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教育，大师辈出
“即如讲教育，匪区(即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即共产党)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3页注释说表3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件。



“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书，195页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页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同上书，200页



(注：以上出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均为描述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情形，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其中最后两段是转引1932年国联对当时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份报告。)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以下文字摘自


33页

“由于国民党执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满中掌握政权，政治镇压便成了南京统治必不可少的特点。暗杀、夜间搜捕及死刑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称是共产党员的囚犯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出去枪决了，其中有几人可能尚未断气就被埋掉。刘温生是一位报社编辑，1932年年中被捕，随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册堆积如山。”



35页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书杨栓带着14岁的儿子乘车离开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刚进汽车，四、五个理伏着的特务一齐射出了子弹。杨铨试图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中弹身亡。汽车司机受重伤，杨铨的儿子腿被子弹击穿。据揭露，因为杨铨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收集关于丁玲失除的情报，他被内定为行刺目标。”



36页

“中学和大学是重点打击对象。政府从193l-1932年满洲危机中领略到了学生运动的潜力，并深信共产党分子是学运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决定把学生引上轨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学生团体，学生受到突袭搜查、突然失踪及集体拘禁等恐怖的威胁。没人能淮确地说出到底有多少学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数字肯定会是上千，也可能是几千。”



37页

“检查制度开始于1927年的清洗，那时国民党集团所追求的不仅是根除共产主义组织，而且还要“从根源上限制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检查官的手不仅伸向共产主义作品，而且伸向所有与南京当权者背道而驰，或表示不满的出版物。”



38页

“到1930年9月，一部综合性的《新闻法》顽布了。它是一个包括44项条款的细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严厉的条款却又含糊不清，检查官对条款几乎有无限的解释权。如第19条，禁止攻击国民党和它的主义，损害国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坏良好的道德。

依仗新闻法授予的权力，检查官员对国家的出版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查禁单上的外国作者包括：约翰•D•帕斯欧斯、西奥多•德莱塞、伯特兰•罗索、戈凯和厄普顿•辛克莱。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



39页

“从法律上讲，一个政府不能没有舆论豹监督，来揭露它的腐败和弊政。蒋介石要求舆论界这么傲。中国的舆论界也试图充当公众利益监护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断失败的纪录。只举一例，《商报》曾指责一个法宫在审理案件时接受贿路，报纸的编辑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务”的指控。”



40页

“外国记者也要受到检查官的干涉。他们说，中国的新闻检查要远比日本严厉得多。据《基督教科学能育报》记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统计，1932一36年间，日本有关机构对美国新闻单位所发重要消息的删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国检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时间内删除同一美国单位发出消息的字数，是日本几年间所删的4倍。蒂姆伯利说，如果哪位外国记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从检查官手下通过，他会感到幸运。中国检查官最令人不快与丧气的手法，是将记者的文章重写，通常是将主要观点完全篡改了，而记者本人直到几周之后——文章已公开发表了一段时间，才得知这些改动。”



40-41页

“形成对比的是，对新闻检查制度以及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又主要来自中国的新闻界。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有几种，最值得提出的便是，新闻法不可能在南京政权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外起作用。在华北:北平和天津的报刊——如《大公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指责南京时所受到的惩戒要相对轻些。广东的报纸也能自由地评论南京政府的弱点，尽管它们尽量避免直接攻击蒋介石本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直接进入外国租界，至少法律上是如此规范的，不平等条约的大伞保护了不少报刊。尽管中国检查官能够，而且经常确实取消这些出版物的邮寄优惠特权。”



以下文字摘自[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页

绝不牺牲国民向外国压力屈服

“一名《新生周刊》的撰稿人指出，日本天皇没有实权，真正的统治者是军部和资本家。这篇看似无足轻重的小文章，却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巨大震动，由于它曾经检查官过目，受到冒犯的日本人因此指责南京当局与讥讽日本帝国尊严的作者是同谋。此插曲轰动一时，南京当局解雇了七名检查官。判处《新生周刊》的编辑14个月的徒刑，并不许上诉，事情才算乎息。”

——[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39,40页



“后来，刘良模给我讲了一件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发生卢沟桥事变几天前，”他说，“……我叫每一个学生唱一支他喜爱的歌曲……一个从东北流浪而来的学生站起来。他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充满悲伤情绪的《在松花江上》，歌中以丧失国土的满怀悲愤，描写了东北富饶壮丽的山川、原野和森林;第二首是流浪的东北人爱唱但被当局禁止的、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打回老家去》。”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2页

1937年9月18日……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

如前所述，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8页



1937年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结款，为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请鉴核。”

1937年8月27日（注意这个时间，全面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暂付。”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6页



1937年9月7日（注意这个时间，中日已经全面开战，而国民党还在给日本支付庚子赔款）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至日本庚子赔款部分计英 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钧署八月卅电饬暂缓拨付，未即照拨。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拨付，即于当日将款如数拨付，已由日方收讫。嗣后对于日本债、赔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应遵照此次电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时照拨，以全债信……”

——同上书，197页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爱民如子，百姓安居乐业


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忆录》第三节



“兵捐就是官吏们用来掠夺人民以自肥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时层层加码。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抉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安阳县，我发现蒋军军官在地方豪绅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一千倍以上。”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18节“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①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部队纪律严明，于民秋毫无犯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49年10月22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3卷42页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南京)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8日



“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乾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几年来剿共劳而无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剿共部队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腐化恶化，为人民所痛恨，致共区有‘宁可给匪杀，不可给兵扎’之语。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2章第8节“张英部的改编”



“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陈诚总结的“围剿”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744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282,283页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民国的高级官员都是喝过洋墨水的高材生，素质极高，治国有道!绝不是土包子!各级干部清正廉明，毫不腐败!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11页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三章第一节



“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三章第八节“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蒋介石1938年依旧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1章第2节“中国的战争动员”

中等收入的群体，“不包括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们的收入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民正在遭受种种压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粮、征兵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劫掠”。伍教授问道：“由于社会就是如此状况，不管有没有中国共产党，能没有一场内战吗？”②但是《观察》的社长储安平则在评1947 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关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报告时，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众的看法：

……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6�8�6�8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3章第2节

当时有一位美国顾问说，中国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委员长不懂经济，而在于他的财政部长对此也一窍不通……孔祥熙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还停留在上海外滩兑换银元和铜板的那种货币兑换商的水平上。我几次采访过他，还记得他关于通货膨胀的一番令人难忘的议论。“通货膨胀，”孔祥熙吃惊地喊道，“通货膨胀!你们美国记者老是谈论我们的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如果有人想花两万块钱买一支自来水笔〔这是人们当时喜欢囤积的一种物品〕，那是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的，与通货膨胀无关。他们不过是发疯罢了，他们不应当付那么多钱。”他在对政府的建议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我记得中国兵工署的一位受过美国训练的工程师曾露出惊异的神情嗫嚅地同我谈起他和财政部长一起开过的一次会议。当时兵工厂发现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买不到生铜或生铁;这个国家钢的年产量已经降为一万吨，而且价格高得不合情理。孔祥熙提出一种高见：假如兵工厂开始生产卷烟机并以高价出售——因为香烟的需求量很大——然后，他们用生产卷烟机所得的利润，就能给兵工厂买到原料了!”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131,132页



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杨天石：《找寻真正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3章第2节“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在这两种公认的预算之外，还有第三种预算，即委员长个人的预算，其数额之庞大，无法计算。这位委员长可以向任何政府银行开出个人支票：给一位得宠的将军一亿元，让他补充给养;给一位面临地方危机的省 六千万元。这里几千万，那里一万万，多不胜数。没有人、甚至连财政部或行政院也不知道，为了承兑委员长个人的政府支票，需要出笼多少纸币”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133页

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它根本不管士兵们的生活福利或作战目的的教育。如此亏待士兵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抗日战争期间，每一个士兵明白为什么要抗击外国侵略者，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十分猖獗。在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当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设法将经济合作署尚未使用的资金转用来支付军饷之后，听我们年轻能干的财务代表保罗·帕克说，高级将领把三千万银元装在自己的腰包里达数月之久，我恶心透了。”

——《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230页



“国军第五师副师长余有壬，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二十六日曾有信给我，其中有一句很扼要的话说：‘一切问题均以贪污为焦点。’”

“国防部监察局上士文书掏文卿，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向我投书言事，中有云：‘将领中之贪污一日不除，则百姓一日被其毒，军队纪律败坏，由于将领之贪污。’”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中所说)‘中国政府之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之不足。据我方在当地的军事观察员的报告，国军在关系重大的一九四八年期间，没有一次失利是由于缺乏武器弹药。事实上我方的观察人员，早在战争初期，已于重庆发现腐败现象。此一腐败现象，已将国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断丧殆尽。’”

——以上均摘自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中国落入共产党人的统治，是因为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而不是华盛顿的任何阴谋。”

——[美]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战争中的美国”丛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101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页。



“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5页。

军官爱兵如子，士兵忠勇尽职


“他(国民党33集团军参谋张开厦)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

——[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394页



“我昨天所讲的徵兵冒名顶替之事，大家都知道这是由於社会不良和役政办理不善所致，但部队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比方我们部队驻老河口要派官长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并不领到足额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随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发生疾病，更是任意丢弃不顾；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费用，归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驻地老河口附近，为要归队复命起见，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众充数，以致发生张冠李戴，冒名顶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系临时强拉而来，为要防其逃走，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这种现象，到处沿途可以看到。”

——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三)》(1942.9.10)《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281,282页



“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麼事?”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



“蒋介石曾否确实用手杖敲打兵役署长程泽润的脑袋，然后因为新兵训练营的条件非常恶劣而把他关进这个营房呢?一位部长懊丧地告诉我说，那是真的”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47页



“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又部队军粮，都要到距离几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点自去领取，而军需署并没有规定领粮的经费。于是派去领粮的官兵不得不出卖一部份军粮，作为来往的盘费。军粮既可以公开出卖，无形之中，就引起这些被派领粮官兵偷盗军粮的动机，而军纪因以破坏。最违犯纪律的，就是军需人员或特务长带了领粮的士兵到达领粮的地点之后，自己就离开部队，置职务于不顾，任令领粮的士兵长久等候，夏天淋雨，冬天受冻，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强占民房，强取民物，或以变卖军粮所得的款项，嫖赌吃喝，任意挥霍，有些甚至卷款潜逃；其回到部队的，亦往往身染花柳病，不堪服役。总之，前线部队常常缺少粮食，而后方粮秣不能输送到前方，要由前方第一线派了官兵到后方来领取，这实在是最不合理的办法，此不只减少战斗力量，而且更影响战事进行非鲜。这都是由于军需和兵站人员不负责、不尽职、懒惰腐败的表现。至于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475页



“去军营慰问部队时，学生注意到军官的残忍。在村子里，他们听说年轻人宁愿剁掉手指、掏掉眼珠，也不愿忍饥挨饿，遭受蔑视和侮辱，而这正是被抓取派往前线的亲戚朋友的遭遇。三十年后，一个从前的学生对那位奔赴战场的广东同学的外表记忆犹新：“他们更像一具具骷髅，而不是一个个人。他们虚弱得什么都拿不动了。”同样是在滇缅公路上，除了可怜的士兵，还有一群走私者——他们衣冠楚楚，手头阔绰，有权有势。这些人与当地的投机倒把分子、贪官污吏和蝇营狗苟的乡绅，使得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联大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不平等。

明目张胆的不公使闻一多教授成为炽烈的激进分子。在学生时代，他就尊崇诗人屈原，把他奉为麻木不仁的统治阶级刚正不阿的批评者;但亲身经历中国统治者的残暴时，他仍然惊诧不已，于是他开始行动了。有一天，和一位学生散步时，闻一多突然冲上前去，高声吼道：“放下你的手!”原来，有个士兵由于生病，骨瘦如柴，身体羸弱，倒在路旁，军官正用鞭子抽打他，想让他起来。听到反对的声音，那个军官看着这个长胡须穿长衫的中年男人，僵硬地咧嘴一笑，用最下流的话要他别管闲事。闻一多火了：“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

那个军官试图指示部队围攻这个鲁莽的不速之客，那位学生赶了上来。“你们要干什么?”他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时，有一群人围上来，那个士兵已经死了。那个军官破口大骂了几句，猛然扯下死者制服上的徽章，扬长而去。

闻一多回到家，气得直哆嗦。“太无耻了!太无耻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大骂着。妻子劝他安静下来，朋友也劝他：这种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发生，个人能做什么呢?“我不管，更没人管了!”闻一多厉声应道。接下来几天，他神情恍惚地坐着，连鼻涕流到胡子上也没有察觉，他心乱如麻，无法工作。”

——[美]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99年，376-377页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美]布莱恩·克劳泽：《蒋介石传》17章“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在送交蒋介石的那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出色的备忘录中，阐明了这些词语的含义: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象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

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

在行军途中他们变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脚气病，双腿肿胀，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体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册上却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报告此人已经死亡，他就永远是军官们的一今大财源，因为事实上死者已停止花费，于是军官们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军粮和薪饷就变成指挥官口袋中的长久的纪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下册641,642页



“(国民党军队)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长官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

——台湾“国史馆”民国94年初版《陈诚先生回忆录》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结语”第一节“失败的检讨”



“无论如何劳苦，都祗有坚持忍耐，勇往迈进，否则受些劳苦，就去逃跑……这种玷辱军人的不肖士兵，如果抓到，一定枪毙。”

——蒋介石：《怎样才是军人》(1932.8.1.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0卷653,654页



(蒋介石亲口说的，逃兵抓到“一定枪毙”。但结果呢?视死如归的逃兵们一茬一茬的……)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11章第3节

人人皆知礼义廉耻

蒋介石1943年对民国社会的总评价

“现在我国社会，一般人的心理苟且萎靡，所表现于行为的，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所以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有的人则繁琐浮华，贫穷的人则卑污混乱。其结果，就使得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防备，人祸不能消弭，内忧外患〔第15页〕，纷至沓来，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民国32年2月29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2卷(书告类)



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总评价



“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革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

——司徒雷登1949年2月5日发给国务卿的报告，[美]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 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页

工业发达，技术进步


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国除轻兵器能自制外，所有军舰、飞机、战车、火炮等均购自国外，不能自制。”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67年版，241页



(抗战后期)“兵员300万也只有步枪100万支，即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每月用原料300吨也全赖美援空运;制成的步枪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发，包括机枪所用在内。”

——[美]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7页



“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国际四强，国际地位高

1944年8月23日邱吉尔给外相艾登电报中说：“称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乃是一个绝对的笑话。”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7页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页



“大家都以为现在我们还有四五百万的军队，有这许多的人民，有这样广大的土地，在国际上我们还有讲话的资格。但你们要知道：现在一般联合国已经看我们军队不是军队，看我们军人不是军人，看我们军事机关更不是机关了。由于我们自身种种腐败缺点的暴露，可以说他们到了现在，已经根本没有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6页

“现在实在的情形怎麼样?你们有的在前方，有的在部队，分处各地，很少和国际上接触，没有看到我们在国际上所受的轻视和讥笑”

——蒋介石：《革命军人必须信仰主义》(1946年2月16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49页



“我们一般将领固然不能自暴自弃，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次的胜利之获得，大部份是由於联合国的力量。打倒日本的力量，至少应该说是美国大部分的力量。”

——蒋介石：《革命军人必须信仰主义》(1946年2月16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51页



“如果单於我们本身的实力而言，那我们获得这次胜利实在是万分侥幸，毋宁说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但是现在有许多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我们现在抗战已经胜利，我们中国应该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第351页〕而现在世界上都不承认我们是强国，甚至於轻视我们，侮辱我们，反不成为一个国家，因此心裏就觉得愤愤不平。其实这都是因为对於自己的实力缺乏真实估计的缘故。我们如果反省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们本身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国家，而这一次胜利不过是时代的胜利而已。”

——蒋介石1946年7月18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350,351页

难道中国在1940年即已成为四强之一？美国之击败日本，须动员其大部舰队。轰炸其城市时出动成百上千之飞机不算，尚须制造原子弹。中国不能出产飞机一架，连空投炸弹尚须外方供给。……至于中国认为独自对日作战四年半，已对各盟国作有具体贡献，则甚少有人认真相信。驻美武官朱世明认为中国‘有权’取得美援武器，即受马歇尔驳辩。”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215页



“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己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停战谈到的帐笼和战斗前线》，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565页

抗战胜利后，美军在青岛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后来，基地周围的农民们就开始按照钟点下地干活。只是这工作的时间很奇怪：早上九点之前，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下午五点之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飞行员会肆意地扫射农田里的农民，有几千英亩平坦的土地因此无法耕种，山区的农民则有能存放几十头牛的大防空洞。后来农民们以血的代价总结出了飞行員的训练规律：美军严格遵守作息时间，饭点绝对不会训练，所以才有了那个奇怪的耕作时间。
-----《中国人征服中国》斯特朗

抗战时抓来被铁链锁住的壮丁

在夸赞所谓民国大师们待遇好能锦衣玉食西装笔挺时，也看看那时御敌前线的骨瘦如材的士兵

就明白什么叫民族的耻辱！！

李敖有话说--丢人的胜利者


今年是公元二零零五年，在六十年以前，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了，到现在六十年了，日本人最不要脸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它到今天不会，也不肯痛痛快快地认错，向我们道歉，向我们忏悔，或者自己做一个像样的反省。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都做了很多坏事，可是德国人肯反省，西德的总理勃兰特到了犹太人的被害地区，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杀掉了六百万的犹太人，到了这些令人伤心的地区，西德总理勃兰特下跪，请注意啊，他是私生子，他本人也被希特勒纳粹他们迫害，可是他当了德国的领袖以后，他代表他的国家向犹太人表示忏悔，日本人到今天都没有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反对日本人，是必然的。日本人可恶，可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我们要追查出来，就是它为什么这么神气？为什么做了坏事还这么拽？不无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追查起来，和中国的统治者，国民党的蒋介石这帮人有关系。来举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有一百多万军队，他们的军队里面的军头，叫做冈村宁次，他就是日本在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是他，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了，在中国战区投降，就是由他出面向中国投降。这个就是投降的降书，大家看，这降书就是由他来签字，大家注意了，这些人都受过一些中国的影响，你看他的毛笔字啊，签名啊，还是有那么个架势的。

授降的人呢，中国方面就是蒋介石的陆军总司令，叫做何应钦，在签降的那一天呢，有照片拍出来，大家看，递降书的时候，这是何应钦，日本人来递降书。大家请开始注意这个照片，这个投降者的腰板比较直，这个受降者，所谓胜利者的腰，反倒弯了有三十度。大家再看一遍，这两个人弯腰的程度不一样，怎么你打赢了战的人的腰弯得比这个打败了的还多呢？大家再看这一张，这一张更清楚了，这是何应钦，这是日本人，弯腰弯得更多了，很显然，上了当，或者没注意到，你不该弯腰弯成这样子。请看国民党刊物里面的，官方的刊物的这个说明，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就这个照片。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个错误，只有我李敖看得出来，我写文章揭发过，这个人哪，根本不是冈村宁次，他不是冈村宁次嘛！那么他是谁？大家再看，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刊物说，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递降书，又是这个照片，大家看得更清楚了，他的腰板很直，何应钦的腰弯得更厉害了，看到没有，这角度不同。大家看，当时这个受降的时候，胜利者跟失败者是面对面坐着，这边，中间坐着受降席，是何应钦，对面坐的就是冈村宁次，他是日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他旁边坐的是派遣军总参谋长，叫做小林浅三郎。

各位请注意，历史学家李敖告诉大家，这个递降书的人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叫做小林浅三郎，冈村宁次在哪儿呢？冈村宁次大模大样坐在何应钦的对面，他让在他旁边的参谋长过来递降书，他老太爷坐在那里，投降的头子不站起来递降书，可以神气到这个样子啊！蒋介石派出来的何应钦，可以让对方投降的司令官坐在那里，不递降书，请问日本人怎么会看得起你们？在举办这个仪式以前，国民党先要跟日本人谈细节，冈村宁次派他的副参谋长坐镇，参谋长是小林浅三郎，他的副参谋长是今井武夫，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先到芷江来谈判。这就是今井武夫，带来两个少校，到了芷江来谈判，我把这个资料都查出来了，根据什么？根据今井武夫这个少将后来的回忆录，我都把它查出来了。今井武夫说，他到了芷江来谈判的时候，根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方面是萧毅肃中将来接见他，他是少将，由萧毅肃中将接见他，萧毅肃中将向他表明了身份、姓名和介绍左右同僚以后，要求我— 就是今井武夫出示冈村大将的委任状，这你的身份我也要确定，我的身份告诉你了，你的身份也要告诉我，我，就今井武夫说明，还没有接到我们日本本部大本营的命令，不能算是正式代表—你看到没有他厉不厉害，刁不刁—此行只是为了投降前的联络，所以没有委任状—人来了，没有委任状，你要查我身份，查不出来，你要我提供，没有，你要不要我，我在这，蒋介石接受这种局面，好，不追究了。

看到没有，我李敖写文章说，这个不带委任状的家伙，神气的还不只此。我们再看他说的，国民党这边给他的备忘录，这个今井武夫拒绝接受，你看到没有—我拒绝接受备忘录，何应钦上将以宽容的胸襟撤回了备忘录—给你备忘录给你带回去，我拒收，投降的人拒收，何应钦看他不收，不收就不给了，就这样子。蒋介石手下的这个人，当然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对一个战败的日本的少将，都这样子“以宽容的胸襟”，全不计较，不递委任状也不接受备忘录，蒋介石这个手下全部接受。我们再看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他在芷江呆了三天，碰到一个妙的事情，先接洽，后来在南京签降，到南京签降时候，他看到，怎么这么面熟呢？原来九月间他看到了有人到南京，一个已经是少将级的军参谋副长，就副参谋长，一个呢就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看到这么两个人面熟，开始还吓了一跳，为什么面熟呢？因为这俩官都很大，一个是上校，一个是副参谋长，可是，当时在芷江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两个人也不是副参谋长，也不是上校，他们在芷江的时候，是为了适合他们的临时任务，所以才特地带着低级的阶章。至少都是上校了，戴的是尉官或者士官的这个官阶的，为什么？要跟日本人接洽，又不能够找那些低层的人，他们不了解情况，就把他们这些上校级的人化装成尉级军官，校级军官化装成尉级军官，来照顾今井武夫。所以到了南京以后，今井武夫就看到他们，说你们怎么升官升得这么快，怎么两个月不见，三个月不见，升官这么快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在芷江三天跟今井武夫谈了判，今井武夫又拒绝接受递出委任状，拒绝接受备忘录，还要跟他们纠缠半天，最后怎么样，大家还抱在一起哭，看到没有—这些人竟和我们互相拥抱而哭，随着又很高兴地谈话—像什么话？！你们是战胜者，是中国人的将军们，日本人来投降，日本人在中国抱你们中国女人，抱得不够吗？结果来投降的时候，谈判的时候，还抱着日本人哭，你说蒋介石手下这些混蛋可不可恶？这就是国民党干的事情。

为什么我李敖看不起国民党，恨国民党？你们都以为说蒋介石关了我，我恨，把我看得太小了，这些记录都被我们查出来了。我们再看，然后蒋介石派人到南京来正式签降，接受了，这些大员下了飞机，叫日本军人来，大家举行这个投降仪式了，飞机到了，冈村宁次没有出现，没有来接—你们来了，我理都不理，不接，来迎接他们的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一张名片，日本人拿了名片看，这是我们总司令来欢迎你们，晚饭是今井武夫请的，冈村宁次等大员全都不来，什么叫大员啊？冈村宁次或者参谋长都不来，由这个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跟国民党这些中将上将来见面，然后谈判，谈判最后说，冈村宁次总要过来看我们，国民党这边就答应日本人，看到没用，我们指示陈倬对日方说，冈村宁次大将来的时候，国民党这个大将们到室外去欢迎他，并且叫卫兵向日本的冈村宁次敬礼，那冈村宁次就答应来了。冈村宁次然后说，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来，国民党的大将说，我们不能去到你们家去，后来日本人就吓唬国民党，说我们冈村宁次大将要自杀，要切腹，打败了他不要活，那国民党吓死了，就派人去看他，最后给冈村宁次看什么？看投降的文件—你向我投降，我怎么给你看文件呢，你签字就好了，国民党你看没有，冈村宁次在投降前，早就看到了降书的内容，在国民党的大员冷欣将军回忆，他说曾于签字的前夕，九月八号晚间，秘密先给冈村宁次将军以阅读的机会，随即收回，并且约定一不许抄录，二不准提修改意见，三不得于签字以前宣扬，换句话说啊，等于给你打Pass，给你小抄，告诉你你要签字的内容，先给你看过，表示友好。

这还不够，看到没有，按说投降，日本人降将要把武器交出来，象征性的武器交出来，那什么东西啊？军刀，日本人的武士刀要交出来。问题来了，看到没有，有人说按照投降惯例，投降代表需要交出武士刀，结果蒋介石的手下怎么办？当然是蒋介石同意的方法，偷着把打Pass给冈村宁次，你带刀来就要交，当场献出刀来给我们，如果刀不在身上，就算了。所以何应钦跟冈村宁次，在日本签降以后十一年—看到没有，在一九五六年的日本《文艺春秋》四月号，有国民党的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的会见—就在投降十一年以后，在日本有这样的谈话，冈村宁次说，签字前的九月七号，您，就是何应钦，您的参谋到我宿舍来，秘密告诉我，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带刀来，但必须在礼堂内缴纳一把刀，呈交给何应钦先生，否则呢就不带刀，不带也可以，问我选择，你要带刀来，你就要交出来，你不带刀，我们也不追究，所以何应钦说，你们没带刀来，当然就没带来，所以冈村宁次说，没有带刀。然后按照规矩，你向我投降，你向我敬礼，而我呢，我不要回礼，大模大样坐在这里，享受一个战胜者的一个快乐。可是冈村宁次回忆，最后我在投降文件上盖章，而由小林参谋总长呈现给您的时候，您却站起来给他回礼。看到没有，这个照片拍出来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看到没有，他站起来给他回礼，还接受这个降书，他可以不站起来，他站起来了，结果这个腰出了问题，看到没有，腰板太弯了，尤其远看，这个接受投降的何应钦将军，腰比他还弯，丢人丢死了！看到没有，丢人丢死了！这就是笑话出来了。

这就是我李敖根据这个照片，再根据日本鬼子今井武夫的回忆录，再根据日本人的《文艺春秋》这个杂志，追寻当年日本人所谓这个投降典礼的真相，我们全部都查出来了。国民党这样子低三下四，对日本人这个恐惧，给日本人偷偷打小抄，跟日本人私下拥抱，这个日本鬼子怎么会看得起你啊！后来冈村宁次无罪给放回到日本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抗议之下，放到日本去，蒋介石后来跑到台湾来，请冈村宁次到台湾，要求冈村宁次给他组织一个日本人的训练团，来训练蒋介石的这些无能的将军们，冈村宁次答应了，就组织了一个团，叫做白团，白颜色的白，白团，一直给蒋介石作秘密的训练。直到最后被美国人发现，美国人抗议，美国人说，你蒋介石就要靠着我美国人，跟这些日本人扯在一起干什么，就强制蒋介石把这个白团撤销了。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故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对日本人这些降将低三下四的事情，被我李敖完整地揭发出来，所以当我今天说，你们这些人的低三下四，引起日本人看不起，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这就是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干的事。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446页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