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确实是岳飞的作品，——岳飞《满江红》词作真伪考辨

岳飞的诗词，留存至今的虽然只有十几首，但那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却深为人们喜爱。岳飞写《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屈膝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著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南宋军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大地。
《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在明朝前期广泛传播开来的，在宋、元两代极少见于记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所有人都相信它是岳飞的作品，没有人怀疑它的作者是不是岳飞。但让人始料不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江湖多事，几十年来关于此词的作者是不是伪作，争论不断。
持“伪作说”者，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是明朝人托名岳飞的赝品伪作，此派以余嘉锡、夏承焘为首，如果不计分量不足的“小人物”，则李敖是后期最有影响的一个。
持“非伪说”者，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的确是岳飞的作品，中坚力量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王曾瑜，还有学者唐珪章、陈非等人。

否定《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为岳飞真作的发端人，是抗战时期在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傀儡政权“华北临时政府”控制下的辅仁大学执教的余嘉锡（1884—1955）。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在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而为明人伪托。其依据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陀粹编》[10]中的《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经进鄂王家集》、《吁天辨诬录》；从未见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却突现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年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所刻的词碑，该碑由时任广东按察使（一说任浙江提学副使）的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刻者又未言其所本，“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疑亦明人所伪托”。[11]
余氏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却颇具政治色彩。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曲作为激励国人坚持抗战的精神武器，被广泛传唱。
至20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又被学术界重新提出。先有夏承焘（1900—1986）发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指出：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没有引用《满江红》词，却引了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元人已知《满江红》词，岂会放过不用？贺兰山在西北甘肃河套之西（现宁夏和内蒙古接界处），而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却在今吉林省，与“踏破贺兰山缺”方向乖背，岳飞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熟知地理形势的人，绝无可能有此南辕北辙的说法。因此，夏承焘猜想此词作者可能是明朝大将王越，“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12]夏氏发表此文后，惟恐国外不知晓其观点，又将文章在日本某杂志上发表。因此，从该文的发表过程来看，显然有其政治背景，而并非是一篇单纯的学术文章，夏氏本人在“文革”中亦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被指责为“给民族英雄抹黑”，系“卖国贼”等，而受到了游街批判。[13]
夏承焘的观点又被香港文人徐著新所承袭，徐著新说：“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满江红》词“假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焉”。其根据是：王越有战功，取得了贺兰山大捷；能诗文，有《王襄敏集》。[14]
怀疑《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尚有中山大学教授梁志成，他认为：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引南宋陈郁《藏一话腴》语：“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15]该语系从清人沈雄 《古今词话》节中转抄的，《藏一话腴》原版无此语。沈雄“其书芜陋不足道”，此外如陈郁确实见过《满江红》词，并在《话腴》中加以评述的话，岳珂亦不会不知和不收其于《金陀碎编·鄂王家集》中。[16]
又有台湾孙述宇认为：英雄人物常无英雄感情，因为他们既能做英雄业绩，便不会把英雄业绩看得怎么了不起，如汉武、唐宗皆未写出英雄诗，而非英雄的诗人，心中倒常可荡漾英雄感情。孙氏由此推论《满江红》非岳飞真作，论据为：岳飞的《满江红》词“与《小重山》的格调差得太远”，“什九不是岳飞作的”，且“有艺术上的缺憾”。[17]

上述诸说，从学术的角度严格来说，错漏百出，其实并不成立。现辨析批驳如下：

第一，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不见于岳珂《金陀粹编》，因此疑其为伪作。但事实上，1142年1月，岳飞遇害时，其家存文稿大部分被朝廷查抄，少数散落民间或其幕僚之手的文字材料，时人也不敢公诸于世。此后，秦桧及其党羽把持南宋朝政二十多年，屡次大兴文字狱，岳飞文稿进一步散失。这正如文献所说：“奏议文字同遭毁弃”。直到二十多年后，岳飞案被平反时，发还文稿“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18]
岳飞遇害时，年仅39岁（1103─1142年），长子岳云遇害时22岁（1120─1142年），其余诸子尚幼，岳飞孙子岳珂（1183─约1240年）尚未出世，岳飞家人又被流放岭南蛮荒之地严加编管，自然无法知晓散落于民间的岳飞《满江红》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岳飞家人方才重获自由，离开岭南。此后，岳飞三子岳霖（1130—1193年）开始收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但历经二十年“秦祸”，与岳飞相关的资料文稿多有散失，故虽经过岳霖与其子岳珂(1183～1240年)两代人的努力，却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的全部遗文，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秦桧余党直到宋孝宗年间也没有被完全清除，还以太上皇赵构为后台兴风作浪。几十年后，岳珂在编订《金陀粹编》时，显然不可能一次把岳飞的诗文作品收集齐全。岳珂自己也曾说：岳飞文集“散佚不知几何”，“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迹，庶几先臣之志，有考万世。”[19]因此，岳珂编《金陀粹编》时，未收岳飞《满江红》，完全情有可原，不足以说明该词为伪作。
岳霖、岳珂两代岳家后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遗漏。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如与《满江红》词同存的岳飞手迹《书简尺牍三章》，岳珂没有收入。南宋学者赵与时的《宾退录》收录了岳飞的诗《题新淦萧寺壁》，在南宋嘉定末（1224年）或宝庆初（1225年）即已印行，岳珂却并未将岳飞的这首诗收入《金陀粹编》。而刊行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的《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屏风上面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更多，也更翔实些，岳珂也没有据此参考修订。
再看看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就可以知道在明朝初年还存在的古籍到现在早已散佚超过一半。因此《宾退录》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宾退录》散佚，那么《题新淦萧寺壁》因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嘉锡就又要说它是“伪作”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
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有一些作品湮没多年，过了很久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也不乏其例。例如唐朝末年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就被湮没了九百多年，之后又重见于世，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须知古代私人的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之后方才重新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第二，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不见于宋元人记载，到明朝弘治年间，亦即公元1488年之后明孝宗在位时期方重现于世，因此怀疑是明人王越作伪。此说同样不能成立。
有关《满江红》词至元代尚不被人们熟知的原因是：当时文学作品的传播一是靠手抄，二是靠雕板印刷，自然无今日之媒体传播方便，它需要有一个逐步显世的过程。
此外，在元朝时期，民族压迫严重，岳飞在广大汉人心目中最初是被作为一位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推崇，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而岳飞在文学上的成就，需要有一个被人们逐渐承认的过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满江红》词未能在元代疾显，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也未引《满江红》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元人无人知晓岳飞《满江红》词。据近年史学界研究，在元曲《女冠子》中，在元明杂剧传奇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中，已出现了个别的岳飞《满江红》词句，但“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20]

第三，至于说《满江红》词到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年）方显世，因此疑明人作伪，或指王越所作，同样不符合史实。怀疑派学者提出的这一怀疑的前提其实并不成立。
根据近年学界考证：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一书，就收录了岳飞《满江红》词。[21]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中的岳飞《满江红》词碑，系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庠生王熙所书。而此处说到的所收与所刻《满江红》词，在时间上均远早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岳武穆王词”碑，其词的区别是：其末句均作“朝金阙”而非“朝天阙”。[22]这说明岳飞《满江红》词当时在明朝社会已广泛流传，且有着不同的版本，怀疑派学者所指证的该词突现于明朝弘治年间的起始时间段不能成立。
由此出发，也进一步证明怀疑派学者有关《满江红》词系王越作伪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据《明史》本传所记，王越生卒年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冬（1498年），[23]王越所指挥的贺兰山战役的时间为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而在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收录岳飞《满江红》词时，王越登进士第仅4年（景泰二年，1451年）；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庠生王熙书写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时，距王越登进士第也仅7年。王越指挥贺兰山战役却是四十多年以后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秋，也没有可能“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而伪作《满江红》词。
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石刻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远早于余嘉锡所谓的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碑。此外，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至二年（1451年）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八十多年。由此可知，《满江红》这首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1498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显而易见，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石刻出现在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要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不能成立。

第四，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些牵强附会。“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汤阴庠生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1458年王熙书碑时，明英宗早已被放归八年（1450年被鞑靼人释放），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都与史实不符。

第五，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并非明王越伪作、而是岳飞本人所作：1983年，在浙江省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了一本古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年）写的赠祝允哲的《满江红》词作及祝氏的和作，这一史实最早被李庄临、毛永国撰文《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所披露。[24]原词分别为：

《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
岳飞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
祝允哲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如果以上所举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与今版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词的相重字数为39字，此外，祝允哲和词中具有岳飞赠词中所没有但却见于今版《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云月”、“朝天阙”诸字，《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无疑即今版岳飞《满江红》词的初稿，而今版《满江红》词也即岳飞见祝氏和词后的修正稿。
这首借祝允哲后人以传的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是今版岳飞《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铁证，它的现世时间要早于王越生年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292年。至于祝允哲其人事迹，据披露资料为：
靖康元年(1126)祝允哲任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绍兴十一年（1141年10月）岳飞下狱时，祝允哲曾向宋高宗赵构上奏《乞保良将疏》，愿以70口家眷投狱，保岳飞父子出狱率军破敌，因此被贬为潮州推宫，途经富阳县时，闻岳飞父子遇害，昏厥于地，不数日悲愤辞世，葬于富阳县白升山。[25]这充分证明祝允哲与岳飞的个人交谊深厚以及岳飞赠其《满江红》词的可信性。
在这里要插一段题外话是：自1983年在浙江省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古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载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李庄临、毛永国据此发《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文将事实公之于世后，上海学人朱瑞熙1988年又发文《<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指出：宋代无“祝允哲”其人，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伪作，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26]该文多被否定《满江红》为岳飞词作的学人所引用。但朱氏论证多有失误，不能成立。近年已有学人思明据地方史志文献发文《评朱瑞熙先生<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加以反驳，指出：据《浙江通志》卷一二四所记，“元符三年（公元1100）庚辰李釡榜”进士中有“祝允哲”其人，系“江山人”，任职为“荆湖制参”。思氏并由《浙江通志》中考出两条有关祝允哲父亲祝臣的记录，分别为：“祝臣宅，天启《衢州府志》在江山县郎峰下。”见载《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北宋“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进士中有一行是：“祝臣，江山人，少师。”见载《浙江通志》卷一二三，并注明祝臣的故居在“江山县郎峰下”。[27]由此可见朱氏疑《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第六，怀疑派学者认为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因此，断言《满江红》词非岳飞所作。这其实是一个毫无争论价值的伪命题。因为，贺兰山在宋朝时已知名，即岳飞是知晓贺兰山的，这点怀疑派学者也承认。既然岳飞知道贺兰山名，在作词时，就有可使用“贺兰山”一词。此外，岳飞词中“踏破贺兰山缺”句，无非是运用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经常使用的“借喻”或“比兴”手法，即以“贺兰山”来代表诗作的目标或其他，而不一定要实指。如白居易《长恨歌》中首句为：“汉王重色思倾国”，能否据此认为此句中的“汉王”指的汉武帝而不是唐明皇呢？如果以中国传统诗词中的“借喻”、“比兴”手法来考证中国传统诗词的真伪，就如同有人根据“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诗句考证出杜甫住的是一间“冬暖夏凉的”“地主阶级的”房屋一样的荒唐可笑。而岳飞在《满江红》词中用“踏破贺兰山缺”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标，无非是因为贺兰山当时处于西北边塞地区，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所控。
事实上，有不少南宋词作在涉及金兵时，都常用“西北”和西北方向的历史典故来借喻。例如，与岳飞处与同一时代的南宋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写道：“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稍晚于岳飞的南宋诗人陆游曾经在其诗中将天山和轮台（今新疆境内）比作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场，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在其词中将长安（今西安）比作东京开封，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
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另一位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中也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他们的“楼兰”、“琵琶”，特别是常常提到的“西北”方位，显然都指的是当前的敌人金国女真人。我们能指责他们“方向乖背”吗？
南宋诗人陆游在其诗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其中以“戍轮台”代指保卫边疆，诗中的“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西汉时期曾在那儿屯田驻兵，但是宋朝的疆域从来都没有到达过今新疆地区，陆游却借用远在宋朝边界之外几千里的“轮台”来指代南宋的边疆，——那么按照那些无知者想当然的臆断，难道说陆游没有地理常识？
况且，西夏与北宋向来有战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况下，宋军也曾与西夏作战。看过《岳武穆集》的人都会知道，岳飞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反金主义者，他的素志是要恢复汉唐旧域，其中自然也包括当时的西夏国土，然后再解甲归田。[28]因此，全词中便有“踏破贺兰山缺”句。
此外，《满江红》词中“胡虏”、“匈奴”句也是泛指，而并未具体点明为女真人，因此，怀疑派学者用“直捣黄龙府”语来苛责其与岳飞《满江红》词中“贺兰山”方向相背，其实是在《满江红》词中强挑矛盾，这一作法如不是对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的“借喻”、“比兴”手法一无所知，便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故作惊人之语，挑拨是非，哗众取宠。
如果怀疑派学者一定要拿“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离作文章的话，近年学界研究结论也使这一论据不改自破，即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宋代其实共有三座“贺兰山”，分别位于宁夏中部、[29]河北磁县[30]与江西赣州西北，[31]如以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作为岳飞词中的实指，则其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完全一致。[32]
而据黄拔荆教授考证，河北省磁县的那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时期的河北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

第七，怀疑派学者认为沈雄《古今词话》引陈郁《藏一话腴》评《满江红》语为捏造，认为陈郁若真看到过岳飞的《满江红》词的话，岳珂不会不知和不收入《金陀粹编》中。
首先，这里有两点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一是否能说明朝人造假词，事隔二三百年后清朝人沈雄又为之造假证呢？如果说明朝人造假词尚有可能的话，讲生活在考据学盛行时代的清人沈雄又为之造假证却是难以服人的，这是因为清人从未曾质疑过沈雄引语，沈雄引语必有所本。如果说怀疑派学者认为从已见《藏一话腴》版本中未见陈郁评语便断定其伪的话，也同样可以据此推出沈雄写《古今词话》时所引《藏一话腴》版本今已失传。事实上在古籍长期流传过程中，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借用校雠学家江辛眉先生的话来说是：“古籍流传，年时绵邈，火烧水转，蟫长芸消。”[33]二是讲陈郁若能看到岳飞《满江红》词的话，岳珂也完全能看到。但是据笔者查证，岳珂的生卒年月为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至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之间，陈郁生卒年月不详，活动期在宋理宗宝佑初年（1253 年）前后，也就是说陈郁的活动年代起码是在岳珂死后的13年，陈郁完全有可能看到岳珂在世时尚未公之于世的岳飞《满江红》词。因此，怀疑派学者断言岳珂不可能看不到陈郁所能看到的东西，此推论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据大陆学者近年研究：清代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虽不曾见于今本《豫章丛书》中的《藏一话腴》，却与清人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三《忠义》篇中的一段记载几乎完全相同，这段文字为：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34]
按上引词中，除“雠恨”二字与今本《满江红》中“胡虏”二字不同外，余则完全一致，这说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岳飞《满江红》词有着不同的版本。《宋稗类钞》系清人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野史、诗话而成书，共36卷，含君范、史治、词品、工艺等59类。[35]而《宋稗类钞》卷三《忠义》篇中这一段引文又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谢昭雪表》中一段话的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
关于《鹤林玉露》乙编的成书时间，据编者罗大经在该书自序中的说明为：“淳佑辛亥”，亦即宋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1234年）之后，而端平元年（1234年）却是岳珂编《鄂国金佗粹编、续编》的最后一版时间。这一成书时间的考证，一方面说明岳飞《满江红》词的发现，始自岳飞孙岳珂结束自己的学术活动与过世（1240年）之后，另一方面却又证明岳飞《满江红》词在南宋晚期已公之于世，并逐渐被人知晓，它决非是明朝人的伪作。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是：清代沈雄所著《古今词话》中所引南宋陈郁著《藏一话腴》一书中有关岳飞《满江红》的评论，完全是出自在清代尚存的（非收于《豫章丛书》中的）《藏一话腴》的单行版本，这就彻底粉碎了怀疑派学者所谓清沈雄《古今词话》引宋陈郁《藏一话腴》评岳飞《满江红》语为捏造的论据。

第八，怀疑派学者认为英雄人物常无英雄情感，而非英雄的诗人胸中倒常可荡漾英雄感情，因此主张《满江红》词为文人伪作。这条心理学上的依据其实完全站不住脚。首先是在岳飞的身上征之不验，如果暂且撇开岳飞《满江红》词不谈，而对于岳飞另外一首词《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廉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见《金陀粹编》中的《经进鄂王家集》）；对于岳飞的诗《池州翠微亭》：“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对于岳飞的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等等，能否说其没有英雄感情呢？何况除岳飞之外，中历史上的其他民族英雄如文天祥、于谦、戚继光等人也都留下过感人的诗篇。汉武、唐宗虽无名诗传世，但是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却是古今无微词。如果古人不论，以当代为例，我们又能否说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陈毅的诗《梅岭三章》中无英雄情感呢？
岳飞并非专门词家，留下的词作甚少，既有宛转低回的《小重山》，也有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它们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心境，当然就会风格迥异。即使是诗词大家，也并非一“格”到底，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的幽怨缠绵之作。如李清照，既写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样的幽怨缠绵的名篇，也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雄浑豪放之作。因此，以《小重山》为岳飞词作的风格坐标，来否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事实上，《满江红》词中的一些思想和笔法，在岳飞的其他作品中也曾有所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文中有“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与《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收录有岳飞《题新淦萧寺壁》一诗，诗中的“雄气堂堂贯斗牛”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曲同工，诗中的“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诗句，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而“不问登坛万户侯”正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再如，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中的“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与《满江红》中的“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显然，《满江红》词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的枝节。
特别是唐圭璋先生所编之《全宋词》中，收有岳飞之另一首《满江红 登黄鹤楼有感》，该词有岳飞之手书墨迹，并有谢升孙、宋克、文徵明所写的跋。其下阕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其气势、思想内容、遣词用语，与《满江红？写怀》如出一辙。如果肯定《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为岳飞所作，能说《满江红？写怀》不是岳飞的作品吗？

综上所述可见：怀疑派学者所提出的《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的五条依据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的，因此，最后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满江红》词无可置疑地是岳飞的真作；二、怀疑派学者立论的目的，意在混淆视听，否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精神。

关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冤杀的历史事件，要弄清楚如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杏林心经
一、铁的事实证明秦桧矫诏杀害岳飞（也即秦桧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岳飞究竟是被宋高宗赵构下圣旨赐死，还是奸相秦桧谋杀？的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裁断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但只要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的内容继续看下去，再阅读，就会看到这段记载：“癸巳，岳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
上述记载看到了吧，最后一句怎样说的，“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这个“初”就是在圣旨未下达之前，就已经是“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也就是秦桧以手书付狱杀岳飞之时是没有圣旨的——秦桧矫诏杀岳飞，也就是谋杀岳飞。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史料可以佐证“秦桧手书付狱杀岳飞”，就不逐一举例了。
结论是：在宋高宗赵构尚未下圣旨的情况下，秦桧密令其党羽万俟卨杀害岳飞。

那么，为什么这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记载有圣旨赐死岳飞呢？我们再看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下一卷怎样记载——

上图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四的相关截图。
我们看看下划线的文字：“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毕故也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我们理解一下这句话——
1、岳飞死后的十六天才研究岳飞案的程序。
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癸巳）在狱中被杀，而现在这个史料是戊申，距离岳飞被害的十六天。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及岳飞已被杀，而是现在才召集“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就是召集跟审理岳飞案有关的人员，万俟卨、周三畏等人对审讯岳飞案的事情进行校对、研究，统一定案等一系列程序完成后（毕故也），秦桧要求将岳飞案的结果印发至各路（宋朝时期一级行政区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
2、秦桧杀害岳飞的时候并没有皇帝圣旨，而是杀害之后补填的圣旨
南宋朝廷要杀害岳飞这样的大臣而没有正当的程序就实施？这已经说明在岳飞被杀害时不是执行圣旨的。再看看之前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已经是铁一般的证据就是秦桧矫诏杀岳飞，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至于赐死岳飞的圣旨，其实是在岳飞被杀害之后，负责审理此案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周三畏等官员在理顺岳飞案程序时“倒填圣旨”，把此前擅自跳过的法定程序补上，补写一份赐死岳飞的“圣旨”。

二、宋金议和不太可能把杀害岳飞作为正式谈判条件，杀害岳飞其实是秦桧按照金人的密令暗中操作、秘密进行的
宋金议和以杀害某个人作为条件之一？这不太可能！
两国谈判是不太可能在正式场合提出这种低劣、下作的流氓条件，这是非常丢格、非常不体面的条件，是不可能在两国高层的正式谈判场合直接提出这样的条件。更何况当时金国已经处于劣势，有什么底气、有什么资本提出这样无理的耍赖条件？再说，金人最起码也会考虑到，如果对方不答应怎么办？这是一个最普通人都自然想到的问题。实际上，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是暗中密令内奸秦桧谋杀岳飞，通过密使捎带密信要求秦桧谋害岳飞，而非在官方正式谈判中提出。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兀术遗书桧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1、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给内奸秦桧的是私人信件，不是交给南宋朝廷的官方正式公函。秦桧正是私下执行这封密信去谋杀岳飞的。
2、秦桧就自身的处境而言，也要杀害岳飞——“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为谋杀之”，秦桧认为岳飞不死，早晚会妨碍和议，会祸及自己的权位、利益，这就是秦桧谋杀岳飞的动机。
3、秦桧以手书纸条付狱的方式，指使负责审理此案的万俟卨等人（秦桧党羽）在尚未审结定案的情况下杀害了岳飞——“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三、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有疑点
基于上述史料的记载，秦桧属于矫旨杀害岳飞，除非杨沂中是秦桧党羽，否则他绝对不会监斩。
1、“桧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 《宋史•张宪传》）既然杀害岳飞不是宋高宗赵构的旨意，又何来如此大方的令杨沂中监斩岳飞？这明显不符合逻辑。除非是杨沂中故意迎合秦桧，否则没有这个可能。
2、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录入了南宋赵牲所著《遗史》，而《遗史》采用了“桧以书付狱”的说法。
3、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很多次提醒读者，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的很多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出自秦桧养子秦熺，例如“臣考其故，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卷122、“其(秦桧)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矣”。——卷148
……很多记载都已经证实秦桧指使其养子秦熺伙同秦桧党羽大肆篡改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记载，因此，关于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纯属秦熺之流篡改《日历》时加上在岳飞死后的半个月补写的“案发经过”，完全没有可信度。

四、岳飞被杀后宋高宗赵构的尴尬与无奈
秦桧谗言怂恿“军改”，宋高宗赵构赞成了；秦桧力主与金国议和，理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宋高宗赵构非常反感，拒绝了。但在秦桧的“不懈努力下”，宋高宗赵构最终同意了。
然而，最后的局面却是让宋高宗赵构始料不及——岳飞被杀了，岳家军解散了，南宋的军事力量瓦解了，最后全国的兵权集中在权奸秦桧手中，成为胁迫皇帝的祸害。
最让宋高宗赵构无奈的是，岳飞是由赵构一手提携的心腹将领，“军改”之后，打算给岳飞一个没有权力的闲职，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岳飞也是宋高宗赵构手中的一张很重要的王牌，也可以说是压箱底的宝贝。但能料到放手让秦桧全权负责岳飞案，结果让秦桧先下手为强，来个先斩后奏，将岳飞杀了。
也许有人会问，秦桧擅自杀害了岳飞，就不怕宋高宗赵构问罪吗？你看看现在的宋高宗赵构还有什么底气能向秦桧问罪？秦桧手中握有兵权，秦桧党羽遍布朝野，背后还有金国撑腰，岳飞已被冤杀，南宋其他将帅兵权被解除，敢于反对秦桧的南宋朝臣要么被清洗迫害，要么被贬官在外。这时摆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的只有二条路，要么选择鱼死网破，要么选择投降（屈膝议和）。
因为现在的议和不是宋高宗赵构先前计划中的议和那么美好，本来赵构打算的议和是重新划定国界，双方平等相好，互不交战。现在却只能向金国割地、称臣、每年进贡二十五万两匹银绢，金主华诞之日要厚礼祝贺，更让宋高宗赵构失尊严的是，每次金使到来，赵构要恭恭敬敬的哈腰点头，唯唯诺诺。
谁也不会相信，宋高宗赵构赞成议和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其实只是他自己的失算造成客观环境、内外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无奈结果。

事实上，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南宋诸大将兵权，不仅为了议和，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但其本意主要是收回兵权，而非杀害抗金将帅。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有金国女真人作后台，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将丧失，秦桧也会随之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经过秦桧一手操办，南宋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绍兴和议，暂时消除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事权增重、军人势力做大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作为金国代理人，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无不唯命是从，故金人全力支持秦桧为相。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党羽遍布朝堂，成为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显然，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才能确保秦桧权势、地位稳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国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此后，倚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十几年（《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朱文公文集》卷75），『秦桧在虏中，知虏人已厌兵，归又见高宗亦厌兵，心知和议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议。……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朱子语类》卷131）。


剖析“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
——杏林心经

岳飞，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在他十多年的戎马征战中，亲自指挥了近一百三十次大小战役而少有败迹，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以“壮怀激烈”，“还我河山”，“直捣黄龙”的英雄气概创立了巍巍战功。然而，岳飞却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那些罪名杀害。
岳飞虽已身殁，但他“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成为正义、忠诚、爱国的精神象征，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情怀。同时，人们对陷害岳飞的奸臣秦桧及其党羽恨之入骨，秦桧之流成为千古罪人。
但世事难免跌宕颠簸，近年来出现不少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消息，对忠臣岳飞与奸臣秦桧的历史定义颠倒过来，似乎要改写八百多年前的宋代历史。对此，笔者仔细查阅历史资料，分辨剖析这些有悖史实的网文的诸多误区。

误区一：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
近些年有关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的消息时有见诸网络，而且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一是讲在杭州一个叫“壶侑”的地方发现秦桧坟墓，经考古专家研究还发现有秦桧的“政治遗嘱”，写在一块绸缎上，内容大致讲秦桧高度赞扬岳飞的抗金卫国事迹，并强调害死岳飞是宋高宗赵构的“上意”，秦桧只是无奈执行而已。同时秦桧的遗嘱还“分析”了岳飞必死的“原因”，一是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赵构的皇位；二是岳飞劝皇帝立储而犯忌……认为是岳飞自己招来的杀身之祸等等。
秦桧遗嘱的另一种版本是：遗嘱的文字刻在石碑上，内容大致与上例相同。
这些谎谬消息不仅充斥网络，有的小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
纠误：秦桧坟墓发现遗嘱之事纯属虚构杜撰！
笔者了解到，关于秦桧坟墓发现遗嘱的网络消息其实源自某位自由撰稿人的文学作品。他坦言是以新闻形式虚构杜撰了“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居然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巨大的反响。因此，特意撰文声明，“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章是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事件予以澄清，还特意解释了原“遗嘱”文章引用了杭州方言 “壶侑”即“忽悠”的提示，只是非杭州人看不懂其方言，才把它当真的。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原创人发文澄清辟谣，但仍然抵消不了人们对“秦桧坟墓遗嘱”的议论。那么，现在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为大家做分析：
1、所谓“遗嘱”就是当事人将未了之事向后人，或者亲友交待嘱托，但秦桧这份遗嘱却藏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向谁嘱托？因此，这个“遗嘱” 显然是不存在的。
2、资料有记载，秦桧的坟墓早已在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多次被人盗掘，坟墓的防护设施早已被破坏，就算有写在布绢里的“遗嘱”也不可能保存到现在。一块绸布埋在地里八百多年不变质，还能辨认文字，有可能吗？
3、如果这份“遗嘱”是刻在石碑上，那就更加不可能，要明白这份遗嘱的内容要是被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知道会怎么样？这么大方的刻在石碑上，皇帝会不知道吗？除非是近代造假做上去的。无论怎么看，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都是不可能的。

误区二：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宋高宗赵构的皇位
这条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也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但是不成立的。
其内容大致是：因岳飞抗金连续取胜，并提出要迎回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一雪国耻。因宋高宗赵构担心一旦迎回二帝后，自己就要退让皇位，因此必须阻止岳飞北上抗金，用十二道金牌急招岳飞回朝，为了不让岳飞“迎回二帝”，所以将岳飞杀了。是皇帝要杀岳飞，而秦桧只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而已。
纠误：在岳飞被害前宋徽宗在金国已经死了，争皇位之说是不成立的。
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与史实不符，完全不成立，具体分析批驳如下：
第一，岳飞被冤杀，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1月），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宋高宗父亲）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的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宋高宗哥哥）于宣和七年（1125年）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况且宋钦宗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罪责，宋朝臣民即便不追究其误国罪责，也不可能再支持此亡国昏君复位。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的势力，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不得人心，也没有群众基础，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假如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宋高宗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秋宋金两国已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有严重的“恐金症”，在其心目中金国是强大无比的，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一心想要偏安江南，积极要与金国议和，岳飞正是他议和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岳飞被杀纯属冤案，案件审理久拖未决，不能让天下人信服，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冤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后来变卦，宋钦宗才未能返回南宋。
第九，宋高宗赵构在自己的即位诏书最先提出“迎回二圣”的口号。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国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综上所述，岳飞并不是因积极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而被杀的，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

误区三：因岳飞劝皇帝立储，犯了大忌而被杀害
这条内容大致是这样：宋高宗赵构年近四旬无子，也没有设立皇帝的继承人，而作为武将的岳飞则多次劝皇帝赵构设立继承人（立储），这是犯了皇室的大忌。曾有岳飞的随同者劝岳飞不要管皇室的事，但岳飞不听，屡次劝皇帝立储，结果令宋高宗赵构震怒而招致杀身之祸。嘿嘿，还再三强调岳飞的头脑是如何如何的“幼稚”。
纠误：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不可能是“犯忌”
有关岳飞劝皇帝立储是否犯忌，没有相关史料证实这种“律例”，但笔者作为看过不少古典小说，还与文科老前辈交流过，从未看过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是犯什么“大忌”的事例。其实，主要你了解皇帝立继承人（立储）的作用和“功能”，就不会认为是犯忌。
1、皇帝设立继承人并不等于让出皇位，而是在皇帝“驾崩”之后，或者皇帝想“退休”之时由继承人继位。因此，这个继承人必须预早培养，这是对国家和皇帝本身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当时宋高宗赵构已年近“不惑”之年还未立继承人，这对古代皇族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岳飞作为朝廷大臣，劝他立储完全是好意，也是尽朝臣的责任，不可能让皇帝迁怒而杀害岳飞。哈哈，就可比现在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未结婚，人家劝你找个对象吧，难道你就把别人杀了吗？
2、皇帝立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培养与皇帝政见一致的势力范围，皇室的势力将更大，更有利于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这个道理，宋高宗赵构是不可能不懂的。因此，说劝皇帝立储是犯忌，无论怎么看都是讲不通的，更不可能因这个原因而杀害岳飞。
3、最关键的一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宋高宗赵构已经采纳了岳飞提出立储的建议。不久，宋高宗赵构就选中了皇族中的赵昚为继承人，并在他五十来岁时，也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让赵昚继位，即宋孝宗，而赵构自己就当了太上皇。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是，在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作为太上皇的赵构仍然在干预着朝政事务。也就是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是太上皇赵构授意的，至少是赵构默认了。

误区四：宋高宗为了与金人讲和而杀了主战派的岳飞
有部分文章认为，金军连年与宋朝交战令宋高宗赵构倍感惊恐，为了求得安稳，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人求和，但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却极力主战，与皇帝的观点相冲撞，皇帝赵构为了达到求和的目的，只好将岳飞杀掉。
纠误：大敌当前而自毁长城来求和？更不可能！
为了求和而斩杀大将自毁长城，这是何等谎谬的观点。不过，这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当时岳飞与金军交战连连告捷，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经过多次大规模挫败金军，完颜兀术带领的金军元气大损，恐怕感觉连逃回黄龙府的机会都非常渺茫，情急之下，急修书信传至宋朝的内奸秦桧，并成功挟制岳飞班师撤军。第二年宋金和谈成功，这实际上是以战迫和，可见岳飞对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是多么重要。
遗憾的是，第二年宋金议和，岳飞被诬陷囚禁二个多月，继而被杀害。如果说是为了与金人和谈而杀害岳飞，那肯定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主意，因为当时只有岳飞才有能力克制住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至少是发挥最大的作用。那么，杀害岳飞之后，金人反悔怎么办？这是小孩都会考虑的道理，除非是本意就要卖国投降。

误区五：因为打仗要消耗钱财，皇帝为了节省开支而杀了岳飞
这方面的网评大致认为：岳飞长期打仗消耗了朝廷很多钱财，这样就要向老百姓增加征税，而征税多了就会引起民间造反，出现连带性的问题。因此，皇帝为了避免打仗，决意向金人讲和，但岳飞又太好战，不得已只好将岳飞杀掉。哈哈，还煞有介事的说：“假如你是皇帝赵构怎么办呢？当然要杀了岳飞啦”。
纠误：和谈之后付出的财物比打仗高出十倍以上
打仗要消耗财物，没错。但在古代作战最关键的是士兵有得吃，所以有“无粮不聚兵”之说，但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而且非常节俭，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战事之时，岳飞命军队“种禾植谷，屯粮待战”，基本能做到“自给”。
再看与金人求和后宋廷付出的代价：宋朝向金国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看到了吧，这在当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误区六：因为岳飞不贪财、不贪色、不沾酒被怀疑有野心而被杀
也有评论认为，岳飞性格太完美，皇帝要帮岳飞盖房子、赏赐钱财、赏赐美女、甚至皇帝为岳飞敬酒都被岳飞统统拒绝。就是因为岳飞的性格太完美，被皇帝误认为有野心——什么都不想要，莫非是想要皇位。因此，皇帝赵构就下决心除掉岳飞。
纠误： “三个不贪”是将《楚汉相争》的故事移到岳飞身上
南宋的岳飞根本没有皇帝为他盖房子、赏赐钱财、送美女不要和敬酒不喝的事件。这个故事原是发生在秦末汉初期间的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之时的一个情节，是项羽的军师范曾对刘邦的评述，认为刘邦不贪财、不好色、不沾酒，唯一就是想独占天下。但现在居然把这个故事转到岳飞身上，这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
还有很多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由于过于偏离常理，只能当作笑话，笔者也不屑去逐一“纠误”，否则就是浪费读者的时间。
总之，岳飞被害已是历史事实，但如果说宋高宗赵构不是因为被秦桧误导蒙蔽错杀岳飞，那么，就目前网络的消息来说，还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还是把它交还给历史吧，毕竟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南宋时代的政治环境。

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护送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的金国使臣刘祹等人到达临安，金国使者刘祹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岳飞，——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英雄人物】

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提到岳飞，大家就会想到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有人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而提起秦桧，大家则会想到一个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
岳飞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县)一个的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在抵抗外敌侵略的战争中，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初年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军事家。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越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还带出了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巨大战斗力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而正如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只有岳飞。
在岳飞生前，不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员佩服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广大平民百姓对岳飞赞誉有加，广大岳家军将士也都拥护敬爱岳飞。岳飞生前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当时很多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员，大多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泽、张所、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赵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仅都对岳飞的才能表示认同和赞赏，而且还曾不同程度地举荐、提拔过岳飞。而像韩世忠、吴玠、张俊等南宋大将，也都曾对岳飞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多次赞许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还不断给予岳飞以提拔和封赏。而南宋时期的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飞，对他赞誉有加。
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之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更是在诏书中直接承认：『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
千百年来，人们敬仰岳飞，不仅写下为数众多的纪念诗文楹联，而且还给岳飞建立很多庙宇，至于前去瞻仰岳王庙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古时候瞻仰岳王庙的人很多，现在也很多，例如，杭州岳王庙一年就要接待几百万的游人。
八百多年以来，岳飞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这不仅因为岳飞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不仅因为岳飞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也不仅因为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更是因为岳飞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岳飞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岳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岳飞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杰出英雄人物,成为后世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子孙和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岳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承载了中国人太大的爱国精神和忠义信念，所以孙中山先生说“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爱国名臣李纲在给朝臣的书信中指出：『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难得，……，异时定为中兴名将。』

南宋朝廷在绍兴初年给岳飞升官的部分诏书中对岳飞的评价：『（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岳飞）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岳飞）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1136年），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势如破竹般收复襄汉六郡，宋高宗赵构在诏书中欣喜地评价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少保”官位的制词公文中评价岳飞：『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

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孝宗在位期间，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岳飞冤案昭雪后，宋孝宗在非正式场合对岳飞三子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乾道六年（1170年），南宋湖北转运司在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的公文中评价岳飞：『伏见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鄂、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捐躯殉国，有百战百胜之功。至今鄂州一军士卒整肃可用者，皆飞之力也。（岳飞）去世已三十年，遗风余烈，邦人不忘，绘其相而祀者，十室而九。』

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在给岳飞评定谥号的官方公文《忠愍谥议》中评价岳飞：『故岳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

而在为岳飞定谥号的官方公文《武穆谥议》中，南宋官员对岳飞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精神也多有称誉：『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己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临阵亲冒矢石，为士卒先，摧精击锐，不胜不止，则不知有其身。忠义殉国，史册所载，何以尚兹！』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一： 『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文天祥评价岳飞之二（摘录自文天祥给岳飞曾孙岳觌的回信）：「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

明神宗朱翊钧评价岳飞：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

满清乾隆皇帝评价岳飞：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

孙中山评价岳飞：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邓广铭教授评价岳飞：岳家军的战斗实践，证实了它的战斗力之特别强大。至于其所以特别强大的原因所在，固与岳飞平素的操练和教阅分不开，而更加重要的，则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具体反映出来，岳飞是如何地要把他的部队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还具体反映出来，岳飞确实是一个卓荦不群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王曾瑜教授评价岳飞： 为着光复故土，南北重新统一，维护文明和进步，岳飞不屈不挠地奋斗了后半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履践着自己“尽忠报国”的誓言，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张其凡教授评价岳飞的军事才能： 指挥大兵团，发动进攻战，战强敌而胜之，威震敌胆，环顾两宋三百年间，唯岳飞一人而已。他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思想，是两宋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宝藏。

龚延明教授评价岳飞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 岳飞，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八百多年来，一直在感染和鼓舞着后来人。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岳飞已成了一面爱国统一的旗帜，廉洁奉公的楷模，蔑视权贵、伸张正义的正人，以身殉志、宁死不屈的英雄。

更多辨析考证：

批驳“伪作说”的第一个论点：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岳武穆遗文》中说到《满江红》时，说：
“〔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桑〕悦《记》（按，此指桑悦所作《刻〈送紫岩北伐诗〉碑记》，见徐编《岳集》卷五）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 ”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于是传播遍天下……不知其为赝本也。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中华书局1980年版《四库提要辨证》，1451－1453页）

读引文很累，而且上面引文我也省略了很多内容。所以，咱们还是来总结余先生的说法吧。余先生认为《满江红》与《送张紫岩诗》一起在1500年左右刻在同一块石上，而《送张紫岩诗》因为岳飞不该称张浚为“张紫岩”，所以肯定是伪作。《满江红》因此也就大有可疑。余先生又认为，岳飞的孙子岳珂收集岳飞的文字不遗余力，尚且没有见到这首词，可见它更为可疑。此后的宋元两朝都不见关于此词的记载，词作是“突出于明之中叶”，因此是伪作。
余嘉锡的疑问有没有道理呢？如果有些道理，那么确定《满江红》是伪作，够不够分量？我认为余先生的疑问有点儿道理，但分量远远不足以断定《满江红》为伪作。以下我综合邓广铭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论据，加上自己的理解，来反驳余嘉锡的观点：
首先，邓广铭先生根据出土的石碑，证明《满江红》已于1458年出现在石刻上。即便《送张紫岩诗》真是伪作，也不能因为它们在同一石头上而断定《满江红》也是伪作－－因为，《满江红》出现更早。
其次，邓广铭先生还发现《精忠录》一书编成于1451或1452年，其中已有《满江红》一词，因此，“突出于明之中叶”应该的说法中的“中叶”应该改成“早中期”。依我看，此前是明朝前期，文化还没有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而岳飞死后作品遭禁，解禁之后到明朝“早中期”基本是动乱的年代，记载诗词、保护文化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岳飞的诗词完全可能因为没有被重视而被广泛记录和传播。要注意的是，“广泛”二字是很重要的。那段时间的古籍散失非常严重，如果记载不多、传播不广泛，那些记载是很可能随着散失的古籍而消失的。因此从情理上讲，300年不见记载并不能成为“伪作说”坚强的证据。
第三，岳珂搜集岳飞文字其实并不是“不遗余力”。邓广铭先生指出，余嘉锡先生承认是岳飞作品的《题新淦萧寺壁》七绝，出现在1224或1225年刊行的《宾退录》，比岳珂重刻《鄂王家集》早十几年。“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第四，看看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就可以知道明朝初年还存在的古籍至今早已散佚超过一半！因此《宾退录》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宾退录》散佚，那么《题新淦萧寺壁》因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先生就该说它是“伪作”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


批驳“伪作说”的第二个论点：
夏承焘认为“贺兰山”不为金人地盘，《满江红》词中用此地名，显然说明它不是抗金的岳飞的作品，并进一步“考证”，认为是明朝王越边防战胜利的写照。（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
邓广铭先生分析了《满江红》的词句，指出“三十功名”、“八千里路”只能指岳飞，而与王越不合。并指出“贺兰山”是诗词用语，不必实指，不必真是金兀术的地盘。邓先生提出证据：“稍晚于岳飞的辛稼轩，也是一个毕生以抗金为职志的人，然而在《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邓先生说：“我们将责备稼轩‘方向乖背’呢？还是将不承认这两首词为稼轩的作品呢？”显然，夏承焘先生的指责是不成立的。


余嘉锡质疑的潜在原因：
余先生在指责《满江红》“突出于明之中叶”，说“则学者不可不知也”之时，得意地说：“梅赜之伪《古文尚书》，千余年以来奉为‘正经’，前贤发挥之者至矣……然自朱子始创疑之，至梅ZU、阎若璩等遂成定论，卒之伪古文仍不可废，梅、阎之说亦终不废也。”（中华书局1980年版《四库提要辨证》1453页）
这里，余先生披露了一个消息：他之所以对《满江红》起疑心，并且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就断定其为“伪作”，是受了阎若璩证伪《古文尚书》的影响。换句话说，是清朝疑古学术风气的延续使然。

清朝的疑古风气之下做出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本人在近十几天内仔细研读今人张岩写的《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一书。深信阎若璩的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是错误的。一句话，《古文尚书》根本不是“伪书”！目前，疑古派传人在学术界的势力和影响慢慢消退，可以预见，《古文尚书》案不久就会翻案！余先生崇尚的典范阎若璩其实学术上很不严肃，他和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而正如以上本文对余先生的论据的反驳，余先生也是证据不足的。因此，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不该怀疑《满江红》是伪作。
再说，清朝疑古风气那么浓，如果《满江红》很有作伪嫌疑的话，清朝人怎么没有人说出来？非要等到余先生来发现呢？个中原因，恐怕是清朝学者知道它并不可疑。

某些不学无术之徒凭一个‘贺兰山’就否定《满江红》是岳飞所作，这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断！

有学者早已指出，《满江红》词中的 “贺兰山”应该是泛指，而非实指，就如同词中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不用“壮志饥餐女真肉，笑谈渴饮金人血”一样，其实都是文学上惯用的比喻手法。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在其词中将长安（今西安）比作东京开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经在其诗中将天山比作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场，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况且，西夏与北宋向来有战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况下，宋军也曾与西夏作战。
比岳飞稍晚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诗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其中以“戍轮台”代指 守 卫 边疆。而其中的“轮台”在今 新 疆 轮台县，汉武帝时曾在那儿屯田驻兵，但是宋朝的疆域从来都没有到达过今 新 疆地区，陆游却借用远在宋朝边界之外几千里的“轮台”来指代南宋的边疆，——那么按照那些无知者想当然的臆断，难道说陆游没有地理常识？
有许多学者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点牵强。“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王熙书碑时明英宗已放归八年（1450年），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与史实不符。
词学研究者夏承焘（1900—1986）武断地认为“‘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词中这样写，“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于是，“伪托说”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的疑点以外，又认为“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
事实上，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已经明确指出贺兰山其实共有三座：一在宁夏中部（卷52“陕西名山”），二在河北磁县（卷49“磁州”），三在江西赣州西北（卷88“赣县”）。可是，“真作说”或囿于所见，或失之拘泥，都片面地咬定绵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边境、长达500多里的那一座，并进而曲为之说：“泛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关山”，“北方民族居地之泛称”，犹如“用西北、楼兰来说金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两方各持已见而互不相下，小小的一座贺兰山遂大大影响着岳飞的著作权，颇为耐人寻味。

本人以为，只要对两方所持见解略加辨析，不仅“曲说”既于理未安、也与岳飞的“半生心志”大相径庭是彰明较著的，而且“伪托说”之荒谬也就毕露无遗了。
一则正如夏先生所说：唐、宋及明代中叶以贺兰山入诗者，都是实指而非泛指、泛称。
二则僻处西北的贺兰山当时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通晓地理形势、洞察金兵行踪的岳飞是绝不会去踏破它的。
三则岳飞不是一般习用书本上的典故的词家（详后），而是一心救民于水火的民族英雄。他在下句中沿用“胡虏”、“匈奴”（名异实同）的蔑称、旧称，正如其题记、奏札、申状中的胡虏、金贼[34],都是为了准确地表达其“半生心志”。假若贺兰山犹如西北、楼兰也说金兵，那就既隔靴搔痒，又叠床架屋，更愚不可及了。
四则据《明史鞑靼传》地确切记载，元蒙灭亡后，蒙古贵族退回大草原及东北各地。作为其遗民的鞑靼人对东北、西北的搔扰，从1450年起连年不断，1457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461年即入居宁夏河套，逼近陕、甘、凉；1495年更入据贺兰山后，以与河套相策应。势力更加强大，劫掠更加疯狂。事实上，直到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秋，王越才首次击败鞑靼人于贺兰山后。史实清晰地显示了明军和鞑靼人交兵的轨迹。
然而，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则是从民间沿着元明杂剧传奇、《精忠录》（1455）、岳庙词碑（1458）、岳坟词碑（1502）、《遗文》（1536）的轨迹，历经300余年后，应时势需要而被发现的。
两条各不相同的轨迹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交会了，又因为词中贺兰山确实难讲，于是抓住这种奇巧的偶合，也没有任何佐证，对此词的真正作者，就有人“宁信其为后人拟作而不敢遽以为真”了，就“不敢‘保证’”“真是岳将军手笔”了，就被今人徐著新怀疑为王越了。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三影郎中 2020-02-17 14:59:40
满江红词是谁写的不重要，关键是人们为什么把此词奉在岳武穆头上，是因为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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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自在人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满江红》词确实是岳飞的真作，铁证如山，

怀疑派立论的目的，意在混淆视听，否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精神。

大是大非，不能含糊其辞。

岳飞诗词题记精选

登池州翠微亭
岳飞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
好水好山看未足，马蹄催趁明月归。

满江红
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岳飞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蹄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小重山
岳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
惊回千里梦，已三更。
起来独自绕阶行。
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
旧山松竹老，阻归程。
欲将心事付瑶琴。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从驾游内苑应制
岳飞
敕报游西内，春光霭上林。
花围千朵锦，柳捻万株金。
燕绕龙旗舞，莺随凤辇吟。
君王多雨露，化育一人心。

归赴行在过上竺寺偶题
岳飞
强胡犯金阙，驻跸大江南。
一帝双魂杳，孤臣百战酣。
兵威空朔漠，法力仗瞿昙。
恢复山河日，捐躯分亦甘。

过张溪赠张完
岳飞
无心买酒谒青春，对镜空嗟白发新。
花下少年应笑我，垂垂羸马访高人。

寄浮图慧海
岳飞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此著力修。

送轸上人之庐山
岳飞
何处高人云路迷，相逢忽荐目前机。
偶看菜叶随流水，知有茅茨在翠微。
琐细夜谈皆可听，烟霏秋雨欲同归。
翛然又向诸方去，无数山供玉尘挥。

送紫岩张先生北伐
岳飞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
马蹀阏氏血，旗枭克汗头。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

题池州翠光寺
岳飞
爱此倚栏干，谁同寓目闲。
轻阴弄晴日，秀色隐空山。
岛树萧疏外，征帆杳霭间。
予虽江上老，心羡白云还。

题翠岩寺
岳飞
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蹑翠微。
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圻。
山林啸聚何劳取，沙漠群凶定破机。
行复三关迎三圣，金酋席卷尽擒归。

题青泥市萧寺壁
岳飞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贺，不问登坛万户修。

题雩都华严寺
岳飞
手持竹节访黄龙，旧穴空遗虎子踪。
云锁断崖无觅处，半山松竹撼秋风。

题骤马冈
岳飞
立马林冈豁战眸，阵云开处一溪流。
机舂水沚犹传晋，黍秀宫庭孰悯周。
南服只今（薤去艹）小丑，北辕何日返神州。
誓将七尺酬明圣，怒指天涯泪不收。

登池州翠微亭诗
岳飞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
好水好山看未足，马蹄催趁明月归。

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
岳飞
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息。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 一作当 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题宜兴张大年家厅事屏记
岳飞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
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 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
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载于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


五岳祠盟记
岳飞
自中原版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夷 ，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奋起宜兴，建康之战，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厉士卒，攻期再战，北踰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河朔岳飞题。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
岳飞（宋）
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息。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 一作当 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题宜兴张大年家厅事屏记
岳飞（宋）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
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 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
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

满江红
岳飞（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 一作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见河南汤阴县岳庙明天顺二年《满江红》词碑）




西湖三杰： 宋朝的岳飞、明朝的于谦、明末清初的张煌言。三位民族英雄均与杭州西湖结下不解之缘，故称“西湖三杰”。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初抗金名将；于谦，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张苍水，名煌言，字玄著，浙江鄞县人，明末著名的抗清英雄，爱国诗人。西湖虽说是个极尽秀美之地，却有幸安葬了三位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