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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告诉你们，“地主是招谁惹谁了”！
关于“地主是招谁惹谁了”，大家先来看看这几段话：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
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保留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浙江省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有几个关键性的数据是讨论“地主是招谁惹谁了”所必须了解的：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亩；
1949年，中国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为70公斤，而在此之前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从未高于100公斤；
1950年，农业直接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9%；而在此之前，如果包括各种杂捐、厘金、间接税等，农业相关税收要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5以上；
土改以前，全国平均地租为收获物的5成。

如果，当年中国的农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一样是一片田园牧歌的祥和；如果，当年中国没有耕地日削月瘠的危机（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如果，当年中国能有殖民地、对外掠夺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和原材料……我们慢慢等待地主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转化为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也无妨，但是，这只是如果。
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亩，平均亩产不到100公斤，缴纳皇粮国税后，还有高达收获物5成的地租，这才是真实现状！
公平地说，地主并不是元凶首恶，在外国经济掠夺、战乱、苛捐杂税及自然经济的低效率面前，他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帮凶。有兴趣可以去查找“减租减息”或“三七五减租”的资料，而且就是这个抗战时土共推出的妥协政策也受到了部分地主的抵制，因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当年也远谈不上富足。但是对佃农而言，地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巨石’”。
如果用房租类比就相当于如今在成都交了房租后一家人每月就只有不到500元了。在这样极为沉重的负担下，稍有灾病不测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注：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1页。）
四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对生存的渴求，出于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让中国农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燃烧的火药库，土地革命是迫在眉睫，势不可挡。

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这一阶级存在的情况下进入工业社会，这是地主阶级的原罪！
既然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它消亡，就只能把它消灭，别无它途。

有的人也提出，大陆土改应该学习台湾。
参考台湾经验和《耕者有其田法》，大陆以赎买全国2/3耕地约9亿多亩，赎买价为｛耕地2.5倍年产量×平均单产70公斤｝计算，再以官方汇率2.227和每斤粮价0.06元人民币计算，共需约1.6亿吨的粮食，或约80亿美元，或约180亿人民币！或超过100亿亿元的金圆券（以每石粮价4亿元金圆券计算）！
请注意，土改前平均地租为5成，耕地2.5倍年产量的赎买价仅相当于土改之前5年的纯收益。
如果要真正的和平赎买、和平土改，就必须有较合理的价格——20年的年产值，这至少需640亿美元！
而1952年中国GDP不过679亿人民币，财政收入174亿人民币，按官方汇率2.227分别折合305亿美元和79亿美元。
台湾席卷全国资一岛，以运台黄金为台币准备金稳定币值，以人均165美元的美国无偿经援、迁台工厂和没收的日企为支持才完成了土改，如果以大陆数十倍于小岛的规模，国府有这个能力？
更何况，台湾的土地改革绝非某些人所想象的“和平”，所谓的“公平价”仅为耕地2.5倍年产量（土改之前5年的纯收益），而且其中7成是土地债券（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3成是公营企业的股票，一分钱现金也没有！
如果你有一间年收租金2万元的门面，国家宣布用3万元的联想公司股票交换，外加每年付8000多元，共付10年结清，你愿意吗？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如果蒋介石在大陆时和台湾一样搞土改，上午颁令，肯定下午就去见孙中山汇报他的《耕者有其田法》了。
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仅仅推行“二五减租”刚提到“赎买、土改”，就导致大量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乡村党部被捣毁，土改专员被刺杀甚至武装叛乱，以其老蒋钦赐的“革命导师”身份也只好悻悻作罢。不要告诉我台湾地主比浙江地主觉悟高，更热爱民国政府。
幸好台湾人民刚经过“二二八”的洗礼，幸好是由六十万国军看守着不到千万的“国民”，最关键是，幸好国军军官和国府官员都没了土地……
所以，陈诚下令：对反抗“三七五减租”的地主，即抓送警备司令部以军法审判。他在台中视察“三七五减租”情况时，曾公开宣称：“搞‘三七五减租’，我相信困难是有的。但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
“三七五减租”就已是“调皮捣蛋不要脸皮”，到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法》执行时，要财“不要命的人”就更多了，只不过他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呼声都淹没在了1949~1956年最为血腥的枪声之中，在当时和后世被国府以“共谍”、“台独”等各色名目掩盖了，成就了台湾土改“和平的圆满收官”的神话。
一群地主，在家乡被土共强行剥夺土地之后，又到异乡以“反共”的名义，把另一群地主的土地强行剥夺了，这算一种黑色幽默吗？
台湾的土改，成功确实是成功，“和平”却未必！而从它的成功基础来看，它这个“典范”恐怕全世界也没有谁有条件学习吧。

前面“发言”的两位：
李学先（1912年－2000年3月15日），安徽阜南人，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年轻时代，参加地方农民运动，带领“赤卫队”强行分了自家的田地，并没收了自己父亲名下的房产与店铺，终身未得到父亲的原谅。
郑道儒（1897年－1977年3月26日），字达如，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人，世代书香门第，终身反对我党的“赤色激进主义”，1949年后逃亡台湾，1950.03.12-1952.04.17任流亡政府的经济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在此期间，主持了台湾南部广大地区的土改工作，向权力机关移交、最终处死的地主超过6700人。

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异的人，不约而同地赞同进行土改，并身体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与阶级。
可见，对于土改的问题，在中国的那个年代，无论国、共，是有志一同的。
所不同的，是在大陆，自1927年张静江主持浙江土改失败后，国一方只有动嘴，而再未有动手的能力，将局面让与共;而到台湾后，国军军官和国府官员都没了土地，终于可以放手发动土改了。
以上所述，是中国的情况。那么，中国是否是特例呢?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是否有所不同呢?
答案是，没有不同。所有殖民时代终结后的后进国家，或称后发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并产生了几乎相同的社会效果。

1、土耳其“田土新政”
1924年，在凯末尔当选首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后的仅一年后，凯末尔领导新的政权班底，进行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土改。
尽管凯末尔在独立战争胜利后，迅速抛弃了曾经的支持者苏联，并大力抨击苏联的“激进主义”，但在土改的问题上，凯末尔与列宁几乎完全一致。
凯末尔以“教产归功、神产均分”为口号，强征了全国境内79%的耕地，判处超过13万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时判处37地主亲属进行“无限期强制劳动”。这其中，69%的人，在以后三年内过劳死。
这种残酷的土改行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书中，被描述为“民族迈向工业化复兴的第一步”，广受赞誉。
2、昭和政改
1946年，日本战败后的第一年。
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由经过“战后肃清”的六大财阀联合出资，首届战后政府推动的土改，在日本大规模展开，史称“昭和政改”。
这次土改，逐日美军作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向日本政府提供了多达15.6万人的土地所有者名单。日本官方以“战时支持军国主义国策”为号召，对名单内的地主，以及一些不在名单内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了强制性的土地征缴。
截止1949年中，日本86.3%的耕地被政府强制性再分配，4.9万名地主被处死，超过21万人被判处各种徒刑。从此，日本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终结。
3、韩国“反奸归土”
1954年底，在李承晚本人的亲自推动下，韩国政府以“整肃日奸，剥夺日产”的名义，发起遍及全境的土改运动，史称“反奸归土”。
这场历史三年的土改运动，以打击日占时代韩奸的名义，强制性剥夺了1.6万名土地所有者的耕地，以十分之一价格象征性赎买了3.92万地主的土地。
两项合一，韩国的旧式耕地所有者被一扫而空，完成了韩国进行工业化发展的“不动产积累”。
在现代韩国的教科书中，“反奸归土”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李承晚为数不多的政绩之一。
当下在韩国国内，有一些原地主的后代们，试图向政府讨还被强征的土地。韩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是每隔几年，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韩奸”运动。
4、伊朗“神圣公有”
1961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正式颁行“王国田产征缴令”，宣布将在3年时间内，由政府出资，赎买23.7万大土地所有者名下的土地，史称“神圣公有”。
在此后的五年内，伊朗政府以不足市场价格17分之一的价格，“赎买”的17.4万地主的土地，即便出价低得惊人，也几乎耗光了政府的现金储备。
因此，伊朗政府又以“全力推行神圣的白色革命”为号召，无偿征缴了余下的近7万地主的土地，不做任何补偿。
在此期间，伊朗政府共判处1.9万地主死刑，强制流放约13.6万人。
这场残酷的土改运动，却被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政权所肯定，并坚定不移地维护。
5、阿根廷“十月土改”
1947年9月，胡安·庇隆宣布阿根廷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原因是“强制推行全国土地征缴运动”，这项运动，史称“十月土改”，也被阿根廷人称作“庇隆新政”。
在接下来的11个月时间内，阿根廷政府出动3万余国防军人，7.4万警察，对全国33.6万大土地所有者进行了逮捕、公诉、刑罚甚至处死。
至次年底，阿根廷境内超过93%的土地被政府强制收缴，其中41%被均分给贫农，其余国有化。
整个运动期间，约3.1万名地主被杀死，27.9万人被流放、强制劳动等，这也成为日后阿根廷国内反庇隆势力最常拿来抨击的实例。
但是，直到今天，阿根廷的教科书中，都把这幕血腥的“十月土改”，认定为“促进国家进行工业化转型的跨越性一步”。
截止1990年，联合国159个成员国中，119个进行了大规模全国性的土改运动。
这其中，63个国家进行的是完全无偿的土地强征，56个国家则支付了平均不足市价15分之一的“赎买补偿”，其中包括台湾省。
在这些波澜壮阔的土改中，累计死亡人数，大约在675万—890万之间，体罚、刑罚、流放人数更倍于此。

由此可见，所谓土改，即政权对私人土地的无偿征缴，或有限补偿强制赎买行动，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民族种族，不分地理气候，不分政治体制……
唯一决定土改是否进行的标准，就是该国是否赶上了殖民主义的末班车。
各国土改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点：
解放被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耕种方式束缚的可流通资本，以及劳动力，强制使其进入大工业流转领域，参与工业化的起步进程。
在这一点上，只有早期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殖民主义的巨大资本优势，以庞大资本流通，冲击本国旧土地所有结构，让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比较“温和与理性”;
而未参与到殖民时代资本掠夺的后发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没有庞大的流动性资本，无法对旧土地所有结构进行资本冲击，而只能采取行政、军事化的强制措施，硬性改变土地所有制。
殖民的有钱任性，自然温和。没钱的就大杀特杀，伊朗用十七分之一的价格买地居然也掏空了国库！

在这一点上，一生强烈反共、至死不渝的胡适，做了深刻的总结：
“我反对赤色主义，主要是反对他们废除民人资本和建立完全国家垄断这两点。具体到土地改革，甚至阶级之间的冲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无论其善恶，都注定被历史洪流所淹没。这是后进的工业国的必须选择，便是痛苦，也要做……”
总结一下，“土改”这项运动，因其资本掠夺的本质，必然充斥血腥与暴力，这是必须承认的。
“土改”本身，并不包含任何道德评判、善恶区分和司法度量，它仅仅是一种生产模式转型的基础建设。
在“土改”中获益的人们，不代表他们正义与善良;
被“土改”伤害的人们，也不代表他们邪恶与奸诈。
他们的境遇不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处的资本背景不同。
这也就是所谓“个人面对时代转折时的不可抗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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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旗舰 2015-05-10 23:50:04
楼主：春过雪消
不同于“跃进号”之后有“东风号”“长风号”及众多的“风”字号万吨级散货轮、有“远望2号”、有“向阳红10号”……“官府号巨轮”却是“下面就没了”，这样的“制造”能证明什么？证明中国1920年之后就不需要巨轮了？就不屑于学造巨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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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陋寡闻。无知无畏，所以就徒留笑柄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上世纪70年代，大陆“长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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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小痞 2015-05-11 11:47:19
这也敢吹，去好好查查这44万吨巨轮有多少东西是台湾自己生产的，本质跟二十年代的万吨巨轮有屁区别？台湾有真有什么造船本事就别到处买美国二手军舰，有核心技术看看台湾造船业还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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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占时期台湾在二战中作为日本海军南下基地，可生产、维修、装配军舰甚至航母的一般配件，三菱财团投资的“基隆船渠会社”甚至拥有二万吨级的干船坞……国府七十年代才终于睡醒了，制定了“台货台运、台轮台造、台轮台修”政策。在此政策下，经过国府30多年的“发展”，关键是“友邦”的贷款和技术的全力扶持下，“白玛丽奋进号”终于为国府长脸了，但却是从发动机到螺旋桨无一不是进口！
最关键的是，和“官府号巨轮”是“下面就没了”相似，不同于大陆和韩国造船业的后来居上，……，台湾海军成了美国海军的废品回收站。
@北洋旗舰确实是“孤陋寡闻。无知无畏，所以就徒留笑柄”。

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指标在1949年的情况：
1、文盲率
中国约80%，印度约80%，台湾20%，日本＜5%，美国＜5%
“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5页）；还有资料认为1949年中国真正的文盲率是90%。
台湾文盲率为20%，1944年国民学校（不包括私塾）共有944间，学生人数达87万6000余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2.9%），台籍学童就学率为71.17％日籍则高达九成。2006年2月6日时任日本外相，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还根据这数据，认为“台湾之所以现在拥有这么高的教育水平，完全是因为日本对台湾实施殖民地统治的功劳”（许佩贤，殖民地台湾的近代学校，17页）。
即使在人口大量涌入之后的1949年台湾，770万人中有97万中小学在学学生，比例为12.6%，大陆5.4亿人中有2543万中小学在学学生，比例为4.7%；这个比例同年黑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为5.6%、加纳为7.1%、南非12.5%、肯尼亚5.7%。由此可以看出两岸基础教育普及水平的悬殊！
一八七二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明确普及初等国民教育方针。一八七三年小学就学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一八七七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九，一八七九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以后更迅速上升，一八九○年达到百分之五十，一八九四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一八九九年达到百分之七十，一九○五年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一九一九年以后每年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强。明治三十年（1897年），文盲率仍有38.2%，降至大正八年（1919年）的全国调查，文盲率只有8.8%。大正八年（1919年）和昭和五年（1930）的未上学及寻常小学中途退学者、寻常小学校毕业者、高等小学校以上毕业者的比例分别为31.1%和9.9%、48.9%和57.8%、19.8%和32.7%。（多贺秋五郎：《近代学校的历史》东京中央大学消费生活协同组合出版局1960年1月版，第57页；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在《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一书的序言）
2、农业人口比例
中国83.5%（1952年），印度约80%，台湾53%，日本41%（1955年），美国23%（1940年）
据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index）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中国1952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88.0%（18243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83.5%（17317万人）。2012年中国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51.6%（39602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33.6%（25773万人）。
据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所编《台湾之人口》：台湾1930年总人口4679066、农业人口2534404、占比54.16%，1940年总人口6077478、农业人口2984258、占比49.10%，1945年总人口6585841、农业人口3365688、占比51.15%，1949年总人口7396931、农业人口3888439、占比52.57%。
《日本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j82C-pnz4CxNAn2jSEyOU0C4KIr9QezVIO5aw6Tx5JYsV7pTZ7mRiBnV3VNElrvvEycgDWtapsZ-0_XY_NIzxO5CFFJ79YULykYvlBlFXS：“1955年城市人口比例升至56.1%，农业人口下降至41%”
3、人均年用电量（发电量）
1944年：中国9.8度，印度10.6度，日本469度，台湾163度，韩国无数据，土耳其24.4度，马来亚122.1度（1940年），美国无数据，南非658.7度，加纳无数据；
1945年：中国9.0度，印度11.4度，日本284度，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马来亚无数据，美国无数据，南非682.1度，加纳无数据；
1949年：中国8.0度，印度13.6度，日本519度，台湾113度，韩国32.4度，土耳其36.2度，马来亚110.1度，美国1974度；南非812.4度，加纳44.5度。
附：各国总发电量：
1944年，中国53.14亿度（新中国建立前的名义最高历史年产量，但绝大部分是日占东北的产量），印度38.28亿度，日本361.22亿度，台湾12.55亿度，韩国无数据，土耳其4.96亿度，马来亚6.18亿度（1940年），美国无数据，南非80.43亿度，加纳无数据；1945年，中国48.76亿度，印度41.16亿度，日本219.00亿度，南非83.29亿度；1946年，中国36.25亿度，印度40.32亿度，日本302.89亿度，南非85.57亿度；1947年，中国46.71亿度，印度41.40亿度，日本327.50亿度，南非87.88亿度；1948年，中国44.98亿度，印度45.72亿度，日本377.91亿度，台湾8.43亿度，南非92.59亿度，加纳1.71亿度；1949年，中国43.08亿度，印度49.09亿度，日本414.94亿度，台湾约9亿度，韩国6.55亿度，土耳其7.37亿度，马来亚5.57亿度，美国2961.24亿度，南非99.19亿度，加纳1.73亿度。
4、人均年用钢量或产钢量
1943年：中国1.8公斤，印度3.8公斤，日本100公斤，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2.1公斤，美国537公斤，南非34.2公斤，津巴布韦3.3公斤；
1945年：中国0.5公斤，印度3.9公斤，日本27.0公斤，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美国573公斤，南非无数据，津巴布韦无数据；
1949年：中国0.3公斤，印度3.8公斤，日本40.4公斤，台湾8.4公斤（1950年），韩国0.4公斤，土耳其5.1公斤，美国471.6公斤，南非52.1公斤，津巴布韦9.6公斤。
附：各国钢总产量：
1943年，中国92.3万吨（新中国建立前的名义最高历史年产量，但其中84万吨是日占东北产量），印度136.4万吨，日本782万吨，土耳其4.3万吨，美国8059万吨，南非41.8万吨，津巴布韦0.7万吨；1945年，中国26万吨，印度138.8万吨，日本208.2万吨，美国8600万吨；1946年，中国1.6万吨，印度131.4万吨，日本56.4万吨；1947年，中国6.3万吨，印度127.7万吨，日本94.1万吨；1948年，中国4.4万吨，印度127.7万吨，日本171.5万吨；1949年，中国15.8万吨，印度137.4万吨，日本311.1万吨，韩国0.8万吨，土耳其10.3万吨，美国7074万吨，南非63.6万吨，津巴布韦2万吨；1950年，中国61.0万吨，印度146.1万吨，日本483.9万吨，美国8784.8万吨。
5、人均铁路货运量
1943年：中国0.10吨，印度0.27吨，日本2.94吨，台湾0.93吨，韩国无数据，土耳其0.43吨，马来亚0.52吨，南非2.82吨，肯尼亚0.35吨，莫桑比克0.41吨；
1945年：中国无数据，印度0.28吨，日本2.51吨，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马来亚无数据，南非3.09吨，肯尼亚0.34吨，莫桑比克0.69吨；
1949年：中国0.10吨，印度0.26吨，日本2.00吨，台湾1.82吨，韩国0.32吨，土耳其0.49吨，马来亚0.35吨，南非3.75吨，肯尼亚0.65吨，莫桑比克0.64吨。
附：各国铁路总货运量：
1943年：中国5460.0万吨，印度9823.0万吨，日本22648.3万吨，台湾718.1万吨，韩国无数据，土耳其868.2万吨，马来亚262.1万吨，南非3440.0万吨，肯尼亚205.6万吨，莫桑比克231.2万吨；1945年：中国无数据，印度10224.5万吨，日本19290.6万吨，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马来亚无数据，南非3774.8万吨，肯尼亚196.2万吨，莫桑比克389.9万吨；1949年：中国5589.0万吨，印度9305.0万吨，日本15363.3万吨，台湾1398.6万吨，韩国642.1万吨，土耳其1002.1万吨，马来亚179.2万吨，南非4580.2万吨，肯尼亚378.8万吨，莫桑比克360.2万吨。

@仲景故里一郎中 2015-05-13 00:10:12
我想问一点，49年全国满目疮痍，所有工厂基本停产，交通停滞，原材料没有来源，工人都逃难去了，所有数据都和49年比有失公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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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指标在1949年，及新中国建立前的名义最高历史年产量（1943或1944）的情况：
1、文盲率
中国约80%，印度约80%，台湾20%，日本＜5%，美国＜5%
“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5页）；还有资料认为1949年中国真正的文盲率是90%。
台湾文盲率为20%，1944年国民学校（不包括私塾）共有944间，学生人数达87万6000余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2.9%），台籍学童就学率为71.17％日籍则高达九成。2006年2月6日时任日本外相，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还根据这数据，认为“台湾之所以现在拥有这么高的教育水平，完全是因为日本对台湾实施殖民地统治的功劳”（许佩贤，殖民地台湾的近代学校，17页）。
即使在人口大量涌入之后的1949年台湾，770万人中有97万中小学在学学生，比例为12.6%，大陆5.4亿人中有2543万中小学在学学生，比例为4.7%；这个比例同年黑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为5.6%、加纳为7.1%、南非12.5%、肯尼亚5.7%。由此可以看出两岸基础教育普及水平的悬殊！
一八七二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明确普及初等国民教育方针。一八七三年小学就学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一八七七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九，一八七九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以后更迅速上升，一八九○年达到百分之五十，一八九四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一八九九年达到百分之七十，一九○五年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一九一九年以后每年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强。明治三十年（1897年），文盲率仍有38.2%，降至大正八年（1919年）的全国调查，文盲率只有8.8%。大正八年（1919年）和昭和五年（1930）的未上学及寻常小学中途退学者、寻常小学校毕业者、高等小学校以上毕业者的比例分别为31.1%和9.9%、48.9%和57.8%、19.8%和32.7%。（多贺秋五郎：《近代学校的历史》东京中央大学消费生活协同组合出版局1960年1月版，第57页；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在《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一书的序言）
2、农业人口比例
中国83.5%（1952年），印度约80%，台湾53%，日本41%（1955年），美国23%（1940年）
据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index）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中国1952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88.0%（18243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83.5%（17317万人）。2012年中国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51.6%（39602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33.6%（25773万人）。
据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所编《台湾之人口》：台湾1930年总人口4679066、农业人口2534404、占比54.16%，1940年总人口6077478、农业人口2984258、占比49.10%，1945年总人口6585841、农业人口3365688、占比51.15%，1949年总人口7396931、农业人口3888439、占比52.57%。
《日本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j82C-pnz4CxNAn2jSEyOU0C4KIr9QezVIO5aw6Tx5JYsV7pTZ7mRiBnV3VNElrvvEycgDWtapsZ-0_XY_NIzxO5CFFJ79YULykYvlBlFXS：“1955年城市人口比例升至56.1%，农业人口下降至41%”
3、人均年用电量（发电量）
1944年：中国9.8度，印度10.6度，日本469度，台湾163度，韩国无数据，土耳其24.4度，马来亚122.1度（1940年），美国无数据，南非658.7度，加纳无数据；
1945年：中国9.0度，印度11.4度，日本284度，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马来亚无数据，美国无数据，南非682.1度，加纳无数据；
1949年：中国8.0度，印度13.6度，日本519度，台湾113度，韩国32.4度，土耳其36.2度，马来亚110.1度，美国1974度；南非812.4度，加纳44.5度。
附：各国总发电量：
1944年，中国53.14亿度（新中国建立前的名义最高历史年产量，但绝大部分是日占东北的产量），印度38.28亿度，日本361.22亿度，台湾12.55亿度，韩国无数据，土耳其4.96亿度，马来亚6.18亿度（1940年），美国无数据，南非80.43亿度，加纳无数据；1945年，中国48.76亿度，印度41.16亿度，日本219.00亿度，南非83.29亿度；1946年，中国36.25亿度，印度40.32亿度，日本302.89亿度，南非85.57亿度；1947年，中国46.71亿度，印度41.40亿度，日本327.50亿度，南非87.88亿度；1948年，中国44.98亿度，印度45.72亿度，日本377.91亿度，台湾8.43亿度，南非92.59亿度，加纳1.71亿度；1949年，中国43.08亿度，印度49.09亿度，日本414.94亿度，台湾约9亿度，韩国6.55亿度，土耳其7.37亿度，马来亚5.57亿度，美国2961.24亿度，南非99.19亿度，加纳1.73亿度。
4、人均年用钢量或产钢量
1943年：中国1.8公斤，印度3.8公斤，日本100公斤，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2.1公斤，美国537公斤，南非34.2公斤，津巴布韦3.3公斤；
1945年：中国0.5公斤，印度3.9公斤，日本27.0公斤，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美国573公斤，南非无数据，津巴布韦无数据；
1949年：中国0.3公斤，印度3.8公斤，日本40.4公斤，台湾8.4公斤（1950年），韩国0.4公斤，土耳其5.1公斤，美国471.6公斤，南非52.1公斤，津巴布韦9.6公斤。
附：各国钢总产量：
1943年，中国92.3万吨（新中国建立前的名义最高历史年产量，但其中84万吨是日占东北产量），印度136.4万吨，日本782万吨，土耳其4.3万吨，美国8059万吨，南非41.8万吨，津巴布韦0.7万吨；1945年，中国26万吨，印度138.8万吨，日本208.2万吨，美国8600万吨；1946年，中国1.6万吨，印度131.4万吨，日本56.4万吨；1947年，中国6.3万吨，印度127.7万吨，日本94.1万吨；1948年，中国4.4万吨，印度127.7万吨，日本171.5万吨；1949年，中国15.8万吨，印度137.4万吨，日本311.1万吨，韩国0.8万吨，土耳其10.3万吨，美国7074万吨，南非63.6万吨，津巴布韦2万吨；1950年，中国61.0万吨，印度146.1万吨，日本483.9万吨，美国8784.8万吨。
5、人均铁路货运量
1943年：中国0.10吨，印度0.27吨，日本2.94吨，台湾0.93吨，韩国无数据，土耳其0.43吨，马来亚0.52吨，南非2.82吨，肯尼亚0.35吨，莫桑比克0.41吨；
1945年：中国无数据，印度0.28吨，日本2.51吨，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马来亚无数据，南非3.09吨，肯尼亚0.34吨，莫桑比克0.69吨；
1949年：中国0.10吨，印度0.26吨，日本2.00吨，台湾1.82吨，韩国0.32吨，土耳其0.49吨，马来亚0.35吨，南非3.75吨，肯尼亚0.65吨，莫桑比克0.64吨。
附：各国铁路总货运量：
1943年：中国5460.0万吨，印度9823.0万吨，日本22648.3万吨，台湾718.1万吨，韩国无数据，土耳其868.2万吨，马来亚262.1万吨，南非3440.0万吨，肯尼亚205.6万吨，莫桑比克231.2万吨；1945年：中国无数据，印度10224.5万吨，日本19290.6万吨，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马来亚无数据，南非3774.8万吨，肯尼亚196.2万吨，莫桑比克389.9万吨；1949年：中国5589.0万吨，印度9305.0万吨，日本15363.3万吨，台湾1398.6万吨，韩国642.1万吨，土耳其1002.1万吨，马来亚179.2万吨，南非4580.2万吨，肯尼亚378.8万吨，莫桑比克360.2万吨。

作者：雪黑雪白 时间：2015-05-14 18:06:19
@猫小孩 2015-05-13 20:38:40
发展重工业就会饿死人，这“真理”只发生在东亚某国和罗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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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假话2015 2015-05-13 20:56:27
你知道欧美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饿死了多少人吗？不过不是本国人，而是殖民地的人，如在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就至少饿死一亿以上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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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旗舰 2015-05-14 19:28:33
中国工业化既有先天不足问题，又有时间紧迫，空间狭窄，机会稍纵即逝问题。先天不足：农业大国，工业近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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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近乎零？
毛 扇你这奴才一耳光：
“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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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假话2015 2015-05-14 19:53:06
他们不过开了个头罢了，说近乎零是符合事实的，就像一个人识了几个字，仍然是近乎文盲一样，一定要至少识几千个字，才摆脱文盲，同样，一定要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才算实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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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物理学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但是……现代物理学与亚里士多德有多少关系，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同样与张之洞他们有多少关系。

@春过雪消 另一个《穹顶之下》，关于钢铁的几个数据。

1、除个别年份，19世纪末至一战前国际粗钢价为10~30美元/吨，一战至二战前为100~200美元/吨，二战至80年代为200~400美元/吨，近年为450~600美元/吨。
根据“美元时间”网站（dollartimes.com）及一战前金本位制度后期，美元含金量浮动情况，1910年的100美元购买力大约相当于1930年的180美元，1950年的250美元，1980年的800美元，2010年2300美元。
2、建设汉阳铁厂（含配套矿山、炼焦、铁路、电厂、港口等）用白银500万两（时约折300万美元），是当年清政府年收入（约0.77亿两）的6.5%。日本设计指标年产6万吨钢的八幡制铁所，耗用1920万日元（折合白银1280万两或860万美元，甲午赔款），占当时日本政府正常年收入的24%。通常建设每万吨钢产能需100~300万美元(1910年美元）。又如70年代台湾高雄钢厂两期总投资879亿新台币（24.42亿美元）建成325万吨钢产能，在外汇充裕全部海运进口澳洲优质铁煤矿不需配套矿山、选矿、铁路等基建投资的情况下，每万吨钢产能投资751万美元。
因我国铁矿石品质差，绝大多数矿山为30%以下的贫矿（美、澳、印多为60%以上的富矿），且共生复合矿石多、矿体复杂，不利于开采和冶炼，不邻海交通不便，冶炼工艺复杂等原由，单位投资远高于正常情况。如攀钢的建成就是以成昆铁路和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研制成功为前提。前30年结束时，我国1980年3712万吨的钢产能（含配套矿山、炼焦、铁路、电厂、港口等）至少须投资100亿美元(1910年美元），或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
仅此一项就占前30年GDP总和（以当年汇率折算为2.80万亿美元）2.9%，占前30年财政总收入（以当年汇率折算为0.78万亿美元）10.3%。（账面用款肯定低于此数，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当年的GDP因统计、计算方式、“调拨”“冬修”“民办”等无偿低偿劳动和各种原因存在被低估的现象）
3、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的釜石田中制铁所和八幡制铁所初建时都屡屡失败，经数年至十多年的改造方能勉强产钢，但依然价高质劣。
20世纪初在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的情况下，汉阳铁厂的钢铁因质量太差，以低于成本的每吨23两白银出售都无人问津。而日本，釜石田中制铁所的钢铁质量之差以至于大阪炮兵工厂用于海岸炮的炮弹铸造材料时，不得不加一道精炼工序，称为“釜石再制铁”。而且100磅重的价格2元30钱，进口钢铁只有1元左右。即使如此“品质恶劣，价格又高”日本政府依然坚持采购，直到八幡制铁所建成后并入国营的日本制铁。
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如果没有国家违反“市场规律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循私”采购和庇护，重工业的发展必定举步维艰。事实上，正因为北洋及国府的不闻不问，汉阳铁厂很快就深陷衰败亏损之中；最终在“兵荒马乱”的一战和“黄金十年”（钢价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这本应是钢铁业利润最丰厚的时期，却被日本以国家力量巧取豪夺，沦为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产地。
4、1921年，中国产钢7.7万吨，为北洋时期最高年产量；同年，印度18.6万吨，日本产钢86.5万吨是中国的11.2倍。
5、1934年，中国产钢5万吨，为国府主政时期最高年产量；同年，印度81万吨，日本产钢384.4万吨是中国的76.9倍。
6、1943年，日据东北产钢84万吨，加上关内和国府控制下的几个小型钢厂等，全国名义钢产量达到解放前历史最高92.3万吨；同年，印度136.4万吨，日本本土产钢782万吨。
7、1949年，中国产钢15.8万吨，不及欧洲小国比利时，人均不到300克，连全国每户一把锄头也满足不了；同年，印度137万吨，“几乎夷为平地”的日本产钢311.1万吨是中国的20倍。
8、1980年，在30年后，中国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长235倍，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但是人均用钢量仍仅38公斤；同年，印度951万吨，日本产钢11140万吨是中国的3倍。
9、2011年，再30年后，中国年产钢68528万吨，超过世界钢产量前10名其它国家的总和，人均509公斤；同年，印度7220万吨，日本产钢10760万吨约中国的1/7。
10、前30年中国累计产钢4.3亿吨，按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全部进口至少需近900亿美元；另一方面，为建成3712万吨钢产能所投资的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仅相当于1980年所产钢铁价值的11倍。
所以即使仅从经济效益出发，钢铁上所投资的800亿美元也是划算的，更不要说其建设对国内相关产业、就业和工业化进程的积极作用。
11、1980年仅以抗旱排涝所用的农用抽水机为例，全国已拥有258.3万台农用排灌电动机289.9万台农用排灌柴油机，合计548.2万台（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index）。如果全部进口，给个良心价大中小各型均价100美元，至少需5亿多美元。
5亿多美元！我用这笔钱的1%来建厂自己造不更好？这东西到70年代连社队企业都在生产，既解决剩余劳力问题，又工农业全面发展。
不过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国家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否则原材料哪来？技术工人哪来？运输物流怎么办？别的不说，520多万台抽水机，至少需硅钢等各种合金材料共50多万吨，仅重量就已超过民国“黄金十年”产钢量10年总和或1949年产钢量的3倍！如果全部依靠进口也是约2亿美元。
12、1949年中国钢产量自美国的1/448、日本的1/20开始，1980年增长到美国、日本的1/3，再到1997年以10894万吨超过美国（9846）和日本（10455）居世界第一，直至2013年，全球粗钢产量16.49亿吨，中国占比49.8%，中国钢铁产量用64年从不到世界的1/1000增长到占世界的一半。人均用钢量近600kg，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人均300kg的用钢水平和供钢水平。
但是在粗钢蓄积总量这个世界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上，完成工业化的美国粗钢蓄积总量71亿吨（人均24吨），日本38亿吨，前苏联56亿吨，2010年中国粗钢蓄积量57.5亿吨，人均仅美国的1/6，如果中美国两国维持2012年产量不变要60年中国才能和美国持平。
13、美国钢产量最高纪录12611万吨(1979年)，英国钢产量最高纪录2832万吨(1970年)，法国钢产量最高纪录2702万吨(1974年)，德国钢产量最高纪录5940万吨(1974年)(西德5323+东德617)，苏联钢产量最高纪录16307万吨(1988年)，日本钢产量最高纪录12020万吨（2007年），韩国钢产量最高纪录5140万吨（2007年）。美英法苏德人均峰值都在500~800公斤，只有日韩人均峰值超过1吨，主要原因是日韩大量出口汽车和船舶,间接出口钢材。
中国的峰值人均钢产量应该高于英法而低于日韩，大致和美国相近在700~800公斤左右，预计10年内钢产量达到10~11亿吨的峰值。

===

4、人均年用钢量或产钢量
1943年：中国1.8公斤，印度3.8公斤，日本100公斤，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2.1公斤，美国537公斤，南非34.2公斤，津巴布韦3.3公斤；
1945年：中国0.5公斤，印度3.9公斤，日本27.0公斤，台湾无数据，韩国无数据，土耳其无数据，美国573公斤，南非无数据，津巴布韦无数据；
1949年：中国0.3公斤，印度3.8公斤，日本40.4公斤，台湾8.4公斤（1950年），韩国0.4公斤，土耳其5.1公斤，美国471.6公斤，南非52.1公斤，津巴布韦9.6公斤。
附：各国钢总产量：
1943年，中国92.3万吨（新中国建立前的名义最高历史年产量，但其中84万吨是日占东北产量），印度136.4万吨，日本782万吨，土耳其4.3万吨，美国8059万吨，南非41.8万吨，津巴布韦0.7万吨；1945年，中国26万吨，印度138.8万吨，日本208.2万吨，美国8600万吨；1946年，中国1.6万吨，印度131.4万吨，日本56.4万吨；1947年，中国6.3万吨，印度127.7万吨，日本94.1万吨；1948年，中国4.4万吨，印度127.7万吨，日本171.5万吨；1949年，中国15.8万吨，印度137.4万吨，日本311.1万吨，韩国0.8万吨，土耳其10.3万吨，美国7074万吨，南非63.6万吨，津巴布韦2万吨；1950年，中国61.0万吨，印度146.1万吨，日本483.9万吨，美国8784.8万吨。
1949年前后的中国，占当年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人总产钢量仅占世界总产钢量的0.1%！人均钢产量不到世界人均钢产量的1/200！
即使是厚着脸皮用1943年人均产钢1.8公斤的数据来比较，却仍是连黑非洲的津巴布韦都比不上——他们1943年人均产钢3.3公斤，1949年人均9.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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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假话2015 2015-05-13 21:09:41
据俄国旅行家斯尼萨里夫的计算，从1891年到1900年的不到10年中，死于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饥饿、贫困、瘟疫等灾难的印度人就有3600多万人。
@不说假话2015 2015-05-14 08:08:31
你可以一笑而过，可是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英国殖民者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在英国统治的将近200年中，印度发生过无数次饥荒，其中最后一次大饥荒－1942－1943年的大饥荒，仅仅在孟加拉省就至少夺去了300多万人的生命。你竟然还要笑，真正是毫无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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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小孩 2015-05-14 08:14:48
我查过印度 历史 ，根本就没有此记载。印度 历史 上灾荒不断，没有英国的统治，今天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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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假话2015 2015-05-14 08:31:51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森以1942－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为主题写了一本《贫困与饥荒》，并以此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你不知道吗？你不知看了哪一本印度 历史 ，想要否认这一事实，印度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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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小孩 2015-05-18 10:05:42
获奖是因为他的理论。对于他的数据，基本没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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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他的理论，而对于理论的基础——数据，却基本没人同意！
你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黑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他们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亿亩以上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http://view.news.qq.com/zt2013/yztw/index.htm）。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0、60年代美援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的34%，且美援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从1952年到1961年，在台湾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7.9%中，‘美援’占了6%的比重（彭付芝：《台湾政治与经济》）。而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国经援的作用下，台湾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在两岸都最为困难的50、6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启动资金是每人一两千美元外援（含贷款等），而大陆是砸锅卖铁、甚至是卖血而来的每人一两千人民币……这就是区别。
如果真能如某些人幻想的一样，1949年后国府执政大陆，美国人就会一时脑残送来3500亿美元（按美国对台经援军援总额和1949年两岸人口比例计算）——1949年大陆GDP的14倍！再加上大量的优惠贷款（台湾未查到总额，但韩国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横财，中国就肯定不需盘剥农村，不需压制消费，就可以在“轻重工业并重”的情况下，30年内建成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
但这可能吗？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前，在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基本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等等，也没有外汇来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这种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连技术含量最低的基础工业生产都不能全面占领的“工业化”注定只是空中楼阁。

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决定了中国只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否则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
而仅仅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保障10亿人口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所需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能建设，就已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时间极为紧迫，资金极为窘迫，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完=

@zoneangel 2015-06-09 18:28:15
@春过雪消 楼主你好，可否转载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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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但请标注来源。

！

浅论消灭地主阶级的必要性————再谈“地主是招谁惹谁了”

地主，一般指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下，凭借土地所有权，主要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
在历史上，中国的封建地主对自有土地曾采取多种经营形式：早期是由自己经营，采取剥削僮奴或剥削雇工、依附农的形式，如汉、晋时的庄园经济；但唐宋以后，分租给佃农的形式逐渐排斥和代替庄园经济和其它形式，成为地主经营的典型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土地买卖、实物地租和小农经营。
中国不同于西方中世纪以前的神权统治，统治阶层始终都在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而地主、伦理、宗法制度三者的紧密联系，起到了维护道德体系的作用，许多地主同时身兼宗族领袖、“乡绅”、“村老”、“保甲长”等等，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石。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结果就是：这些由地方“推举”、官方任命却不付一文薪水（除宋代）的“乡绅村老”也同时身负行政体系的“礼乐教化、排难解纷、止讼息争、惩奸弭盗”职能，皇权对乡村，除了赋税和徭役之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找你你也不烦我”。而“乡绅阶层”就处于“道德”与“行政”二合一体系和乡村权力经济结构的核心，不仅有公职在身可惩奸弭盗、征税征伕，并且收租、放高利贷，垄断乡村手工业和商业（如酒坊），同时还管理着庙宇、宗族事务和一些迷信组织。整个农村都在“乡绅村老”和宗法制度的控制之下，祠堂中可定小民生死（听说过浸猪笼吧），一念间能断“官司”胜负，而“乡绅村老”合计下就决定征谁的税、征多少税……每个乡镇都有类似红楼梦中那种“护官符”，只是粗俗的多，如“张顶子（官帽）、杨银子、王定子（拳头，指武力）”等等。在县城周边以外的农村，除了自己的道德约束外，“乡绅阶层”的权力在和平时期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尤其是对自己的佃农，其心理优势更远高于现在最跋扈的老板。“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是部分地主欺压佃农鱼肉乡里的根源。
当然，修桥铺路兴修水利的好地主也不少，但是和“地主”庞大的基数相比，其比例大概和历代帝王中“明君”的比例差不多吧。更何况还有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系统性、公共性，与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分割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的尖锐矛盾；所以，更普遍的是争水纠纷甚至大规模械斗频繁发生。
而靠特权或者贪赃枉法当上地主者，特权对于他们更重要，道德底线便会变得更低。
但是，这个还不是关键。
地主阶级的原罪在于：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严重阻碍了工业化进程！
“地主+佃农”经济的运作模式是：地主本身不从事耕作，也不干涉佃农耕作，生产组织方式是土地分割出租给佃农单户独立耕作，以收取地租（绝大多数是实物地租，有定额、分成等多种形式）获利，土地出产是以满足地主和佃农的自身消费为目的，只有少量无法自产的盐、铁器等通过“三日一场五日一墟”的零星商业活动交易。
这种模式和工业化之前的自耕农模式一样属于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助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这种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是和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没有出路的。因而随着时易势变，当进入19世纪工业化逾发迫在眉睫的时候，小农经济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火药库！
火药的构成如下：
其一：农业社会的平均粮食亩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1949年因耕地劣化水利荒废等原因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仅为70公斤！
其二：1949年，虽然以大量劣质耕地开垦为代价换取耕地总面积较明清有很大增长，但中国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亩这个前所未有的超低值，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仅3.6亩！
当然，如果全国1.1亿吨的粮食总产能平等合理地分配到全国5.4亿人头上，即使有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购、贮、运的损耗，老幼弱壮人均200公斤粮食也还能吃饱。
但是，导火索在这里：
土改以前，全国平均地租为主收获物的5成（好田可达6成，如要用地主的牛等生产工具可达7成甚至以上），全国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每年视年景须交纳地租3000~3500万吨粮食！
此外还有被层层加压、转嫁到农民头上后高达正税十多甚至数十倍的“皇粮国税”……
也就是说：这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人均不到100公斤粮食！
这只相当一个壮劳力在缺油少荤时4、5个月的食量，而即使老弱病残每年也至少需120公斤粮食。“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些冰冷的数据，所有把当年粉饰成一片田园牧歌的企图都是如此的可笑和可耻。
诚然，地主并不是元凶首恶，在外国经济掠夺、战乱、苛捐杂税和小农经济的低效面前，他们也是受害者，在贫困地区有时所谓的地主与佃农的区别也只是能否吃饱而已。
但是，他们对“地主+佃农”经济模式及小农经济的维持就是“谋财害命”，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罪。
因为小农经济有着致命的缺陷：
1、落后
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严重阻碍、减缓了农业技术进步，而这在“时间充裕”的农业社会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耕地日削月瘠的紧迫危机前却成了严重问题。
造成阻碍、减缓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是：
A、风险问题。因小农经济生产单位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即使是1、2亩耕地的减产绝收都可能是灭顶之灾。太小的种植规模和薄弱的经济基础让农户承担不起任何失败的代价，所以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是“一看二等三尝试”，表现得极为保守，不愿冒险。
B、成本问题。农业生产中有很多成本是边际下降的，比如农机使用成本、产业化成本、水利建设维护成本等等。但因为个体种植的规模太少，无法象规模种植一样分摊降低成本，因而在经济上不可行。本来可以由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务，小农经济必须由数十台小型收割机来完成；本来可以由一个合作社100万元建立的农机系统或喷灌系统，现在数十家农户花费200、300万元也不一定能建成；实际上现在高效、廉价、友好的农业综合防治却无法推广也是相同原因。在土地分割细碎的小农经济下，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成为必然结果。
C、培训问题。由于中国有数亿农民，这就使得每推广一个新技术、新品种都涉及到要对数亿农民进行培训，具体到乡镇就是每个农技推广工作者要面对1千甚至上万个生产单位，这就使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成了不可能较快完成的任务，严重地迟滞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更新速度。
D、利润问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小，新技术所能增加的效益对农民而言往往无足轻重。例如，水稻亩产增加10%已经是极具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了，可是一户农民只有几亩水田，新增纯利润极为有限；再加上农户抗风险能力差，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在农民的算盘上明显失衡。
在小农经济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优良新品种和农药、化肥、农膜等新技术推广速度极慢。例如玉米在我国基本普及，从1531到1718年用了不到二百年，这已经是同时代相当高的速度；印度1987年自中国引入杂交稻起至2008年（只能找到这年的确切数据）已21年，在6亿亩水稻播种面积中杂交稻不到0.23亿亩，占3.8%。而中国70~80年代普及杂交水稻在高效的农技推广体系作用下却仅用了十余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