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讲清楚了世界运动的力量是矛盾。《实践论》讲清楚了人的实践即劳动是人的生命全过程和人的价值所在。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基础和体系框架，专门来讲人。人，作为世界的一分子，推动人运动的力量之矛盾，专门叫做人的分化。为讲一讲人的分化，而作此《分化论》。

一、“人的分化”的问题之提出问题。
人从哪里来？对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分科体系中，因为关注点不一样，所以回答也会不一样。这是因为分科了的缘故。如果不分科，人从哪里来，肯定只有一个答案，即生物学科上的答案。但是，生物学科本身做不出答案，因而是未解之谜。由于这未解之谜，所以给了其他分科为着自己的并无关于生物学科的答案。因为无关，实际就不是此问题的答案，所做“答案”是答非所问，说的其实是另外的一回事。即为着自己学科的目的。这些“另外一回事”，都是从有了人之后开始的。至于人是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样有的，还是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这样有的，也是不知道的。“史前”即已不知道，“人前”更不知道了。“人之初”，也是已经从有了“社会人”即有了社会文明文化之后的成熟的人类开始的。也就是从人类已经知道的受精卵开始的。此时“人之初”，其实是按照自我来参照而描述的。所以，关于人在有生命之前的问题，是人在有生命之后才提出来的。这个“前后”特点，导致“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于人之生命来说，因为不知道而没有答案，也因此而成为未解之谜，也许永远就不能被解决。只能存在一个理由：至少人不是凭空产生的。事情的起因变化发展高潮结局之全过程，于人来说，没有了“起因”这第一个步骤，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人只能从这之后，即从变化开始，一直到结局的不完整过程。所以人事或人的分化，能被了解的能被研究的，是从已经为人之后的变化开始。正因为之前的都是“混沌”，是从变化开始，所以人才具有无限可能、人才会有变化之后续“分化”。于此，才能提出“人的分化”问题。从事实出发，从变化开始，研究人的分化，只能是以成熟的“社会人”为对象了，也只能以“人的社会性”为基准了。“自然人”“人的自然性”，则是处于研究中的从属地位，只作为“物质基础”，而不是“文化文明基础”。

二、“人的分化”研究对象。
因为“自然人”“人的自然性”之“物质基础”，在研究中是处于从属地位上的，因而“社会人”“人的社会性”作为文化文明成熟之后的人，才是研究的主体和重点对象。社会，即人的集合，是个集合概念。“社会人”即人的集合与集合中的人，无论集合之后的群体，还是集合之中的个人，都是以集合为参照而言的。除了人之“自然物质”基础以外，集合是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形态和因素。一切的研究，都是在集合框架之下的研究。之于集合，强调“自然物质”基础属性的，被称作“人群”；强调“集合属性”（即社会属性）的，被称作集体。所以，“人的分化”研究对象第一个就是集体/人群。“人之初”是受精卵，是精子和卵子的集合，是男女的集合形式之性集合，是合二为一的最高程度的集合。集体，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同构而更大数量规模的集合。因此，集体/人群，是人的社会性之根源和本质。那么，“人的分化”研究的首先就是集体的分化，即集体的具体形态和过程。具体形态和过程之第一阶段：男女、夫妻、子女、家庭；第二阶段：（个人关系）自己/别人、近人/远人、熟人/生人、伙伴/同人（同学同事同志）、爱人/亲人、朋友/敌人；第三阶段：（从家庭开始）家庭/家族、家乡/民族、家国/家天下、全世界/全人类。
“人的分化”研究的从属地位之“自然物质”基础，即人的“自然性”之头脑、五官、手脚、躯体，及其各项活动或运动功能。这里就是产生一个非常重要概念的所在了，即劳动。“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改造了人，劳动发展了人”。人的分化，就是建立在劳动的分化之“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

因此，人的分化研究对象，就是劳动的分化，和集体的分化。

三、劳动的分化

三、劳动的分化
（一）劳动与非劳动
马哲的基石是劳动，以及劳动价值论。并由此引出同一层次但对立的非劳动与剩余价值论。以这些为基石建筑起马哲的高楼大厦。特别是《资本论》，更是把剩余价值论这砖块，建筑成了富丽堂皇的房间，资本家就住在里面。
而按照我们中华文化的习惯，“道”一下，就会发现，马哲之前，其实是人以及人的分化。“道”中之人，已经无比丰富了！马哲只是“道”之一角。正是“道”中之人以及人的分化，才产生了“劳动”，而老马恰恰是抓住了“劳动”才有成就的。可以说，是“道”成就了“劳动”，“劳动”成就了马哲。
“道”中之人，不仅有“劳动”，更有“活动”。人为了获取生存资料的活动，叫做劳动，或劳动生产。人还有不是或者不直接是为了劳动的活动，就一般化不专门取个名字，就叫活动了。其中为了身体健康强壮的活动，则专门叫做运动或体育运动。看见有些人，特别是电视剧等文学艺术中的人，看不见他劳动生产，倒是活动丰富多彩，真是羡慕死人了！都不用干活的，性与爱以及艺术，是他们活动的全部。羡慕之余，嫉妒恨真是难免——“他妈的命也真好！”他们的活动，不是劳动，是非劳动。
于此，从人的活动中，分化出现了劳动和非劳动。
为什么非劳动那么令人幻想？因为非劳动跟性与爱以及艺术更为接近，性与爱以及艺术有令人幻想的功能，所以与之接近的非劳动，也有令人幻想的功能。
为什么劳动那么令人实事求是？因为劳动跟人的头脑五官手脚躯体等更为接近，头脑五官手脚躯体等是人的“自然物质基础”之实事求是，所以与之接近的劳动，也就实事求是。
为什么腐败分子贪官污吏绝大多数都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甚至淫乱的问题？就是因为腐败分子贪官污吏是非劳动者，跟性与爱以及艺术天然的接近。怎样预防与改正这点？那就是著名的“劳动改造”“劳动下放”，由非劳动改造为劳动，由性与爱以及艺术之幻想，改造为实事求是。说得这么直白，相信就能理解那著名的“劳动改造”“劳动下放”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用了劳动改造这个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一大批因为有着无数战士挡在身前因而没死的将军们，正是刚刚当上大官成了非劳动者的时候，正是升官发财换老婆的时候，因此劳动改造与实事求是被有针对的被加以提倡宣传和施行了。对于小人物就劳动改造了或劳动下放，对于大点的人物就强调思想上的实事求是了。就是叫他们不要脑满肠肥的整天想升官发财换老婆的事，不要整天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只不过说得文明一点，说得给面子一点，才说劳动改造和实事求是。
为什么是劳动改造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而不是杀头的方法呢？因为这是人的分化之劳动与非劳动分化，是消灭不了的，所以杀头没有用，只能尽量的减少，由人所愿的最好减少到只有一个只有一例。为什么没有用法律惩罚的方法呢？因为法律根本管不住这档子事。后来为什么那么推崇隐私权呢？就是这档子事不想被管着。

这是劳动的分化之最剧烈者：劳动与非劳动的分化。
活动、运动、劳动。这里把运动单独说一下。运动是为了身体健康强壮的活动，是个体直接作用于自身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涉及较少。当运动又叫做体育运动的时候，增加了体育二字，侧重了培育教育的意义。里面包含着自我的培育教育，但更强调了国家对公民的培育教育，是整个国家民族为了现在和未来的健康强大，有着民族种族繁衍发展的长远意义。为着这个意义而进行培育教育及其管理组织的活动，也成为劳动了。
为了获取生存资料的活动，叫做劳动或劳动生产。那么非劳动没有劳动或劳动生产，却是如何生存的呢？是寄生生存的。非劳动之寄生生存，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无劳动力的被迫寄生生存，幼、老、病、伤、残，都属于此种。非不为乃不能。二是非无劳动力而是压迫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主动寄生生存的。暴力战争掠夺抢劫、坑蒙拐骗偷等，都属于此种。非不能乃不为。
另一种是与此相反相成的，为了保护内部人而抵抗来自外部的暴力战争掠夺抢劫坑蒙拐骗偷，而不能劳动，但却有着英勇付出生命可能的，比如军事活动。非不能非不为乃被迫。再有一种是与此类似的，即公安活动，它不是抵抗外部敌人，而是抵抗人的自身反面消极倒退一面的破坏力量，保护人的自身正面积极向上一面的建设力量。军事活动和公安活动，不直接劳动生产，但保护直接劳动生产，是属于间接劳动生产。能够充分必要地实现功能的前提下，越少越好，越多越不好。现实是越来越多，因为制造出来了很多的矛盾冲突，使得功能不能顺利实现，人为搞出了越来越多的“充分必要性”。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派出所就两三个人也能管好一大片地区，那种现象不复存在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想非劳动，非劳动求之不得，退而求其次，就想间接劳动了。此时的间接劳动，因为实事求是上没必要，所以它不属于劳动，是非劳动。实事求是上非劳动，名义上却是间接劳动。实事求是与名义上的截然不同，就是产生“两面人”的社会背景和土壤。要打击两面人减少两面人，靠思想上的措施起不到有效的作用。要靠减少间接劳动减少非劳动的实践。
对劳动生产进行管理组织的机构，所进行的管理组织活动，算不算劳动，则较为复杂，要依据对劳动生产具体进行的管理组织的必要性来进行判别。有必要的，则属于间接劳动。没必要的，则不属于劳动。这其实就是等价于“税种”的“自然正义性”的确定。苛捐杂税、黑社会的“保护费”，这“保护”之管理组织是没必要的，这“保护”不属于劳动，是属于压迫剥削非劳动。
这其中，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也是最大的情况，就是国家政府的劳动与非劳动的分化。国家政府的“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就是国家政府的劳动与非劳动分化的具体的典型的表现。“国营企业”，突出的是国家政府不仅仅是管理组织之间接劳动，更加是国家经营的直接劳动。“国有企业”强调的是国家政府仅仅是管理组织之间接劳动，并且趋向于非劳动。“国营企业”突出的不仅仅是劳动之后的成果归谁所有，更突出的是得到劳动成果的劳动生产过程。“国有企业”仅仅强调劳动成果归谁所有，而不强调劳动生产过程。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国家政府的统治或管理组织功能在加强，劳动生产在减弱。国家的劳动生产很多具体行业部委的取消，正是劳动生产在减弱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国家政府之统治工具和机构的老旧形象在加强，新文化形象在减弱，劳动的基石地位在动摇。“国营企业”，隐含着一个前提：人民当家做主，国家政府是人民的工具和机构，国营企业的劳动成果归人民全体所有。因而归人民全体所有，是题中应有之义，共识而不提。才突出国家经营的直接劳动生产过程之特征。“国有企业”，强调归谁所有而不强调直接劳动生产过程，并且重要的是，归国家政府所有即“国有”——把国家政府这个工具和机构之本质改变了，把工具和机构“主体”化了人格化了。归谁所有，指的是归谁人所有，而不是归一个工具和机构所有。“国有”则把工具和机构等同于人了。这样，“国有”以后，由于国家政府这工具和机构等同于人了，就把原来的当家做主的人民，给顶替了。人民不见了！于是“人民全体所有”就被取消了。变成了“国家政府所有”。本来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清清楚楚的人民全体所有。现在则多了一个环节，被插了一手。需要考虑“国家政府”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了。由于把“国有”把“国家政府”主体化人格化等同于人了，那么就要考虑“此人”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了。若“此人”等同于“全体人民”，可视为仅仅形式不一而实质一致；若“此人”不同于“全体人民”，则不仅形式不一而实质也不一致。于是就会产生“此人是谁？”的问题。增添了疑惑和烦恼。等同于还是不同于，凭空多出了一个口角之争。为了抵消这个口角之争，就制造出来了另一个口角之争——全民所有，那么你有吗？既然你没有，那么全民所有就是假的。用这个口角之争，来反证“国营”变“国有”之正确。“国有”以后所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这些疑惑和烦恼。而问题的根源，就来自劳动与非劳动的分化。而劳动与非劳动的分化，则是人的分化的具体内容。换句话说，分化出了一些人，不想劳动了，要变非劳动了。而非劳动要生存，就多是暴力掠夺抢劫坑蒙拐骗偷了。“国营”变“国有”，正是坑蒙拐骗偷的厉害手法花招。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是受全国人民委托来具体执政的党派，接受人民的委托和解除委托，接受人民的监督肯定和否定罢免。是人民的一分子，是人民的领路人和先锋队。国家和政府是人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行驶权力的工具和机构。人民，不是工具，而是人，才能有或没有。“国”不可能有或没有，只是工具而已；工具，谈不上有或没有。“国有”即等于“工具有”，岂不是莫名其妙，岂有此理？“国有”，是躲在后面的人，故意玩的花招，把工具等同于人，而此人是不存在的，从而顶替本来原有的人民，使得人民失去。失去之后，放在一个不存在的人之名下，那样，躲在后面的人就好上下其手了。搞了个假身份证，开了个假账户空账户，干起坏事来就方便多了。
“国营”变“国有”，此等厉害招数，大骗骗天下！各种各类形形色色等而次之的坑蒙拐骗偷，于此之后也就大行天下了！到如今，一方面大错不仅不改反而恶化，一方面大搞营商环境建设，建设出来的只是一些硬件，核心上鬼也不信。两面派作风根深蒂固，要改起来多么难！老毛为了打鬼而甘做钟馗，做好了过后被打得粉身碎骨的准备，也早就做好了不计身后名为了破除迷信的准备。可是后来迷信的确破除了，新的迷信又树立起来了，某人完全正确的形象越树越高，已经到了天那么高，由其生发两面派作风的事实，被定义为根本不存在或视而不见。后人要改，要不涉及他而改，真的做不到！这真是遗毒深远，后人深受其害，不能承其之重。

本来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清清楚楚的人民全体所有。现在则多了一个环节，被插了一手。需要考虑“国家政府”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了。由于把“国有”把“国家政府”主体化人格化等同于人了，那么就要考虑“此人”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了。若“此人”等同于“全体人民”，可视为仅仅形式不一而实质一致；若“此人”不同于“全体人民”，则不仅形式不一而实质也不一致。于是就会产生“此人是谁？”的问题。增添了疑惑和烦恼。等同于还是不同于，凭空多出了一个口角之争。为了抵消这个口角之争，就制造出来了另一个口角之争——全民所有，那么你有吗？既然你没有，那么全民所有就是假的。这个制造出来的另一个口角之争，即制造出来“产权清晰”与否的问题。为了实现“产权清晰”，就要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革了，“企业现代化”改革，于是就“公司法”立法了，都搞成“现代化公司”了。企业、公司的现代化，究竟“现代化”在什么地方呢？就“现代化”在“产权清晰”！这就是国企改革的中心思想与主要线索了。改革为什么不是加强与完善对企业劳动生产的管理组织，而是搞“产权清晰”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回答，其实，只要把人的因素加入进来考虑，就提纲挈领了就一清二楚了。因为“我”才是关键因素嘛！管理组织者就是“我”，加强与完善管理组织，就是加强与完善“我”！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管“我”！“我”可不想被管，被管多不爽！“我”不仅不想被管，“我”还想任性放纵无法无天呢！“我”还想骄奢淫逸嚣张跋扈呢！被管？放你妈的狗屁！老子是皇帝是大官，你敢管“我”？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想活了是吧！看看，就这副德性，怎么可能加强与完善管理组织嘛！李自成进京以后，屁股还没坐热龙椅呢，就都是什么表现，历史历历在目嘛！所以，只要是“我”在管理组织，那么就不可能加强与完善管理组织。“我”眼睛通红通红盯着的，当然就是“产权清晰”与否了，当然要把原本明明白白确确实实清清楚楚的人民全体所有，搞出口角之争搞得不清不楚了，搞出“产权清晰”与否的“根本问题”，有了问题才有解决问题的必要，才有“我”的用武之地了。才可以搞得落袋为安了！没问题也搞出问题！这是什么？这就是搞浑水好摸鱼！混水摸鱼，这么说起来不就很简单了，谁都能理解的！“混改”，就是混水摸鱼的改！不过此时的混改，却是向好的方向变化。因为原来几十年就向一个方向。如今争啊争的，至少增多了另一个方向。为什么命名为“混改”？就是争的双方，公开摆起擂台，大家凭本事说话，水是浑水，双方都来摸鱼，谁摸到了算谁的！所以如此命名。事实上在这个公开擂台上，真的动手争起来，谁有本事谁没本事一目了然！公的本事仍然大得很！稍微有点公进私退的苗头，这不泰山柳等不就抱团哭喊耍赖了嘛！所以，公开擂台是公开了，但比的依然是台底下的招数！私，上不了台面的！盘外招台外招，一向就是小人的德性嘛！
非劳动之分化，分化得越来越剧烈了！

“产权清晰”，这个核心表现在农村上，就是“确权”了。农村是集体经济，是政村合一的主体，还“残留着”以前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特征。“确权”确定什么权？怎样确定？按农民人头确定！确定土地人头面积数量与质量，确定宅基地与房屋的人头或家庭面积数量，确定现有集体经济按人头分的规模数量。总之，就是散伙按人头分光。这样不就落地到人、产权清晰了嘛！解散集体，失去力量，变成一盘散沙。好让资本来进攻，减小阻力，顺利地更大地获胜——“流转”起来。农民只有个人身份才合法，农村集体没有身份不能合法。这点难以理解。打个比方：把集体扩大为国家，农民等同于公民。那么，农民只有个人身份才合法，农村集体没有身份不能合法。就等于，公民个人才有身份才能合法，国家没有身份不能合法。这是不是莫名其妙，岂有此理！国家有没有身份合法不合法，是相对国外全世界的。农村集体有没有身份合法不合法，是相对于农村集体以外全国的。国家不承认农村集体的身份和法律地位，等同于全世界不承认国家的身份和法律地位。这就是落后腐朽反动的统治阶级之内残外忍。为什么要把农村集体给否定解散，跟为什么要把人民公社给否定解散，原因和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要防止“组织起来”，使得一盘散沙没有力量，有利于落后腐朽反动的统治。有利于加强剥削压迫得到好处。为什么这样？因为人的分化，劳动与非劳动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非劳动者，成为了统治者。非劳动者成为统治者，就会落后腐朽反动。解散人民公社解散农村集体，有利于他的统治而已。“组织起来”，革命者是这样，敌人也是这样。原理相同，作用力作用方向性质不同性质相反而已。“组织起来”与“舆论”都一样，原理相同，革命者是这样，敌人也是这样。因为分化消灭不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分化出来的非劳动者。而在于非劳动者掌握了政权成为了统治者。如果非劳动者没有掌握政权，就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核心关键敏感，就在于政权。

“产权清晰”，是修正派的理论指导思想和实践政策措施。是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产权清晰与否”的起点是公有制（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被怀疑和否定，是私有制（个人所有）的冲动和欲望；是集体主义的被怀疑和否定，是个人主义的冲动和欲望。“产权清晰”的哲学根源，是人的分化、劳动与非劳动的分化。
要反过来否定“产权清晰”，不是回答全民所有而你没有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为人做了些什么事给人带来了什么好处，用事实去回答那个口角之争。而是要质问国家民族这集体是不是也要被解散？也要被分化为个人主义？要质问为什么国家民族不能，国家民族的劳动生产之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却要被解散呢？这就是“产权清晰”者的内在自相矛盾。这种内在自相矛盾，即两面派作风的逻辑根源。他们有着内在自相矛盾，两面派作风只是表现出来的现象而已。他们自相矛盾是内在的，决定了两面派作风表现不可消除。怎么办？同样的，内在自相矛盾的人，也是分化出来的一种，消灭不了，只能由人所愿的尽量减少到只有一个只有一例。核心关键敏感的是，不让他们掌握政权。没掌握政权，对广大人民的危害就能尽量小一些。

农村集体和人民公社，除了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的劳动生产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组织起来”的过程。当初农村集体和人民公社的劳动生产主体的具体任务，是生产粮食和各种食物，还并没有多么高精尖高大上的目标。而宣传上的引导上的目标，说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要过程和具体阶段，指的主要就是侧重文化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组织起来”进行集体主义新文化的认识、学习和实践，是在为集体主义新文化打基础，是在练习集体主义下的劳动生产及其管理组织，是在练习本领。因为进京李自成变成非劳动者，忘掉两个务必要贪图享受，要维持拼命得来的统治地位，所以强烈倾向老旧的统治方法及其意识形态。因而讨厌集体主义。但是不能否定集体主义。那怎么办？那就阻碍抵制破坏掉集体主义新文化的打基础建设。如何阻碍抵制破坏？就是反面消极倒退的运用“组织起来”的原理，把这个组织本身阻碍抵制破坏掉，打掉这个组织本身。这就是对这个组织的实际解散。因为嘴上不能否定而心里很厌恶，所以被逼得采取两面派手法！为什么嘴上不能否定？因为进京以前嘴上正是这么说的，因为有个老大真心如此。后来若嘴上反口，就暴露出来翻脸不认人的真实面目了。反差太大了，会导致反弹很厉害，不利于坐稳好不容易拼命而得来的政权。两面派的作风，因此而起。对于落后腐朽反动的统治者来说，皇位最大，悠悠万事此者为大！那么对于有着危害皇位的一切力量，就特别敏感防范了。一切力量之中，当然是有组织的力量最大了。因此就要打掉这种组织。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四大自由被从宪法中取消，就是制度上的敏感防范。拖拉机的残酷镇压就是敏感防范了。WUJING随意调用来针对吃瓜群众，就是敏感防范了。WUJING被收就强化CHENGGUAN暴力执法的法律地位，就是敏感防范了。等等等等。可惜，针对的是“人民”！好在有一派力量主导了WUJING的收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真理”。
1“真理”也是理论。实践与“真理”，即实践与理论。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并不复杂，是常识。
2“真理”这个词语强调的是“真”，而不是“理”。与“真理”相对是“非真理”，如“错理”“歪理”“假理”等。
3“真理”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理论，是过去完成时，并不是将来时。该理论对于过去来说，正确有效，所以“被追封”为真理。对于未来来说，该理论是否正确有效，需要在未来的时间过程中，得以继续检验。之于未来，未来还没来，是否为“真”不能“被追封”，只能预言。
4过去已经过去，不能改变。未来还没来，希望永在。人，重要的是面对未来要抱有希望、指引未来。但是未来建立在过去之上。如何指引未来，必然首先以过去正确有效的理论即“真理”为基础，为出发点。其次，必然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动力，即有理想。指引未来，依靠真理和理想，二者缺一不可，不可能只依靠其一。并且，理想本身就是在真理之上才能产生的——历史是连续的，没有过去不会有未来。
5真理能够指引未来，就是因为通过过去的实践而建立了信任和权威。但依然只是“指引”未来，而不是“决定”未来。
6“真理”之“真”，与“非真”相对。真或非真，是人的认识领域里的问题。而人的认识，是“历史的”、是“即在的”、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是“对”过去的认识，是“在过去和现在所能达到的认识”，而不是“在将来的认识”，因为将来还没来，“将来”还不是“认识”的对象，只是“预言”的对象。
7真或非真，有着强烈的时间性。以前认识为真或非真，现在的认识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将来的认识，仍然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8真或非真，有着强烈的社会性。利益、立场、阶级的不同，真或非真之结论，就很变化复杂莫测。相同、相似、相近、相差、相反，或反反复复时时变化。

二、检验。
1检验，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对过去的检验。检验，不可能对未来进行检验，因为未来还没来，没有东西可以被检验。未来，无法被检验，只能被预测。
2检验，是“检验者”来检验“被检验者”。“检验者”自身，同样有着强烈的时间性和社会性。时间性，主要指的就是“学习”及其水平。“检验者”自身过去以来的表现，其“学习”及其水平如何，甚至严重影响到他是否有检验的本领和资格。
3检验，本身即是系统，有设计值、预期值、实测值；并有对应的评价。
4检验，“检验者”是现在时，“被检验者”是过去时。“被检验者”为“物”，“检验者”还能相对客观。若“被检验者”为“人”，“检验者”就难以避免个人主观。若“被检验者”已经死了，不会再说话了，那么“检验者”如何评价都无所谓了，甚至可以“自由心证”！
三、标准或唯一标准。
1标准。社会、政治的事，是人的事。人的事，即人的分化之具体描述与评价。而这些描述与评价，不存在什么标准，只存在宗旨和信仰。人的分化，首先集中简单表现为人的阶级，以及每个阶级的人多和人少。共产党的宗旨和信仰，是“人民理论人民思想”。
2唯一标准，这个词语，强调的是“唯一”，而不是“标准”。跟“真理”这个词语强调的是“真”而不是“理”，一样。“唯一”相对的是“非唯一”即“大于或等于二”。共产党只有一个宗旨和信仰，即“人民理论人民思想”。
四、实践。
1实践，即人的实践。人的分化，使得人不同。不同的人的实践，不相同。
2人的生命，是时间的过程。人的一切，都有着强烈的时间性。人的实践，同样就有着强烈的时间性，比如昨是今非、昨非今是等，变化无比复杂。

综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压根就不是“一句话”，而是几个词语的堆积，几个词语之间，没有内在的外在的任何关联，完全的狗屁糊血！但它意义非常明确，就像暗号一样意义明确。它就是发动动作的暗号，当时有密码本的人都懂，当时没有密码本的人不会明白。后来密码本没意义了而被泄露了出去，慢慢就很多人都懂了。在当时，为了这么个狗屁糊血的东西而去争，就中计了。去争，就已经掉到坑里去了。去争，就把自己的精力注意力，全都放到那狗屁糊血没有意义的东西上去了，把正事给耽误了。在当时，人民还是刚脱离文盲呢，哪里懂得这些文字游戏呢！不是老毛的彻底普及教育，到今天依然是不懂的。而原有的文人，还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天生的媚骨，天生的依附性，谁强就依附谁。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的理论思想高手老毛也死了，谁还能是他们的对手呢！再说光有理论思想也没有用呀，军队都被引到去打越南了呢！
理论是否为“真理”，“现在”仅仅是说说而已，要经过“以后”的实践来检验，“到时候”再说。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此中之“标准”，是个比喻，意思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所谓理论，千万不能想当然，在提出和运用理论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要“科学”一点。说的是，在认识和学习中，提出理论，甚至提出想法哪怕是念头，不要拍脑袋的就肤浅提出，要正确认识好好学习，深思熟虑，才能谨慎的提出，否则会“误人子弟”“害人害已”“误导坑人”“带到沟里去”。说的是，提出以后，在运用的时候，更要小心谨慎，随时注意观察分析总结修改抽象提高，遵守基本“学习规律”。把提出理论、运用理论的这些基本要求，要像严格遵守“产品标准”一样的去遵守。此中之“标准”，不是说实践本身是标准，而是为了引起重视而打个比方，是打个比方而已。实践本身的属性，与标准的系统性之内在属性，差异巨大本质不同，决定了实践本身做不了标准。所以更加不存在“唯一”“非唯一”什么的。
真理，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理论。在未来，它是否仍然正确有效，“现在”不知道，要等到“以后”再说。但人在走向未来的时候，需要有指引。拿什么来做指引呢？在当下，只能拿已经被证明为正确有效的理论即“真理”来做指引。但不能被它机械教条死板的束缚甚至被它“决定”了。仍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走向未来的时候，能够做到不需要指引吗？做不到！未来虽然不确定，但是完全不可知吗？也不是！未来一定从过去开始经过现在的延续，不是完全不可知。完全不可知，才不需要指引。
真理已真，不需要再检验，因为这是已经被检验后得出来的结论。要检验的是，还不知道真或非真的才“刚刚”提出来的理论。要注意的是，在未来，不能机械教条死板的生搬硬套原来那个真理。因为真理是过去时，不是完成时，更不是将来时。是不要生搬硬套，但又不是不要。不要，是不可知论，或者是疯狂预言家。用作未来的指引，只能而且必须，是真理和理想的综合，缺一不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中“真理”说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真理，而是非真理，是邪说。此中“实践”说的是“我”的实践。此中“检验”说的是“检验者”是活着的“我”；“被检验者”是死了的那个人。此中的“唯一标准”说的是“我”才是说了算的唯一之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的就是——“现在”，老子说了算，只有老子我说了才算，你那套歪理邪说不准再搞了。以后要怎么说要怎么做，老子说了算。
这么说之所以能说得出来，就因为是“现在”是现在，不再是过去，此一时彼一时了。人亡政息了，“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新朝了，不是老黄历了！只不过，再“后来”，差点垮台，就又多多少少再翻一翻老黄历，否则出门不认得日子不认得来时路了，也不知道走向何方了。只不过，再再“后来”，又走回了当初那条路，真是兜兜转转，世事轮回！

收入，这个词语，是中国话，不是外国话。其实隐含着“支出”。人们的生活水平，是衡量收入和支出的关系，是“关系”，而不是单一的收入或单一的支出。外国人说的收入，跟中国人说的收入不一样。外国人的侧重是单一的收入，即是“现金收入”或“货币收入”。而且是其“数值”，并不是“关系”。货币收入数值很大，若支出数值也很大，那还不就是水涨船高等于零而已。货币是印出来的，多印货币就能把数值搞得大大的。有什么难的呢！金圆券的数值就非常大，买个菜都要用一大捆货币，数值够大的了！不在于数值，而在于关系。考试卷子搞得容易一点，大家分数都高。货币，就是这个分数。要想分数高，方式不止把卷子出得容易一个，比如还可以把百分制改为千分制，那么分数够高了吧！可是招生的人数不变，百分制改千分制出来的高分数，又有什么鬼用。这样的高分，表面听起来好听罢了，而且是让不了解的人听起来好听。了解的人，只会觉得无聊罢了。不在于分数，而在于招生人数。
为什么要把货币数值搞得那么大呢？是为了把之前的已有的货币贬值。是通过现在增加新印货币，把之前的已有的货币贬值。这里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增加新印货币，是凭空增加的，等于假钱。二是增加新印货币，并且定向给某人，某人原本一无所有，现在却有大把。增加的新印货币，并不是平均给所有人。所以有人凭空所得不劳而获，其他人就大家倒霉。
印钱，印假钱，就是现在外国常见金融虚伪手段。生产，多生产，则是劳动人民最愿意的实在手段。
钱总数不变，生产越多，价格越低。那么力量就会导向生产。就不能在钱上弄手脚了。玩弄金钱游戏的金融家们，就没有舞台了。
忽视生产，则重心必在于钱，就会把钱总数搞得越来越大，就为金钱游戏提供了舞台。金钱游戏的核心在于，多印钱，多印假钱，定向私相授受。本质是定向私相授受的这些家伙，想要不劳而获。有人不劳而获，则必然有人劳而不获多劳少获。就会有压迫剥削，然后就会有反抗。不公平，就是这么产生的。
资本主义是货币主义，就是搞印钱甚至印假钱。社会主义是生产主义，就是搞生产，搞简单再生产，搞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的全称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主义”。一者钱多假钱多，一者生产多。钱，可以印，来得轻松。被搞压迫剥削的统治阶级所喜欢。生产，则必须劳动，必须辛勤劳动，没有任何别的方式可以替代。是劳动人民的别无选择。搞货币主义，就会重工资、重价格、重市场。就会除了工资不涨什么斗涨。搞生产主义，就会不重工资，就会“长期不涨工资但价格逐渐降低，甚至不要价格采用直接分配生活资料和直接调配生产资料”。搞生产主义就会打压不劳而获压迫剥削，鼓励崇尚劳动光荣伟大，搞集体劳动制。就会重视搞生产的劳动者。搞货币主义就会鼓励崇尚不劳而获压迫剥削，打压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搞雇佣劳动制。就会把人当工具机器。在人类发展水平的现阶段，的确存在不劳而获压迫剥削。这两个主义都承认并接受这一点，这没有差别。差别在于鼓励崇尚什么打压什么，是不同的。根源在于人的分化。有人就是追求人的美好幸福生活，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有人就是认识不到这点，更不相信这点，就是喜欢搞不公平的压迫剥削不劳而获。人的分化，最典型的就是老毛和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