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
一、广义的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密集度最高的时代。群英荟萃、争奇斗艳、众星闪烁、映彻天汉。历稽载籍，揆诸古今，绝无仅有。
二、但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成功率最低的时代。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功败垂成者不胜枚举。

人才辈出，群贤毕至，济济一堂，摩肩接踵，自然就会相互妨害、相互克制、相互冲抵，结果大家谁都无法获致真正圆满的成功。

汉末三国人才密度极高的原因有五：
一、东汉王朝主流意识形态之纯正空前绝后。
二、东汉教育之发达超迈古今。
三、东汉人才选拔之机制最可称述。
四、汉末三国战争及人才竞争之剧烈亘古罕见。

一、东汉王朝主流意识形态之纯正空前绝后

遥瞻三代，夫子虽有夏尚忠，殷尚质（尚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之酷评，毕竟上古中国之物质文化、语言文字均不够发达。彼时的意识形态、钟鼎遗文、虫书鸟篆终究给人以诘屈聱牙、词不逮意、稚嫩青涩、混沌未辟之观感。直至春秋战国，天降圣贤，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公孙龙子及杨朱、荀卿、韩非等大咖纷纷出世，道家、法家、兵家、墨家、儒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术数家、方技家、神仙家、小说家、纵横家等百家奇峰突起、异彩纷呈，地球龙头之学术思想始告成熟，足可与同期古印度、古希腊之贤哲高士连镳并轸、并驾齐驱而无愧色矣。

秦灭六国，兼容并包但偏重法家，其弊在于轻教化而尚功利。汉初尊黄老，尚无为，其弊在于放任自流。汉武虽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揽申韩之秘术，阳儒阴法，霸王道相杂揉，故“上下相驱，以刻为明”，不仅是亡秦之失，也是孝武之失。

而魏晋南北朝之后，佛学深入中国。中土之学术思想泾渭合流，渐趋出世，渐趋柔靡，渐趋保守内敛，以至于颟顸浑浊，是非不分，畴昔君子发扬韬厉、刚健中正之龙德，已不能复睹于神州震旦。

思想驳杂，首鼠两端，大批高端人才走入寺庙道观或隐于草野，失去社会责任感，不愿起而淑世牖民，正是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失活，中华文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唯有东汉二百年间，前弊已息，后弊未炽，其意识形态最为纯粹，得天之大中至正。

众所周知，光武帝本来就是王莽时代的洛阳太学生，在军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光武朝之功臣，多半亦属儒生。“邓禹为光武同学，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之子孙明帝、章帝皆深受儒学之陶冶。“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朝廷对儒术之极端提倡，较之西汉远过。”（见钱穆《国史大纲》）

因为意识形态纯正，制度完备，东汉之士人大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鹄的，关心政治，关注民生，见得思义，见危授命。其士风之淳美优良历来为古今学者所艳羡称颂。顾炎武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钱穆先生说：“东汉时之优点是不以官位之大小来看人之高下，由光武帝重视严光开始，做帝王的重视钓鱼的，严光高于光武帝，故做人不一定要做帝王才算伟大。”两汉取士，皆不论贫富贵贱，不分地区畛域，且特重德行，故虽有滥进，而廉洁有为者居多。东汉之名士足以倾动天下，足以与朝廷禄位抗衡，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钱穆说：“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士虚声，社会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大抵三国以下人物风流，全已于东汉启之。”“刘备三顾草庐，刘是四十多岁之皇族，诸葛亮二十多岁，却如此被看重，是由东汉士风而来。”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者如：

一久丧。【此为孝行。西汉重孝，尚少行三年丧者。东汉则“谓他人父”，对举主、故将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丧有加倍服孝者。】

二让爵。【父有髙爵，长子应袭，逃避不受，以让其弟。】此亦始于西汉，东汉更多见。【如邓彪、刘恺、桓郁、丁鸿、郭贺、徐衡，皆是。】盖时重孝廉，让爵、推财，则孝与廉兼尽矣，故人争慕为之。

三、推财。【兄弟异财析居，推多取少。】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让亲属，则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如刘矩、【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辞，拜议郎；矩乃举孝廉。】

五、报仇。【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此亦孝弟之激发也。】其事如崔瑗、【兄为人害，手刃报仇，亡去。】魏朗、【兄为人害，朗白日操刀，杀其人于县中。】

六、借交报仇。【朋友有仇怨，亦许身代报，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礼有之：“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则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许友。以死许友，即指借交报仇也。其事如何容、【友有父仇未报，将死，泣诉于容，容即为复仇，以头祭其父墓。】郅恽【恽友父仇未报，病将死，对恽欷歔。恽将宾客杀其人。以头示友；友见而气绝。】------在三国时代，为我们使熟知的还有徐庶，少好任侠、学击剑，中平未年尝为人报仇。

七、报恩。【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扩也。】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故掾杨匡、【乔被戮、匡守护其尸不去。】

荀爽、【袁逢举爽，不应。逢卒，为服丧三年。】“弘农太守吴匡，为黄琼所举。班诏劝耕，道闻琼薨，即发丧制服。

八、清节。【一介不取，准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节。】如廉范、【父客死于蜀，范年十五，人蜀迎丧。其父故吏太守张穆资送，不受；船触石破没几死，穆追送前资，竟不受。】种暠、【父早亡，有财三千万，暠以赈乡里贫者，遂知名。】

其他的高节异行尚有许多，光灿载籍，史不绝书，皆源自东汉一朝意识形态之纯正粹美也。远非后人或今人所及。

（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钱穆先生也批评说，东汉士人做事太过看重道德。容易流于形式而忽略实际，过于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容易忽略了社会和国家。刘备不听诸葛之言袭取刘琮已降之荆州，不听庞统之言袭取成都。致使蜀中糜烂，都是例子。）

二、东汉教育之发达超迈古今

意识形态决定教育，而教育会衍生风俗。
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东汉之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语）鸿儒辈出，名士无数。以至于千年之后，苏东坡还在赞叹“学莫盛于东汉”。

东汉的教育体系由私学、地方学校、中央太学三部分组成。但地方官学发达不够，京都太学路途遥远，名额有限，且选送有一定之规，无法满足一个五六千万人口泱泱大国众多读书人的需求，故致私学极盛，家塾经馆遍地，蔚为壮观。

夏商西周三代，学在官府。（汉人认为诸子百家皆出于西周王官之学。因为惟官有书，惟官有器，惟官有师。）而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至战国已臻极盛。秦末战乱，私学犹存，讲诵弦歌不辍。汉初数十年，私学教育从未停顿。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人才，大抵均出自私学。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没有禁遏私学。西汉时今文经学官守，《诗》《书》《易》《春秋》等皆“立学官”，而古文经学则主要在民间私学内传授。儒家以外的各家学术能保存下来，更是全赖私学之力。随着私学力量的日益增强，到东汉末它甚至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崇高地位。

赵翼说：“民间学风，自西汉哀、平下迄王莽时已大盛。。。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由于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所以有的及门受业，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也。）

到了汉朝中后期，私学的学习或教学经历也是选仕、做官的重要依据。显示了汉代政治的高度实用性与灵活性。征诸史籍，可以说，三国时的各方诸侯，名君名臣名士，大半都受益于私学的造就滋养。

东汉许多私学的教学水平并不亚于太学。有些大师、隐士的精舍、经馆且欲驾而上之也。因为它的课业设置可以更全面，更高深。【汉代私学教学内容广泛。官学以儒家经学为主，百家杂学和自然科学主要靠私学传授。譬如黄老、法家、兵家、医学、天文、数学、历法、音律、图谶、预测等。司马迁著《史记》，世为太史令。班固著《汉书》，也算是家学渊源。】老师也可能更杰出、更厉害，仿佛孔子、柏拉图、释迦牟尼。【私学大师的学术造诣不低于，甚至高于太学博士，这种状况在东汉尤为突出。现查东汉100多部经学著作，90%都出自非博士的私学大师之手。】名师的高足，除了直接聆听老师的教诲，还可以和同学、老师一起辩论、商榷，各抒己见，相互启发，教学相长。

汉末官学，一郡一国一般设一校或数校，洛阳有太学。官学在馆舍的数量和生徒的人数上都远远不及私学。除此之外，私学还承担着全国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儿童的启蒙教育重担。汉代的太学生在肄业或学成之后，往往也要向校外的著名经师巨儒请教，以求锦上添花，更上层楼。

在那个时代，民间大儒教授数百人、千余人，数千人者不胜枚举。许多私学宗师，都是正在做官或退居林下者。正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并非我们想象中的落第举子、乡野腐儒。

在家学中，有专门“治经”的士族，例如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自西汉丞相杨敞起，即名人辈出，其后代杨震、杨彪、杨坚，杨广、杨素、杨玄感等都赫赫有名。唐太宗的杨妃、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唐玄宗的杨贵妃，唐朝的十几位杨姓宰相，宋代的杨家将等，都出自此关西第一望族。（杨修是太尉杨彪之子，袁绍的外甥。弘农杨氏也是四世三公。）

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累世专攻一经。自袁安到袁敞，到袁汤，再到袁逢，袁隗，四世居三公位。以曹操之强，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依靠袁绍。在历史上，这个家族出过两个僭越称帝，然后马上一败涂地的名人。汉末袁术割据淮南，得传国玉玺后称帝，不久败亡。民国袁世凯也是贪心不足，僭越称帝，不久败亡。（袁世凯也是汝南袁氏后裔，其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看起来，袁姓没有当皇帝的命啊。

颍川阳翟郭氏，家传《小杜律》(小杜律：西汉杜延年世称小杜。东汉法律大多源于延年。)，专攻刑律法令。自郭弘、郭躬以后，子孙至三公之一的太傅者一人，廷尉者七人，封侯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二十多人。侍御史之下者更加众多，可谓望族矣。汉末的郭嘉、郭图都是颖川阳翟人。或许是这一门的旁支？

上面这种有家传的，自然可以形成私学。

徒弟从师父那里接受传承后，也可以设立私学。
比如京兆人杨政，在建武年间，从代郡人范升那里，接受《梁丘易》的传承，开设私学，有徒弟数百人。

济阴人曹曾，从乐安千乘人欧阳歙那里，获得《伏生尚书》的传承，开设私学，有徒弟三千。

东汉大儒郑玄，先上太学，然后师从京兆人第五元先，东郡人张恭，扶风人马融，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虽然家贫躬耕，也有弟子数千人。

汉代的太学教师称“博士”。汉代的博士弟子，武帝初设仅五十人；昭帝时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笼络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君光武帝登基后，戎马未歇，先兴文教。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即起营太学，访雅儒，采阙文，以弘儒家仁义之道。后又置博士祭酒一人统领十四家博士，使太学成为一个有校舍有组织有领导的非常正规的教育机构。故四方名儒学士雾集云屯于京师洛阳。太学规模宏大，"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

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在太学亲自行礼讲学“……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汉明帝还是尊师重道的典范。《后汉书》桓荣传说：明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对其存问饮食起居，更是无微不至。

其后的东汉诸帝对太学也非常重视，至顺帝时，重修和扩建太学，耗时一年，太学生人数已达三万余人。------史家公认：东汉太学的规模、师资、人数都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培养了大批人才，也在整体上提高了全社会的思想文化水准。

除了面向全国的太学，汉明帝还在永平九年设立了一所外戚及大臣子弟读书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后汉书·明帝纪》说：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四姓小侯学初期只收四姓子弟。后来也开始招收功臣子孙。这个学校在聘请教师方面，“搜选高能”，超过了太学，因之声名远播，流誉中外。后来匈奴也慕名遣派子弟来此留学。

东汉是“经学的极盛时代”[清末学者皮锡瑞语]。汉武帝时只立五经博士，至东汉则共立十四家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

东汉皇帝对传经的博士官的选拔非常留意。博士需经考试和保举才能上岗。许多地方名儒都由国家征拜为太学博士。保证了教师的质量和太学的学术水平。

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汉灵帝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46块石碑，树立于太学门外。碑高3米多，宽1米多，即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熹平石经。从此全国各地前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

洛阳太学中固然产生了不少章句之儒，泥古不化，但也培养了很多忧国爱民，崇尚崇高、讲究气节的忠义之士。东汉“风俗之美”的形成就与洛阳太学关系甚大。

教育越发达人才越多，此自不待言也。汉末三国时期之所以人才辈出,较历代为盛,首先就得益于东汉教育的高度兴旺发达。

（本段参考了里仁先生的《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一文）

三、东汉的人才选拔机制最可称述

中国古代有五种主要的选官制度，即世官制、功能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其中世官制、九品中正制以及唐后的科举制都不算太好，唯有功能制与察举征辟制可使野无遗贤，人尽其才，最足称道也。

上古中国实行民主制度，酋长公选，巫师辅政。其后为禅让制，天子由前代帝王推荐，试用后上岗。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与现代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如出一辙，遥相呼应。

夏、商、西周主要实行世官制，即“世卿世禄制”，家国一体，亲贵合一，其弊一望可知。但彼时社会自氏族部落演化而来，血缘亲情浓烈，亲亲为尚，尊贤次之，亦属不得已而为之也。而且，周朝在世袭制之外还建立了其他的选士制度，如官学选才制、乡兴贤能制、贡士制等等，故世官制纵有瑕疵，也算是无可厚非。

至春秋战国时代，为了应付空前激烈的竞争，救亡图存，开疆拓土，各国君主都锐意变革，网罗人才、招贤纳士。这时既有重金招聘、设计求贤，权臣养士，也有公卿荐贤、献策自荐等方式。还发明了军功爵制，纳粟拜爵，力田免役等等。秦统一之后任官，此制亦未遽改-------这种制度，我把它叫做功能制。

功能制适合战争环境下的极度竞争，可以发掘巨量人才，它的实施，也确实使春秋战国的五个半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企及的文化巅峰，令万世尊仰。

至于察举-征辟，则是长期和平环境中两汉时代选士任官制度的总称。

其后的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察举-征辟制并未废止。只是由察举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可凭借门第获得上品资格，优先入仕。）官职往往为世家大族垄断,不仅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悲剧，而且加剧了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直弄得日月无光、神州陆沉、烽烟四起，虎狼遍地，中华民族坠入深渊，经历了最黑暗的四百年地狱之旅。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始置进士科，开始用公开考试来甄别人才高下，量才录用，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上的又一重大变革。从此德不见重，才亦趋狭矣。

唐代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每年举行。进士科着重诗赋和时务策，此外置秀才、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余科。制举则由皇帝临时立定名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文辞清丽、博学通艺、武足安边、军谋越众、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等百十余种。但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看名人推荐。有才能的人可以另辟蹊径、崭露头角。而且唐初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投牒自进"，毛遂自荐，在员额上实际没有太多限制。

（当然，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已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明清皇帝可直接选用官吏，称为特简，这些都是征辟制的遗存。）

宋代科举，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王安石变法后，考试更是只考经义，不再考诗、赋。对于人才的理解已经越发偏狭。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取士，科举的内容及形式逐渐陷入僵化，康庄大道收束成了羊肠小径。不仅禁锢了士人和民众的思想，埋没了各方面的杰出人物，也阻碍了科技与社会的进步，使春秋之富丽、汉唐之盛强不能复现于中国。

人才选拔机制不行，高端人才老死牖下，不能建功立业、济世安民，国家民族必然衰亡，成为列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亦无须赘言也。

汉代察举-征辟，“选贤与能”的光辉举措，来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首领的民主选举与推荐制。大汉勃兴，此一斐然继作,即足承接三代，踵武前王，凌轹万世。正所谓“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察举制：
察举即列侯、公卿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在职权范围或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或者不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的制度。

汉自高祖开国，除了承秦之制，重军功封侯赐爵外，又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贤人异士。此时适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礼崩乐坏，故令各色人才平流竞进，与君主共治天下也。

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具体科目。
文帝时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且定下了“对策”和等第。

武帝时“察举制”已臻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各种科目不断充实，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核办法。武帝曾两次下诏，要求郡国定期举人。明令若有才不举，轻则免官，重则以“不敬”论处。(在汉代，不敬是重罪，法为斩首，甚至族诛。)

东汉时，光武帝下令以“四科”取士，且重“光禄四行”。
四科者：“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

光禄四行是：质朴，敦厚，逊让，节俭。

顺帝时，对孝廉科也开始试经书，实行优胜劣汰。这事实上是一个退步，孕育了后世的科举之法。

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孝敬廉洁者)、秀才(即茂才。才能优异者)、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有道、至孝、敦朴、尤异、治剧、明阴阳灾异、能治河、勇猛知兵法等等。

察举的对象，主要是民间有才有德的处士，也包括中央或郡县小吏。两汉朝廷察举，盖欲以茂材异能通经等访人才，以孝子廉吏力田等奖风俗，德才并举、文武尽收。非如后世科举，全然蔑弃道德，蔑弃舆论，所收多蝇营狗苟、寡廉鲜耻之徒，专门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攫取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为人生鹄的。

此外科举是人求官，察举征聘是官求人。一个是求贤，一个是干禄，其人格之尊卑贵贱，亦不可同日而语也！

察举之权虽然操于州郡长官之手，但特重舆论，被选者必须是闾里所推重者。且不分贫富贵贱，不限南北畛域。各地要按比例公平分配定额。

察举得人，上峰往往会有赏赐。察举失人，举主也要承担责任，被贬秩或者免官。所以各地方一般都不敢敷衍塞责，把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滥人推举上去，自讨苦吃。

察举“常科”以“孝廉”为主。西汉时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一般无须考试，即可授官。东汉时，大致每二十万户岁举一人。察举之常科还有“秀才”（“茂才”），授职较高，岁举人数往往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根据章帝建初元年的诏书，东汉的“茂才孝廉，岁以百数。”

征辟制：

朝廷召之称征，三公以下召之称辟。汉代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皆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太尉、司徒、司空、太傅、大将军、丞相等均可任用属吏。其中丞相之权最大。）征辟讲究以公认的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尊重社会舆论，尊重“乡举里选”。故东汉士风，竞以名行相高。不论是郡国察举，中央征辟，皆须随一时之清议为转移。

对于某些品学兼优、声名洋溢的名人，两汉皇帝会不经地方荐举，直接征召到朝廷，授以“博士”“待诏”等称号，让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甚或委以大政。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朝廷更会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开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河。

------皇帝征聘是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其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皇帝都要待以宾礼，尊崇有加。

两汉的二千石长吏一般都自辟曹掾。“选举多循资格，辟召则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故当时尤以辟召为荣。”

不论是公府辟除，还是州郡辟除，对被辟者的资历都不加限制，只看才学，去留自便。一般辟除之后，主官即加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会辞去，飘然远引。

当时名士养望，多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黄琼，四府并命如陈纪者。（大将军、太傅并三公称五府。）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待若神明。”“陈寔少从樊英游。官仅太邱长，家居后，朝廷每三公缺，议者多归之。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郑康成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察举征聘制作为选官制度，先后持续约八百年，对中国古代社会有极深刻的影响。征辟制的推行，有利于不拘一格擢用人才，远胜于后世呆板机械的科举。两汉之得人，亦为历代最，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庶几乎，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也！

汉代统治者通过察举征聘、别具一格的方式选拔了大量英才，极大地促进了两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汉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举世无双的文明大帝国。

四、汉末三国战争及人才竞争之剧烈亘古罕见

狭义的三国（220年－280年）时代是上承东汉下启西晋的一段历史时期。广义的三国时代则自184年黄巾起义起，东汉开始失去控制力。此后是群雄割据、三足鼎立、最后公元280年三分归晋。

三国时代战争至为剧烈，重大战役很多。兹举如下：
一、黄巾起义（公元184年-186年）双方统帅，何进、张角。结果：何进依靠众多地方军阀击败张角
二、讨伐董卓（189-191）双方统帅，董卓、袁绍。结果：董卓迁都长安，盟军决裂，形成军阀割据局面
三、江夏之战（190）双方统帅，刘表、孙坚。结果：刘表杀孙坚，孙策接任
四、兖州之战（192）双方，曹操、青州黄巾军。结果：曹操击败黄巾军，取得兖州
五、宛城之战（197-199）双方统帅，曹操、张绣。结果：第一次战斗曹操损失爱子曹昂与爱将典韦，第二次战斗取胜
六、易京之战（199）双方统帅，袁绍、公孙瓒。结果：袁绍消灭公孙瓒
七、官渡之战（200-201）双方统帅，袁绍、曹操。结果：曹操连连用计，以少胜多，大败袁绍
八、平阳之战（202）双方统帅，钟繇、马超与呼厨泉、高干。结果：匈奴呼厨泉联合高干攻略河东，钟繇联合马超大败高干等
九、南皮之战（205）双方统帅，曹操、袁谭。结果：曹操在华北平原的控制再也无人能撼动，袁氏余部则在追击下北逃
十、赤壁之战（208）双方统帅，曹操、孙权与刘备。结果：孙刘联军利用风向火攻打败曹操，奠定三国雏形
十一、合肥之战（209）双方统帅，曹操、孙权。结果：双方各有胜负
十二、潼关之战（211）双方统帅，曹操、韩遂与马超。结果：曹操利用反间计打败马超
十三、汉巴之战（211-214）双方统帅，刘备、张鲁与刘璋。结果：刘备击败敌军，收马超，取得益州
十四、汉中之战（219）双方统帅，刘备、夏侯渊。结果：黄忠力斩夏侯渊，取得汉中
十五、荆州之战（219）双方统帅，孙权与曹操、关羽。结果：孙权与曹操联手击杀关羽，孙权取得荆州大部
十六、夷陵之战（221-222）双方统帅，刘备、陆逊。结果：陆逊用火计击败刘备，刘备不久病死
十七、曹丕伐吴（222-223）双方统帅，曹丕、孙权。结果：曹丕三次入侵皆未果，吴和魏脱离臣属关系
十八、南中平定战（225）双方统帅，诸葛亮、孟获。结果：诸葛亮采取攻心战，使南蛮心服口服
十九、诸葛亮北伐（227-234）双方统帅，诸葛亮、曹真与司马懿。结果：共5次，互有胜负，诸葛亮病逝。
二十、石亭之战（228）双方统帅，陆逊、曹休。结果：陆逊大败曹休
二十一、魏灭燕之战（238）双方统帅，司马懿、公孙渊。结果：辽东地区归于魏国统治
二十二、兴势之战（244）双方统帅，曹爽、费祎。结果：曹爽攻克汉中失败
二十三、姜维北伐（249-263）双方统帅，姜维、钟会与邓艾与诸葛绪。结果：互有胜负
二十四、淮南三叛（251-258）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对抗司马氏，后两次有吴军参与。结果：司马氏彻底铲除魏帝势力
二十五、东兴之战（252）双方统帅，诸葛恪、司马昭。结果：魏军战败，诸葛恪声望达到顶峰
二十六、魏灭蜀之战（263）双方统帅，钟会、邓艾对抗刘禅。结果：邓艾钟会灭蜀
二十七、交州之战（270）双方统帅，陶璜、董元。结果：吴军收复交趾地区，打破西晋三面包围之势
二十八、西陵之战（272-274）双方统帅，陆抗、羊祜。结果：陆抗以3万士兵击溃晋国8万士兵
二十九、晋灭吴之战（279-280）双方统帅，司马炎、孙皓。结果：西晋统一中国

三国时期的大战役如上，次一级的战争、战斗那就难以统计了。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正所谓“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

三国的人口数字是一笔烂账。据记载，公元263年魏、蜀两国加上280年吴国投降时的人口，其总和是767万。但《晋书》等史料记载221年蜀国人口90万人，到了263年才达到94万。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42年里只增长了4万人，很不合乎情理。

事实上，三国时代的户口一般分为普通户，屯田户，军户。只有普通户隶属于州郡县政府，户口登记的数字，只包括编户齐民也就是自耕农。军人、官吏、奴婢是不包含在内的。屯田户一般隶属于典农校尉等，是不是已经统计在上面了，我还没有弄清楚。

蜀汉灭亡时登记的数字是人口94万，军队10.2万，吏4万。国家账目上蜀汉的总人口是108.2万人。

同时，由于三国都实行世兵制，兵民分离。“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魏蜀吴莫不皆然”，军队人员都是举家随军，既不纳税也不出力役的，国家不会统计他们的数字。如此粗略概算，“一个兵家里有4到5人，蜀汉便有40万人没统计上。”（见网上文章）

另外，史书上说吴国在242年有人口240万，到了280年却只剩下了230万，孙氏立国，独霸江南，土地沃衍，江湖广袤，几十年中人口不增反降，更为可疑。

《晋书-地理志》说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户口为245万，人口为1616万。那么从263年到280年的十七年间魏国和蜀国平均每年户口增长率为43%，人口增长率为57%。更是不可能的。（出自专家推算）

考虑到世家豪族将军侯爷等等可以荫庇奴仆、佃客、部曲，屯田者可能不入户籍，士兵、官吏及家属不入户籍，再加上逃户、漏户、隐户，少数民族不计入户籍人口等等因素。263年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应该大致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蜀国大概有二百万人。魏国大概有八百万，吴国大概有四百万。仅为东汉人口峰值（史书记载是五千六百四十八万。）的四分之一。尚不及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两千万人。

东汉中后期，中国总人口超过五千。（比峰值略少）但自桓灵以降，天灾人祸不断，旱灾、水灾、蝗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再加上董卓入京后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对外战争。建安末年（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三国的总人口很可能已经降到了一千万左右。

当时的中国，天灾人祸极为惨烈。“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人妇食夫，人夫食妇”、“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荆、扬二州人多饿死”、“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长安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之类的记录充斥史籍。

正所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故魏明帝时杜恕说魏国“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陈群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蒋济也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学者估计“东汉时豫州人口约六百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魏国早期人口并不会达到或者超过这个数字。”

三足鼎立确定后，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减少。人们生活较稳定，经过几十年的恢复，才有了263年一千三四百万左右的数字。魏明帝时，诸葛亮率领军队不断进攻关中。陆逊率领军队与曹魏在江淮荆州反复鏖战，其目的就是想让曹魏壮丁东西驰骛、疲于应付。无法顺利繁殖人口。因为对方人口的基数比自己大的多，己方增加人口二十万或者四十万，魏国就可以增加八十万，料军十几万，怎么算都不合适。

从人口减少的幅度，看汉末三国战争之剧烈会更加清楚：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中国人口大约两千万。占世界15%左右的比例。
秦末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方之六国，五损其二”。汉初人口据估算在1500万—1800万之间。

西汉的人口高峰在公元2年，《汉书》记载是五千七百万，占世界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二十。
东汉初(25年)全国有人口2800万左右。
东汉人口峰值时（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人口大约五千六百多万。已大致恢复至西汉极盛时期。

汉末（公元220年）中国人口很可能降到了一千万以下。
蜀汉灭亡时(263年)三国的人口官方记载是767万，我估计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占世界人口比例第一次降低到了10%以下。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时人口一千六百多万。

但统一的局面只维持了十一年，此后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人民大量南迁。
310年（汉赵刘聪在位），全中国合计大约有1240万。但这是从一千六百多万降下来的。较之汉末人口从五千数百万陡降至一千万左右，显而易见，汉末三国的境况更加惨烈。

公元370年全国合计人口约一千八百万。自此人口缓慢回升，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恢复到了五千万左右。

初唐中国人口一千数百万。（贞观二年是一千九百万人。） 唐朝峰值时人口也达到了六千万左右。

宋、辽、西夏三国人口总数据说达到了近一亿，不知道真假。其中辽国人口最多时(1110年)有900万人；西夏人口最多时(1110年)有300万人。

宋、金、西夏三国人口总数有人估计为一亿三千六百万。可能也偏高了。

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了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但中国人口的重心此时已经南移。元统一时中国人口约6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了8500万左右。

明初的人口不足4000万。到17世纪初，据说已突破一亿。也有人说达到了两亿。以土地的承载量计算似乎不大可信。

明末清初，中国进入冰河期，加上瘟疫和战争，人口降幅近半，清初开始回升，至1790年——乾隆55年中国人口破三亿大关。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

此后是太平天国之类的战乱，人口下降，到1912年民国成立尚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

-------中国人口除了东汉末年，在世界所占比例略低于10%以外，其余历史阶段占世界人口比例基本都在20%以上，一般则在30%左右。我们说汉末三国战争之剧烈亘古罕见，是有数据支撑的。

网上作者左岸右岸先生认为，从夏代起中国约4000年的人口变动曲线上有14个波谷。这14个波谷都是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动乱所造成的：

（1）夏末商初，人口下跌，跌幅不详。
（2）商末周初，人口比商代后期减少近四成。
（3）战国后期至秦、汉之交，人口约损耗一半。
（4）西汉末年，人口减少近五成。
（5）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减幅高达65％，实为空前绝后。
（6）十六国时期，人口一直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
（7）隋末唐初，人口约减少1／3。
（8）“安史之乱”，人口在短时期内剧减二至三成。
（9）唐末和五代十国，减幅达三成。
（10）“靖康之难”，人口损耗达三成。
（11）元灭金、宋，人口约减少四成。
（12）元末明初，人口减少1／4。
（13）明末清初，减幅近五成。
（14）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人口约减少1／5。

--------左岸右岸先生认为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中国人口减幅为65％，已经空前绝后。但现代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专家都倾向于认为，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中国人口的减幅高达八十以上，比他估计的更加惨重。

在人才选拔机制相当完善，几乎是野无遗贤的东汉三国时代。全中国的大部分高端人才都集中到了军政两界。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个道理一般人懂，汉末文化素质普遍不低的军阀们当然也懂。所以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各地军阀除了抢地盘、抢人口，也都在拼命搜揽人才、文臣武将，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譬如说贾诩贾文和，算无遗策，有良、平之誉。所以董卓重用他，李傕、郭汜重用他，（欲侯之）张绣重用他，袁绍要与之结援。曹操得之大喜，曹丕晋之为太尉。到哪儿都是香饽饽，被奉为上宾。

人才的竞争和平年代还好些。其最剧烈的形式是战争。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就得儿死在沙滩上。

譬如说刘虞是幽州牧，公孙瓒杀了刘虞，袁绍杀了公孙瓒，曹操又逼死了袁绍，那么仅仅幽州一地，十几年中将领和官员就来了三次整体大换血。每一次往往都伴随着大量的杀戮。刘表，曹操、刘备、孙权先后占据荆州。陶谦，刘备，吕布，曹操先后占据徐州。也都是这种情况。至于边陲郡县，天天拉锯，朝秦暮楚，将领和官员的替换就更像是走马灯，家常便饭了。有的地方甚至一年就会换上好几拨人。

换来换去，换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知道，在东汉，州已经演变成了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已经由郡县制转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制。

东汉将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加上中央的司隶校尉辖区，共有十三州。州牧，秩二千石，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但辖区更广阔。如益州面积就达106万平方公里，等于法国加上德国。

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个。其中王国二十七个，司隶部属郡七个，列郡七十一个。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州领九郡。

东汉末年的刺史或州牧作为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秩二千石。握有赏罚、狱讼、选举、考课、黜陟等大权，还拥有地方财权。随着烽火连天、天下大乱，他们皆已乘时割据，父子世袭，变成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由于地广人众，兵强马壮，所以他们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刘焉造帝服，袁绍下制书，刘表郊天地。。。根本不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

刺史或州牧的属官有治中从事、别驾从事、兵曹从事、部郡国从事、主簿、功曹、书佐、典郡书佐、月令师、律令师、上计掾吏、文学从事、武猛从事、督邮、帐下督、门亭长等等。均由州长官自行聘用。治中、别驾是州长官的主要助手。部郡国从事，每郡国一人，负责纠劾郡国长官、按治郡僚属，其地位仅次于治中、别驾。刺史或州牧纠劾所部太守、县令后，可以直接罢免，已经无需通过中央。

刺史或州牧有中央任命的。如中央用刘虞为幽州牧，刘焉为益州牧，刘表为荆州牧。有自封的，如吕布在从刘备手中夺得徐州后，自封为徐州刺史。也有被地方势力推举的。如曹操在做东郡太守时，(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

由于州一级政府的出现，东汉末年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了不少。东汉时，郡、王国、属国为同一级别的地方行政区。封国之相，与太守同。属国的辖境多为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其行政长官为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治民比郡"，“主蛮夷降者”。

东汉七八十个郡，一般是每郡置太守一人，为一郡之最高行政长官，秩二千石。（河南尹因是京师所在地长官，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

内地之郡【大多不设郡尉】由太守直接领兵，故汉人常称太守为郡将。汉末三国时郡守领兵作战之事，亦史不绝书。证明当时的文武并未完全分途。

诸郡各置郡丞一人，位次太守，负责民政事务，是郡太守的主要助手。

边郡置都尉领军。【当时也有不置太守而仅置都尉的郡，故郡都尉权位颇重。许多边郡还在不同的防区设置了部都尉，类似于近世的军分区司令员。】另置长史一人，替代内地的郡丞，掌兵马。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的军事指挥。

郡丞、郡尉、长史在理论上要由朝廷任命。

郡守的其他僚属有主簿、主记、记室、功曹史、户曹史、田曹史、水曹史、时曹史、比曹史、奏曹史、辞曹史、法曹史、尉曹史、贼曹史、决曹史、兵曹史、金曹史、仓曹史、计曹史、五官掾、五部督邮、门下掾、市掾、学官掾史、医曹掾史、郡掾祭酒、学经师、文学史、府门亭长、门下史、门下书佐、门下小吏等等。此外还设有郡三老，帮助政府推行教化。

这些僚属的地位以功曹最高，依次为主簿、督邮。周瑜兼南郡太守时，庞统就是他的功曹。

东汉之县辅郡而治。郡可以决定县的一切。太守可自听县政。也可以部署督邮经常督察属县，横挑鼻子竖挑眼。所以蒋琬等人才酗酒怠政，不愿意当县官。

郡以下是县，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秩千石至六百石。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他们负责管辖县内的所有政务，贡士于郡国或中央。

大县县丞一人，掌民政、文书、仓库。县尉二人，掌治安。小县是县丞、县尉各一人。他们是县的长吏，由朝廷任免，秩俸是四百石至二百石。

中平元年（184年），23岁的刘备即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封为安喜县尉，但随即被淘汰遣散。后来刘备又当过下密县丞，高唐令，平原县令等等。

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国是县侯之国，邑是太后、皇后、公主的封地，境内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县称为道。

再往下的官员有:
功曹，主簿，廷掾，主记室，少府，门下游徼，门下贼曹，门下议曹，门下掾史，闾师，县佐，县史等。此外还有县三老。各县掾属由县官自行任命，曹掾史的定员大致与郡吏相同。

诸县出产盐的置盐官。产铁的置铁官。手工业发达的置工官。水产发达的置水官。他们均隶属于少府，属于派出机关。

县以下的基层机构是乡、亭、里。

大乡乡长叫“有秩”，小乡乡长为“啬夫”，百石。由郡吏选用，管理全乡百姓，安排服役的先后，调查民户的贫富，确定其缴纳赋税的多少，并评定其等级。乡户口在五千以上者设置“有秩”。

还有三老：负责教化民风。凡有孝子贤孙、贞女烈妇、舍财救难、以及作为百姓楷模的学士，都要在其门上挂匾额进行表彰，以勉励其善行。游徼：负责巡行乡里，查禁奸邪、非法。乡佐：负责征收赋税。

汉制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有亭长，里设里长，什设什长，伍设伍长。亭长受都尉指挥，负责缉捕盗贼。里长负责管理百家，若有奸邪之事，负责上报。什长：管理十家。伍长：管理五家。

东汉末年军阀们杀来杀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所导致的各地州郡县乡不断易手，事实上就是人才竞争的最残酷形式。州郡县乡的各级官吏在这一过程中，也不知道换了多少茬。而每一次的替换，都可能是血淋淋的。（众所周知，曹魏代汉，中央官员的替换，同样是血淋淋的。）

【三国原来是这样】的作者姜狼先生说得好：

“历史由乱而治其实就是一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对资源重新整合的过程，在抢蛋糕的过程中，不断有竞争者被强者PK下台，大浪淘尽始见金，胜利者毕竟是极少数。

东汉刚破败那会儿，尤其是董卓被灭之后，形势异常的混乱，各藩镇之间互相厮咬，地盘犬牙交错。这种竞争方式非常像马拉松比赛，在比赛前，几百位选手站在起跑线前，号令枪一响，一窝蜂地冲了出去。但跑得越远，掉队的就越多，最终就剩下十几个人，开始最后的决战。

我们对袁绍、曹操、刘备、孙策（孙权）、刘表、（刘焉）刘璋、马腾（马超）、吕布、袁术、张绣、公孙度这些大牌军阀都比较熟悉，他们都是马拉松比赛中坚持到最后的选手。其他人如李傕、郭汜、刘虞、韩馥、公孙瓒、刘岱、张燕、张杨等曾经风光一时的人物都被淘汰了。这都算知名的，比如严白虎、桥瑁、刘辟、杨奉、马相这样的小军阀，基本上没多少人知道了。

大部队被甩掉了，坚持下来的这些选手就要开始近距离PK了，有些人没坚持住，掉队了，比如吕布、袁术、张绣。剩下的袁、曹、孙以及诸刘等人，他们都看到了不远处的冠军红线。。。。。。”

五、上天对三国时代高灵投入力度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都是一种奇异诡谲的辩证运动。治世之后必然是乱世，安乐祥和之后必定是杀伐屠戮。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阴阳转换、哀乐相生如日升月潜、春秋代序。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历史是复杂的，善有时会变成恶，恶有时会导致善。人性也是复杂的，佛祖魔尊，前世今生，皆是一人。

有思想的人们常说“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不会那样的笔直、平坦、宽阔，不可能那样的一马平川、一望无际，毫无险阻。但为什么会这样，自古暨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对于历史，至尊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仔细研究所有国家的历史，许多人已经发现，所有事件的背后似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拨弄机栝。要不怎么会发生那样多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巧合？

上帝这样规划历史的原因（据《天经》说）有三：
一、让人在和平与富足中享受人生的种种乐趣。
二、借助贫贱、痛苦、死亡给人类祛毒消业。使人类免于沦入恶道。
三、刺激人，让他反省，启发他的智慧。

人间不是天国，不是佛刹，不会呈现出高度的完美，且一如既往。（其实天人也在积德、修炼，也在天天向上，追寻真理。正所谓“夫唯不静，故无尤”也。并不是心如止水，形同槁木。完全失去了欲求与动力。）地球的资源有限，人类的福德有限。故度其德而量其力，审时度势，上帝也只能这样规划。

历史的大框架由上帝确定。框架的中间材料由神-魔填充。其具体细节则由人类绘制、完成。（人类偶尔也可能强行逆转一下历史。但很快会被纠正。）按照上帝的规划，盛强统一的大汉四百载后，必定续之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数十年的大分裂、大沉沦。其中三国鼎立就是向下滑出的第一步。

至尊决定了框架，神与魔就得行动。

天神或者天魔干预历史的事件非常之多，有时甚至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人类不能窥见而已。譬如曹操占领了汉中，刘晔和司马懿建议曹操立刻进攻刘备刚刚占据的川蜀。但曹操多疑，因为刘晔是皇室宗亲，司马懿为己所用不情不愿，疑其图己，心说这俩小子是不是在陷害我啊？故以既得陇复望蜀，人苦不足为由，拒绝采纳。--------据记载当时就有天魔在大力迷惑曹操，加强他的执念。

白龙后来评价说:“曹操打过张鲁以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

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刘备东征，东吴降魏。满朝公卿纷纷向曹丕表示庆贺。只有刘晔一人断定孙权是在诈降。他提出魏军应乘此良机全力进攻东吴。在魏、蜀的夹击下，孙权、陆逊首尾难顾，危在旦夕，必将陷入极大的战略被动之中。但他的建议却没有被曹丕采纳。使曹魏失去了统一中国一次最佳的机会。陆逊大败刘备后，东吴不再理睬曹丕，曹丕才缓过味来，兴兵伐吴，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空劳师旅----------据天经记载，此时也有天魔在迷惑曹丕。（否则以曹丕的智商，不会那样天真。）


刘晔提出过很多具有独到眼光的建议，但是曹氏三君多不采纳，不免使人疑惑。刘晔说孟达要反，曹丕不听结果孟达反了；刘晔说魏讽要反，曹丕不信结果魏讽反了；他说公孙渊会反，曹叡不听结果公孙渊还是反了。民国时期的巴蜀学者刘咸炘先生对此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刘）晔智太强，所料多与操、丕反，而皆验，故不被重用，非寡交自守将不免矣。”-------也就是说刘晔料事如神、算无遗策，不出户知天下，坐照千里之外所显示的高度智慧，挫伤了三曹的自尊心，受到了领导们的一致抵制。以至于刘晔后来气的发疯。

刘晔乃文星下界，身份高贵，但天魔就敢对他多次下手，且毫不客气，其实也是有充足理由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再翻看一次原始佛教《大般涅槃经》的原文：

释迦世尊晚年想恒久住世，教化天人。于是启发阿难说：
“阿难，四神足人，尚能住寿满于一劫若减一劫；如来今者有大神力，岂当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 尔时，世尊既开如是可请之门以语阿难，阿难默然而不觉知。世尊乃至殷勤三说，阿难茫然，犹不解悟，不请如来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利益世间诸天人民。所以者何？其为魔王所迷惑故。

尔时，世尊三说此语，犹见阿难心不开悟，即便默然。

尔时，魔王来至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所以者何？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劝请世尊入般涅槃，世尊尔时而见答言：‘我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犹未具足，又未降伏诸余外道，所以未应入般涅槃。’世尊今者四部之众无不具足，又已降伏诸余外道，所为之事皆悉已毕，今者宜应入般涅槃。”

于时魔王如是三请，如来即便答言：“善哉！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已自许汝，以四部众未具足故所以至今。今已具足，却后三月，当般涅槃。”是时魔王，闻佛此语，欢喜踊跃，还归天宫。”

--------看见没有？以释迦牟尼佛层次之高，身份之尊，但天魔就敢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迷惑阿难，不允许佛祖久居入世。最后还要逼他速入涅槃，别在眼前继续碍眼。如果有人刨根问底儿，去讨问天魔这样放肆的借口，天魔的回答一定是这句话：此乃天意也！

历史有定数，天意不可违。对人对神来说都是一样的。三国鼎立既然是上帝亲手拟定的计划。那么任何人自内自外有心无心的触冒，都将遭到上天的反噬。上帝既已定三分，神魔踊跃来如矢。为了人类，正神会以巨大的使命感，充实大地上的一切，包括物资与人员。为了立功受赏，取悦至尊，偏神也会闻风而动，按照上天的规划，分别种种具体情形，去帮助魏国、蜀汉或者东吴。

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还有许多。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需要说明的是：古时候，神或者魔要控制人类，一般都会直接控制人的大脑。延至近现代，除此之外，上天更喜欢控制人类的文化思潮、科技供给。譬如说原子弹一出现，二战立刻收尾。互联网一出现，整个世界立刻地覆天翻。

历史是一道填空题。人生也是一道填空题。看准历史的大趋势，顺天而行，甘做铺路石，可以积功累德，日后膺受上赏；若逆天而动，虽有大智，亦难成功，就像诸葛武侯的北伐。

历史之所以呈现出奇异诡谲的辩证运动方式，首先是因为地球人的福德不够，资源有限，你争我夺、陵谷沧桑在所难免。人口一爆炸更会出现饥荒与战乱。（古代是和平与战乱，现在是经济景气与经济危机。）

其次人类心理的起伏也会引发历史运动的起伏。这一点一般历史学者还不曾注意。

最后才是上天需要在真假、善恶、苦乐、美丑、自由与禁锢、光明与黑暗等等的强烈对比中激发人的思想，启发人的智慧，使灵魂在轮回中逐步晋级。

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公元280年三家归晋，司马家坐拥天下。近百年的广义三国史，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众星闪烁、流光万祀。各式各样的人物争相出场，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真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众所周知，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其基础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以及《后汉书》、《资治通鉴》等等正史史料。其事件和人物一般来说都有出处。虽有天马行空、夸饰歪曲之嫌，却非凿空杜撰。基本上反映了三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据统计，《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共有1191人，其中武将436人，文官451人，汉、三国、晋的皇裔、后妃、宦官等128人，黄巾起义者、鲜卑、西羌等边远民族67人，宦官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物109人。《三国演义》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塑造了四百多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其中180位是拥有谥号的大人物。许多人物都描绘的个性突出，光彩照人，栩栩如生。

有人说，研究三国应该看《三国志》，扯什么《三国演义》啊？

殊不知《三国演义》一书囊括了比《三国志》多得多的各种史料。且出自自由创作。虽然带有民间文学的粗糙、疏漏和不经，大方向却没错。

反观陈寿，虽有良史之才，且心怀故国，但在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下，却不得不违心地回护曹魏和司马氏。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就认为陈寿写史相当不客观。“盖寿修书在晋时,故於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

譬如说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献帝纪》,则曰「曹操自领冀州牧.」
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帝纪则曰「曹操自为丞相.」
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曰「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司马师废齐王芳，据《魏略》记载，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意，太后全然不知。而陈寿“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

“至高贵乡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权日去,心不能甘,发甲於凌云台,亲讨司马昭。昭令贾充拒之,时相府兵尚不敢动,充即谕成倅、成济曰:「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济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此事见《汉晋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语》、《魏末传》,是司马昭实为弑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率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入兵阵,伤公,进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等语。转似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讨贼之功。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

“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合大破之於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於阳谿,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合来救,合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

研究三国除了看《三国志》，更要看裴松之的注。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所引用的书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今天已经亡佚。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注的重要性并不下于陈寿的《三国志》。

裴松之所引书中包括如下五十余种:
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九州春秋、战略序传、张璠汉纪、袁暐献帝春秋、孙思光献帝春秋、袁弘汉纪、习凿齿汉晋春秋、孔衍汉魏春秋、华峤汉书灵帝纪、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山阳公载记、三辅决录、献帝传、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蔡邕明堂论、汉末名士录、先贤行状、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楚国先贤传、荀绰冀州记、襄阳记、英雄记、王沈魏书、夏侯湛魏书、阴澹魏纪、魏文帝典论、孙盛魏世籍、孙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谱、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传、吴人曹瞒传、鱼氏典略、王隐蜀记、益都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华阳国志、蜀本纪、汪隐蜀记、郭仲记诸葛五事、郭颁魏晋世语、孙盛蜀世谱、韦曜吴书、胡冲吴历、张勃吴录、虞溥江表传、吴志、环氏吴纪、虞预会稽典录、王隐交广记、王隐晋书、虞预晋书、干宝晋纪、晋阳秋、傅畅晋诸公赞、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晋泰始起居注、晋百官表、晋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记、帝王世纪、河图括地象、皇甫谧逸士传、列女传、张隐文士传、虞喜志林、陆氏异林、荀勖文章叙录、文章志、异物志、博物记、列异传、高士传、文士传、孙盛杂语、孙盛杂记、孙盛同异评、徐众三国评、袁子傅子、干宝搜神记、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传、卫恒书势序、张俨默记、殷基通语、顾礼通语、挚虞决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嵇康集、高贵乡公集、诸葛亮集、王朗集、庾阐扬都赋、孔氏谱、孙氏谱、嵇氏谱、刘氏谱、王氏谱、郭氏谱、陈氏谱、诸葛氏谱、崔氏谱、华峤谱叙、袁氏世纪、郑玄别传、荀彧别传、祢衡传、荀氏家传、邴原别传、程晓别传、王弼传、孙资别传、曹志别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何氏家传、裴氏家记、刘廙别传、任昭别传、锺会母传、虞翻别传、赵云别传、费禕别传、华佗别传、管辂别传、诸葛恪别传、何邵作王弼传、缪袭撰仲长统昌言表、傅元撰马先生序、会稽邵氏家传、陆机作顾谭传、陆氏世颂、陆氏祠堂像赞、陆机所作陆逊铭、机云别传、蒋济万机论、陆机辨亡论。

--------观此列表足见其旁征博引，搜罗繁富，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