浮世绘中平面的人物。看不见表情，也看不到欲望，这一切被多么好的掩饰着。夏天，一个打着卫生检查旗号的检查团来到了这座城市。我的一位言必称萨特的朋友被抽调去一个临时时的新闻机构，他的职责是不断向市民发布迎接检查的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用抽象惯了的文笔写下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件，譬如某月某日突击检查灭蟑某月某月突击检查灭蝇。他还颇为乐观地向我介绍一种叫“狼牌”的灭蚊剂的强大威力，并言之凿凿地告诉我，卫生检查合格的标准是无论从那个方向看去都不能超出有三只苍蝇。一个叫朱哲琴的女人在布达拉宫的背景前唱歌，满大街都是她的歌声。一个叫张爱玲的老女人在寂寞中死去，一个晚上我打开《沉香屑-第一炉香》祭奠。一个出色的女作家写了一部令所有男人都汗颜的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个城、一条小弄堂和一个迟暮的美人的故事，密不透风的叙述几乎把我压垮。还有南方的一群小女人在一家快餐店里叽叽喳喳，她们的俏皮话像一粒话梅。秋天，一个贴着“文化散文”标鉴的明星作家来到了我们这座城里。握手。讲演。合影。给政府官员上课。一个多么懂得享受的人，深色西服下的才子气派与名士风度。但我不无恶劣地认为他认我居住的这座城为“乡关”是唯恐锦衣夜行。事实上他是一个骨子里的上海市民。“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出色的文学家”。1995能够剪贴的当然远不至这些，比如一家珠宝行的失窃，一个雨天跳楼的局长，一次冬日晚上的停电事故，一次郊游，一场大水，一个不眠之夜，一次和女同学的路上邂逅，一封带来好心情的远方来信，和无数消失在茫茫的时间之水中再也不能拾起的细节．．．．．．在这里我只想谈论自己，不及其他。

这一年我常去的另一个城市是Ｎ城．


每天中午十一点三刻，一列从上海方向来的火车都会经过我们新村亲首的那条铁路。我经常坐的就是这班车。这一年我经常往那儿跑是因为一个在普通人中发现传奇的梦想。春天，那座位于北纬30度线附近的港城上空老是烟雨迷朦，城里破碎的水洼像一面面镜子。映照着奔驰而过的车辆和胸色疲惫的行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它的秋天，数里长街头上一路开去的菊花的颜色让我想到家乡的向日葵。眩目的、天才的色彩。


在这座城里我老是迷路。甚至我一下火车，被人流推挤着抛到大街上，面对广场上那个白色大奶瓶似的庞大建筑就会一下子搞不清方向。我举着八毛钱一张的市区交通图，像一个十中的异乡人。我觉得自己是掉进了一个转不出去的迷宫。老是有咸涩的海风在这座城的街巷里吹，带着树叶徒劳地在地上卷来卷去。似曾相识的路牌和树影让我恍若前生。黑夜走在楼群间的峡谷，没有雾汽的天空月亮很大，很白，像没有遮掩的乳房。一些平和的琴声正从闪烁着灯光的窗口溢出。我是在异乡了。我会说，这真苍茫。


一些信件像候鸟一般从这个城市栖落到我的案头。写信人一个是自称写诗的女孩。她曾用她抒情诗般的笔调向我描述了这个城市秋天里的一场大火。一个是从内蒙古赤峰来的大学生，供职于一家集装箱公司。他在信里叙说了这座城的冷漠和对自己生活的失望。还有一个年轻的小说家朋友寄来了他的小说未刊稿。他坐在一台老旧的286电脑前，键盘敲打出了他沉浸在创造中的喜悦：“我感到一个世界正一点点呈现”。


领悟，创造，然后表达在一摞白纸上，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工作！共同的悟性使我们惺惺相惜。像所有刚刚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一样，几个共同喜爱的作家成了我们之间的通用电码。在他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我们谈了大半天的小说，直到渐暗的天光在我们脸上漾动。楼下摩托车引擎的发动声此起彼伏，我们联床夜话。刚刚看过的道格拉斯和莎朗-斯通的《本能》让我梦境幽暗无比深邃无比。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丽人。她们鲜艳的面容花朵一样照亮了周围的景致。她们贝齿上闪烁的洁光像太阳一样令人晕眩，至少让人想到这世界还没有变得那么糟。当春天，长驱直入的海风吹拂着丽人们的黑发和衣衫，她们的笑声海浪一样碰撞在城中高大的建筑物上。在这座城中旋转着红蓝白三色圆柱形标志的美容厅里（那真是一个水晶般漂亮的地方），美女们坐在一排排可以自由升降的椅子上，那样的气象万千。她们成群结队地逛街。她们在大商场明亮灯光的照耀下，在旋转着的暧昧的灯影下，一个个明眸皓齿。她们美丽、冷漠而骄傲，像一只只栖身在这座东部港城的孔雀。她们那重重衣饰包裹下的美丽或许在我童年时的梦中以另一种形体对我有过暗示。她们轻盈的行走向我的眼睛扇来一阵阵沁凉的风。她们大多从这座城里一些不起眼的小巷小弄里走出，那么琐屑的生活中长出如此精致的花朵，我只能称之为奇迹。平民天使是她们共同的光荣称号。


当城市转入另一面的黑暗，这群我失之交臂的天使们的生活将如何展开？我无法想像她们生活的环境，她曾经坐过的沙发是华丽还是简朴，她睡的床上有多少层褥子，她卧室的墙上是明星的照片还是现代派的绘画．．．．．．这不着边际的想像让我疼痛。这些秘密构成了我人生的重要缺憾。美女是不会寂寞的，有人对她们动情欲，有人在她们和仕途的选择间苦恼挣扎，也有人早已在不动声色间陈仓暗渡。问题是你一旦进入她们的生活，这些秘密便荡然无存，她们也从天使摇身一变为平淡无奇的小妇人。这真是一个悖论，失之交臂，便铖人生憾事，一旦迎面相逢生命相贴，她便成为擦身而过也无遗憾的那种人。


我沉浮在她们浮光掠影的笑声和香气中，惊艳的一瞥，便已中了伤心一剑。
她们都是不实在的。我这样对自己说。我们淡云般的飘荡邂逅不会有故事。不会创造出什么精彩绝伦的演出。她们更像是一种虚幻，一种精神上的抚慰，我无从选择也不能去选择。缺的只好让它永远缺憾了。她们从我身边经过只是一团擦身而过的美丽虚无的气流。这个城里的奇迹已经够多了，一个异乡人怎能轻易厕身其中？引领我生命的，不是神秘掠过的风，不是“永恒之女性”，那都是上古时代的事了。让想像抚平如火的渴念吧。寂寞是一阵雨，我需要这雨，一次次鞭打我滚烫的身体。

对于我居住的这座城，能说的当然不止是这些。它的繁华，它沉潜的大气，当然已成明日黄花。如今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已盖过了一切的陈迹。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陈走在烟火微茫的南城，他突然说了一句乍一听莫名其妙的话，大意是今晚跟他童年记忆中的某一夜（他说是“7-20”）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晚上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我这才思忖出那一晚他没说的一个词：荒凉。繁花摇落，斯人憔悴，这落花人独立的情状正好见出人生的底蕴来。可是我那时却没有一点的感受。

空气里老是充溢着潮湿的气息。除了季候，变换我窗外河流的颜色的流速，我不能知道得更多。因此在众人眼里，大多时候我是一个以传统方式生活的文人，一个内心的“诗人”。有段时间我热衷于做一个“说话人”。我说“我们是说话的人”，我还说“书生的智慧之光历来是烛照漫漫历史长夜之灯”。我渐渐明白了这声音的弱小，就退藏于密了。
从众人中获得独立！从庞大的机构内部打开一个缺口。冬夜的风是干燥的。断电的街区偶而可见有人打着手电筒行走。那一剑光亮，撕开了夜幕．．．．．．让记忆溯得更远，一切都要记下，包括那流逝的和被湮灭的。


透过蓝色的铝合金窗玻璃，我看着这城中的雨中景像：一座正在施工的钢筋混凝土的大桥拦断了大河。河边，卖白菜的农妇打着伞，缩着头。一些盖着帆布的载重汽车飞快地驰过。孩子们在雨中奔跑．．．．．．我在阳台上闲翻着的书，那些古老的人物和故事，无数颤动着的瞬间飘落下来湮灭我。它们在我的手指间翻动，在苟延残喘。那雨中的农妇、孩子、汽车也一样，一阵风吹过，他们就会不见踪影，数十年后，代替他们的将是新的“瞬间”。我的眼中已蓄满泪水。


窗台上，一是盆盛开着的蟹爪兰。久久地，凝望着这一朵朵蓝色的小花，就感觉有一种很虚无的东西在花和我之间生成。人也仿佛走进了《红楼梦》里的那堵残垣。一声细细袅袅的唱从18岁那年的一次午后阅读传来，唱的是生命像花一样美丽而流年似水。雨冬的天空老是惨淡着，这唱宏大起来，就掩去了一切的市嚣，近乎耳鸣了——那是我心底里的声音。


时间，这只莫名的手，在我的桌上下着一盘没有棋子的棋。


它有时是一张神情莫测的面孔，仁慈的表面下隐含着一场风暴。它有时是一双暴戾的手，累而易举就会把我推得老远。它是海之极一只回头的鹿，蛊惑的一笑让我莫辨所以。我要抓住它。我期望每天都对它有新的发现。但我能知道的只是，它所经处，城中的树叶在一天天变黄，头顶的云在游走，在呼吸，在一天天变老。


克尔恺廓尔在生命的25岁那年发现了“生命中不可言说之欢欣”，找到了他信奉终生的哲学的“神”。我知道的还有兰波，这个天才的诗人到了25岁就搁笔去做一个军火商去了，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倾诉抵达了他那个年代的高峰。我又做了些什么？知道了些什么？我把栏杆拍遍，吟诵无算，我已经隐约看见它了，如同秋草中一掠而过的虎纹。秋风惊草，我伸出手抓住的只是一把虚无。

1996年的春天老是下雨。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了那片迷朦的水汽。我太清楚那种郁结在我们城市上空的雨了。它无始无终，疏而不漏。房屋、街道和打开的书页，全都是一副湿漉漉的表情，沉浮在经久不息的雨水带来的湿润空气中。这种空气对生活有一种近乎可怕的蚀刻的力量。时间是那么散漫地铺展着，不时落下的冻雨却让人感到它正越来越趋向集中、收缩，直到至缩成一个点。一整个漫长的下午，坐对着玻璃窗上污浊的水渍（它多像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的恶作剧），几乎让人感到这世界只收缩成了白亮的、跳动的雨点。无数的雨点连成线，织就的是一张网，笼罩着一大片过去的日子。


寒寂的长夜多么需要一点点的光。一颗心只要不是冷成了灰，系连着的还是窗外的风声雨声——然而也正是来自外部世界的那股气息令人不安。我像一只警觉的林中动物想找到这不安来自何处，可是满世界都是奔忙的人，他们要么圆滑世故得不说一句真心话，要么对我关心的问题不知不觉。激愤之余，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一个人只有堕落到动物的地步，他才是自由的。


随后参加的一次诗歌活动，让我感到自己似乎成了上个世纪末那种钮孔里插一朵花走进小酒店去的波希米亚人。


我随着潮水般的人群涌进了那座滨海的商业城市，带着一脸可笑的庄重走进了21世纪俱乐部。那天赶来碰面的都是这座城市里的珍稀动物，他们一脸的鬼鬼祟祟，似乎不是来听诗歌朗诵，而是来预谋一场革命。这个艺术的夜晚似乎也就成了一个革命的前夜。就在这一天，我见到了诗人西川。诗人有着一颗硕大的头颅，披着长发，就像唯美运动中的一个画家。他坐的地方背对着门，以致进门的人谁也不会注意到他。后来我想，西川意无意地坐在那个地方是否表明了他对所有人的蔑视？他“背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了一首诗，是他的好友，已故诗人海子的一首诗。“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这个句子的反复出现，使我认定他和他死去的朋友都是负担着什么的人。诗人随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这个演说平和得像一场学术报告，丝毫看不出一个诗人应有的锐气。从诗人西川嘴里依次飞出的是下列词语：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农业、耶胡达-阿米亥、阿胥伯雷、爱尔兰、谢默斯-希尼、罗伯特-布莱．．．．．．当我默念他著名的诗句，“已经到来的夜晚和即将到来的夜晚是同样的夜晚”，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诗人是一个非人世的词，是属于神人之间的一个种族，是天空与大地的中介，是桌子、阶梯、通道和半神。发达的商业社会里的诗人，也只有在这样的小范围的人群里才能找到他的同类。我不知道是该为西川为自己难过还是高兴。不管怎么说，春天某个晚上的21世纪俱乐部，在1996年是一个亮点，它透出的是一个正在到来的文明时代的城市之光。


由于恶劣的气候，1996年最初的日子里我哪儿也不去，而只是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一个在内心深处坚持什么的人是可怕的，因为他的身上蕴含着隐秘的力。这或许是一些彼此以同道相称的人终于离开我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隔亥是天生的而交往是有限的。因此最高的道德律只是在一个人的内心，我所听奉的应该是、也必须是由内在需要产生并来源于灵魂的东西。重要的是我行动着，并在行动中是那么快乐地生活着。我告诫自己放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期望，我还告诫自己，要快乐地工作。1996年的春天我还有做一个思想家的野心。我问自己：我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不借助于对文学的批评，直接对着我们居住的年代和生活发言？


初夏的一个大雨夜里，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座城里能记起这个日子的人已经不多了。雨时时掠城而过，它冲刷着人们的记忆，留下的是一片空白。诗意的狂欢耗尽了激情，人们突然变得实在了。他们多健忘啊．．．．．．颓废，或许就是反叛的一种方式？再有就是堕落了，像动物一样无知无觉的自由。这世界奔走的就是这样一群获得了自由的人们，无思无想的人们。

八月的天空是那么蓝。这冷冷的颜色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片巨大的安宁。它神秘莫测的气息，让人想起蓝色时期的毕加索的油画里那些脸容清秀、用一杯苦艾酒独自取暖的女人，想起那些同样优秀的静物画，苹果、橙子，或者瓷具，在物与人静静的凝视中流泄出对世界的爱意。


每一个仰望过八月的天空的人相信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蓝色，是自由的颜色，它让人感到生命的轻盈与美丽。然而在1996年蓝色的大气的包围中，我却看到了死亡的形相。


死亡，它拖着长长的影子在八月的天空下走过。


事件发生的地点，是邑人陈登原先生在60年前写作《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的小镇周巷。“北风吹雁，雪自纷纷”，那是1934年冬天的周巷。但到了90年代中期，小镇周巷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小区。在地理上，它处于宁绍之间的通商要衢。在扩展疆域的同时它也一点点地暴露出了骨子里的粗鄙和野心。无数次车过这个邻县小镇，我看到的是日日拨高的建筑和一大团一大团的工业烟雾。同时，从这个地方出去的生意人，他们的财大气粗已经使这个古朴的镇名成为“暴发户”的同义词。


八月，在周巷一个冗长而无味的会议上，一个叫永平的男人突然死了。这年头多的是开不完的会，死人的事也常有，但开会开出了人命来，这事儿就显得不那么平常了，至少在会议组织者和那些与会者的心里都留下了阴影。但他们除了埋怨那个叫永平的男人死的不是时候，不会再有其他形式的纪念。而我，是跟临死前那个叫永平的男人说话最多的人，换句话说，我是自始至终看着死亡怎样降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永平，我亲爱的朋友，我现在回忆起八月那次冒冒失失的周巷之行，仿佛就是特意来看死亡对你的邀约。


我现在努力地回忆，那个叫永平的男人在死亡还没有附上他的身体时和我说过些什么。他是镇海人，当过兵，干着一份他们戏称为“穷文”（群文）的差使（这一切，1995年冬天在金华一个叫汤溪的废县城我们初次碰面时他就说起过）。记忆中，那天他显得格外的兴奋，一个劲儿地要和人说话，全然不管会议主持者不时扫来的目光和我努力克制着的不耐烦。他谈他那个单位的头儿，一个小有名气但又心机很深的摄影师。谈他想写的一篇文章，内容好像是对某种文化现像的批评。他说得最多的是他的儿子。他刚刚考上四川一所综合性大学。他说他那个儿子是如何如何的懂事，他甚至不无炫耀地说到，他为儿子准备的行装里有四件“雅哥尔”衬衣，四条“步云”西裤和两双“老人头”皮鞋。他是那么的自豪，说得那么的容光焕发，我简直不好意思去打断他，只好装出用心在听的样子。那天会上他还有一个发言，印像中好像是关于电视的和老年人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题目。当时的感觉是他是一个热情有余而资质平平的人。说句不恭敬的话，他的论文实在不怎么样。但干巴巴的稿子经由他的嘴念出来竟透出一股狂热——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狂热，就像他说起他远在四川的儿子一样。


我现在当然已经知道，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他不停地说话。他要把一生里还没有说出的话在这里说完。因为自兹以后，他将永无开口的机会。


因此他的话更多的是一种自言自语。他就像一匹害着热病的老马，正无可挽回地跑向他生命的尽头。


因是会议的第一天，那天的晚餐算是欢迎宴会，领导们排着长队一桌桌地敬酒。突然坐在我席边的永平打了一个喷嚏，然后我惊讶地看到，他的脸色呈现出蜡样的青灰。他的嘴角挂着一溜涎水，而他竟没有抬手擦去。同桌的感觉到了异样，过来给他敲背、擦汗。一个老太太送来了备用的仁丹。一个来自定海的蹩脚的气功师装模作样的为他发了一通功。但这一切终究是徒劳的。事情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严重得多。那个叫永平的脸痛苦地扭成了一团，他肥大的身子瘫坐在椅子上，已经不能挪动一步。但他还是努力地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咕哝着我没事，我没事。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无力，那么的模糊，听起来就像短了一截舌头。一个从海宁来的朋友叫了起来：快送医院，他中风了！


那个叫永平的男人后来是在慈溪城关镇人民医院去世的。时间就在当天晚上。据陪送到医院的人回来说，他在车上就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失禁。大家听了一时黯然。死神张着黑色的翅翼轻轻松松一转悠，就在我们中间带走了一个。我想那一刻所有人都感到了生命的渺茫，和如一株芦苇般的脆弱。


那个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的会议，当晚就作了鸟兽散。

很多个日子过去了，回想起那个叫永平的男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里的种种举止，他过火的热情，他说话时唯恐被人打断的神情，我还是感到命运的冷酷和神秘。一个人肉体生命的消失竟可以这样地突然、毫无来由？他来这个小镇之前会想到这儿就是就是他的终焉之地吗？听说一个生命在一点点退走的人是没有影子的，那么当我和他一起走在晌午时分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时，我看到了他的影子吗？


余纯顺死在路上．．．．．．戴厚恩死在家里．．．．．．这一年所有的媒体都在大呼小叫．然而这些离我们毕竟太远，远到你闲谈一番就可以轻易忘记．那个叫永平的男人不一样．他本来就是我们中间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灰色的小人物——他如此猝然的死亡，除了见出生死的无常与小人物的悲哀，更多呈现的是生活灰暗的底色。可以想像他的死亡对他的儿子、妻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也几乎可以断言，一个小人物个体生命的消失，对这个世界并不构成什么。但是，如果把一个人的存在看作他和这个世界人和事的关系的总和，那么随着这个叫永平的男人的消失，我和他之间建立的短暂的关系也就自然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和这个世界之间某种关系的结束。因此我说，亲爱的朋友永平，你在这个世界的消失，也侵入了我生存的内部．．．．．．


我这样写着，午夜的钟声响了。它一下一下击打着我，我是多么的易感！我还听见了夜蝙蝠在屋外划破空气的声音。那或许是不甘安息的游魂，趁着夜色在人间行走？．．．．．．我想起了美丽的《杜伊诺哀歌》，我要在黑夜里把它大声朗诵，就像一个穿过坟场的少年在黑暗中吹响口哨：



就让死含在圆形的口中
像一颗美丽的苹果核仁？．．．．．．凶手
容易查出，可是这，死亡
整个的死亡，即使在生命之前
也还是那么温柔，从不愤怒，
这难以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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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叙述的很像是一个听来的故事，但它确曾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时间——1996年11月9日。地点——这不太好说，出于谨慎，我把它限定在那一晚我的活动范围，居室和窗外楼群间的一片空地。
我把这个不平静的夜晚称之为地震之夜。


如果记忆没有发生偏差，那一个夜晚是下着雨的。只是雨不大，濡湿了地面而已。秋冬换季，这座城里老是被这种非雾非雨的东西弄得潮乎乎的。如果没有我下面说到的事件管样的夜晚无疑是平庸的，它只是徒劳地重复着生活中种种的悲哀和欢喜。然而黑暗中总要出现一些事情，它突发的力量犹如一记重槌击在绷紧的鼓面上。


那天中午我参加了一个同学的婚礼，回来晚了，又喝多了酒，妻就没什么好声气。按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耐着性子，事情总会出现转机。可是素蛇一样发作的酒精使我失去了理智。当一只热水瓶的残骸躺在我脚下的时候，我变得清醒了一些。天哪，我结婚还只一年零六个月，就成了这样一个粗鲁的、没有教养的家伙！我把祈求和解的目光投向妻。妻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爱恋。妻的脸像一张白纸没有内容。我想我这时候涌上来的柔情是多么的虚伪。内疚加心虚，我像一只打破了主人家的宝器的猫溜进了隔壁的书房。我点起一支烟，翻开了那几天一直在读的《上帝与新物理学》。


过了一刻钟我就感到了异样。夜是那么的静。这静里却蕴含着一种危险的气息。起先我以为这是一种幻觉，来自于爱德华-哈里森对宇宙衰竭过程的可怕描述。可是当我看到屋角的自鸣钟受惊抖动的时候，一个念头掠过：地震！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书桌前跳离开来的。我是那样的慌乱，以至带翻了桌上的茶杯和墨水瓶。当我拉开房门的时候，妻已从床上跳起向门外冲来。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的不连贯，快，快到楼下草地去！她穿得是那样的单薄，我只好返身再冲到屋里给她取来一件外套披上。夜的楼道黑暗莫辨，惊惧使我们紧拉着对方的手，唯恐一不小心就会走失。我的眼前浮现出了地震过后的场景，它们来自美国电影《最长的一天》的记忆，来自马原一篇叫《夏娃》的小说中描绘过的废墟。


楼群间的空地上，一下子就挤满了人。许多人因为刚从床上起身还光着背脊，穿着短裤。没有灯光，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只听出他们压抑着的声音又紧张，又有些微的兴奋。雨似乎下大了，但他们那么的怕敢回家，至少在消息确证以前不敢回去。附近一个新村小学的校长，在唯一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前忙着向气象台问询。他焦躁不安的声音很快感染了周围的人们，他们自觉地以电影亭为中心站成一个弧义很大的半圆。“怎么样？”有人问。小学校长一脸忧国忧民的伤感：“没办法打通，老是占线。”


最初的紧张和兴奋已经过去，尽管疑惧还像阴云盘桓着，但受不了砭人肌骨的夜雨，人们还是陆续走了回去。小学校长的电话还没有打通，但围在他周围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居民区里又恢复了惯常的平静。短暂的中止对热爱爱情和眼泪的人们并不构成什么妨碍，儿女情长的电视剧依然吸引着大多数妇女和老人。谈天的继续谈天，吵架的继续吵架。只是本已融融泄泄的夫妻生活或许还得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这就是每天包围着我们的生活啊生活。


钥匙插进锁眼的时候，妻轻笑了一下，从我的掌心抽出手去。这笑是自嘲，也包含了一种和解的意思在里面。这我当然懂。刚受了惊吓，又从外面回来，妻的脸是那么的红润。一霎间我的胸中又涌起了怜爱之情，和对生活的感谢。我安慰她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余震。像欧美片里那些救美的英雄拍着她说没事了现在没事了。妻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她小鸟依人的柔情。那一夜，我们久久没有睡去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话，甚至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所有的话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地震使我对爱情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地震还激活了我的想像，使那么多回忆的碎片流动起来。我紧紧地拥着她，向她讲述1976年那个漫长的夏天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黄昏的霞光火红而又恐怖，铺着棉被的桌子下，孩子们像饥饿的老鼠吃着美味的饼干．．．．．．

冬天的事物是那么的易感，像容易破碎的玻璃。我怕一失手就是满地的碎片。变化的愿望并没有朝着我期望中的发展，那么我能否停下来，就做千帆过处静静的小舟？情势终于逼近我在1996年冬天作出了一项抉择，我从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一个小职员。这对我以后生活发生的影响，或许还要许多年才能看出来。因为这种抉择不仅意味着时间支配方式的改变，更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调整。


我曾经是那么的骄傲，画出了真实生活的图景。我对生活的清醒修正是：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世俗与神性的融合。然而我现在却怅然若失。被悬搁的思想是苍白的，从生命深处体认的思想则是行动的基础和源泉。但我所行，好像与思相的越来越远。换句话说，正当需要我把梦想的诗学在行动中实践的时候，外部世界已经粗暴地把我拉离了原来的轨道。如果说在此之前我还有做一个思想家的野心，那么自兹以后是不敢再想了。至少有许多人对我的这一举动感到迷惑和不解，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放弃自由的立场甘愿作现行体制的附庸是可耻的，是一种退缩和叛徒的行径。存在就是反抗——我曾经安慰别人的加缪，如今也变作了对自己的一个嘲讽。


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夹缝隙中的一次抉择，虽然这抉择显得仓促，迫不及待，但人生一世，这样的机会也不会太多。或许冥冥之中有谁作出的安排让我去实现“理想生活”的构想？我离神太近了，我不沾烟火气已经太久，现在我终于成了万千庸众中的一个。我难道不应该庆祝平庸的胜利吗？现在我有着与大街上所有人一样的悲喜，大同小异的欲望，没有谁能轻易把我从人群中分离开来。我就像一粒随风扬起的沙子陷入了人间的污垢——没有人知道这粒沙子的梦想。


一个80年代末期毕业于长春中医学院、研习《易经》和气功的针灸师，这一年和我有过短暂的通信。信写在那种活页式的病历卡上，散发着医院里福尔马林和消毒酒精混合的怪味。这个渴望着有一天把中国的针灸术推向美国大市场的医生，给我的第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上帝与我们同在”。在写于12月2日凌晨的一封信里，他向我细致描绘了他半夜起来修自来水龙头的情景。他说他在梦中被一阵水流声惊醒。翻身起床，发现水管冻坏了，水流了一地。他用一只缺了口的搪瓷杯子舀水，一直干到天色快要发白。当时屋内只有零度，手脚都很难伸开，因此他说他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把电炉子打开，披着两件大衣还握不住笔，要命的是，耳畔还不时响着嘀嗒的水声．．．．．．我无法想像北中国寒冷的冬夜，我也不知道，在凌晨4时，隔着广漠的空间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告诉我他的孤独？生的苦闷？爱的缺席？信的末尾终于爆发了被平静的叙述一直小心掩饰着的愤懑，他对我也对着自己发问：


——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不知能被折磨多久，还能承受多久？我们有那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一直捱到天明吗？．．．．．．



我把冬天最好的阅读留给了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游手好闲者布罗茨基．诗人的灵柩已经在今年的春天回到了他的故乡彼得堡，然而他的诗歌却成了温暖我寒夜的烛光．我是埋常面对的是他的《挽约翰-邓恩》。这是一首连续出现52个有关“睡眠”记眼的厅异的诗歌，有着十足的俄罗斯古典的耐心。在诗歌的前72行，布罗茨基描绘了数百年前一个诗人日常生活的场景：墙、床、地毯、绘画、壁橱、蜡烛、酒杯和面包、餐刀和瓷具．．．．．．他还带着我领略了他写作时夜色渗进的房间、镜子后面的黑暗、窗外的雪和比桌布更白的倾斜的屋顶。当诗歌进行到第128行的时候，布罗茨基开始借着一个去世的诗人的说话安慰自己（其实也是对阅读这首诗的所有人的安慰）。虽然他的一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得不在世界的罪愆中逶迤，然而他一直没有失去过对更纯洁的生活的渴求，这渴求，就表现在他与17世纪一个神秘主义诗人的对话中，表现在他一生坚持的光荣的写作中。“这就是他所取的生活态度”，12月8日我在一本诗集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专制社会表面的沉默下，在无定向的飘泊生涯中，内心激情的河流向着天边那颗没有隐灭的星辰奔涌。”


不失去隐忍的努力和信心，想念生活中的每一次变动，都是向着更好的方向。话又说回到了“上帝”——那引领着我们上升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对星空的远望，没有对可能性的生活的向往，就不会有上帝。同样，如果我们没有了内心的紧张和渴望抚慰的冲动，也不再有上帝。


当一切全靠自己，你将如何感受，是不是就像一块滚石？带着重新调整的清醒的意识，我看到了这个冬天的变化流露的未来生活的新征兆。


我闻到了新事物的气息，却又不发一言。因为从多少年来缓慢而有力的变迁中我已经知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使者。我们要耐心等待。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日日夜夜积累的欢喜和眼泪总有一天要迸发。

199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女友走在沿河西大街上。一场数年不遇的大雪包围着这幅记忆中的图画：路灯昏黄，街上岑寂无人，只有雪落在路面的沙沙声和压折樟树枝干的喀嚓声。女友的脸冻得通红，像一个孩子一样在路上蹦跳。在一个居民小区的中央花坛，我们发现了一个孩子堆的小雪人，我们恶作剧地把小雪人移到花坛阶沿上。可以想像孩子们一早醒来会多么的惊喜。


那时离开80年代尚不太远。空气干燥，但清新。激情驱使着我们干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事。那时品行高尚的人要远比现在多。我还记得沿河西大街路口的低矮房子里住着一个姓董的女孩，她中学毕业那天拿着一本漂亮封面的笔记本要我给她写几句赠言。她还嘴里含着一颗话梅要我教她如何接吻（亲爱的姑娘爹你那本丝绒封面的笔记本呢你美丽的黄裙子呢？）挨着她家朝西的屋子过去，依次是一个剧院，一个招待所，一个公园的大门和一个叫什么灰色建筑118号。我记得这条街上本来还有一个消防中队，晴天，他们拖着长长的白色水管在街上奔跑演习，引得路人都停下来观看。每天清早，他们喊着整齐的号子，跑步转过街角。后来，街的临江的一侧砌起了花坛，把老樟树围起来，种上些剑麻、冬青、紫葳之类的植物。再后来，消防中队般出去了，街的东边造起了一个名叫东方的商城。一个期货市场重新挂历起了“三羊”这个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字号。90年代，类似于文学史家马尔科姆-考利所称的美国历史上的“爵士时代”，是轻松、快速、冒险的年代，是金钱开始显示它无所不能的力量的年代，这一切驱动着世界飞快转变。但118号漆色剥落的大门仍是旧日模样，甚至它的守门人，好多年里也仍是那个瘦长的老头（关于这个兼作花工的老头我们下面还要说到）。一般意义上，建筑的兴起和衰落在某一时间维度上应该消长对等。西大街118号在这里超越了寻常意义上的建筑物，换句话说，权力的运行使它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也许，所有建筑的本意都是为了让人觉得自己的卑微和渺小，这幢80年代初期完工的大楼凭着体制赋予的权力给人以一种不断膨胀的错觉。它的膨胀是因为出色的消化能力。它有一个强大、粗糙的胃。在它管制的范围内，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去留、升降。因为它操纵着命运，同它作对就是在同庞大巨人作战。它不明目张胆打击一个人，它同你耗着，你就玩完了。“进去的时候头还在肩上，出来头就没了”，这是阿尔巴尼亚的一部电影里一句有名的台词，那些把一生中有用的时光扔在里面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出来的时候找在肩上的是一颗不能再思想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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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座位到门口，7步，从门口到楼下，要走29阶台阶。我这告诉你的是我在这灰色建筑内部的方位。这幢建筑的格局是这样的：每一层楼隔成5个单间，每个单间都有独自进出的门。间与间挖一个可容头伸进去的洞，说是电话串连方便，实际上是为了相互监视。一个人只要让上司含意不明地看上一眼，这一天里他就会像一条虫子一样害怕被人踩扁。每一间办公室照例是3张桌子，搭成“品”字形，另外就是些大同小异的报架、文件柜、上墙制度之类的东西。你可以想像时而空间的狭窄。请注意这里出现的数字都是奇数，奇数是简练的，同时也是残缺、冰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1997年我在这幢建筑内部的生活底色。

进入大门，是木结构的骑楼，地板松动了，有人走在上面就咯吱咯吱地响。大楼与骑楼平行，中间一块逼窄的空地就是院子，它包括一个玻璃钢瓦搭的简易车棚、一个贮藏间和一个花木房。如果你刚来，还是会发现这里的生活是庸常而知足的。办公室的前面都有长长的走廊和钢制的长窗。走廊两边是盆栽花木，都是些简单的草本，花工随季节调换。走廊尽头，隔着铁锈的栅栏（那已经是墙外了），是一个公园的入口。管门的是两个总在织毛衣的妇女，下等三点后，他们就处在了这幢大楼的阴影下。让我们把目光返回灰色建筑的内部，里面隔离的空间看起来是自成一体的，存在着局部自由的可能，但这只是一个假像。渗透这幢建筑的集体意志在这里无孔不入，你坐在哪里，都能感觉到风从任何一个方向吹来，眼光从任何一个方向睃来，头颈总是冷嗖嗖的。从我第一天坐到这个位置上起，领导就告诫我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每一个进到这样的单位的人，领导都要找一次谈话，我不知道领导对他们说的是不是跟对我说的一样。我就这样像一只钟表一样给上紧发条了，我就这样嚓嚓上路了。后来我看到，很多人走着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很多人，走着走着也就老了。


灰色建筑的底楼，是一个地方剧团的道具间（同时也是临时的排演厅）。一份1977年的清单中列有下列物品：锣、鼓、铙、钹、假山、亭台、楼阁、太师椅、官袍、蟒带、绸缎、凤佩、假须、银制的头饰、珠花、各式戏服，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练功用的器具，扶把、系着红缨的枪，最显归的是好几面落地的大镜子。平时演员们不下乡演出，它们像被施了魔术一般沉睡着，盖着厚厚的尘土。这些吸足了民间的露水和精气的器物，它们就是睡着了，散布的无形的气场也会冲淡官僚主义森然的空气。这幢建筑呈现出气质中复杂的一面来。剧团演出回来，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和相互追随打发出的尖叫声在大楼底层四处回荡，这声音多么美妙，散发着远处草坪般新鲜的气息，她们在厕所里大声唱歌。她们旁若无人地把话梅核和瓜子壳乱吐一地。她们的高跟鞋笃笃地敲击着台阶，刻板流动着的公务程序也会为之一滞。飘着长长水袖的戏服晾在过道和天井里。门卫兼作食堂的那间小屋里飘出了食物的香气。动物保护主义者、老花工老蒋的那只哈巴狗摇头摇尾围着姑娘们的脚亲热，这小子太像个多情种子引起了她们的讪笑。挂在笼子里的那只八哥见谁都要唱上一段叫不上名来的小曲。她们把布景拆开——魔术消失了——那些美丽的山峦和树木露出了烂木板的老底子。她们在天井的水龙头底下搓洗幕布，满手都是雪白的泡沫。整条走廊里挂着长可垂地的幕布，五颜六色的，风一吹来就飘动不止，像是电影《菊豆》里的大染坊。


有一天，一个吹锁呐的孩子出现在院子里。男孩头发黄黄的，豆芽菜一般细细的身子套一件脏兮兮的棉袄。他的身边站着一个表情木讷的农民，看样子是他父亲。男孩的手指在摩挲得发亮的铜锁呐上跳跃，由于太过用力，他圆鼓鼓的腮帮几乎要像气球一样炸裂开来。他吹的是一首几年前流行的《亚洲雄风》。应该说吹得不错，好几个高音都上去了，还带着花哨的滑音。男孩的父亲说，他们从安徽来，听到院子里有打鼓的，有咿咿呀呀唱戏的，就进来了。他的意思是想让孩子在这里留下来，“干啥都行”，只要管饭吃就行。院子里这么一闹，局长们在讨论的年终奖金分配问题不得不提前结束。年有办公室的门都打开了，大家伸出头七嘴八舌的，花工老蒋挂在檐下的那只八哥突然来了表演的欲望，呱呱地叫着说，你好，你好。正在准备“三下乡”演出节目的姑娘们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从建筑年龄来看，这幢80年代初完工的大楼已经老了。屋面的渗漏使整幢大楼的墙壁看上去像一幅斑驳的世界地图。一个下雨天，我走上大楼顶层姑娘们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接漏水的脸盆、塑料桶和搪瓷缸，叮叮咚咚的漏水声像似奏着一支什么曲子。尽管姑娘们在楼梯口走过时总会扇起一阵阵热带水果般的香气，尽管她们随便哼唱的歌声总是让人想起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事情，但当我进到她们的房间里去却不由自主地皱紧的眉头。我说不清闻到的是一股什么样的气味，但我还是分辨出了廉价脂粉的气味、过夜食物的气味、发霉衣被的气味和可疑的石灰的气味。如此污浊的空气里长出如此鲜亮的面容和笑声，我不能不想起民间那句著名的俗语，想起波德莱尔描绘过的巴黎街头的妇人。我知道这样想很对不住姑娘们，但我无法不作这样的联想。在这幢楼里，我想这些来自异地的姑娘不会梦见社会主义戏剧事业兴旺发达，她们更有理由梦见的倒是花园别墅、按摩浴缸、小跑车和一个有钱的男人。处女们这么想，也这么在做了，她们中有的开始夜不归宿。等到她们穿上新娘礼服，平均都在五个月后骄傲地抱着儿子来上班了。


就这样，一个秋天的午后我站在了这幢大楼的屋顶。上面，请来的施工队正在维修。我站在柴油桶上，头刚伸出上层孔，就闻到了一肌烧焦的沥青的臭糊糊的气味。沥青燃烧的火苗在民工们的眼里跳动。我背着手在层顶走了一圈，努力表现得像一个领导。碎裂的屋面板堆在一角，等着从屋顶上运下来。上面落满了白屑屑的鸟粪，像一张张出过麻疹的脸。一簇簇蓝色的火焰随着粘稠的沥青流动开来。头顶晴空万里，是那种让人发虚的无边无际的蓝色。远处商业大厦的幕墙玻璃下人群如蚁。相比之下，沿河西大街要冷清得多。一个垂钓的老头蹲在树荫下，往钓钩上串一条蚯蚓。一个中年男人在公园门口比划太极拳的招式，他可笑的模样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婴儿。几个女人站在河边闲聊，比赛一般往河里吐瓜子壳。从她们面前流过的那条河现在是污脏的，破旧的擦布的颜色，河上漂着水草、泡沫塑料、动物的尸体和附近工厂排放的油污，河心倒映着资产阶级的大楼，有22层高。1977年夏天，河两岸插满红旗，高音喇叭里放着激动人心的《运动员进行曲》，上千人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游泳比赛，庆祝某一政治运动的终结。那时的河水还是清亮的，可以看见水底的沙石和游来游去的鱼。更早的时候，公元11世纪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家（他还是一个诗人）曾在河边吟诵过它的美丽。但现在，它和这世界一起在流动中变脏了。


站在层顶上吹风——我曾在以此为题的一个短篇里写过一个乡村少年，少年生命里第一次出现的暴力、性和死亡的威胁。屋顶，它同日常生活无关，它非尘世的气息总是能让人的思路跑出原来的轨道。就在我站在屋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穿透力。在水泥构件和燃烧的沥青下面，我突然看清了置身其中的那种生活的荒诞。它热闹嘈杂，像是一出不断爆出玩笑的滑稽剧。那些睡眼惺松的人们在楼梯口热烈握手，彼此问候，而这问候里没有一丝起初表情的流露。阴谋家在开会，告密者在串门。谣言的碎片充塞在大楼的每一个角落。老鼠被喂得一个个又肥又大。有三个会议同时在这幢大楼里面召开，它们分别是党员民主生活会、离退干部政策学习会和迎接爱国卫生运动暨灭蟑灭鼠动员会。我还看见一个小公务员忧伤的脸。他坐在这幢建筑的二楼一个面对着门的位置（他的对面是一个业余女气功师漠然的脸，她目前的职位是文书兼档案保管员），包围着他的是一大堆报告、文件、图表、未拆封的信件和一本记事的日历。一束光透过对面的玻璃窗照在他面前的纸上。他正在起草一个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补助购车经费的报告。而这时，楼底兼作剧团排演厅的那间道具仓库里，传上来一阵阵鼓乐吹打声和一群姑娘的合唱。姑娘们把长长的戏袖舞得像风车一样，她们在排演的不知是《送花楼台》还是《玉堂春》。看了好一会，我弄明白了，这个人就是我，这个出神地听着姑娘们唱歌的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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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就要说到那些看不见的长廊和铁栅了。

现在让我们进入公文作坊的内部：高速油印机的滚筒哗啦哗啦地转着，指示器上的数字不住跳动。这只吃纸的老虎机，它吃进去的都是最好的纸张。这些装订起来的纸张被盖上血红的印章，开始了它们在这个世界的旅行。纸张是柔软的，可以揉成任何形状，它也是锋利的，纸的边缘像一把开刃的刀子专利权是把我的手指割破。盖上了印章的纸（它的正式名字叫公文）像一记鞭子悬在头顶。我写下了那么多的公文——我简直成了一个公文动物，它们正日夜赶在去档案馆的途中。想想是多么的滑稽，我像一个苦行的炼金术士花费了多少个夜晚好不容易熬成了它们，可是除了在档案馆蒙满灰尘的长架上占一个位置，没有谁再会想起。


那么活着为的又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疑惧和不安。我总感到有人在窥探我。感到什么地方树着一面镜子，照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大脑里一掠而过的念头也不能幸免。终于有一天，一个长长的冬瓜脸的女人对我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她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的叔叔曾经是一个小偷蹲过两次监狱，知道我的一个姑妈离婚了而另一个姑妈在1989年春天死掉了，知道我在1990年在某个女孩子闹过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恋爱，等等。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对着她的冬瓜脸狠狠地来上一下。可是她是单位的组织人事干部啊，她这么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是她的工作。我想我知道这不安和疑惧来自哪里了。那面看不见的镜子就是个人档案。


是的，个人档案，我害怕它就像一个孩子在有月亮的晚上害怕自己的影子一样。在这幢灰色大楼内部，没有一个人会太看重我本人，会注意到我今天的眼圈黑了可能在熬夜，注意到我的鼻子塞了是不是患了感冒。他们只看我的档案里记着什么，我的身上是不是有什么让他们兴奋的污点。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就是一切。就这样，我们卖力地工作，只不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档案上的清白。就像一个妇人，不仅要在镜子里证明自己的贞洁，还要在丈夫和邻居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贞洁。个人档案就这样成了一条递送我的个人经历、附带思想汇报和口供的隐秘的走廊。一面我永远也打不上照面的镜子，一座总也走不出的坚固的社会水泥。


长久以来，我们生活在庞大巨人的内脏。在这里会面、领取薪水、争论不休。我努力让自己缩小成一个侏儒——不，甚至只是一个影子——我放轻脚步，小声说话，竭力避免引起众人的注意。我懂得了克制和隐蔽，我知道如何让动作和服饰雷同化，让口音重复，语义含混，在道德的幽闭中该大笑的时候大笑，该恭敬的时候吐出恭敬的话语。我消极地以为，这是一个不适合我居住的世界。我向往更为广大的空间，它似乎应该更温情、更人道一些。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隐退到自我的天地里，就像卡夫卡在地洞里思考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我相这就是那些前卫的学问家说的“疏离”了，我曾经想把它拿来做一个小说的题目，我发觉用在这里十分合适）这种隐退的努力不伤害到任何人，我只是在自身的内部撕开一个口子，向着内心开掘。打一个比方，我是一只鼹鼠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坡地上打洞。这是更有效、也更具保护色彩的对抗和逃离。隐遁的我混迹人群，老是走神。在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会议上，我盯着领导不断翕动的嘴出神，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妄想症发作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虚构一篇小说。“我在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啊这不好，这是卡夫卡的格里高利。但事实上卡夫卡式小职员的遭遇就是我当下的遭遇。冗长的公务运行影响了卡夫卡对世界的看法，也让我对这世界的虚无看得更清。看看这幢灰色建筑，从它最底层的一粒沙到大楼的顶部，看着像苍蝇一样嗡嗡着飞来飞去的公文，再联想到庞大的文官体系，一个心理正常的人能不绝望吗？


夏天无休止的会议使我得了严重的便秘。医生说是天气炎热，又长时间坐着的缘故。为了减轻这难言的痛苦，我不得不一直使用叫“便塞停”或者“开塞露”的古怪玩意儿。前者是一种黄色液体，装在一个扁扁的塑料瓶里，使用它，下腹会有一种灼人的刺痛，就像性生活过于频繁导致的一样。后来，便秘升级成了痔疮，椅子像烧红的烙铁一样让我不敢落座。领导和同志们取笑我是猴子屁股坐不住，他们哪知道一个痔疮患者的痛苦啊。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长久地坐在带空调的房间里，一下子走进灼人的空气，皮肤像是在燃烧，大脑里飞过絮状的黑色碎片。每次中暑都伴随着剧烈的呕吐和腹泻。会议的中途，我不得不放下做记录的笔，一次次起身朝着厕所的方向奔跑。1997年长长的夏天里，我疾奔的影子充满了沿河西大街118号幽长的走廊。我像一阵风一样刮过每个人的眼睛。从他们吃惊的神情里，我想我这样没命飞跑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


像任何一个串有失眠症的人一样，我开始怕做梦了。因为我时常被梦惊醒。梦里的街道一律湿漉漉的，有隐约的光在湿地上跳跃。有神秘的男人戴着黑色礼帽出没，就像是某些侦探小说里的场景。虽然没有圆过的梦就如同没有拆过的信，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涵义，但我想它们肯定会暗示一些什么。


我还记得这一年12月1日的那个梦：
那一夜，我像一个小偷一样，鬼鬼崇崇地游荡在这幢大楼里。凭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我摸到了档案室的门。我看见了铁皮箱里那些说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秘密档案。案卷的封面是白色的，手电的照射使它白得耀眼。我憎恶地翻开它们，里面记载着我在某时某地说过的某一句话，检讨、申请、考评和思想汇报。这里面的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恶棍、流氓、对女性不怀好意的窥探者。但我终于没有勇气偷走它们，巨大的恐惧像黑夜一样压迫着，让人透不过气来。


在12月8日的梦乡旅行中，我来到了一个叫天一阁的藏书楼。梦里的情境好像是冬日的夜间（天色有着一种暖洋洋的玫瑰红），下过雨，地上的水洼闪闪发光。青砖铺成的甬道，非常长，像清宫戏里的某个场景。旁边的屋子里，木匠在锯一根根圆木，空气里有好闻的刨花的香气。夜色中的楼阁、翘檐，好像是比墨还黑的纸剪出来的。关于这个楼，关于它的主人范钦和一个叫芸的不幸女子的故事，一个散文作家好像曾把它写进了文章，后来还收进了他那本行销一时的集子里。但那都是我不喜欢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还要梦见这座玫瑰色夜空下的古老建筑呢？它瑰异的外形又在向我昭示什么呢？

梦境在一夜夜地延续。


有时我是一个好色的少年，像一只狗一样跟在某个步态优雅的妇女后面走过大半个城。有时我是一个别脚的猎手，背着一管土制的猎枪在山谷里面转来转去。但发现猎物的时候
——它们大多是说不出名的怪兽，状如犀牛——枪突然打不响了。我梦见过住在山谷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屋子围成一个柜形，都是石头砌的。他们把上古诗歌中的一些句子写成一副副对联挂在门板上——可惜我一句也记不起来了。那种墨很黑，一直黑到木头的纹理中去。就像沿河西大街118号门口木牌上的字一样。


我还梦见一个孩子在深水里游。在暗蓝的水底下，他游得十分舒展和自如。就像他一直生活在这里一样。伴随着他的游动，水底下响着低沉的音乐。他游得那样轻松，但梦见他的我却感到很沉重。我最吃惊的是我在秋天的某一个晚上遇见了玛格特-杜拉。


我醒来后还清楚地记得杜拉的样子。她穿着棕色的长袍，长袍一层一层地包裹着她，有着像石膏浮雕一样的皱褶。她怕冷一样抱着肩。在梦里我和妃子谈起了她的小说，《情人》，《痛苦》，还有她一些零碎文字的结集，《物质生活》。只是梦里的杜拉是一个丑陋的老女人。还有一次，我在乡下造了一所大房子。好像也是在夜里，星光很亮，乡下的屋子在蓝蓝的夜幕中显出了剪影。那是一幢十分高大的屋子的轮廓，但它还没有装上门，应该装门的地方还是空空荡荡。梦里我在的地方好像是南方的一个村子，姑娘们穿着鲜艳的裙裙，骑着大象从我面产走过。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骑着象，戴着面具，但她动作僵硬得有些像木偶。接下来的场景变成了在河边。我推着一棵树飞跑，树的底下装着滑轮车的轮子，一群孩子围着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许许多多的梦，都是这样的怪异，让人感到世界的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感甚至让现实和梦幻混在了一起，或者说，现实就像梦一样荒诞。


12月18日深夜，梦醒后的我就像柯勒律治曾经做过的一样，马上坐到了写字桌前。我记下的是A的故事：

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会场。坐着很多人，都是一个单位的。局长在讲话，他批评一个自称弹钢琴天下第一的人。同志要谦虚啊，谦虚是做人的美德你难道不知道吗？不要有了一点成绩就尾巴翘上天，啊？但后来发现，那人其实是他的亲信。局长自知失了言，就说他真想批评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另一个隐藏得更深、自我保护得更好的人。这个人现在还没有跳出来，还没有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所以局长要群众擦亮眼睛把这个家伙挖出来。A很不安，他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随后，时间倒流了上去，A在一个小学校里，一个耗费了他5年时光的小学校里。小学校长——他在梦中出现的时候集中了A讨厌的许多人的特征——在他宿舍的门上用粉笔——白的——写了一句留言，大意是让A去一下，他要和A好好谈谈。他要和自己谈些什么呢？A莫名其妙地慌乱起来。许许多多的不顺心，使女友对A彻底失望了。在一个刚刚开始的婚礼上，她坚决地离开了A，只剩A一个人站在空空的绿草坪上。A动手撕自己身上的礼服，那样子就像一只暴跳的熊。很快，他的上身就裸露出了。光着上身的A走到马路中央，流动的车子和人全都不动了，他们看着A在马路中央跳一种姿势怪异的舞蹈．．．．．．


现在，我的脑袋像是支着支着一架水泥搅拌机，我不得不承认，在灰色建筑内部的一年，已经损坏了我的记忆力——如果我不离开，接下来失去的将是想像力、同情心甘情愿和正义感。或许我还能对感到透不过气来的你说些别的记忆的残骸？譬如春天在茶馆昏暗的灯光下的那些闲谈和随后发生的一些故事（“四月的茶馆，五月的情人/黑暗中的喘息像是一场大雨”）譬如七月里，一个镇的工人烧掉了资产阶级的工厂，譬如去上海看恩斯特和夏加尔的画（“连空气都他妈是自由的”）再譬如，一个美国的垃圾球队来到这个城市，黑白电视机换彩电，造好的楼房没有人住，新鲜的鱼在筐里跳，系白围裙带的男人脸上愚蠢的笑——他楼下的空地走着三个下岗工人，前几天他们还在市政府门口请愿，现在他们的妻子在大街上卖桔子。九月里的一次选美比赛——姑娘们跳舞、弹奏乐器，台下的男人挤刺。为某个异族女子想写的一部书，《悬浮的时光》，或者《不忠实的爱神》——可惜那只是一个几千字的片断——“在单纯的本能和欲念的基础上，构建起细微而又复杂的情感的大厦”，那真是一段悬浮的时光．．．．．．够了，如果有机会，让我在以后的故事里追忆这些时光的片断吧，现在我说出了那座代表着体制的建筑，建筑内部那些像蚁群一样生活着的人，我已把压在心里的大石头搬开了。是的，叙述生活会给你带来继续生活的信心，不要失望，你去叙述自己的生活吧。


我想像着那一天的到来：我腾空桌子里的抽屉，把所有的纸张、信件和文件都进行一遍清理。最后在抽屉的角落我发现了一张照片，是我在春天在走廊上和驾驶员的一张合影。我想我不是要带走它。最后我两手空空走出了沿河西大街118号。门口等着的车子，已经不耐烦地按了三次喇叭。

开始的时候，我好像是在看一场电影。后来我在一个建筑群里转来转去。门口的一块牌子写着克洛德-西蒙的名字，我就进去了。他就像照片上那个模样，一个瘦高的老头，高颧骨，眼睛深陷。他裹着一条毛毯，坐在躺椅上。我结结巴巴地身他问好。他说他在睡午觉，每天都要睡一会，过一会再和我说话。我打量这屋子：长长的松木地板，中式家俱，梁上有烟熏的痕迹。正当我出神的时候，一个老妇人的影子在门廓飞快地移过。她的身子只有一个孩子高，像是一个侏儒。后来我知道这个侏儒就是西蒙的母亲。西蒙醒了，他和我说话时很不耐烦地晃动着椅子，发出吱吱的响声。他养的一只大公狗长得像匹狼一样，把头往我的裤裆里拱，被他喝住了。他自己则轻轻抚摸着跳上他膝头的一只猫。猫全身绿色，没有一点杂色，我想这只猫可能是西蒙的一个女人。



孩子们跑远了。穿着泳装的少女们走远了。夜色四合如严实的帐幔，正适于梦想。
我在河里舒展开肢体，像一具残骸在那儿休息。
水在流，把我像一块石子一样细细研磨。我像一个婴孩一样蜷缩起身子。
这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只是宇宙间一根最柔弱的纤维。
水在流，浮载着我的生命经过的年代，和我的生命之前的年代：
它看到了我的出世与生长，
它看到过两千年前我的同胞。
我融合在它的一片浑浊里，然后我认识了我自己。
我的怀念通过夜色中的河流闪现。
暗蓝的天空，我的生活，层层黑暗包裹着的一片花瓣。


在一座落雨的城里，总有一些人站在窗前。他们刚从雨中回来，像一只只淋湿的鸟。现在他们看起来悠闲多了，但心情仍是一把皱巴巴的纸币。这群神情忧郁的男人同定有过什么迫使他们匆匆奔走。他们到了家仍感到不安。像躲雨的鸟茫然地在阳台上踱步。他们的心上压着大石头，没有谁把石头移开。他们是一封封弃置多年的信，没有地址，也没有收信人。

他，这群人里的一个——一个听到门前落叶的声音都会大吃一惊的人。当他一个人呆在一间屋子里，看到桌上有一顶帽子，不把它藏起来或是上面压件东西，他会一整天不得安宁。他总觉得，这些帽子被孤单地丢在那里，一定包含着什么寓义。他甚至想到，在某个时刻——或许他那时已经入睡，会有什么东西跑来把它们充满的。现在他大睁着眼，躺在黑暗中，看着写字台上镇纸只压着的一顶灰色呢帽（那是一个夜访的朋友忘了带走的）。我看见十年前已经死去的父亲悄悄推门进来，拈起那顶帽子，吹了吹上面的灰尘，转身就要离去。哦，爸爸，不要！他喊了一声，醒来，双眼不知什么时候已满是泪水。

我走在一条陌生的马路上，路面泛着惨白如盐的光，像一条冰河。马路上车来车往。一些孩子手拉着手，他们说着傻瓜的故事。
他们跳来跳去，像一个个精灵。
他们跳上一个开着车的年轻人的肩膀。他们从他的眼睛进去，又从他的耳朵里出来。他们跳到马路中央唱：傻瓜，一个傻瓜。
他们奔跑的脚丫飞快地一闪而过。
闻到了死亡气息的麻雀像阵雨一样漫天飞起。
他们在车来车往中跳跃，追逐，唱着：
傻瓜，一个傻瓜！
那个著名的傻瓜故事是这样的：
——“你在哪儿会发现一些怪人！想想吧，他们从来不睡觉！”
——“为什么不睡觉呢？”
——“因为他们从来不疲倦。”
——“为什么不疲倦呢？”
——“因为他们都是傻瓜。”
——“傻瓜就不疲倦吗？”
——“傻瓜怎么会疲倦呢！”
他们在说的是一个没有睡眠也不再有快乐、困苦的遥远的地方。那儿叫乌有乡，也可能叫海乌姆。
这马路上的天空蓝得太深了，星星也太过繁密。孩子们不知疲倦地跑啊，唱啊。他们的影子跟在后面一跳一跳。
生者的道路在死者中间，后有人都是影子的河流。


于是看见了一条河，在秋天清竣的空气中上升——飘荡着油污的河面，远处自来水塔的倒影仿佛游动的蛇。云层中漏下的阳光，不断改变着河水的颜色。阳光还照亮了后景中一片灰色的楼群和老树。------它像一同幅画，上升，在秋天清竣的空气中上升。它是污脏的，这污脏里又有着眩目的光和色。这真令人称奇，就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真实的、污浊的生活可以用美妙的幻像来表现。

还梦见些什么？江故事里的人半夜三更来敲我的门，一条虚拟的河溺死三个赶路的人。一些人死去，一些人相爱，还有一些不恨不爱苟活
边的瓦板屋里，那人咳嗽了一声，桃花就红了。他听见邻家妇人的梦呓，像远处草坪年轻的呼吸。那人的手触到了日子的肌肤，是一张萎缩的白纸。那年春天，道路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从车站出来，看见车玻璃上许多人影，像经冬的荷梗。伤逝的气氛在大街上流淌。大街像一面又湿又亮的镜子，那个遗失了雨具的男子在哭他内心秘密的事。鼻翼翕动，就像一匹瘦马。后来他走过水塔的阴影，把自己关在一间夜色灌满面的屋子里静静地想些什么。听着风声，他把灯芯草拨得再长些，好看清夜的面容。他觉得夜就像他一个出走多年的兄弟。他赶了那么多路，大口喘息着。他们挤在一张床上，他睡不着。读一本在枕边放了一年的小说。第一页上暗香浮动，第二页，月亮的背面长满了青草。古典和梦境——这像是他喜爱的。

从深处．．．．．．是的从深处。我梦见时间斑斑驳驳的脸。梦见一个草莓一样的女孩，她的头发分成两绺，像一扇窗户的两片窗帘。
我梦见记忆像一枚冬天的干果爆裂开来。梦见冬日的阳光像一阵雨。梦见精美多汁的书籍挂上了音乐的树丛。梦见死去的人们，为一场恒久的秋雨唤醒。他们的脸色疲惫且昏暝。梦见坐上火车。火车奔驰在一场大雨中。梦见火车的鸣叫，穿越月光下的满地花枝。寂寞的火车挥动它小小的蒸汽手绢。梦见一个欲望充沛的女人走进房间。她的手掌是白色透明的。她的嘴唇像一粒红红的钮扣。梦见了鱼。真的那么多鱼，活泼泼的，在床底下游。醒来时，窗外有一辆洒水车驶过，消防中队晨跑的口号声准时从街角传来，一、二、三、四！梦见一个死去多年的写小说的朋友，他站在大日头底下向我微笑。他戴着阔边太阳帽，夹着一卷小说手稿。我向他走去，他突然普成一片蒸汽消失了。梦见在山间行走，穿过一个个幽暗的竹林长廊，走进一个山洞。洞里全是书，书装在套盒里，像一具具灵柩。梦见故去多年的祖父坐在向阳的坡地上，他的颏下长出了一部五颜六色的胡子。梦见从高处坠落，就像一块滚石。梦见黑暗中有什么把我紧紧追赶，谋杀者？凶猛的动物？我自己的影子？梦见躺在湖畔的林中，我和岸上的古树们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和水中的鱼心心相印。我孤零零地躺着，等待一个人从我这里走过。一只小鸟跳上我的胸脯，它说：“你等来的是你自己。”

一天，一个喜欢端着摄影机对着大街扫来扫去的朋友对我说：
有人问我，如果让你选一张代表1998年的照片，你选什么？这还正把我问住了。对着桌上一大堆图片，我十分茫然。一天，我走在街上，看见满大街脚穿厚底鞋、露着很多肉、浑身膨得紧鼓鼓的女人，忽然心里一动，这不就是1998年吗？
听了，付之一笑。我说他这是用主观臆想去覆盖生活。1998年的女人也不全是你说的这样子吧，1998年还有很多不穿厚底鞋、不露很多肉的女人，也有一些露肉露得很得体的女人。朋友说，反正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穿厚底鞋、露很多肉的女人1998年以前很少，现今正流行着呢。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过几天去他那里去受一次“猛烈的轰炸”。
几天后，这位朋友把我带到了他一套带阁楼的未装修的房子里，向我展示了满满一墙他说过的那种女人。说实话，这些妍媸不一、神情各异的女人，我在这个城市的商场、饭店、超市、服装店、美容院、快餐店、和车站广场都见过，但面对用影像记录下来的她们还是让我感到陌生。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女人们吗？那小子一脸坏笑。你说呢？
忽然想到一次著名的艺术行为，一个女人以身体作器皿，赤身仰体躺着，整个人像一只洁白的瓷盘，上面装满了寿桃、水果片、巧克力，而一群衣冠整洁的男人围着这个赤身的女人吃她身上的点心。在这里身体有以下几层含义：1、身体；2、器皿；3、一种观念。这个行为要表达些什么且把它悬搁，单是这把身体作表达手段的方式就让人吃惊。想想吧，这是多么有力量的表达手段。这把武器一定刺痛了看客的眼。


我走上街，努力想像自己带了我的摄影师朋友的眼睛，或者，干脆是互换了角色，用他的视角和方法去看，去听，去感受1998的气息。
时令该是夏天了，但电视台发布的气象云图上，雨带还在北纬30度线附近徘徊，没有丝毫北抬的迹像。正是江南地区所谓的梅雨季，气温不高，但温闷。空气粘乎乎的像条没有拧干的毛巾，一攥就是一大把水。一有风过，行道树叶就会噼哩啪啦掉一地的水珠子。
我调整了目光----现在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摄影爱好者------把目光从天空拉回到地上，去看引发我朋友感叹的女人们，目测她们的出肉率，分辨她们厚底鞋和双肩包的做工与成色。我努力像一个品性高尚的小说家一样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去扫视她们。但很快心就乱了，因为我发现，街上的女人都很漂亮，或者说，就是最平庸的女人在这个季节也散发着性的气息。走在人群中，与她们肢体最简单的一次碰撞也充满了情色的意味。------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坐在黑暗笼罩的电影院里，迟到的女同学从他面前挤进里排去时裙子下摆拂过膝盖引发的一次内心震颤。
我顺着这思路想下去，如果说女人在剥光衣服的刹那间也剥夺了性感，那么这一点情色正来自与她们肢体紧紧贴在一起的服饰：蕾丝花边的乳罩和可以看见乳罩带的外件套，内裤，丝袜，当然也包括高跟鞋、双肩包。但最根本的，可能还在季候：一个边缘的、间断的季节，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应该是夏天了，但不是夏天，当然更不是春天。间断制造情色：微开的衣饰之间闪耀的皮肤，季节连接处潮湿的适于欲望萌发的空气，是它们在不知不觉间牵引了看者的目光。
摄影师朋友听完我的话，说了一个字，累。你想想，当年我们还懵里懵懂的时候谈女人多欢畅，大半夜兴奋着也不觉得什么，要是像你这样，人都吓跑了，不是我吹，你讲了老半天，我看还顶不上我一张照片。他说眼下已经流行开了叫读图时代。





1998年我是否遭遇过他们中间的一个呢？街角、商场、银行、公园、电梯、办公室．．．．．．似乎每一个场景都适合故事的展开。我希望这故事不要太赤裸，太直奔主题。我希望它多少带上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元素：爱情。如果不能，那就让我在一种自虐般的痛与快乐中杜撰一个爱情故事出来。那么，我现在就来描绘一个夜游的男人的肖像。
这么说吧，那是一个忧郁的男人，这天晚上，他追逐一场无望的爱情来到一个城里。他不住地看表，焦灼不安，“像一只孤独的林中兽”。长久的等待中――我们设想他等待的是一个叫荣的女孩――旧事物的气息弥漫而至。下起了夜雨。接下来他躲进路边的一家花店躲雨，拍电报，签字，坐在长凳上读一本暗蓝色封面的小说．雨打在他的脸上．雨落进了他的眼里．．．．．．没有雨，雨是下在想像中的城里，下在三年前的那叠旧文稿里．．．．．．那些句子的片断，带来了怀爱之人的孤独和无以言表的伤怀。
现在他在城西。他抬头看着某幢建筑四楼窗口透出的灯光，薄薄的，夜色一样冷．他知道看不见的电波正把他等待的女孩的声音送到无眠者的枕边。他还知道，另外一个女孩，正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和她的未婚夫煲电话粥。如果他坐上那架老爷电梯，或者顺着黑暗的螺旋状的电梯跑上去，要不了两分钟就可以出现在她面前。但他不这样做。他在等待。他等着她在电话里说，来吧，来看我吧。当他绕着大楼走到第五圈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真像一只狗，一只勤勉忠诚的老狗。他走过电影院贴着电影海报的转墙。他走过灯光昏暗的图书馆门口，一丛细竹在轻轻地唱歌。路边有几个可疑的女人指着他说些什么。路是阴湿的，水渍还未全干。他就像走在一座时光停止的城里。
这个隐秘的散步者，这个站在黑色的树影下的男子，这个老派的十九世纪爱情的温习者，这个心里燃烧着一团火的男子，他想起了那些写下过的句子的片断：“．．．．．．雨中驶过的汽车喷出的蓝色尾烟，告诉我黄昏来临了。啊，黄昏降临，下午转瞬即逝．．．．．．我害怕蝴蝶翅膀对折拢来就是无尽的黑暗，我害怕时间会把什么都带走。我一个人回来，看着初春的田野上那些光秃秃的树木，好像受惊吓者竖起的汗毛，我看着，想起了恩斯特的一幅画，《两个被夜莺惊吓的孩子》。我就是那个受惊吓的孩子。”
出大门折向北一百公尺，他看见了她亮着灯的北窗。他想应该就是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都在这里看着她摆弄那些亮着指示灯的机器，那些话筒，耳机，那些放出美妙的音乐的盒子。但他又怀疑这间屋子从外面是看不到灯光的，因为里边还有一个小间，门不常开，里面关着一屋子的黑暗。他长久地看着这巨人的似的大楼，感到一种无形的挤压。他好像是在旷野中迷路了一样。我今夜的一切，我不停的游走，如果不能和你说上一句话，那还有什么意义？一个矛盾的、心事重重的男人，他身体里的火在渐渐冷却。他迷失在自己的身体里了。而现实的雨，浇熄了这一夜唯一的希望。然后就是回去，做他该做的，读小说，写信，睡觉，等待又一个白天带着奇迹降临。



如果不是外面楼道现实的脚步声惊醒，这幅想像中的图像一直可以描绘下去。但事实的单调不会因为想像而改变。对一个居家男人来说，他就像一张整日浸泡在日常生活显影液里的底片，一切的景像都是预先设定的。
[家庭景像1]
他翻箱倒柜，拉开大衣柜的橱门找一件方格子衬衣。他身材矮小，一脸的孩子气。他蹲着身翻底层的一排抽屉。看起来要高大得多的她俯身在他上方。背景中是一张堆得乱七八糟的床，几乎占去了半个房间。一只不锈钢热水瓶，一张铁架子小方桌。门后还有一只猫。后来他们一起出门，去参加他一个同学的生日宴会。经过楼梯转角时，她突然紧紧地挤靠着他。
[家庭景像2]
他紧紧地抓着她。他不在乎如何抓住她或者抓到了她身上的哪一部分。重要的是他已经抓着了她。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欲求和渴望。如果有可能，他也会同样喜悦地抓住她的鞋带不放的。

[家庭景像3]
她将双臂置于脑后，腿分得很开。一个把自己交出去的动作。他踞坐着，动作有点儿僵硬，有点儿紧张。对疲惫的他来说，她的身体有点遥不可及。皱纹和毛发，漩涡和隆起，罅隙和褶子。他弯着腰，看似努力，但他僵持的姿态中暴露出某种沮丧和无精打采的表情。

[家庭景像4]
现在是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他们并排躺着，靠得很近，但是并不触及对方的肌肤。好像两块名有其风俗和历史的大陆，中间没有桥梁连接。他们背对背躺着，似乎两人的手上都握着一把匕首，正在等待适当的时机。

[家庭景像5]
他越来越感到婚姻生活就像一只不停旋转的洗衣筒。有一个晚上，他想起了他接受女友。前女友穿着一条黄颜色的裙子，像一只醒目的蝴蝶。她的一辆摩托车倒在了地上。她使尽力气也扶不起来，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他。真实的、发生在这年夏天的情形是这样的：在他那个单位的门口，她那辆满腔是铁锈的自行车掉链了，她弄得满手油污，通红的脸 出了细小的汗珠子。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天她正与新婚不久的丈夫闹别扭。她给他打电话，好半天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抱着儿子哭。后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一家茶馆里见了面，他的第一句话别脚得像是一部国产电影里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你的额头还像过去一样光洁。

这些日子，我经常梦见七岁那年的那片田野，很大很阔的一片田野。梦里的时间好像是在夜里，我和村里的老人、妇女一起割水稻。星光下的稻草垛堆得小山一样高。广大、无边的夜色中，人的表情就像米勒画中的人物，麻木的、隐忍的，又是知足的。我把裤管挽得高高的，站在田埂上，用绳子量一块块水田。水田反射着天光，像明亮的镜子。一辆大车远远驶来，上面的干草散发着浓烈的香气。
我在想我是不是老了。因为老了的人才会经常沉浸在回忆中。我今年三十见了。这对一个男人来说实在是一个百感交集的年龄。人到了这年纪，冲动的野劲没有了，憧憬也没有了，而许多原以为在三十风之前会出现的东西还像天边的马车一样遥远，像马车上的鲜花一样虚幻。从今以后，我就是他妈的一个中年人了。这真可笑。因为中年这个概念，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很暧昧的。他是温文尔雅的，含情脉脉的，事业有成的，同时他还是精明人、失意者、家庭妇男、受气包和马屁精的同义词。我算是沾哪一边呢？
每天下午三点，这个中年人准时走在去收发室的路上，收取报纸或是给远方的朋友发信。旁边是一个荷花池，夏天时满池都是阔大的荷叶，风一吹，就像裙裾飘动发出悉索的碎响。随着季候渐换，他去收发室的时间提早为下午两点。那时，满池的绿像是经了一场大火消失了，只剩下荷梗阻，像铅丝一样，伶仃地在水里照自己的影子。现在是冻雨的下午，他刚从池边回来，他看到雨砸在池面上，绽开了一个个铜钱大的涡纹，池心里倒映着十二层高的官僚主义的大厦。他加到大厦的心脏给杭州的朋友打电话，给福建泰宁的朋友写信，读一个朋友在报纸第三版写的“后的现代有的同志”。无所事事地看远处岛屿一样的楼群，听爆竹在不远处的酒店门口毫无心肝地炸响。这就是冬天里的他，游手好闲------说真的，他倒希望自己生活得像彼得堡那个伟大的游手好闲者一样。办公室的抽屉里收藏着他的秘密，这是他近三十年来人生履历的证明：通信录、烟盒，旧信件，身份证，工资卡，过时的情书和一叠八十年代的日记本，一张美女照片，一本诗集．．．．．．他告诉自己：在这幢大楼内部，我是一个异数，一个入侵的火星人。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要做勇敢的害虫。大厦的心脏总有一天会老得走不动。我等着火星人占领地球，我等着．．．．．．现在，他坐下，在窗口读一首诗，作为对过去时光的一种祭奠：

三十岁就像一条地下通道
光线幽暗，路面毫无表情
只是如冰冻过似的浮滑
危险已渗透到分分秒秒
再往前，摸索的手接触过的地方
属天一个尚未诞生的野兽的
窠穴，或版图。轻生，或新生
在那里瞬间就可以完成
唯有我们的日记能够大幅度地
更正人事档案中年中所肯定的那个人



说实在的，今年我只做成了一件事，唯一的一个事。我城郊结合部的一块空地上盖起了自己的房子。二层带阁楼，三百多平米。这幢高大的屋子曾在去年冬天的一个梦境中出现过。现在我把它变成了现实。这是我在1998完成的最好的一件作品。五月暮春，老屋嘎啦啦地推倒了，随之埋葬的是从出生到少年的一段生活。在一本翻烂了的工作手册上，我记下每天采购的材料、出工的人数和工程中随时出现的情况。二十余万元像沙子一样从我的指缝间流走，当我发现钱这东西的可爱的时候，我都快变成穷光蛋了。工作手册记载着用驳船或拖拉机运载来的材料，它们从我无法想像的地方来到了我的脚步下和头顶：水泥，砖，钢筋，木头，铁钉，PVC管道配件，石材，铅丝，水泥楼板，三夹板，油毛毡，铝合金窗，产自舟山的黄洋瓦，钢砖、石灰、檩条，水泥瓦筒，不锈钢防盗门，彩钢卷门，花岗岩，钻石牌卫浴洁具，沙比利板，木胶，黄铜合页，自攻螺丝，水泥钉，球门锁（固力牌），香樟质地的木扶手，角铝、床扎等小五金配件，时时丽乳胶漆和立帮牌哑光漆，灯具、开关和管道配件。然后在搬进新居的第二天又请人来安装了窗帘。“这就是我所造的房子，这就是生活在我所造的房子中的人”。那个扛着一把斧子在树林里花了二十八块钱搭起一间小木屋的家伙曾经这样骄傲地说。我说，看哪，这就是我所造的房子，一个地主的生活。
我想我得承认，我是非常世俗的。我承认看见大街上美丽的女人我的眼睛会发直，我承认我爱人民的币。我承认我跟大多数人的区别就在于我跟他们没什么两样。我想如果真有一个上帝的话，他也不会希望我们太过压抑成为笼子里的动物。粗鄙和世俗意味着以一种笑虐的态度对待世界。我安于做一个俗人，因为世俗意味着力量。
请相信我说的，请给我一条尘世的欢娱之路和一条通向哲学的王者之路，看我会走哪一条。请给我两个房间，一个里面有十万册藏书，一个里面是醇酒美妇，看我会敲哪一个房间的门。看我会在荣誉、声名和一根点石成金的手指中间会取走哪一样。一个彻底的、无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是坚强的。他懂得隐忍，他有一个明确的捕猎的目标。他要攫取，就要锻炼自己的体魄，磨砺自己的意志。他有明亮的笑声，有一个粗糙的、什么都可以消化的胃。他喜欢植物的纤维，他也有肉食者锐利的牙齿。他是一个乐天派，可信的朋友和合格的情人。他的心智不会引他走入盲目和黑暗。
这么说他就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去菜场买菜。他把四根银色的带鱼装入编丝袋。他在一大堆秋天的白菜中寻找没有烂叶的那种，一边寻找时机讨价还价。一大把碎币攥在掌心早就带上了他的体温。不管心里是多么不情愿，在某个大人物不着边际的谈话中，他还是挂着谗媚的笑，对着他一开一合的厚嘴唇不住地点头。这种机械性的动作几乎使他忘了还有摇头的权利。还有一次，他对着一个年轻的税务专管员跳脚大骂，他激动不平的样子就像一样粗鲁的乡下人。我是多么卑贱地活着啊，市民的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这时候他就想到用《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老牧师的话来安慰自己，为某种事业勇敢死去的是不成熟的男子，成熟的男子为了事业卑贱地活着。大街上更多的成熟男子只是为了活着而卑贱地活着，这就是我同他们的区别。他对自己说。

自提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