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无比挚爱着自己伟大的祖国。那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每一个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而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即伟大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那什么是中华民族哪？抛开繁琐难懂的学术套话，让笔者用最为简练的话来描述。中华民族就是，汉族+已经汉化的民族+正在汉化的民族集合。汉族无疑是中华民族的核心，自古以来，汉族先进的社会制度、繁荣昌盛的经济、辉煌灿烂的文化，向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辐射出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强大的吸引力，把周边的少数民族紧紧吸附到汉族周围。虽不免民族冲突的发生，但历经民族交往、民族交流，直至民族融合。周边的少数民族，最终，逐次，逐批地融入到汉族之中，并同汉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民族共同体。这个不断融合、发展的民族共同体，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共同缔造得。但在中华历史的舞台上，众多少数民族往往只能充当配角。而能够入主中原，跟强大的汉族并驾齐驱的，却并没有几个。至于，能够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更是凤毛麟角，只有区区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满族。在中国历史上，满族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满族全称满洲族，满族及其前身女真族，曾两次成功入主中原，满族更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清朝。
很多人非常反感，中国历史上，曾与汉族激烈冲突的少数民族政权，包括，女真族的金朝和满族的清朝。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并不改变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族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反倒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尽都被汉族的璀璨夺目的文化所陶醉、征服，并甘心情愿效忠于汉人雄浑磅礴，而又博大精深的文明。即便，有所挣扎，也改变不了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最终命运。须知，中华民族可是以汉族为核心得。这不也证明了汉人，除了拥有汉唐那样强悍的硬实力，更有这无形阴柔的软实力吗？
再者说，历经五千年的民族大融合。中华各族儿女，早就血脉交融相通，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兄弟。有哪个汉族兄弟，敢说祖上没有一点少数民族血统！又有哪个少数民族同胞，敢说自己毫无一丝汉族血脉哪！更何况，经过密切的融合和发展，中华各族儿女信奉同一文明，传承同一文化。正因如此，中华各族儿女，才会被共称为炎黄子孙。所以说，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只能算是，发生在现今中华儿女共同祖先之间的内战，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兄弟之争。抛开历史上的不幸，今日，中华各族儿女情如手足，相亲相爱，如同一家。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心协力，努力拼搏，共同奋斗，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华历史，浩浩汤汤。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车轮，也永往直前，总不停歇。而纵观满洲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该过程中，同汉族的交往、摩擦、冲突与融合。恰好是，中华民族不断演变发展的最为真实、客观写照。透过中国历史上，满汉两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们所见证的，尽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威武和传奇。笔者有着满族血统和汉族血统，这也让笔者能用更为客观、公正的视角，去看待满汉之间的历史。就请允许笔者带领各位读者，一同探究这份跨越数千年的恩怨情仇，一起领略中华民族的蓬勃英气和雄浑壮丽。

多谢天涯煮酒的各位版主

第一卷：满洲民族的形成

第一章、民族起源
一、
我国东北地区，东临浩瀚大海，北靠西伯利亚荒原，西邻蒙古大草原，南接祖国内地。在塞外风雪的砥砺下，刺骨严寒的沁染下，千万年腐殖质的滋润下。这片东西、南北各绵延三千余里的沃野黑土，处处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气息，和坚毅与果敢的气魄，也养育着中华各族儿女。悠悠五千载，中华各族儿女在这片白山黑水，共同繁衍，一起生息，互相不断融合。这种历史积淀，注定了东北地区，自古就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神圣组成。
东北地区大体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少部分在寒温带和暖温带。又因纬度高，相比于内地，东北地区的冬季寒冷漫长，积雪冻土期长，夏季温暖而短促。由于地理跨度大，使得东北地区的南北气候差异较大，经济模式也有较大区别。在古代社会，东北地区的南部，即今辽宁一带，气候较为温润适合农耕。而东北地区的中部和北部，即今吉林、黑龙江，和外黑龙江（现俄罗斯远东）地区，自然环境要严寒酷烈得多。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限，东北地区的中部、北部，是很难进行农业开发得。只能以渔猎经济为主，辅以游牧经济及非常有限的农耕经济。低效的经济模式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却让东北大地成为了渔猎民族的摇篮和天堂。历史上，很多叱咤风云的征服民族，如：鲜卑、女真、蒙古、满洲，都是由这片神奇的白山黑水间孕育而生。东北地区也和蒙古高原并成为，北方强胡悍虏源源而出的两个大本营。
但东北地区的南部，因受气候温润，适合农耕，且毗邻内地，方便迁徙等影响。很早便有古汉人从中原向北迁徙至此，并勤恳耕耘生息。虽然生活方式与渔猎、游牧相异，却不妨碍以农耕为生的古汉人，在东北地区的土著民族中，占据一席之地。至夏商周时期，东北地区便已形成了古汉人、东胡、肃慎、秽貊四大古族。狭义上，汉人将其聚居的东北地区南部，即今辽宁一带，称为辽东，意指辽河以东地区。广义上，辽东又可泛指整个东北地区，包括被俄国割占的外东北，以及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地区。本书中的辽东一词，皆引其狭义本意。
我们知道，民族的性格与其生存的环境，是有着密切关系得。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必须要适应穿山越岭、跋涉林海、转徙江河、驰骋草原的生活。同时，为了争夺宝贵的资源与领地，掠夺额外的财富和奴隶，他们还要进行长期、激烈的军事斗争。在严酷环境的塑造下，频频战火的洗礼下，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养成了精于骑射弓马、勇武彪悍的民族性格，以及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果敢顽强的民族精神。
对于东北地区各土著族众的剽悍性格与顽强精神，史籍文献多有明载。《后汉书》记载，扶余“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沃沮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高句丽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北风扬沙录》记载，女真人“耐寒忍饥、不惮辛苦，食生物，勇悍不畏死……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浮马而渡”；《扈从东巡日录》亦记载，东北土著“勇悍善骑射，喜渔猎，而耐饥寒辛苦，骑上下崖壁如飞”，尽显雄浑苍劲、阳刚强健之色。就连从古自今，生活于东北地区的汉人，也都传承了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勇鸷无羁、粗犷豪放的民族性格。时至今日，好勇斗狠仍是现代东北人群的整体性格之一。
经过不断的兼并、融合和迁徙，除了东北地区南部的古汉人保持不变外。东胡族先后演变出鲜卑、乌桓、室韦、契丹、蒙古等族。并在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向蒙古高原、内地迁徙。秽貊族选择留在了东北地区，其族裔在后世，演变出扶余、高句丽等族。至于，同样留在东北地区的古族肃慎，则先后演化出挹娄、靺鞨、渤海、女真、满洲等族。其中，渤海国曾称雄于东北一隅。女真则灭辽朝，亡北宋，建立金朝，雄踞北方中国。满洲更是扫清寰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清朝。可以说，肃慎的后裔们，各个声威赫赫，举足轻重。并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诗篇章。
据考证，早在舜、禹时代，肃慎古族便与中原建立了联系。史载，舜时，“息慎（即肃慎）氏朝，贡弓矢”。禹时“海之外肃慎”来服。及至商汤、周文王时，“海外肃慎”亦皆来服。武王灭纣时，“肃慎来献楛矢、石砮”。不断的交往，密切了肃慎同中原的关系。尤其，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时，肃慎频频向西周朝贡。成王为嘉许肃慎来朝，命大臣荣伯作“锡肃慎氏命”，即册命肃慎，这都标志着肃慎已经臣服西周。事实上，西周也对肃慎的宾服非常满意，周武王还将肃慎进贡的楛矢、石砮，分给异姓诸侯，希望他们都能像肃慎那样，对周朝忠心耿耿。周景王在列举其疆土时，更是直言道：“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到了秦汉时期，肃慎古族又易族名为挹娄。至于挹娄族名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挹娄是肃慎的同名异译。学者认为，肃慎、挹娄、女真的古音相似。系东夷人自称，即东人之意；其二、挹娄是肃慎的一个部族。因最为强大，而广为人知。中原王朝遂以挹娄，称呼原先的肃慎。随着族名由肃慎转变为挹娄，满洲先民的演变、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当东北地区的东胡、秽貊、肃慎等古族不断演变、发展时，东北地区南部的汉人也在积极经营、建设。史载，商人的先祖曾居于东北的辽西地区，并与当地的戎狄部族相互联姻。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就与商人有着直接联系。商代，封于辽西地区的诸侯国孤竹国，就与商朝王室同宗同姓。周初，箕子率部分商朝遗族，迁入辽西，后东走朝鲜，建立了箕子朝鲜。到了战国时期，燕昭王击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大将秦开又渡辽水，攻箕子朝鲜，直达满番汗（今朝鲜博陵古城），箕子朝鲜遂弱。燕国则拓地两千余里，得据整个辽东，及半岛部分地区。而后，燕国于河北地区北部、辽东地区，“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并“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同时，燕民开始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燕国灭亡后，燕人卫满于西汉初年，率众千余，投奔箕子朝鲜。推翻了业已衰落的箕子朝鲜后，卫满又建立了卫满朝鲜，内地的流民则继续涌入朝鲜。
秦朝建立后，原属燕国的辽东地区，并入秦朝版图。秦朝也继承了燕国的设置，在东北地区南部，设立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秦亡后，西汉又继续在东北地区南部统治。凭借强盛的国力，汉武帝继位后，数次出兵漠北，给匈奴以沉重打击。同时，还在各个方向，不断开疆拓土。在东北方向，元朔元年（前128年）秋，“东夷秽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向汉朝归降。为切断卫满朝鲜同匈奴之间的联系，汉武帝趁机在秽貊地区设立沧海郡。这是汉朝首次在东北民族地区，设置郡一级行政建置。然而，仅仅两年后，沧海郡便被废黜。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因不满卫满朝鲜招揽汉朝亡人，阻碍其它小国向汉朝进贡，并杀害汉朝辽东东部都尉涉何。汉武帝发兵五万，进攻朝鲜，两年后，卫满朝鲜灭亡。而后，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即现今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设立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合称为汉四郡。这也是汉朝在东北民族地区，第二次设立郡级建置。由于，箕子、卫满朝鲜时，汉人不断移民半岛，带来的先进文化，大大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到汉武帝吞灭卫满朝鲜时，朝鲜的社会发展水平，已与内地相近。照理说，汉武帝将内地的郡县制，照搬至朝鲜，是不应存在适应障碍得。但卫满朝鲜故地，还有很多附属部族，即史书提及的“秽貉、句骊夷”或“真番旁众国”。这些部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非常原始、落后，不能适应机构繁琐的封建官府统辖。而汉朝也发现，原本基于内地农耕经济的行政体制，无法有效管制边疆地方的番部夷虏。史载，那些“秽貉、句骊夷”不断武力反抗汉朝官府的统治。以致，临屯、真番二郡因不堪“夷貊所侵”而省并，玄菟郡也由沃沮地，迁到邻近辽东郡的句骊夷地，后又迁入原辽东郡境内。只有乐浪郡，因其辖地原为卫满朝鲜的核心区域，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属于礼数冠带之地。设于当地的各级郡县，方才统治得最为稳固和长久。
内地的郡县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实施中，统治效果非常差。受此影响，汉朝转而尝试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能适应其民族及社会特色的新体制。汉昭帝继位后，省并了临屯郡、真番郡，内迁玄菟郡。那些原属三郡统辖，且不服管制、桀骜难驯的各部夷虏，则被分置为七县，并入乐浪郡。汉朝特设东部都尉一职，专门管辖七县所属的夷虏。同时，汉朝允许当地沃沮、秽貊等土著部族的首领、头目，担任各县的官长及下属各级官吏。据《三国志》记载，即“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功曹、主簿诸曹，皆秽民作之”，“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通过对各部首领、头目的政治拉拢，将其化为朝廷的中间代理人。汉朝不仅重新确立了在当地的统治，并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
自此之后，尝到甜头的汉朝遂于民族地区，频频设置这种具有民族自治性质的行政管理机构及官职。主要包括：属国、西域都护府、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匈奴中郎将等。

二、
属国是汉朝为安置归附的匈奴、羌、夷等少数族，而设置的行政建制。据《汉书》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汉武帝“置五属国以处之”。从此，汉朝对于降附或内属的少数民族，多在其聚居地设属国，予以安置。依照汉制，属国与郡同级，属国允许保留国号，即“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亦可延留其部族风俗，即“因其故俗为属国”。为确保对属国的统治，汉朝会在属国，派驻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掌管属国的军政大权。稍有不同的是，西汉时，属国都尉以下，还设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等职。而东汉时，属国都尉以下，则另设属国长史一职，专以“职统戎马”。此外，属国的各级官职，多由朝廷任命的汉族官吏担任，一些较低的官职，可由属国的部族首领担任。至于，属国各族的部族武装，则须归属国官员统领，称为属国骑或属国胡骑，又称属国玄军(玄军即铁军)。史载，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时，其麾下就有精兵万骑。东汉末年，军阀公孙瓒亦曾任辽东属国长史，统领辽东属国的部族武装。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攻取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四郡。由此，打通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汉朝的势力开始向西域扩张。元丰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发兵，击姑师、降楼兰，抚师千里，广树威德。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远征大宛取胜，自此“西域震恐，都遣使来贡献”。汉朝为确保与西域诸国的陆路通畅，特在敦煌到盐泽之间，设立交通亭站。并于轮台和渠犁等处，派驻戍卒屯田。同时，汉朝还设置使者校尉，代表朝廷处理西域事务，兼司驻防及屯田事宜。由此，天山以南为汉朝控制。此后匈奴内乱，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统领西域各属国的日逐王先贤掸，率数万众向汉朝投降，汉宣帝封其为归德侯。至此，天山以北亦归属汉朝，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全面结束。
夺取整个西域后，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正式建立西域都护府，并任命原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自后，西汉时期，前后任西域都护者十八人。东汉时期，前后任西域都护者，又有四人。依照汉制，西域都护级别相当于郡守，俸禄两千石。其属官有副校尉、丞各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除以上属官外，汉朝还在西域派驻有伊循校尉、戊己校尉。伊循校尉负责伊循地区的驻军统领和屯田管理，而戊己校尉主管屯田事宜，协助都护安辑诸国，维护地方治安。为维护自身的统治，汉朝在西域派驻有军队，并积极屯垦。西汉时期，派驻西域的官吏、戍卒最多时，约有两万，开垦耕地五十多万亩。东汉时期，西域屯垦的规模要小很多，驻军及屯垦的人数也较少，但据学者估计，起码也有五千左右。
作为汉朝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的职责广泛，包括：统辖西域诸国，管理驻军、屯田，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还要发兵征讨。至于，都护所统辖的西域诸国，其君主可以称国王，但须接受汉朝册封，其统治地位方可算为合法。除国王外，各国主要官员也要由汉朝任命，且国王、官员，皆须佩戴汉朝赐予的印绶。据《汉书》记载，西域诸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计有376人。西域诸国可以自理其政，但前提是听命于汉朝，汉朝的政令也通行西域，史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诸国还允许保留军队，但要听命于汉朝的指挥、调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就是以朝廷的名义调用西域都护府各部族的军队，斩杀了北匈奴郅支单于。总之，西域都护府设立后，整个西域都被纳入到汉朝的统治中。
随着，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派官、驻军、推行政令，行使国家主权。这也正式标志着，西域（新疆）从此投入中华民族的怀抱，并成为我们伟大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国土。
为镇压羌人部落叛乱，隔绝西羌与匈奴的交通。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护羌校尉，持节领护西羌，掌管西羌事务，秩比二千石。史载，护羌校尉的职责包括：绥扶诸羌，巡行理事；监管诸羌，保护交通；统兵备边，兼理屯田。由于羌人屡屡造反，尤其东汉时期。故而，各任护羌校尉往往统领重兵，并能指挥地方郡守、都尉。据学者考证，护羌校尉麾下，直属将屯兵近二千，湟中义从胡有二三千骑，总数达五千左右。遇有战事，还可征发属国中归附的羌胡，兵力可达万骑。以及，边郡太守所领驻军，各近万骑。另有，周边屯田的戍卒亦可调遣。一旦西羌生乱，护羌校尉即可第一时间，调集数万兵马，予以镇压。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袭破匈奴左地”，匈奴败退漠北。汉朝将原居乌桓山的乌桓人，迁徙五郡塞外。史载，为管制这些乌桓人，汉武帝始置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乌桓），使不得与匈奴交通”。此后，内附汉朝的鲜卑人，也被划归护乌桓校尉管辖。依照汉制，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其下设有长史一人，司马一人。护乌桓校尉统辖下的乌桓、鲜卑的渠帅、大人，也都为朝廷封授“侯、王、长、都尉”等称号，并颁以印绶。在具体职责上，护乌桓校尉主要负责三方面：其一、代表朝廷同乌桓、鲜卑联络，协调诸部之间关系，处理诸部所遇疾苦，即“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其二、掌管朝廷对乌桓和鲜卑的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等事宜，即“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其三、负责监领乌桓诸部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阻击匈奴侵扰汉朝边郡。东汉中后期，塞外鲜卑取代北匈奴，称雄漠北，并屡屡寇抄汉朝边郡。护乌桓校尉又率领内附的鲜卑、乌桓突骑，配合汉军，打击入寇的塞外敌虏，即“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
汉代，护乌桓校尉在乌桓、鲜卑诸部中，享有极高的权威。这一点，在当代学者对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古墓墓壁画考古中，得到了有力应证。该古墓墓主正是东汉王朝所委任，负责管辖内附鲜卑、乌桓的高级官员——护乌桓校尉。墓壁画《官邸宴饮图》中，护乌桓校尉在官府宴饮看戏，周边簇拥着众多髨发的鲜卑人、乌桓人。这些鲜卑人、乌桓人结队鱼贯出入，并极逞趋炎臣附之形色。在墓壁画《幕府图》中，护乌桓校尉威严端坐于校尉府正堂中央，门前侍卫林立，正堂阶下谦恭跪拜着鲜卑、乌桓各部的大人、渠帅。而另一组墓壁画《出巡图》，则生动再现了护乌桓校尉巡视鲜卑、乌桓诸部时的宏大场景。护乌桓校尉乘于车上，在众多随从及鲜卑、乌桓首领的护拥下，奔驰在山岭草地之间。通过以上几组墓壁画，我们足以探知，东汉时期，护乌桓校尉对内附的鲜卑、乌桓各部，有着绝对的统领权。
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附汉朝。为此，汉朝又特设护匈奴中郎将一职，秩比二千石，拥节。其主要职责为监护南匈奴及其单于，并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其地位当在度辽将军、乌桓校尉之上，行督率之责。其下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
进入三国时代后，雄踞中原的曹魏政权，继续以强硬手腕，镇抚北方各少数民族。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于白狼山大破三郡乌桓，阵斩乌桓单于蹋顿，收胡汉降众二十余万，所获降众悉迁关内。此战，曹操基本控制了乌桓各部。同时，又择选乌桓精壮编入己方骑兵。从此，乌桓骑兵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三国志》记载，“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黄巾之乱后，东汉一度失去了对南匈奴的控制。后来，曹操派遣司隶校尉钟繇，困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于平阳。呼厨泉单于降服后，南匈奴男丁被编为义勇，服役打仗。南匈奴的老幼妇孺，则被迁至邺城，作为人质。很多南匈奴部众不肯就范，横遭曹魏的残酷镇压。据《三国志》记载，“（南匈奴）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鉴于南匈奴曾屡屡叛乱，曹操以荐举至幕府任职为由，将南匈奴贵族监视起来。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拘留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并分南匈奴为五部。各部“立其中贵者为帅”，并“选汉人司马以监督之”。南匈奴各部中，汉人司马掌握有实权。太和五年（公元231年），魏明帝又复置护匈奴中郎将，一般由并州刺史兼任，管辖南匈奴。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增设护鲜卑校尉，处置鲜卑各部事务。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幽州刺史王雄遣人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此后，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为补充军力，曹魏又将“鲜卑数万”散居雍、梁二州，防范蜀汉。正始五年（公元241年），曹魏复设辽东属国，安置归附的东部鲜卑诸部。对于氐、羌两族，曹魏一面封官赐爵，予以拉拢。一面，设护西戎校尉于长安，管理关中氐、羌及杂胡事务。并派汉人司马、安夷护军、抚夷护军等，对氐、羌严加监督。
为强化对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管理，曹魏初年，于襄平设立护东夷校尉。东夷校尉统帅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并兼管扶余、高句丽、沃沮、挹娄、寇谩汗等少数民族的各项事务。护东夷校尉肩负着，保护、扶持臣服朝廷的地方民族政权，打击袭扰边疆的敌对部族势力，维护中原王朝在东北民族地区统治秩序的重要职责。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鲜卑慕容廆灭了扶余国。身为晋朝护东夷校尉的鲜于婴，按兵不救，未予干预。晋武帝撤免了失职的鲜于婴，改任何龛为护东夷校尉。何龛上任不久，便“遂复扶余之国”。
汉魏晋时期，为有效管理内地或内附的诸多少数民族，中原王朝不断摸索、创新统治模式。依据“因俗而治”的原则，设立一批适合民族地区统治的行政机构和官职。除了上文提及的机构及官职，汉魏晋时期，还陆续设立南蛮校尉、护氐校尉等等，不一而足。也正是汉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统治模式的持续探索与改进。为唐代，民族地区羁縻州府制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大力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社会的融合和发展。

三、
话再说回满族的先人挹娄，汉魏晋时期，由于，东北地区的扶余和高句丽先后崛起。势力尚很单薄的挹娄，饱受扶余、高句丽的欺凌和压迫。扶余人是由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族秽貊，演变而来的民族。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建立了奴隶制政权。这也是我国东北地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秦朝末年，扶余开始不断向周边扩张。而毗邻扶余的挹娄，首当其冲，受到攻击。到西汉初年，挹娄已经臣属于扶余，并被迫缴纳极为繁重的税赋。根据《三国志》记载，因不堪扶余贵族“责其租赋重”，挹娄部民屡屡聚众反抗，扶余也多次调兵镇压。至曹魏初年，不肯屈服的挹娄，几经抗争，始才摆脱了扶余的统治。为求得曹魏政权的支持，曹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挹娄正式归附曹魏，并遣使向曹魏“献楛矢”，曹魏则将其划归辽东郡管辖。这也是继春秋时期的肃慎以后，挹娄民族第一次与中原王朝直接来往。此后，挹娄长期同中原王朝，保持着融洽的臣属关系，并多次向曹魏、西晋、东晋朝贡。
约5世纪前后，挹娄改族名为勿吉。作为挹娄的延续，勿吉延续了同扶余之间的民族仇怨和战争。只是，百余年间，经过慕容鲜卑、高句丽的接连打击，扶余早已不复当年之盛。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扶余一度被鲜卑慕容廆亡国，扶余王自杀。第二年，在西晋的大力扶持下，扶余得以复国。但受此打击，扶余已元气大伤。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燕王慕容皝派长子慕容儁、四子慕容恪，率一万七千余骑，猛进攻扶余，俘其王玄及部众五万余人，扶余被纳入前燕的统治。前燕灭亡后，扶余又改属于前秦和后燕。当时，中原各割据政权为逐鹿天下，征战不止，厮杀不休，根本无暇他顾。而国力正值鼎盛的邻国高句丽，也开始不断扩张。失去了中原方面的有力支援，扶余面临着高句丽的严峻威胁。东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高句丽好太王进攻扶余，攻克其64座城池，1400个村庄。此战后，扶余被完全纳入到高句丽的势力范围。此时的扶余了无生气、苟延残喘，真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勿吉趁机灭掉了扶余，扶余王则于第二年，降于高句丽。
扶余灭亡后，勿吉的散布地向南扩展至吉林各地。其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也更为密切了。史籍记载，勿吉与北魏、北齐的交往，前后有37次之多。频繁的交往中，勿吉继续吸收着内地的先进文化和工艺，加速自身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包括：铁削、铁锛、铁镰、铁带卡、銎铁锛等大量铁质农具，被引入到勿吉社会，大大促进了勿吉社会的农业生产进步。又据《魏书•勿吉传》记载：“勿吉国，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这说明，勿吉已经成为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然而，即便勿吉灭掉了，曾经强盛一时的扶余，但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勿吉仍算不得最强。紧邻勿吉的南部，就有一个远比勿吉强大许多的政权——高句丽。
高句丽的创立者姓高，名朱蒙，本是扶余的一个王子。因与其他王子不和，朱蒙率领部分部众，逃离至卒本川。西汉末年的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朱蒙称王建国，国号高句丽。这也是继扶余之后，秽貊古族的后裔，所建立的第二个王国政权。建国之初，高句丽人口不过几万。经过对邻近同族诸部的不断吞并和扩张，高句丽逐渐壮大起来。并开始逐渐蚕食，汉朝位于东北地区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的疆土。扩张领土的同时，在原有部众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融合当地的汉人、卫满朝鲜人、扶余人、秽貊人。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东北亚民族高句丽人。再至曹魏时期，高句丽政权已颇具规模，一度拥人口二十万，精兵两万。
自建国后，高句丽便与汉朝建立了藩属关系，成为汉朝治下的侯国。依制，高句丽须接受汉朝颁发的印缓，还负有奉诏从征的义务。王莽讨伐匈奴的时候，就曾调高句丽兵从征。但因高句丽历代君王，向来奉行对外扩张疆土，掳掠人口。尤其，意欲染指汉朝人口稠密、物产富饶的辽东地区。基于此，高句丽也成为此后数代中原王朝，最不规矩、最不老实的藩属。高句丽也因“时叛时服”，屡屡“寇钞”辽东、乐浪、玄菟等边郡，而受到新朝、东汉、曹魏的多次讨伐。一种说法，认为高句丽的开国君主高朱蒙，即为新朝将领严尤诛杀。每遭打击，高句丽都会规规矩矩地老实一段时间，乞求内属，朝贡、听命。可只待实力稍有恢复，记吃不记打的高句丽总会故态复萌，再度对中原王朝的边疆州郡，蠢蠢欲动起来。汉魏晋时期，对高句丽的讨伐中，属曹魏的征讨，对高句丽的打击最为沉重，以致高句丽几乎亡国。
曹魏消灭了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后，高句丽君主东川王不知死活，竟欲取代公孙氏，称霸辽东，高句丽的野心激怒了曹魏。曹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魏大将毋丘俭统万人步骑，征讨高句丽。魏军所向披靡，高句丽两万精兵被斩杀了一万八，残兵“一千余骑奔鸭绿原”。而后，毋丘俭又统兵攻取了高句丽国都丸都山城。据《三国志》记载，破城后，魏兵“屠丸都”。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毌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逃奔买沟。毌丘俭亲于丸都一带坐镇，派玄菟太守王颀继续追击东川王，又派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为另一路人马，攻打曾依附于高句丽的不耐等濊貊种落。紧咬东川王不放的王颀，率部追至竹岭时，再度大破东川王余部。东川王狼狈逃入北沃沮境内，王颀军继续追击，直至今黑龙江境内的牡丹江流域乃返。东川王则在逃亡中，抑郁死去。曹魏两次征讨，给予了高句丽毁灭性打击，高句丽几乎亡国。只因，魏军误以为高句丽已经灭亡，毌丘俭等将刻石纪功后，便很快撤军而去，高句丽这才侥幸苟活下来。此后七十年，高句丽小心翼翼、休养生息，再不敢生事。
魏晋时期，笔者最为敬佩曹魏政权。别看仅拥半壁天下，曹魏的武功赫赫，却不亚于两汉。拆南匈奴为五部、灭乌桓、肢解鲜卑、平定羌氐，还差点剿灭了高句丽。就连毛 他老人家，都忍不住赞叹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可惜，强悍的曹魏政权，竟为西晋取代。在诸胡眼中，以奸佞诡诈篡夺江山的司马氏，显然不及真刀真枪打天下的曹氏有威慑力。西晋建立伊始，那些被曹魏降服的诸胡便渐生不臣之心。司马氏也忒不争气，统治奢靡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朝堂危机四伏，宗室互相残杀。继“八王之乱”后，西晋内外的诸胡势力，又纷纷发难。一时间，胡骑骤起，神州陆沉，衣冠南渡，这便是让汉人刻骨铭心的“五胡乱华”。此后，曾经统一的内地，彻底陷入到五胡十六国的血腥混战，以及南北朝的长期对峙中。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大分裂，直到隋朝建立，内地方才恢复统一。
眼见，西晋迅速腐朽没落，已经缓过气来的高句丽，遂再无忌惮，大肆侵夺辽东、乐浪和玄菟等边郡。西晋永嘉七年（公元313年），高句丽君主美川王吞并了，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整个朝鲜半岛北部落入高句丽囊中。此后，高句丽发展一度又遇险阻，鲜卑慕容部成了高句丽称雄一方的劲敌。在同慕容鲜卑的长期较量中，高句丽曾数度惨败。仅举一例，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前燕的慕容皝就从丸都城掳走五万人。幸亏永嘉之乱（即五胡乱华）后，内地各方割据势力，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逐鹿中原。这使得高句丽每陷危境后，总得获喘息之机，继而死灰复燃，重又振作起来。此后，趁着慕容氏后燕政权内忧外患，北魏天赐二年、后燕光始四年(公元404年)，高句丽好太王又攻占了朝思暮想的辽东地区。
进入南北朝后，得益于交好中原王朝，高句丽迎来了一段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到北魏太武帝时期，高句丽已拥精兵五万，人口五十万。南北朝结束后，唐高宗初年，高句丽已经发展至“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人口约三百五十万之巨。当时的高句丽人力和物力丰沛，国力和军力强盛，即是东北地区的最为强盛的地方政权，也是令中原王朝寝食难安的一方劲敌。此后的隋唐两朝，皆与高句丽进行了长期，而又艰难的战争。隋文帝遣兵三十万，征讨高句丽。但因时逢雨季，粮草不济，军中疾疫，尚未开打，隋军死者便已十分之八、九。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又调集一百一十三万大军，三次征讨高句丽。为了保障大军东征，隋炀帝征发全国民夫几百万，服各种徭役。由于，出征规模太过浩大，严重透支了国力，直接动摇了国本。三次东征，高句丽未灭，反倒国内民怨沸腾，天下大乱，隋朝因此而灭亡。
以高句丽之强，隋朝尚且无可奈何，小小的勿吉，自然也不是对手。其实，勿吉能够灭亡扶余，那是捡了高句丽的漏。扶余的国本，更多是高句丽侵蚀、消灭掉得。扶余灭亡后，勿吉各部逐渐向扶余故地扩散。而高句丽则继续向北开拓，欲吞并原属扶余国的剩余领土。双方很快便相遇，并发生冲突，最先与高句丽冲突的，就是勿吉族的粟末部。据考证，勿吉各部向东南迁徙时，一些部族迁入至现今吉林省第二松花江地区。因第二松花江又名粟末水（或速末水），故而，该地勿吉部族号为粟末部。由于，双方体量相差太大，在对扶余故土的争夺中，高句丽强占了绝大多数。北魏太延元年(公元435年)，魏使臣李敖出使高句丽时，就发现高句丽疆界已“北至旧扶余”。然而，仅据部分扶余故地的粟末部不肯退让，为争夺宝贵的居住地，粟末部不惜与高句丽连年征战。《魏书•勿吉传》记载，延兴年间，赴北魏朝贡的粟末部使者乙力支曾称：“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北史》、《隋书》亦明文记载，粟末部“每寇高丽”。只是，粟末部再骁勇剽悍，也不敌高句丽国力的整体优势。经过长期较量，粟末部渐渐处于下风，最后，败于高句丽手下。
至隋朝一统大江南北，结束内地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时。东北大地的勿吉，又改族名为靺鞨。至于族名的由来，一些学者认为，靺鞨本字应作“靺羯”，是由“勿吉”音转而来。据《隋书》记载，隋初，靺鞨数十个部落，最为著名的，共有七部。分别是：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黑山部、白山部。七部中，伯咄部人口最多拥“胜兵七千”，粟末部“胜兵数千，多骁勇”，安车骨、拂涅、号室、黑山、白山诸部“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根据以上资料，学者推算，隋代，靺鞨诸部“胜兵”合计两万五千，总人口约十二万五千。其实，区区十几万的人口，相比于生活在东北大地的其他族群，实在少得可怜。且不说，数量众多的汉人、高句丽人，两晋时期的扶余人，就达四十万。从大兴安岭地区迁出的鲜卑拓跋，部众也有十六万。除了人口稀少，靺鞨民族还呈分裂状态，各部自立，互不统属。而且，靺鞨各部还非常不幸地，被夹在突厥、高句丽、隋朝三强之间。以当时的视角，应该没有人会看好，看似无足轻重的靺鞨。神奇的是，在上苍的眷顾下，势单力薄的靺鞨非但没有像扶余那样消亡，反倒在白山黑水间，顽强地生存并逐渐发展起来。

四、
隋代，靺鞨各部大都受到高句丽的挤压和奴役，包括与高句丽交战不胜的粟末靺鞨。开皇年间（公元581年—公元600年），部分粟末靺鞨不愿受制于高句丽，南下归附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粟末靺鞨酋长突地稽与其兄瞒咄，率领所属的厥稽、忽赐来、窟突始、悦稽蒙、越羽、步护赖、破奚、步步括利八部，共“胜兵千余人”。自扶余城（今吉林农安）西北，举部南下，投奔隋朝，后被安置于营州一带。唐朝建立后，武德年间，又有一批粟末靺鞨，遣使进贡并内附。唐朝将请求内附的粟末靺鞨，统统划给突地稽统辖。突地稽因此成为，隋末唐初，内附中原的粟末靺鞨族众首领。入侍唐朝后，突地稽恪尽职守，履建功勋，先后荣任燕州总管、蓍国公、右卫将军等职，成为了唐朝引以为重的一方封疆重臣。
至于，那些没有南迁，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则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诸部靺鞨，先后沦为了高句丽的附庸。此前，北魏天赐二年、后燕光始四年(公元404年)，高句丽击败了，正值昏君慕容熙主政的后燕，攻占了辽东地区。辽东自古乃汉人世居之地，属于汉人的传统势力范围。高句丽侵夺辽东之举，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彻底激怒了，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中原王朝。大分裂时代结束后，完成统一的隋唐两朝，为了夺回辽东，都曾不留余力地发动了，讨伐高句丽的战争。本属同族血脉的靺鞨各部，也被划分到中原王朝、高句丽两个不同阵营中。此后，在隋唐对高句丽的战争中，可怜的靺鞨人非常不幸地沦为，敌对双方共同驱使的马前卒和炮灰。尤其，高句丽“常以靺鞨锐兵居前”或“每战，靺鞨常居前”。史载，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高句丽婴阳王联合粟末靺鞨，攻击隋朝冀州道的军事驻地。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又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但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而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时，粟末靺鞨酋长突地稽亦率本部兵马，随隋军参战。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励精图治。对外攻灭东突厥、薛延陀，降服西域，设立安西四镇，为北方各族共尊为“天可汗”。对内，劝课农桑、休养生息，使得国泰民安，开创了“贞观之治”。一番作为，为此后唐朝的百年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即便缔造了如此丰功伟绩，唐太宗心中仍就念念不忘着，尚为高句丽窃据的辽东地区。待扫平其它方向的威胁后，唐太宗决意再征辽东。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七月，唐太宗特命幽州、营州二都督发州兵，以及契丹、奚、靺鞨部众出击辽东，以为试探。又经充分准备，唐太宗正式以高句丽占据的“辽东”为“旧中国之有”，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为由，下诏征讨高句丽。
此次出征，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尊，号令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进击高句丽，又命兰、河二州的归降胡人，随军出征。在唐朝征调的众多少数民族仆从武装中，笔者认为，奉唐太宗之命，出击辽东的靺鞨兵马，数量不会很多。起码，没有唐军中的突厥、契丹、奚族兵马多。而且，在唐朝的少数民族仆从武装中，靺鞨兵马也算不得主力。但对高句丽而言，情况却不是这样。精于射骑的靺鞨士卒，可是高句丽军事力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统十万唐军精锐，分从水陆，两向杀来。高句丽即驱使治下的泊咄、安车骨、白山等部靺鞨，前来驰援，抵抗唐军。其中，最为积极的当属白山靺鞨。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其深层原因得。相比于其他靺鞨诸部，白山靺鞨居于长白山地区，在地理上，距离高句丽最近。地理的靠近，即加深了高句丽同白山靺鞨的交往，同时，也密切了双方的政治联系。史载，白山靺鞨“素附于高丽”。六月，高句丽北部傉萨(相当于唐朝的都督)高延寿和南部傉萨高惠真，统率十五万（一说二十五万）高句丽、靺鞨联军，驰援正被唐军围困的安市。而高句丽、靺鞨联军当面的唐军，却只有六万众。但在唐太宗君臣的杰出指挥下，唐军表现极为神勇，硬把占据兵力优势的高句丽、靺鞨联军，杀得死伤过半。仅二十二日的交战，高句丽军就被斩首两万余级，另有四万余部被唐军围困。二十三日，见突围无望，高句丽援军主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士卒三万六千八百人投降。
唐太宗对投降的高句丽俘虏，非常的宽宏大度。俘虏中，“简耨萨已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而后，虏往中原。其余人等悉数释放，“使还平壤”。但对于俘获的靺鞨士兵，素以豁达著称的唐太宗，却变得异常残酷决绝。太宗皇帝竟下令，将白山、泊咄、安车骨三部靺鞨兵“三千三百人”，尽数坑杀。要知道，当时，各部靺鞨没多少人。据《北史》记载，白山靺鞨“胜兵并不过三千”。再考虑到，除了被残忍活埋的三千三百靺鞨俘虏，还有很多靺鞨士兵，已经阵亡于两军厮杀。高句丽治下的靺鞨各部，尤其是白山靺鞨，为了这场本与靺鞨毫无干系的战争，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而这也正是，不幸沦为炮灰的最可悲之处。
说道这里，问题就来了，堂堂天可汗为何不肯放过，可怜的靺鞨俘虏那！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靺鞨士兵在高句丽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太宗皇帝不愿放虎归山。正如前文所提，靺鞨士卒精于弓马骑射，且逞勇好斗。凭借娴熟的骑射和高昂的士气，靺鞨士卒每战，必为高句丽军先锋。北魏皇兴二年(公元468年)，高句丽曾征调靺鞨兵一万，攻取了新罗悉直州城。可见，靺鞨士兵确是高句丽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中，高句丽军的靺鞨骑兵，常使唐军腹背受敌，屡遭袭扰。据《资治通鉴》记载，当高延寿、高惠真统大军驰援安市时，唐太宗曾与群臣分析，“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由此可知，唐太宗最为忌惮得，就是靺鞨骑兵对唐军的不断袭扰，尤其，对唐军后勤补给的威胁。平时，想要消灭这些靺鞨骑兵，非常不容易。现在，俘获如此多的靺鞨骑兵，唐太宗又怎么会放虎归山。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二、太宗皇帝要借靺鞨俘虏，杀鸡儆猴、敲山震虎。靺鞨士兵就是再骁勇善战，仍不过是唐朝、高句丽双方手中的一个棋子。他们的生与死，只在双方君主的喜怒哀乐之间。说实话，唐太宗跟这些靺鞨战俘，并无深仇大恨，完全可以不杀他们。如果不想释放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掳至内地，或者，编入到唐军的靺鞨部队中。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太宗皇帝需要考虑更多的事情。当时，唐军顿兵于安市城下，攻城毫无进展。为解困局，唐太宗既想用铁血手腕，震撼高句丽上下的抵抗意志。又想以怀柔手法，收服高句丽的人心，令其感恩怀德。同时，他还不想激起高句丽同仇敌太的情绪，以及誓死不降的决心。故此，太宗皇帝才会在安市城下，宽宏大度地赦免高延寿、高惠真等降将，并释放高句丽俘虏。只为感化民心，让高句丽民众知晓，若降必受优待，可保性命无虞。同时，唐太宗又无情地活埋了全部靺鞨战俘，就是要瓦解高句丽的抵抗意志，让敌众明白，抵抗唐军，断无生路。白山靺鞨等部只是高句丽的附属、仆从，并非高句丽本族百姓。即便杀光了靺鞨战俘，高句丽人也不至有丧亲之痛，太宗也不用担心，会激起敌众的反抗情绪。只是，太宗此举，确有欺软怕硬之嫌，让人多有不耻！可谁叫，在唐朝、高句丽两雄相争的格局中，寄人篱下的靺鞨人，毫无地位可言那！可怜的靺鞨战俘，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一只供唐朝杀掉儆猴的倒霉鸡。
可惜，太宗皇帝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伎俩，只成功了一半。唐军于安市城下，覆灭高句丽援军，尽屠靺鞨俘虏后，“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但坚守安市的城主（后世朝鲜小说中，定名为杨万春），并没有被唐太宗的恩威并施吓倒，依旧殊死抵抗，唐军也久攻而不下。此后，深秋将至，辽东一带早寒，草枯水冻，军粮将尽。九月十八日，太宗皇帝被迫下令，班师还朝。虽未能攻克安市，唐太宗却由衷敬佩着安市城主。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军班师时，“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这大概就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吧！四年后，太宗皇帝病逝，一代千古帝王，含憾而去。可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却没有就此停止。
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冬十月，高句丽再次驱使靺鞨兵，进犯辽西地区的契丹人。此时的契丹人，已经归附唐朝，隶属松漠都督府管辖。高句丽胆敢侵犯唐朝治下的契丹人，说白了，就是在公然地挑衅唐朝。但不成想，凶悍的契丹人，一点都不好惹！在松漠都督李窟哥的统领下，契丹人憋足了劲，在新城大败靺鞨兵。据《新唐书》记载，“（高句丽王高藏）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战后，契丹遣使向朝廷告捷，唐高宗大为兴奋，“露布于朝”。
第二年，靺鞨又被高句丽裹挟，会同百济，侵扰新罗。新罗不敌，危在旦夕，唐朝见状，急忙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征讨高句丽。由此，唐朝灭亡高句丽、百济之战的帷幕，正式拉开。此后，唐高宗先后数次对高句丽用兵。其中，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高宗再遣契苾何力、苏定方等率十万军，进攻高句丽。此战，靺鞨兵又被高句丽推到抵御唐军的最前沿。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统帅渊盖苏文“请高句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但靺鞨士兵据守的南苏城，很快就被唐将契芯何力“奋击破之，斩首万级”。笔者认为，《旧唐书》对靺鞨士兵的数量，未免夸大了。以当时的靺鞨族群总人口而论，靺鞨兵无论如何，达不到数万之众，除非是算上老幼妇孺的全体部众。但有一点可信，那就是南苏城破后，作为高句丽的炮灰，靺鞨人再度遭到了唐军的无情屠戮。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去世。渊盖苏文诸子不和，并导致高句丽内乱，这就给了唐朝绝佳的可乘之机。渊盖苏文长子泉男生，不满弟弟泉男建夺权，转而向唐朝投诚求援。唐高宗立派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领兵救援泉男生。而后，各路唐军齐头并进，讨伐高句丽。至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终于灭了东北地区的强国高句丽。而后，唐朝将其境划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两万镇守高句丽故地。
高句丽灭亡后，唐朝最为头疼的，当属如何防止高句丽遗民造反。当时，高句丽故地的民心不服，屡屡叛乱。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高句丽余众起事反叛，大批忠于高句丽的靺鞨人，也参与其中。唐朝特派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李谨行（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之子），前往平叛。显然，高句丽故土的靺鞨人，对李谨行的粟末靺鞨出身不感冒。李谨行刚于瓠芦河(今朝鲜洛江中游)之西，大破高丽叛众。很快，“高丽引靺鞨”之众，便又猛攻李谨行妻刘氏所在的奴城(今平壤西北)。为了安抚高句丽故土的遗民及靺鞨人，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高宗册封，时已虏至内地，任工部尚书的高句丽末代君主高藏，为辽东都督，命其重返高句丽。寄望高藏重返故土后，能安抚当地民众，稳定局势。哪知高藏返回高句丽后，竟暗自勾结靺鞨人谋反。最终，事泄而谋不成，高藏被唐朝流放至四川邛州，后死于贬所。
为彻底杜绝高句丽遗民的反抗，被激怒的唐朝开始大规模，向外迁徙高句丽遗民。原高句丽统治民族高句丽人，则是重点迁徙对象。上至高句丽王公大臣、商旅名流，下至百姓中身强力壮者，皆被强制迁往内地，唯有“弱窭者留安东”。学者考证，高句丽国内生活着，高句丽人、汉人、靺鞨人，还要少量契丹人、突厥人、新罗人、百济人。对唐战争中，高句丽军至少战殁20万。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总人口仍有69.7万户，约350万口。其中，高句丽人约100万（亦说为110万）。至于被掳往内地的高句丽人，学术界认为，少则34.5万，多则50余万。随着新罗向半岛北部的不断扩张，高句丽南方的小部分人口，成了新罗属民，数量约有19万。剩余的高句丽人中，流入突厥至少10万，流入靺鞨及后来的渤海国，亦不少于15万。另有不到2000人，流入日本。能够留居故地的高句丽人，则仅存万余人。
就这样，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国灭政熄，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

五、
介于靺鞨人长期效命于高句丽，并积极参与高句丽遗民的反叛。唐朝特将靺鞨人中，那些具有反唐倾向的激进分子，共约数万人，一并掳至内地。虽不是举族皆迁，但靺鞨各部的上层首领、酋长，俱在迁徙之列。由于群龙无首，那些留在故土的靺鞨部众，就成了一盘散沙，只得乖乖臣服于唐朝的安东都护府，为唐朝效命。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朝名将刘仁轨征讨新罗，破其众于七重城，期间，刘仁轨曾“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斩获甚众”。这些为唐朝驱使，同新罗厮杀的“靺鞨”，就应是原属高句丽，后归附唐朝的的靺鞨部众。
作为第三批内迁的靺鞨人，粟末靺鞨、白山靺鞨都曾臣属于高句丽。但白山靺鞨同高句丽的关系更为密切，算得上是高句丽的忠心爪牙。故而，白山靺鞨成了唐朝重点防范及迁徙的对象。据《旧唐书》记载，“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除了粟末靺鞨、白山靺鞨外，“泊咄、安居(车)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灭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依往前惯例，第三批内迁的靺鞨人，照旧被唐朝安置于营州。这样，靺鞨族群最重要的两个部落粟末部、白山部便聚于一地。又因此前，粟末靺鞨最先迁入营州，且数量至少有四、五万之众。相比于后来的白山靺鞨，先入为主的粟末靺鞨明显占有主导优势。于是，白山部逐渐融入粟末部中，成为广义粟末靺鞨的一部分。机缘之下，粟末靺鞨越发壮大。
当时，营州是唐朝为控制东北地区的契丹、奚、突厥等部族，大力打造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为强化管理，唐朝特于营州，设立营州都督府。随着大量靺鞨部众的不断涌入，营州也成了靺鞨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地。到武则天时期，营州地区的靺鞨人高达十万以上。可居于营州的少数民族，不止靺鞨一支民族。尤其，在唐朝“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后，营州的管辖范围扩大至契丹、奚两番。同时，契丹、奚两番在营州的地位，也逐渐压过靺鞨。学者推测，不计奚人，营州所辖的契丹大贺氏联盟，就有八个部族，二十万人口，兵甲四万余。若以两番合计，其人数更是大大超过了靺鞨。受此影响，营州城内的靺鞨人被迫抱成一团，早先内属的靺鞨人与新内迁的靺鞨人加速融合。但在另一方面，营州城内的靺鞨人，也开始对当地日益强大的契丹集团产生依赖。
武周革唐命后，刚愎自用的营州都督赵文翙肆意凌辱治下百姓，激起了包括契丹、靺鞨在内的各族民众强烈不满。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营州所辖的契丹地区发生饥荒，广大百姓生活无著，穷困潦倒。而营州都督赵文翙不仅不加赈给，还“视酋长如奴仆”，加之，赵文翙曾多次侵侮契丹部属，引得契丹民怨沸腾。五月十二日，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趁机发动叛乱，攻陷营州，杀了营州都督赵文刿，史称，营州之乱。表面上看，营州之乱是由营州都督赵文翙的个人原因引起得。但实际上，仅凭赵文翙的个人因素，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叛乱。所谓“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等，只是叛乱的诱因和导火索。
营州之乱爆发的深层原因，实为北方少数民族对武周政权的不满和对李唐正朔的怀念。
其一、得国不正。唐太宗时，唐朝以意气风发、恢弘磅礴的天朝气势，及“爱华夷如一”的开明民族政策，赢得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尊崇。唐太宗也被北方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被迁徙至营州的契丹、奚、靺鞨人，亦因受到唐朝的优抚，而感恩戴德。换言之，唐朝在北方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是真刀真枪打出来得，诚心相待交出来得。可篡权夺政而来的武周政权，因先天不足，缺乏相应的威信和地位。故此，北方少数民族对武周政权，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蔑视和反感。后东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曾向武周请求通婚，武则天命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娶默啜女为妃。默啜可汗得知，和亲者非李氏皇族，当即拘留迎亲的武延秀，怒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又曰：“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随后，默啜可汗打着“奉唐伐周”的旗号，大举入寇。武周命庐陵王李显统军十万迎战，闻李显亲来，默啜可汗遂退军北还。
其二、民族政策失当。“得国不正，致诸胡不服”，是武周政权与生俱来的缺欠。照理说，女皇武则天当扬长避短，尽力不要去刺激那些心存不敬的少数民族。可事实是，武则天更多依赖白色恐怖，来维系自身统治。而且，这种极端，很快蔓延至民族关系上。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李唐旧臣，因被武周视为异己，而遭到一干酷吏的疯狂迫害。西番酋长大将军阿史那斛瑟罗，险被酷吏来俊臣害死。一代名将黑齿常之，竟遭酷吏周兴污蔑而含冤自尽。上行下效，有了朝廷的政策导向，地方自然跟随成风。营州都督赵文翙肆意妄为、欺凌营州治下的诸胡，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因武则天的政策失当，完全有悖于唐朝素来奉行的“华夷一体”、“恩惠抚和为主”的民族友好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北方少数民族对武周政权的敌视。
其三、人才凋零。武则天统治期间，杀人如麻，唐朝宗室几乎被屠戮殆尽！至于被杀害的文武大臣、州牧刺史更是不计其数。程务挺、黑齿常之、王方翼、李孝逸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武将，惨死于武则天之手。以裴行俭为代表的一批精于国事的文臣，也在武周的打压下，或抑郁而终，或潜于府邸不问世事。失去了这些名臣宿将，武周军队的战斗力，跌到了唐朝开国以来的冰点。这也是后突厥终能独立复国，李尽忠、孙万荣敢于公然叛乱的重要原因。
受以上三点的影响，营州之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李尽忠自号“无上可汗”，这即是契丹人首次称汗。而汗号中的“无上”二字，也充满了对武周政权的极大蔑视。叛军首领孙万荣围在给朝廷的檄文中，还公然提出“何不归我庐陵王？（唐中宗李显）”的旗号。
有人认为契丹叛众，既然打出“何不还我庐陵王”的政治旗号，表明了此次叛乱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恢复唐朝。对此，笔者不敢认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匈奴刘渊还打着兴复汉朝的旗帜那！刘渊特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但这一切，只是为了笼络人心，事实上，刘渊并没有拥立汉皇后裔为帝，反倒，自行坐上帝位，建立了汉赵政权。同理，契丹人打出的政治口号，未必能和其真实的政治目标相对应。不过，在对周边各族部众的争取上，契丹叛众的政治口号，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一句“何不归我庐陵王？”立即唤起了各族百姓，对唐朝的无尽怀念与向往。早就不屑，也不堪武周统治的营州各族百姓群起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短短十日间，营州叛众便激增至数万。
叛军占据营州后，斗志高昂，李尽忠以孙万荣为前锋，不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见营州乱起，武周政权全力镇压，但李尽忠确实智谋过人，而武周派来讨伐的将领，又多为泛泛之辈，不敌李尽忠。于是，战事出现了，有利于契丹叛众的一边倒态势。八月，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等二十八将与契丹战于硖石谷。武周几乎全军覆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被契丹叛众俘获。只因，营州叛众竟敢打出中兴唐朝的政治口号，彻底激怒了女皇武则天。
即便遭遇如此惨败，武则天执意不肯妥协，坚持以武力平定叛乱。九月，武则天接连下令，“天下囚犯及官民家奴有勇力的，官府给钱赎出，发往前线进攻契丹”。崤山以东靠近边地各州设置武骑团兵。任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右拾遗陈子昂为总管府参谋，讨伐契丹。还是九月，发动营州之乱的契丹酋长李尽忠病死了，另一首领孙万荣接替他的位置。孙万荣是李尽忠妻弟，其先祖孙敖曹原为契丹一个部落的酋长。唐初，孙敖曹及其部众附唐，为唐高祖李渊安置在营州城傍边，并授孙敖曹为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武则天时，继任部落酋长的孙万荣被授予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早年，孙万荣曾为侍子入朝做人质，深知武周虚实。见武周内忧外患，孙万荣便与姐夫李尽忠共同商议，敲定了举兵大计。继承李尽忠之位后，同样极具军事才华的孙万荣尽展其凶悍、狡黠之能。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三月十二日，清边道总管王孝杰、左羽林将军苏宏晖等领兵十七万与契丹叛众战于东硖石谷。主将王孝杰及所部精兵孤军深入，被孙万荣诱至悬崖绝境，在契丹叛军的围逼下，王孝杰坠崖身死，所率将士几乎全部战死。
其实，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最为璀璨的时代。即便武周时期，擅统兵者也比比皆是，可武周政权出于忌惮，就是不敢启用。武则天委以重任的，都是武氏子弟，各个烂泥不扶上墙。这等无能之辈，哪能敌得过如狼似虎的契丹叛众。武攸宜率军进至渔阳，听说王孝杰所部覆没，军中震惊，不敢前进。契丹叛众则乘胜侵扰幽州，攻陷城池，劫掠官吏、百姓。武攸宜派兵前往救援，又被契丹叛众击败。四月十八日，武则天又命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何迦密领兵进攻契丹。五月初八，再命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与沙吒忠义领兵二十万进攻契丹。听说契丹将领骆务整引数千骑将到冀州，领兵进至赵州的武懿宗，当即被吓破了胆，执意南逃。部下劝谏，敌人没有辎重，靠抢掠作给养，我们若屯兵拒守，他们势必瓦解，然后乘机进击，可获得成功。可武懿宗哪里肯听，仓皇退守相州，丢弃军用物资和武器甚多。正是武周军的怯懦、无能，大大助长了契丹叛众的嚣张气焰，以及对武周政权的无比蔑视。为继续威吓武周，区区几千契丹兵在赵州城，肆无忌惮地屠戮百姓，只为竖威。

第二章、渤海建国

一、
女皇武则天原本想，借平定营州之乱的机会，让武氏子弟建功立业、积蓄资历，好为日后，立为嗣君铺平道路。可武氏子弟的庸劣怯懦、碌碌无能，实在让人大失所望，同时，也被天下耻为笑柄。武则天意识到，武氏子弟才智平庸，不足托以后事。而唐朝依旧人心所向，天下各族百姓，犹对李氏皇统望盼不止。受此影响，武则天的立嗣态度，发生转变。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则天决意顺从民心，还皇统于李氏，重立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
但对那些公然对抗自己，并宣称要恢复唐朝正朔的契丹叛众。武则天发誓，定要将其彻底歼灭。任凭叛众肆意残杀，竖威对抗，铁血、冷酷的武则天也绝不会被吓住。面对己方的节节失利，武则天并未乱了阵脚，而是继续以钢铁般的意志，调配全国力量，进剿平叛。为了平定叛乱，一向心高气傲的武则天不惜放低姿态，求助于突厥人。原来，突厥人叛乱后，重据漠北，建立后东突厥汗国，但一直不得武周承认。为了换取后东突厥汗国的相助，武则天甘愿承认后东突厥汗国的复国，并向其移交河曲六州突厥降户，以及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件等物资。此外，为了孤立、分化契丹叛众，武则天又着力拉拢，同样参与叛乱的营州靺鞨人。就这样，因着历史的机缘，营州之乱中，原本是配角的靺鞨人，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与此同时，纷飞的战火中，一个崭新的民族，也从营州的靺鞨人中悄然诞生。
营州之乱爆发后，营州的靺鞨人参与了叛乱，并分为两部，各由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统领。乞乞仲象所部，主要是高句丽灭亡后内迁至营州的靺鞨人。虽以粟末靺鞨为主，但融合了白山靺鞨等其他靺鞨部族。所以《旧唐书》标明其靺鞨族属的同时，又称其为“高丽别种”，而《新唐书》亦将其称为“高丽余种”。自高句丽灭亡后，乞乞仲象所部靺鞨迁至营州已近三十年，但新旧唐书并没有将其笼统地称为靺鞨。就是为了将这些被称为“高丽别种”的粟末、白山靺鞨，和乞四比羽率领的另一部靺鞨分别开来。因为，在唐朝，以及新旧唐书的作者看来，乞四比羽率领的靺鞨部众，才是营州靺鞨，根正苗红的正统主流。他们是，自唐初以来，主动归附唐朝的粟末靺鞨部众。为示区别，新旧唐书特将其简称为靺鞨、靺鞨酋。
营州之乱爆发后，靺鞨酋长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分率所部靺鞨，亡命“东奔”，渡过辽水，并在不远的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又称忽汗河）地区，“阻奥娄河，树壁自固”。其实，乞四比羽、乞乞仲象两部，是在割据自保，静观时局变化。受孙万荣“何不还我庐陵王”的感召，两部靺鞨俱都附和，参加了叛乱，乞乞仲象还被叛军授大舍利衔。别看，营州的契丹、奚两番，还有靺鞨部众都参与了营州之乱，但契丹叛众才是叛乱的核心兼骨干，靺鞨不过帮凶而已。正因如此，为了分化敌人，武则天罕见地采取了怀柔政策，赦免了营州靺鞨的附逆之罪，并册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然而，靺鞨酋长乞四比羽出于对唐朝正朔的情感，拒不受命，坚决站在武周的对立面上。而靺鞨酋长乞乞仲象或是因为没有决定权，或是因为态度暧昧，也没有做出明确表态。不想，他这一丝犹豫，就惹来大祸。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武周联合后东突厥汗国，平定了营州之乱。叛军首领孙万荣无处可逃，被部下所杀。平叛后，武周政权对曾参与叛乱的各族百姓，残酷屠戮、疯狂报复。狠毒至极的武懿宗，竟将被叛军胁从的各族百姓“生剐取其胆”，并奏请朝廷，“（凡）河北百姓从贼者尽（灭）族之”。面对反攻倒算，营州靺鞨自知难免其祸，立即开逃。乞乞仲象、乞四比羽二人各率所部，分别东奔。武周哪肯轻易放过，这些曾打出“反武”旗号的靺鞨叛众。在宰相狄仁杰的建议下，武则天大胆启用投降的原契丹叛军将领，李楷固和骆务整。不仅免其死罪，反“授其官爵，委以专征”，令二将率军，追缴叛众余孽。李楷固、骆务整感激涕零，立誓报效朝廷。果不负女皇所望，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很快便将契丹余党“悉平之”，并“献俘于含枢殿”。武则天喜出望外，特赐李楷固姓武氏。
当时，营州城的粟末靺鞨已经东渡辽水，正向东北方向狂奔。急于再表忠心的李楷固，又向武则天请命，清剿曾依附契丹叛众的营州靺鞨。武则天当即允之，李楷固遂与中郎将索仇引军追剿。一面，李楷固仅仅追杀不放，一面，靺鞨酋长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当此危急时刻，乞乞仲象之子大柞荣接任首领，率部众继续东逃。于是，便出现了《旧唐书•渤海靺鞨列传》所记载的一幕，“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由于，大祚荣、乞四比羽各率部众，分头逃亡，且两部距离也不算太远。李楷固引兵追至后，决意集中兵力，将两部逐个消灭。又因靺鞨酋长乞四比羽，曾顽固地坚持“拥唐反武”，李楷固便将乞四比羽，列为首先剿灭的目标。李楷固不愧是一员虎将，出兵不到一个月，便击溃了乞四比羽的部众，斩杀了乞四比羽，献其首级于朝廷。至于，乞四比羽的剩余部众，则投奔了大祚荣。
消灭乞四比羽后，李楷固马不停蹄，率兵又杀向了大祚荣。一路的顺风顺水，多少让李楷固有些大意，觉得一鼓作气，消灭大祚荣，理应不是问题。李多祚没有想到，与他对战的大祚荣，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对手。别看，初掌部族大权的大祚荣尚很年轻，却有着超过自身年龄的沉稳、干练，而且，非常善于用兵。大祚荣深知，部众已经疲于奔命，如果继续一味逃亡，只会自取死路，只有打退追击的武周军，才能真正脱离险境。况且，兼并乞四比羽的部众后，大祚荣的实力得到一定提升，这也让大祚荣下定决心，迎战咄咄逼人的李楷固。
据《旧唐书》记载，“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这里的“高丽”指的是，乞乞仲象、大祚荣父子所统领，原属高句丽的各部靺鞨，又称“高丽别种”。而“靺鞨”则指，原由乞四比羽统领，历来效忠于唐朝，算是根正苗红的正统靺鞨。部分学者认为，此处的“高丽”当指高句丽遗民，笔者对此不敢认同。因为，不同于只聚居于营州的靺鞨。唐朝为了打散高句丽遗民的势力，将其内迁后，特意分散于各地。文献中，关于高句丽人徙入营州的记载，有且仅有一次。故而，居于营州的高句丽遗民，绝不会比营州的靺鞨人多。可以肯定，即便，营州的高句丽遗民，随大祚荣一起出逃，其人数及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小得。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为反击李楷固的追杀，大祚荣于武周军必经之路天门岭（今辉发河与浑江的分水岭），精心设伏。骄纵、大意的李楷固未有防备，突遭埋伏。武周军试图反击，但天门岭地形复杂，大祚荣组织部众据险而攻。处于劣势的武周军终究不敌，几乎全军覆没，武周军主将李楷固仅以身免，仓皇逃回。天门岭之战的胜利，即让大祚荣及其部众摆脱了遭歼灭的厄运，同时，也让大祚荣获得了，原唐属靺鞨和原高句丽属靺鞨的共同拥戴和认可，奠定了其统领粟末靺鞨的执政地位。除此之外，后东突厥汗国复与武周政权反目。一时间，突厥兵再度大举入寇，攻城陷地，一度占据了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刚被武周镇压下去的契丹族、奚两番，乘机投靠了后东突厥汗国。受此影响，武周政权北部边疆的形势骤然紧张，而且，由内地通往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也被阻绝。因“王师道绝，不克讨”，武周政权就是有心再战，也无法出兵进讨了，大祚荣则“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
还是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已无需担忧武周征讨的大祚荣，从容建国。为显示身份的尊贵，大祚荣自创其姓大氏，其全名亦由祚荣，改为大祚荣。又因其父乞乞仲象，曾受封为震国公，大祚荣便自号震国王。并于东牟山（今吉林敦化敖东）筑城定都，这个最初的都城，后被称为“旧国”。而这个震国政权，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海东盛国”渤海国。

二、
公元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东北工程，涉及范围广阔，包括：古代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史研究；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国东北边疆与俄国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关系史研究；东北边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等等。然而，正当东北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进行时，本属中国内务的东北工程，却莫名其妙地，遭到了韩国的激烈反对。其反对的理由竟是指责中国，将本属于韩国历史范畴的古朝鲜史、高句丽史、渤海史纳入到中国历史范畴。古朝鲜、古高句丽的归属不在本章范畴，暂且不论。单就看看，韩国学者为何顽固坚持，渤海国是由朝鲜民族的先祖建立得那？韩国人给出的理由竟是，渤海国系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政权，即或渤海国的民族主体是粟末靺鞨，那渤海国的王族也是源自高句丽后裔。基于以上观点，韩国学者们得出了两个奇葩结论，渤海国不仅是高句丽政权的延续，并与同半岛的新罗政权，构成了朝鲜民族历史上，所谓的南北朝时期。
对于韩国学者的说法，中国学术界根本无法认同。首先，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高句丽政权，同今日的半岛民族并无多大关系。国内学者早已给出权威的论证，我们这里暂且不论。再者，渤海国缔造者大祚荣的民族出身，也只是出自原属高句丽的粟末靺鞨，并非出自高句丽民族。故此，《旧唐书》才会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别种”二字指明了大祚荣并非高句丽人。而《新唐书》亦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至于，随大祚荣迁入的部众，则主要为粟末靺鞨，及少数居于营州的高句丽遗民。其中，粟末靺鞨又由三部分构成，即：原属唐朝的粟末靺鞨、属高句丽的粟末靺鞨、后融入粟末靺鞨的白山靺鞨等部。作为新融合而成的靺鞨集团，为与以往的靺鞨部族区别开。大祚荣将本部靺鞨称为渤海靺鞨，意为从营州渤海边来的靺鞨部族。渤海国建立后，当地的原高句丽“逋残”，以及伯咄、安车骨、拂涅、白山、号室等部靺鞨遗民，都归顺了渤海政权。又经长期共同生活，这些当地遗民逐渐同大祚荣的部众，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渤海人。经学者考证，渤海民族确实混有部分汉、契丹、高句丽血统，但其主要来源，还是以粟末靺鞨为主的靺鞨族群。总之，学术界一般认为，大祚荣，还有渤海民族，都跟高句丽没什么直接关系，更与今天的半岛民族八竿子搭不上边。韩国学者针对渤海国的种种滑稽言论，未免有乱认祖宗之嫌。事实清楚地摆在这里，就是不知道韩国学者的玻璃心，能否接受。
自唐初，再至渤海建国，东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唐灭高句丽、内迁高句丽遗民、营州之乱、渤海靺鞨回迁等多个重大历史事件。东北地区民族结构及分布，也多次重新洗牌。先是强盛的高句丽民族消失了。而后，曾经的靺鞨七部逐渐演变为黑水靺鞨、渤海（粟末）靺鞨南北两大族群。至于，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等部靺鞨逐渐消亡，其部众分别流入到黑水、靺鞨两大靺鞨族群。黑水靺鞨、渤海靺鞨又各自向南、向北发展，故而，曾经的靺鞨兄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后面篇幅会提及，双方的冲突中，渤海国最终获胜，并征服了黑水靺鞨的虞娄、拂涅、铁利、越喜等部，将其纳入渤海国的直辖下。整个黑水靺鞨也被迫臣服于渤海国。但是，黑水靺鞨并没有被同化、融合掉，历经挫败，却仍顽强地生存了下去。
回头再说渤海国，刚刚建国后，渤海国势单力孤，夹在后东突厥汗国、唐朝（武周）两大巨头之间。同时，又要面对契丹、新罗的不断威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大祚荣继位伊始，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同时，又通好于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经过数年苦心经营，渤海国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臣民囊括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民十余万户，胜兵数万，地方五千里（一说两千里）。曾经的营州流虏，终于在东北大地站稳了脚跟。
总体上看，大祚荣投靠突厥的决策是明智的。可投靠突厥后，大祚荣也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倾吐。回想聚居营州时，靺鞨部众深受唐朝优抚，部民皆享富庶安康。可自归附突厥后，渤海人就没怎么过好日子。其实，这也好理解。唐朝极其繁荣、昌明，民族政策又十分开明，唐朝不会向边疆少数民族，苛索贡赋。只要，边疆少数民族能安分守己，忠于朝廷，并象征性地进贡一些土特产，就能得到朝廷的大量赏赐和优惠的边贸待遇。反观，突厥人则不然，偏居漠北的东突厥汗国何等贫瘠，若不能在对唐朝（武周）的战争中，掳掠获利，就只能靠盘剥附庸、藩属，来缓解自身的经济压力了。既如此，寄人篱下的大祚荣自然是愤愤不已。
再加上，默啜可汗统治后期，后东突厥汗国已现颓势。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大祚荣需要考虑渤海国的前途命运。他真不愿意把宝，只押在前途不明的后东突厥汗国身上。最重要的一点，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周的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大臣发动了神龙政变，逼迫女皇武则天退位。太子李显复辟登基，是为唐中宗，唐朝也得以重续皇统。对渤海国恨之入骨的武则天没了，让渤海（靺鞨）人魂牵梦绕的唐朝重现了。这一切，着实让大祚荣那颗沉寂许久的心，激动了起来。不谋而合的是，唐中宗复辟后，便马上着手解决，当年营州之乱的各种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招抚渤海国。当时，唐朝正与北方的突厥，以及受突厥驱使的契丹、奚两番，反复拉锯，不断交锋。在唐朝看来，依照远交近攻的原则，若能成功拉拢渤海国，归附唐朝，那将有力缓解北方的边防压力。还是神龙元年，唐中宗李显特派侍御史张行岌，前往招慰渤海国。大祚荣欣然接受了朝廷招抚，并派次子大武艺入侍唐朝为质子，以示诚心归附。此举也意味着，渤海国自此臣属于唐朝。本来，唐朝打算正式册封大祚荣，但因突厥、契丹连年入寇，使得内地同渤海国的往来极不方便，最终，册封未能实现。
景元元年（公元710年）唐睿宗李旦继位，景云三年（公元712年）唐睿宗禅位于儿子李隆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唐玄宗在统治前期，励精图治、勤于政事。在一群贤臣良将的大力辅佐下，唐朝步入开元盛世，并扭转了先前同突厥战争的被动局面。默啜可汗见唐朝复辟，先是袭唐朝衣冠，向唐称臣请婚。但默啜可汗贼性不改，又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率军围攻北庭都护府，结果被唐北庭都护郭虔罐杀得人仰马翻。默啜可汗之子同俄特勒，被唐军斩杀，突厥大将石阿失毕因，同俄战死而不敢归，携其妻投降唐朝，突厥残部则恸哭而去。大败后，为缓和同唐朝的关系，四月，默啜可汗再次遣使求婚，唐玄宗依然拒之不允。
眼见唐朝、突厥的实力对比逆转，原本依附于后东突厥汗国的西突厥各部落，先后脱离默啜可汗，归附唐朝。不甘坐以待毙的默啜可汗主动发兵，西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三姓，企图恢复期在西部的势力。唐玄宗急命北庭都护汤嘉惠、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等将引兵，协同已经归附唐朝的三姓部族，共抗默啜可汗。同时，唐玄宗又命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为其副，率大军进讨默啜可汗。正当唐军准备大举进攻之时，默啜可汗已被拔曳固将领颉质略袭杀。默啜可汗的项上人头，也被交予紧追来的唐朝将领郝灵荃。默啜可汗死后，谁都知道后东突厥汗国的强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突厥势力的不断衰落，契丹失去了靠山，再无力阻绝陆路通道。眼见形势不好，契丹、奚两蕃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随突厥颉利发伊健啜归附唐朝。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唐玄宗趁势，重设松漠都督府，恢复了对契丹人的统治。并任命契丹首领李失活，为松漠都督兼松漠郡王。至此，唐朝同渤海国的陆路交通彻底打开，内地与东北地区得以畅通往来。
随着，唐朝同渤海国之间的交通恢复，招抚渤海国，再被唐玄宗提上日程。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前往渤海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又以其地置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大柞荣欣然接受了上述册封，改国号为渤海，不再称震国，并再次派遣王子入唐朝贡。从此，渤海国正式成为唐朝的治下地方，并入唐朝版图。纵观渤海国归附唐朝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顺利。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原因有三：首先，大祚荣自幼生长于营州，深受唐朝思想文化的熏陶。故而，大祚荣在情感上，理所当然地倾向唐朝。其次，作为边疆地方政权，渤海国必须在后东突厥汗国和唐朝，两强之间做出选择。相比于投靠贫瘠、落后的后东突厥汗国，投靠富饶、昌盛的唐朝，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利益。最后，步入开元时代的唐朝，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而后东突厥汗国则国势日衰，并在窘境中苦苦挣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占据上风的唐朝会笑到最后。综合以上，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大祚荣肯会归附唐朝了，而这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三、
在中韩两国的历史之争中，归附唐朝后的渤海国，到底算是唐朝治下地方，还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是中韩学者争论的一个焦点。韩国学者为声索渤海国的归属权，坚持认为渤海国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应算作主权独立的国家。在韩国学者看来，渤海国与半岛的新罗政权，共同构成了朝鲜民族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所以，渤海国怎么可能，怎么可以，会是唐朝治下地方那！即便，渤海国和新罗政权都曾接受过唐朝册封，君主也都接受过唐朝委任的官职。那也只是当时小国侍大国，所采取的一种很普遍外交策略，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在笔者看来，无论韩国人如何自圆其说，都难掩其言论的荒谬至极。唐代，新罗使臣崔志远曾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痛斥渤海国为异族“粟末小蕃”、“疣赘部落”。崔志远说得明明白白，渤海、新罗民族族属相异，且互为仇雠，绝非什么兄弟之邦，又何谈什么南北朝关系。再说渤海国同唐朝的政治隶属关系，韩国人更是大错特错。在唐朝看来，渤海国绝非等同新罗一类的外藩属国，而是，唐朝治下的地方，是唐朝法理国土的一部分。依据是唐朝确实对渤海国，实行过统治。只不过，统治的形式较为宽松，被称作羁縻统治。
至于羁縻统治制度的由来，还得从唐初说起。唐朝初年，唐太宗以恢宏气势，削平四宇，气吞八方，唐朝的疆域也迅速向外扩展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统治广阔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一个困扰唐朝的政治难题。其实，历代中原王朝，都愿意以内地的郡县、州府模式，去统治边疆地区。怎奈，受制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的差异，内地的统治模式，难以复制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只要条件许可，历代中原王朝会采取强制移民、民族同化、纳入国家编户等各种措施，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转变为，同于内地的州府。这样，更有利于中原王朝，对该地区的控制。唐设立于高昌的西州（现今新疆吐鲁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别看高昌地处西域，但其居民大多是，汉魏以来，屯戍、经商于当地的汉人后裔。其余，则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以及一些西突厥部族。由于，高昌胡汉混杂的民族结构，有利于推行内地统治模式。故而，唐朝灭麴氏高昌后，特在其地置西州（天宝﹑至德时改名交河郡），领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并在西州大力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府兵制﹑兴建学校等。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各方面，西州皆与内地相同。西州也成为唐朝所设，地处最西部的正式州县。同时，也是唐朝经营、统治西域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但大部分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游牧、渔猎地区，或西部的内陆山区，并不具备西州高昌的可施行条件。这些地区地处蛮荒，发展滞后，汉人历来罕至。部分偏远闭塞地区，如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北地区中北部，中原王朝就是想派驻军队，都十分困难。那该如何统治这些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那？在吸取总结了，汉魏晋等前朝的统治经验及教训后，唐太宗决意在朝廷力有不逮，或尚不具备直接统治条件的偏远地区。依据“因其俗以为治”的原则，保持或部分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原酋长或首领，在其部族或领地的统治地位，也不干涉其内部事物。进而，换取地方酋长、首领对唐朝的忠诚，实现唐朝对偏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与此同时，唐朝亦会通过不断施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逐渐增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唐朝的向心力，促成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融合。
具体实施时，唐朝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划设行政机构，一般大者为都督府，中等为州，小的为县。并任命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当地行政机构的长官。都督府为都督，州府为刺史，县为县令，而且，“皆得世袭”。此外，唐朝还允许担任官职的少数民族首领，在本部族内称“王”、“可汗”，其所统领的部族，亦可称“国”。唐代，瀚海大都督兼回纥首领吐迷度，就被唐朝允许在瀚海都督府内称汗。唐朝征服西域后，分别于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国，设立龟兹都督府、毗沙都督府、焉耆都督府、疏勒都督府。原四国君主被唐朝册封为都督府都督，也被允许在都督府内继续称国王。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州府，皆沿袭原有的部族管理方式，维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习惯。只是，换以“州、县”的名义，划分属民或属部，不向朝廷承担赋役，或只象征性地缴赋。用《新唐书》的话讲，即“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可见，这些州府的管理形式，较为松散，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有着很大的区别。又因《史记》有云：“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汉宫仪》亦载：“马云羁、牛云”。故此，历代中原王朝形象地称呼，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非正式州府为羁縻州，寓意“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而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宽松统治制度，也被称为羁縻制度。说白了，唐代的羁縻州府，就是唐朝治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为有效管理这些半自治的羁縻州府，并维护朝廷的统治权威，唐朝采取了多项措施。
首先，依照“华官参治”的原则，各羁糜府州须内置“华官”，即由朝廷派驻的汉官。根据各个羁縻州县的经济水平、民族成分、地理距离，以及同朝廷的关系等实际情况，朝廷派驻羁縻州的“华官”，又分作两类。第一类，朝廷于各羁糜州府派驻长史，监领地方政事。唐朝规定，诸王国（即羁靡州）府中，须设长史一人，统掌府僚纲纪等职。《新唐书•百官志》介绍羁縻州府的官职时，明确记载，“大都督府都督一人，从二品，长史一人，从三品，……州刺史一人，从三品，长史一人，从五品”。可见，各羁縻州府内均设有一名长史，这即是唐朝的硬性规定，也是派驻汉官监领的最低要求。又据《旧唐书•太宗诸子传》记载，长史的主要职责还包括，“王有亏违，皆遣闻奏”。可知，作为朝廷派驻的代表，羁縻州府的长史，拥有着监领地方政事的权利。事实上，长史即可充任都督、刺史的幕僚长。有时，亦能握有一定军权。而且，作为朝廷的代表，派驻羁縻州府的长史，必须要由汉人充担。第二类，朝廷于各羁縻州府派驻诸多汉官，汉官与民族首领共同治理。唐朝灭高丽后，就曾“擢酋豪有功者为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归附唐朝的契丹、奚、靺鞨等族，被侨置于营州时。营州治下，也设有诸多羁縻州府，其中，皆有大量的汉官。据考证，营州治下，有史可查的十六位羁縻州官员中，就有九位为汉族官员，兼任着刺史、县令、县丞、参军等不同职务。无论哪种“华官参治”，其核心目的，就是监督地方羁縻州府，确保其忠于朝廷。
其次，唐朝会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战略要地，广泛设立都督府（又称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用于直接管理地方的羁縻州府。不同于普通的都督府，边州都督府内都“别置经略使”一职，专门负责处理，都督府下各羁縻州府的民族事务。需提及，也不是所有的羁縻州府都隶属于边州都督府，部分羁縻州县也会直接隶属于朝廷正设的州、道。关内道灵州都督府并非边州都督府，但也直接羁縻管辖着关内道的党项人。贞观年间，河东道的并州、忻州俱为正州，也照样羁縻管辖境内的侨置突厥县。除了都督府，为强化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唐朝仿照汉代西域都护府，先后设立九个都护府。九个都护府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六大都护府。唐朝规定，边州都督府可管辖治下的地方羁縻州府，而都护府则负责“掌管诸藩”，“抚慰诸藩，辑宁外寇”以及“抚慰、征讨、叙功、罚过”等重大事务。故都护府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边州都督府。都护府的重要性，还能从都护官阶的品级看出来。一般，都护官阶可为正三品到从二品，这要比边州都督的官阶大得多。唐朝启初常常委派宗王，遥领大都护之职。至唐代中叶，设置节度使一职后，都护职位，往往由专制一方的节度使兼任。在唐代的羁縻统治体系中，无论是边州、正州，还是边州都督府、普通都督府、都护府。羁縻州府的上级直管机关，都是由朝廷实际掌控的地方机构。这种行政体系，可以有效保证，羁縻州府始终处于唐朝的严密监视和管控之下。
再次，唐朝还在各都护府配属较强的军事力量，专以镇抚地方羁縻州府。史载，唐代，安西都护统兵二万四千，北庭都护有兵二万，唐朝名将薛仁贵任安东都护时，亦“总兵二万镇抚之”。而且，都护府辖区内，各个冲要之地，均设置有大大小小、不胜枚举的军、镇、守捉、烽戍等驻防单位，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军事网络与体系。此外，各都护府还要开置屯田，自行解决部分给养，以保障军需。然而，相比于所辖管的广阔区域，都护府所配属的军力并不算多。唐朝也知道这一点，但也没有办法，受农耕经济的限制，唐朝不可能在遥远的边疆地区保持大规模驻军，国力根本无法承受。故而，唐朝便在“精”字上下足了功夫，力求驻军能够以质代量。为了弥补了驻军数量不足，唐代，朝廷允许地方羁縻州府保留本部兵马，即所谓的义军、土军、土丁等。只是，人心隔肚皮，谁能保证这些少数民族兵马，肯定不会叛变那。毕竟，都护府的驻军有限，一旦发生大规模叛乱，或遭大规模外敌入寇，而都护府又兵力不足，难以应付，那该怎么办！事态若真到这份上，唐朝就只能临时派遣行军大总管，调发大军，从内地出发征讨了。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位于东突厥故地的单于都护府发生叛乱，突厥首领阿史那德温傅举兵反唐。单于都护府所辖二十四个羁縻州一起响应造反，叛众多达几十万。唐朝派驻单于都护府的长史萧嗣业，手中兵力有限，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叛乱。无奈之下，唐高宗便诏令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统军十八万，会合西路军的程务挺、东路军的李文暕等将，总共三十多万人马，出征漠北，好不容易方平定了叛乱。
既如此，那唐朝为何要允许地方羁縻州府保留军事武装那！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少数民族尤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受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向来军民一体。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唐朝就是有心将其军民分治，也是无法实现得。其二、游牧民族习俗尚武，皆以军事武装，为部族生存之本，并习以为常态。允许地方羁縻州府拥有本部武装，可以最大限度，对其招抚。反之，若朝廷一味强硬削武裁军，只会适得其反，逼反各部。其三、唐朝若想统治空前广阔的疆土，必需边疆少数民族武装的配合。其实，早在唐初，唐太宗君臣就已意识到这一点。据《唐李对问》记载，贞观年间，唐朝在西域设瑶池都督府时，唐太宗就问李靖，“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番汉之兵如何处置”。李靖回答，“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由此可见，以少数民族武装常驻故土，保守封疆，并由朝廷派驻汉官节制。遇有紧急情况，则出动唐军征讨，以少数民族武装为辅助。这是唐朝在创设羁縻制度之初，就已定下的统治策略和军事方针。

四、
既是唐朝治下的地方，羁縻州府在享受相当程度的自治同时，必然也要肩负诸多义务。
首先，地方羁縻州的都督、刺史必须由朝廷直接任免。册封时，朝廷会赐予其“玄金鱼符”、“印章、袍带”。地方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去世，或因故不能视事时，要由朝廷“诏册立其后嗣”。未经朝廷册封、批准，各地方羁縻州的酋长首领，不能擅自立为王侯，更不能自封为都督、刺史，否则，即为悖逆、违制。此外，朝廷可直调地方羁縻州的都督、刺史，任职于内地。地方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触犯朝廷法度时，朝廷还可对其加以惩罚。举个典型例子，唐朝曾设瀚海都督府管辖回纥诸部。唐玄宗时期，河西节度使王君彘因与回纥有怨隙，便诬陷回纥谋反。不明真相的唐玄宗竟将回纥首领，瀚海大都督承宗流放岭南瀼州（今广西上思），承宗最终死于贬所。而承宗之子伏帝难则被唐玄宗，更立为新任瀚海大都督。
其次，地方羁縻州要对朝廷负责，执行朝廷的政令。地方羁縻州的都督、刺史必须忠于唐朝，奉唐正朔，保证职贡不阙。又要定期派使朝贡，按时遣子弟入长安为质子。还要治理民众，守好各自的领地封疆，为唐朝防边守土，并执行、贯彻朝廷的各项政令。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诏令全国普建大云寺，远至西域的龟兹、疏勒、碎叶等羁縻州府，纷纷奉诏建立大云寺。由此一事，足见朝廷号令的权威。当各羁縻州府之间发生纠纷时，朝廷还会直接干预，敕令各方“整齐所部，不得交相侵掠”。为保证朝廷政令畅通，及加强对北方诸羁縻州府的管理，也便于各部酋长入长安朝觐，唐朝大力建设栈道、馆驿。灭亡东突厥、薛延陀后，在东突厥故地修筑“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灭西突厥后，又在西突厥地“开通道路、列置馆驿”。这些栈道、馆驿的建设，也大大强化了唐朝对边疆地区的管控。
对于那些拒不履行职责，不遵朝廷政令，甚至公开叛乱者。唐朝会以“无蕃臣礼”为由，罢免其官爵，取缔其封号，并发兵征讨，“更立君长”。唐高宗时，朝廷册封的朝鲜王、辽东州都督，原高句丽末代君主高藏因谋逆未遂，被朝廷发配到西南地区的邛州，后死于贬所。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松漠都督府第二任大都督大贺阿卜固，勾结奚人叛乱。唐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等平定叛乱，擒获阿卜固于东都。作为惩罚，朝廷罢黜了阿卜固的官职，松漠都督之职，改授窟哥之孙李尽忠担任。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毗沙都督尉迟眺（即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于阗国王）暗中勾结突厥以及西域一些蕃国，图谋反叛唐朝。安西都护杜暹探知后，立即发兵征讨，斩杀尉迟眺及其党羽五十余人，而后“更立（于阗）君长”。
再次，朝廷有权指挥征调地方各羁縻州府的军队。唐朝规定，各羁縻州府的军队必须服从朝廷调度，并负有协助配合唐军征伐、戍防的义务。为此，朝庭备有专门玉玺，称“天子信宝”，特以调遣各羁縻州府兵马。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朝灭鞠氏高昌时，便征调突厥、契苾部骑兵数万。唐朝灭龟兹时，又征“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万讨之”。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西突厥可汗贺鲁谋取唐朝的西、庭二州，唐朝征调回纥骑五万，府兵二万，合击之。显庆年间（公元656年——公元661年）初，唐朝擢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督回纥婆闰等穷讨贺鲁。在唐朝集结的多族兵马合击下，阿史那贺鲁大败，西突厥也终被唐朝所灭。此外，文献中，关于唐朝征调地方羁縻州府兵马，参与戍防的记载也很多，韩愈的《乌氏庙碑铭》记载，开元年间，唐将乌承玼就曾调黑水靺鞨、室韦骑兵五千骑，助其戍守。
需要说明，唐代的羁縻州府中，确实存在极个别有名无实的情况。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波斯王子俾路斯远赴长安，向唐朝请求军事援助。唐高宗觉得，这是一个控制波斯的难得机会。便派使臣王名远由西域入中亚，于波斯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设立波斯都督府，并以卑路斯为都督，隶属安西都护府。后来，为了更好利用俾路斯的王室血统，唐朝又加封其为波斯王。然而，波斯都督府距阿拉伯帝国的核统治心地区太近，又离唐朝太远。唐朝就是有心相助，也鞭长莫及。况且，唐朝正忙与吐蕃征战，实在没有精力、余力去经营波斯，遏制阿拉伯势力的扩张。在阿拉伯军队的不断进逼下，没几年功夫，波斯都督府就为阿拉伯人所灭，卑路斯则沿着丝绸之路逃回长安。为安慰卑路斯，唐高宗授予他右威卫将军，又专门为他在长安修建了一座拜火寺。但从始至终，唐朝未在遥远的波斯，实施过实质性统治。波斯都督府也只是有名无实，名存有司而已。
综述以上，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在唐朝的羁縻统治体系下，广阔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确被实质性地，纳入到唐朝的疆域及统治中。既如此，作为唐朝的治下地方，羁縻州府是不可能拥有，只有独立国家才享有的主权得。但是，很多别有用心之人，借口羁縻州府拥有地方自治权，拥有军队，甚至拥有国王、可汗的称号。就妄自鼓噪，认定唐代的羁縻州府，应算作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并非唐朝国土。殊不知，此等荒谬言论，只能彰显其无知罢了。
其实，历史上的匈奴汗国、突厥汗国等北方游牧政权，也都采用类似于唐朝羁縻制度的统治方式。汉代的匈奴汗国，就将其行政区，划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单于庭，它直辖匈奴中部；二是左贤王庭，治理匈奴东部地区；三是右贤王庭，治理匈奴西部地区。左贤王、右贤王各自管辖着汗国三分之一的疆土，并有权处理辖区的大小政务。作为单于的属下，左贤王、右贤王的地位，何其位高权重！再说隋唐时期的突厥汗国，论集权程度，突厥汗国还不如匈奴汗国。实质上，突厥汗国就是一个由诸多突厥部族组成的松散政治联盟。各部酋长自领所部兵马，自辖所部内务，自主独立性强。堂堂突厥大可汗，只能算作突厥部族联盟的盟主。
内地所以能够施行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究其原因，是受内地的封建小农经济，法家集权思想，耕地对劳动力的束缚等多种因素，相互综合影响所致。再看，北方游牧社会的经济模式及社会发展水平，皆与内地有天渊之别。就算强行将内地的中央集权制度，移植到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也照样会水土不服。反倒是，宽松灵活的部族制、羁縻制更能适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不知，那些质疑羁縻制度的所谓“学者”，是否了解这些起码的政治常识。

五、
了解完唐代羁縻制度的由来，我们再回头看渤海国。韩国学者们总是强调，渤海国是独立的国家。但事实是，自归附唐朝伊始，渤海国就被纳入到唐朝的羁縻统治体系中。
其一、渤海王及大臣兼任唐朝官职。除了忽汗州都督，历代渤海王兼任过很多唐朝官职，包括：左骁卫大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检校司空等。一些渤海国官员也在兼任唐朝的官职，包括：大将军中郎将、果毅，左武卫将军等职，并穿用唐朝按品阶赐予的官服。所赐官服从二品以上的金鱼袋，三品以上的紫袍金带，到五品以下的徘袍银带，全然同唐朝制式官服一致。这也充分表明，渤海国官员亦属唐朝地方官吏的事实。
第二、渤海国承担宿卫和朝贡两项义务。所谓宿卫，即是唐朝地方的羁縻州或藩镇，派遣亲贵入朝充为质子。大柞荣自接受朝廷招抚，便遣子入侍为质。从此以后，渤海国王族子弟相继入朝不断，请备宿卫，履行着地方对朝廷的必尽职责。仅以前两代渤海王为例，大祚荣遣子述艺，大武艺遣弟大昌勃、世子大都利，入朝宿卫。这些充为质子的渤海王族子弟，多被皇帝视为近臣、勋庸，授予荣职，匡备皇帝左右。对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归顺，以及满足唐朝皇室的需求，渤海国还需向朝廷奉献贡物，即变相交纳实物税。据统计，唐朝治下的各个少数民族中，渤海国的朝贡次数，为最多者之一。其中确有朝贡贸易的影响，但也是渤海国积极履行政治义务的表现。
第三、唐朝在渤海国派驻长史监领。依照“华官参治”的原则，唐朝必在地方羁縻州府派驻汉官。但介于渤海国是主动归附，不同于被唐朝武力征服的诸多部族。故而，唐朝授予渤海国，较高规格的自治权。派驻渤海国的汉官，也仅参照“华官参治”的最低标准执行，即在渤海国常驻长史监押之。长史在渤海国的地位，仅次于渤海副王（即渤海王嫡长子）。通过派驻长史，朝廷不仅可以左右渤海国政，还能，随时了解渤海国的真实动向和情况。
第四、渤海国接受唐朝各级机构的节制。通常情况下，唐朝不干涉渤海国的内部事务，充分给予其自治权。但仍有诸多事务，渤海国须听命于唐朝节制。史载，渤海国存在期间，自置文武百官、京府州县，招募兵卒，拓地筑城，自立律令法规，收激租赋等等，事先均需得到朝廷默许。除了直接请示朝廷，还有很多事务，则须听命于朝廷设立的渤海经略使。渤海经略使一职，多由唐边州长官兼任，如幽州都督、平卢节度使。史籍文献中，曾兼任渤海经略使，或对渤海国进行了节制、押领，又见名于记载的唐朝官员，就有张敬忠、许钦琰、乌知义、臧怀亮、薛楚玉、王斛斯、安禄山、封常青等四十二人之多。再有，遇到其它一些重大事情，如册封任命、排解纷争等，朝廷还会直接派遣官员，亲赴渤海国，晓谕处理。
综合以上几点，自归附唐朝后，在法理上，渤海国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唐朝治下的地方。再说，半岛的新罗政权。虽然，新罗也曾以外藩身份，接受过唐朝册封，但新罗并不接受唐朝的“华官参治”，唐朝也无针对新罗的经略使或兼押使。由此可见，渤海国、新罗政权各自与唐朝的政治关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韩国学者妄自鼓吹，所谓，渤海国与半岛新罗政权俱为独立国家，二者还构成朝鲜民族历史上的南北朝之说，更属无稽之谈。
而且，自大祚荣接受册封，渤海国成为唐朝的羁縻州后，唐朝同渤海国经历了一段关系融洽的“蜜月期”。唐朝不费一兵一卒，便确立了对渤海国的领属关系。同时，军事上，渤海国还助了唐朝一臂之力。史载，渤海国“常屯劲兵接契丹”，正是渤海国从侧翼，对契丹的有效牵制，唐朝在东北方向的边防压力，得以大大缓解。作为回报，刚建立不久的渤海国，在归附唐朝后，不仅获得了唐朝提供的安全保障，同时，也收获了期盼许久的丰厚经济利益。
提到唐朝同渤海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就必须要提及，唐朝同渤海国之间的朝贡贸易。
其实，唐代，在对地方羁縻州府的统治中，朝廷一般不直接征收赋税。而是，要求地方羁縻州府，以“朝贡”的形式，强化同内地的经济交流。当然，唐朝也有直接对地方，征收赋税的特殊情况。安西都护府就曾在休循州（即拔汗那），“税甲马以充军用”。回纥诸部也曾，“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但大体上，朝廷与地方羁縻州府之间，征收赋税的情况较少见，还是以朝贡形式的交流为主。至于朝贡的物品，则主要是地方的土特产或珍奇异物。
在中国古代，朝贡有着多重含义。作为政治隶属关系的标志，朝贡具有地方赋税的性质。同时，朝贡也可以是地方同内地的经济交流。因而，朝贡又可称为朝贡贸易，渤海国的朝贡亦是如此！渤海国常以海豹皮、貂鼠皮、于文豆、海东青、昆布等土产，入贡于唐朝。唐朝则回赏以大量的农业品和手工业品。史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渤海大氏家族一行一百二十人赴唐朝献。朝廷向其每人赠帛三十匹，计达三千六百匹之多，且还不包括朝廷赐给渤海王的绢帛。一时间，在渤海国通往唐朝的鸭绿道上，贡使相寻，梯航万里，故而，时人称鸭绿道为朝贡道。此外，作为对朝贡贸易的补充，自大祚荣时起，渤海国还向朝廷，“请就市交易”。渤海国以名马、熟铜与内地商户市易，所易之货又都是唐朝所需之物。于是，唐朝同渤海国之间的互市贸易，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出现岁岁不绝交易的情景。
通过朝贡贸易和双边互市，大批内地物资输入到渤海国。其中包括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如各种纺织品、粮食、茶叶、药材、金属器物等。此外，渤海国还使用唐朝编纂的《宣明历》，指导农业生产。在先进农业技术的指导下，渤海国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出现了，许多以盛产农产品而著名的地区。如：“卢城之稻”、“栅城之豉”、“显州之布”、“龙州之釉”、“沃沮之锦”等，都是在这段时期出现得。可以说，正是内地物资及先进文化、工艺的输入，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渤海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同时，渤海国对唐朝的依赖，也愈发严重。

@哪里凉不 2019-08-03 17:42:14
你们留言速度真快
-----------------------------
感谢关注

@llk11 2019-08-04 17:21:58

-----------------------------
其实，清朝的存在，同样彰显了汉人的伟大，请不要悲观

@ty_一滴水珠1 2019-08-04 16:49:43
楼主这帖子让人耳目一新呀！
-----------------------------
多谢

@ty_萍安715 2019-08-03 21:07:46
@折冲万里 ：本土豪赏1个 赞 （10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也要打赏 】
-----------------------------
感谢！

@安xiao喵 2019-08-04 06:41:32
满汉的发展和演变，对历史的研究视觉独特，文字掌控，写作能力让人叹服！！！
-----------------------------
非常感谢！

@程鹏88 2019-08-04 16:36:54
路过。回复楼主
-----------------------------
多谢

@元史钻家 2019-08-04 19:53:42
把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概括成汉化的历史不准确，其一，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例子很多，汉族学习少数民族的例子也很多；其二，针对今天来说，汉族也在西化，可以说各民族都在学习西方的文化，并驾齐驱，不分先后。
-----------------------------
是的，比如满人中的汉军八旗，就是满洲化的汉人。

@元史钻家 2019-08-04 19:53:42
把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概括成汉化的历史不准确，其一，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例子很多，汉族学习少数民族的例子也很多；其二，针对今天来说，汉族也在西化，可以说各民族都在学习西方的文化，并驾齐驱，不分先后。
-----------------------------
汉军八旗的地位很尴尬，很多极端的观点，将其视为汉奸
但事实是，这些汉军八旗更自视为旗人、满人，而不是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