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人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浅薄，无知才能无畏啊。此次重读一些书，发现在当年阅读时却无法领会其中的真谛，只是满足于看过了，也会赞美一下其中的言辞，有时为了其中的几个名词概念而夸夸其谈，仿佛自己掌握了原子弹似的，好像是独立思考了，其实还是人云亦云，更多的还是被作者或者是评论者和当时的形势潮流牵着鼻子走。是的，过去所看的很多书也有启迪的作用，也能成为夸饰的资本，而今看来，很多知识只是了解个皮毛，看似深刻绝没有大的作用。读书必须加上人生阅历才能理解其中三味，读书只有多了才能培育自己的理性。当年读书时有本指定的书《史记选》，记住了编选者名字王伯祥，不过，读书时主要是在课文的内容，对编选者的作用并没特别认识。是啊，二十四史中《史记》也就10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属于偏少的，无非是选文，按照一定标准就是了。后来才慢慢领悟到其中的甘苦，这首先要对《史记》内容熟识，这不是一般的熟识，还要对古代历史知识和相关知识的熟识，要像朱东润那样对其中的知识的进行考索。编选中的每一个注解背后都是深厚学问做基础的，这可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才能做到，以已通才能通人，否则要贻笑大方。这次在翻阅老先生的《庋榢偶拾》时，对此有了更深体会，抗战前他的图书就逾越万卷，后毁于战火，后又积二万多，此书即部分书的记录，内容涉猎之广让我惊叹，其中还有对所读之书的辩证，阅读可谓之细，哪像我等囫囵吞枣式的阅读。
说到编选，我这次又重读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对此书当年海内外是一片叫好，当然是专家们的喝彩如胡适等。当年阅读此书既是为了一种时髦，也是为了欣赏钱注的语言，那种特有的《围城》中已经表现过的幽默的比喻，不仅让这本学术著作好读，而且还有助于对诗家诗文的领悟。可如今重读，发现过去的阅读还是肤浅，因为钱氏之所以这样选注，是有他的研究在里面，除了形势的要求，他必须选一些符合时代要求，表现阶级斗争理论需要的诗外，（只要你亲历过那个时代，你会很容易找出类似的诗，也能看出选注者的勉强，不过选注者并不是无原则的选择，还是找那些有艺术的，尽管是矮中拔长。）钱氏对宋诗的欣赏意向是很鲜明的，也完全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我在翻阅《槐聚诗存》时偶尔发现，他在书前赠杨绛的十首诗中有不少用典，基本用的是宋典，不也反映了他对宋诗的熟识。）在《宋诗选注》中，我读到了钱氏对宋诗的主体把握，对诗人的研究和评价，对诗的版本和文字的考证和勘误，以及宋以来一些诗话对诗人和诗的评论及选注者对这些评论的评论。这不仅要对宋诗在整个文学史的地位的研究，作者自己要懂诗还要了解同时代和历朝历代同行的评价，这可是要读多少书啊。（按钱氏研究，宋诗和唐诗最大的不同是以书资诗，基本是用书本的知识入诗，这样比注唐诗要更难。）即使如钱钟书这样的大家所做的《宋诗选注》，还是请了王伯祥进行了审订。这是切切实实的真功夫，要知道那是在没有电脑的时代里，即便现在有了电脑，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就是录入还会发生手误呢。

二十二

近读徐岱论文《重申柏拉图》，里面提到现今学术界不在研究问题，而是像媒体一样在制造话题。这个观点很精辟！一是准确把握了传媒的特征，主要是炒作话题，所谓策划，所谓聚焦热点难点，所谓三贴近，传媒的敏锐嗅觉就是看如何从无量的信息中发现选择话题从而引导舆论。而学术界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问题。可目前急功近利浮躁之风蔓延学界，真正的问题乏人关注，可以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的话题五彩缤纷，仿佛学界一片繁荣景象。但话题替代不了问题，而且也不可能为你脸上贴金，也许一时可以吹一下，当泡沫消失之后，该要解决什么问题还得解决什么问题，结果是你浪费了金钱丧失了时机失去了信用，或后悔或成为历史的罪人而已。当然这种现象也不仅仅是学界，政界经济界军界普遍如此，体制内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派系也是如此。
人的天性喜欢起哄跟风，理性的培养在于后天的教育，启蒙是永远的事。理解经典，特别是从不同的角度，结合当下的问题来理解经典，无疑是启蒙的有用手段。

这个概括似乎过于简单。
----任远兄好。看了一些书，这个概括颇为通行。

谢谢晓暮、苏阿仑、我似游鱼诸君

二十三
回忆是不那么可靠的事，问题是如何来看待回忆。一种是作为一种参考，那个社会的大事是不会大错的，也有案可查，回忆的细节如果不去做研究，不做为依据，也就糊涂在那里，不当回事。还有一种是为了研究，那就要考证，虽吹毛求疵有时为了说明问题还相当重要，因为还原了事实。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就是这么一本书。
最近读了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此书过去也读过，不过最近读的版本是周海婴主编的手稿本。重出此书的目的据认为是为了还原事实，既此书是许的原创，与后来出版的经过他人修改的回忆录不同。同时，此书也据一些新的发现及朱正的《正误》做了修订。
从手稿本可以看出，许的写作是奉命之作，且要赶时间，所以文章既要有一定高度，这就牵涉到如何选择材料上，同时，因时间仓促不能从容的整理核实材料。确实，和学者研究写作相比，亲人的回忆除了自己亲历的记忆外，往往采用口耳相传的材料较多，（这些材料其实收集更难，有些完全属于抢救性质），且不会因写作而去进一步核实。但就其大部分来说是真实可信的。朱正的《正误》也让我们能更准确地了解当时一些人和事，但他在论证过程中却没有理解之同情，有时让人感到作者是故意在虚构的暗示让人不好接受。他在一些篇章中其实也提到一些记忆失误有客观原因，但总体上给人感觉就是要让作者的亲人回忆写成学者考证那种形式，这本来就是很难做到的。
以前曾写过一篇《从两个湖南老先生说起》，对比着讲了我对钟叔河先生和朱正先生两人的感觉。在此文中我对朱正的感觉有点苛责，虽然认可“他不仅挑战鲁迅著作中字词义的释解，还用资料的考证试图纠正那些对事实过度的诠释，还事实一个本来面目”。但是也对他有所保留，“就是他那副正义在手，得理不饶人的态度”。
对照《鲁迅回忆录》手稿本，我同时翻阅了《鲁迅回忆录正误》，发现朱正确实非常自信，这来自于他的阅读量，他所掌握的材料，他对此事的研究。不过他也很坦诚，至少他附录的冯雪峰给他的信中完全保留了冯对他的委婉批评，他的论证文章也写的很好，考证给人感觉滴水不漏。不过，看完之后我感到有些欠周之处倒是要引起我等注意的。一是考证再完美毕竟是推测的，有时事情偏偏不是考证的那样，如鲁迅和李立三见面一事，朱正认为许广平说的不正确，因为在谈话中许并未参与，是一种想像，而应采用冯雪峰的材料。（许写回忆录时冯已遭批判）。而许这段材料恰是来自谈话人李立三的书面回忆。二是应了那句老话，说有易，说无难。《正误》中有几段考证除了推测没有任何旁证，所以也无法让人相信许说的不是事实。三是有些考证主观性太强，如对《故乡》写作时间的质疑，认为文章末尾所注“一九二一年一月”有出入，可能是2月初写的，证据是根据《鲁迅日记》此文是2月8日寄出的，此后在《新青年》中刊出。这就难以服人，因为一月份完成的，放一段时间到2月8日寄出也是可以的。
不过无论如何，朱正做学问的态度是认真的。这在当下更应发扬。

二十四

2011年第六期《读书》上有一篇彭龄、章谊的“逝去的风云”，写的是有关许广平创作《鲁迅回忆录》一书的情况。文中提到，许的书中有对胡风和冯雪峰的评论，在当时的形势下，此二人已经成为对立面，许在书中当然有应景的批判文字。不过这不是许广平的本意，这从另一本女作家丁宁写的《岁月沧桑》散文集可以印证，当年批判冯雪峰时，许广平有两次发言，而这两次发言是在夏衍等人揭发冯雪峰在1936年到上海时没有和他们联系，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时的即席发言。其中就夏衍等人说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是冯雪峰与胡风假借鲁迅名义搞的，许广平做了第二次发言，丁宁说，这个发言看似打在雪峰脸上，却痛在周、夏心里。可见许广平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许广平那本新出的《回忆录》手稿本我刚看过，其中有关批评冯雪峰的文字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虽然在书中有好多次提及，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和冯雪峰的关系确实密切。《读书》这篇文章引起我注意并不是这些，而是夏衍当时的做法。前段时间我写了“说夏衍”，这是我读他的《懒寻旧梦录》的联想。夏衍此书的重点是左翼十年的回忆，通过回忆为他后来遭受批判时一些指责辩白，我看后得出两点印象，一是他做具体工作，对里面的争斗了解并不多，主要是周扬在做的；二是和鲁迅的关系也并不是像传言那么恶劣。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冯雪峰的做法不是很满，特别是1936年回上海的做法。
作为文章老手，夏衍的回忆貌似非常客观，他在《回忆录》中多次借用茅盾的文章来说事，全然不顾茅盾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及某种不可言说之处，比如许广平的《回忆录》一样。引用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在引用中含有自己强烈的倾向性。（这在周作人的那些看似平淡的摘抄文中也能体会到，这些都是真正的文章老手）。虽然夏衍在这本书的回忆包括后来续写的回忆中对知识分子得不到信任的做法表示了质疑，可是他并没有检讨反思自己的做法。至少在批冯雪峰时，作为他来说并不仅仅是奉命行事，也是有他个人的观念在其中起作用。而且他的那个批判手法，张冠李戴，指鹿为马，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难道是追求真理的人所为吗？因为后来周扬就到鲁迅博物馆中借出原件，明白了所为是胡说八道。夏衍做为当事人当然难辞其咎。
追求真理是非常痛苦的，不是随便拿个理由可以说明自己的正确，只要发生过，许多细节总会浮出水面，无非是时间长短而已。

谢谢楼上各位，新春快乐。

二十五

鲲西在他的新作《寻我旧梦》中谈到冯友兰的一事引起我的注意。当年他在清华任文学院长时，在班上最器重的学生是冯宝麟，每有疑问必询他看法。在文章中我得知这位冯宝麟就是冯契。巧得很，这二冯的书我都有，买的时间也相差不多，记得当时好像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兴趣，大概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是很过瘾，就把目标集中在冯友兰身上，先后买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当时只出版了六卷），《中国哲学简史》《贞元六书》及《冯友兰学记》。由此，只要看到冯友兰的书就会购买，后来又买了《三松堂自述》、《中国哲学史编》第七卷和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只是他的《全集》我不敢买了，一来价格有点吃不消，二来他的主要作品已经有了。在大规模购买冯友兰著作不久，我先后买了冯契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二冯之间的关系，我还以为冯契是新生代的学者，他吸引我的原因是如此系统的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读书总能让人产生一种意外的收获。鲲西的书就让我知道了二冯之间这么一个联系。文中写道：“在一度卷入实际上是“四人帮”搬演的所谓儒法之争这节丑闻后，四凶覆灭，冯先生又恢复了自我，以下是师生的对话：师：怎么样？生：说你想说的话。”这段对话很有意思，确实是哲学家的语言。

二十六

多少感触，若无突破点，就只能萦绕在心间，无法流露笔端，最后自生自灭。就像壶中沸水，没有壶口，就只好在壶中沸腾着，要么烧干要么冷却。
曾在《读书》杂志上读到过赵越胜的文章，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文字文采蜚扬，在典雅的叙述中，那些日常的信息，个体的思考有着别样的光彩，透露出一种精神贵族的风范。我有时想，这是那些鸿儒们聚会的沙龙里的产物，读这样的文章无疑是种精神上的享受。于是那天当我发现他的《燃灯者》，那本有关周辅成先生的书时，毫不犹豫地买来。于是我有了一次愉快的阅读，并引发了我的思绪。
《燃灯者》是一本回忆性质的书，记录了作者对周辅成先生最深的那些记忆。当然，这不是一般的传记，需要大大小小资料的搜集，书中所选的资料都是作者的亲历，传达了作者对传主的主观感受。同时此书也非一般的评述，虽然作者的主观评价时时穿插其中，却没有刻意要为传主的思想集大成。全书由作者自身经历的几个关键场景串联而成，看似结构有点跳跃，其脉理却一以贯之。
此书具有赵越胜一贯的写作风格，细腻而不失风采。无论是对场景的描摹还是对人物的刻画都非常精彩。尤其是记录周辅成先生的一些对话，很淡然很日常又很经典，仿佛在话语的背后有无穷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不知道赵越胜在还原现场时是凭记忆还是记录，若是记忆，那么在佩服他的记忆力同时，也对这些话语能给他留下长远的深刻记忆而感慨不已。若是记录，我相信也是作者有感触之后的记录，否则多少话语，恰似一地鸡毛，留在书中的只是雪泥鸿爪，均有深意在焉。就像孔子弟子记录《论语》一般。
书中记述作者初次去周辅成先生家问学，先生的指点看似普通，指出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然后便开出一些书目，并做了解读，好像很随意，却显示了先生深厚的功底。在交谈中先生从莎士比亚的戏剧谈到了哲学，认为莎士比亚戏剧里面具有的人生哲学，要比一般哲学著作高明，他以玩笑口吻谈了一段经典的天才观：“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哥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这段话给我带来震动，我以为，按照周先生这样的标准，一等的天才其实并不具体在某个专业里，而是着眼于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若此我们要对多少教科书中的名人重新排名。
无疑，本书有着多重意义，虽然作者的主观中要竭力体现他心目中的传主，试图把周先生打造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或许周先生正如作者所言的那样。但对于我们没有此心结的大多数读者来说，此书传递了获取某种专业知识的一种路径，要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范围再广些，就是传递了怎样读书，为什么读书的一些知识。加上赵越胜优美的文笔，真让人受益非浅。
这可能是我今年完整读的第一本书，赶紧记下稍纵即逝的感想，免得日后忘记

谢谢
豆蔻梦乡

"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哥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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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划分很有道理。不过，所举的例子恐怕太不恰切。
若说莎士比亚把哲学讲透，还不如举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例子，还更服众。
康德黑格尔算二等天才，这不是让歌德席勒坐立难安吗？
福楼拜老师直接跨入三等，也越级越得厉害了些。
-----这是需要自身的经验在里面，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在年轻时，对这类老人言往往会质疑，等到自己有体会时，也会只道“天凉好个秋”。

二十七

读古籍，我一般不爱读译文。遇古文不懂之处，就找有注释的版本，特别是著名专家的笺注本。如此，不仅能大致弄懂文章内容，更能领略读古文的情趣，还能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我一直以为，如果仅读古文译本，除了方便明了内容之外，（其实再好的翻译，内容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即便是光盘复制，也存在信号损失的可能。）其它的好处都无从谈起。对于阅读古文者来说那还有什么意思。
那天，我到楼下的书店，这是一个有着一万多平米的大卖场，来了几次却没有走遍。也是偶然，我逛到了这家书店的特色区域，图书特卖区，里面都是打折图书，（我猜测，这大概因图书外表有损毁，或是不成套，或是库存积压），这在其他书店很少见到。我是不大去旧书店的，一来在这种场合碰不到什么好书，二来不喜欢卖相不好的书，三来牵涉诚信，那些地方不少图书是盗版，而且往往里面错误百出。我想，在这种大书店里至少第三个因素不会存在。果然如我所料里面很多书就我而言乏善可陈，我先淘了两本极便宜的和专业相关的教科书，说实话，要是不打折可能我也不会买。
这时我发现了贵州版的《水经注全译》，译者中有陈桥驿先生，半价。于是原先的那些成见一下抛到了脑后，毫不犹豫地要了这套书，尽管书封有折，书也有点旧。
在众多古籍中，《水经注》是我喜欢的一种，那还是读大学时受的影响。当年为了配合学习古代汉语课，要选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水经注》节选也在其中。老师提出有些精彩篇章最好能背诵，说来也是喜欢，我是讨厌背书的人，却背熟了课本中的不少文章，包括《水经注》节选。这些选文篇幅都不长，读起来还朗朗上口，从那时起我明白一个道理，好的文章通过朗读别有一种魅力，《水经注》就是这样吸引我的。《水经注》言辞优美，在交待河流走向时顺带介绍流经领域的风土人情，神话传说，融知识性艺术性为一体，让人读来赏心悦目。记得文中大量用到“又”字，就是“再”或者“继续”的意思，给我印象很深。我不满足节选就买了岳麓版的《水经注》，当时对版本并不是太在意，目的是尽早读到全本。
因为喜欢，所以总想弄到好的版本。当年为了写胡适读了很多资料，发现他对《水经注》研究下了很大功夫。我在《我的老朋友胡适之》一文中写道：“在这些争议中，有时真理也并不站在胡适一边，最典型的是关于《水经注》一书的考证，胡适一直想为他的同乡戴震所谓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注本一事翻案，为此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收集了很多证据，写下了大量论著和函札。在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载，他曾得意自己的成果，‘用千百个证据来把这个诬告的大案子昭雪了，使全祖望、赵东潜、戴东原都得着一个公平的估价。’可是一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结论还未取得学界的共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如矢志不渝研究《水经注》60余年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就曾认为此事无反可平，如今陈桥驿整理的代表当代最高整理研究水平《水经注校证》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里就涉及到陈桥驿先生，我国著名的《水经注》研究专家。可是我一直没买陈先生有关《水经注》的研究论著，因为陈先生的著作都是结集出版的大部头，书的价格都不菲，我不是专业研究者，没必要也没能力买。这次发现他领衔译注的《水经注》，又是打折，自然很欢喜。他在序中说，这本书他没有挂空名，也融入了他的研究，因为要全译，版本中错讹之处，语义难解之处是必定要解决的，没有研究也很难做好全译。之前他曾点校出版过戴震的武英殿聚珍本和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这两本，都是学术界公认的《水经注》名本，它们代表了明清以来《水经注》校勘的最后成果”。陈先生就是用前者作为底子，后者作为补充形成全译本的基础。我想，全译本出版于1996年，虽然有点早，未必包含后来十多年的学术成果，但主要研究应该在里面了吧。这也了了我想拥有陈桥驿先生的著作的愿望，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本子。

二十八
那天整理抽屉，从里面翻出厚厚一叠各地的地图，都是我到过的地方吧。记得肖乾有本回忆录，叫《未带地图的旅人》，他这辈子走得多，看得也多，写得更多。满世界的跑，估计许多地方的门槛都被他踏破了，这从他的书中可以得到证实。我等一俗人，走的地方少，见个世面不容易，每到一个地方都觉得很兴奋，总想留下一些纪念，就像有人学着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心上洒尿的目的，到处涂鸦“某人到此一游”一般。当然我是想自己留下一些纪念，那就通过购买哪些东西来实现，搜寻地图就是其中一种选项。其实到一个地方，无论是匆忙还是有较多的空闲，按图索骥似地去游走毕竟不多，保存一份当地的地图主要是为了留念，也许今后能指点地图，回忆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如此，几年下来竟也积累了厚厚一叠地图，都还是崭新的。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地图。那还是读中学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册《世界地图》，成了我最喜爱的图书，我会经常在广播中听到某国某地区的新闻后，翻出地图册查找某国的方位。尽管我在中学没有上过地理课，后来辅导孩子学习地理竟无师自通，什么国家在哪里有什么山脉河流张口就来，在孩子面前小小的得意一把。这本《世界地图册》虽然印刷装订精致，可也经不起我的频繁翻阅，已经破旧。不过我保管的还是很好，破损处都有修补。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洪流中，这本地图册已经是陈年黄历了，世界版图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版图的变化反映的不仅是一种历史过程，也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念。在读中国历史时，历代王朝的疆域面积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里有历史研究的课题文学作品的题材，也牵涉到民族认同的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命题。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统一和分裂的争议，汉奸和民族英雄的认定，爱国还是卖国的纠纷，等等等等。自从得知有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后，就一直想得到。一次在杭州晓风书店，一位教师模样的人拿着几本地图集对老板说，他已经买到全套新版，这些陆续买的不成套的不要了，想请书店帮助代售。老板于是问我要不要，书的品相绝对不错，最重要是价格便宜，最贵的也就5元多点。可惜的是全套8册只有4册，我犹豫了，老板说新版的要100元以上，你以后再配吧。是啊，这还是1975年版的，前面还有语录，也非常珍贵。我下决心买了，只是这套书以后再没有去配齐。
如今家里的地图都是过时的产物，历史地图是过时的，世界地图也是过时的，想不到抽屉里那大叠的地图同样是过时的。若说读地图就是读历史，家中的地图都成了历史，拿着这些地图说事发思古之幽情尚可，用来指点江山可要大错特错了。如今到一些城市还真不敢再买地图，因为拆迁，城市变化实在太快，有关部门叹修订地图都来不及。问题是地图变化背后没有带给人变化的欣喜，而是速朽的历史让人触目惊心，多少历史被商业利益埋葬在尘埃之中。

二十九
中国是诗的王国，从古到今多少人多少诗，哪能尽读，单是一部《全唐诗》就有900卷，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且《全唐诗》虽号称全还不是最全的，如当代学者陈尚君后辑的《全唐诗补编》，加上其他学者辑录的《全唐诗外编》，唐诗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唐代诗人就有三千七八百位，诗达五万五千七百三十首。便是一个诗人的全部作品，不是专家，普通读者只要了解一些人云亦云的诗之外，也不会去全部通读。于是就有了选本，从孔子当年删削而成《诗经》三百首起，历朝历代都有各种各样的诗选，直到当代。为了让后人能理解诗，那些选家还要不断对诗选进行笺注，于是好的选本好的笺注成了读者的首选。我喜欢读诗，购买了不少诗选。从教科书中的诗选，普及版的如《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到那些名家选本，笺注本，买了也不少。
也习惯了，只要买诗选，一看作者是否著名，从屈原以降中有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山谷直到明清的钱谦益、纳兰性德、翁同龢等等，只要知道有买家中就备；还有就看是否专家选编或学有专工的注疏，如沈德潜的系列《别裁集》诗选，邓广铭之于辛弃疾的词，还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等等；有些诗人虽在诗史上地位不是很突出，但选注者名气很大也会照买不误，如这次就买了吴宓评注的《顾亭林诗集》。买这类书更多的不是为了诗人作品，主要是学习评注者的研究。就像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哪里是对柳身世的兴趣，完全是关注陈先生的研究而已。而这类研究确也能让读者受益匪浅。购买吴宓评注的《顾亭林诗集》就是出于这种心态。
为古诗词做注是很见学者功力的一件事。如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几乎一生都在修订当中。像王瑶和袁行霈都注过陶渊明集，前者极简后者极繁，反映了两者研究方向的不同。吴宓爱诗读诗写诗，又具有中西文化学养背景，他的评注自然引起我的兴趣。可是粗读一过完全不像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给我的感觉，好像只是别人评注的抄录，主要是黄节先生的注，间只有少量的“宓案”，不见吴宓自己的特色。黄节，原名晦闻，民国元勋，著名学者，曾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在诗学上有很深造诣。我读过他的一些诗学著作，如《汉魏乐府风笺》、《鲍参军诗注》等，其笺注很见功力。我没有看过他的《顾亭林诗说》一书，不知和吴宓所评注的有何不同。
从介绍中得知，吴宓评注顾诗确实是因了黄节的影响。吴宓最喜欢的诗人是杜工部、李义山和吴梅村，“以天性之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因黄节对顾亭林非常敬重也影响到学生。吴宓曾说：“黄师以亭林自待，且勖其门人勉效亭林。”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间抗日硝烟初起时，他借来黄节有关顾亭林诗的课堂讲义，把讲义的要目录在自己购买的《顾亭林诗集》（平定张穆刻本）上。又借来山阳徐嘉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后来几十年间这本诗集吴宓一直带在身边，虽然他也多次研读过《顾亭林诗集》，却并未再做增删，一直到此次正式出版。整理者只是给全书加新式标点，核补原书残损处的缺字，把吴宓写在每首诗顶头的评注文字，按照古籍整理的体例要求挪到每首诗的末尾，并按顺序加标注码。如是，要对本书提出过高的期望确实不现实。
不过这本书还是给了我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本书的整理者，责任编辑周绚隆所写的《前言》，让我眼前一亮。尽管作为责编只是为她人做嫁衣裳，可是此书的整理出版远未像他本人如上文所说的那么简单。为了这篇前言，他通读了吴宓日记，年谱，诗集和诗话，通过探索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吴宓和顾亭林之间在精神层面的内在联系，从而表现了吴宓在国家兴亡社会动荡不定之际，自觉以中华文化保护和传承为已任，虽九死而无悔的殉道者的形象。前言不仅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了解了吴宓的为人，也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这也让我想到作为那些幕后英雄的责编的作用和地位，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有一位高水平的责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钱钟书著作的责编周振甫先生，本身就是高水平的学者。
看来今后买书不但要关注作者，编者，还要关注责编。

非常高兴遇见大姐和三郞，问好。

三十
自从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之后，陆续看了一些回忆老人旧事的文章，其中有名人后裔写自己前辈的，也有写别人的回忆，如最近看的几本，齐邦媛的《巨流河》、亮轩的《飘零一家》、陆昕的《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和赵越胜的《燃灯者》等等，当然还包括龙应台的《大江大海》。这些书非常好读，从中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能读到一些在正史中无法得知的细节，不过，因为是后辈来写，著者基本都是仰视的角度，为尊者讳，有些史实自然和公认的不同，或以有色镜过滤，或采用最有利的角度叙述，最好的写法就是对那些有争议的就忽略不计。曾在报上看到胡文辉和赵越胜就《燃灯者》一书的讨论，就是为了关于主人公的形象在细节的采用上有否过度的问题。其实我所看的书中这个问题多多少少都存在。但瑕不掩瑜，毕竟里面透露的信息能够弥补被正史因为种种原因障掩或者篡改的记忆。如在亮轩的《飘零一家》中，我们得知他的母亲有才有貌有家底，可是令人叹息的是她一生嫁的两个丈夫，除了噩梦没给她带来幸福，第一任丈夫是著名地质学家，后来却感情不合，在国家安危存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际让她一人拖儿带女。后一任丈夫即章伯钧，曾为高官后又打成右派，牵连到她成为扫街大妈。读来让人扼腕叹息感慨万分。
刚读完的《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给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作者文笔很好，他在写作中特别突出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来自他的耳闻目睹。我曾有怀疑，作为孙子怎么对祖父的事了解得那么多，记忆那么好，哪像我们连父辈的事都知之不多。可书中写的祖父师友包括学生的文章就给了很好的解释，我们可以得知作者经过了大量采访。当然写这些师友最终是为了写他的祖父，这些师友名声越大就更能衬托出他祖父的名望，这和当年“三突出”的创作手法也有暗通之处，只是作者运用的更加巧妙。作者写实部分主要是祖父及师友生活上的事，而化学术方面的解读为虚写，颇有国画中写意的感觉，但在实处又把虚处渲染得淋漓尽致，如老先生们一起聚餐，拿说文作下酒，喝酒前拿餐桌上某道菜一个字，由他祖父诉说此字的来龙去脉，说完大家喝酒。启功为此有诗记曰：“《汉书》下酒微伤雅，何似擎杯听《说文》。”以实记雅事衬托出他祖父的学识。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到，那些师友对其祖父学识的称道，并嘱他能学得一二。作者在文中以自己没有传承为托辞，巧妙地避免了直接对祖父的专业说三道四。
陆宗达是章门弟子，师承黄侃，走的是传统国学之路，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传承发扬了章黄之学。按理，书中可以浓墨重彩来写陆的才学，可是作者并未直接评价，一来是作者自谦的认为自己没有得祖父的真传，二来也许有另外的考虑，比如此书是把陆这位著名学者以亲人的角度来写。但有一点还是引起我的注意，书中提到陆宗达的师友，除了章黄系列的人，主要是国学领域的人，如我们还有点熟悉的启功、张中行、朱家溍等人，和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包括冯友兰等一干差不多同时代的学者均未提及，而这些人都有留洋背景。曾看到过有的文章提到胡适长北大时，新派与旧派的矛盾，章黄大概属旧派之列吧，道不同也不相提及。联想到章黄之学近百年来时断时续，时起时落，不像新派学术那样一以贯之的传承并光大。这些事书中也不可能提到，只是读后的一点感想而已。

三十一
小时候曾读过选自《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印象很深。此文说的是战国时期齐国谋士邹忌劝说君主纳谏，使之广开言路，改良政治。文中邹忌通过询问妻妾客“吾孰与徐公美？”而得到的答案皆以美于徐公，以此悟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所以向齐王提出不能以这些好话为例，要听不同的意见。
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是和最近读书有关。如果说邹忌所悟是从自知之明出发，而我们读书却有个知人之明的问题。前段时间读了《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一书，书中提到陆宗达的师友，都是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他们的师承，是章太炎、黄侃等系列，他们的来往，鸿儒级人物如启功、张中行、朱家溍等人，他们举手投足茶余饭后之间，也有一种文化在风行。读了是书让人如沐春风，感到传主真是并世无二之大家，让人景仰不已。但我注意到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包括冯友兰等一干差不多同时代的学者在书中均未提及，由此联想到过有的文章提到胡适长北大时，新派与旧派的矛盾，章黄大概属旧派之列吧，道不同也不相提及。
在读书中我发现，现代的国学传统基本来自乾嘉学派一脉，在发展中也有变化，以此形成涓涓支流。可是中国的文人就有这样的传统，对自己的师承往往不吝赞美之辞赞誉有加，而对旁门别派若不诋毁已经很好，一般是不置一辞，仿佛不存在似的。过去为尊者讳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教养，而对别人的批评被认为是文人相轻。不过就读书人来说，前者会让人误判，后者倒让人明辨是非。近来这样的例子竟然读到很多。如大师级的余英时写钱穆是一例，何炳棣的书中谈及郑天挺、雷海宗和冯友兰等也是一例。相关的还有许多学者写马一浮、熊十力、吴宓等等，还有如赵越胜的《燃灯者》中的周辅成先生也可算一例。若根据这些后辈所述，尤其是那些大师级学者所述而认定某人是这一行中的唯一，读者往往会被蒙蔽。比如最近读到写杨树达的文章，其中就给予他的文字、训诂学方面的著作很高评价，在三十年代中，陈寅恪就称他为“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连黄侃也有赞语。顾颉刚甚至认为，近三百年来，治古典成就最为卓著的为王念孙、王国维及杨树达先生，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则稍逊一筹。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前面陆著作个比较，因为在那本书里，杨的名字都没出现。
幸好现在已经走出一元论的年代，可看的书也多，如对上述学者不同评价的声音会经常听到。就是那些被普遍赞誉的大学者，也能看到不同的评价，这无疑是读者的一种福分。比如我在何炳棣的书中就读到胡适认为陈寅恪只是记性好。而章太炎等对王国维也有很多批评。胡适也是如此。
说好什么都好，这和传统理念也有关系，所以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包括官方和民间都有这样的操作。幸亏有文人相轻传统，也给读者一个知人之明的途径。

三十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书店内各类小册子曾风靡一时，也许是为了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小册子以其“短平快”的特色成为那个时期满足人们知识需求的主要选项。这些小册子的内容有承继，有接续，有泊来，有仿冒，各种知识如走马灯似地让人眼花缭乱。而那些大部头的著作因来不及整理、翻译和写作则要慢一步出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那时有一套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清一色的以小册子面目出现，其中不少是那些大部头著作的摘编或者编译。又过了若干年后，人们才陆续读到那些原著。当然小册子也是出版界的一个传统。如三联书店前身的几家书店当年都有大量小册子出版。
在那个年代里，后来被人们景仰的大家作品也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如巴金的《随想录》等。已经去世的金克木老先生当年出版了好几种有关文化的小册子，我曾买过几本，（后来这些小册子好像重新结集出版）。在这些小册子中老先生从不同角度对一些文化具象进行了探讨，并利用他对中西文化知识的底蕴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当年阅读这些小册子主要是了解和学习，因为在一个文化被革命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人，当时知识的贫乏程度就像一块被压缩的干海绵，对知识的渴求简直可以用贪婪来形容，只是吸收水份更无其它能耐。如今想来，老先生谈文化并不仅仅是文化知识普及，更不是炫耀他的文化修养及知识分析层面的创新，实际上他是在寻觅，寻觅发生在这个国度里各种问题的文化症结，或者说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症结。那一代知识人并不是坐在书斋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他们从切身体验出发对历史现象从深层次进行剖析，就像巴金写作《随想录》所要达到的目的。
其中老先生所著的小册子《文化猎疑》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所收十来篇文章从一篇篇看互不相关，如从司马迁《史记》的货殖篇谈商业文化，到对冯骥才写《三寸金莲》、《神鞭》等小说的议论，从对法、英小说的探讨到中印日等国接受西方文化不同的比较，虽然在空间上有点与点的比较，在时间上有对点的历史考察，那些文章基本上不是宏观叙事，只是对点状文化的分析。而且老先生的文风非常独特，虽然谈的是高深的文化，却不拿架子吓唬人，非常随意，张口就来，或叙事或议论，说到哪里算哪里，里面信息量又特大，真给人以恣肆汪洋之感。
不过，还真不能在此淹死了，多年后，我在重读这本小册子时，作者前记中的一段话给我猛然一击，：“我越来越觉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遇时的变化中主体和选择性是首要的。这是由承受外来文化的一方的内部决定的。这内部倾向又是由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习惯决定的。”他还写道：“这大多数人和只占少数的读书人不同，但又不能截然分开，文化并不专属于知书识字的。不读书本的自认没有‘文化’其实在文化中地位也许更重要。”看了这些话，我感觉到老先生书中对那些点状现象的分析探讨其实都是注解。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文化好像一直在选择中，不少文化打着普世的旗号进入社会，还未见成为大多数人自觉选择的对象。能让人不讨厌的基本属于那种“新瓶装旧酒”抑或“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在学术研讨上能够夺人眼球的基本也是这一类做法。老先生从文化角度对这一切做了解读，听老人话，没错！因为这是他们从人生经历中得来的经验，而不是像现在一些人只有从书本或者外来文化运作下得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