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有私是常人 2012-05-28 21:12:27
LZ老赵有没去缅北梅开恩江地区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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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就是穿越了。。。

他一直在藏区晃荡，最多加上彝族地区，其他哪也没去

@黑暗中的烟圈 2012-05-30 11:11:17
哪天改自治区为省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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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改过，其实在现有情况下，自治区和省都差不了多少，光改名没用

@毘沙门 2012-05-30 10:11:24
LZ那老赵当年有没有去黄岩岛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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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你净捣乱

回复第96楼(作者:@有公有私是常人 于 2012-05-31 22:25) 　　太监啦 　　[消息来自掌中天涯] 　　 ==========

应出版商要求写的宣传贴，本来也不让贴太多…

@fivelements 2012-06-01 13:52:09
楼主，又一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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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当，尽管天涯煮酒的精品已经越来越少，但这篇还算不上精品，它只是新书的商业宣传而已。

谢谢支持

司马公公听见会伤心的

回复第107楼(作者:@bowlongnew 于 2012-06-09 16:01) 　　藏南如何失去的?仁兄能否告知？谢谢 ==========

这说起来可就深了……

度娘或放狗搜一下“麦克马洪线”这几个关键字，一切尽在不言中

过段时间再贴一下结局

回复第110楼(作者:@左云高 于 2012-06-13 10:28) 　　武侠小说中经常有武功高强的藏僧作为反派龙套或者boss出现，典型的如金轮法王。想请教楼主现实中藏…… ==========

书里涉及了一点儿这方面的内容，一些喇嘛确实练成了常人不具备的能力，比如噶举派的拙火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门神秘的气功，可以让人在青藏高原的数九寒冬里光着身子打坐也能保持不冻伤，甚至大汗淋漓，许多知青和人文学者都见证过，应该不是假的。

嗯，看的人还不少，那就补一些原稿里有，但最后书里被取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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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边文治】（1）


尽管科举成绩不佳最后只能以捐官出仕，但赵尔丰在骨子里却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他笃信孔孟之道，推崇忠孝仁义，并终生身体力行。

赵大臣一直有个执着的理念，决心要用汉族的儒家传统来彻底改变少数民族风俗，他在川边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召集当地人进行演说，劝他们不要当喇嘛，不要几个男人合娶一个老婆，举例则总是以儒家礼教为准则。

赵尔丰的愿望当然没有实现，即使21世纪的当代，在一些边远的藏族地区，兄弟共娶一妻的现象仍然存在。其实与各民族包括汉族当时常见的一夫多妻制不同，藏族人的这种婚俗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以占有更多的异性为目的，而是有其存在的特殊性：

其一是可以控制人口，避免人口过度膨胀导致经济压力太大；其二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减少家庭纠纷，由于很难说清楚一妻多夫家庭的孩子究竟是哪一个父亲生的，父亲们通常不会对孩子厚此薄彼，同时也就避免了分家。因此，不仅藏族的贫苦人家这么做，即使是拉萨的各大贵族，兄弟同妻也是普遍的习俗，这也许是藏族对生存环境适应的一种结果。

除了排斥一妻多夫外，赵尔丰所坚持的另一项举动就是劝阻藏族人当喇嘛，为此他甚至专门组织人编写了一首《辟俗歌》，歌中唱道：

“红黄两教纷如麻，明明弱种第一法，不爱国家，不养爹妈，口中喃喃说些啥？身披氇氇为的啥？从今悟了莫理他，再不学喇嘛！”

在为川边儿童启蒙识字专门编写的三字经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

为此，赵尔丰极力限制甚至禁止喇嘛庙对百姓的影响，改藏族的喇嘛信仰为汉族的儒家礼仪。他一方面通过编写辟俗歌让学堂学生及百姓传唱，希望达到变俗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劝令喇嘛寺庙将年幼僧人送入学堂学习汉文、汉语或令僧人入学堂者一律还俗的途径强求儒化，直接排斥藏传佛教。

为了彻底消除喇嘛的来源，赵尔丰甚至在巴塘开办了僧人学堂，饬令青年童僧一律留发受训，半日读书，半日教以制坯烧陶，使各有专业，自谋生计。

对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对或错加以评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固然好，但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就没多少人能做到了——尽管按照现代观点来看，指责赵尔丰对藏族人乃至藏文明的轻视、蔑视乃至敌视，确实是相当容易的，而且确实也不乏证据，但这种个人好恶难道真就是导致问题的全部根源吗？

后世学者认为，赵尔丰强烈排斥藏传佛教的背后除了确实存在民族与文化冲突外，其实还包含着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国防建设的思路。在赵尔丰那里，藏传佛教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是风俗仪式与汉地儒家不同，而是导致“弱种”的民族危机。

说白了，赵尔丰认为是喇嘛人口的无限制扩张不仅削弱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基础，同时也削弱了世俗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从当时的现实情况看，清末巩固边防对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强烈需求，与政教合一制度确实水火难容：每多了一个喇嘛，就少了一个劳力或士兵。

其实，这样的文明冲突不仅仅存在于宗教领域之中。做为一名读书人出身的大员，老赵相当重视教育，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儿童的基础教育，他不仅大量兴办学堂，甚至以法令的形式在川边强制执行义务教育：

“夷民子弟无论贫富，六七岁即须送入学堂。有不入者，罪其父母，并罚银五两至五十两，按其家资科罪。既入学堂，除犯规革除不计外，其余必须卒业，得有凭照，方准离学，不得任意中辍，致堕学业。”

一直到二十年后的1929年，关于赵尔丰在川边大兴教育的往事，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特使访问西藏的刘曼卿女士在其游记《康藏轺征》中还曾收录了不少当地人的回忆，从这些材料来看，老赵不仅大力兴建基础设施，而且相当注重男女在教育方面的平等权利：

“赵氏既威服全康，首即注意教育，设西康学务局于巴塘，聘四川教育界硕彦吴蜀尤先生主其事，就近设普通男女学校及喇嘛职业学校若干所，复在里塘、乡城、盐井、江卡、武成、义敦各地设立官话学校及小学、巴塘男校分高初两等、甲乙丙丁四班，女校同。”


（说明：以上内容均来自正规史料，但由于时代等原因，资料的立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请读者自行甄别）

@yanxuetongxue 2012-06-25 22:10:48
想请教一下楼主,清朝的"护理"和"署理"有何区别?
感觉都是代理,但好象性质有点不一样,"署理"是不是更正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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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正式，主要与代理者的级别有关。

职衔相当或高官代理低职的称为“署理”。

以低级官充任高于本官的称为“护理”。

赵尔丰以川边大臣代理四川总督，二者级别基本相当，因此是“署理”。

【川边文治】（2）



赵尔丰的川边教育规划相当宏伟，涉及社会上从儿童到喇嘛的各色人等，设置的学习专业也五花八门，对此《康藏轺征》中写道：“并强迫青年喇嘛入职业校，教以土木工程，使养成技术人才，又设幼稚园以纳幼童，计学生人数，男子共四百余人，幼稚园二百余人，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在教学方式上，赵尔丰的理念也相当超前，在那个年代他就大力倡导双语教育了。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赵尔丰在成都正式设立四川藏文学堂，据记载两年四个学期的课程中，藏语课程共有800小时的课时，占全部学习课程总量的四分之一还多。而在藏文学堂毕业的学生并不能直接上岗，还要专门送到设在巴塘的学务局进行康区各地方言的培训，掌握了藏语方言后才派到各地任教员。

尽管用老赵的话来讲，双语教育的目的其实相当不雅——即所谓的“开化土种”，但它从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一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赵尔丰又在川边各地设置“官话学堂”，推行以汉语为载体的近代教育。就教学语言而言，赵尔丰并没有退回到之乎者的儒家经典，而是采用已经大众化的现代白话教育。除藏语、汉语外，英语教育也在其教学计划之列，而其目的则在于“以交通外务”即培养熟悉藏区的外交人才。

为了鼓励当地孩子上学，赵尔丰给学生们提供的生活福利可谓无所不包，甚至当代政府推行的普遍义务教育也难望其项背，史载学生入学不缴学费，所有书籍、纸笔、墨砚等皆由学堂供给，并发给衣裤帽等汉式男女服装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在学堂时免费供应饭食。二十年后，刘曼卿记录下了川边老人对此事的回忆，她写道：“凡在校一切消耗如饭食衣服等均由学校支给”。

但就在这些优厚的待遇中，我们也同样能感觉到某种无法言表的文明冲突——当地人对这些措施并不十分买帐，反而想方设法让自己家孩子逃避上学，难怪刘曼卿会如此不解：“待遇如此优渥，宜若踊跃从事，讵知一般士庶反皆踟躇不前，甚至有出资雇请贫人以为代替者。”

调查后赵尔丰才知道，原来当地人竟然把这种政策认定为硬性摊派——藏族传统社会中，属民有义务为领主服免费服劳役，这就是所谓的“乌拉”差役，当地人并不理解老赵普及教育的良苦用心，反而视入学为当差的一种，宁愿多愿出钱或出物作为报酬雇请他人顶替学差名额读书，从而产生了川边历史上奇特的“雇读”现象。

不仅如此，受命推行新政的当地藏族官吏还曾向赵大臣诉苦说：“不料各村百姓不惟不知大臣美意，反言小的无有儿女，不知爱惜，将我们儿女在大臣面前见好，倘如定要我们儿女入学读书，我们当父母者宁肯赴河而死。” 更有甚者，三岩撒东村头人因不愿上报学童名额，竟不惜与政府对抗，甚至导致清军士兵受伤。

对于这些因近代教育改革而导致的民族文化冲突，赵尔丰不由得发出了川边“办学教导之力，实觉内地十倍其难”的感慨。

但老赵并没有灰心，反而决定进一步加大力度，针对社会上盛传的将上学等同于“乌拉”差役的谣言，他干脆宣布“凡学生皆免除其摇役，每期考试较突出者，另行奖励”。为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赵尔丰还指示学务局，凡在小学毕业考上第一名，学生家庭免支“乌拉”差役三年，考第二名者免二年，第三名免一年，其余前七名给物质和银牌奖励。

由于上学不但不增加任何负担，而且还能得到许多便宜，许多当地人消除了疑虑，开始踊跃送子女上学。

对于川边近代教育开创之艰难，刘曼卿叹息地写道：“赵氏以为防范规避计，遂严查户籍，清点人口，有隐匿不报者，重惩勿赦，一面对于家中有子弟入学校者则予以免赋税之优待。又闻某次有一军人乘马撞乱学生行列，赵竟处该军人以重罚。余如看戏看会学生均有优先权，而为家长者终不十分热心，足见创业始事之难。”


（说明：以上内容均来自正规史料，但由于时代等原因，资料的立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请读者自行甄别）

【川边文治】（3）



对于赵尔丰的“边地兴学”，后世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在达到“混化种族”开通风气的同时，也把近代化的学堂教育传到了川边，开启了川边近代化教育的先河。

藏区教育从此由传统的寺院教育及少部分的私塾教育向近代化新式教育转变，教育权开始向底层普通民众倾斜，教育内容也日趋开放和实用，超出了过去的宗教教育的范围，从而开创了历史上“川边普通教育的黄金时代”。

确实，从结果来看，赵尔丰的教育普及计划实施得颇有成效，对此他曾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正月不无得意地向朝廷上奏道：

“巴塘—隅男女学生等，先学藏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能演试白话，解释字义。尤可嘉者，八九龄学生，见人皆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

有意思的是，爽朗的康巴姑娘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甚至还学会了汉族女孩的矜持——赵尔丰继续写道：“女生更高自位置，以礼自持，不轻与人言笑。”

然而二十年后，同样是在巴塘，民国特使刘曼卿特地向当地人询问了这里现在的教育状况，其结果令人相当伤感，赵尔丰当年的心血早已毁于一旦，而他培养出的那些有文化的康巴姑娘也与当地格格不入，只能远嫁异乡：

“后又问巴安教育近事，答云自赵氏教育摧败后，旧有学生类皆复沦入不识不知之中，女子更多随嫁汉人，流入内地。西康有歌讽之，意谓‘汉人到内地是回转故乡，西康姑娘啊，那是异域尔无往。’

“故过去曾受教育之份子去者已去，而留者复退化，今除西人所办华西学校有中学小学计二百馀人外，县中自办学校则多委靡不振，文化不进步，社会事业落伍，伊谁为之障耶。”

对于赵在川边的作为，刘曼卿感叹道：“赵氏之举措，以川人视之或以为倒行逆施，在康藏人则应憎而爱之也。憎之以其残暴，爱之以其勇为。其提倡教育固有足多者，而置图书，设官署，奏改行省，其为康之诚，爱康之深，能谓其非守土之良吏耶？”

当然，做为一名帝国专制下的官员，加之本身又是旗人，赵尔丰自然不会有什么近代民主民族之类的思想觉悟，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还是都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和皇帝的权威，而对皇帝的尊崇自然要从娃娃抓起。

比如在川边学校的官方课本中就写道：“大皇帝是我们中国的主子，我们吃的、穿的和住家的房子、栽粮食的地方，都是大皇帝的，大皇帝的恩比天大呢。”而那些新颖的教学方式和课程，其实更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

前面我们也说过，一直浸染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赵尔丰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异质文明，比如他对藏族丧葬的态度就是这样。赵曾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二十八日专门发布告示，名为《示谕关外僧俗人等严禁水火天葬改用土葬》，它规定关外（即打箭炉也就是康定以西）僧俗人等今后一律实行土葬：

“凡父母之死，则以礼殡葬，即兄、弟、妻子之死，亦必用棺木装殓，择其不受水冲、不受火烧之地而埋之，乃合大皇上之制度，倘敢不遵示谕，本大臣定提案治罪，决不宽贷，各宜懔遵！”

与汉族当时普遍采用土葬不同，土葬却是藏族最为忌讳的埋葬方式。它本来为藏民族信奉苯教时期流行的古老葬俗，但后来仅用于麻风、炭疽、天花等传染病人，至于强盗、死刑犯、凶死之人的尸体，法律上不许他们天葬或水葬，只允许挖抗埋进地里以示惩罚。

说白了，在许多藏族人看来，土葬通常只用于那些不得好死的人。


（说明：以上内容均来自正规史料，但由于时代等原因，资料的立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请读者自行甄别）

【川边文治】（4）



赵大臣从汉族伦理的角度来规定人死后必须土葬，无疑让藏族人相当反感，从后来执行情况来看，赵尔丰下达的行政命令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藏族人千百年形成的丧葬习惯，除了汉化程度较高的康定、德格等少数地方之外，土葬在其他藏区直到现在仍不普遍。

其实除了土葬之外，藏区的葬俗还有好几种。比如塔葬是所有丧葬形式中级别最高的一种，只有达赖、班禅等极少数最高等级的大活佛方可享受此种葬仪；火葬一般用于次一级的高僧大德，只有森林资源丰富的亚东等地，才对普通老百姓也采用火葬。

另外，在拉萨河谷地区，年纪不满八周岁的孩童夭折后，一般密封在一个陶罐中，挂在通风的老房子或山洞里，以保持其躯体的完整；青藏高原东南部林区则将孩童的尸体置于竹篓或木箱中，挂在特定的区域内的树杈上，称为“树葬”。

众所周知，天葬是藏区最普遍的葬法，但其起源目前已不可考，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十一世纪在印度僧人唐巴桑杰倡导下兴起。天葬有着固定的仪式，尸体运送到天葬台场，天葬师先要用柏树枝松叶架成一个香堆，点燃之后压上糌耙，这叫烧桑。当桑烟在台上升起，烧焦的糌粑味弥漫在天空。附近的鹫鹰便就要飞过来了。

天葬师对尸体进行解剖、支解，然后把肉喂给秃鹫，就连骨头也要捣碎，与酥油糌粑混合成小团以便秃鹫入口，最后一点不剩，这意味着把最后的遗体也奉献出来，佛教认为这是一种功德，能赎回生前罪孽，有利于灵魂转世。

天葬中，尸体被神鹰吃得干干净净后带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最能体现物质的轮回和生命的生生不息。藏族歌手亚东唱过一首《天葬》，那种空灵的意境恐怕是我们大多数汉族人所无法期许的：

“默默地向你挥挥手，告别我们轮回的缘分。

应召而来的神鹰，请你带走我一生的荣耀。

轻轻地走过曾经的家，记住千年不变的誓言。

应召而来的神鹰，请你打开我阳光的天路。

如此安宁，如此安详，多么美妙神奇的时光。

死亡在消失，生命已经飞翔，在那远去的翅膀上……”

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清朝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出发曾严令禁止天葬，包括赵尔丰在内的几名高官甚至扬言要对天葬者的家属执行死刑，但藏民仍旧我行我素。法不责众，再加上清廷也无力监视如此广阔的土地，禁令最后不了了之，天葬的习俗也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我们再说说藏族另一种丧葬方式——水葬，它是将死尸背到河边肢解后，投入河中，或将尸体用布匹包捆后，坠上大石块抛到河中，其余的事情就都交由鱼类完成。藏区的水葬并不算太普遍，一般是经济条件差雇不起喇嘛念经超度的人家，对死者才采用此法，另外，对死亡的孤寡者、传染病人、夭折的幼童也用此葬法。

对于水葬，汉藏两大文明的态度同样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曾在赵尔丰麾下作战的清朝青年军官陈渠珍对此有着切身体会。当年清军进驻川藏北路的道孚，陈渠珍与几个同伴一起出去散步，发现树林外的水沟里面有许多肥美的大鱼往来跳跃，这帮馋嘴的家伙立即兴奋起来。

他们自进入藏区以后每日以糌粑果腹，口中可谓都淡出鸟来，正苦于肚里没油水，便打算偷着捞几条尝尝。

可七岁的王戎尚且知道“道旁苦李”的道理，更何况几个大人？军官们正美孜孜地准备打牙祭，其中某个聪明人——据小陈说，这个聪明人就是他自己——突然想到这地方居民众多，当地人怎么会不撒网捕捞，反而繁殖出这么多大鱼？

“林外一沟宽四五尺，碧水清浅，鱼多而巨，往来游跃。余等正苦无看，将取之食之。又疑此地居人甚多，岂无网罟，河鱼之繁殖如是？”

感觉事情有点儿蹊跷，他们于是多了个心眼，暂时停下手找来个翻译询问原因，这才知道藏族人死后有几种葬俗，其中等级最低的就是把尸体投到水里，任凭鱼鳌啃食，这就是所谓的“水葬”，因此藏族人普遍都不吃鱼。

“询之通事，始悉藏人死后，不用棺封。土掩其上者，延喇嘛讽经，寸磔其尸，以饲雕鸟，为天葬。其次以火焚之，为火葬。下焉者投尸水滨，任鱼鳌食之，为水葬。故藏人无食鱼者。”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渠珍此后一见鱼就想吐，更别说吃了，这种条件反射伴随了他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清军挺进拉萨附近的工布江达，当地贵族请他们吃鱼，陈还心有余悸地问：

“此得勿食水葬者之鱼乎？”——这别不是专吃死人肉的水葬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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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内容多来自正规史料，但由于时代等原因，资料的立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请读者自行甄别）

@左云高 2012-07-17 17:28:05
不明白为何出版社去掉这些川边文治内容,莫非出版社支持共妻、文盲；至于葬俗，我看得楼主只做事实描述，不做价值判断，这样也犯了他们的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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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现实中仍存在的民族习俗与法律不符，比如一妻多夫，另外还要考虑宗教政策等等因素。

不必太在意。

谢谢大家的支持！

回复第138楼(作者:@霁遥 于 2012-07-30 12:02) 　　看到楼主帖子，当天即火速买了一本。支持楼主，尤喜“一些原稿里有，但最后书里被取消的内容”。 ==========

谢谢夸奖，争取后面再发一些书中去掉的内容，既答谢朋友们也不侵犯出版商的权利。

【辛亥百年祭】（1）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

一百年前，武昌起义的消息由英国《泰晤士报》传到拉萨，驻拉萨的川军很快在哥老会组织下集体哗变，乱军们扣押了驻藏大臣联豫，许多军官被杀，尤其是那些平日里待下严苛者多死无全尸。

凭借以往“宽厚”名声而积累下的人望，本来已被剥夺职务的前川军统领钟颖咸鱼翻身，被乱军再次拥立为统领，在他的纵容下，乱军们开始大肆抢劫衙门、寺院、商铺、仓库以及他们认为的一切可能有价值的地方。

不过，钟颖也并非一无是处，无论怎么说，身为川军最高长官，他仍是中央政府在拉萨的主权象征，不久后的1912年5月10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使他成为民国政府派驻西藏的第一任长官。不仅如此，他还显得颇为仗义，亲自跑到乱军兵营，声泪俱下地发表演说，竟然感动得乱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释放了驻藏大臣联豫。

但此时西藏的局势已经远非小小钟颖所能控制得了的了。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本已败退多时的藏军补充了大量军火物资，他们马上发起反攻，随即与清军在拉萨混战。当地人也迅速分成两派，多数僧俗支持藏军，而班禅系统、丹吉林活佛系统以及哲蚌寺的大批喇嘛则倾向清军。

最终，拉萨川军在被藏军团团包围后断粮，“不出战时，唯四望救兵，极目浩叹，并指山凹雪化处之黑影为救兵，夜间流星指为川军之号灯，群相告语，盖生机已将绝矣”，直至“粮尽援绝，马犬无可杀，草根树皮无可食，甚至煮草囊充饥”。

最后，清军不得不接受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以全部缴械为条件撤出拉萨，然后在英国人的监视下，灰溜溜地经印度由海路回到内地。拉萨一不行，西藏其他各地驻守清军也很快作鸟兽散。

逃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则风光无限地重返拉萨，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关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于1912年10月28日宣布，因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正式恢复他被清朝政府开革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但在英国的挑唆下，达赖反应相当冷淡，袁大头的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

很快，噶厦政府开始大肆报复曾与朝廷和官军交好的藏族人。一向亲中央的西藏第二大活佛、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日喀则，并在此后十余年中一直被迫忍受着拉萨当局刻薄的煎熬，直到1923年底与达赖喇嘛彻底决裂。班禅从此流亡内地，于抗战爆发的1937年底在青海玉树圆寂，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返回故乡。

年幼的丹吉林活佛由于是达赖喇嘛的亲外甥，噶厦当局不敢拿他本人怎么样，对他只是象征性地降级惩罚了一下，但其手下那些亲汉人的僧侣们则都被清洗。小活佛再也无心政治，从此醉心于当时刚刚兴起的摄影艺术，最终成长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藏族摄影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反映拉萨和旧西藏风土人情的珍贵老照片。

由于忌惮拉萨三大寺的雄厚势力，达赖喇嘛暂时饶过了反对自己的那些三大寺僧侣们，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人在此后的岁月里都没有什么好结局。十年之后的1921年，达赖喇嘛借口三大寺企图发动反对自己“新政”的暴乱，派刚刚训练好的新式藏军带着现代大炮等先进武器攻入寺院，彻底解决了反对派。

辛亥革命爆发后，已改土归流的川边藏区也发生大规模暴乱，被赶下台的土司们纷纷卷土重来，率残余势力在藏军支持下，疯狂反攻倒算，史载当时川边全境未陷落者，南路仅有康定等三县，北路仅有道孚、甘孜、德格等八县而已——前面我们说过，川边改流后设立了两个道、四个府、一个州、二个厅以及二十五个县，也就是有一多半的县已经沦陷。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赵尔丰和他的边军哪儿去了？他们当时在做什么？

煮酒最近怎么下滑得这么厉害，一直在主版的十四五名晃荡，看来全民读史的热潮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辛亥百年祭】（2）


赵尔丰此时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一切都来源于那条川汉铁路。当年，正是赵尔丰的老友锡良从洋人手中争得了它的修筑自主权，但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5月，财政困顿的清朝突然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

与此同时，朝廷却又不肯归还四川人已筹集的修筑铁路的股金，只答应折算成日后的国家铁路股票——想钱想疯了的朝廷打算空手套白狼，盘算着将路权转给列强再赚一笔。

消息传来，四川舆论大哗，不断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沸腾的民怨愈演愈烈，到了9月7日，成都数万人再次上街请愿，愤怒的人群冲击了总督衙门，一直冲到了总督办公的大堂前。

鸣枪警告无效后，当时已到任川督的赵尔丰做出了自己一贯的强硬反应，他下令清军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多人——具体人数一直说法不一，主管四川警察的“提法司”周善培认为打死七人，而革命党同志会则宣称有三十多人被杀——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于是“赵屠户”的恶名再次传遍天下。

次日凌晨，成都便被十几万哥老会成员团团包围，清廷闻讯大惊，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支援，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

由于湖北新军主力被调入川，导致了武汉空虚，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了。

辛亥革命后，赵尔丰被迫辞去了四川总督，离职后的他仍暂住在成都，而其一手带出来的那支身经百战的边军仍对他忠心耿耿，此时正在赵尔丰老部下、川边大臣傅嵩炑的率领下火速向成都挺进，这让掌权的革命党人如芒刺在背。

其实，赵尔丰是完全有机会离开成都这个是非之地的，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据周善培回忆，他不走的理由相当简单：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应该先离开险地。老赵却告诉周善培：“我同内人是五十年的患难夫妇，大局如此，我丢了她不管，她没话说，我实在不忍。”说话间已经泪流满面。

后来的人们感叹道，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相？

面对正扑向自己的如狼似虎的边军，成都已经岌岌可危，可出人意料的是，革命后四川新军却脱胎换骨般爆发出了巨大的战斗力，他们前仆后继，终于将素来瞧不起自己的边军死死地钉在巍峨险峻的大相岭（在四川雅安南部），后者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但夜长梦多，这种不利情况肯定不能再持续下去，革命党人决定动手了。终于，1911年12月22日清晨，赵尔丰曾经的部下、革命军现在的最高首脑——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率兵突然袭击赵府，这座猝不及防的府邸立刻被突破，当时赵还没有起床，据说只有一个他从川边带来的藏族丫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迅速拔出刀来试图抵抗，随即被革命军乱枪打死。

赵尔丰就此难逃厄运，当天上午，他被押到成都闹市，以煽动兵变试图复辟满清的罪名当众斩首，时年66岁。随着赵尔丰那颗花白的头颅滚落血泊，如班超、马援、陈汤那样在边疆建功立业的帝国时代一去不返了。

被阻大相岭与四川新军相持不下的边军得知赵尔丰被杀的消息，军心大乱不战自溃，其最高统帅、川边大臣傅嵩炑随即被川军所俘，在押期间他写下了《西康建省记》一书，书中系统地回顾了赵尔丰开拓川边改土归流的艰辛历程，为赵灿烂辉煌但却功亏一篑的《平康三策》梦想，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