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保守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地主作为这一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优势群体，在有意无意之中都是这一模式的维护者。一个“成功的地主”的标志就是“求田问舍”，积累财富后就大肆买地，买不到地就兑换成银元埋藏起来；而无论什么原因的卖田卖地都只能是反面教材。正如从不曾踏出沙漠的撒哈拉人绝不可能梦想征服大海，局限于习惯、传统、视野、见闻，同时也局限于当时农村极为落后的基础教育普及水平，自幼以来就耳提面命以置地购田为梦想的地主如果忽然想起去卖地兴业办厂只会被家人认为是得了癔病。另一方面，因为“乡绅阶层”的权威和话语权来源于其处于“道德”与“行政”二合一体系中的位置，这就决定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在暗地里可以男盗女娼无恶不作，但光天化日之下一定会是“卫道士”的形象；宗族之间、之内有各种明争暗斗但对于其威权基础的威胁一定是团结一致全力扑灭。
所以“乡绅村老”开祠堂、清族谱、用私刑、浸猪笼、惩处“伤风败俗”、组织械斗都很常见，以有伤风化、风水、龙脉为由而阻碍修路办学办厂也很寻常，“乡绅村老”卖地办厂办学却是极难一见的奇闻。之所以解放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居然是《婚姻法》（1948年10月起草）并不是共和国有多么同情痴男怨女们，实际上枪口瞄准的就是宗法制度。
3、封闭
自给自足是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当年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由于商业因素极小和小农经济实行的小户经营模式，基本上不可能有农民有意愿有财力有能力主动抛开土地从事商品生产和非农生产，也极少有地主跳出“农门”卖地投资工商业。单家独户、“三日一场五日一墟”的少量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大环境下作用极为有限。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对农村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和乡土观念造成了一个封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除迫于无奈的逃荒外根本无法转移到非农产业；远超民国政府田赋正税征收额（除各种杂捐外，各地占农业收入3%~10%上下），高达全国粮食总产27%（3000多万吨）的地租也只能被地主用于买地建宅、奢侈消费甚至深埋地下却不能投入工业化。
另一方面，即使是交通便宜通讯发达工业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今天，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因规模太小农民自己销售连运费成本都收不回来，所以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但这样不仅让农民利润被压得很薄，关键是往往会被中间商转嫁市场风险，在市场波动时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造成农产品滥市农民血本无归。这就让农村在工业化起步之初往往对市场，对商品化、规模化种植颇为抵触和排斥。
这也就是《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提到的情况：“虽然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的经营，但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以及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小农经济的农村是“封闭”的，而且这种“封闭”如果没有政治经济环境天翻地覆的大改变并以强制手段，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打破。
4、顽固
在习惯和传统的束缚下，不仅是地主，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是“地主+佃农”模式或至少是小农经济的拥护者，“十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愿景深入每个农民之心。如果说佃农的梦想是成为自耕农，自耕农的梦想就是成为地主，为子孙置业购田。这就意味着，在当年的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是极为顽强的；如果没有强力的社会变革措施和外力干预，甚至战争也只是“死水微澜”，就象历史上那样，战争灰烬上将很快重新生长出大大小小的地主，重新开始被战争打断的土地兼并。当然，即使只是坐而等待小农经济被工业文明和社会化大生产慢慢地侵蚀破坏，等待宗法制度、地主阶级自行瓦解冰消，几十上百年后地主也一定会分化变成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但是，我们等得起吗？随着人口增长耕地日削月瘠，仅仅建国25年后中国人均耕地已不足2亩，幸而当时亩产已由70公斤增长到152公斤，并因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再10年后增至240公斤，否则大饥荒就不可避免。
事实上，如英国这样重商意识浓郁的国家，在战争和大革命的助推下，封建贵族和地主大部转变为牧场主和工商业贵族也耗用了百多年，“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更是圈了3、4个世纪。

如果，当年中国的农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一样是一片田园牧歌的祥和；如果，当年中国没有耕地日削月瘠的紧迫危机；如果，当年中国能有殖民地、对外掠夺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粮食和原材料……我们慢慢等待地主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转化为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也无妨，但是，这只是如果。
所以，
上世纪40年代，对佃农而言，地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巨石’”，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对生存的渴求，出于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让中国农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火药库！只有土改可以暂时熄灭“嗤嗤”燃烧的导火索。而只有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破坏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才能彻底解决“火药库”，为工业化进程扫清道路！
所以，
当年的地主招惹了整个中国！
=待续=

补充资料:
1、
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农占2.7%.（注：《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统计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农占33.38%.（注：林诗旦、屠剑臣：《龙岩之土地问题》，龙岩县政府，1943年编印，第69—70页。）江西省193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省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28.7%，半自耕农占34.2%，佃农占37.1%.（注：《江西省农业统计》，江西省政府秘书处，1939年编印，第1页。）
中共方面材料以毛泽东所做一系列调查最具参考意义。从数据最为详细的寻乌调查看，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占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中共有关报告提供的江西万安农民成分是：自耕农约30%，半自耕农约45%，佃农约13%，雇农约7%。（注：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67页。）
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来源不同（土共或国府），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佃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多数（2/3以上）；包括其实际控制的公田族田在内，地主以约5%的人口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各地在1/3~2/3以上不等），租佃给佃农和半自耕农耕作；租佃关系是农业生产关系的最主要构成，包括富农在内，自耕土地比例不到一半。

2、
根据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以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租金和押金的压力下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从另一个角度，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
1973年出版的伊懋可（Mark Elvin）《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

3、
“火药库”的危险在民国之初，包括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如沈定一、朱家骅、郑道儒、陈诚等在内的大批有识之士早就了然于胸，是否愿动手解决只在于当政者及其追随者的立场和利益。不谈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土共，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及“二五减租”、“三七五减租”的背景资料。
实际上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就已是：农村“破产”！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高利贷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逃荒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以救济农村、改造农村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才成为时代潮流……而到1945年以后，中国农村更已可以用“濒临绝境”来形容！全国粮食的平均单产还不到70公斤，人均耕地3亩，交纳的地租却高达五成，再加上被提前数十年“预征”，加上杂捐、浮收、摊派高达正税数十倍以上的“皇粮国税”……雪上加霜的是因水利荒废，农村对旱涝灾害抵御能力几乎为零，民国10年到27年间就发生了11次大灾荒，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全国仅仅因患血吸虫病而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就有一千多万，此外广泛传播的还有鼠疫、天花、结核、疟疾、霍乱、黑热病、回归热……战乱、饥饿、疾病、灾荒已使农村趋于崩溃。解放后有“三年困难时期”却不知民国时年年都是困难时期！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90%国民是农民，农业（含手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90%的纯农业国的领导人，老蒋终其大陆执政的20余年，执政理念却是抱残守缺，维持没落的地主阶级和自然经济，从未对农村农业的困境绝境提出过解决方案，对“乡村建设运动”淡漠视之，甚至查封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前有1928年浙江和1941年鄂西“二五减租”被背后捅刀，后有“留苏太子”赣南新政无疾而终，所以转进台湾也就成了必然——甚至如果没有《耕者有其田法》大概连孤岛容身也办不到。
《抗战时期陈诚与鄂西地区的土地改革》http://www.doc88.com/p-747553413402.html
《从二五到三七五-近代浙江租佃制度与国民党浙江二五减租政策的嬗变》http://club.topsage.com/thread-783985-1-1.html
《民国时期农业税率辨析》http://www.doc88.com/p-3083750011833.html
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这一阶级存在的情况下进入工业社会，这是地主阶级的原罪！
既然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它消亡，就只能把它消灭，别无它途。

=待续=

4、
有的人也提出，大陆土改应该学习台湾。
1949年台湾共有耕地1224万亩，稻谷平均亩产约130公斤（1938年曾达180公斤）。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调查报告：占农村人口12%的地主拥有56%的耕地，“公地”占22%，88%的农民只有22%的耕地，40%的农民没有耕地。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般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主抓土改的台湾省 陈诚说：“地主享受的轻松快乐生活完全建筑在佃农的痛苦上”，然后他得出结论：这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之一”。于是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三步，先后有200多万亩公地和政府“公平赎买”或农民直接购买的600多万亩耕地转入农民手中，最终实现台湾自耕农占82%，半自耕农占11%，佃农只占7%。结果：一是原本活跃在北部桃竹苗台地的中共地下党人瞬间失去社会凭藉；二是许多地主被迫转而从事工商业，比如板桥林家、鹿港辜家等；三是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地位和权力根基——土地，改变了台湾地方政治权力操纵在少数乡绅地主手中的权力结构；四是社会的阶级落差被拉近，地主原本享有政治、经济的半封建特权在强迫他们放弃土地后丧失殆尽，贫富差距由此稳定地缩小。
也有相当多的中小地主无法适应这个改变、家道中落，其家族终生痛恨国民党，不少人成为“台独”运动的基础，和后来“党外”运动和民进党的经济资助者和社会基础。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http://wenku.baidu.com/view/4fefb135eefdc8d376ee32ce.html?re=view
首先“公平赎买”就是一个神话。
根据《耕者有其田法》，所谓的“公平赎买”价格仅为耕地2.5倍年产量（土改之前5年的纯收益），而且其中7成是土地债券（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3成是公营企业的股票，一分钱现金也没有！
并且，50年代台湾通货膨胀每年都在5%以上，四厘的利息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在强制征购土地后还要地主给政府提供无息贷款。
如果你有一间年收租金2万元的门面，有人用3万元的联想公司股票和你交换，外加每年付8400元，共付10年结清，你愿意吗？
而参考台湾经验和《耕者有其田法》，大陆以赎买8亿亩耕地（约占全国一半），赎买价为｛耕地2.5倍年产量×平均单产70公斤｝计算，共需约1.4亿吨粮食。再以官方汇率2.227和每斤粮价0.06元人民币计算，折合约75亿美元，或约168亿人民币！或超过112亿亿元的金圆券（以每石粮价400,000,000金圆券计算）！
但是，要真正的公平赎买、和平土改，就必须有较合理的价格——20年的耕地年产值，这至少需11.2亿吨粮食，或603.5亿美元！
而恢复到抗战前最高水平之上的1952年中国GDP仅679亿人民币，财政收入仅174亿人民币，按官方汇率2.227分别折合305亿美元和79亿美元。
即使是前面那个大打折扣的超低价，国府也是依靠席卷全国资一岛，以运台黄金为台币准备金稳定币值，以人均232美元的美国无偿经援、迁台工厂和没收的日企为支持才完成了土改，如果以大陆数十倍于小岛的规模，谁有这个能力？
不仅“公平赎买”，“和平土改”同样是一个神话。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1928~1929年，清党之后唯一推行了《佃农保护法》的浙江省，仅仅“二五减租”就导致国民党基层党员被枪杀，乡村党部被捣毁，甚至地方士绅武装叛乱。此后1941年鄂西“二五减租”和蒋经国赣南新政也同样被背后捅刀。如果蒋介石在大陆搞《耕者有其田法》，上午颁令，不用到下午就会去见孙中山汇报了。不要告诉我台湾地主比浙江地主觉悟高，更热爱民国政府。
幸好台湾人民刚经过“二二八”的洗礼，幸好是由六十万国军看守着不到千万的“国民”，最关键是，幸好这时候国军军官和国府官员都没了土地……
所以，在1941年鄂西失败了的陈诚在台湾可以下令：对反抗“三七五减租”的地主，即抓送警备司令部以军法审判。他在台中视察“三七五减租”情况时，曾公开宣称：“搞‘三七五减租’，我相信困难是有的。但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
“三七五减租”就已是“调皮捣蛋不要脸皮”，到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法》执行时，要财“不要命的人”就更多了，只不过他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呼声都淹没在了1949~1956年最为血腥的枪声之中，在当时和后世被国府以“共谍”、“台独”等各色名目掩盖了，成就了台湾土改“和平的圆满收官”的神话。
一群地主，在家乡被土共强行剥夺土地之后，又到异乡以“反共”的名义，把另一群地主的土地强行剥夺了，这算一种黑色幽默吗？
台湾的土改，成功确实是成功，“和平”却未必！而从它的成功基础来看，它这个“典范”恐怕全世界也没有谁有条件学习吧。

=完=

！

！！

所有无理取闹的喷子们：
能回答我3个问题吗？

1、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没有化肥农药良种农膜，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粮食平均单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1949年平均单产7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而现在达到35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2、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也不会有外汇购粮。产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中国当时实际人均粮食340公斤，现在为440公斤，印度和非洲现在不到210公斤），中国怎么应对比黑非洲更悲惨的大饥荒？
他们至少在国际援助下人均口粮有200公斤，而且还有大量荒地可以开垦！
3、因为工业基础太差，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以远高于日、德、美等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的骄人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1980年产钢3712万吨，人均用钢量却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
但是，仅仅建设这3712万吨的钢铁产能就至少要800亿美元的投资，是1949年全国GDP的3倍。如果不勒紧裤带，盘剥农村、压制消费、不惜代价地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中国可能在人均耕地面积滑向深渊之前建成包括化肥、化纤在内的基本的重工业体系吗？

！

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_春过雪消_天涯博客
http://blog.tianya.cn/post-6088629-89620605-1.shtml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xhcy 2015-01-04 12:25:47
感觉楼主坠入了另一种魔障：
因为工业化很重要，所以只要是打着工业化的招牌，就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只要当政者是主观上在推动工业化，不管在这个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造了多少孽、甚至客观上拖慢了工业化的进程都是可以理解和应该体谅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楼主讨论了几次，请楼主先明确一点：我们从一开始的分歧就不在于要不要工业化，而在于用什么模式去实现工业化起步。我一开始是反对人民公社这种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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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781029 2015-08-15 15:21:00
纯粹瞎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话是谁说的？好像不是毛 说的吧？按照这种思路，还有造船工业吗？还有工业化吗？不清除这种错误思想，不清除持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能搞工业化？能有资改派们改革开放时成体系的工业基础？瞎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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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cy 2015-08-15 19:46:01
笑话！自有工业体系当然重要，但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通过购买租借，既有船用，又有可以借鉴追仿的样品，难道不比自己闭门造车强得多？
如果你家毛家 真的跟你一样是绝不变通的榆木脑瓜，又怎么会有后来的四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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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781029 2015-08-15 23:14:38
俺不是 历史 学家，俺也没经历过那段时光！俺只说一句：没有毛 几十年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巨大努力，就没有资改派们后来所谓“改革开放”的工业基础！而这些，都是毛 的功劳！这一点你们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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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cy 2015-08-18 18:33:14
改革开放需要什么毛时代的工业基础了？改开之初最普遍的招商引资方式是三来一补，物料和技术都是外来的，中国只能提供最原始的人力和土地资源，许多工厂连发电机都是自备的，跟工业基础有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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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黑雪白 2015-08-18 19:09:08
没基础，三来一补放铁锅上摊大饼吗？改开啥玩艺？四个字：啃老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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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781029 2015-08-20 13:23:50
+10086
资改派们是不会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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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工业基础肯定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年产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识字率80%的改革开放，和这些都没有、识字率20%的改革开放肯定完全是两回事。“三来一补”原本就只是当年改革开放之初缺乏外汇和外贸渠道时的权宜之计，象中国这样的大国能指望靠它们工业化？所以当外汇和外贸渠道问题基本解决后，90年代后期“三来一补”就已不怎么提了，中国的工业化只能靠自己。想想为什么今天的重工业基地仍然是那几个耳熟能详（柳州、重庆、徐州、绵阳……）的老地方吧。
另一方面，把改革开放完全贬为“啃老卖后”也过了，改革开放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然在快速推进。我的观点是：
如果说印度和中国比较，是少了个毛泽东；那么苏联和中国比较，就是少了个邓小平。

新贴：
我们眼中的美国农业——只是个美丽的误会！_国际观察_天涯论坛
揭开美国农业的画皮——兼谈中国农业的未来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533071-1.shtml

@

@exit2015 2015-08-31 22:24:38
楼主观点是极端化：
简单的说，长跑运动员需要高强度的训练是没有错的，但让幼儿园的小朋友跑一万米恐怕不能为以后提高成绩，反而落下病根。
太祖搞工业化的手段与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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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请你把我的文章看明白了再来讨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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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信息资料员2015不要转进，不要回避，不要复制张贴一堆自己也没看懂的文章，更不要如疯狗般狂吠，而是以你自己的思想、分析回答我的问题。

你一直在对我一些关键词句视而不见，例如这里，你就吃掉了“明朝粮食平均亩产要比同时期的欧洲（亩产55公斤）高出一半！”这句话，传教士对中国农业的赞誉并不能证明当时亩产能达到343市斤。
算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当不了特教老师，教不了农业常识，教不了逻辑常识，教不了化学常识（居然用“军用的硫磺就几十万斤规模”来反驳我“不能补充氮”），甚至连“加减乘除”也教不了。朽木不可雕，在你正面回答下面这几个你一直在回避的问题之前，我将不再回复你：
1、你奉为圭臬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49页“从城乡人口总的来说，供养全部人口的消费量，需一人四市亩，才过得去。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古已如此，固不独清时为然”，却又认为明、清全国平均亩产为343市斤和367市斤，平均消费1400市斤粮食只能算“才过得去”？
请注意，这并不是“把满清时期的状态当作普遍现象”，按吴慧的计算，明代同样在逻辑上存在问题。
就以你提供的数据来“加减乘除”，晚明时全国粮食总产应为343*85%*12/2000=1.75亿吨；清代应为367*85%*15/2000=2.34亿吨。
以明末2亿人口，清咸丰元年4.36亿人计算，明末人均粮食消费为875公斤，清咸丰元年人均粮食消费也高达537公斤！
这已经远超今天402公斤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与1949年中国的人均粮食209公斤、2014年印度的人均粮食213公斤相比完全称得上“大康”！
这可能吗？
“没有证据能说明古代人食量和其他粮食用途是现在的好几倍”，却有充足的证据能说明古代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
2、如果粟真能达到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以其抗旱耐瘠的优良特性和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玉米怎么可能在明、清取代它的地位？
按你的解释是：虽然玉米不如粟抗旱、不如粟耐瘠、不如粟高产，但就象今天的人们热捧麦当劳、肯德基一样，当年受到了农民的热捧因而最终取代了粟的地位！
农民会仅仅因一时新奇，而用不如粟抗旱、不如粟耐瘠、不如粟“高产”的玉米来全面取代粟的地位？？？关键词：“高产”、全面取代
3、自秦汉以来中国广泛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然而你所声称的超级稻水平的“亩产3904斤”在相同的试验措施下却根本不可能再现，你能解释原因？
这个问题你唯一的辩解就是怀疑“自秦汉以来中国广泛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
但是，你自己“明后期, 无论对施肥的认识, 还是积肥的方法、施肥技巧及新肥的研制都比以往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 达到了传统农业的顶峰”等等叙述就说明了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路线是清晰、明确的，也就证明了我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中国广泛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
你已经亲自为我提供了足够的农业史证据。
4、请你为我解释，如何解决吴慧等研究者把在历史文献记载的亩产数据与现代的统计数据等量齐观的错误？
我说得很清楚，吴慧等研究者的错误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亩产数据不同于现代统计数据是科学选择统计样本所得到的数据，如果在分析研究中不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就会因统计样本不当“数据来源偏重于富庶文盛地区和缺少贫穷落后地区的数据而偏高”造成结论错误，与“重量单位之间的换算”无关，现在说的很清楚了？
5、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所以在工业革命以前，在可以人工化学固氮--合成氨以前，无论你搬出多少专家、搬出多少古籍，无论你说得天花乱坠，只要你否定不了物质守恒定律，你就无法证实“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清代367市斤”！
提醒一下，好好回去翻翻《初中化学》，在工业固氮以前再怎么“制肥、积肥的方法增多, 肥料种类扩大”，“氮”也只来自于闪电或生物固氮，人畜粪肥、绿肥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都只能把从农田中输出的氮归还极少一部分，受限于作物功能、返还渠道，及遗失、流失、挥发等因素，其“氮”来源有限，作用也有限，详见（2015-09-12 15:21:48）的回复；“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都不含氮，当然也就不能为农作物“补充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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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理性讨论，我可以奉陪到底，但是，如果你只会破口谩骂和复制张贴一堆自己也没看懂的文章，如果你只会无知无耻之徒的辩论方式，那么我也有权利投诉和列入黑名单。
既然你没有耐心看我的文章，我也没必要再对牛弹琴。

！

@蜗牛的思考 2015-09-23 22:08:45
呵呵！工业化半天却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最后全丢到农村和农民抢食，另一面日用工业品又极度匮乏，拿着几颗原子弹当遮羞布，这就是工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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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贴1楼：
在经济结构上，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1949年为1：2，1978年变为3:1，现在为5：1。在税收比例上，农业直接税占比1950年为39%，1979年变为5.5%，现在几乎为0%。在就业人口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12.0%（2486万人）；1980年24.8%（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7.4%（1531万人）；1980年18.2%（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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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贴补充（2015-01-21 19:28:38）：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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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贴1楼：
……1949年，依然是“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全国5.4亿人中，大学生不过14万人（其中文科生约占80%），各种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含见习生），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甚至远不及当时美国一个“托拉斯”雇佣技术人员的数量。
1980年，中国文盲率下降到了20%，文盲率下降速度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本；普通高中毕业生数616.2万人，普通小学毕业生数2053.3万人，分别为1949年的101倍和3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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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就只有连主贴也不看就瞎扯的水平。

@蜗牛的思考 2015-09-23 22:08:45
呵呵！工业化半天却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最后全丢到农村和农民抢食，另一面日用工业品又极度匮乏，拿着几颗原子弹当遮羞布，这就是工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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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过雪消 2015-09-24 20:10:12
主贴1楼：
在经济结构上，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1949年为1：2，1978年变为3:1，现在为5：1。在税收比例上，农业直接税占比1950年为39%，1979年变为5.5%，现在几乎为0%。在就业人口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12.0%（2486万人）；1980年24.8%（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7.4%（1531万人）；1980年18.2%（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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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贴补充（2015-01-21 19:28:38）：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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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贴1楼：
……1949年，依然是“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全国5.4亿人中，大学生不过14万人（其中文科生约占80%），各种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含见习生），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甚至远不及当时美国一个“托拉斯”雇佣技术人员的数量。
1980年，中国文盲率下降到了20%，文盲率下降速度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本；普通高中毕业生数616.2万人，普通小学毕业生数2053.3万人，分别为1949年的101倍和3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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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就只有连主贴也不看就瞎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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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的思考 2015-09-25 14:59:38
你那些有选择性的数据不看也罢！既然讲到粗钢产量就把每年的列出来:
年份 钢产量 比上年增加 增长率
1950 61 45 2.8倍
1951 90 29 47.5%
1952 135 45 50.0%
1953 177 42 31.1%
1954 223 46 26.0%
1955 285 62 27.8%
1956 447 162 56.8%
1957 535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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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你们就是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细节不知大势的人。
我所列的数据肯定是经过选择的，但我所列的数据哪个不是最基础的、最能体现工业化程度的数据？
无论是“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就业人口的比例”还是“文盲率”……等等的变化无一不证明了我的观点“自解放以来中国一直在高速工业化”，而你却只斤斤计较于某些年份的错误和失败（钢产量的下降），对总体的成功（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视而不见。
所以说你们就是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细节不知大势的人。

春过雪消 2015-01-08 18:55:11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
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保留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浙江省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
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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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亮 2015-09-26 12:56:48
这一段的中心主旨大概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吧……
上面郑道儒的说法，估计楼主是想借前中华民国郑厅长的嘴，说“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好险啊！幸亏楼主好像只能在天涯上做做“键盘侠”，不然老百姓们可就又要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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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平，这样也能看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来！
而且前中华民国郑厅长和张静江也要搞阶级斗争！
您究竟是语文太差还是太好？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黑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他们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亿亩以上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http://view.news.qq.com/zt2013/yztw/index.htm）。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0、60年代美援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的34%，且美援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从1952年到1961年，在台湾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7.9%中，‘美援’占了6%的比重（彭付芝：《台湾政治与经济》）。而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国经援的作用下，台湾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在两岸都最为困难的50、6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启动资金是每人一两千美元外援（含贷款等），而大陆是砸锅卖铁、甚至是卖血而来的每人一两千人民币……这就是区别。
如果真能如某些人幻想的一样，1949年后国府执政大陆，美国人就会一时脑残送来3500亿美元（按美国对台经援军援总额和1949年两岸人口比例计算）——1949年大陆GDP的14倍！再加上大量的优惠贷款（台湾未查到总额，但韩国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横财，中国就肯定不需盘剥农村，不需压制消费，就可以在“轻重工业并重”的情况下，30年内建成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
但这可能吗？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前，在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基本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等等，也没有外汇来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这种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连技术含量最低的基础工业生产都不能全面占领的“工业化”注定只是空中楼阁。

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决定了中国只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否则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
而仅仅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保障10亿人口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所需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能建设，就已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时间极为紧迫，资金极为窘迫，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