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兄弟。
看来我还是没能耐住寂寞啊：）


不吵架兄：别来无恙？

1999:一段悬浮时光


从你的眼睛里，我看见了时间的水纹，看见了你家乡的河流和胡杨林。那时候我就想要告诉你，爱一个人，就要爱她的民族，爱她的血缘，爱她出生的城市，爱她早年走过的路、诵过的经。我就像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孩子，笨拙的手指在你曾经停留的城市上爬过。我触摸到了那座叫塔城的中亚城市，那儿的空气由于长久的日晒而无比的透明，满目的黄沙红树，就像是一部土耳其电影中的镜头。我还找到了老沙湾这个地方，它在地图上是那么小的一个点，小到我心痛。我一闭起眼睛，就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北方女孩，她的身体像身边的白杨树一样瘦小。风吹着她的裙子，风吹斜了她的影子。后来下雪了，那么厚的雪地上，她带着弟妹们大呼小叫着追一只落单的兔子。

对于事物，只有叙述过我心里才感到踏实些。我这么想可能是我的占有欲太强烈了。强烈到哪怕只是一种名份上的据为已有也好。我变成了一个做梦也在旅行的人。我这个足不出城的理想主义者怕是真的发疯了，爱情这种病症的确有着让人疯狂的力量。这种力量我曾经赋予笔下的人物，而现在，我自己就成了事件中人。有一次，我梦见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厂区(后来我知道那是一个糖厂)，那个厂区好像是废弃了，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四周的墙上爬满了枯干的藤蔓，风一吹就悉悉索索的响，好像有无数的小孩在暗中游戏。在最近的一次梦中，我是一个少年侠客，出现在一个叫额敏的北方小集镇。在那儿，我经历了一次激烈的厮杀，厮杀的场景有点像冯小宁的《红河谷》。最后，我的一条大腿上被砍了一刀，我拖着满是血污的腿，几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本来，我是可以被赫免的，但我没有走，在敌方将士吃惊的眼神中，我抱着美丽的异族少女帕提玛坐上了冒着烈焰的炉口。帕提玛飘动的长发拂过我的脸颊，鏖战之后的我竟有点儿女情长。我不想再有什么东山再起，我也不再在乎什么宝剑、声名、花间的洒的马背上的荣光，那一刻，我只想和心爱的女人相拥着化作一缕青烟，飘向大漠的无穷深处。我真切的感受到了火焰的炙烤。肉体的疼痛使我的献身变得神圣。

在我的设想中，这些秘密的文字有一个题目：《采花贼的地图》。我想记述的是你在中国的版图上了行经的一个个城市，兰州，塔城，乌鲁木齐，天水，南海，郑州……(在最近的一个梦境中，为了生下你现在的儿子，你有4个月的时间生活在法国巴黎，一个叫蒙特马利的地方)但我现在改变了主意。引起我兴的不再是那些地图上的城市，我一提起笔，从纸张中浮现出的就只是你的脸，我想我应该记下你对一个人在生活方式和信念上的改变，记下你身上那种打动我的力量。这种被压抑的激情或许你自己都不曾觉察，但我最初在听你用维吾尔语唱一支苍劲的民歌时就有过深切的感受。那是在5月的一个雨夜，临江的一个小茶馆里，从你的歌声里，我看见了成群的牛羊，看见了旋转着舞蹈的维族少女，看见了风吹草低处骑着毛驴走过的你的老父亲。你说这歌是你已经过世的父亲唱了一辈子的，那一刻我们都有点黯然，我甚至有点愧疚，是不是我们过分的好奇伤害了你?

唯一的一次，你是那样的欣喜，因为你看到我在一些零星的文字里写到了北方的那座城市：天水。你的眼睛闪闪发亮，一迭声的问我，真的吗，你的老家在天水?虽然那是好几个世纪前的事了，但我还是回答你说是的。那时候你的神情真像个孩子，你说你的妈妈也是天水人，你还从一大叠旧照片中找出了一张你在天水火车站的留影。照片是黑白的，那上面的你还很小，十七、八岁的样子，但穿过站台的风已剪出了你窈窕的身影。很长一会儿我都没有说话，我听见了时间穿过身体发出的丝丝声，我觉得你保存了那张照片就是为了有一天我能看见它。很多个日子后，我跟你说起了我看中国地图的感受，我说地图上的新疆真大啊，我还说塔城在那么远的地方，远到我都无法想象了，你从那么远的地方降临到我的生活里，真像是一个梦。你说不远，这个世界的间隔就只是一张床的宽度。这个暧昧的譬喻有一瞬间让我感到了吃惊。那个晚上你又第二次说到了床，--这个世界有的只是太多的眼睛，就是没有一张床。不断跳跃的灯光里，你的眼睛闪闪烁烁，从你的直率里，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虚伪。

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地方，它就像叶芝吟唱过的传说中的茵尼斯弗利岛，我们来到那里，用柳条和泥土建一座小屋，我们会有成排的豆架，一个蜂巢。黄昏的时候，巨大的安宁降临了，海水拍打着堤岸，到处都飞舞着红雀的翅膀……你说过的，在遥远的新疆，有无数个广大而又秘密的树林子，那儿人迹罕至，空气中饱含着湿润的爱意，连蜗牛都伸出触角友好地招呼。

有许多次，我忍不住好奇，想问问你天山的雪，六月间盛开的雪莲花，问问你穆斯林祈祷时的情景(你曾经说过他们诵经的声音令人迷狂)。但我不敢。该我知道的，你都会告诉我，不该我知道的，我问了你也不会说。何况我的教养告诉我，在一个异族女子面前表现出过分的好奇本身就是不礼貌的。满世界闲得发慌的人都向往着异域风情和怀旧情调，那是当今城市中产阶级浅薄的趣味，我不想让你在回首往事时有过分的难堪，我也不想让你认为我走近你就只是为了满足我好奇的欲望。我想象着你在神秘的塔城的生活，我甚至想象我已经去过那个地方，我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在下午三时随着汹涌的人群像一滴污脏的水流进了塔城……"那是一次梦幻中的旅行，有关这次旅行中的遭遇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向你述说。或许你会说，你拿走了我的心、我的身体(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你也什么都可以拿走)，你还要我怎么样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要我自己怎么样。我要的不是只是某个激情的夜晚，我要让你的声音和形体长久的居留在我心里，因此我想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过去。但时间，要命的时间隔开了我们，当你像一朵花在西北边城开得最艳的时候，我还是这个江南古城不经人世的一个孩子，你的美丽保留在哪一个人的记忆中，你的身体被谁目睹、又被哪一双手摩娑?一想到这些问题我就几乎发疯。

当我在一张白纸上和你说着这些的时候，下起了夜雨。窗外的楼群沉睡了，邻家的鸽子也敛起了翅膀，这场下在子夜的雨仿佛是我刻意等来的。雨声和缓而抒情，带来了你的气息，这或许是因为我们一生中的某个重要时辰都与雨水有关。--哦，下雨了!那时的你是多么惊喜，黑暗中的眼睛似乎也闪着亮光。

可以给这些夜晚命名吗，激情之夜，抑或放荡之夜?如果说这些夜晚有一个灵魂，它一定被我们小心翼翼的收藏着--我们如此的珍视，以至不敢说出那个简单的词。它就飘动在黑暗中的家具上空，在敲窗的夜雨里，在透过树叶丛的淡淡的路灯光里，在我们相互寻找的发烫的身体里。

你可以想象我现在的环境，一个隐世者每晚在书案上的工作：一支笔，一盏40支光的合台灯，半阖的书，被风轻轻翻动的文稿……很多时候，我们的听众就只是一张沉默的白纸。命定的机缘使我们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共同的悟性又使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声息相通。我可以做到完全的坦城，我只害怕薄薄的纸片承载不起巨大的欢喜与秘密。因为我要记录的是一场大火，记录它怎样展开卷宗燃烧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哦，这样说已经让我的心跳得厉害。

在我最近的一次阅读中，一个诗人被爱情之箭射中，寻找着维吾尔族的民间传说中一种奇异的花卉：月亮花。据说这种三色的蔷薇科植物生长在草原、湖边、幽谷和冰山之中，但谁也没有真正见过。有关月亮花，人们只知道它是真主的无边恩惠，是美丽的魔法的影子，是爱情和黄金的时间，是云朵上的飞鸟。从11岁开始，诗人就带着一架海鸥DF相机在阿克苏一带的山区寻找这个花，足迹几乎遍了整个南疆。他有没有找到这种奇异的花卉?这篇写得像侦探故事一样的小说最后出场了一位维吾尔族少女，阿依古丽，因此我们都知道了诗人心中珍藏的幸福的秘密，小说是这样结尾的：阿依古丽，翻译成汉语，就是月亮花。

现在我就是那个找到月亮花的青年男子，巨大的欣喜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甚至我还没有做好应接的准备它就降临了。我向每一个迎面相逢的人分送微笑，我在阅读的间隙中总要抬头看一看蔚蓝的天空，天空平静而渊深，像记忆中一幅美丽的画的底色。没有人知道我的快乐，它像一阵风鼓满了我的身体。噢，让我的思想飞向你吧，当夕阳西沉，水塔的影子越拖越长，当一场大雨淋湿了古老的记忆，让我对你说，我的爱，你的力量是如此的高尚、强烈而又亲切，它唤起了我想象中许久以前的优秀女性，然而她们也不能同你相比。

很想告诉你，这一切的到来太像是一场风暴，我还没有做好应接的准备，就被席卷着吹到了高处。我在高处行走，过去的生活已面目全非。我不相信，我竟无思无欲的过了那么多年。然而事实是你让我懂得了，只要我们愿意，生活原来可以不止是一种色调。

那时候一说到2000年，感觉就像去火星一样遥远。那时，有闲的日子是那么的多，就像满手走不掉的牌，都不知道怎样一一打发它们才好。那年头喜欢写信，信的开头也总是故作老成的那么两句话：时节不居，岁月如流。话虽漂亮，到底没有多少切实的感受。时间的流逝让我悚然心惊已到了1995年，那是一个对我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年份，我知道了是什么让我忧郁，是什么让我热爱，我看见了2000年庞大（而且虚无）的影子，它蹲伏在我未来生活的道路上。
现在，2000年真的来到了我们的窗外。新世纪第一个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它照耀到我们身上和昨天并没有什么不同。起码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生活变化的征兆。日常生活的力量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它几乎一成不变的惯性，因此我对自己说：2000年到来也依然是平凡的日子。这样，我还是必须回到工作台前继续我每日的工作，在人群中继续琐屑而不乏欢欣地过活。2000年，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想像过它，描绘过它的面容，然后事情就这么简单----就像一个早就约好的朋友出现在前方的路口。对将来的时间，我不能够想得更远，我已经看到的是：我的孩子会一天天长大，而我的父亲会一天天衰老；我会丢弃一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的朋友里会出现几张新的面孔。在下一个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我还会写出几本好书。我希望自己永远被一种创造的欲望驱使着，2000年，2010年，直至2050年，一如既往地处于一种刚刚开始的心境中。
一个朋友对我说，30岁之前往前走，过了30就要开始往回走了。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一个人的一生不时需要回头看看。从生命个体来说，一个人的经验和禀赋决定了他走什么路，能走多远；从大的情势来说，人类一些基本的、大的命题已经在两千年前文明的滥觞期提了出来，并得到了初步的解答，后来的种种不过是确证、补充了这种解说。常回头看看，或许更能看清前面的路。那么，现在就回头，看看这一年来我常去的那些地方……


咖啡馆一瞥

由社会秩序分割开来的人们，需要一个会面、争论和表现他们才智的地方，咖啡馆因此受到青睐，成了他们的工作室和上演情感肥皂剧的歌剧院。人们会在这里碰到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伙----黑暗中，这批大都会的精英从四面八方赶来。曾经，咖啡馆和一些遍布街巷的低等小酒馆是流亡者的自然家园，是城市革命的温床和诗意冲动的摇篮，在今天，“咖啡馆里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个温和的、过时的蔑视称呼。
作为一种带有西方文化特征的娱乐休闲场所，咖啡馆有过风光也遭受过冷落，这同那些体面、前卫的新名词新术语一样，如一阵风般刮过又复归寂静。令人欣喜的是，它在它自身引起的冷嘲中丰富了城市的感受性。一批新生的咖啡馆，正日渐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调。“塞纳河畔”之类的让人无法不联想到左岸的狂欢节和西蒙-波伏娃这样的新女性。“阳光”、“JUDY’S PIACE”、“米罗艺术咖啡馆”则让人感受到生活中虚伪的诗意。当然也有一些别样的咖啡馆，它们蜷缩在影剧院的阁楼顶和商场的地下室，以暧昧的灯光和音乐撩拨着他们称之为消费者的大众。
其实咖啡馆与喧闹无关，要喧闹，有午夜的大排档，有舞厅，咖啡馆只是闲谈、清议之地，它提供给你论辩的机锋和灵感的契机，它淡淡的烛光和低徊的音乐毫无暗示的可能，而只是供你思想的背景。当然在咖啡馆里也有一些可入传奇的故事发生，我也情愿把它们想像成心与心之间碰撞的结果，不像那些心怀叵测进入舞厅的人，什么都是在手与手、手与腰肢的碰撞后才开始的，散布着那么重的肉的气息。
据说衡量一个城市有没有自己的文化，就看这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可以自己主宰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咖啡馆里我十分乐意碰到我的同伙：那些头脑机灵的论辩手、毕生只为写出一行好诗的诗人、自称“文学青年”的社会闲杂人员和未经人世的女孩……而舞池包房,尽管有歌有舞,还有酒,由于每个来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它只能是一个“文化市场”，旋转的灯光在他们身上、脸上打出一圈圈水纹，他们是一群鱼，呼吸着空气中鼓张的欲望，为内心的欲望而膨胀。


酒吧

酒吧是一杯混浊的液体。酒吧是白昼杂乱的仓库。当黄昏像一只猫蹑足走过，酒吧苍白柔弱的灯光和水汽弥漫的音乐，给周转投上了恰到好处、光彩耀人的光芒。酒吧是夜游症患者的群集之地。一个好男人应该下班回家，平安度过一生，“孵”酒吧的男子汉不那么安份。他们怀揣秘密的梦想等待奇迹发生。
酒吧里的人们就像攒动其间的灯光一样幽暗、混杂。系领带或着职业装的白领，剪着怪异的“朋克”的前卫男士，失意的官员、调笑的青春女，都埋头扶着酒杯，很投入的样子。他们喜欢或真或假的孤独，但那是稠人广众之下做出来的孤独。屋角唱机里咿咿哑哑的老唱片，一会儿嗓音沙哑，像下着乱纷纷的雨线的老电影中的声音，一会儿汽锤一般的强劲节奏让心都要蹦出嗓眼。孵酒吧的人喜欢的就是这音乐，家里不是没酒，但他们就是喜欢上酒吧买一份时间，然后慢慢销磨，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音乐是无法复制的。
如今走在城市街头，辨别酒吧的一个显眼标志就是店门面的那个“BAR”或“PUB”。但领导时尚的人们会告诉你说，这两两者还是有区别的，BAR是只供应软硬饮料的地方，而PUB除了酒还兼带供应简单餐点。但急于赶上时尚列车的我们哪顾得上其中细致的区别。说到底上幌子上写什么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向我们这些夜猫子提供了一个信息：来吧，这里有酒，有音乐。因此你还是不要只顾着埋怨那些小酒吧的不够法兰西，埋怨酒兑得太淡或牛排硬得都要把牙蹦飞，凑合着吧。
应该说说的还有酒吧的陈设。前街的那些，它的格局一般是狭长型的，四方的小桌上铺红白格子的台布。进门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弧形吧台，裸露着原木曲纹；吧台上摆放着蒸馏式咖啡机，杯子，锃亮的不锈钢托盘，还有就是吧台前的高凳和吧台后满墙的酒。桃园
弄一家叫“廊桥”的，把店堂布置成了旧时城市街头的景像，路灯、马路招贴、消防水龙头煞有介事。还有的把顶做成石膏浮雕，满墙的风俗画或卡通人物，还有的整面墙都挂着一幅巨大的火车发明时代的黑白工业场景照片，一进去似乎就能闻到空气飘荡的铁腥味……从这些小物件上,可以发现当今城市中产阶级消费的两个兴奋点:怀旧,异国情调。




开进商场的书店

不知什么时候起，商场开办书店成了一种时尚，市场法则教导我们：你想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赚取更大的利润吗？那就要提高文化品位，哪怕这文化只是用来装装让面也好。正是由于这一直捷的盈利目的，商场里的书店丧失了文化可贵的特质，它的温情脉脉下盯牢的是你的钱袋。
有能力开办书店的商家，大多财大气粗，他们是一座城市里消费者市场的有力竞争者。这使得他们书店店堂的格局、气派远胜于那些散落在小街小巷里的书铺书摊。平滑的玫瑰红大理石、整日运转不停的中央空调、天花板上繁星密布的洞灯、整齐划一的淡青色书架、饭店侍应生一般彬彬有礼的服务……整个店堂散布着一种华贵的气派，这种气派会让人很不愉快地联想到某些发迹者的顾盼自得，和他们钱囊饱满的优越感。
作为一种现象的批评，我这个题目并不确切。书店开进商场和商场开办书店，这两种行为无论从动机、操作方法和结果上来看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主动的渗透，扩张，表明的大众发自内心对文化的认同和需求，而后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它只是聪明的商家为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抛下的一枚金色鱼钩。这一点从书的种类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分布在城市角落的小书店，他们要生存下去靠的是人情味，靠的是特色经管方式，虽然通俗读物占了大部分，但陈旧的书架上总会跳出一两个闪光的书名吸引你的视线。购买兴趣刺激了小书铺的主人，促使他们谦虚地调整经营方式，顾及到小众的口味。一座城市里那么多文化打头的场所，也只有这些不起眼的小书店是知识分子尚能影响、左右的，事实上我认识的很多小书店的主人从前都做过诗歌青年。
一些商场开的书店，虽然书的种类繁多，但却是没有个性的，充斥其间的是些俗称“大路货”的书籍:成套的名著普及读本、价格昂贵的服饰、烹调、居室装修画册、气功和养生读物、大众文摘……它们更多地与身边这个物的世界相关联,或者干脆说就是物的附庸.上下是海味 馆、麦当劳，左右是服装城、玩具店，商场里的书店沉浮在物的泡沫中，它不能凭籍书籍的人文气息从中超拔，就只能甘心作附庸的角色，像贵女华服上的一枚胸针。多次进入大商场的书店，我惊奇地发现，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地方遭遇过我的同伙----他们都是以发现、阅读一本好书为人生至趣的人。这就是商场里的书店的境地：进入中闲翻新书的都是一些不读书的人，真正的读书人不屑、也不愿在里面浪费时光。


快餐店方式

这座城市的奢华之风是由来已久的。三百年前是歌台舞榭红袖倚栏杆的风流，三百年后，还是在迷你裙、橙汁和午厅放出的小号声中不知忧乐的旋转。这座城市有着那么出色的消化能力，一切外来的时尚都城能迅速转换为生活中实用的东西，并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快餐店的出现就是一例。
今天林立城中的快餐店，既有闹市区里一块弹丸之地的午餐小摊，也有面积有高尔夫球场大小的豪华餐厅。名为快餐（或工作餐），但实际上一点也快不起来，小吃、点心和一杯绿茶还只是前奏，真正的好戏是后面的十几道大菜。你尽可以在这样的快餐店里慢腾腾地泡上大半天，喝累了唱唱歌，唱腻了再接着喝，而不用害怕侍者会给你眼色看，因为你已经付足钱了。这些快餐店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挨着墙的一排巨大的玻璃鱼缸，一些有着美丽花斑的热带鱼在里面悠闲地吐着水泡。这些珍奇的鱼都是从南方空运来的。
据说知识分子都喜欢去喝咖啡，因为那里多少还有一点非尘世的气息，或者说精神性。但富起来的人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它们首先要满足口腹之欲，但也不愿错过时尚的列车。听起来新鲜，吃起来还是老底子里的浮华和奢侈。这就是我们城市的快餐店方式。在时尚的新衣下（别致的店名和考究的装潢），包裹的还是传统的朽骨。
城里好像天天都在过节，几乎天天都吃着新餐馆开张的鞭炮声。开快餐店的除了那些私营业主、财大气粗的期货经纪人，还有把所有积蓄和梦想凑在一起的城市游民和国营大厂的下岗工人。因此酒光灯影下还是残酷的生存竞争。老板和侍者一张张笑脸下隐藏着的是许多无奈。快餐店老板如是说，即使是最好的快餐店，也只能维持一年半载好光景，以后不是厨师跑了就是顾客跑了----或者两者都跑了。
决定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文化的则是自我发展的的原则。然而在我们这时代两者往往是错位的。快餐店方式已经无所不在地渗透了文化领域，在这里起作用的已不再是知识分子精英，最后的归结也不再落在人的身上。效益原则主 了一切，流动的不确定的市场分裂、吞食着最后一点独立性。人们已经迅速学会了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把艺术化为生活中优雅的点缀。一边是由工厂法则制造出的大量廉价文化快餐供饕餮者享用，一边是恶劣的趣味和喂不饱的市场机器加剧着精神的堕落。我们居住的年代是一个巨大的快餐店，人们在这里举杯共庆物质的胜利。


电视

我们看电影是在正式的场合，电影出现在一块被巨人占领的银幕上，在这种近乎仪式的观瞻中，我们清楚地知道电影是一个梦，不太会混淆电影和现实。相比之下，电视机只是摆在房间里的一个小盒子，它离我们的生活的距离要近得多。从最初的9寸黑白电视机到今天的背投电视机都能成为室内家俱的一部分，这样就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以为电视图像描绘的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
把电视称作“大众情人”已经毫不过分，因为它空气一般渗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最直捷的一个窗口。它还毫不客气地担当起了公众舆论的职责，并进而影响着我们时代的精神。电视入侵生活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制造了一批当今城市的电视人。他们的普遍精神特征表现为：酷好声色，没有耐心，焦躁，喜新厌旧。那些流荡在黄昏的大街，脸色苍白、神情晃惚的人，有可能就是一个电视人。他们是一群没有深度的平面人。电视眩目的、流动的画面成了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日常生活中，他们在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频道，哪怕有时候实际的观众只是一只猫。
一般说来，走进电影院只有两种选择，去，或者留，电视还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换频道。在频道的不断更迭变换中销磨时间，已成了电视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几乎每个不电视人都学会了迅速变换、并置的图像来假想地游历世界、体验人生。他们以为一个频道代表了一种时空的维度，但事实上一切都是在一个平面上展开的，就像两面相对的镜子，那里面无穷的转折和层次都是幻像。因此，电视并没有把他们引向现实的本质，相反，却把他们同生活世界隔离了开来，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与之疏远。“不知不觉”，这是电视对心灵坚韧的蚀刻，它有那么大的魔力，真是一朵恶之花。在频道无序的转换中，事物的幻影不断地爬上屏幕，又不断地破碎成点子、条子和莫名其妙的声音，形像和声音的喧嚣造成的是一张怪谲的拼贴图片，一张现代生活的存货清单。由各种信号组成的咆哮的电子暴风雪，一点点地掠走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思想的能力，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还能回到真正的自然中去吗？瓦尔特本雅明在上个世纪中叶担心的事情，今天随着电视人的出现终于成为事实了。

在一个商场门口，我的一辆自行车又被偷了。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后短短两个月里失窃的第二辆车子。我攥着那把已经失去意义的车钥匙，一遍又一遍地在商场门口逡巡，期望着我的自行车像一个走失的孩子一样重新回到我的身边。看到模样近似的，我就走近去看个仔细。我的举止引起了商场门口那个看管车子老太太的注意，这个像稻草人一样形同虚设的看车人一定把我当作了她假想中的一个偷车贼。这一点我从她狐疑的眼神里看了出来。我连忙向老太太声明我是在找我的车子。老太太说，我已经看你转了好几个圈子了，你的车子肯定找不到了。她说这是今天下午失窃的第五辆车子了。每天都有会有几辆车子在这里像变魔术一样消失，最多的一天达到了九辆。那些小偷真有本事啊，老太太用赞美似的语气说------伸手指了指我身后的人群------这边还有四五个警察弹眼绿睛盯着呢，还不是照样吃瘪。
本来，今天中午我是闲着没事打算去江东看一个朋友的。因是一时兴起，也就没有先打电话预约。朋友不在，我就在商场四楼的一个书店呆了一个多小时，挑了一本艾萨克-辛格的小说《傻瓜城的故事》。忽然想起两个月前我的另一辆车子失窃，也是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看来我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
我只好步行回单位了。我走过江厦桥，右转，又走过人民桥。这一片三江汇流冲积而成的平原，据说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可是那些高楼和行色匆匆的人群我视若不见，我的眼里只有那些来来往往的车轮。车轮。车轮。车轮。我感到自己的思维正被机械的旋转拖向无底的深处。我告诫自己，这只是一桩小事情，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寓义，你不把把这桩小事情无穷地放大直至弄糟了心情。可是我无法忘记我亲爱的自行车，它钴蓝的喷漆，铝全金的钢圈和清越的铃声。虽然它来到我的胯下还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可是我好不容易把它弄驯服了骑顺手了，它就像个无情的婊子跟人跑了。可恶性的小偷，他偷走的不仅是一辆自行车，还有我对物的一点系恋，还有------时间。
冗长的下午，为了从这灰败的情绪中走出来，我伏在办公桌上继续我冗长的阅读。那是一本关于关于一个自称“拾垃圾者”的诗人和十九世纪的巴黎的书。阅读的间隙，从十一楼的高处望出去，连绵数日的春雨止歇了，空气清朗不少，西天启开一条缝，几缕剑一样锋利的阳光穿过云层斜斜地刺向江边和江边的高楼。我忽然觉得这个骚动不安的城市就像一个老人的脸一样严峻刻板，像玻璃一样易碎而透明。一瞬间我发现了它的质地，和我这个冒冒失失地闯入的异乡人一样的脆弱。

歌唱的年代

牙痛，半张脸都肿了。咝咝地吸气，似乎还能减少一点痛。更要命的是头颈只能往一个方向转了，往另一边稍用一点劲，酸，麻，半个肩膀都要掉下来。他们说这叫“落枕”。一连几天，我就只好像一个被牵住的木偶一样侧着头走路，说话。牙痛总算是捱过去了，可是连着几天喉咙里总像搁着什么，咳又咳不出，咽又咽不下。以为是胃出了问题。吃马叮啉，吃电视广告上的斯达舒，后来又吃一种中药冲剂，味很苦，看了一下包装袋上的说明，成份有柴胡，枳壳，香附。感觉气顺了许多。办公室的老高说，所有的病不光是器质性的，更是精神性的，特别是胃病，情绪紧张、愤怒，气滞于中，慢慢就转成了胃病。我觉得老高可以去做中医。
老高说，我这是感同身受啊。每天中午老高都在办公室里练声。咿咿咿，啊啊啊。有时也在上厕所或者下楼梯时吼上一嗓子。他的嗓音很厚实，带点磁性。办公桌上也经常摊着《怎样发声》、《唱歌ABC》等小册子。我猜想老高曾经做过音乐教师，一问，果然是。有一天下午闲聊，我知道了他曾经去过大兴安岭插过队，在那边上的大学，回来后干过音乐教师，中学校长。他来这个单位之前是文体局的一个副局长，刚到这儿也是副职。但看来他的情形并不太好，单位里很少有人搭理他。据说是因为一桩集资的事，害得他不光丢了位子，也得罪了单位同事害得他们血本无归。他下来后，有一个跟风跟得很紧的小太监转得比谁都快，让旁人看了都感到寒心。这次机构改革要精简一个名额，老高正在联系一家新单位，据说这事上头主管部门也同意了，档案也转过去了，只是到了那边工资一下要减三百多元，不光没有了行政级别，连职称也得缓上一两年才可以评。去还是不去，老高还在犹豫。平时他也出动给一些院校或职工学校上上声乐课，排排节目。一次市里的一个领导检查工作到了我们单位，陪同的头儿这样介绍老高：我们的男高音歌唱家。
我忽然想到很多年前常去的一个叫陆埠的小镇，那儿的文化站有一个叫钟声的朋友。此人七十年代进的县剧团，在杭州演出时还和周恩来合过影。后来不知何故发配到了那个山区小镇。他平时说话细声慢气，一副温吞水模样，喝上二两就扯开嗓子吼绍兴大板。嗓音悲怆激越，声可裂帛。吼过了又是一个畏畏缩缩不得声男人。每次去镇里，他的绍兴大板都是酒桌上的保留节目。我好像有点明白过来老高为什么那么喜欢唱歌了。我想老高这大半辈子一定是经了很多事的，一个人如果像老高或者钟声好样经了很多事吃了很多暗苦，换了我也只有大声歌唱。
老高的眼光还是很锐利的。有这样锐利的眼光的人不再做官僚了我真为他可惜。单位的驾驶员老邢的独生子下周结婚，老邢给每个人都下了贴子，唯独没有请老高。我因为和老高同一个办公室，老邢就托别人把一张请贴和一包喜糖转交给我。也怪我多嘴，说老邢独生子结婚又不是自己结婚，犯得着搞那么隆重吗。于是说到了老邢这个人。我说上次调整办公室，管后勤的郑局长说要把老邢、小邹和小苟三个驾驶员放同一个办公室，，小邹小苟没说什么，事情到了老邢那儿好像卡住了，后来再也没有听老郑提起过。老高说得一针见血：这只能怪老郑自己，老邢是什么样的驾驶员？老邢是最怕别人把他看作驾驶员的驾驶员。一个驾驶员员不想让别人把他仅仅看作是一个驾驶员员，而且别人真的模糊了他的真实身份，这还是要有点本事的。从老高的话里，我知道了老邢就是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

傻瓜城的故事或其他

这一夜很好的月光。月光照在院子里，石板上残留的水渍像是涂了一层水银。很好的月光，何以没有狗叫呢？——-这话是为是很眼熟，透露着特殊的梦游般的气息？鲁迅写那个著名的狂人就经常说这话。鲁迅就有这本事，他写狂人，写阿Q，谁都不是，可是谁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狂人，或者阿Q。一个我一直以为很会做人的离休老同志，说什么话都滴水不漏的。有一天聊天时说，他天天上下班都要步行，步行的路线经过一个人工湖，他四顾无人，每次都要在湖边大吼三声。他是个公认的好好先生，可是心里面也藏着狂人。在适当的时候——每天上下班——适当的环境——湖边——这个内心的狂人就像卸去铁链的小兽跑出来撒点野。
这么长时间了，占据我内心的是一个傻瓜。一个从不疲倦的傻瓜。它把所有的房客都挤了出去。它越来越大胆了，一不小心就在我的脸部、四肢制造一些事故。如果有一面镜子，此刻我就能在脸上找到白痴一样愚蠢的笑容。
我想这都是我来到这个城市的缘故，关于这个城市我们老家的村子里一直有这样的传说——
那儿的人从不睡觉。
为什么不睡觉呢？
因为他们从不疲倦。
为什么不疲倦呢？
因为他们都是傻瓜。
我就这样成了不知疲倦的傻瓜中的一个。我的身前身后，都有晕样的傻瓜。他们面容黯然，动作迟缓，忽地又会做出一个神经质的突然奔跑或者转身的动作。我知道是生计的压迫让他们这么晚了还游荡在车站、码头和街道。可是那些自以为有地位有教养的家伙是更不折不扣的傻瓜。他们从酒店出来，坐在公家的车子里，心满意足地剔牙，不停地批手机，向夫人请假向情人报到，公文一样刻板的表情仿佛正在驶往火葬场的路上。
老邢儿子的婚礼如期举行了。我化了一百元钱，去喝了喜酒。酒入愁肠，回来的路上就有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话说老邢，今天的面子还是够大的，单位里头头脑脑都到了，其中一个还操着本地牌的国语作了他儿子的证婚人。婚宴大厅如菜市场一般的嘈杂，繁缛的仪式，酒席上的黄段子，酒言疯语中的阿谀媚上之词，饮食男女中森严的等级制等等，一个经常小吃小喝的白痴也能够想像得出来，这里不再赘言。每一个人为了对得起付出的一百元都在超负荷地吃喝。坐在我边上的一个前戏曲演员好像喝高了，尽管他一再声明再加一倍的酒他也能喝得下。当新娘前来倒酒时，他出了一个题目考新娘：你们为什么结婚？新娘的回答像蚊子唱山歌：因为我爱他。他是谁啊？一桌子人齐问。新娘报出了新郎的名字。一桌人的脸上都挂上了白痴一般的笑容，呵呵，呵呵呵。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老邢出来向大家抱拳致意，说那边还有二十张桌等着新人过去。我注意到老邢的脸红得像盘中的醉虾。

没有开启的门

大街在那个人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
走过一位身穿重孝、显出严峻的哀愁
瘦小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
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裳

轻捷而高贵，露出宛若雕像的小腿
从她那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
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
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

这么多天了，我还在读那本关于十九世纪的巴黎的书。书里告诉我，做一个城里人是愉快的，因为他能够经常发生爱情。这起码可以延缓一个孤独者身体方面的紧张。书中那个自称“拾垃圾者”的诗人就是在街道上无定形的过往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裹在面纱里的少妇，并为之神魂颠倒。书里还举了普鲁斯特的例子，这个著名的哮喘病人就是在一个早晨的大街上遇到了那个叫阿尔贝蒂那的女人：
——她穿了件黑缎子衣服，这使她显得苍白。她属于那种激烈但却苍白的巴黎女人的类型。这些女人总得不到新鲜空气，在大众的生活中或许还在一种堕落的气氛中深受影响，这类人脸上没有脂粉，只消一眼就能认出来。
爱情是一幅面纱，透过它可以认识城市。从理论上来说，人群也是。可是在一群乌合之众中我会常常受到惊吓。所以我更希望通过恋爱去感受城市，并最终爱上城市。占领一个女人的身体和攻城掠地的意义一样重要。性就是一场战争。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看到的一篇日本小说，讲拿破仑身上的顽癣随着他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推进在全身漫延。
很多事情看起来复杂，其实都是因为不能得其门而入，身体就是一道最容易被忽视的门。

可可来电话，约我去喝咖啡。
可可是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见面，平时的联络方式就是通通电话。有一次电话里，她说正在看一本列侬的传记。列侬的一个崇拜者在枪杀列侬后，平静地坐在街角晒太阳。她说看到这里心里突然难受起来。
我进去时，她已坐在一个临窗的位子上。她说，本来是想给你一个做绅士的机会，故意迟到了几分钟，没想到你来得还要晚。
她为自己点了一份珍珠奶茶。为我点了一份清咖啡，问我是不是喝得惯。她说我瘦多了。问我在这里是不是过得惯。中间她的电话响了两次，一次是远有上海的丈夫，一次是家里五岁的女儿。
她给我带来了一大堆CD。一张鲍家街43号汪峰的《花火》，一张艾斯卡尔的《祝福》，一张爵士乐和一张格鲁米欧-阿瑟的小提琴。接下来的时间，她像一个努力要说动我买下它们的推销商一样滔滔不绝。
透过咖啡店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太阳落到了街对面高楼的峡谷间。街上人和车多了起来，到下班的高峰期了。
晚餐是一盒什锦蛋炒饭和一份汉堡。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她还要回电台做一档节目。我没有提出送她。我说，谢谢你。她伸出手让我握了一下。这个动作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远了。
那些天一直听汪峰的《花火》。“现在我有点倦了，倦得像一朵被风吹折的野花，所以我开始变了，变得像一团暴烈炽热的花火．．．．．．”里面还有一首《迷鹿》，也是我一时心情的写照。
住处附近有一个酒吧，廊桥酒吧。门面正对着马路，不大，装潢有些前卫。我喜欢楼上临窗的那排火车座。从这里可以看一大片湖面，呼吸到带着土腥味的湿润的空气。还可以听到情侣们划船时船桨击水的声音。
一个雨天的傍晚，走过酒吧时听到里面正在放《花火》。我打电话给可可，有一个有汪峰的《花火》的酒吧，什么时候一起去坐坐？她说不会喝酒。
有一天晚上我真的和一个女人坐在了酒吧的火车座里。我们一起喝了十二瓶啤酒。
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她叫什么。当时她一定说过的，但我忘了。她是在我喝到第三瓶的时候坐到我对面的。我为什么要请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喝酒呢？我真的想不起来了。连她的脸也成了一张没有内容的白纸片。
她说了那么多话。那么多话塞在我脑子里，几乎没有一点空隙让我想事。她说了郑州、新疆、佛州、上海、杭州这些地名。说了她失踪的父亲、发疯的母亲，在火车站走失的弟弟。还有，她一直在说爱情。她说经历了那么多事，不再想信过去的一切了，只相信爱情，虽然她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但肯定只有爱情才能救自己．．．．．．我看着她化装很浓几乎没有血色的脸，看着她不住开合的两片薄薄的嘴唇。我一点也没有欲望。
障碍可能来自她那副冰冷的眼镜。我一直不喜欢戴眼镜的女人。
看来我尽管醉得可以，还是守着一条底线。我从来不想将就，从来不想放任我的欲望。
那家酒吧我后来又去过几次，再也没的碰到过她。或许那一晚我是真的醉了，醉得就像汪峰唱的像一只找不到方向的野鸽。


今夜无法入睡

推窗就是湖。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总搞不清方位，我不知道窗开着的是哪一个方向。这一片古旧的建筑原本是一个祠堂，依湖而建，如同伸进湖里的一个半岛。晚上在附近散步，看着临水的窗子里最里面的一个，对自己住在这里有种很不真实的感觉。初秋，湖上多水蚊，平常是不敢开窗的。熄了灯，也只敢开一条小缝，但一早醒来满屋的空气还是饱含着水汽。这让我疑心晚上是睡在一只大船上。湖那边的房子，被湖滨公园的树木挡住了。透过树叶的间隙，不时可以看到车子打着雪亮的前灯疾驶而过。灯光从水面折射到屋子里的天花板上，水光便在头顶一漾一漾。湖水漾着灯影，粗看有种奢靡的暖意，细看之下，竟是虚无。
这间我来到这座城后暂栖的屋子，十来个平方的样子，本来是一家杂志社的会议室。一长排蹩脚的仿皮沙发，和一大堆不知谁存放的未拆封的书，占据了大半个屋子。墙上一只式样陈旧的挂钟，一小时鸣响一次，金属弹簧片奏出一支进行曲。刚开始，这支曲子总让人吓一跳。还有一台藏在壁橱里的只有两个频道的电视机。刚住进支时，我从门卫那里搬来了一张墨迹斑斑的长条桌。唯一带点旧日生活气息的就是我从老宅带来的一张大床。
佛家说，要运离颠倒梦想，可是一大把时间没有梦想去填满，我还能做什么。
有时会被天花板上老鼠的跑动惊醒。从杂沓的脚步声里，我判断头顶有十来只老鼠。大风的晚上，它们跑得更凶。猛擂墙壁，咚咚咚，咚咚咚。开始还管用，后来它们再也不理睬我的威胁。
它们是在搬家？还是像传说中说的在娶新娘？
黑暗中我好像听见它们吱吱的冷笑。
披衣走到院子里。月光下风封火墙的阴影有点狰狞的。风从前一进屋子穿过来，冷嗖嗖的。恍惚看到一个宽袖大袍的人站在廊下。麻着胆子走近去，是门卫师傅一件晾在外面的衣服。
坐在黑暗的乌黑中抽了两支烟，再也睡不着了。这他妈是什么日子啊，我只好打开普鲁斯特帮助我入眠。

办公室闲聊

老高经常和我讨论眼下的房市行情。这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共同话题。
报纸上都在说这个城市去年的房价上涨幅度全国第一。以前不闻不问，知道着实吓了一跳。什么不好争，偏要争这个第一！每天中午我都捧着一大叠报纸坐在办公室里看广告版的房市行情。一个星期里我跑了六家房产公司，售楼小姐全都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新楼一开盘就全订了出去。
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说市民在一家房产公司前排长队，领预售新楼的号子，有的半夜就等着了。人太挤，只好出动警察维持秩序。记者转述某市民的话说：老百姓的钱是不是多得烧包了，怎么买几十万元的房子就像哄抢小黄鱼一样？
电梯里，上上下下的人也都在说着房子，房子，房子。
种种信息提醒你，没有房子，你有再多的钱也是个穷人。
恐惧的气氛在漫延。黄金价格下降。银行贷款利率下调。二手房交易手续费下降。江东将有五千家居民动迁。世纪大道又将开工。存在银行里的钱开始变得烧手。尽管新闻连播里国家金融机构负责人一再声明人民币仍将坚挺，人们还是害怕一早醒来钞票会变废纸。钱确实烧包了。大家都在想办法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出去。经济分析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被价格恐慌症迷惑，房市有风险，看清了再出手。
我也不可救药地掉进了恐慌的漩涡。
老高买过房，又卖过房，理所当然地被我视为这方面的行家。天天都是面对面的免费咨询。
老高说，要买房，你还早着，等到你看过十几套的房子，才不会被人横斩一刀。
他说，报上登的豪装、精装、长地板装修、简装、粗装、卫浴装，装潢的档次有很大的不同，看多了你就会分辨了。
老高自己也上过一当。他现在住的这套房，当时中介说有六十多平米，过户时一看房产证，少了三平米。但那套房子装修得不错，值个三万。所以后来也就算了。老高说，现在这套房子再出手，升值两万绝对没有问题。
我说我以后买房了老高你一定要帮我多参谋参谋。
老高虽然现在还顶着个正处级调研员的名份，实际上也是个老百姓了。他看报却从来呀 看头版中央领导人的去向和一些政策性的东西。我想这也是过去当官当出来的病。想给他指出来，又怕他受不了刺激。就经常说些其他版上家长里短的小破事给他听。老高听得很认真，听完了总是感叹一番。事后总问我，你刚刚说的这消息，可靠吗？你是从什么渠道得来的？
我就说，晚报第八版，“民生”。
老高看着报纸有时会激动地喊出来，利好消息啊，真是利好消息。银行降息的消息，就是他这么喊了我才知道的。
这些日子，他一直关注着上至国务院、下至省市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消息。那是因为他那事儿还搁在人事局那边。
一天中午他一副神秘兮兮的表情问我，文化局社文处的处长老彭提前退休了，你知道这个消息吗？
我说这不可能，老彭五十岁还不到，怎么会退休。
他说这消息确凿。市里这次机构改革出台了一条优惠政策，三十年以上工龄的可以提前退养，工资一分不少，还可调资好几档。
他说你对这事怎么看。
我说反正优惠不到我头上，要是我够这杠子，我早就回家了。
看得出老高有点心动。他这样算了一笔账，去新单位每月要减三百多元，提前退养不仅一分不少，还可以每月多上几十元钱。
他说，这确实是个利好消息，唯一不好的是，在别人看来，好好的就提前回家了总有点怪怪的。
我说，老高这也是你们一代人的通病，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人又不是为别人活着的。再说你回家了肯定也不会闲着，你在好年华，尽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炒股，做小业主、出去兼课、旅游，什么不好做？
老高说，这事我跟我父亲也商量了一下。你今天就要听我决定。
我记得他说过父亲是个南下干部。就问，你父亲的意见呢？
他还能说别的？要我好好为党工作呗。
电话铃响了。老高抓起话筒。从他唯唯诺诺的说话语气看，电话那一头的肯定是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父亲
是是，就这么着------我想这样也不太好。是啦，听您的，是，是------记着啦，还可以为党再工作几年。
我都懒得跟老高这家伙说什么了。去街上转了一圈，回来，老高捧着一本歌谱，正坐在办公桌前咿咿噢噢地唱。

孤独是一阵雨

座落在江边的这幢十二层的建筑，从高处看就像一把巨大的钳子。如此不规则的形状让我疑心设计者是不是一个白痴。阴暗的过道，大白天也要亮着灯。一个初次进入大楼的人摸索好半天也找不到通处上面的电梯。这里是一家银行的房产，现在除了一楼还是银行的营业大厅，其他各层基本上都租赁了出去。挤在这幢大楼里的有一个市政府的经济研究中心，妇女联合会、共青团、某大报驻本市记者站、某区的一个环境保护局，还有几个不知经营什么的公司。我们单位在大楼的十一层。
这是一把扼住你的咽喉的命运之钳。在里面久了人就会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开始我还以为是环境陌生所致（一个视交往为畏途的人），但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发现，你越是熟悉大楼内部的结构你就越是不敢轻易开口。这里的人们都在用一种自愿接受并被规定了的语调和语气说话。事实就这么简单，你要么加入到他们的合唱中去，要么就噤声。
每天，太阳透过窗玻璃照到办公室的桌子上已近正午。这是因为大楼的座向偏西的缘故。同样，夕阳要在玻璃窗上燃烧到再也没有一点热力才迟疑着落入地平线。这样身处大楼内部常常会有时间的错觉。
站在窗前，可以清楚地看到逶迤西来的姚江。但江水的湿润气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么高。一日晨昏，大楼下面十字路口的车和人如一股股污浊的液体，忽而畅通如流，忽而如鲠在喉。一只随着红绿灯变换的节律呼吸的巨兽，在它笨拙地蹲伏着的身子底下，散发着现代工业的烟雾和货币的腥甜气息。空气中散布的还有附近几个小区的日常生活的混浊气味和一个叫“光明”的眼病医院的消毒药水的气味。
这个城市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咸涩的海风在高大的建筑间撞来撞去，像一个少年打着动听的唿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这个城市的主干街道整治改造的时候，我一次次迷恋于它干爽的大风和明快的色彩。从我家乡的县城到这里那时大概要一个小时的车程，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来一次。有时颠沛一路过来就是为了在大街上的人群中有片刻的迷失，顺便再到一个叫公园路的地方淘几家旧书店。那时我向往有一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天天可以在人群中闲逛，让带着海洋气息的大风荡涤去心上的阴翳。
但我现在变得怕听风声。尤其是在这样高的楼上。大风如洪水涌上，又像是巨兽呲着尖利的牙齿在嚎叫。连窗棂都在铮铮作响。风声又让我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长长的指甲在窗玻璃上划过。这种生理的不适我从来没有和人提起过。我不知道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日日累积的生理感受终于突变为情感上的忤逆．．．．．．我想只能是这样。听着风声，我就像被什么追赶着。脊背一阵阵发凉。孤独像一阵雨------啊不对，孤独是一个人站在水泥和钢铁的荒原上。
选择建筑，就是选择生活。据说17世纪中叶意大利巴洛克建筑进入盛期时有一个天才的建筑师波洛米尼，在做设计的时候爱用蜡做模型，以至于他手下诞生的石头建筑物会有一种柔软的感觉。我在画册上看他设计的罗马四喷泉圣卡罗教堂的波浪形立面，真是如此。天性浪漫的地中海人把教堂也做得那么人情味。而我们一次次进出的机关大楼，因为从设计到使用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只是一大堆权力和庞大的官僚等级制的空洞的象征。渗透其中的不是梦想和灵性，而是无处不在的欲望和对人的尊严的捋夺。这幢我置身的大楼虽然前身是一家商业银行，但因为官本位思想的无孔不入，在设计风格上还是一副官僚主义的嘴脸：它有无数道门，这一道道门对个体生命而言就像布拉格那个商人的儿子讲过的那些寓言一样荒诞。

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从无数个细节里可以听出嘲笑的回声：
每天中午十一点一刻，拿着不锈钢汤盆和调匙的人们陆续从办公室出来，蜂涌到二楼的食堂。食堂光线暗淡，大白天也点着灯。过道上有三个买菜的窗口，旁边 的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当天的配菜：咸水鸭，水煮蚕豆，红烧肉，大白菜，椒盐鸡腿，油爆花蛤，蕃茄汤，等等。每个窗口都有三到四个穿着沾满油污的白色工作服的食堂师傅掌勺而立。队伍已经排到了门口，离正式开餐还有三分钟。白衣师傅们还是没有一点举动。他们在时间上的刻板在饥肠漉漉的人们看来简直是莫名其妙，让人疑心他们对这些食客的肠胃是不是有着说不出的仇恨。
终于到了正式开饭的时间，每个窗口的三个师傅，一个专门负责刷卡，一个专门铲荤菜，一个专门铲素菜。也就是说你每买一份菜，同时有三个人在为你服务。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小小的食堂里到底有多少个师傅。有一天吃饭老高排在我前面，他低声嘀咕，看看这里就明白了，再精简机构也是越来越庞大，一只饭碗有三个人端，你精简谁去？
食客们在一个不规则的大厅里围桌而坐。大家都埋着头，专心地把饭菜搬进嘴里去。汤匙在盆子上的撞击声，咀嚼声，吮吸声，咂巴声，呼噜呼噜的喝汤声响成一片。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像是在一场不易张扬喧哗的宴席上。二十分钟后，饭匣空了，白衣师傅们用铲子把剩下的米饭像扫残雪一样扫成一堆。十二点的钟声一响，不管这时还有多少人在用餐，他们就粗手粗脚地过来收盘子了。在令人胆战心惊的盘子的撞击声中，你有再好的胃口也咽不下去了。

紧急通知

几乎每层楼的楼道口都有一块告示板，上面的内容天天更换，会议通知啦，作息时间表啦，有时会出现大号的美术字，照例写着热烈欢迎某某检查团莅临指导之类的。“五一”、“十一”或者春节，会有好事之徒画上鲜花和气球，气球飘带上有一行字：祝本单位同块们节日快乐。就好像不是本单位的人不需要快乐了似的。这两天我们楼层的告示板上出现了一排用炭素墨水写一个紧急通知，大意是为了向老少边地区人民献上一份爱心，动员机关全体同志踊跃捐赠衣服棉被和其他日杂用品。通知下面还有一小行字：具体事宜与工会邢副 联系。我有点发愣，说实话我实在想不起来本单位有这么一位 。这天中午从食堂出来，和驾驶员老邢同一辆电梯，老邢剃着牙说，家里有没有旧衣旧被什么的，回头整理一点出来带给我。我这才知道那些字是老邢写上去的。不，是邢副 。驾驶员老邢真不是一个凡人，因为他从严没有拿自己当凡人看。你和他一起坐电梯他都要故意领先你一步跨出去。并不是你碍他什么样了，而是你走在前面他就不舒服。在这种人面前你除了小心还是要小心。我又一次暗暗佩服起了老高，老高到底做过官僚，眼光毒。

一张集体照

有一个后来害疯病死去的乡土小说家，上个世纪初从他任教的乡村小学来到了这座城市。空气中充满着的铜钱味和泊在码头的渔船散发的鱼腥味使他对这个城市没有一点点的好感。在几十年后的一篇自传性质的文字里，他称之为一座为算盘声和桐城派的古文声联合统治的中古城市。小说家如果还活着的话，他该整整一百岁了。政府为此发起了一个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按惯例领导和正式代表要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影留念。于是在兴高采烈的业余摄影师的指挥下，我们排成队，在大楼背景下拍集体照。
一阵忙乱后，人们按照一开始被打乱后来又心照不宣的等级制度排成了几排。我的前面，坐着的是死去的小说家的前妻，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依次往里是某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前市政协 ，文化局长，党的宣传部门领导。我站的这边，全是我们单位的。左边是一个会计，右边是办公室的勤杂工小Q。
一群傻瓜，在阳光下微微张着嘴，眼睛都盯着业余摄影师张成V字的手指。终于在那只手的指挥下，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地笑了。合影结束，领导和身边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一猫腰钻进了汽车，奔赴下一个会场。这平常的一天，有多少重要或是不重要的会议等着我们的领导啊。
照片冲印出来后，我们人手一张。我费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面孔。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自己站的位置，可是照片上那个位置站的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男人。我一遍遍地在我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面孔中寻找，结果还是徒劳。这使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我一占也不埋怨照相机把我抹去，我担心的是因为我的不在场，领导和同志们会对我产生什么看法。所以，即使我的本意是不想在这张集体照中出现，我也要从一排排面孔组成的浪潮中把自己辩认出来。
难道照相机镜头从来不会撒谎吗？难道冰冷冷的镜头启示下来的全是真实的？这一张张瘦削的、呆板的、平庸的或是故作深沉的面孔背后又是谁？
当我出神的时候，勤杂工小Q凑过来说：你照得真不错。
是吗？我说
他伸出手，指着照片一点。天，他的手竟然停留在我的眼光一次次扫过的那个陌生男人身上！
他说，我仔细看了，这一长排里就你的领带打得最好。
这个陌生的男人竟是我！什么时候起我变得连自己的面孔都认不出了？难道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我的脸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或者时间在我的身上以十倍于别人的速度在流逝？
还有一个看起来合理一点的解释：平时进入我眼里的全是别人的脸孔，唯独自己的脸，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不跟镜子照面的人来说，才是最陌生的。
我似乎听见生活背后荒诞的笑声。
他还在说，你的领带打得真不错，什么时候教教我？

赶火车

冗长的会议间隙，一个人躲在厕所里抽烟的时候我想到了逃离。当每天中午，驾驶员们和办公室的勤杂工在隔壁玩扑克牌的高声喧哗一阵阵传来时我想到了逃离。当大雨冲刷街道，一只鸟儿在窗下瑟缩着身子，当夜色降临，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在树荫下散步，我想到了逃离。
有两种逃离：一种是从日常生活的包围中逃离，像老托尔斯泰在八十多岁时做的。另一种就像是我现在做的，只是要回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一说起逃离人们往往想到前者，一点点的浪漫，再加一点点的决绝和无畏。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给不可知的远方的未来，而不知道真正应该把握的生活就是眼前在过的一个个平常日子。人性最大的弱点，就在喜新厌旧。
为了维护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于是我赶火车。
每天早晨七点二十分，我带着一本旧杂志登上一列从吉林始发沿途颠波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奔向我工作的城市。下午四点，我又赶同一列返程的火车回家。有将近一年，我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夹在一大堆行色匆匆的人群中赶火车。
日子久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在两个城市之间奔走的狗。一边是搁着一块肉骨头的盘子，另一边是我的老窝。车窗外掠过的田野，从草木葱茏到面容枯槁，大桥铁轨下的河流，从女人身体般的丰腴，到水落石出，一天又一天，我疲于奔命。夹杂在一大堆行迹可疑的人群中，我是我置身的车厢里唯一一个读文学杂志的家伙。我习惯了车厢里的阅读，时间长了，我分不清记忆中的街景和田野是某本书里读到的片籽还是真实生活中的场景。我安慰自己，不管怎样，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知道好多关于火车的故事。有些是阅读教给我的，有些是我童年保留至今的记忆。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我给我的女友们讲过这些故事。比如一个火车司机对铁路边上一个小镇里的女人三十年想像的爱情，比如在七十年代我自己和弟弟一整天坐在铁路边数火车的故事，还有安娜和渥伦斯基的故事，还有一本旧连环画《火车司机和他的儿子》的故事，等等。
我喜欢这些故事里作为背景出现的火车，锃亮的铁轨和长长的路基。它们有一种远方的气息。一种我喜欢的气息。曾以，我和我的女友们就在这些经典故事的一遍遍温习中让心神远游。
现在，我的心情更像是一个空落落的候车大厅。
这都是因为一个刚刚看到的关于赶火车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一个小伙子——姑且叫他W吧，W是一个富有生活热情的小伙子，他每天总是急匆匆地去赶一班定期开出的火车，就像我现在这样。
第一次，W抓住正在驶出月台的车厢手柄，跳上了火车，他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虔诚的党的干部，于是他成一个革命积极分子。
又一次，W追赶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时，无意撞上铁路警卫，被拘捕，判刑劳教，和一个坏分子关在一起，结果自己也成了坏分子。
再一次，W没有赶上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意外地和一位多年没有见面的女同学相逢，于是恋爱，结婚，生子，就在他的家庭生活和个人事业都蒸蒸日上时，他出国考察，飞机空难------
这是我喜欢的波兰一个导演的电影。火车这个关于偶然性的隐喻让我感到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上帝手中的骰子，骰子一掷再也取消不了偶然。
这就是真相。说出真相需要勇气，也需要力量。倾听真相也同样需要。因此要感谢那个导演。那个导演的名字太长了，我记不全，只记得好像叫什么斯基的。
智慧的人不是忘记伤痛，而是在伤口敷撒盐粒。
于是在痉挛症发作一般剧烈颤动的车厢里，我在一张报纸的边角用一支不住抖动的笔写下了这样的话向他致敬：
每天我们都会遇上一个可以结束我们整个生命的选择，而我们浑然不觉。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我们。有许多事我们非做不可，或者我们必须变成某种人。

三十岁以来的自画像

一个被各种证件、履历表、公文、议论一次次认定的人，囚禁在一大堆数字、图表和人事部门积满灰尘的档案箱里。思考汇报、考察鉴定、决心书、人民来电、群众意见和一个个图章，把他内心的真实意愿一次次否定，最后只剩下一张被办公室的文牍挤扁的小公务员的脸。
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系列黑白照片，暴露出他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犹带稚气的眼神，含着惊恐和忧郁，时或还有谦卑。
呼吸着档案馆霉味的空气，他曾经无声地呼喊。恳求老鼠把自己吞噬，恳求水渍和灰尘把自己抹去。他还想像过一场大火，一场地震或者洪水。
现在，他已倦于无声的叫喊，只是在无数个隐秘的梦里，他还会把自己化装成一个侠客，像一只鸟儿一样轻捷地飞过壁垒森严的档案馆大厅，窃走写有自己名字的那卷案宗。
三十岁是一条幽暗的通道，凭着内心深处渗出的一点光亮，他像一只土拨鼠，在黑暗中挖呀挖。向深处挖。他的努力，使被各种证件、密码、履历表、公文、议论一次次认定的那个人的形像得以更正。现在他明白，那个人——只是一个没有份量的名称的影子。于是他埋头进那个幽暗国度，从深处，打捞三十年来那些梦的碎片。

这是第一部分，目录如下 ：


上辑- 2000年的前夜

1980年代：我的县城
我在1995年经历了什么
时间是最伟大的使者
大厦的秘密心脏
幽暗国度
我们时代的女人
2000年的日常生活
城与人



下一部分写些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场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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