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变极其频繁。仅仅从公元705年到713年这八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大唐王朝就发生了七次政变。这些政变，唐玄宗李隆基大多经历过，有两次主要的政变还是他亲自发动的。所以，李隆基对政变有深刻的体会，他把时局的动荡归结于“女祸”，即女人干政造成的。终其一生，李隆基都没有让女人插手政治。即使是让他神魂颠倒的杨贵妃，在政治上也只是一只沉默的羔羊。
先天政变之后，李隆基大权在握。那些威胁皇权的女人，如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太平公主都让他宰了。李隆基踌躇满志，希望像曾祖父李世民一样，再为大唐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可这样一个宏大的理想显然不是皇帝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房玄龄在哪呢?”
先天政变之前，太平公主控制政府，“七位宰相，五出其门”。政变后，这五个宰相死了四个，另一位宰相陆象先被贬。陆象先离开朝廷后，李隆基提拔了两位宰相：张说和刘幽求。
这两人都是他的心腹，都是政变功臣，但不是他要找的“房玄龄”。
先说刘幽求，有才能，但不是治国的才能，而是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搞政变、搞政治斗争还可以，但治国，真的不行。如果不是遇到李隆基，刘幽求一辈子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尉。这固然有社会的因素，但跟他的性格也不无关系。比如在阆中尉的任上，因为领导说了他几句，刘幽求一气之下竟辞官回家了。这样的人，怎么能重用？
王琚、钟绍京、崔日用等功臣与刘幽求一样，都是因政变骤然挤入帝国的政治中枢，治国经验和能力都付之阙如。
张说倒是行政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可他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脾气暴躁、与很多同僚的关系处理不好，关键是他与几位政变功臣刘幽求、郭元振、崔日用的关系很铁。

如何安置功臣历来是皇帝们的难题。在这方面有三种方案可供李隆基同学选择：
一是杀。最典型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朝开国功臣几乎被他杀光了，以致于建文帝朱允炆面对叔叔朱棣的靖难之役无将可用。汉高祖刘邦也是采用这种方案的一个例子。
二是养，就是让功臣们每天悠哉悠哉安享富贵，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最著名的例子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流传千古。在李隆基之前，也有一位皇帝采用这种方案，他就是光武帝刘秀。
三是用，即与功臣一起打天下，一起治天下。代表性人物是李隆基同学的曾祖父李世民。房玄龄、长孙无忌、李靖、李勣等功臣为大唐建国出生入死，建国后又成为治世之能臣。
李隆基同学面对的问题与上面这些大伽们都不一样。他不是开国皇帝，刘幽求等功臣靠政变起家，功勋与开国功臣不可同日而语。对李隆基来说，他们是功臣，但换个角度来看，他们就是小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这批人难养，也难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李隆基对政变功臣们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案：贬。
环顾朝野上下，一个人的形象开始浮现于李隆基的脑海之中。李隆基觉得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房玄龄”。他就是老臣姚崇。

姚崇历事四朝，两任宰相，长期担任兵部尚书，在多地做过刺史，政治经验异常丰富。而且姚崇是个皇权主义者，政治立场可靠。当初他就是为了维护李隆基，才被贬到地方当刺史的。
这样的人不用，还用何人？
张说敏感地察觉到李隆基准备启用姚崇的意图。两个人都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性格方面有几分相似，“尚气节、重然诺”，可关系却一直不融洽。为什么不融洽呢？史书上没有说，估计跟两人都会玩弄权术、搞小动作有关。小动作搞多了，也就伤害到了对方。
姚、张二人斗了一辈子，他们之间的矛盾无关道德，可斗争依然是残酷的。总的来说，基本上是张说被姚崇整，而且整得好惨。可就是这样，临死之前，姚崇还希望他死后的墓志铭由张说来写。这有两个原因：一、张说乃一代辞宗，能够得到他撰写的墓志绝对是一大荣耀；二、如果张说在墓志中对姚崇赞赏有加，他以后就不好秋后算帐，去挑姚崇生前的毛病。
问题是张说愿意吗？姚崇想了一计，对他的三个儿子说：“我为相多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志，一定要文辞大家来写。当今文章宗师，首推张说。我与张说向来不睦，你们去求他写墓志，他必然推辞。但我两人同朝为官多年，我死之后，他必来吊唁。你们可在我灵前陈设珠宝珍玩，如果张说看都不看，说明他仍然记念前仇，很是可忧，你等速速辞官返乡。如果他有爱慕之意，你们可传我遗命，把珠宝珍玩悉数奉上，求他为我写一碑铭。待他碑文写好，你们立即刻石，并呈皇上御览。”
果如姚崇所料，姚崇死后，张说前来吊唁，对陈列在灵堂前厅的古玩字画爱不释手。见此情况，姚崇的几个儿子立即上前，说：“先父有遗言，同僚中如有人肯为先父作碑文，就将这些古玩字画送给他。张相您是文辞大家，就请您为先父写一篇碑文吧。”
张说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日就将碑文写好送到姚府。碑文高度赞扬了姚崇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质。姚崇的儿子立即命工匠将碑文刻好，并将底稿呈奏给皇帝李隆基。李隆基看后大加赞扬，说：“如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
张说为姚崇写墓志的消息瞬间就在长安城传开了。张说冷静下来后，后悔了，心想我被姚崇整得如此惨，还去赞扬他，这不是犯贱吗？他以碑文有错误，需要修改为由，派人去姚府想把碑文索回来。这种情况早在姚崇意料之中。姚崇的几个儿子领张说的人去看已经刻好的石碑，告诉他碑文底稿已经呈奏给皇上。
直到此时，张说才醒悟过来，知道被姚崇算计，不禁顿足长叹：“死姚崇还能算计生张说，看来我是真不如他啊。”

从这个小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张说有另外一个毛病——贪财。当时的大唐腐化成风，李隆基想为朝野上下注入一股清新的廉洁之风，这也是他不愿意重用张说的原因之一。
张说察觉到李隆基启用姚崇的意图后，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估计赵彦昭说的都是一些空穴来风的空话，没有掌握实质性证据。李隆基对他的弹劾不予理睬。
张说不甘心，想了一计，游说另一政变功臣、殿中监姜皎共同阻挡姚崇。姜皎找了个机会，对李隆基说：“陛下不是在物色合适的河东总管吗？我倒有一个人选。”
“谁？”李隆基问。
“姚崇文武全才，最为合适。”
“这必然是张说之意，你竟敢当面欺君，罪该万死。”

骊山讲武
张说机关算尽，结果反倒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
先天二年（713年）十月，李隆基在骊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活动（古代称阅兵为讲武），参加阅兵的队伍有二十多万人，旌旗连绵五十余里。
宰相、兵部尚书郭元振是这次阅兵活动的总指挥。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观看阅兵仪式时，皇帝李隆基突然眉头紧蹙，怒气冲冲，说：“军容不整，把总指挥郭元振给我带过来。”
阅兵进行到一半，总指挥众目睽睽之下被五花大绑押到军旗下。李隆基下令将他就地斩首。
面对从天而降的罪名，郭元振惊骇莫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三军将士面面相觑，举措失次。刘幽求和张说立即跪下为郭元振求情，说他立了大功，不可杀。
李隆基并非真的想杀郭元振，只是想借此在军中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就坡下驴，免郭元振一死，将他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没多久，李隆基又起用郭元振为饶州司马。但郭元振经此一事，郁郁寡欢，在前往饶州途中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处罚了郭元振，李隆基还不解气，下令将礼仪官唐绍斩首。
唐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没有人为他求情。不仅没有人求情，金吾卫将军李邈接到命令后，还精神抖擞、志气昂扬地向李隆基行了个军礼，喊道：“遵旨。”
李隆基其实也不想杀唐绍，可君无戏言，只能眼睁睁地看作唐绍被押上刑台，被处斩。事后，李隆基找借口免去李邈的全部官职，打发他回家种地，下令永不叙用。
李邈与唐绍并没有仇，他只是想在皇帝面前献殷勤，拍拍皇帝的马屁，没想到拍在了马腿上，被踢废了。
树立军威只是李隆基骊山阅兵的一个目的，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召见姚崇。当时姚崇为同州刺史，离骊山只有几十里路。按照规定，天子巡幸，方园三百里的牧守都要前来拜见。

李隆基如此大费周章地召见姚崇，说明他对此次召见异常重视。这次见面，将决定姚崇的未来，也将给帝国带来巨大的变化。
阅兵的第二天，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十四日，李隆基前往骊山脚下的渭川打猎，此时姚崇恰恰赶到。他被太监引到了皇帝面前。
李隆基问姚崇：“爱卿你会打猎吗？”
“当然。微臣年轻时热衷于此。二十岁前，微臣居住在广成泽，每天呼鹰放犬，以骑马打猎为乐。后来遇到张憬藏（当时的一个术士），他劝微臣多读书，不要自暴自弃，微臣因此发奋读书，以致待罪将相。如今虽老，骑马打猎还不成问题。”
李隆基很高兴，让姚崇上马，君臣两人一边打猎，一边讨论国家大事。两人配合默契，话越说越投机，李隆基坚定了拜姚崇为相的决心，于是说：“爱卿你应当入朝为相，辅佐朕。”
话说完，身后却没有反应。李隆基很奇怪，这个姚崇是怎么了？天大的好事落到他头上，他竟然无动于衷，不叩头谢恩。
正当李隆基疑惑不解时，姚崇翻身下马，跪地启奏：“臣先跟陛下说十件事，陛下觉得不可行，请允许臣拒绝陛下的好意。”
升官还提要求，而且一提就是十件，这样的事太稀奇了。“你说说看。”李隆基回答。
“自垂拱以来，朝廷一直严刑峻法，臣请实行仁政，可乎？”
“可。”
“朝廷屡次丧师青海。臣望陛下不幸边功，可乎？”
“可。”
“近年佞臣犯法，皆以宠自解。臣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乎？”
“可。”
“女主临朝，宦官上传下达，为祸不小。臣请自今宦官不得干政，可乎？”
“可。”
“臣请自今租赋之外，禁绝一切贡献，可乎？”
“可。”
“臣请外戚不得任台省要职，可乎？”
“可。“
“臣请陛下接大臣以礼，可乎？“
“可。“
“臣请自以今以后群臣能直言进谏，批逆鳞，犯忌讳，可乎？”
“可。”
“臣请禁止营造佛寺道观，可乎？”
“可。”
“自汉代以来，外戚专权，扰乱天下，我朝尤甚。臣请陛下以此为戒，永为万代之法，可乎？”
“可。”
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十要事说”，也是开元盛世的执政纲领。
见李隆基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姚崇拜了三拜，同意入朝为相。当天，李隆基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位，正是前一天郭元振空出来的。

先天二年（713年）十二月初一，李隆基发布诏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元”，尚书左、右仆射改名为左、右丞相，中书省改名为紫微省，门下省改为黄门省。
唐朝历史上的第二个盛世——开元，就此拉开序幕。那一年，李隆基29岁，姚崇63岁。

明明更新了，为什么不见了。我还确认过。

上班时发现昨晚更新的不见了。回家后赶紧重新发。

又不见了？

不会再消失吧？

把昨天的又重新发了一遍

唉，不知道怎么回事。昨天，今天更新的都不见了。正好明天出差，没时间写，可能要停一星期。回来再更新。请大家见谅。

伴食宰相卢怀慎
唐朝宰相制度实行的是“集体制”，官员职务后面加一个尾巴“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 或“参知政事”，这个人就是宰相了，就可以进入政事堂商讨国家军政大事。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常委。
常委很多，人数还不固定，少的时候五六人，多的时候十几人。实行集体宰相制度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群策群力，广泛听取意见，还可以防止权力集中到某一两个人手里，导致皇帝大权旁落。但这样一个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许多事情都得皇帝拿主意，因为人越多，意见也就越难统一，而真理又往往并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集体宰相制度下的皇帝就像公司的总经理，宰相们只是某个部门经理，他们管理一个部门，开会时提提意见。采不采纳，采纳哪种意见，总经理您自己看着办。
因此，集体宰相制度下的皇帝很辛苦。像隋文帝杨坚，每天坐朝听政，都要持续到太阳西斜，晚上还要批阅奏章直到深夜，晚饭都是在办公桌上随便扒拉两口而已。唐太宗李世民同样殚精竭虑，比他的病秧儿子都少活了几年。当然也有不辛苦的，比如隋炀帝杨广、唐中宗李显，可后果大家都清楚。
唐玄宗李隆基看到了集体宰相制度问题所在。他想当个好皇帝，做一番事业，又不想太辛苦，于是对宰相制度略作改动，即减少宰相数量。同一时期，唐玄宗任命的宰相一般只有两人，一个是中书令（改名后叫紫微令），一个是侍中（黄门监），两位宰相一个起主导作用，另一个只是陪衬。
于是宰相变成了总经理，公司的一般事务都由他来决定。皇帝升格成了董事长，只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
姚崇任宰相后不久，需要擢升一批郎吏（中下级官员），于是向李隆基请示。念完提拔官员的名字后，姚崇问李隆基有什么意见，可李隆基一点反应都没有。再问一遍，还是没反应。抬头一看，姚崇发现李隆基仰着头，在看宫殿的房梁，不知道是不是在数蚂蚁。
姚崇蒙了，汗都流了下来，不知道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收起名单，用衣角擦擦汗，退了出去。
罢朝后，高力士劝李隆基说：“皇上您刚刚总揽大权，宰相奏事，应该当面裁决是否可行，怎么能理都不理呢？”
李隆基回答：“我把政府交给姚崇，大事自当奏报，与我共同商议。中小官员的任命，难道也要一件一件麻烦我？”
高力士把李隆基的话转告姚崇，姚崇茅塞顿开，转忧为喜。

与姚崇搭配的宰相名叫卢怀慎，出身于范阳名门望族卢氏，属于典型的贵族阶级。
卢怀慎有两个优点，第一是有自知之明；第二是清正廉洁。这也是李隆基选他为相的主要原因。
卢怀慎知道自己处理政务的能力不及姚崇，所以轻易不拿主意。有一次，姚崇请假十天，所有政府公文都推到了卢怀慎面前。卢怀慎看看这份，又看看那份，哪一份都不敢批，只好诚惶诚恐地去向皇帝谢罪。李隆基倒是大度，笑了笑，说:“我把天下事交给姚崇。任用你是因为你清廉端正，给天下人树立一个榜样。”
姚崇假满回朝，一个时辰就把所有堆积的公务处理完毕。他忍不住得意洋洋，问紫微舍人（中书舍人）齐澣：“我当宰相，可跟以前什么人相比？”
齐澣看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不想回答。姚崇不死心，又问：“与管仲、晏婴相比怎么样？”
管仲、晏婴虽然只是春秋时期列国的国相，千百年来却一直是宰相们的楷模。连诸葛亮都以能与管仲相比而自豪。
齐澣回答：“管、晏之法虽不能在后世施行，但至少能施行到他们死的那一天。您订的法令规章，随时更改，好像比不上这两个人。”
姚崇骄傲的心小小地失落了一下。他接着问齐澣：“那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宰相？”
“您，只能说是个‘救时宰相’。”齐澣说。
姚崇闻言大喜，把笔往桌子上一丢，说：“‘救时宰相’，也不容易。”
姚崇号称“救时宰相”，与他相比，卢怀慎被讥讽为“伴食宰相”。
伴食宰相卢怀慎在道德品质方面是一个真正的楷模。我国古代倡导“勤俭持家”、“勤俭治国”，可当时的大唐经过唐中宗和唐睿宗两朝之后，已经奢糜成风。李隆基想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提倡克勤节俭、抑制浮竞，希望社会上出现一种“返朴还淳”的新气象。
要做到这一点，领导的带头是必不可少的。开元初年，李隆基特地搞了一次宣传活动，把皇宫里的一些珠玉锦绣堆在殿庭前，放火烧毁。金银器具熔化后，贮藏起来，以供军国之用。李隆基还颁布一道命令，规定后宫四妃以下均不得穿锦绣绸缎，佩金玉珠宝。长安和洛阳的织锦坊因此停办了。
李隆基的这次活动，声势特别大，其实只是做做样子。两年不到，他就派人去遥远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搜罗珠翠奇宝，派人到南方抓捕鸟雀珍禽。晚年更是奢侈腐化，几乎让大唐亡了国。
节俭的生活皇帝坚持不了，只好由宰相做榜样。卢怀慎就是李隆基向世人推出的最好的榜样。
卢怀慎出身贵族，又官至三品，按理说他的生活应当比绝大多数人过得好。实际情况却是卢家一贫如洗，怀慎的妻子儿女有时还免不了饿肚子。
卢家的房子特别破旧，连最基本的遮风挡雨都困难，更不要说防盗了。有一次，卢怀慎生病，宋璟和另一位大臣卢从愿去探望。正好刮风下雨，雨顺着风嗖嗖地往堂上飘，卢怀慎的老婆只好拿一块破席子在门前遮挡。到了吃饭时间，菜端上来，就是两碟豆子，几杯（不是盘）青菜，连点油星都没有。
那卢怀慎的钱哪去了呢？就算卢家没落了，或他没有继承父亲的遗产，三品官员的工资也不低啊。
答案是，卢怀慎把大部分的钱都用来接济亲朋故旧。这样的人，让人不得不佩服。

卢怀慎以身作则，很好地完成了皇帝交给的任务。有了他，李隆基可以底气十足地训诫天下的臣民：我们的贵族宰相都这样勤苦，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活，不勤俭节约!

刚回来，先把那些不见了的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