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３郎和大姐。真相确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以为现在更多的是从当今的态度，包括对当下生活的观点立场出发，所以评价体系不一导致了不同的真相。问题是我们这些看客不要观点先行，要互相映证材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才不至于人云亦云，甚至上当，让人牵了鼻子当猴耍。

九
读书人和政治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那些读书人爱谈政治，其实却难以明白政治真谛，更不用说实际操作了。近读有关研究宋子文材料的文章，不仅得知作为四大家族之一的此公的另一面目，如抗战期间其在美国为国内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其公关能力很强，能方便出入白宫，成功游说美国诸多政要，连美国财长都被反对者质疑是否成为了中国财长。这里让人联想到胡适，当年他也在美国，担任大使。胡适通过公众场合的演讲，以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抗日支持，为抗日作出了自己贡献。可是蒋宋对胡适当时的表现却很不满意，甚至几次想换大使，后来怕胡受刺激滞留美国，引起负面效果而延搁。为什么会蒋宋会对胡不满，从文章中得知，胡适作为配角他的演讲应该配合宋子文的行动，而胡没有受宋的节制，把自己当成主角，到处演讲拿荣誉学位。政治人是讲实际利益的，一切都从实际利益来考虑，为实际利益而采取各种行动。读书人未必了解这一点，自然要受到打压，这不是政治人的卸磨杀驴，而是对事物的评价体系不同。由此想到对一个人物的评价之难，是因为存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也正因为有不同评价体系存在，我们只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而不能以一个终极标准来评价。

谢谢赵甘草、双子座思思、zhaozhiguowj　关注。

３郞过誉了，这些一时的感触是会随着心情和时间改变的，所以偶感也当不得自己一贯的认识。

大姐好，人无完人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一个角度的评价结果。有些在这个人眼中的所谓短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所认为的长处呢！如雷震事件也可能反映的是胡适理性的一面。

十
别尔嘉耶夫的书曾读过若干种，主要是朋友的推荐，也和当年阅读时尚有关，读后亦有一些体会，只是如今已经记不起来了。近读报上有关别氏著作的文章，记忆被突然唤醒。文章述及革命后别氏被苏联政权所驱逐并不奇怪，但他被同样流亡在外的各种侨民组织所排斥，不被西方的一些学术团体和机构所接纳却让人很难理解。文章认为是别氏对“革命”的态度所致，别氏始终认为，“俄罗斯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但他也指出，革命并不像披着彩虹似的美好，“恰恰相反，我很早就预见到，革命将消灭自由，获得胜利的将是极端性和对文化、精神的敌视因素”。所以他对一些侨民的观点感到厌恶，“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某种凶恶的力量、一小群暴徒造成的，至于他们，则一直站在真理和光明的立场上。”他清醒的感到，“俄国革命同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忘恩负义的。俄国革命黑着良心对待俄国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迫害，使他们沉入深渊，并不顾念他们为革命作过准备。他把整个旧的俄罗斯文化都抛入深渊，实际上，后者一直反对历史上的政权的”。以上我摘抄了一大段，即是想说明我当年阅读感受最深的地方，既一个清醒的思想者不可能让各方都满意；也让我再次感受读书人和政治人的不同，读书人和政治人的距离，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至于读书人想当机会主义者，那是另外的事。

谢谢燃烧的天堂。

３郎，按别尔嘉耶夫的意思，知识分子关注革命，包括政治的和精神的，有时两者是相契合的，此时的知识分子对政治革命是拥护和赞成的。比如当时俄罗斯革命，沙皇的专制统治是逼迫各种力量联合起来进行革命的重要因素，布尔什维克顺应了这个形势当然得到知识分子的欢呼和支持。至于在当时就能看出布尔什维克今后走向，而对革命不予支持，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都会被人民所抛弃。当然革命成功后，便以为布尔什维克因为曾得到你的欢呼和支持就会听你的，那也太天真了，还有以为自身建功立业，该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应该得到的，那就更可笑了。所以在政治上的革命和精神上的革命不相契合时，知识分子当然对政治革命会不满，通过精神上的革命以对政治革命加以影响，改良或者纠偏。

在国外，经常能看到一些古代遗存，许多还是原汁原味的。于是感慨我们如今在搞所谓文化建设时把原先的许多东西都毁灭了，再去造一些所谓现代的文明东西。地上的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在地下了，还要拜托别被盗墓者光顾过。自然板子不能全打在当代，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项羽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开始，到火烧圆明园，战火灾害对古代文化的破坏从来没有停止过。
或问，难道国外没有类似的破坏？从史籍上看也有，也很多。可我们在佛罗伦萨等地方为何还能看到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名人故居，甚至可以看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许多建筑和雕塑呢。除了人为破坏程度的因素之外，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牵涉到材料损坏的难易。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与西方在建筑用材上的木石之别，有关房屋方面的建筑基本是用木材，只有坟墓或者城墙是用石料，而西方的建筑大多用的是石料，木建筑受到破坏当然要比石料建筑来得容易，所以我们在国外看到很早以前的大教堂，宫殿，在国内却难以看到同时代的建筑，除了城墙和坟墓。
最近看《中国古代建筑师》一书的介绍，得知这其实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作者认为，中国人爱用木材建房，并非是缺乏石料，是因为古人认为，木是有生命的，木代表生命，而无生命的石料则代表死亡。我们的祖先不追求建筑的永久性。正如梁思成所说，中国古人持“不求原物长存”的理念。
我不知道这种解释是否符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因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随意成臧否，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

未经朋友同意，擅自上贴她的评论，因为很受启发。
评论人：海天飞羽 | 评论时间：2008-06-07 21:41:00
你结尾的话很有意思
在古代，中西建筑的材质不同，主要在于气候和地理位置的不同
黄河流域树木茂盛，地中海沿岸潮湿多石头
还有中国的改朝换代时往往太革命，前朝的宫殿也总是放火烧掉，倒是清王朝难得保留了故宫......
当然中西方建筑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

十二
萧公权是位政治学家，他的学术著作有几本，但都只读了个开头。前段时间陆陆续续在看他的自传《问学谏往录》，书中他讲的一件事引我沉思。一次某教会邀请我们中国学生去听新从中国回来的一位传教士报告中国的近况。作者和同学去听了，谁知这位传教士把中国的社会描写得黑暗无比，几乎与野蛮社会毫无分别，并且大肆讥评。激起了听众的不满。在场的中国学生推选杜钦做发言人。作者回忆发言人的做法：“他不直接驳斥传教士的错误，也不直接为中国辩护，但请大家注意，任何学识不够丰富，观察不够敏锐，胸襟不够开扩的人到了一个文化传统与自己社会习惯迥然不同的国家里，很容易发生误解，把‘歧异的’看成‘低劣的’。中国学生初到美国，有时也犯这种错误。他本人就曾如此。他于是列举若干美国社会里，众所周知，可恨，可耻，或可笑的事态。每举出一桩之后，他便发问：‘那就是真正的美国吗？’他略一停顿，又自己答复，说‘我现在知道不是呀！’他说完后会堂里掌声雷动。这位传教士满面通红，无话可说。”作者事后想到，“如果当时就传教士所说一一加以驳斥，或极力宣扬中国文化，夸张‘孔孟之道’如何完善，‘四千年的历史’如何光荣，听众可能会觉得索然寡味。”
一口气就抄了如此一大段。因为当时看到这里就感到写得很灵动，有身临其境之感，更主要的是如何宣传的问题。宣传固然是种艺术，但首先要有底气，这就是萧公权先生概括的，学识要丰富，观察要敏锐，胸襟要开扩。光凭一时的民族激情是做不好宣传的。

十三
闲来无事乱翻书，乐黛云的《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活》中的一个细节引起我的兴趣。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权威，我也看过她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但没有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我对比较文学的理解更多是来自钱钟书、季羡林、王元化等先生的著作及别人对他们的评论。但从本书中我第一次得知她是汤用彤先生的儿媳，汤一介先生的妻子。因为对汤用彤先生的敬佩，也连带看了汤一介先生的一些著作，（汤用彤先生的很多著作是他整理的）。乐黛云在书中述及她嫁到汤家的一些事，在他们的“反传统”的婚礼上，她当着公婆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为了划清界限，两人拒绝参加老人特意举办的婚宴，还搬到外面去住。如此一个革命者，还是党的教师支部书记，1958年乐黛云竟被补划成极右派。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1963年五一节，毛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汤用彤先生受到邀请，带着儿子一家去了，毛过来还和他们一家握了手。结果回来后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先生把一个右派分子带到毛的身边，尽管那时乐黛云已经是摘帽右派了。书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引起我的好奇：“这封信，我们也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他们的对面邻居会是谁呢？我想起今年第四期的《万象》杂志上登过汤双（即乐黛云的儿子）一文，提到过他们的邻里。果然在汤双的《燕南园旧事》里几次提到，“我们的西邻是冯友兰先生家，北面则对着周培源先生的寓所。”“我们家的对面是周培源先生家，这是我们最常去玩的一家。”
这让我联想到查良铮回国后的遭遇，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他因为“业务拔尖”、“课教得好”、“书出得多”、“受学生欢迎”，无意中竟得罪了人，在南开外文系事件中被打入反党集团成员，所谓的事件只是对外文系领导专断和不民主作风有意见，也不服气系领导的学术水平，从此查的厄运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升级。直到现在，很多当事人还没把当时的原因说清楚。为什么？当时的系主任是知名度很高的老作家，翻译家李霁野，人们也没有看到他对此事有任何解释。
任何阳光下都会有阴影，无论借助什么名义。人的主观心理都是出于为了国家、民族、革命，或者是民主、科学、公正和正义吗？

近来，看到不少卧底、或者告密之说，在那个时代又有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时代，“人的主观心理都是出于为了国家、民族、革命，或者是民主、科学、公正和正义吗？”

十四
对汉字繁简之争始终没有停过，可是近来挺繁派的声音颇大，在官方声音中有，如两会中的提议案，在媒介（包括网络）中也有。文字改革呼声自新文化运动，至今也已近百年了。记得在这过程中所有该说的理由都得到充分论述，无需后来者再为此喋喋不休。可是现在有些要求繁体字的议论很有意思，把这种行为提升到与海外交流，关乎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高度，并把简化汉字的过程影射成专制集权的阴谋。这种说法无论是为了自我炒做的一种噱头，或者是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一种标榜，还是别有用心且不论，但是这种说法和过去做什么都要和什么挂钩，上纲上线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
其实，文字的变迁是社会的必然和时代的需求，勿需赋予其过多的牵强附会的意义。我也挺喜欢繁体字的，虽然成长在简化字的时代，当年代外婆给海外亲戚写信，她要求写繁体字，于是认得了不少，当然还有喜欢书的原因，对繁体字相对熟悉。说实话，有段时间我还曾为自己认识相当的繁体字而自豪。繁体字有它特有的美，阅读繁体字书籍与印刷排版有很大关系，竖排，自右而左，线装本尤佳。（我曾在一篇读书心得中特意提到）。而现今的书籍装桢是与简化字相匹配的，横排，自左至右，若其中用的是繁体字，就有点不伦不类。记得王元化先生就非常讲究，他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就是直排繁体。当然这种著作也是为了专业工作者准备的，而不是为了普及而作。
汉字的简化过程也是一种探索的过程，好几代文字学家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并为十多亿人所适应，其间有一次公布后又废止，也是因为有些人所不容之故。我想这是潮流，虽有曲折回流，但这种向前的趋势是不会因为一些人的反对而终止，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现在很多孩子电脑用的很溜，可连字都写不好，会不会也是一种趋势呢？这可能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需，现代化是以简化、方便而追求，因为书写工具逐渐为电脑替代，中间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可言。繁体字将和它的前任一样，成为专家研究的对象，成为馆藏的文明。
我奇怪的是，在这波挺繁派中代表人物不是很典型，很少看到那些自觉运用繁体字写作的老先生的呼吁，这样理由的充足程度似乎又打了不少折扣。我想，既要改造大多数人的行为，又不想顺势而为，如果不用武力书同文，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十五
曾看到有文谈及读书的选择，从小就要读精品，这里的精品主要着眼于文字，意即文字不好的书最好不要去读，否则对将来写作中对文字的把握就可能带来影响。因是转述大意如此，我当时读了也深以为然，精品对人的熏陶和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当然读最好的书一要引导，二要有钱，不是一般人家能做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认识有了变化，任何事物都是在比较中得到真理，比如幸福，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体会。什么书好，文字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何况，文字也是在发展的，那个被普遍认同的经典，其文字也不能代代通用，当年拍案叫绝的文字后世还需翻译才能弄懂。即便你曾受到优秀的文字的熏陶，也不能意味着你具备了欣赏优秀文字的能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你仍然要受到时代环境对你的影响，能独立于世的是你具备的宗教情怀和人生价值取向。
真正的经典是那些体现人类文明精华的东西，文字则是为了表述这些内容而存在的，好的文字应该能清晰准确表达有关人类文明精华的思想内容，如何表述，是否精当，所以说没有好的内容就不可能有好的文字。
从这个角度看，读书读文章也应该多读，读不同类的，读种种文字，以此锻炼自己的眼光，形成自己的看法。只要是最恰当的表达了想表达的内容，这样的文字就是最好的文字。

谢谢金斧子、iaflbod二位。

十六
曾在《建筑与理念》一文中谈到中国的建筑主要是木材结构，西方多的是石头建筑，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以纠正自己自己在旅游中形成的一种偏见。近日看到汉宝德写的《中国的建筑与文化》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文化里，建筑并没有客观存在的价值；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人有寿命，建筑也有寿命，它因着主人的生命节拍而存在。中国人的纪念性在于子孙的繁衍与发迹，而不在建筑的永固上。如果子孙超过前代，他们必定会再建造更大更豪华的住宅，以“光大门楣”。所以，使用有生命的木材，比使用不会腐朽的石头，更有生命的意义。可见中国的建筑学家们对传统建筑有着深刻的领悟，这又是与文化有关的一说，且存于此。

十七
虽然我对社会政治不甚关心，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让你不满和无奈的同时，也让你不得不去思考原因和对策，哪怕是浅层次的或是急功近利的。因此在浏览各类信息时对一些人提出的有关解药也会多看几眼。在报上读到江苏人民版的《莎士比亚的政治》书评，其中有些观点颇有启示，因没看过原书，其中一些观点是否书中的不得而知。
在谈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上作者写道，作为一个共和国，它又是那个时代最具有包容性的城市。共和政体的包容性，本应表现为对宗教差异的接纳，和对民族习俗差异的宽容，但实际上，这种接纳和宽容却仅仅表现为克服，即用某种替代物来转移不同宗教和习俗之间的冲突，从而克服这种冲突。这种替代物就是商业精神，并且是体现为法律的商业精神。用经济学或者说用利益协调来消除政治问题，这是典型的现代方式。然而，法律却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莎士比亚分别通过喜剧和悲剧的形式要追问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差异性的共存法则是否成立？该书作者布卢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解读。按照布卢姆的看法，《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利用法律本身的局限所进行的审判以及故事喜剧性的结尾摧毁了夏洛克灵魂深处的法律精神，而这正是对于那个献身法律却被法律欺骗的伟大民族的深刻描述。同样，《奥赛罗》本来表现出来的挣脱习俗的普适性的理想，结果最终不容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又如该书的另一位作者哈瑞.雅法解读《李尔王》时揭示了政治局限的两层含义，即便是完美政体，是否可能长存？又如何长存？其次，考狄利娅抵触父亲的行为彻底动摇了政治的根基。对于真和爱的要求之间无法弥合的冲突，最终摧毁了正义，这都是李尔王的悲剧的核心。

十八、
当年巴金复出除了他的文章外，主要标志是他翻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的出版。在当年解冻的年月里，读这本书不仅无助于人们的兴奋，反而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它让人们去回忆去思考，去挖开已经结痂的伤疤。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巴金的文字充满了敬佩，因为我自认为巴金把赫尔岑的感觉忠实地表达出来了。记得在后记中他写道，当时他在翻译此书时并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学习，赫尔岑的文字中有“一团火”，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别人，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巴金的后续翻译，后来阅读项星耀翻译的全书，已经完全没有了读巴金译著的感觉。当时巴金复出后曾有宏伟的创作计划，包括翻译，但后来他没有时间去完成了。对一个充满期待的读者来说，是相当遗憾的。
同样，我曾看到不少作家文人的计划，最后都未能付诸实现。如丁玲，如柯灵等。也许在他们以后的时间里，那些计划并非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如今自己对此也有了体会，生活中会想到很多的事，也准备了一个计划，但一有别的事情缠身，就把那些计划往后推延，最后就不了了之。现成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网上挖个坑，本以为会成为一个系列，可是一有新的念头，就会又去再挖个坑，如此坑越来越多，有的深有的浅，结果都没有完成。所以自己对巴金等作家的无奈有了了解之同情。
要做成一件事确非易事，当年批判丁玲时，对她的一本书主义有过批判，丁本人解释认为这些批判误解了她的原意，其实真要把一本书写好又谈何容易。当然对那些聪明才俊者来说另当别论。坚持做好一件事，写好一本书，是要花大力气的。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后记中说，他觉得书中存在着不足有待再版时修订，后来此书一版再版，他都因手头有其它写作而无法做大的修订。而钱钟书一直对他的《管锥篇》进行增订，以至每再版一次便有一次增订，直至重病不起前他还在做这个工作，计划中的全唐文部份在有生之年也就无法完成了。最了不起的是冯友兰，也许因为他的高龄，他最后使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成为全璧，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立志的问题，而是要坚持，只有坚持，才能完成自己在做的事。

十九
杨宪益的《去日苦多》出版不久，就传来杨先生去世的消息，虽说我已有几种先生的著作，还是萌生了想买《去日苦多》的念头，以寄托对先生的纪念之情。《去日苦多》作为大家文库丛书的一种，精装本，外观非常大气。全书共分三辑，分别为“世事沧桑”、“译余散札”和“译余偶拾”。此书的不少文章非常眼熟，比如第三辑的名字和杨先生出过的书就同名，于是我找来杨先生的《译余偶拾》对照，一眼就发现里面有一篇文章的题目相同，“《高僧传》里的国王新衣故事”，在新书中题目只改了两字，为“《高僧传》里的皇帝新衣故事”，里面的内容自然相同。我又去翻看杨宪益的另一本书《漏船载酒忆当年》，这本书是杨先生的英文自传翻译过来的，发现新书中第一辑里不少文章与自传一样，只是文字有所不同，可能是译者不同之故吧。新书中不少文章也在一些其他媒介中看到过。如此编著，我想可能不是杨先生的本意吧，当是编者所为。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心里对新书总是有点不是滋味。
就编书而言是很见编者功力的事。我曾在一篇读书心得中对选集谈过自己的体会，一般来说，编辑要么是按照主题的集合，或者所选文章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或者显示年代的变迁。如果对同一作者的旧作没有理由的重复批发，除了为钱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我看过黄裳的《嗲馀集》，是林贤治做责任编辑的，书中基本都是旧作，但是把这些分散在不同书中的旧作按照来龙去脉集合起来，让读者了解了很多文章外的事，读到另一番含义。编者的功力就体现在推陈出新上，让那些旧作重新编排使读者有新的领悟，而不仅仅是内容的重复批发！

小色兄，我是从读《西游记》等四部书开始，陆续接触的都是一些明清说书的小册子。然后是大量的苏俄作品，再延伸到法国和英美，受五四以来新文学影响很大，但那是历史特定阶段的选择，我感到有几本书是可以成为向导的，费迪曼的的《一生读书计划》，大卫.丹比写的《伟大的书》等，中文都有译本。另外可以从各类文学史或哲学史中（国内外都有定评的）选择要读的书。当然了解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鲁迅和老毛的书是不能绕开的。还是欢迎你经常来博客踩踩。
另，问好石专兄。

谢谢大姐。

小色兄，这两本书我的印象也不深。当时还是对国外文学兴趣更大点。

二十

读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其中谈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段记载，“(秦王政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毐等败走”。而后他提出了四点疑问：一、嫪毐发兵，攻击的对象是谁？史书上没有交代。二、嫪毐之乱爆发时，嬴政在雍城举行冠礼，嫪毐在咸阳发兵。那么，这个时候，帝太后赵姬在哪里，她在做什么？她与这次政变究竟有什么关系？史书上也没有交代。三、嫪毐之乱爆发时，秦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道王令，我们称为“攻毐令”。接受“攻毐令”的第一位大臣是相国吕不韦，他与帝太后关系密切，也是介绍嫪毐给帝太后的牵线人，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究竟持什么立场，有什么行动？史书上没有交代。四、与相国吕不韦一道接受“攻毐令”的另外两位大臣，是昌平君和昌文君。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封号，他们的官职是什么，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究竟是谁？他们与嫪毐之间，与秦王嬴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史书上也没有交代。作者认为，这些直接关系到嫪毐之乱真相的问题，史书上全都没有交代。看得出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根据秦国史书的残缺记载，披露了嫪毐之乱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详情和背景，也不清楚。然后作者根据战国的故事对这段史实做了一些解读。并提出结论：比较这段故事和《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史记》的历史世界是如何编撰的。
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当年读《史记》时也有不少困惑，尽管相信司马迁对史实的忠实与客观，但是要对手中的资料进行推测解读，或者要弥补因资料所缺失的环节做某些调整，如此还要被称为客观确实说不过去，这也是司马迁们的难题。虽说在春秋左传中曾读到过一些史官以生命捍卫史实的故事。可能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记录在案的东西可能被有意无意的失散或者篡改。即便是记录的事实，在此后的使用中因不同立场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从不同的人中收集到的史实本身会扭曲和变形。最近看了《刘统：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很多观点并不新鲜，为什么现在他重提这件事，因为当代人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信用危机，所以对过去的观点也产生怀疑。刘统以来自档案的事实并加以外界的资料比较，对过去的观点作了合乎事理的阐述。或许人们还会怀疑，但一切要凭事实说话。只是事实怎样进行多样解读，况且前朝的历史为后来替代者所写，他们对史实的处理自然会受到本朝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前朝的史实用本朝客观的眼光整理。如此，司马迁们以客观要求主观，又以主观影响客观，历史便在不断制谜和解谜中盘旋。后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就是从这个现象上来说的。
历史承认事实，比如帝皇史，那些通过阴谋和血腥夺取宝座的，谁上去都得记上一笔。如秦二世上台导致历史改写，唐李世民利用玄武门事变上台，宋太宗的“烛影斧声”抢班夺权，明朱棣抢侄儿的皇位及清雍正在光明正大的匾下的黑暗操作。可是其间的过程有多少佐证，据考证，我国从唐朝始出现了邸报，主要是为了记录宫廷的一些情况，后来发展到清朝有了所谓的实录。但是这些记录能反映史实么，许多史实在当代就会遭到人为的扭曲和假造，如上面所举各例，秦始皇死后，遗嘱就被篡改，所谓应该是扶苏上台等都是设想而已。宋代出现杜太后传弟不传子之说，为此邓广铬先生还专门发论文进行考证。清雍正种种谜团到现在还难以解开，有多少清史专家卷入其中。这些在正史中的记录有多少能相信呢？不相信你又怎样去辨别呢？很难！这也是司马迁以降的史学家们头痛的问题。当朝的档案不能解决其中的问题，而外界的传说只能把水搅得更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