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1166年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为何没有提及岳飞？

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在其传世之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遍述了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典章制度及相关史事。其中，卷十九边防一（总第507条）记述了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当时，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大，在这个背景下，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具体如下：
“自金虏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术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东置制使张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兀术还，过吴江县，浙西宣抚使陈思恭以舟师败之于太湖，几获兀术。绍兴元年十月，兀术亲攻和尚原，陕西都统制吴玠出奇兵邀击，大破之，兀术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四年三月，金陕西经略使撒离喝犯杀金平，为吴玠所败。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败兀术游骑于大仪镇，兀术遂不进。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败伪齐刘猊于藕塘，降杀无遗，猊挺身遁。十年六月，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兀术于顺昌，兀术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兀术十余万众于柘皋。三十一年十月，淮南置制使刘锜遣其将员绮败金统军高景山于皂角林。是月，浙西副总管李宝败统军完颜郑家奴于密州之唐岛，斩其首。而步司统制官邵宏渊拒虏于真州之胥浦桥，获捷。十一月，中书舍人、都督府参谋军事虞允文以建康都统制张振、王琪之军败金主亮舟师于采石。是岁，马司中军统制赵撙复蔡州，鄂州都统制吴拱拒虏于茨湖，统制官王宣拒虏于确山。三十二年，镇江都统制张子盖解围海州。此皆渡江以来中国胜捷之可称者也。乾道二年，蒋子礼执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杀金平、大仪镇、顺昌、皂角林、胥浦桥、唐岛、采石、蔡州、茨湖、确山、海州为十三处战功，而藕塘不与，非金虏故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甲午降旨。）”

声名显赫的抗金名将岳飞的威名战功在其生前身后都是妇孺皆知，岳飞又是南宋时人公认的“中兴四将”之一，还是南宋朝廷追封的中兴异姓“七王”之一，但岳飞指挥的著名战役居然无一处入选乾道二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这难道不奇怪么？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趁金兵北撤之时，收复金兵一度想建成南下基地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康战役历时半月，光是斩女真人“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还不包括其他民族成分的金兵，擒获千夫长留哥等二十多名军官。其中仅靖安一战，即俘金兵三百多人，包括八名女真人。这是岳家军独立成军以来的在抗金战争中取得的首次辉煌胜利。
岳飞率军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五月下旬，岳飞亲自押解战俘，前往“行在”，受到南宋君臣的破格提拔，这在南宋立国四年以来，尚属首次。这等功劳，难道不值得入选？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关于襄阳的重要性，南宋时人说得清楚，南宋宰相朱胜非说：“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岳飞收复襄阳之后，南宋宰相赵鼎也道：“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飞鄂、岳州屯驻。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李纲对岳飞负责的襄汉战区更是有精彩的评论：“遣大帅率师以镇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伪巢穴，贼有忌惮，必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举，收京东、西及陕西五路，又不敢出兵应援。则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进取京师，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飞为荆、襄招讨使，其计得矣。”（梁溪全集》卷8l《论襄阳形胜札子》。）
况且岳飞收复襄阳六郡，还是南宋首次从敌国手中夺回来的大片土地。而襄阳也从此成为南宋的雄关之一，保南宋百年太平。光此战功，就足可傲视所有中兴诸将了。此等战功，不入选，如何服众？
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宋高宗的一道奖谕诏书赞叹道：『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诏书证明南宋朝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闰六月已亥条记载：（绍兴十年顺昌大捷后，刘锜）遂以犒军银帛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也就是说，刘锜顺昌之战，宋高宗也只是赏了十四万贯呀，而岳飞郾城之战则赏了二十万贯，显然郾城战绩应在顺昌之上。
应该说，李心传对所谓南宋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记述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证。比如，“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败兀术游骑于大仪镇，兀术遂不进。”的记述真实的反应了大仪镇之捷的原貌，宋史韩世忠传“中兴第一功”的评价无疑是言过其实。
又比如采石一战，李心传只记载了当时宋军获胜，而并未记载对金人有多大的打击，也反映了其严谨的治史态度。事实上，“如果我们推测金朝损失的兵力不超过4000，应该是不差的。换言之，采石之战对于金朝并未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肯定记得，防卫的宋朝一方占据着相当的优势。早在采石之战战前，金国女真将领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军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集结起足够的战船和士兵，以至于发动突袭成为不可能。再者，金军所处的位置，使他们无法发挥他们最可怕的武装力量——骑兵。当代的一名中国学者在仔细分析了宋金采石之战的背景以及战争本身之后得出结论说，采石之战相对来说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交锋（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但是此战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是决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获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强大。”（据《剑桥辽西夏金元史》）。
以上结论恰恰与宋孝宗对采石之战的评价若相吻合，“虞允文旧于采石有劳”（见《杂记》乙集赐谥本末篇），不称功而称劳，其中深意自可显见。所谓大大有名的采石之战战役也不过如此而已，其余诸如明州、胥浦桥、蔡州、茨湖、确山之战，李心传就更加一笔带过了。

然而，这十四处战功（算上藕塘一战）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做法，不仅令后代读史之人费解，而且早在南宋时期，即有人提出了异议。
南宋学者王应麟即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转引自《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此说应该本于“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现将“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即便假使兵家不无缘饰之词，战报有浮夸的地方，导致宋高宗君臣作出“错误判断”，然而当时被拘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却也在他的家书中透露了相同的信息：“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引自鄱阳集洪皓《使金上母书》）。洪皓的记事来自其在金国的耳闻目见，理应非虚，亦无夸大之理由。
其实，不论是小胜抑或大捷，岳飞北伐之战，已经显示了南宋强大的攻击力。观历代战争，自是要双方互有攻守，却又都有肘腋之忧难以为继，方有所谓和议。金人对于只会被动防守的宋朝，即使有顺昌之战，亦不会想到议和。只要金人安静防守边界，何愁宋人生事？然而，这一态势被岳飞所打破！岳家军凌厉的攻击，为宋金和议最终达成增添了重要砝码。只要略微具有战略眼光，便可知郾城诸战的重要性。
李心传毕竟是文人而不是政治家，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对郾城颍昌等战的错误记录与评价，显示了其固有的不足。
即使以所谓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评选标准而言，郾城之战的战绩和意义也绝不会低于明州、胥浦桥、蔡州、茨湖、确山诸战。

然而，李心传毕竟是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没有意识到郾城诸战的重要性，却自有他自己的疑虑。
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第512条记载：“襄阳据荆、楚上游，为蜀门户。绍兴三年夏，伪齐将李成攻陷之。镇抚使李横以军食不继，率部曲奔豫章，时赵忠简为帅也。四年，忠简入秉政，议遣岳鹏举自江西复襄阳，签书枢密院事徐师川难之。上不从。师川由此罢政。其秋，遂复襄阳云。”
考察边防卷的结构，从第508－第521条不外是详细叙述507条的纪事内容，或者详述宋军之败绩，惟独第512条不能作如是观，既非败绩又非十三处战功所嘉奖。排在511条和尚原之胜的后面，着实有些尴尬。李心传之用心，颇耐人寻味。
猜测起来，大概是襄阳的重要性让李心传无论如何不可忽视此战吧。朱胜非高度评价了襄阳的战略重要性：“襄阳上游，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而退可以保境。”（引自《三朝北盟会编》）。
现代的历史著作，亦胜赞岳飞收复襄阳之战。比如，《剑桥中国史－辽宋西夏金元》是这样记述的：“但是，岳飞统率下的宋军于1134—1135年发起了反攻，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形势的逆转使得刘豫对于女真人的军事价值大大下降。1135年，一向庇护刘豫的金太宗驾崩，继承人是阿骨打的孙子，庙号熙宗（1119—1149年），他对刘豫显然没有什么好感。1137年齐国被废，刘豫从皇帝降为王，据说他曾经与岳飞举行过秘密谈判被人察觉。刘豫先被送到河北，然后又送到东北地区西北的临潢，过着被监视的隐居生活，后又被命自尽。由女真的征服者组织；汉族阵官出面建立一个汉人傀儡政权的做法就这样归于失败，金朝被迫面临选择，或努力创造一个与宋并存的局面，或继续他们的侵略政策并最终灭宋，二者必居其一。”
又如格鲁塞在其不朽之作《草原帝国》中叙述“金军受到这次挫折后，仓惶失措。中国将军们开始收复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基地，其中最杰出者是岳飞，他从金军手中夺回了襄阳重镇（1134年）。”
然而，纵使如此，关于岳飞收复襄阳之战依旧记载的不明不白，“其秋，遂复襄阳云”与第511条和尚原之战的浓墨重彩相去甚远。宋孝宗一朝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

考证当时史事，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5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5年，岳飞的著名战绩之所以没有被南宋朝廷列入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原因大致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大致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早六年成书出版。今存《要录》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有残缺之处，《杂记》恰可与《要录》相互经纬，所以历来为宋史研究者所看重。
但是，由于记载岳飞事迹的最翔实全面的著作《鄂国金佗稡编》至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方才「刊修了毕」。第二年，岳珂向宋廷「缴进」「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卷」。所以无论《要录》、或者《杂记》甲集均不可能参阅此一重要著作中所收集的原始文献档案。
而作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主要史料来源的南宋国史日历之类的官方记述则是“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一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事实上，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
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养子伙同秦桧党羽明目张胆地大肆篡改史实，拼命掩盖秦桧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还不遗余力地贬损岳飞，甚至刻意删削隐瞒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虚构了不少对岳飞不利的东西，这些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日历实录等官方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桧养子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南宋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这种情况可以从岳飞定谥一事得到证实。据现存三个定谥文件，即《忠愍谥议》、《武穆谥议》和《武穆覆议》所载，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另一方面「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大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定谥号时，南宋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自然，诸私史也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重要史料来源。然而，由于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南宋朝廷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
当时，在秦桧大兴文字狱的严酷背景下，南宋不少文人士大夫因畏避祸害而销毁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比如，南宋时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记载，在宜兴张渚镇张大年家，岳飞曾于屏风题辞，「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遗迹隐然」。
又比如，南宋时人周南《山房集》卷5《跋巩洛行记后》载，洪吉寿在绍兴九年随赵士褭和张焘往洛阳「祗谒陵寝」，私撰《巩洛行记》，「然在武昌，所抄多窜定不尽存。其赴岳军燕设，与岳帅致馈间，亦多涂抹」。
再如，薛徽言与岳飞颇有交谊，又早于岳飞去世。然而据《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和《书先右史遗编》载，其长子薛季宣「集录遗书，惧为家族之祸，故如《议和札子》、《请岳相飞书》之类，皆别篑藏贮，有待而出」，后因保管不善，「多遗落」，「遗岳侯书亡」。“劫于告密罗织之威，虽奥渫寒士箧牍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见者，亦畏避删除，而不敢尽存”，事态炎凉，可为一叹。

第二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了。

一些对史实一知半解的人想当然地误认为，宋孝宗志在恢复，即位之初，即一力平反岳飞冤狱，以礼改葬。则对岳飞必然是大力宣扬，没有压抑岳飞事迹战功的道理。然而，这其实只是昧于当时政治形势的想当然的议论。
事实上，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以太上皇自居长达二十五年，这期间太上皇赵构仍很有势力。而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南宋主和派的现实压力，则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也有所保留，他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奸佞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赵构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原因。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宋高宗赵构方得以收回对宰相的任免权，却又令秦桧党羽万俟卨、汤思退等人继续执政。对于受迫害的官员，大多予以宽贷或平反，惟独岳飞例外。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此时，南宋抗金情绪重新高涨。官员杜莘老上奏说，“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他请求“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也分别上书，说岳飞被“诬致大逆”，“则三军将士忠愤之气沮矣”，要求“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倪朴草拟上书，说岳飞 “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志清宇宙”，“而反受大戮”，要求予以平反。
大敌当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赵构克己为国、激励士气之际。但宋高宗赵构既未罪己，也未罪桧，更没有昭雪岳飞,只是等到金军全面进攻之后，才被迫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这一举措,仅仅是对受牵连的岳飞等人子孙家属略示仁慈而已，丝毫没有给岳飞平反昭雪之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高宗正当用人抗金之际，虽然需要激励军心人心，却仍无意于为岳飞平反（因为那样就是打他自己的耳光）。宋高宗只是下诏，将“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却须与并列，而将岳飞、张宪与蔡京、童贯蔡京、童贯等祸国巨奸并列，足见这个独夫用心之阴险，也暴露出宋高宗赵构的恶毒与狭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的单方面毁约以及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此时，南宋抗金情绪重新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的宋高宗赵构主动退位，开始当太上皇，接着，宋孝宗即皇位。
胸怀大志的宋孝宗即位之初，倾向抗金复国。知晓岳飞冤情的宋孝宗急于给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著名抗金将领平反昭雪，以收揽人心、鼓舞士气，故宋孝宗即位仅仅一个月，在没有对岳飞狱案重新审查核实的情况下，便急忙下诏给岳飞平反昭雪。
对于岳飞等人惨遭杀害，宋孝宗是深感痛心和同情的。淳熙五年（1178）五月五日，在便殿召见岳飞三子岳霖时，宋孝宗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隆兴元年（ 1163）七月十九日，经岳云的儿子岳甫的奏陈，宋孝宗下令发还了岳飞生前在江州所置田宅房廊。
淳熙五年（ 1178）闰六月二十二日，经岳飞第三子岳霖的奏陈，南宋王朝把岳飞生前所接受到的赵构写给他的全部“御笔”、“手诏”（岳飞冤死后被拘没到南宋政府的左藏南库加阁中了），全部发还。
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宋孝宗的平反昭雪工作其实并不够彻底，而且还有不少保留。宋孝宗讳言岳飞之死是“冤案”，不肯追究岳飞冤案的制造者，不仅迟迟不按惯例给岳飞定谥号，到后来还拒绝给予岳飞公正奖评，刻意压低岳飞谥号以及追赠的级别。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宋孝宗下令给岳飞昭雪，“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上奏请求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得到南宋朝廷批准，翌年赐庙额为“忠烈”。但是，南宋政府批复中说：“奉敕，宜赐忠烈庙为额”，说明这个庙额还只是临时拟定的，而且赵彦博在陈述立庙的原因和理由时，也不得不讳言冤狱。后来的有关文书，亦讳言冤狱。
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距离岳飞冤案昭雪已经有十六年，宋孝宗这才姗姗来迟地决定为岳飞定谥号。
当时，南宋朝廷决定给岳飞赐谥,起初拟谥为“忠愍”。拟议官之所以选一“愍”字,是因为“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悲伤的原因,拟议文中讲得较清楚:“公素志恢复,会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庙堂,位枢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与谋孽厚诬,以媚权臣,乃罢本兵,兴罗织,致坐事以没。嗟乎！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确道出岳飞是因朝廷冤狱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别拟定。”
议谥官立即领悟宋孝宗不满之处,在拟议文中把关键的岳飞冤狱大加淡化:“雋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拟改谥“武穆”。而在《武穆覆议》中,对岳飞枉死朝廷冤狱之事竟然只字不提。在《赐谥指挥》中又用“坐事以殁”一笔带过。
从颜度正式奏请给岳飞赐谥，经反复研究讨论，到定谥颁布，历时两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狱导致飞殁。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病死。翰林学士洪迈奏请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为配飨功臣。但“众论颇汹汹”，很多人认为: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飨之列。”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宋孝宗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武将用韩世忠、张俊，而不用岳飞。

从以上分析对比中，大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宋孝宗受禅即位的当年，也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七月，就为岳飞平反。为何要等到十六年之后，也即淳熙五年（ 1178）闰六月，才发还岳飞生前所接收到的赵构写给他的全部“御笔”、“手诏”呢？这中间可是隔了十几年啊！
其次，按照宋朝的惯例，对于封爵以及位至王、公的官员，或文武官僚的职位已到三品以上的，身死之后都要谥以美名。
岳飞生前曾因为战功卓著而频繁地升迁提拔，曾被封为开国侯、开国公，而岳飞的文职官位与武职官位也都达到了正一品，但由于岳飞是遭到诬陷而被南宋朝廷冤杀的，故没有定谥号。
然而，宋孝宗即位之后的当年，也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岳飞的冤案已经得到平反昭雪，生前的职衔也全已明令恢复了，但有关岳飞“谥号”的事情却耽搁了十多年而没有被人提及。
直到岳飞冤案昭雪之后的第十五年，也即淳熙四年（1177），江东转运副使颜度上奏说，应为岳飞定谥，宋孝宗这才让南宋朝廷官员讨论为岳飞定谥号的问题。
再者，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病死。议立配飨功臣之时，宋孝宗无视朝野上下很多人要求让岳飞配飨太庙的建议，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配飨，武将用韩世忠、张俊配飨，而不用岳飞。
从上面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断定，宋孝宗仅仅只是为岳飞平反冤案而已，而对岳飞的褒奖也打了折扣，更谈不上去宣传岳飞的功绩！
而对于诬告陷害岳飞、制造岳飞冤案的那些奸佞，宋孝宗也没有追究。元凶赵构，时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而要极尽孝敬、掩护之能事。元凶秦桧当时已经死去七八年，宋孝宗深知秦桧其人罪大恶极，诬杀岳飞，却兼程太上皇赵构的意思而不予追贬。而对于主要帮凶张俊，不仅未受追究，反而配飨高宗庙祠。丧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万俟卨，也未予追究。
韩世忠的儿子韩彦直，曾经上奏宋孝宗，希望“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但是宋孝宗却并未采纳，也未追贬曾经参与陷害岳飞的岳飞部将王俊、傅选等四人。

综上可知，虽然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他的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还有所保留。宋孝宗对岳飞给予打了折扣的褒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
宋孝宗讳言岳飞之死是“冤案”，不肯追究岳飞冤案的制造者，甚至褒奖曾经参与陷害岳飞的奸佞张俊，——这些当然是有原因的！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
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而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大多数是秦桧党羽），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主和派经过宋高宗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强大势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了。
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两年后（1189年），昔日的锐气消磨已经殆尽的宋孝宗也宣布退位，去当太上皇。

事实上，宋孝宗一朝，从来不是凭孝宗一人之力便能订立国策的时代，其最终国策的确立其实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而“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评选，以及对岳飞的不彻底平反都与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更加遑论客观公正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锐意恢复的宋孝宗终于在其中年之时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此时，南宋一朝主和派正受到了重大打击，国家的大策方针一时难以确立，给了宋孝宗以绝大的活动空间。诏复岳飞原官，命张浚出师皆是其力图一变国策为“恢复”的重大举措。
然而，根深蒂固的主和派并不甘心拱手奉献政治权力，“太上皇”赵构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宰执恭谢德寿重华宫圣语》条记载：“宰辅大臣除拜，皆恭谢景灵宫。自绍兴壬午以来，又恭谢于北内。盖德寿、重华虽不以事物婴心，而为子孙得人之意，则未尝替也。故凡登进大臣，亦必奏秉上皇而后出命。隆兴初，汤进之为右仆射，上欲相张魏公而难于左右，因过宫秉上皇，上皇云，各还其旧。盖魏公在绍兴初才为右相，而进之绍兴末年已为左相故也。后五日锁院，进之转左仆射，魏公右仆射。隆兴二年春，魏公行边，张安国以中书舍人从，辟为都督府参赞军事。魏公入辞，上皇与论事甚久，因问曰，张孝祥想甚知兵？盖以安国儒生晚出，未谙军旅故也。于是安国旋亦罢”，——这里的汤进之，也就是宋孝宗一朝著名的宰相汤思退（秦桧党羽）了。汤思退一心为国着想以达成隆兴和议，竟至于暗中要求金国进兵以武力逼和，是著名的被宋孝宗“嘉奖”为“秦桧不如”的求和“人才”。
宋高宗以汤思退为左相，张浚为右相的人事安排可谓高妙，盖如此，则张浚的一举一动不免掣肘。
由此可见，宋高宗赵构虽然禅位，但只是表面上退居幕后，事实上依旧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宋孝宗一朝的人事任命，大到宰执人选，小到都府参谋无所不与。也正因如此，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通过选用大臣，通过掌握人事任免大权，基本上控制了宋孝宗一朝的国策，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保证。

而南宋朝中士大夫对宋孝宗“恢复”（也即收复失地）这一国策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宋孝宗本人在淳熙四年对大臣诉苦说：“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为，故深思远虑如此。臣等敢不磬竭忠力。上曰：卿等见士大夫，可与道朕此语。奏曰：敢不广布尧言。温叔退而书之时政记。” （引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风》。
当时的大学者朱熹亦说：“今世士大夫唯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的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糊涂。才理会的分明，便做官不得。”（《朱子语类》卷108）此固为淳熙年间事，而绍兴隆兴年间亦大体不差。所以，朱熹总结为：“盖讲和之计决……而公论郁于下。”（《与陈侍郎书》）诸多士大夫辈已习惯了和议带来的安闲舒适，不再图谋恢复大业。一旦圣意变为“恢复”，反而无法适应了。
众所周知，宋朝的政治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的集中程度远不如明清两代。在宋朝，皇帝所制定的国策必须要获得士大夫阶层的首肯，否则将面临无法执行的窘境。
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强大官僚集团，甚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这种情况有些类似明末，崇祯与满清议和之举，即受制于朝中清议无法实现。
而宋孝宗一朝，执掌台谏的南宋官员，其政治倾向恰恰大多是议和，宰辅（正副宰相）诸人亦是如此，尤以执政时间最长的王淮为典型。
如上所述，主和势力虽然由于金国完颜亮的南侵而暂时蛰伏，然而无时无刻不再觊觎重新获得权力。终于，隆兴元年（1163）宋军符离兵溃，给了南宋主和势力以全面反攻的机会与口实。
面对议和派如此强大的联合力量，宋孝宗于重压之下颇感无可奈何。宋孝宗在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曾经颁布一道诏旨给“延边将士”，委屈的表达了此种意思：“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而宰辅群臣，前后履请，已尽依初式，再议国书，岁币成数，亦如其议。若彼坚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则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以此诏语气看来，宋孝宗应该是希望借由透露朝中情况，而取得沿边将士的谅解，说明和议并非朕之本心，只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而此种局势之缔造，无疑要归功于太上光尧（宋高宗赵构）、朝廷宰辅群臣的合力了。
只是宋孝宗始终难以放弃恢复的国策，所以以宋孝宗为代表的恢复势力和以光尧（太上皇赵构）为代表的和议势力，在隆兴年间进行了激烈角逐，致使孝宗时期的国策左右摇摆，《宋史 王质传》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时孝宗履易相，国论未定，质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慨然起乘时有为之志，而陈康伯、叶义问、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为有才，于是先逐义问、次逐澈，独徘徊康伯，难于进退，陛下意终鄙之，遂决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称陛下意。于是决用张浚，而浚又无成，于是决用汤思退。今思退专任国政，又且数月，臣度其终无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称，则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战，战不验；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
可见，宋孝宗希望通过不断的更换宰相，试图制定新的国策，然而结果都不理想。用张浚则有符离之败，用汤思退则违背恢复的初衷。战既不成，守又难以速效，苟且贪安的势力又有太上皇赵构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战守和之间何去何从，是宋孝宗的三难抉择。
然而，国策岂能久悬？如此纷乱的局面将对宋孝宗的统治造成绝大的威胁。
言官大臣纷纷上书，都要求早定国是，宋孝宗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一过程历史记载的颇为戏剧性。据《宋史 钱端礼》记载：“思退与张浚议和战不决，浚方主战，上意甚向之。思退诡求去，端礼请对乞留，又奏，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至计。于是思退复留，命浚行边，还戍兵，罢招纳。……罢都督，自此议论归一矣。”
太上皇赵构说的则更加露骨，“上（宋孝宗）侍光尧（太上皇赵构），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可以肯定，宋孝宗迫于现实压力，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默契：即宋高宗在世之时绝不再言恢复之事。从此宋孝宗一朝的国策由早期和战之间的动荡不安一变而为安静不生事。最终隆兴和议的达成，以条约的形式强化了安静的国策。自然，此国策的最终制定，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很有关系。
隆兴二年（1164年），在宋军符离集兵败之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开始给宋孝宗施加巨大的压力，逼迫宋孝宗与金人讲和。这期间，正是议和派得势之际，自然对抗战派不利。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4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4年，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宋孝宗当时自然没有为岳飞说话，而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在宋孝宗的背后，——有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
宋孝宗时期，内忧则是国无良将，库无余粮（说秦桧的绍兴议和得以修养生息的人，真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何宋孝宗一朝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外患则是完颜雍号为明主，金国在海陵之乱后重新获得了空前的稳定；而张浚的失败则给孝宗以切实的教训，更告诉他恢复非同儿戏。这些都是隆兴和议的现实基础。然而，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的势力在最终决定国策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否则，宋孝宗不会连恢复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言于群臣。
“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就敏锐的反应了此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全部都是些防守性质的战役或者战斗，而岳飞收复健康战役、收复襄汉六郡战役、郾城大战、颍昌大战等作为进攻性质的反击战显然是很难被南宋主和派君臣所宣扬的，而作为坚定地抗战派典型将领，岳飞的威名也受到当权的南宋主和派君臣的压抑。
以上这些恰恰与新的国策“安静”互为表里，曲折的向天下人传达了宋孝宗此时的国策。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猜测之论，南宋朝廷的任何举动都要符合既定国策是当时公认的政治标准。
随便举个例子：“乾道癸巳岁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为纯熙。既宣制矣，后六日甲辰，中书门下省言：若和淳化、雍熙言之，当用淳熙字，庶几仰体主上取法祖宗之意。从之。是时，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敕制初下，众未有言，先人语雍公曰：以周颂考之，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岂今日所当用，宜密以奏。雍公从之。……”（见《杂记》乙集《淳熙改元本用纯字》）
可见，改元淳熙表明光明正大的理由是取法祖宗，折射出宋孝宗时期的南宋朝廷的真实意向其实是效仿宋高宗之坚守和议、不开边衅的意思。
因此，伴随着南宋国策的制定和确立，岳飞作为抗战派的代表人物，任何对其的重新评价，都有影响国策的可能。
所以，岳飞后人不得不对许多关涉先祖的要事采取沉默的态度。不止是“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配飨高庙一事亦不置一言。
在以礼改葬岳飞之后的十六年之后，宋孝宗才姗姗来迟地决定为岳飞定谥，但这已经被岳家看作是当结草衔环相报的大德了。
最有意思则是岳飞封王事件：“中兴异姓七王，自张俊始。……开禧用兵，韩侂胄欲风厉诸将，因刘光世之孙伯震有请，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鹏举为鄂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兴异姓封王记》）
——岳飞封王，竟然是沾了庸将刘光世的光。终宋孝宗一朝，作为功勋后代的岳飞子孙，竟然连替先祖要求王位都不敢言，其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综上可知，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强大的背景之下，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并不够客观严谨，主要是出于政治问题的考虑。
而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
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岳飞因惨胜而导致攻势无以为继，所以未能入选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说法显然是在断章取义，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中国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
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抗战期间，岳飞《满江红》词曲作为激励国人抗战的精神武器，被广泛传唱。20世纪30年代，当时在日本扶植的汉奸傀儡政权“华北临时政府”控制下的辅仁大学执教的文人余嘉锡（1884—1955）首次公开发文否定《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企图迎合日伪政权，打击国人的抗战热情，汉奸文人居心叵测。

抗战时期，与汪精卫“崇秦贬岳”言论相呼应，有日本历史学家发文吹捧秦桧，贬低岳飞。曾在日本留学、后依附汪伪政权的汉奸文人如周作人等发文说：岳飞是军阀，专权该杀，秦桧能顾全大局，值得褒扬。这种观点的学术依据，源自当时在汪控区上海光华大学执教的吕思勉1923年所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
早在1935年，当时还在日本扶植的汉奸傀儡政权“华北临时政府”任职的汉奸文人周作人写了一篇《岳飞与秦桧》，发表在3月21号的《华北日报》上，内容是声援吕思勉的。起因是，吕思勉写了一部《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被国民党政府严令查禁。
报载（1935年3月）十三日南京通讯，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思勉的“崇秦贬岳”言论不能被国民政府容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著遭到查禁。
吕思勉的“崇秦贬岳”言论不论是出自什么动机发表，如果仅从学术角度来评价，则完全是一派胡言。这些言论的性质，无异于给国难深重之时甘愿卖国投敌的汉奸分子美容，瓦解中国民众反侵略的意志。对此，范文澜1942年12月著有《中国通史简编》加以反驳，1948年吕振羽又著《简明中国通史》进行反驳。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在那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岳家军，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建炎四年(1130年)，宜兴百姓感激岳飞的恩德，他们主动出资为时年28岁的爱国将领岳飞建造了生祠。宜兴（今江苏宜兴）的岳飞生祠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历史上人们为岳飞建造的第一座祠庙。
宜兴百姓自发地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这样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原文大意是：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元朝），像韩信、彭越、周勃、灌婴那样的名将，历朝历代都不缺少，但是要找到像岳飞那样文武全才、仁智并施的杰出将领，整个朝代都不多见啊！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后世影响力与知名度，只讨论军功，比起李牧，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窦宪，曹操，祖逖，桓温，刘裕，谢玄，李靖，李世绩，狄青，徐达等人，岳飞也毫不逊色：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参见南宋叶寘《坦斋笔衡》，南宋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后，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起侵宋战争，金军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作者薛季宣（1134～1173年），南宋学者，永嘉学派创始人。早年随伯父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历代缅怀岳飞的诗词之南宋篇

西溪寨将官子弟（宋）
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
丹心似石凭谁诉，空自游魂遍九州。

建康人（宋）
强金扰扰我提兵，血战中原恨未平。
大厦已斜支一木，岂期长脚误苍生。

武昌军士(宋)
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附注：以上几首诗是在岳飞遇害之时,南宋平民和下层军士冒死所作,在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的艰险背景下,这些为岳飞鸣冤的诗竟能留存后世, 实为不易.

吊岳飞
胡铨（宋）
匹马吴江谁着鞭，惟公攘臂独争先。
张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
堪悯临淄功未就，不知钟室事何缘。
石头城下听舆论，万姓颦眉亦可怜。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感事
陆游（宋）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陆游（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

南宋绍熙三年(1192)冬,陆游作此诗于山阴。范至能，即范成大。《揽辔录》，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三月，范成大以特使身份出使金国，要求金把历代皇陵归还南宋，交涉无效，八月还朝。他把出使途中所写的日记，取名叫《揽辔录》。书中记载他过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时，遗民常向宋使痛哭、跪拜，倾吐他们的爱国情怀。
陆游由此百感交集，写了这首诗。诗中揭露了南宋统治集团残酷迫害抗金将领的事实，肯定了中原父老的爱国热忱。此诗大意是指,在南宋初年，以奸相秦桧为首的卖国求荣派当权，抗战派宗泽和岳飞等被排挤和受到迫害，沦陷区的父老虽不知这些可怕的事，但他们看到宋朝使者，也忍不住流泪。

观岳侯石像
薛季宣（宋）
万死何知狱吏尊，威名盖代古难存。
二桃岂以功高赐，一舸不容身退论。
几见饮江思道济，缪为图像肖王敦。
沉碑千古蛟川恨，付与无穷客断魂。
（作者题注：秦桧专权，候祠初毁，道士不忍坏候像，沉浸溪中，因得不坏）
（注:候指岳飞，岳飞生前曾被封为武昌郡开国候）


观岳侯石像
刘仙伦（宋）
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
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形，
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
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分付与中兴。


建安叶绍翁题西湖岳鄂王庙
叶绍翁（宋）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六州歌头 题岳鄂王庙
刘过（宋）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敌？
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

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
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
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
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
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
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六州歌头 淮西帅李忱和仍为书庙额
刘过（宋）

高皇神武，善驾驶豪英。
攘北狄，驱群盗，命天膺，救苍生。
奈梦绕沙漠，隔温情，屈和好，
召大将，归兵柄，列枢庭。
公指汴京。威已振河洛，不顾身烹。
失一时机会，嗟左衽吾民，痛岳家军，孰扶倾？

久沉怨愤，七十载，还复遇，帝王真。
表遗烈，锡王号，日照临，激士心。
始识安刘计，宁祸已，是忠臣。
我乘传，访壁垒，想精明。
英气凛然若在，仍题匾，昭揭天恩。
笑原头荒草，一死不能春，交怨天神。

和岳王庙壁上韵
吕午（宋）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作者注：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武昌
苏泂（宋）
南楼丝管日纷纷，一带春江浸碧云。
遗老相逢问年几，白头闲话岳将军。

岳武穆王墓
王英孙（宋）
埋骨西湖土一丘，残阳荒草几经秋。
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


题岳忠武祠诗三首
袁甫（宋）
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
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祗寻幽。
堪嗟爝火当时灭，谁信长川万古流。
机会莫言今到手，却愁无饭饱貔貅。

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众列侯。
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
伤心咄咄权臣事，满眼滔滔债帅流。
槌剥到今浑似鬼，向人休说是貔貅。

当年老桧肆欺谩，忠武哀哉抱寸丹。
赖有皇天为吐气，岂无青名更诛奸。
字留陈迹何年泯，烟锁空山尽日间。
世事关心眠不得，今朝下涕为潸潸。


谒岳王坟
郑超（宋）
我来拜谒岳王坟，松柏苍苍上宿云。
臣子报君终一死，权奸卖国欲中分。
鹰扬当日谁能及，雁叫中原不可闻。
石马石人山寂寂，英雄于此忆将军。


初入淮河四绝句之二
杨万里（宋）
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
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


鄂王墓
贯酸斋（宋）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
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江山把不牢。


岳鄂王墓
董嗣杲（宋）
将军魂梦绕旌旃，偃月谋成尚忍言。
一旦风波谁左袒，八陵荆棘自中原。
更无雁带边头信，惟有天知地下冤。
郁郁栖霞霞外树，墓门不掩鹳雀喧。

春步岳园二首
董嗣杲（宋）
暖风晴日艳芳天,独客心情不忍言。
何处有花春掠眼,金陀坊里岳家园。

将军墓域在杭州，如此家园入梦游。
谁惜再传无嗣续，至今匙钥属官收。
（庐山集）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古木号风抱不平，百年忠义日争明。
坟前人马空存石，何似当时听用兵。
（竹所吟稿）


岳王祠
林景熙 （宋）
寥落一抔在，英雄万古冤。
孤忠悬白日，遗恨寄中原。
树老残霞澹，尘深断碣昏。
东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水调歌头 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
戴复古（宋）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
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
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
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
骑黄鹤，赋鹦鹉，谩风流。
岳王祠畔，杨柳烟锁古今愁。
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
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


题曹仲本出，自素天仗以下皆纪画也
杨万里（宋）
德寿宫前春昼长，宫中花开宫外香。
太皇颐神玉霄上，都人久不瞻清光。
今晨忽见肃天仗，翠华黄屋从天降。
一声清跸万人看，天街冰销楼雪残。
北来又有一红繖，八鸾三騑金毂端。
辇中似是瑶池母，凤舄霞裳剪云雾。
太皇望见天开颜，万国春风百花舞。
乃是慈宁太母回鸾图，母子如初千古无。
朔云边雪旗脚湿，御柳官梅寒影疏。
向来慈宁隔沙漠，倩鴈传书鴈难托。
迎还騩驭彼何人，魏武子孙曹将军。
将军元是一缝掖，忽攘两臂挽五石。
长揖单于如小儿，奉归慈辇如折枝。
功盖天下只戏剧，笑随赤松蜡双屐，飘然南山之南北山北。
君不见岳飞功成不抽身，却道秦家丞相嗔。


读岳武穆王传
吴龙翰（宋）
鬼蜮为妖天地昏，将军那可一朝存。
泰山颓喻哲人死，东海旱为孝妇冤。
当日主和甘下策，到今无计复中原。
清风凛凛一编史，拭尽英雄几泪痕。


读岳鄂王行实编年
胡仲参（宋）
飞鹄来何意，英雄此日生。
山河张胆气，宇宙载风声。
一片堂中纸，千年身后名。
至今坟上木，犹作不平鸣。


题祁门岳王庙
方岳（宋）
神京鳞介腥衣裳，三精雾塞天地光。
鼬啼鼯啸纷披猖，中分宇宙尊犬羊。
谁其与者沦纲常，受计于虏扼我吭
王心凛凛天苍苍，以次束缚归朝堂。
字南自北诺已偿，焉用与虏为婿戕。
为讎报讎胡不臧，至今淮堑为河湟。
每观王传心催伤，怒发为立胆为张。
皇畀余邑于祁阊，闻王有像西山岗。
欲往从之洁予觞，简书之言不我遑。
今且去此何敢忘，牲飞酒香时日良，
金戈铁马山茫茫。


鄂王墓
陈允平（宋）
鄂王墓在栖霞岭，一片忠魂万古存。
镜里赤心悬日月，剑边英气塞乾坤。
苍苔雨暗龙蛇壁，老树烟凝虎豹幡。
独倚东风挥泪客，不堪回首望中原。

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强大的背景之下，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并不够客观严谨，主要是出于政治问题的考虑。

而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

正本清源

【绍兴十年、绍兴十一年大事记】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上旬，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师北上，发起第四次北伐，这也是岳飞的最后一次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被迫奉诏从前线班师，岳飞北伐结束，岳家军撤军南归。
绍兴十年秋，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派人给秦桧送密信，提出“汝朝夕以和议请，而岳飞方以河北是图，且杀吾婿。必杀飞，始可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完颜兀术率军进攻淮西，后来被迫撤军；
第二年，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免除湖北、京西宣抚使（实职）之实职，改任枢密副使，从此脱离军队，被解除直接领军的兵权。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企图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岳飞没有顺应秦桧的要求，配合张俊诬陷韩世忠谋反，也没有采取不下手也不出声的旁观者立场，而是秘密派人给韩世忠送信，叫他找皇帝设法自保，最后韩世忠逃过一劫。
绍兴十一年（1141年）夏，宋金第二次和议的谈判由地下转入公开，金人遣使议和，提出的和议条件之一是“必杀飞，始可和”宋高宗赵构当时已经决意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一心只想偏安江南，所以为了能够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确保自己安心享乐，就顺应金人的要求，放任当时和金人里应外合的带路党秦桧，炮制冤狱，陷害最令金人畏惧和担忧的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宋高宗赵构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实职）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虚衔）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虚衔），充万寿观使（虚衔）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月，岳飞得力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岳飞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同月，宋金之间开始频繁派遣使节商讨和谈具体条款；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第二次议和条款最终敲定，宋高宗赵构按金人要求撰写了称臣纳贡割地的誓表；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何铸将南宋接受金国所提出的所有条件的消息，带给了驻扎在淮北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遇害；
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何铸，将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传达给了金熙宗；
绍兴十二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不久后，金国按照议和条款，派完颜塞里送还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南宋，大约在六月抵达了南宋都城临安。

事实上，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后来岳飞又罢官赋闲，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
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而不会被陷害致死。因为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罢官归隐庐山，只有虚衔，没有实权，无法过问朝政，无法干预宋金议和，没有什么坚持想要收复失地的言行，而且岳飞脱离军队，没有兵权，当然也没有出兵北伐的权力，更不可能对宋高宗赵构的皇权构成威胁。

在遭到秦桧、张俊之流陷害(绍兴十一年10月）之前，岳飞罢官赋闲，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赵构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尽快结束战争，尽早与金国议和成功，从而可以偏安江南，过安稳日子，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同时宋高宗赵构又一直在防范武将做大，加上对他亲生老母韦氏的思念，以及对岳飞的忌恨，于是在金人奸细秦桧的怂恿下，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要按照金国的要求去杀害岳飞以确保宋金和议稳固并使金人放回赵构那已经被金国盖天大王干过N多次的亲生老母韦氏。

正本清源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

关于朱仙镇之战，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但是否定其存在的说法牵强附会、并不充分。而表明朱仙镇之战存在的证据其实比较有力。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虽然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两书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的某些描述颠倒错乱、残缺不全，其中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记述更是漏掉了颖昌大捷之后的部分，当然不可能提到朱仙镇之战。
尽管如此，但是根据《金史》以及宋人记述中所间接透露的关键信息，仍然可以证明岳家军在颖昌大捷之后继续向北挺进并与金军对阵作战的真实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记载：『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的这次大捷是在临颍东北取得的，即在开往东京开封府的路途中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的临时出城应战。除岳家军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岳家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1130～1200年)比岳飞（1103～1142年）稍晚，《朱子语类》卷136记载了朱熹关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一段论述。朱熹指出：“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此说间接证明了朱仙镇之战存在的可能。
《宋史》卷368《牛皋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并没有参加颍昌大战，故牛皋的战功显然应该是在向开封挺进的过程中立下的，也就间接表明朱仙镇之战有可能发生（朱仙镇即位于颍昌与开封之间）。
很显然，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即东京汴梁，也即开封府）进军的。故岳家军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很大的可能性。
还有一条很有力的证据，《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这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率领六十个金国骑兵绕到宋军后方侦察，来到了鄢陵，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方。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府和朱仙镇之南，金军的侦察兵绕过宋金两军对阵的前线，来到位于朱仙镇以南的鄢陵刺探敌情，金军侦察兵到达朱仙镇之南的鄢陵已经被金人视为“深入”宋军腹地。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并与金军在那里对阵。这也就有力地印证了岳飞朱仙镇之战的存在。
而据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之战岳家军获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这在《金史》记载中得到了间接印证。《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在“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发生在岳飞北伐之前。而“宗弼遣孔彦舟下汴州”，也即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则发生在既在岳飞北伐之后，显然是金军撤出开封之后的重占。《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以上分析足以印证绍兴十年七月中旬颍昌大捷后，岳飞所部乘胜进军至朱仙镇并与金军在那里交战。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经过几十年的频繁征战消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然而，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军将领甚至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普遍十分怨恨金人十分，作战不会很卖力，但一有机会，他们就想逃走或是投靠宋军。假如后面没有金兵金将的压阵，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早就临阵脱逃或者是临阵倒戈了。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太多战斗力的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多是虚张声势。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主力只能是作为金国正规军的女真骑兵，金军战斗力和士气主要靠女真骑兵维系，一旦女真骑兵接连在野战中遭受重创，那些金军就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汉人签军也会分崩离析。

朱仙镇之战的前提是，在此前的郾城之战、颖昌之战期间，金军接连遭受重创，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军统帅完完颜宗弼（兀术）不肯认输，继续签军，也就是抓壮丁充军，但被强征入伍的签军大多数都是汉人，曾经都是大宋子民，得知宋军连连告捷、金军接连败退的消息，他们更加不愿意去做签军，给女真人当炮灰。气急败坏的完颜宗弼就拿昭武大将军韩常出气，你韩常好歹也是骁勇善战的猛将，如今屡次战败也太不给我台阶下了，完颜宗弼开始鞭打韩常，此时在金军阵营之中，不少人看到了完颜宗弼的残忍，更加深了对完颜宗弼的不满。同样也知道完颜宗弼这个靠山是快靠不住了，要赶快找个靠山才是！此时岳飞无疑便是他们唯一的靠山，如果投奔岳飞肯定有希望！ 故此有部分金将便向岳飞投诚，如金军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杨进、高勇等人接连向岳飞投诚，而被鞭打的韩常也对完颜宗弼十分不满，在颍昌大战之后，韩常的军队囤积在长葛县境内，曾经派出密使向岳飞投诚，岳飞一一接纳。
在郾城之战、颖昌之战之后，各路岳家军经过数日整顿，便大举进兵开封府，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在临颖县的张宪带领岳家军诸位统制向北方发动攻击，途中轻松击溃六千金国骑兵，扫除了向开封府挺进的阻碍。同一时间王贵也从颍昌府发兵进军开封府，岳家军左军统制牛皋也随之发兵进军开封府，各路岳家军人马纷纷挺进东京开封府，金兵闻风丧胆。
当时的情况是，岳家军各路人马兵临朱仙镇，完颜宗弼指挥金军带着被强征入伍的那些的“剃头签军”号称十万，企图负隅顽抗，岳飞派遣骁将（这个骁将很可能是牛皋）以五百背嵬骑兵作为前锋，士气低落的金军看到了岳家军的骑兵背嵬军作为先锋冲了过来，没有太多抵抗，就败退而逃。这就流传出岳家军五百精锐大破十万金军，——注意是“大破之”，只是击溃士气低落的十万金军（大部分应该由“剃头签军”组成），而不是歼灭，具体杀伤多少，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明在接连战败之后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无法继续与岳家军抗衡。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绍兴十二年正月（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发去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城南），将宋高宗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以国书形式传达给了金熙宗，同时把岳飞遇害的消息告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金国履行议和条件，派盖天大王完颜塞里（宗贤）护送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归南宋。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起侵宋战争，金军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上述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薛季宣（1134～1173年），南宋学者，永嘉学派创始人，早年随伯父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著有《浪语集》、《古文周易》、《书古文训》、《春秋经解》、《论语直解》。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金国已陷入内忧外患，南宋国力军力已反超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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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战绩战况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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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岳家军颍昌之战杀金兵实为五千，至少有八条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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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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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骑兵，——评述岳家军发展壮大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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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朱仙镇之战确实存在，岳家军五百精锐骑兵击溃数万金军，而非歼灭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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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抗金事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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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抗金形势图及其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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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人们对岳飞的评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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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
『自秦桧再相之后，他自己以宰相“监修国史”，指派儿子秦熺主编编年体的日历更是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
绍兴三十三年(1162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末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卷草，未立传者七百七人。” 这一千四百二十多卷是接近于《高宗日历》的全数了。《宋史·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为一千卷，乃是后来对草稿进行删削后的总卷数。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2）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撰完成，他和助手王扬英、周执羔还因此而升官受奖（3）。绍兴十三年以后的日历，显然没有前一部分重要，还是由秦桧的党羽负责纂修。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唯有“叹息而已”（4）。
南宋官修史书《高宗日历》除了给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涂脂抹粉之外，还不遗余力地诋毁岳飞，抹杀岳家军的功绩。当时南宋另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5）岳飞生前尚且如此，他惨遭杀害后就更可想而知了。孝宗倾向抗战，力主给岳飞乎反。但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时，却遇到秦桧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6）；另一方面，在吏补考功覆议“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也就是说，岳飞功居第一，只是凭传闻印象，而宫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7）。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被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宫修史书，业已失传。现存有关岳飞事迹的主要记有《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佗稡编》这五部书。除了《金史》之外，其它四部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秦桧父子篡改历史的恶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庞杂的一部。人们可以列举其千百条错论，但《宋史》毕竞是最基本的宋代历史资料。《宋史》在元朝末年仓促成书，大体上是照抄南宋官方自撰的国史、实录等等官修史书，因此书中很多错误应由宋朝史官负责。
《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而《宋史·岳飞传》主要根据岳珂《金佗稡编》修成，彼此不能不发生矛盾。如《宋史·岳飞传》说绍兴十年岳飞自朱仙镇班师，《宋史·高宗纪》却说“遂自郾城还，军皆溃”。这仅仅是《宋史》粗制滥免失于剪裁和考订的一例。
《宋史》的《高宗纪》和《岳飞传》没有为我们研究岳飞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倒是《宋史何铸传》保存了一条珍贵资料。《何铸传》当是来源于何铸子孙上报史馆的行状、墓志铭之类，其中谈到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事。《宋史·岳飞传》也采这条资料。这是对《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所作的唯一重要补充
《金史》和《宋史》同时编撰，它主要依据金国史官自挑的史书修成。《金史》的缺点是刻意为金国将领扬胜讳败。南宋初，宋朝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颖昌五次大捷，《金史》只承认和尚原一次，其它四战只宇不提。但是《金史》仍可补充或纠正宋方记载的不足或谬误，还辑录了一些金朝初年北方人民反抗斗争的史实。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金史》也多少透露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时，金国当时所处的窘境，《金史·宗弼传》实际上承认了金军一度放弃汴州(开封)的事，可与《金佗稡编》的叙事互相印证。
《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无疑是现存记述高宗朝宋金关系的资料最丰富的史书。《会编》引用大量制诰、国书、奏议、记序、碑志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并蓄。《要录》主要根据日历等官史，旁采私家著述，考核较为精详。这两部书都是肯定岳飞的，然而对岳飞事迹的叙述相当粗琉，甚至不知不觉地承袭了秦熺日历的某些污蔑之词。岳飞的主要事迹，包括四次北伐，绍兴七年因并统淮西军而受打击，绍兴八年和九年反对求和，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杀害等，这两部都有错讹或疏略。
人们谈论宋代的编年史，往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称，其实《要录》不如《长编》。《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繁毋略，而《要录》则是名实相符的“要录”。如果将《宋会要辑稿》同两书对比，情况就比较清楚。《长编》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详尽，而《要录》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简单，有时甚至删略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宋会要》《中兴会要》部分，尚能提供某些《要录》删略的岳飞事迹如《要录》卷一O九绍兴七年三月甲子只载王贵和牛皋升官，而《宋会要》兵一八之三八则说明升官的原因：‘掩杀逆贼五大王刘复、李成等，累立奇功故也。”秦熺的日历虽然删削了岳飞第三次北伐的战绩，但在叙述王贵和牛皋升官时，有所透露，而李心传未予重视反而将升官的原因也一笔抹掉。
由于秦桧不遗余力地掩没岳家军的战功，宋人谈到宋金绍兴十一年和议前的战役，往往只提顺昌和柘皋两战，而不提郾城、颖昌两战。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多数是不足道的小胜，而不列岳家军的郾城、颖昌两次大捷。《金佗稡编》的问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宋高宗给岳飞的一道奖谕诏书指出：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给岳飞的一道奖谕诏书证明南宋朝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还指出：“总的说来，宋代出于印刷术的推广，传世资料浩繁。倘若对有关资料不加认真稳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就不足以其实地反映岳飞的生平。”
故此，有记载，不等于就是真实，这要求我们认真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这里对岳飞的一些考究，也是基于这个想法。《三朝北盟会编》是兼收并蓄，纵然相互矛盾的记载，但它会记录其中有关于部分被秦桧、秦熺之流所歪曲的史实，自然毫不为奇；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那段记载，则和《三朝北盟会编》的错误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作者李心传在摘录此段的时候，未加分析，完全摘下，并没有察觉记载间的自相矛盾之处。至于《宋史高宗本纪》和《秦桧》多按照《高宗日历》记载编写，有此记载，实属正常。只是岳飞的功绩和清誉，又岂是这些奸佞之徒可以湮没呢！

事实上，宋孝宗一朝，从来不是凭孝宗一人之力便能订立国策的时代，其最终国策的确立其实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而“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评选，以及对岳飞的不彻底平反都与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更加遑论客观公正了。

虽然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他的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还有所保留。宋孝宗对岳飞给予打了折扣的褒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不肯追究岳飞冤案的制造者，甚至褒奖曾经参与陷害岳飞的奸佞张俊，——这些当然是有原因的！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
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而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大多数是秦桧党羽），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主和派经过宋高宗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强大势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了。
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两年后（1189年），昔日的锐气消磨已经殆尽的宋孝宗也宣布退位，去当太上皇。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锐意恢复的宋孝宗终于在其中年之时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此时，南宋一朝主和派正受到了重大打击，国家的大策方针一时难以确立，给了宋孝宗以绝大的活动空间。诏复岳飞原官，命张浚出师皆是其力图一变国策为“恢复”的重大举措。
然而，根深蒂固的主和派并不甘心拱手奉献政治权力，“太上皇”赵构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宋高宗以汤思退为左相，张浚为右相的人事安排可谓高妙，盖如此，则张浚的一举一动不免掣肘。
由此可见，宋高宗赵构虽然禅位，但只是表面上退居幕后，事实上依旧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宋孝宗一朝的人事任命，大到宰执人选，小到都府参谋无所不与。也正因如此，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通过选用大臣，通过掌握人事任免大权，基本上控制了宋孝宗一朝的国策，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保证。
而南宋朝中士大夫对宋孝宗“恢复”（也即收复失地）这一国策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宋孝宗本人在淳熙四年对大臣诉苦说：“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为，故深思远虑如此。臣等敢不磬竭忠力。上曰：卿等见士大夫，可与道朕此语。奏曰：敢不广布尧言。温叔退而书之时政记。” （引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风》。

众所周知，宋朝的政治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的集中程度远不如明清两代。在宋朝，皇帝所制定的国策必须要获得士大夫阶层的首肯，否则将面临无法执行的窘境。
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强大官僚集团，甚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这种情况有些类似明末，崇祯与满清议和之举，即受制于朝中清议无法实现。
而宋孝宗一朝，执掌台谏的南宋官员，其政治倾向恰恰大多是议和，宰辅（正副宰相）诸人亦是如此，尤以执政时间最长的王淮为典型。
如上所述，主和势力虽然由于金国完颜亮的南侵而暂时蛰伏，然而无时无刻不再觊觎重新获得权力。终于，隆兴元年（1163）宋军符离兵溃，给了南宋主和势力以全面反攻的机会与口实。
面对议和派如此强大的联合力量，宋孝宗于重压之下颇感无可奈何。宋孝宗在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曾经颁布一道诏旨给“延边将士”，委屈的表达了此种意思：“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而宰辅群臣，前后履请，已尽依初式，再议国书，岁币成数，亦如其议。若彼坚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则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以此诏语气看来，宋孝宗应该是希望借由透露朝中情况，而取得沿边将士的谅解，说明和议并非朕之本心，只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而此种局势之缔造，无疑要归功于太上光尧（宋高宗赵构）、朝廷宰辅群臣的合力了。
隆兴和议的达成，以条约的形式强化了安静的国策。自然，此国策的最终制定，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很有关系。
隆兴二年（1164年），在宋军符离集兵败之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开始给宋孝宗施加巨大的压力，逼迫宋孝宗与金人讲和。这期间，正是议和派得势之际，自然对抗战派不利。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4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4年，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宋孝宗当时自然没有为岳飞说话，而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在宋孝宗的背后，——有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
宋孝宗时期，内忧则是国无良将，库无余粮（说秦桧的绍兴议和得以修养生息的人，真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何宋孝宗一朝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外患则是完颜雍号为明主，金国在海陵之乱后重新获得了空前的稳定；而张浚的失败则给孝宗以切实的教训，更告诉他恢复非同儿戏。这些都是隆兴和议的现实基础。然而，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的势力在最终决定国策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否则，宋孝宗不会连恢复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言于群臣。
“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就敏锐的反应了此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全部都是些防守性质的战役或者战斗，而岳飞收复健康战役、收复襄汉六郡战役、郾城大战、颍昌大战等作为进攻性质的反击战显然是很难被南宋主和派君臣所宣扬的，而作为坚定地抗战派典型将领，岳飞的威名也受到当权的南宋主和派君臣的压抑。
以上这些恰恰与新的国策“安静”互为表里，曲折的向天下人传达了宋孝宗此时的国策。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猜测之论，南宋朝廷的任何举动都要符合既定国策是当时公认的政治标准。
改元淳熙表明光明正大的理由是取法祖宗，折射出宋孝宗时期的南宋朝廷的真实意向其实是效仿宋高宗之坚守和议、不开边衅的意思。
因此，伴随着南宋国策的制定和确立，岳飞作为抗战派的代表人物，任何对其的重新评价，都有影响国策的可能。
所以，岳飞后人不得不对许多关涉先祖的要事采取沉默的态度。不止是“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配飨高庙一事亦不置一言。
在以礼改葬岳飞之后的十六年之后，宋孝宗才姗姗来迟地决定为岳飞定谥，但这已经被岳家看作是当结草衔环相报的大德了。
最有意思则是岳飞封王事件：“中兴异姓七王，自张俊始。……开禧用兵，韩侂胄欲风厉诸将，因刘光世之孙伯震有请，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鹏举为鄂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兴异姓封王记》）
——岳飞封王，竟然是沾了庸将刘光世的光。终宋孝宗一朝，作为功勋后代的岳飞子孙，竟然连替先祖要求王位都不敢言，其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综上可知，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强大的背景之下，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并不够客观严谨，主要是出于政治问题的考虑。
而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
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岳飞因惨胜而导致攻势无以为继，所以未能入选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说法显然是在断章取义，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南宋朝廷1166年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为何没有提及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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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二年（1164年），在宋军符离集兵败之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开始给宋孝宗施加巨大压力，逼迫宋孝宗与金人讲和。这期间，正是议和派得势之际，自然对抗战派不利。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位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5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4年，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岳飞的著名战绩之所以没有被南宋朝廷列入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原因大致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
第二方面，则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作梗的缘故。

事实上，宋孝宗一朝，从来不是凭孝宗一人之力便能订立国策的时代，其最终国策的确立其实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而“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评选，以及对岳飞的不彻底平反都与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更加遑论客观公正了。

虽然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他的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还有所保留。宋孝宗对岳飞给予打了折扣的褒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不肯追究岳飞冤案的制造者，甚至褒奖曾经参与陷害岳飞的奸佞张俊，这些当然是有原因的。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
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而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大多数是秦桧党羽），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主和派经过宋高宗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强大势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了。
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两年后（1189年），昔日的锐气消磨已经殆尽的宋孝宗也宣布退位，去当太上皇。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锐意恢复的宋孝宗终于在其中年之时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此时，南宋一朝主和派正受到了重大打击，国家的大策方针一时难以确立，给了宋孝宗以绝大的活动空间。诏复岳飞原官，命张浚出师皆是其力图一变国策为“恢复”的重大举措。
然而，根深蒂固的主和派并不甘心拱手奉献政治权力，“太上皇”赵构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宋高宗以汤思退为左相，张浚为右相的人事安排可谓高妙，盖如此，则张浚的一举一动不免掣肘。
宋高宗赵构虽然禅位，但只是表面上退居幕后，事实上依旧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宋孝宗一朝的人事任命，大到宰执人选，小到都府参谋无所不与。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通过选用大臣，通过掌握人事任免大权，基本上控制了宋孝宗一朝的国策，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保证。

众所周知，宋朝的政治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的集中程度远不如明清两代。在宋朝，皇帝所制定的国策必须要获得士大夫阶层的首肯，否则将面临无法执行的窘境。
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强大官僚集团，甚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这种情况有些类似明末，崇祯与满清议和之举，即受制于朝中清议无法实现。
宋孝宗一朝，执掌台谏的南宋官员，其政治倾向恰恰大多是议和，宰辅（正副宰相）诸人亦是如此，尤以执政时间最长的王淮为典型。
如上所述，主和势力虽然由于金国完颜亮的南侵而暂时蛰伏，然而无时无刻不再觊觎重新获得权力。终于，隆兴元年（1163）宋军符离兵溃，给了南宋主和势力以全面反攻的机会与口实。
面对议和派如此强大的联合力量，宋孝宗于重压之下颇感无可奈何。宋孝宗在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曾经颁布一道诏旨给“延边将士”，委屈的表达了此种意思：“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而宰辅群臣，前后履请，已尽依初式，再议国书，岁币成数，亦如其议。若彼坚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则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以此诏语气看来，宋孝宗是希望借由透露朝中情况，而取得沿边将士的谅解，说明和议并非朕之本心，只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而此种局势之缔造，无疑要归功于太上光尧（宋高宗赵构）、朝廷宰辅群臣的合力了。
隆兴和议的达成，以条约的形式强化了安静的国策。自然，此国策的最终制定，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很有关系。
隆兴二年（1164年），在宋军符离集兵败之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开始给宋孝宗施加巨大的压力，逼迫宋孝宗与金人讲和。这期间，正是议和派得势之际，自然对抗战派不利。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4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4年，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宋孝宗当时自然没有为岳飞说话，而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在宋孝宗的背后，——有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
宋孝宗时期，内忧则是国无良将，库无余粮（说秦桧的绍兴议和得以修养生息的人，真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何宋孝宗一朝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外患则是完颜雍号为明主，金国在海陵之乱后重新获得了空前的稳定；而张浚的失败则给孝宗以切实的教训，更告诉他恢复非同儿戏。这些都是隆兴和议的现实基础。然而，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的势力在最终决定国策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否则，宋孝宗不会连恢复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言于群臣。
“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就敏锐的反应了此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乾道二年（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全部都是些防守性质的战役或者战斗，而岳飞收复健康战役、收复襄汉六郡战役、郾城大战、颍昌大战等作为进攻性质的反击战显然是很难被南宋主和派君臣所宣扬的，而作为坚定地抗战派典型将领，岳飞的威名也受到当权的南宋主和派君臣的压抑。
以上这些恰恰与新的国策“安静”互为表里，曲折的向天下人传达了宋孝宗此时的国策。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猜测之论，南宋朝廷的任何举动都要符合既定国策是当时公认的政治标准。
改元淳熙表明光明正大的理由是取法祖宗，折射出宋孝宗时期的南宋朝廷的真实意向其实是效仿宋高宗之坚守和议、不开边衅的意思。
伴随着南宋国策的制定和确立，岳飞作为抗战派的代表人物，任何对其的重新评价，都有影响国策的可能。
所以，岳飞后人不得不对许多关涉先祖的要事采取沉默的态度。不止是“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配飨高庙一事亦不置一言。
在以礼改葬岳飞之后的十六年之后，宋孝宗才姗姗来迟地决定为岳飞定谥，但这已经被岳家看作是当结草衔环相报的大德了。
最有意思则是岳飞封王事件：“中兴异姓七王，自张俊始。……开禧用兵，韩侂胄欲风厉诸将，因刘光世之孙伯震有请，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鹏举为鄂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兴异姓封王记》）
岳飞封王，竟然是沾了庸将刘光世的光。终宋孝宗一朝，作为功勋后代的岳飞子孙，竟然连替先祖要求王位都不敢言，其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综上可知，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强大的背景之下，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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