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

《前言》
郁达夫是在1945年8月29日即抗战胜利初期，在避难的苏门答腊岛居住所应约出门后失踪，之后究竟是如何被杀，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有汉奸告密日本人杀、华侨告密日本人杀、当地人告密日本人杀，还有多种阴谋他杀论，另有掐死、摔死、枪杀、推下万丈悬崖等附会揣测，一代爱国文人抗日志士，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让人不甚惋惜唏嘘。其中较具权威的说法是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这本研究专著，唯笔者浅见以为这论述缺乏对涉案者身份及日军特殊背景的交代。本文意在尝试厘清这段历史大场景，同时看看能否对郁达夫之死与其精神面貌有个更清晰的认识，笔者也好奇想知道这里边到底涉及些什么人。

（一）《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日本横滨大学文学部教授铃木正夫，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于浙江富阳举办的《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首次公开发表了他多年研究结论(1），提出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勒死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里的观点，也正基于日本学者考据找到了杀害郁达夫的真正凶手是前日本军人，彻底坐实了杀害的罪行，故有学者认为这让中国方面有了凭据追封郁达夫为抗日烈士。其实早在1952年，中国政府已经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再授予其家人革命烈士证书，对其历史地位作了定性。

铃木正夫的这本研究专著，于1995年5月由日本东方书店正式出版，1996年6月中国远大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青年学者李振声翻译该著作中译本即《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这本书汇集了铃木正夫前后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寻访了不下一百位曾在南洋与郁达夫有过接触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并且翻阅了大量有关历史档案和文字材料，最后作出结论：郁达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被日本一个宪兵分队长D君，下令秘密绑架，当夜或次日凌晨被勒死的；这本专著也记载了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的行迹及其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经过与细节。根据铃木正夫的说法“郁达夫是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达夫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掐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虽然这名日本宪兵分队长有指出他们掩埋郁达夫尸身的地方，但后来研究郁达夫经历的工作者，几乎翻遍了武吉丁宜（Bukit Tinggi）和丹戎革岱（Tanjong Getah）都没有找到郁达夫的骨骸。另外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论述实为孤证，受到置疑。

铃木正夫在专著前言是这么写道 “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私淑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怀着安抚和告慰怨魂的心念，我打算写下这一切”，他又说“本书是对郁达夫由新加坡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至失踪的真相，所作的解释说明和汇总”，同时他“还想弄清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下，是如何来处置自己的生命的，这也是本书的意图所在。”

（二）历史悬案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在2015-09-02发表的 《70年前是谁杀害了郁达夫？》一文提到：“现在抗战结束70年了，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学术界是怎么说的。胡愈之说，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冰心说，对中国文艺界损失最大。郭沫若是这样说，实在的，在这几年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最为残酷的吧。而那位日本教授，那位曾经花很大力量想洗刷日本人罪责，但又很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的铃木正夫教授，在他的书的结尾说：日本人发动了战争，导致了郁达夫的惨遭横死，他的死让日本人永远背上了罪责”。

的确，郁达夫之死，不单是个人事件，更是一桩历史事件，我们绝对不能默然接受某种暖味的慰藉，而是应该对历史作出深切的反思与尽可能继续探索资料以作补遗。窃见以为，如果我们认同铃木正夫的说法，那就正如明末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死，在九宫山战死之说与石门县寺隐之说外，再衍生出来一个在破庙睡梦中被农民当作山贼杀害之说，让人觉得荒谬而难以置信，当然也有学者分析认为这是李自成的军师献策巧妙地诱导清军追赶假闯王，而制造了各种悬疑迹象，欺骗了几百年来众多的考古学家。

基于以上的认知，当笔者读到联合早报2018年3月12日张曦娜写的《汪雅梅70年后的怀旧之旅- 与郁达夫烽火同舟》中有段这样的叙述：“1943年5月，日本第25军军部突然从新加坡搬到武吉丁宜，并在武吉丁宜建立“苏门答腊军政监部”等文字，这线索立即引发了笔者对郁达夫之死与如下关联的兴趣：（1）铃木正夫专著中提到日本宪兵分队长D君的部分，有点含糊其辞，究竟与其背后真正面目的日本第25军有何关系？（2）与郁达夫一行28人烽火同舟在新加坡沦陷前夕撤退到苏门答腊，回国无门受堵于国民党民国政府的刁难，这和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王纪元、邵宗汉等人同属当时的“上海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后来涉及到中共左倾文化阵线‘南方局’的政治背景是否有关？谨针对这些心中疑问，分别胪列手上资料概述如下。

--续下文

【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二）】

（三）是谁杀害了郁达夫
查询网络上的资料(2)，上文提到的这日军第25军，是以日本陆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近卫师团、第18师团的骨干编成，另有支援部队7万余人，共计约11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下奉文大将指挥的第25军就包含近卫师团，在1939年底组成近卫混成旅团到达华南战场，1940年7月近卫师团主体登陆钦州湾入列第22军。1941年7月调南方军第25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1941年12月7日登陆马来半岛东岸的哥打巴鲁，师团的马匹编制转换成了自行车队号称‘银轮部队’大举南下，1942年2月15日占领了新加坡。1943年5月14日近卫师团改称为近卫第2师团，先是派驻安达曼群岛（Andaman），不久后又转战苏门答腊岛（Sumatra）驻扎在武吉丁宜(Bukit Tinggi)，建立了“苏门答腊军政监部”，担任警备任务；另在石油产地的巴邻邦（Palembang）及邦加布兰丹（Bangka-Belitung）设有防卫队，显然有掠夺战略军用资源，以扩大太平洋战局等不可告人的目的。

笔者查阅派驻苏门答腊的近卫第2师的二战时期历任师团长名单及任期时间表如下（3）

（1）西村琢磨，陆军中将（派驻任期：1941年6月2日-1942年4月20日）
根据网上资料，西村琢磨曾任苏门答腊州知事，1951.6.11 被英联邦军作为战犯，处死在新几内亚马努斯岛。他曾参与指挥新加坡战役，在攻陷新加坡之后，实行所谓“大检证”，开展“肃清行动”，对华侨进行大屠杀，一是为了报复华侨之前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二是报复星华抗日义勇军参加新加坡的保卫战。日本历史学者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在日据时期在新加坡被杀害可甄别的华侨有7万名之众。

（2）武藤章，陆军中将（派驻任期：1942年4月20日-1944年10月5日）
他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陆军军务局局长，侵华战争中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东京审判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之一。1936年曾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搜集情报为其拿手特长。1937年8月在武藤章的积极策划下，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燃起华东地区战火。同年12月，武藤章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协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武藤章是指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他借口“城外的宿营地不足”，“由于缺水而不敷使用”，命令城外的日军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从而给南京市民带来了灭顶之灾。1941年武藤章升为中将，1942年至1944年任日本驻苏门答腊第2守备师团长职，期间屠杀了25万荷军俘虏和当地的印尼平民。1948年12月23日，这名罪行累累主导惨绝人寰屠杀战俘和平民大惨案的万恶刽子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送上了东京巢鸭的绞刑架。最具嘲讽的是在1978年10月17日，武藤章连同其他13名日本甲级战犯，以“昭和时代的殉难者”的名义，被日本政府合祀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作为国家英雄来祭拜。

（3）久野村桃代，陆军少将（派驻任期：1944年10月5日-1945年8月15日）
在派驻苏门答腊之前的1943年5月26日-1944年9月22日，是日本第十五军的参谋长，少将职务，为缅甸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的主要对手，其任务是切断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后方直通重庆临时政府的补给线。至于中国远征军则是指1942年到1945年滇缅危急入缅甸作战的三十万士兵的统称，近十万人在缅甸战死。另于1939年至1942年三年期间，民国政府在滇缅公路一共抢运回国一万三千多辆运输车，但司机却严重匮乏，在东南亚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共有3192位新马华侨，志愿回国在战火连天中作为运输车队司机和修理人员，史称‘南侨机工英雄队’，写下了感人重彩的一页，久野村桃代作为参谋长，当然熟悉这些事件。

（4）在其他纪念与研究郁达夫文章中，提到的当时苏岛日军头头还有几位，查悉资料如下：
尾本喜三雄,曾任独立混成第25旅团少将团长，派驻在苏门答腊的巴东地区，在这之前的（1943~1944）派驻缅甸，另1942年4月30日至9月30日曾参与浙赣作战，为步兵第51联队联队长大佐军衔。谷萩那华雄陆军少将，在铃木正夫（笔名今西健夫）的文章有提到，当时是驻守武吉丁宜为第25军参谋长，查悉网上资料，他于1949.7.8 在印尼棉兰作为乙级战犯被处决，另1938年七七卢沟桥事件时，曾任青岛陆军部中佐军衔。也有文章提到郁达夫曾与武吉丁宜的司令官石原直少将对话，但查不到他的资料。

这样一支日本精锐宪兵部队派驻苏门答腊的惊人资料，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郁达夫与之周旋的日军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显然不像铃木正夫笔下描写的唯唯诺诺开小差之宪兵分队长D君的类型。

郁达夫曾在武吉丁宜，被逼作为这批臭名昭著的日军侵略者之翻译达七个月之久（6.1942~2.1943），并利用这一敏感职务身份，保护了陈嘉庚等抗日侨领和一些地下党员，在担任翻译期间，据说当地没有一个华侨被日军杀害，之后个人仍能全身以退，其机智与惊险有如当前大陆热播的抗战谍片连续剧情节，尤其当时驻扎日军主事是情报专家武藤章陆军中将。我们或有读过一些文字提到郁达夫在苏门答腊三年多期间，发生过一些不同寻常让人詬病的举止传闻，在郁达夫离世后，与他一起逃难的文化报界友人也曾作了多番解释，却难获得理解；但若知道当时的处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向盟国投降，而实际上，日本是到了9月2日才正式签订投降书，当时很多日本军人不相信或不接受这一事实，仍有零星的军事行动。根据后来回忆文章，提到张楚琨从知情的侨胞得来的可靠消息，其实日本宪兵总部早已奉东京命令，准备将分散在苏岛的文化人和家属全部杀死，只是等待时机动手。如此看来，郁达夫在1945年8月29日失踪后被杀，正是处于驻扎苏门答腊日军清理善后的兵荒马乱之际，这印证了铃木正夫说法的时局情况。至于日本第25军司令官田边盛武中将，则要等到10月21日才向英军代表投降，地点是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西岸之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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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三）

（四）是谁告密
郁达夫残遭杀害，汉奸或华侨告密固然是导因，但实际上，郁达夫在新加坡和苏岛公开活动七年多，早在日军谍网情报之中，基于投鼠忌器的社会影响，迟未动手。日军投降前夕，自然要杀人灭口。

其实早在“七七事变”前，日本已派出大量情报人员对东南亚的人文环境、华侨社团、中文报刊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当时南洋地区华侨有1100万人），形成多部“极秘”内部工作手册，譬如1938年台湾总督府外务整理的文件定名为《南洋华侨事情》，1939年情报部出版的《南洋华侨有力者名簿》，以及台湾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整理的《南洋华侨团体调查》，它不但详细记录了东南亚各地具有影响力的华侨的个性、财产以及对日本的态度，还同时罗列了东南亚各地华侨团体名称、以及私会党各派系的名称与领袖姓名等。另有华南调查会的《华侨领袖名簿》，列举了140名当时新加坡与马来亚华侨领袖的姓名和住址，并且分别标注“○”和“△”符号，前者表示该侨领富有财产和处于社会上层地位，后者表示该侨领与抗日运动有密切关系（4） 。

当时南洋有一百多家中文报刊，也是日军的重点打击对象。日本情报机构认定“抗日宣传机关的中心是中文报刊”，并将持抗日立场的中文报刊名称、负责人、经费来源、读者范围等做出详尽调查。日本南侵之后，几乎所有中文报刊被停刊或主动停刊，报人四处逃难，后来很多报人转入地下办报，坚持抗日斗争。日军登陆后，数千名中文报刊工作者成为日军追杀对象，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宝贵生命。泰国报人王德海在晚年撰写的《风雨东南亚——日本南侵时期的东南亚中文报刊》(香港远帆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记录了二战期间东南亚中文报刊工作者坚持抗战，血染风采的点点滴滴（5）。

我们知道郁达夫是在1938年12月，接受了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毅然决定出国，开展海外宣传抗日救亡工作。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有余，主编了《星洲日报·晨星》等三个文艺副刊，并一度为《星洲日报》主笔，写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包括《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郁达夫虽然远在海外，但始终重视与国内抗日宣传力量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另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常务理事，郁达夫经常在《晨星》副刊上报道“文协”的活动消息，1939年3月当“文协”经费发生困难时，郁达夫发起募捐运动，号召《晨星》投稿者，将稿费捐出；日军轰炸重庆后，郁达夫三次汇款给“文协”作为活动经费。郁达夫的行动，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带动了南洋华侨支援抗日的爱国义举，鼓舞了国内从事抗敌宣传活动的群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这些动静显然都在日本情报天罗地网收集的范围中；当郁达夫等28人新马著名报界抗日文化人，在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夕撤退到苏门答腊，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盛名累人，郁达夫最后还是残遭杀害。汉奸或华侨告密固是导因，但我们从郁达夫身边好友的回忆或悼念文章，就有评论说留日背景的他，当时沉浸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抗战胜利的兴奋之中，对日本人过于信任，或可以理解为对自己了解日本人本性过于自信，当然其中也有名士气质之自我牺牲，终于酿成人间残寰悲剧。

（五）郁达夫隶属上海左翼作家联盟
在日军侵略新加坡沦陷前夕，回国无门饱受刁难受堵于国民党民国政府的南来文化人，最后只好撤退到邻近的荷属苏门答腊，基本上他们多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日后成为大陆左倾政权之南方局的文化阵线主要成员，或他们有可能留下来负有潜伏苏岛建立抗日阵地的政治任务。但郁达夫是否主动选择撤离到苏门答腊则不为所知。

话说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突袭珍珠港之后，大举南侵；在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的领导下，成立了“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而他自己被迫避匿荷属印尼，行前对各部负责人和侨领作了撤离的安排。这时原在《星洲日报》工作的郁达夫，被推选为“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团结了从国内来的文化人邵宗汉，王任叔、杨骚等人为抵抗日军侵略各自出力；这些文化人热情高涨，为保卫新加坡竭尽全力工作了四十多天，坚持到新加坡沦陷前几天，这批抗委会和战时工作团的文化界人士决定撤离，在爱国华侨帮助下，分别流亡到苏门答腊岛。

根据汪雅梅在《70年后的怀旧之旅- 与郁达夫烽火同舟》一文中提到，同舟撤退的28个人，计有郁达夫、胡愈之夫妇、汪金丁与吴伟南夫妇及两个女儿汪乔英、汪雅梅，张楚琨、邵宗汉、蔡高岗、王纪元、郑楚耘、王任叔（巴人）、雷德容（刘岩）、陈仲达（钟钊荣）、梁醒群，高云览与白碧云夫妇、刘道南与李今玉夫妇，抗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南侨筹赈总会秘书李铁民和筹赈总会财务李振殿与家人5人，另外还有两个船工。

在这群人当中，郁达夫与胡愈之交情最深，他们先后在“九一八”事变后，呼吁抗日救亡的呼声高涨之际，于1932-33年应鲁迅之邀，参加了由蔡元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结识较早。之后郁达夫在1938年12月出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编辑，而胡愈之则于1940年11月应陈嘉庚之邀，到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与星洲日报的郁达夫和俞颂华故友重逢，大力加强了两大报系之间的联合抗日。另郁达夫与王任叔，杨骚也同属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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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四）

（六）三年在苏门答腊的日子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多位风雨同舟文化人，及时转移到苏岛内地的巴爷公务（Payakumbuh）落脚做掩护，化名福建籍华侨赵胡子-赵廉的郁达夫，在郊区开了一间“赵豫记酒家”，郁达夫出面做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维持了一批流亡文化人的生计。后来又办起肥皂厂和造纸厂，另在这小镇山上买了一块地，和当地华侨创建“苏西华侨垦植公司”，或是有备一旦联军反攻交火，紧急时可带领众人上山避难；他还是巴东“荣生旅馆”的大股东；基本上，郁达夫是以商人身份在明处公开活动，看来他是想在这里有一番大作为。其实他大可像譬如范蠡（陶朱公）那样韬光养晦，独善其身，也许就不会落得最后被日军杀害的下场。郁达夫其实深知处境危机，随时可能面对暴露的危险，但却没有太多收敛，而是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他写下最后一份传世的遗嘱（6）。

而其他文化人，则继续转移分散在苏北的棉兰、先达一带，在暗处推动领导当地的抗日活动。1942年6月，棉兰一些爱国华侨青年，在王任叔和邵宗汉为首领导下，组织起了第一个抗日地下秘密组织“华侨抗日协会”(简称“华抗”)，分设组织、财政、宣传、情报、武装及交通等部，秘密出版油印的《正义报》，开展抗日活动。1942年11月更串连了“棉兰反法西斯同盟”、“火水山反法西斯同盟”、“先达反法西斯同盟”、“妇女反法西斯同盟”与“华侨抗日协会”派出代表，共同组成了“苏东反法西斯总同盟”(简称“反盟”)，并商讨了组织分工、扩展抗日队伍、开展抗日宣传和出版油印《前进报》等各项抗日活动事宜。他们的地下活动引起日本占领军的注意，引发了后来1943年9月20发生的血雨腥风“九·二Ｏ”事件，当天日军几乎出动所有苏岛军警，对华侨抗日组织领导和成员进行抓捕，黑沉沉的夜幕中，警笛犬吠枪声响彻大街小巷，血雨腥风笼罩全岛，直至早晨六点钟，数千人被捕，百余人被判刑，另有11人惨遭日军杀害，7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捕后失踪，50多人被监禁。至于这群棉兰的抗日文化人，也是身处险境，在当地爱国华侨冒险掩护及暗中资助下，撤离到偏远小村，隐姓埋名务农，安然躲过日军的逮捕。在今天的苏门答腊，我们可以看到武吉丁宜（1953年）、先达（1953年）和棉兰（1988年）先后建立的《苏岛华侨抗日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来纪念这段历史（7）。

胡愈之是在战后的1945年10月从苏门答腊回到新加坡，即向新闻界报告了郁达夫失踪的消息，1946年8月写了《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长文，指出日本宪兵杀人灭口的嫌疑。他引述邵宗汉于1946年8月8日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的消息说“从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事后有研究者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找不到任何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这位邵宗汉，于1931年曾任上海《大晚报》国际版编辑，1934年在《周报》担任编辑，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担任“上海青年记者协会”理事，1939年到香港《星岛日报》担任主笔，1941年6月到马来亚槟城担任华侨报刊《现代日报》总编辑，同年12月8日日本占领槟城，邵宗汉转移至新加坡，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华侨抗战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工作。

郁达夫的失踪（实被日本宪兵杀害）让大家十分震惊和悲痛，这些风雨同舟的成员，饱含深情地写下一篇篇不朽的文字。其中有汪金丁于1945年12月在《风下》周刊发表《死者与生者》写到郁达夫遇难，后又写了《郁达夫的最后》《记郁达夫》《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关于郁达夫的两个问题》《郁达夫殉难四十年感言》等系列回忆文章，详细记述郁达夫失踪前后的过程。吴柳斯、张企程、王任叔、张楚琨（2007-02-28 在《回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也先后写了怀念文章，他们或针对某些对郁达夫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南洋流亡的不实之说，作了有力的辩说。新中国成立后，王任叔出任首位中国驻印尼大使时，进行死因调查，但由于种种困难，未能如愿。

（七）中共南方局之报界文化阵线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胡愈之率先从苏门答腊返回新加坡，创办了《南侨日报》；王纪元在爪哇岛首府雅加达创办《生活报》；邵宗汉与王任叔等在棉兰华侨资助下，创办《民主日报》并担任该报总编辑，在当地建立中国民主同盟苏门答腊支部；这三家报纸是当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南洋华侨民主运动的喉舌。之后随着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这几位隶属“南方局”文化阵线的成员，在中国新闻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但之后因故淡出，转行商场及外交界（8）。网络上有张1959年中国国庆十周年一群曾在苏门答腊抗日的文化界老前辈在中侨委院内合影，尽显功绩彪炳，光彩照人，其中有这样的介绍：胡愈之（中国著名的革命文化战士，后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叔（中国著名作家，曾是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王纪元（印尼《生活报》创办人与早期社长，中新社副社长）。至于邵宗汉于1948年担任香港《华商报》总编辑，1950年至1954年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5年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9）。另有资料显示：苏门答腊巴爷公务的侨领郭瑞人，建国后任中国侨联副 、福建省副省长。棉兰巨港的爱国侨领王源兴建国后历任广州华侨局长、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归侨联合会 、北京市政协副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联副 （10）。

相比较这些南方局报界文化阵线成员之光环焕发的场景，那远逝而去的郁达夫，似乎只剩下一介文弱书生或市侩商贾形象的淡淡背影，定格在苍茫尘封历史的画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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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五）

（八）备受争议之死
对于郁达夫之死，历来备受争议，许多人特别感到吊诡。现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更说：“对一个既非共产党员又非极其爱国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反讽的结局。”

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曾透露说：”为了政治认识的不相同，所以我们一些朋友在苏门答腊建立秘密小组，展开华侨抗日宣传工作，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都没有让达夫参与。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

另根据张楚琨记述 “凭着郁达夫的掩护，我们在日本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同仁社’。领导人是胡愈之，参加者有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和我。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主要是交换报上、收音机里和耳闻的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我们没有让他参加，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照顾他的境遇。参加这样的地下组织使他不便，成为负担。但他都看在眼里”。

郁达夫没能参加‘同仁社’，其寂寞孤独的心情是可想而知。另，当时如果没有郁达夫的掩护，‘同仁社’是否能够顺利展开活动吗？郁达夫这时的痛苦，是他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却不得不作，他想为朋友做事而实际上也做了许多事，却被排斥在外，成为‘同仁社’的边缘人。

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一文中，沉痛而又尖锐评论认为郁达夫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全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名士气质，暴露了自己，最终被日军宪兵杀害；另一方面也认为郁达夫做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这是一个污点。郁达夫的死，无疑带有悲剧色彩，他一生孤独、寂寞，就是死也是孤独的，不被理解的。

（九）补遗
在二战期间，抗日决心最为坚定的那个郁达夫，七年里转战新加坡与苏门答腊，写下数百篇杂文号召抗日，我们今天回读他的《乱离杂诗》系列所展现的横刀立马的英姿气慨以及爱国忘己的高贵情操，仍然让人动容，《其十一》“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在初见抗战胜利曙光的时刻，却被铃木正夫笔下的那个唯唯诺诺的日本宪兵分队长D君，下令残忍杀害于异乡荒野丛林，时年四十九岁；七十三年来，遗骸难寻。纵观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他沉沦过，毁灭过，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过，直到牺牲的那一刻，依然激情四射，身负国恨，毁家纾难，抗战烈士，实至名归。笔者揽读相关资料，惨然失语，撸袖奋起，谨作补遗一篇。

写于2019年1月9日

《注释》
(1). 铃木正夫有关郁达夫之死的观点，早年曾以笔名（今西健夫）发表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俱乐部机关的《南十字星》杂志（1972年5-6月号），题目为《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直到文革多年后，中国方面作了译载，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季刊（1984年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发新的关注。

(2). 参阅网络上有关日本陆军师团历史及日本南方军介绍，日本二战陆军编制及司令官名单，日本近卫师团介绍，二战日本陆军精锐部队介绍等。

(3). 参阅网络上有关二战日军师团的历史沿革以及师团长情况介绍，以及西村琢磨/武藤章/久野村桃代/尾本喜三雄等个人相关介绍。

(4). 参阅网络上有关专论：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华侨的调查，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海外中文报刊工作者。

(5). 参阅王德海《风雨东南亚——日本南侵时期的东南亚中文报刊》。

(6). 参阅张楚琨的《忆流亡中的郁达夫》，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刘保昌的《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最后日子》，郁美兰《郁达夫生命的最后时光》等文字。

(7). 参阅网络上有关印尼苏岛“九·二Ｏ”事件的报道文章。

(8). 参阅网络上有关专文：中共红色新闻史，中共红色新闻传播史，南北交互:中共两地办报风格的激荡与融合等。在中共红色新闻史上，曾经有过两大流派，一派是受中共西北局与华北局领导，以延安《解放日报》、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为基地，称为北方流派，以机关报面目出现。另一派受中共南方局领导，以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为基地，称为南方流派，报纸发行于非共产党统辖地区，以左翼的“在野派报纸”面目出现，高树“文人办报”的旗帜，以知识分子议政的方式影响“白区”社会。

(9). 参阅报道文章：巴人（王任叔）-戏剧是生活之压缩的表现。

(10). 棉兰巨港的爱国侨领王源兴曾支援及救济郁达夫等逃难苏岛的文人，他是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苏门答腊重要社团领导及核心人物之一，战后转移新加坡继承陈嘉庚的遗志，福建龙岩有陈列展览馆展示相关宝贵资料及图片。

《续完》

问好@云石胶 @messiyun 谢谢两位领先赏读这篇长文，点赞送天涯分。

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无雨哪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

--郁达夫《雨》：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立报·言林》

谢谢来访的朋友赏读长文，关注这课题。

这样一支日本精锐宪兵部队派驻苏门答腊的惊人资料，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郁达夫与之周旋的日军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显然不像铃木正夫笔下描写的唯唯诺诺开小差之宪兵分队长D君的类型。

郁达夫之死，不单是个人事件，更是一桩历史事件，我们绝对不能默然接受某种暖味的慰藉，而是应该对历史作出深切的反思与尽可能继续探索资料以作补遗。

窃见以为，如果我们认同铃木正夫的说法，那就正如明末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死，在九宫山战死之说与石门县寺隐之说外，再衍生出来一个在破庙睡梦中被农民当作山贼杀害之说，让人觉得荒谬而难以置信。

铃木正夫有关郁达夫之死的观点，早年曾以笔名（今西健夫）发表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俱乐部机关的《南十字星》杂志（1972年5-6月号），题目为《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直到文革多年后，中国方面作了译载，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季刊（1984年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发新的关注。

铃木正夫在十三年后以日本横滨大学文学部教授的身份，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于浙江富阳举办的《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首次公开发表了他多年研究结论，提出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勒死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里的观点。但这本研究专著直到十年后的1995年5月，才由日本东方书店正式出版，1996年6月中国远大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学者李振声翻译该著作中译本即《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郁达夫在其中篇小说《出奔》（发表于1935年11月的《文学》第5卷第5号）有如下精彩的文字 --“从窗隙里漏进来的亮光，还不是天明的曙色，却是积雪的清辉。”

我更愿意用闻一多在《神话与诗·说舞》描绘的意象来形容郁达夫：“灌木林中一块清理过的地面上，中间烧着野火，在满月的清辉下，吐着熊熊的赤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