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森海 2017-01-18 07: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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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中）
作者：姜锡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二、昭雪之曲折
许多历史人物，盖棺方有定论。也有不少历史人物，死后仍然难得定评。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没有完结之前，人们对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对不同层次、不同处境的人的作用与影响也是很不一样的。人死之后，其社会活动虽然终止，但其历史影响不一定同时终止。越是名人，其对时人和后人的历史影响就越是深远，时人和后世的评论就越是聚讼不止，歧异难平。
岳飞冤案之昭雪并不顺利，阻力重重，历时漫长。既由此反映出当时对岳飞之评价即已不易公正，已令岳飞后代和仁人志士抑郁难平，也表明当时人对岳飞的评价大受各自立场、利害、认识之影响。回顾这段历史，探究其中原委，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岳飞、认识南宋历史，颇有必要。南宋王朝对岳飞冤案的昭雪，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宋高宗、宋孝宗时期
岳飞遇害后，主和派长期把持朝政，对金屈辱求和，对内残酷迫害主战派。通过文字狱和禄位相诱的软硬两种手段，操控舆论，压制不满。在这种情形下，对岳飞冤案自然不可能予以昭雪。
绍兴二十年（1150）后，形势大变。金朝完颜亮篡位之后，志在吞灭南宋，积极备战。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已不再遮掩；“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之严峻形势。赵构、秦桧等主和派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主战派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南宋官员杜莘老上奏说：“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成感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黾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1]（《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御史中丞汪澈为备战抗金而“宣谕荆襄”时，鄂州将士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冤案，“哭声如雷”[1]（《粹编》卷9《昭雪庙谥》）。
太学生程宏图、宋苞上书，为应对危机献计献策，其中要求：（1）宋高宗下罪己诏。（2）“首正秦桧之罪”。“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国以和议者，无问存没，悉正典刑。”（3）“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2]（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戊戌）
大敌当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克己为国、激励士气之际。但宋高宗既未罪己，也未罪桧，更未昭雪岳飞，只是到金军全面进攻之后才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2]（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这一举措，仅仅是对受牵连的岳飞等人子孙家属略示仁慈而已，丝毫没有平反昭雪之意。将岳飞、张宪与蔡京、童贯并列，更是别居用心，暴露出宋高宗赵构之恶毒与狭隘。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2]（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的宋高宗主动退位，皇太子即皇位，是为宋孝宗。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他即位伊始，未对岳飞狱案重新审查核实，便急忙下诏“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1]（《续编》卷13 《追复旨挥》）。
乾道五年（1178年），鄂州获准为岳飞建庙，翌年赐庙额为“忠烈”。淳熙五年十二月，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讨论，宋廷又追谥岳飞“武穆”。
可以说，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及其冤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有所保留。
第一，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为岳飞复官平反的告词，用语比较暧昧。既然要为岳飞平反，朝廷就必须首先公开正式承认错误，分清是非曲直，还岳飞以清白。告词中谈到岳飞之死时写道：“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1]（《续编》卷13《追复少保两镇告》）此用西汉周勃或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岳飞之狱为一冤案，为之平反，但又不肯明言直说。而岳云的复官告词，则直接了当地称其“困于谗诬”而被杀[1]（《续编》卷13《先伯雲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告》）。两相比较，凸显前告措词之隐晦。其实在此之前，宋孝宗已经为岳飞之死定了调子：“坐事以殁”[1]（《续编》卷13《追复旨挥》），措词更为含混不清。从之后的一系列事情看，官方这一态度在孝宗朝具有连贯性，说明其隐晦措词决非偶然。
第二，相关公文讳言冤狱。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上奏请求在鄂州为岳飞立庙。他在陈述立庙的原因和理由时，讳言冤狱。后来的有关文书，亦讳言冤狱。淳熙五年（1178年），朝廷决定给岳飞赐谥，起初拟谥为“忠愍”。拟议官之所以选一“愍”字，是因为“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悲伤的原因，拟议文中讲得较清楚：“公素志恢复，会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庙堂，位枢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与谋孽厚诬，以媚权臣，乃罢本兵，兴罗织，致坐事以没。嗟乎！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确道出岳飞是因朝廷冤狱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别拟定。”议谥官立即领悟宋孝宗不满之处，在拟议文中把关键的岳飞冤狱大加淡化：“雋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拟改谥“武穆”。而在《武穆覆议》中，对岳飞枉死朝廷冤狱之事竞只字不提。在《赐谥指挥》中又将“坐事以殁”一笔带过[1]（《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从颜度正式奏请给岳飞赐谥，中经反复研究讨论，到定谥颁布，历时两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狱导致飞殁。
第三，淳熙十四年十月，宋高宗病死。翰林学士洪迈奏请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为配飨功臣。但“众论颇汹汹”[7]（卷173《思陵录》）。有人认为：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飨之列。”[3]（乙集卷4《高庙配飨议》）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6]（卷35《孝宗纪》）。宋孝宗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武将用韩世忠、张俊而不用岳飞。
第四，诬告岳飞、制造冤案者，未予追究。元凶赵构，时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极尽孝敬、掩护之能事。最大帮凶秦桧，宋孝宗深知其人罪大恶极，诬杀岳飞，却不予追贬。主要帮凶张俊，不仅未受追究，反而配飨高宗庙祠。丧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万俟 ，也未予追究。韩世忠的哲嗣韩彦直，在孝宗朝“乞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6]（卷364《韩彦直传》），宋孝宗并未采纳，也未追贬王俊、傅选等人。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难道宋孝宗认为这些人没有错？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孝宗朝对岳飞冤案确已基本平反昭雪，但有所保留，并不彻底；对岳飞大加褒崇（仍有折扣，详见后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混、避讳态度。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宋孝宗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对岳飞大加褒崇，对蒙受牵累者予以平反优恤，原因有三：
其一，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召见飞子岳霖时说：“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1]（《稡编》卷9《昭雪庙谥》）。这表明宋孝宗本人确实知道岳飞冤枉，知道岳飞等人被害是一大冤案（不过值得注意，宋孝宗这番话是在便殿对岳霖所言，非在正式场合，更非正式诏敕；至于宋孝宗认为岳飞冤枉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
其二，岳飞对宋孝宗立储、登皇帝宝座有功，孝宗心存感激。
其三，收揽人心，鼓舞士气。宋孝宗即位初期，金军大举灭宋虽已失败，但宋军大举北伐正加紧准备。孝宗由高宗禅让、从太祖系统出来荣登皇位，立足未稳，亟需安抚内伤、收揽人心，特别渴望得到军队的鼎力支持。这时的岳家军及其后代，对岳飞冤狱的平反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一年前汪澈宣谕荆襄时，岳家军及其后代联名上书申冤，群情激愤，哭声雷动，孝宗不会不闻不顾。“况今行营将士，往往故飞部曲。”[8]（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宋廷岂敢掉以轻心？之所以未经重新审查甄别就仓促宣布平反飞狱、优恤有加，并特别在《追复旨挥》中说：“去冬出戌（指北上抗金——作者），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1]（《续编》卷13《追复旨挥》）在《追复少保两镇告》中说：“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1]（《续编》卷13《追复少保两镇告》）显然是急于劝勉岳家军及其后代，并笼络全体将士。皇位坐稳后，他很想摆脱屈辱地位，建立盖世功业，仍需要得到军队支持，激发将士抗金报国之心。
至于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有所保留、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宋高宗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宋孝宗对太上皇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太上皇还心存畏惧，对太上皇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狱案，追究冤狱制造者，追责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关系网，这是孝宗初政、立足不稳之时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似为怪事的是，新皇帝坐稳宝座后，特别是在老太上皇赵构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驾崩之后，宋孝宗仍然故态依旧、新局不开。说怪其实也不怪，从深层次进一步来观察，可得三点：第一，宋孝宗谙熟互相牵制“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并不想把社会舆论的天平完全偏向武将和主战派一边。这在高宗庙祠配飨人选问题上暴露无遗。第二，宋孝宗尽管倾向主战、欲展宏图，但绝对不是誓死决战、雄才大略之主。北伐失败后，豪气锐减，在和战之间徘徊不定。所以，他既不肯痛斥追贬那些陷害岳飞的老主和派，也不敢肃清朝廷中的新主和派；既不肯全力整军备战，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第三，他并没有把岳飞视为宋高宗的忠臣。这在追赐岳飞谥号时刻意把“忠愍”改为“武穆”、配飨高庙时选用韩世忠、张俊而不选用岳飞二事上暴露无遗。

（二）宋宁宗、宋理宗时期
前一阶段，主要是宋孝宗时期的平反昭雪，根本原因在于新皇帝宋孝宗急于收揽军心、激劝士气。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在当时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很理想，甚至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对岳飞和岳家军情况比较了解的薛季宣，在给参知政事汪澈的一封信中，十分尖锐而激愤地指出：“皇上（宋孝宗）即位之始，首雪岳飞之冤，天下知与不知，无不称庆。逮今数月，宜人人有报效之心，求诸军情，乃反有纷纷之论。……徒为国家惜此举措不厌人心。……是则雪飞之冤，而取众怒，不若不为之为愈也。”（《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愤懑不满者的主要看法和原因，大致如下：
“使飞果反，朝廷不当昭雪，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则亚保之礼不当有废。国家纵不能归其贝胃赠，追加封爵，犹当反其田宅，畀之恩数，亲降黼座，临奠其丧，会其子孙，以礼归葬……今独不然，惟复其封而已。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赏犹世其家，而独于飞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难哉！德寿中兴之成，不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秦桧四人而已。四人之终。礼有异数，今其子孙或位孤卿。飞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毙于非命，自乎既往。追之来者，乃至于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8]（《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可见，临急难而抱佛脚、颇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平反昭雪工作，因其态度暧昧，颇有欠缺，收效并不理想，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岳飞到底是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南宋朝廷态度不是十分明确，引起很多人的猜测、疑惑、不满。南宋朝廷对岳飞昭雪之后给予的恩数，不仅不如韩世忠、刘光世，甚至不如屠飞凶手张俊和秦桧！
是非尚未彻底分明，恩数尚有很大欠缺，公论尚存诸多不平，宋孝宗并非懵然不知。他后来又为此做了一些弥补，但拖拉不果，力度不够，大打折扣，并且很不主动。岳家江州被籍没之田宅，是在岳霖等家属后代上奏要求下才予以追还。在鄂州为岳飞立庙，是在乾道六年（1170），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进行所谓的“昭雪”之后的第8年，才在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奏请之下予以允准。正式为岳飞追赠赐谥，是在淳熙六年（1179）正月，即宋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十七年，才在前太常少卿、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颜度奏请之后，讨论一年多时间，将“忠愍”降格为“武穆”方予追赐。秉公卓识之士不满，岳飞子孙更为不满。
赐谥，乃当时一件大事。必须首先由太常寺调查清楚本人的事迹功业，据此提出赐谥的具体理由，三省审议通过后，最后由皇帝审查批准。
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本人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渡江后，秦桧谥忠献。”[3]（甲集卷9《大臣谥之极关者》）赐谥中有一忠字，表明朝廷承认并表彰该臣为忠臣。高、孝两朝赐谥有忠字者，为数不少，如文臣宗泽谥忠简、赵鼎谥忠简，张浚谥忠献、朱胜非谥忠靖、吕颐浩谥忠穆、胡铨谥忠简，武将韩世忠谥忠武、李显忠谥忠襄、魏胜谥忠壮、张俊谥忠烈⑤。
关于岳飞议谥，李心传记载说：“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谥为‘义节’，而秦丞相以无‘忠’字疑之，令别谥。太常谓若以忠为谥，则子孙诵之，非易名之义也，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为岳飞作谥（笔者按：此事发生在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十七年）。太常议：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以为用愍字，则于上皇为失政，却之，乃改为‘武穆’。此二者皆于谥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却也。”[3]（甲集卷9《渡江后改谥》）

从中反映出，有无“忠”字非常重要。宋孝宗显然认为给岳飞定谥，用愍不可，用忠也不行，否则，却愍留忠，有何不可？从“忠愍”降格“退却”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之故意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内心梗愤难平。所以，岳飞子孙岳霖等人在《谢表》中，一方面对朝廷追赠恩数、赐谥“武穆”感谢有加，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地用一半字数大讲岳飞遭诬陷而屈死。实际上是用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示抗议[1]（《续编》卷14《赐谥谢表》）。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岳霖逝世。老人临终之前，拉着哲嗣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1]（《粹编》卷9《昭雪庙谥》）
此后十年，岳珂不负父望，奋发努力，在岳霖等人工作基础上，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成“高宗皇帝御笔手诏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飞《家集》十卷、《行实》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进献朝廷[1]（《续编》卷26《缴进奏状》），并将副本分别献给宰执大臣。这些文献和后来的其他相关著述，后厘定为《鄂国金佗稡编》一书并刊行于世。在上述文献中，多处谈及宋高宗、宋孝宗对岳飞的平反昭雪一事，颇能反映岳珂等人对此事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兹择要摘录9条如下：
（1）岳珂在《吁天辨诬通叙》中说：“先臣既殁之后，复有程宏图者，大书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当天，谗基悉殄。……绍兴更化，逐谗党，复纯州，还诸孤之在岭峤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属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复其官爵，又锡之冢地；疏以宠命，而禄其子孙；予以缗钱，而恤其家族；给以元业，而使之不（飠胡）于四方；旌以庙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军之心。……盖自汉、魏以来，功臣被诬，诞谩无实，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际，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荣者也。”
（2）在《通叙》的后面，岳珂又接着说道：“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3）在《进<行实编年>、<吁天辨诬>表》中，岳珂说：“孤忠许国，有死弗渝。众毁盈庭，传疑未白。”
（4）在《上宰执第一书》和《上侍从给舍台谏书》中岳珂说：“是以蒙被污垢六七十年，虽高庙神圣，卒悟其奸，赐之昭雪，又以此意属于孝庙，葬之以礼，复之以官，录用其予若孙，宜若可以无遗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往往是非无据，而黑白易位……”“褒赠之典，视其同功者犹歉也。则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获尽伸者。”
（5）岳珂在《谢宰执启》中说：“然愍章虽渥于累朝，顾褒典尚惭于诸将。惧未湔于余谤。爰久玷于孤忠。”
（6）岳珂在《经进百韵诗》中说：“每念沉冤未雪。直笔久污……”
（7）岳珂在《吁天辨诬·淮西辨》中说：“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颠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于谗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
（8）岳珂在《张宪辨》中说：张宪“一时被诬，衔恨地下。虽复官恤孤，尝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万世，而锟缕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无一毫之憾。……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窃意其罪之在宪，而先臣莫之知也。……宪之诬未明，则先臣之迹亦几于晦矣。”
（9）岳珂在《乞付史馆堂札》中说：“区区累年之廑，正以孤忠未尽明，遗谤未尽雪……先大夫不幸受秦桧之诬，而又与熊克有子孙一时之憾，暧昧之迹，无以自明，衔冤地下，永无信眉之日。”
从第1条可以看到，岳珂等人认为，宋高宗、宋孝宗已对岳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且眷渥有加。但是，从第2条至第9条可看到，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欠缺很多，致使岳飞“忠未显，冤未白”。尽管事过六七十年，人们对岳飞冤狱的看法和评论并不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意其或有是”，或者“黑白易位”，或者“疑以传疑”，或者“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或者认为纯属诬陷。
此情此景，岳珂等人岂能不痛心疾首、怒火满胸？他发愤著述，辩飞之诬，昭飞之忠，多方奔走呼吁，要求当局审其辨白，宣付史馆，传信后世；并且要求当局弥补对岳飞恩数之欠缺，追加褒崇之典。恰值“开禧北伐”前夕，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正在动员军民准备北伐，遂将岳珂辨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并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①。
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大受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竟恢复秦桧的爵谥。嘉定六年（1213）之后，因金朝内外交困、国势大衰，宋朝对金改取强硬态度，主战派渐复居优势。孝宗即位初，曾拨临安府（杭州）显明寺充岳飞功德寺，但因赵宋宗室已先占用，长期没有落实。五十九年后，即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批准以临安府北山智果寺充岳飞功德院，并特赐院额“褒忠衍福禅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于“定谥‘武穆’，未足以宣皇祖之本意，其赐谥‘忠武’。”[1]（《续编》卷16《碑阴记》）“实先赐谥‘忠穆’。……继而宸衷未惬，犹日：‘穆不如武。当以诸葛亮、郭子仪二谥之美者以旌异之’。于是复改‘忠武’。”[1]（《续编》卷16《附录》）可以说，这才是宋朝官方对岳飞的最高奖评，也是最确切的奖评。后人往往受《宋史·岳飞传》等史书影响，多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实属不当，称“岳忠武”方为允妥。

显而易见，岳飞冤案之平反昭雪颇不顺利，过程相当艰难曲折。宋高宗退位前，基本上未予考虑。宋孝宗时期虽曾采取一系列昭雪褒赠措施，但昭雪并不彻底，褒赠也有欠缺，是非真假也不甚分明。直到宋宁宗嘉泰四年之后，才在岳珂等朝野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廓清事实，洗雪冤污，给予公正奖评。如果不是岳飞本人一贯赤心报国，始终克己奉公、功勋卓著，如果不是岳珂等朝野人士数十年艰苦努力，如果不是国难不已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抗战派，岳飞冤狱实不易彻底平反昭雪。三者缺一不可。而年轻的岳珂所做的辨白工作及其作用非常关键，不容低估。例如淮西之役岳飞逗留不进之诬，诚如岳珂所言：“秦桧当时之酝祸也，盖欲屏去先臣所拜之宸翰，如綦崇礼所被之诏，以泯其迹，而使先臣之忠，终于莫辨。何以言之？宸章圣画，固非人间所得而易见……抑犹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札并存而不失尔。故臣得以逐时日、叙次第而刊之石，以传万世。不然，则先臣之诬，尚何以为据依而辨之？呜呼！桧虽欲泯之，而天不泯之，是留以赐臣家，而使先臣之事有所据依而辨明也。”[1]（《稡编》卷22《淮西辨》）
若非十五道御札存世未毁、岳霖等人索回、岳珂整理辨明，那么岳飞被杀的一大“罪状”实难洗雪净尽。在此之前，朝野上下对岳飞冤案疑信不定，官私史籍黑白不分，平反昭雪保留不尽，确非偶然，肯定与此大有关联。所以，对岳珂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诚如学者所指责，岳珂《金佗稡编》缺陷之一是，对诬杀岳飞的元凶宋高宗赵构的罪行、对岳飞与赵构的矛盾冲突多有曲意淡化遮掩之处。然而，全面细究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岳珂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批进献朝廷并公布于当世的文献中，对宋高宗的揭露、诘难、厌恶，虽然隐晦，但并不少见（甚至对宋孝宗也多有不满）；在另一不必进献朝廷的私人著作《裎史》中，凡记高宗及其亲信之事，几乎全为恶行丑事，平实不激的文笔于取舍之间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杀亲仇人的无比憎恨。
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与主战派和主和派、卖国贼的势力消长沉浮有直接关系。凡前者当政时期，就顺利一些；凡后者当政时期，就置之不理、陷于停顿。所以，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工作，决非岳飞一人之私事，也非岳飞子孙后代之私愿，实关朝廷对金政策取向之大局，实乃南宋军民关注之国事。

第三部分、是非原则问题，丝毫不能含糊

是杀害岳飞还是保护岳飞，是诬蔑岳飞还是昭雪褒崇岳飞，对南宋人来说，是关系到选择奋战抗金、雪耻复国，还是选择投降求和、偏安江南的重大国策问题；同时也由此关系到，是贪图眼前一时富贵、自私自利，还是追求长远根本大功、舍身报国。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远非每个人都能分辨清楚、正确把握的。
岳飞生前即绍兴十一年（1141）之前，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公开批评、否定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对岳飞也是刮目相看，特别是宋高宗赵构本人对岳飞更是赞不绝口。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岳飞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独挡一面，忠心耿耿，确应受到时人的高度尊重和表彰。
到岳飞被害前后，尽管有不少体国卓识之士深信岳飞是难得的良将忠臣，但指责、否定的舆论占据了主流。宋高宗、秦桧集团将岳飞视为他们急于卖国求和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捏造罪状，横加诬陷，否定忠诚，定为叛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和误国、残害忠良的大卖国贼秦桧，却被宋高宗公开表彰为“精忠全德”的“忠献”之臣[2]（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己酉、乙卯）。时人都很清楚，更有昭雪、追褒的官方文书及岳珂本人也都表明，岳飞被杀，主要由于坚决主战拒和；秦桧得宠，实由主和拒战。
宋孝宗即位后，为了收揽军心、抗金北伐，公开为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并不彻底；对岳飞虽屡有褒崇肯定，但有折扣。到宋宁宗开禧北伐前夕，在岳珂等人的辨白下追封岳飞“鄂王”，承认岳飞“忠义徇国”[1]（《猝编》卷27《封王信札》）。
直到金国衰败之象尽显，南宋对金改取强硬政策后，才于宋理宗宝庆元年改谥岳飞“忠武”，正式给予岳飞最高评价。
岳飞是南宋抗金爱国者的一面大旗，肯定或否定岳飞成为鉴别主战爱国或者卖国求和的一条重要标准。主战爱国者，无不高举这面大旗以作号召，充分肯定岳飞。
肯定、褒崇也好，否定、诬害也好，最关键的是一个“忠”字。岳飞誓死抗金、励志恢复、舍身报国之忠诚，始终不渝，一贯到底。从一时看，从宋高宗赵构一己之私利看，岳飞确非宋高宗之忠臣。构令飞停战，飞不愿也，且有怨恨；构欲卖国求和，飞坚拒不从，且有怨恨，岂非大逆不忠乎？从一世看，从赵构作为南宋皇帝、一国代表和象征看，岳飞实为难得的真正忠臣。岳飞多么渴望宋高宗能够真正代表国家长远根本利益，小则为父兄亲人报仇、恢复祖宗失地、雪耻复国，大则以战平定天下、保卫先进文明。岳飞欲助高宗做一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有为明君，不欲助宋高宗做一屈膝卖国、苟且偷安、卑鄙无耻的龌龊昏君。若非丧心病狂、良知不存，岂可弱也求和、强也求和？败也卖国投降、胜也卖国投降？一味求和投降，并且是不要脸面的屈辱投降！一片赤诚忠心，败类不察，“臣构”不悟，怎能不令岳飞大失所望、怒发冲冠？怎能不令后学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岳飞对构之自私无耻、狭隘短视有所认识，对其大误祖国、巨害民族有所抗争，决然主战，励志恢复，坚拒求和投降，卒罹大难。飞死为谁？为了祖国！当宋高宗被迫抗金时，不乏忠臣。当他屈辱投降时，已经不配有也没有忠臣了。岳飞是臣构的逆臣，却是国家的忠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元代以来，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人们对岳飞普遍持肯定态度，对杀害岳飞的一批凶手则持否定态度。对此，李安《岳飞史迹考》、《精忠岳飞传》已收集不少史料，从中可以略见大概⑥。兹不复赘。不过，明清时期也有极少数学者，虽然并不否定岳飞，却肯定秦桧及“绍兴和议”，甚至胡说什么“秦桧再造南宋”⑦。仅从绍兴和议之屈辱卖国内容对南宋军民抗金大业之恶劣影响两个方面，即知此说实属荒谬无据，不堪一驳。事实上，完颜亮挥军南下，早已宣告并证明了“绍兴和议”的战略错误，时人也由此看到了秦桧等人“倡和误国”[6]（卷473《奸臣传·秦桧传》）的滔天大罪。其实，此类言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在秦桧养子秦焙和秦桧门客曹冠那里早已有之⑧。抬高秦桧，必然压低岳飞。这既与历史事实大相悖离，也严重干扰了人们对岳飞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必须坚决摒弃。当今学界，更不可遽取轻信。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拥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不言而喻的是，这些遗产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后世必须对之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剔除糟粕，继承精华。对待岳飞本人及其相关的各种文献也是如此。岳飞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但远不足以掩没其优点和功绩。岳飞忠爱祖国、誓死御敌的高风亮节，刚直不屈、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不仅宋代不多见，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突出、非常难得的。从南宋以来，岳飞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克己报国、誓抗外侮的一面旗帜，成为爱国志士学习崇拜的一个楷模。
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岳飞，仍然能够从中受到震撼人心的教育，得到振聋发聩的启迪，汲取磅礴无敌的力量。凡过多贪求一己一时之私利、损害集体利益、破坏国家利益者，必遭唾弃，遗臭万年！凡克己奉公、顾全大局、忠诚报国者，必获尊敬，千古流芳！

文章注释：
①此据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龚延明《岳飞评传》第28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据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50页：“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总领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此据《要录》卷141和《金佗粹编》卷21～23；并参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46页。
③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此据《宋史》卷365《岳飞传》。
④参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5、《宋史》本传和《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七九至一一四等。
⑤关于这次秦桧追夺改谥，《宋史·秦桧传》和近人著作多为此述。然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卷9记载：“开禧初，李壁为礼官，请易以恶谥。事既行，卫泾诸人在奉常，定日‘缪狠’。议上，饨胄谓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献’之告已拘取矣。”存疑待考。
⑥前书据1976年正中书局修一版，后书据1980年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初版。
⑦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3《武穆不能恢复，秦桧再造南宋》，上海书店.2001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卷93，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⑧参见《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乙卯。

参考文献：
[1]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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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中国台北：大化书局，1979.
[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周必大.文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薛季宣.浪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作者简介：姜锡东（1961－），男，山东平度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宋辽夏金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1JA770002）。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那个欺世盗名的文丑写手“泪痕春雨”，用双重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反复地突出强调一方面，有选择地忽略、淡化另一方面。在《漫评南宋》贴中，文丑泪痕挑选《金史 完颜昂传》中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错谬记述来证明“名不见经传的金将都能击败岳飞”，这说明泪痕春雨要么不学无术，欺世盗名，要么故意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经常。

相关辟谣科普资料：《金史》与岳飞相关战事的错谬失实记述与讹传，《宋史》《金史》成书过程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43431-1.shtml

“泪痕春雨”故意有选择地选择史料、割裂史料，刻意选取并循环往复地突出强调对论证他的观点有利的史料（不管其是否真实可靠），忽略、无视、贬低、歪曲对论证他的观点不利的史料（不管其是否真实可靠），有时候甚至断章取义，故意挑选极端案例，然后脱离历史背景，歪曲夸大。

文丑写手“泪痕春雨”故意多次反复拿所谓南宋十三处战功等问题来贬低岳飞，意在断章取义，混淆是非，哗众取宠，却欺骗了不少观众。

“泪痕春雨”装出一副“客观”论史的“世外高人”模样，实则夹杂私货，暗中掺杂个人主观好恶，按照他自己的“三观”标准，先入为主地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贴标签”定性归类，用双重标准进行评判分析。

在《漫评南宋，那段被神剧写滥的历史》贴中，岳飞、宗泽、李纲等举世公认的正面历史人物的形象被歪曲，他们坚持抗金、抗击外侮、主张北伐的英雄事迹遭到冷嘲热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连他们的功绩和战绩遭到断章取义的歪曲、贬低。例如，“泪痕春雨”多次宣称“在南宋军事改编完成前，收复建康，是岳飞最牛逼的大捷之一。而这场大捷，大约就是这样的。那就是，金军来了，岳飞率军转进了；金军撤走了，岳飞率军杀回建康城了。在这种背景下，岳飞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当然了，还有大批伪军），于是就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

事实上，建议四年（1130年）岳飞率军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之战中，除了活捉女真兵八人外，还杀死金兵无数，斩获佩戴金银耳环的女真官兵首级175级，岳飞收复健康的整个战役历时半月，杀敌三千多人，俘女真千户一人。在岳飞所部刚刚独立成军不久，岳飞就能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确实很不容易。

然而，“泪痕春雨”却掩盖“在收复健康的整个战役中，岳飞所部除了活捉女真兵八人外，还杀死金兵无数，斩获佩戴金银耳环的女真官兵首级175级，杀敌三千多人，俘女真千户一人”的史实，故意断章取义，从中截取“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这段记载并多次反复宣传，删除了其他记载，片面地割裂史料，选择性失明，用双重标准评判岳飞的战绩，故意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岳飞早期最牛逼的大捷的战果仅仅就是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岳飞也不过如此，金军实在太强大了！

在“泪痕春雨”帖中，绍兴七年（1137年）之后的岳飞甚至被歪曲成为权势欲望高涨、日益飞扬跋扈、不尊重皇帝的军阀形象。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岳飞该杀。

“泪痕春雨”刻意用双重标准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例如，在对对宋金战争的分析论述中，“泪痕春雨”片面地突出强调金军实力强大，片面夸大金军的实力，反复吹捧金军是“强大无比、无法彻底战胜的”，刻意淡化、回避金国军力由强到弱、盛极而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虽然“泪痕春雨”勉强承认了宋金对峙期间南宋军力和国力的恢复发展，但是他仍然坚持相对静止的观点看问题，过分强调夸大地理空间因素的限制作用，忽略淡化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宋金国力军力的变化和逆转，把地理空间因素夸大成宋金战争中的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在夸大、吹捧金军“强大，无法彻底战胜”的同时，刻意淡化、回避穷兵黩武的金国在1140年前后已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窘境的客观事实。

“泪痕春雨”用双重标准分析评判宋金战争形势，他甚至据此推出一个主要的根本结论：“即使南宋军力、国力逐渐强大了，宋军的军事优势也只能在两淮、两湖、秦岭等南北分界地区维持。如果宋军越过两淮、两湖、秦岭继续北上，与金军大举开战，只会不断消耗自己的军事、经济资源，却不会有什么结果。宋高宗赵构比岳飞更有战略眼光，赵构的看法是正确的，岳飞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换而言之，就是在“泪痕春雨”看来，岳飞坚持北伐是错误、不切实际的，宋高宗赵构、秦桧割地赔款、屈膝求和、偏安江南，却是“有战略眼光、正确、英明的”的选择。

历史上，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在宋军实力显著增强，南宋形势日趋稳定好转，金军盛极而衰，金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不愿承受北伐风险，加上对武将的猜忌防范日益严重，于是准备见好就收，决意屈膝求和，企图通过宋金议和实现偏安江南，同时避免北伐和武将功高震主的风险。与此同时，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秦桧的权力地位才能巩固，才能长期当宰相，逐渐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权奸，进而结党营私、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肆意盘剥、巧取豪夺，以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

但在《漫评南宋，那段被神剧写滥的历史》贴中，苟且偷安、贪图享乐的宋高宗赵构却被描述成有战略眼光、英明果断、才能非凡的中兴圣主形象，赵构不断南逃、屈膝求和、偏安江南的做法被反复吹捧，被认为是“空间换时间”的高明策略。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迫害异己、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巨奸秦桧也被美化成深明大义、识时务、顺应历史潮流、促成宋金和平大业的“杰出宰相”形象。

虽然“泪痕春雨”道貌岸然，故作高深状，摆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但仍然没能掩盖他刻意标新立异、歪曲历史、卖弄玄虚、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文丑面目。

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其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建功立业，从而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更重大的影响是他们反抗外侮的英雄事迹和道义精神，而不仅仅只是狭隘的军功大小。
历代名将很多，但是能够成为影响千秋万世的杰出英雄人物的却屈指可数，而岳飞就是这些民族英雄中最杰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个！
后世的很多英雄人物都很崇拜岳飞，他们首推岳飞为其精神偶像，却没有首推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这已经说明问题！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名将身处汉唐盛世，当时国力鼎盛，皇帝又是英主明君，全力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而他们自身也多有背景，成长环境相对更优越，建功立业的客观条件也更加充分完备，又没有什么后方牵制阻挠等不利因素，他们能够立下巨大的战功显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岳飞身处他们那样国力鼎盛、皇帝英明的好时代，肯定能够比他们建立更大的功业。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和后世影响力、知名度，只讨论军功，岳飞相比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也毫不逊色！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是冷兵器时代。
2、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
3、金军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4.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岳飞北伐。
5.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在岳飞北伐时期，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无法相比。
6. 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7. 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加上长期严格的练兵训练，兵员约十万人的岳家军中有两万人属于骑兵（马军）部队，这些都使岳家军有了与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漫评南宋》贴中，“泪痕春雨”刻意用双重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反复突出强调一方面，有选择地忽略、淡化另一方面。“泪痕春雨”故意有选择地选择史料、割裂史料，刻意选取并循环往复地突出强调对论证他的观点有利的史料（不管其是否真实可靠），忽略、无视、贬低、歪曲对论证他的观点不利的史料（不管其是否真实可靠），有时候甚至断章取义，故意挑选极端案例，然后脱离历史背景，歪曲夸大。而且“泪痕春雨”通过断章取义、选择性失明等方式引用的史料基本上都不注明出自那些史书，以此卖弄玄虚，企图瞒天过海，混淆是非。
文痞“泪痕春雨”把我们这些敢于指正他史实错误的网友拉黑了，请各位网友帮忙把本人有关岳飞的辟谣资料贴名和网址链接发到泪痕《漫评南宋》贴中错谬论述的下方（例如颖昌郾城大捷相关评论），以戳穿文痞“泪痕春雨”歪曲历史、贬低岳飞、美化拔高秦桧、赵构的无耻谬论！

在《漫评南宋》贴中，“泪痕春雨”多次反复拿所谓南宋十三处战功等问题来贬低岳飞，却无视秦桧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以及评定战功时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作梗等影响，意在断章取义、哗众取宠。

辟谣科普资料：南宋朝廷1166年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为何没有提及岳飞？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23841-1.shtml

在《漫评南宋》贴中，“泪痕春雨”故意挑选《金史 完颜昂传》《金史 宗秀传》中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错谬记述来证明“名不见经传的金将都能击败岳飞”，这说明泪痕春雨要么不学无术，欺世盗名，要么故意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经常。

辟谣科普资料：《金史》与岳飞相关战事的错谬失实记述与讹传，《宋史》《金史》成书过程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43431-1.shtml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战绩战况考证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7896-1.shtml

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当时金国已内外交困，南宋国力军力已反超金国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741122-1.shtml

岳飞到底为什么会被冤杀？宋高宗赵构为什么要坚持屈膝求和？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6850-1.shtml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和平维持了多久？秦桧和赵构怎样给南宋“休养生息”？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6863-1.shtml

秦桧热衷议和、破坏抗金斗争、出卖南宋国家利益的动机何在？
——兼驳泪痕春雨为秦桧翻案的谬论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42770-1.shtml

南宋大贪污犯秦桧专权期间祸国殃民的罪行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83310-1.shtml

千古奇葩宋高宗赵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4117-1.shtml

“泪痕春雨”装出一副“客观”论史的“世外高人”模样，实则夹杂私货，暗中掺杂个人主观好恶，按照他自己的“三观”标准，先入为主地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贴标签”定性归类，用双重标准进行评判分析。
在《漫评南宋，那段被神剧写滥的历史》贴中，岳飞、宗泽、李纲等举世公认的正面历史人物的形象被歪曲，他们坚持抗金、抗击外侮、主张北伐的英雄事迹遭到冷嘲热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连他们的功绩和战绩遭到断章取义的歪曲、贬低。例如，“泪痕春雨”多次宣称“在南宋军事改编完成前，收复建康，是岳飞最牛逼的大捷之一。而这场大捷，大约就是这样的。那就是，金军来了，岳飞率军转进了；金军撤走了，岳飞率军杀回建康城了。在这种背景下，岳飞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当然了，还有大批伪军），于是就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
事实上，建议四年（1130年）岳飞率军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之战中，除了活捉女真兵八人外，还杀死金兵无数，斩获佩戴金银耳环的女真官兵首级175级，岳飞收复健康的整个战役历时半月，杀敌三千多人，俘女真千户一人。在岳飞所部刚刚独立成军不久，岳飞就能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确实很不容易。
然而，“泪痕春雨”却掩盖“在收复健康的整个战役中，岳飞所部除了活捉女真兵八人外，还杀死金兵无数，斩获佩戴金银耳环的女真官兵首级175级，杀敌三千多人，俘女真千户一人”的史实，故意断章取义，从中截取“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这段记载并多次反复宣传，删除了其他记载，片面地割裂史料，选择性失明，用双重标准评判岳飞的战绩，故意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岳飞早期最牛逼的大捷的战果仅仅就是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岳飞也不过如此，金军实在太强大了！
在“泪痕春雨”帖中，绍兴七年（1137年）之后的岳飞甚至被歪曲成为权势欲望高涨、日益飞扬跋扈、不尊重皇帝的军阀形象。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岳飞该杀。
“泪痕春雨”刻意用双重标准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例如，在对对宋金战争的分析论述中，“泪痕春雨”片面地突出强调金军实力强大，片面夸大金军的实力，反复吹捧金军是“强大无比、无法彻底战胜的”，刻意淡化、回避金国军力由强到弱、盛极而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虽然“泪痕春雨”勉强承认了宋金对峙期间南宋军力和国力的恢复发展，但是他仍然坚持相对静止的观点看问题，过分强调夸大地理空间因素的限制作用，忽略淡化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宋金国力军力的变化和逆转，把地理空间因素夸大成宋金战争中的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在夸大、吹捧金军“强大，无法彻底战胜”的同时，刻意淡化、回避穷兵黩武的金国在1140年前后已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窘境的客观事实。
“泪痕春雨”用双重标准分析评判宋金战争形势，他甚至据此推出一个主要的根本结论：“即使南宋军力、国力逐渐强大了，宋军的军事优势也只能在两淮、两湖、秦岭等南北分界地区维持。如果宋军越过两淮、两湖、秦岭继续北上，与金军大举开战，只会不断消耗自己的军事、经济资源，却不会有什么结果。宋高宗赵构比岳飞更有战略眼光，赵构的看法是正确的，岳飞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换而言之，就是在“泪痕春雨”看来，岳飞坚持北伐是错误、不切实际的，宋高宗赵构、秦桧割地赔款、屈膝求和、偏安江南，却是“有战略眼光、正确、英明的”的选择。
历史上，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在宋军实力显著增强，南宋形势日趋稳定好转，金军盛极而衰，金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不愿承受北伐风险，加上对武将的猜忌防范日益严重，于是准备见好就收，决意屈膝求和，企图通过宋金议和实现偏安江南，同时避免北伐和武将功高震主的风险。与此同时，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秦桧的权力地位才能巩固，才能长期当宰相，逐渐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权奸，进而结党营私、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肆意盘剥、巧取豪夺，以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
但在《漫评南宋，那段被神剧写滥的历史》贴中，苟且偷安、贪图享乐的宋高宗赵构却被描述成有战略眼光、英明果断、才能非凡的中兴圣主形象，赵构不断南逃、屈膝求和、偏安江南的做法被反复吹捧，被认为是“空间换时间”的高明策略。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迫害异己、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巨奸秦桧也被美化成深明大义、识时务、顺应历史潮流、促成宋金和平大业的“杰出宰相”形象。
虽然“泪痕春雨”道貌岸然，故作高深状，摆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但仍然没能掩盖他刻意标新立异、歪曲历史、卖弄玄虚、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文痞面目。

正本清源

辟谣资料

文丑“泪痕春雨”把我们这些敢于指正他史实错误的网友拉黑了，请各位网友帮忙把本人有关岳飞的辟谣资料贴名和网址链接发到泪痕《漫评南宋》贴中错谬论述的下方（例如颖昌郾城大捷相关评论），以戳穿文丑泪痕春雨利用《金史》的错谬记述及所谓南宋十三处战功等问题贬低岳飞的无耻谣言！

乾道二年（1166年），即宋高宗禅位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当时南宋刚刚经历隆兴二年（1164年）宋军符离集兵败，南宋朝廷中主和派重新得势，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给宋孝宗施加巨大的压力，逼迫宋孝宗与金人讲和。当时正是议和派得势之际，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强大，自然对抗战派不利。在这个背景下，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并不客观严谨，主要是出于政治问题的考虑。
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
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岳飞因惨胜而导致攻势无以为继，所以未能入选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说法显然是在断章取义，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宋高宗的一道奖谕诏书赞叹道：『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诏书证明南宋朝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然而，这十四处战功（算上藕塘一战）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做法，不仅令后代读史之人费解，而且早在南宋时期，即有人提出了异议。
南宋学者王应麟即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转引自《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此说应该本于“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即便兵家不无缘饰之词，战报有浮夸的地方，导致宋高宗君臣作出“错误判断”，然而当时被拘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却也在他的家书中透露了相同的信息：“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引自《鄱阳集》洪皓《使金上母书》）。洪皓的记事来自其在金国的耳闻目见，理应非虚，亦无夸大之理由。
其实，不论是小胜抑或大捷，岳飞北伐之战，已经显示了南宋强大的攻击力。观历代战争，自是要双方互有攻守，却又都有肘腋之忧难以为继，方有所谓和议。金人对于只会被动防守的宋朝，即使有顺昌之战，亦不会想到议和。只要金人安静防守边界，何愁宋人生事？然而，这一态势被岳飞所打破！岳家军凌厉的攻击，为宋金和议最终达成增添了重要砝码。只要略微具有战略眼光，便可知郾城诸战的重要性。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事实上，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以下资料摘录自宋史泰斗王曾瑜《岳飞新传》第十四章《挺进中原》：

第八节 朱仙镇之战

金朝女真贵族在以岳家军为中坚的宋军，以及北方抗金义军的痛击下，锐气丧尽，军心涣散。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仍企图在北方强行签军，却已难以再抓到兵夫，他哀叹说：“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屡见挫衄！”①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的亲信、姓纥石烈的合扎(亲军)千夫长，还有张仔、杨进等金将，都密受岳飞的旗和榜，主动率部投诚，纥石烈千夫长更改用汉姓汉名高勇。②以勇悍著称的昭武大将军韩常，在顺昌战败后，曾被完颜兀术(宗弼)以柳条鞭挞九十。③ 此次颍昌之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女婿夏姓统军使、万夫长被杀，使他更不敢回军开封府。韩常屯军在颍昌府北的长葛县(今河南长葛市东北)，派密使向岳飞请降。岳飞派贾兴回报，表示允许。

岳飞为大河南北频传的捷报所鼓舞，他对部属说：“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④岳飞曾经忧虑各支大军不能协同，影响战局；如今则胜券在握，必欲光复旧物，犁庭扫穴，以大快人心。经过三日休整，岳家军开始向开封府进兵。七月十八日，驻临颍县的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同徐庆、李山、傅选、寇成等诸统制，率领几个军的兵力，往东北方向进发。路上遭遇金人骑兵六千，张宪命众统制以马军冲锋，很快就击溃敌军，追杀十五宋里， “横尸满野”，缴获战马一百多匹。⑤王贵也自颍昌府发兵，五十四岁的牛皋率领左军，在进军路上打败敌军，战功卓著。⑥完颜兀术(宗弼)以十万大军，驻扎于开封府城西南四十五宋里的朱仙镇，希图再次负隅顽抗。不料岳家军前哨的五百背嵬铁骑抵达后，双方一次交锋，敌人即全军奔溃。⑦女真骑兵的士气全靠进攻维系，在迭受挫败之余，终于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完颜兀术(宗弼)最后只剩下一条路，放弃开封府，准备渡河北遁。⑧被拘留的宋使洪皓在家书中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⑨宋高宗曾在给兵飞手诏中忧虑“恐至高秋马肥，不测豕突”，“至秋则彼必猖獗”。⑩

如今事实证明，岳家军已完全打破了以往的战争常规，正是在女真骑兵活跃的时节和地形，大败敌人。金朝女真贵族惶恐万状，而又一筹莫展。十二年前，岳飞被迫随杜充撤离旧京的情景，尚记忆犹新；如今用民众迎劳之壶浆，以洗涤耻辱的时刻终于来临。十三年前，宗泽“过河”的呐喊，尚萦绕岳飞耳际；如今用将士庆功之美酒，以慰藉英灵的时刻也终于来临。开封高大的城垣，宏丽的宫殿，纵横交错的街道，对岳家军说来，已是可望而可及。


①《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
②《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原作“忔查千户高勇”，据《金史》卷44 《兵志》，“合扎者，言亲军也”．“忔查”和“合扎”为女真语之岐译，此千夫长必女真人无疑。据《金史》卷135《国语解》，《会编》卷3，女真姓“纥石 烈”或“那懒”的相应汉姓为“高”，今姑取其一。
③《会编》卷201，卷202。
④《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⑤ 关于此战金军兵力，《金佗稡编》卷16 《临颍捷奏》作“约五千骑”，《金佗稡 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作“六千”，必有一误，今姑从后者。
⑥《宋史》卷368《牛皋传》。
⑦《会编》和《要录》不载朱仙镇之战，说颍昌战后，岳飞即停止进兵，准备班师。今存此战最早记录见于《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据《宋史》卷 368《牛皋传》，“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即开封府与颖昌府之间，“功 最”。又《金佗续编》卷14岳霖等《赐谥谢表》：“鼓行将入于京都。”证明 《会编》和《要录》所载不确，《鄂王行实编年》所载应有所据，朱仙镇之战未必出自岳珂杜撰。
⑧《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又《金史》卷77《宗弼传》载岳飞“出兵”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此实为岳飞班师后之重占开封府，可与《鄂王行实编年》之说互相印证。
⑨ 洪皓《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
⑩《金佗稡编》卷2高宗手诏。

据宋史泰斗王曾瑜考证，岳飞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战前夕，上奏报告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的胜利，并指出：“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⑨（《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金佗续编》卷10《收复赵州获捷照 会杨沂中除淮北宣抚刘锜除宣抚判官》，宋廷回札日期为七月十六日。《金佗 稡编》卷2高宗手诏：“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前一奏即此奏。）
此奏一去十余日，并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待熬过郾城和颍昌两次苦战后，却盼到一道班师诏，时值七月十八日，即张宪进行临颍之战的当天。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行将到手的胜果，他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府的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他说：“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⑩（即《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章原文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宋高宗诏书中提及的岳飞十八日奏即是指此奏章。）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但是受到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不利因素制约，造成的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岳飞自鄂州或中原战场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②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③，但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 “轻骑一来相见”。④（《金佗稡编》卷2高宗手诏）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⑤（《金佗稡编》卷2高宗手诏）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下怀。于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后，即与郾城之战大致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

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左右，岳家军大军前锋已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 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改变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去“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发出这些班师诏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之时，就急忙作出丧心病狂的决定。

关于十二道班师诏之说，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而《金佗稡 编》卷l至卷3，《金佗续编》卷l所保存的八十六份高宗手诏中，并无十二道班师诏。
但据《金佗续编》卷13《给还御札手诏省札》、《夷坚甲志》卷15《辛中丞》等史料文献记载，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原有“数百章”，今已大部佚失。从岳飞七月十八日上奏的语气看，若无十二道班师诏发布最严格的命令，他是不会放弃垂成之功的。显而易见，十二道班师诏确实存在，但很可能已经佚失。
也即，宋高宗当年给岳飞的御札、手诏，仅仅在绍兴八年之前的就有两百多件。在岳飞遇害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本人的奏章、战报、文稿大部分散失。宋高宗的御札、手诏不能随意丢弃，但也散失很多，仅存八十六件。

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其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建功立业，从而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更重大的影响是他们反抗外侮的英雄事迹和道义精神，而不仅仅只是狭隘的军功大小。
历代名将很多，但是能够成为影响千秋万世的杰出英雄人物的却屈指可数，而岳飞就是这些民族英雄中最杰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个！
后世的很多英雄人物都很崇拜岳飞，他们首推岳飞为其精神偶像，却没有首推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这已经说明问题！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名将身处汉唐盛世，当时国力鼎盛，皇帝又是英主明君，全力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而他们自身也多有背景，成长环境相对更优越，建功立业的客观条件也更加充分完备，又没有什么后方牵制阻挠等不利因素，他们能够立下巨大的战功显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岳飞身处他们那样国力鼎盛、皇帝英明的好时代，肯定能够比他们建立更大的功业。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和后世影响力、知名度，只讨论军功，岳飞相比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也毫不逊色！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是冷兵器时代。
2、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
3、金军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4.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岳飞北伐。
5.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在岳飞北伐时期，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无法相比。
6. 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7. 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加上长期严格的练兵训练，兵员约十万人的岳家军中有两万人属于骑兵（马军）部队，这些都使岳家军有了与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王曾瑜著《岳飞新传》（全文+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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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罪人秦桧》（曾琼碧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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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淫无道宋高宗》王曾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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