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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料】 抗击日寇大血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20-03-06 20:26:36
【抗战史料】 抗击日寇大血战

前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扶植了伪“满洲国”。六年之后,1937年“七·七”事变,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又向中国北平、天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击,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拉开战幕。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妄图征服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对日本侵略者坚决抗战到底!
中华民族的抗战,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在抗日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数十次会战,其中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长沙、滇缅大会战,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大抗战。淞沪大血战声势浩大、空前激烈,是抗战史上罕见的,它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影响巨大。徐州大血战之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鼓舞了抗战斗志。太原大血战之忻口战役,是取得成功的防御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锐气。武汉大血战时间之长、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抗战期间任何战役所不能比的,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首次长沙大血战的胜利,坚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第三次长沙大血战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第一次获得空前胜利的战役,给垂死挣扎的日寇以沉重打击。滇缅大血战是抗战以来,在正面战场,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纵观以上大会战,空前惨烈,百万将士血染沙场,展现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英勇抗战的悲壮画面,谱写了中华民族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铸造了炳昭千秋、万古不朽的中华民族魂!

在抗日敌后战场,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联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作战。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首次胜利;阳明堡奇袭和黄土岭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百团大战摧毁了日军的交通命脉,这些都成为抗战史上重要的一页。韦岗之战,是新四军开赴江南抗日的首次胜利;车桥之战,给日军以重大打击。新四军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开创和发展了江浙、鄂豫皖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联军在林海雪原中坚持抗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在盟国支援下,经过十四年浴血苦战,终于打败了日寇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不但挽救了历史悠久、文明友善的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人类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中国抗日战争,是一部极为悲壮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用生命、鲜血和泪水写成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也决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为了让后代知道并牢记这段历史,本书编者广泛收集资料,整理编写了这本书,记述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这14年抗战的日子里,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对日寇进行的著名大血战,歌颂了众多奋勇杀敌、为国捐躯、忠魂撼天地,光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
全书分三部:(1)第一部 局部抗战大血战;(2)第二部 正面战场大血战;(3)第三敌后战场大血战。编者对搜集的资料只是按照这三部书的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汇集,对每份资料基本保持了原貌。

编者 碧薇萍 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 于北京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20-03-06 20:26:36
第一卷 “九一八 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九一八事变”经过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各队,此事件由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左右的日军击溃。
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1931年9月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931年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龙江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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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一八事变的内幕 日军煞费苦心布置的局
1928年3月,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建川美次接受裕仁天皇指示,主持完成谋杀张作霖计划后,于1929年8月奉调回陆军参谋本部,升任高级情报活动的第二部部长。1930年9月,经建川美次的穿针引线,日本陆军的一些法西斯分子成立了军中秘密组织“樱会”,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夺取实权问题和“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1930年春天,建川美次先后派遣了军事侦察员佐久间、森赴和长通3个大尉到“满洲”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为安排好进军时亲日蒙古王公的策应活动,彻底弄清“满蒙心腹地带”——兴安地区情况,又派了中村镇太郎大尉去做最后一次勘测,作为进军的前奏。
军事间谍中村镇太郎
中村镇太郎大尉,1897年出生,陆军大学毕业后,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担任侦察员。

中村镇太郎于1931年5月10日自东京出发,3天后到达中国福顺,见到了前来接应的关东军军事间谍片仓衷大尉。5月19日,片仓衷陪同中村镇太郎到达沈阳,于指定地点见到了前来接应的蒙古族向导留存宝。同月下旬,中村、片仓衷和留存宝一行3人到达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百武机关。臭名昭著的百武机关大特务甘粕正彦早已按照密电,为中村备好所需经费、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另外,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俄国向导米罗阔夫。
“三道梁手表”初次亮相
由于中村镇太郎嗜赌成性,而米罗阔夫也总想发财,在哈尔滨逗留期间,两人一拍即合,合伙来到哈尔滨南岗轮盘赌场,一赌就是两昼夜!最后一天,中村镇太郎输红了眼,将手腕上的手表也押了上去。这只由日本厂家生产的手表将全部机件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人们称之为“三道梁手表”,在市场上还不多见,只是提供给日本军官使用。随行的片仓衷一见中村将表押上,立即加以制止,将自己的筹码让了过去,但手表的样子却深印在其脑中了。
1931年6月1日,中村真太郎一行到达齐齐哈尔朝日旅馆(日本间谍机关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充当中村执行任务的日籍向导。5天后,中村镇太郎携白俄翻译米罗阔夫、蒙古族联络官留存宝,骑3匹蒙古马,带足干粮、器材、毒品,自齐齐哈尔市出发,经昂昂溪,西行到达洮南府。约好的片仓衷在那里接应,完成任务。
植松菊子收集到了重要情报
植松菊子,日本妓女,也是日本特务机关住齐齐哈尔支部的一名间谍。
6月22日洮南日本领事馆受到中村自海拉尔发来的一份电报,称“预计7月3日可到洮南”。片仓衷当即去接应,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见中村一行的踪影。按事先约定,片仓衷知道出了事情,立刻向哈尔滨百武机关报告。百武机关通知各部和各组织特务,密切注意洮南方向。
7月25日植松菊子根据通知,有意纠缠正在余公府一带修筑铁路、当时来齐齐哈尔出差的工头王翼先过夜,用各种甜言蜜语套话。终于,王翼先这个民族败类把中国军事禁区内的“新闻”原原本本的端了出来。他说:军事禁区内出现了“国际间谍组”,有日本人、俄国人,还有蒙古人,为首的日本人是个大官,被中国屯垦军捉住杀了头,焚尸灭迹,现禁区不准入内……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那个日本大官有只“三道梁手表”,非常好,现被他的朋友李德宝典在洮南大兴当铺里。
还得请川岛芳子出场
植松菊子将这些情况迅速电告百武机关。百武机关复电通令保密,有片仓衷领导调查核实。
片仓衷知道,要就此事向中国当局交涉,光凭“听说”不行,还必须拿到认证或物证,因此,便到洮南大兴当铺去查中村的手表。在那里,得知确有这只手表,典注是屯垦三团的李德保,但要看表必须有契票,否则别想!
片仓衷将情况报告给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大喜过望,下决心一定要将手表弄到手,因年前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他正在发愁无从下手,现在有了这个好机会岂不是天助神佑?可怎样才能将手表弄到手呢?想来想去,他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川岛芳子——金璧辉。


8月9日星期天,王翼先和李德保婴齐齐哈尔朝日旅馆老板铃木县太郎(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头子)的邀请,到日本妓院去“度假”。饮酒中,铃木妻子告知从南满来了一名朝鲜籍妓女,带有大量的“白货”(海洛因),与贱价出售。李德保动了心,去到后屋见了这名妓女,想要全部买下,但苦于带钱不足,此时,王翼先已溜走。那妓女说,有什么押的也可以,李德保想了想便拿出一张“三道梁手表”的契票。那妓女将契票拿到手后立即变脸,原来,她便是川岛芳子金璧辉。李德保这个民族败类是个软骨头,见到铃木夫妻手持手枪、匕首,凶相毕露,便躬下身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关玉衡处决日本军事间谍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31年6月26日晨,中村军事侦察组4人来到王爷庙西北20公里的余公府。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看到这几个人鬼鬼祟祟,极为可疑,便将其扣留。经检查,发现他们携带武器弹药、测绘仪器、军用地图和大量的调查笔记。调查日志上,不但记载了这伙人经过的路线、每日的进度、军事禁区的详细情况,还记有在巴公府与蒙古各王爷秘密会谈、准备起事的纪要。这是一伙日本陆军的军事间谍无疑!
当天,团长关玉衡在外校阅,闻讯后赶回。次日审讯时,中村镇太郎态度蛮横,东扯西拉,破洞百出,坚决不认罪。1931年6月27 日晚,关玉衡召开连以上官长会议,研究处置办法。会上,大家都认为放了他们会暴露兴安地区军事机密,而且会带来蒙古王爷起事的现实威胁,于国于民都不利。但通过外交途径,根据以往多次交涉看来,“弱国无外交”,日本陆军不但不会认错,反而会用治外法权要回他们,找出各种理由倒打一耙,徒惹麻烦!大家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军事禁区首长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处死军事间谍。但是,关玉衡认为,中村一行罪证确凿,应予公开处罪,以明正罪行。为争取他们认罪,乃再次审讯。此时中村更加嚣张,企图去夺卫兵枪支,遂被击昏。于是,关玉衡命令三连连长宁文龙、四连连长王秉羲将日本军事间谍4人处决,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处置外国军事间谍,说来可怜,宛若做贼!

中村镇太郎在夺取卫兵武器时,在场军人七手八脚将他打翻在地,格斗中,中村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适值团部团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后不声不响拾去,无人注意。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将它押于大兴当铺内……
川岛芳子拿到契票,即去洮南府兑回了中村镇太郎的手表,交与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如获至宝,于是启程回东瀛,向已改任第一部(作战部)的建川美次当面汇报。
趁机发动侵华战争
“证据”到手,日本陆军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图财害命,证据确凿”。他们已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8月20日日本陆军南次郎召开师团长会议,磨刀霍霍,讨论如何贯彻建川美次炮制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9月16日建川美次又亲自到沈阳活动。由此,各特务组织同时活动,战争机器全部运转。两天后,即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20-03-06 20:26:36
3、士兵陈广忠回忆:我所亲历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了沈阳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此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整个东北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生活。“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七十年了,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县,记者找到了当年北大营的士兵陈广忠,“九一八”事变时他就在北大营。
“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
1931年9月的北大营,一如往日的平静,丝毫没有大战前的紧张。
陈广忠回忆说,北大营一共有三个兵营,里面三个团,每个团住一个兵营,而日本兵都驻扎在南满站。南满站距离北大营只有十多里远。
陈广忠说:“我们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他在他的地方咱在咱的地方驻防,没寻思。”由于最高统治者力求减少冲突,严禁抵抗,东北军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没有任何准备,每到节假日,士兵们还进入城内四处玩耍。
9月14日到17日,关东军发动事变的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沿南满铁路视察各部队,并召开紧急会议,以确认事变发生后军队的运输和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有关人员也再次确认了柳条湖爆破的具体方案。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带着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进入关内。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说,张学良对日本能不能发动“九一八”事变、会不会武力占领,几乎是没有什么真正警觉的,他可以派他的东北军的三分之一而且是主力部队到北京来支持蒋介石,同时在沈阳他们自己的地方,相当多的一些参谋长及好多重要的军官都不在现场,都回家了,对发动这样一个事变他们可以说毫无警觉、毫无警惕。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已经就绪。
事变发生时,东北军的代理长官、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
辽宁大学教授胡玉海告诉记者,在9月18日上午的时候,日本第二师团有一个中队长叫平田到北大营来拜访旅长王以哲。王以哲当时不在旅里,参谋长赵镇藩接待了他。平田说:最近我们双方事情很多,怕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当天晚上进攻就是这个平田负责的,实际上这一天他是到北大营来刺探情况的,看看北大营动静怎么样,通过谈话看一看北大营的军官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是我们这方是毫无准备的。
1931年9月18日夜,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家住宿去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远在北京的张学良正带着太太于凤至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里看戏。此时,日军的行动开始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北大营西侧的柳条湖。胡玉海说:“晚上十点多钟,住在虎石台的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就是川岛中队,带了105个人从虎石台南下到北大营的西侧,7个人到离北大营大约500米的柳条湖那儿安排炸药炸铁轨,大约是10点20分的时候,铁轨爆炸的声音响了。”
爆破完成后,日军逼迫两名中国百姓穿上东北军士兵的服装,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制造了中国军人炸毁铁路的假现场。
正在沈阳大和旅馆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接到柳条湖爆破成功的电话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连下了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
六百日军攻破北大营
到19日凌晨,攻打北大营的日军共有600多人,而北大营内三个团和三个特种连共有12000多人。后人评论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一战都是关东军的一场豪赌。陈广忠回忆道:“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连长来叫,枪声响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日军一开始是从西北角进去的,当时621团在西北角,619团在中间,620团在东侧,首先是从621团驻地冲进兵营,士兵已经都睡觉了,好多士兵没有准备,一边逃一边穿衣,枪也没有在手里,有的赶紧找枪,有的做局部的反抗。
据史料记载,许多东北军士兵因为措手不及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在床上。
胡玉海说,当时连队下令不许抵抗,炮声响了之后北大营的参谋长赵镇藩向旅长请示,旅长王以哲在市内,王以哲说:你先主持一下,我去和代司令荣臻商量办法。结果荣臻告诉他不许抵抗:如果敌人进来的话,把枪放在仓库里头,我们坚决不能抵抗。
忍无可忍的士兵与日军展开了肉搏
为了弄清当天晚上北大营士兵的情况,胡玉海在二十世纪80年代走访了当时健在的北大营官兵。
胡玉海说:“北大营当时620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当敌人打进来之后团长没在,值日官把这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这时候团副回来以后下令必须撤回来,有的战士痛哭流涕拿拳头往墙壁上打,意思就是:这叫什么事?!人家都砍我们头了我们还不反抗,这怎么能行呢?!”
陈广忠回忆:“开始打仗了,连长说听命令,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机让日本人砸了,连长一看没办法,一团快打完了,又来打二团,连长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这就打了。”
620团的团长王铁汉听到炮声后赶回北大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率部向日军还击。陈广忠回忆说:“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带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到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当时我受伤了,嘴都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剩几个牙都拔了。”
北大营官兵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的指挥下,向沈阳城外的东山嘴子撤退,就这样,12000多中国官兵在600多日军的驱赶下,于凌晨5点全部撤出北大营。
据事后统计,北大营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日军开始向东北重镇沈阳发起进攻。
“日本人进奉天了!”
19日凌晨,日军步兵第29联队1000多人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与此同时,攻打东三省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的辽阳日军也开始了进攻,到9月19日凌晨5点,沈阳内城的小西门被日军攻破。
当时住在沈阳的山峰奇老人回忆道:“这时候四面的老百姓惊慌得不得了。大人就嘈嘈,说是日本人进奉天了。大人就把我藏到柴火垛里去了,大家从墙缝里看、从窗户眼儿偷着看。看见坦克车,坦克车的后边就是日本兵,完全都是明晃晃地上着刺刀,我哥哥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不能上班了,兵工厂被日本兵把上了,门口写着‘进入者杀’,后来贴出告示以后,老百姓、工人还是迟迟不敢进。”
19日凌晨,关东军以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8项命令,命令关东军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落入敌手。
从那天起中国失去了东三省,东三省的三千万同胞从那天起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曾经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
汤重南说道:“最准确地说,‘九一八’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至少应该说它是抗战的序幕。为什么往往不把它作为整个抗日战争的开始,因为在‘九一八’之后有相当间隔,1931年到1937年还有六年,日本国内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政局和对日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没有跟日本宣战,到‘七七’事变以后都没有,而中国政府正式宣战,是到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对美国宣战以后,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笑话。”
在谈到“九一八”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地位时,胡玉海说:“‘九一八’以前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多次,但是远远不能和这次比,这次它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侵略之深入,它对中国掠夺,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财产、生命损失以及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生存,包括现代化进程的迟滞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山峰奇说:“我80多岁了,我就想告诉后一代的人不要忘记‘九一八’,就是在七十年前的‘九一八’这天,日本人曾经侵占过我们东北,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那儿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占领了十四年。”(安刚鲍丹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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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九一八事变当日全记录
从1931年9月18日零时到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向中国军队进攻,向中国百姓动武的最后准备,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从这一天起,东北成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14年的殖民地;从这一天起,东北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
关东军:
零时磨刀霍霍,清晨蠢蠢欲动
在原奉系军阀边业银行工作过的孙竞寰如今已是百岁老人。他回忆说:“1926年,我经叔叔介绍到张学良的边业银行工作,每月工资八块大洋,银行管吃管住,每天还可以打网球,生活条件比较优越。9月18日那天清早我一觉醒来,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1931年9月18日,百姓的生活表面是平静的。然而,侵华日军为了这一天,已经做了不知多少准备。
1931年,东北日军每天都在频繁调动兵力。4月中旬,日军将适于在寒地作战的第二师团调往东北。5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满蒙问题处理方案》。6月,上演“中村事件”。9月7日至18日,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视察驻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日军。
“那些天,沈阳的清晨多是在关东军的实战演习中开始的。”孙竞寰老人回忆说,他当年的家离城很远,不知头一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老人回忆说:“第二天清早进城,我发现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就明白我们被侵占了。日本兵把银行的门堵上,许进不许出。后来我听说我在东北大学夜校的一些同学,那天晚上没回宿舍,交通断了,他们干脆步行进了关内。我也不想当亡国奴,可是被关在银行里头,想走也走不了。”
沈阳城:
百姓忙碌生计,日军暗藏杀机
这一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没有风,算得上是中国北方秋季里的好天气。
今年106岁的张春台老人,当年家住在沈阳城内中街,是一家皮鞋铺的师傅。说起9月18日这天,老人还记得耍手艺的那间铺子叫“内金生皮鞋铺”,那天的活儿多,他晚上就住在鞋店里。
9月18日下午,日军已经做好了从南满铁路的西、南、北三线向北大营进攻的布防。日本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带领几名部下,做好了用炸药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一侧路轨炸毁的行动准备。
张春台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天他突然没了饭碗:“那天上半夜10点多钟,听到北面一声巨响。半夜时,我听见城西方向响起枪炮声,本想走到街上看看,可害怕就没敢出去。枪声一夜没停,我也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看见了日本兵占领了沈阳城,开着摩托在中街上巡逻,皮鞋铺的买卖也不敢开了。”
“当时,我家住在中街,丈夫开了个名叫‘怜众’的中医诊所。家里条件还好,日子过得算是体面。”今年102岁的王洁清老大娘回忆说,“‘九一八’过后,日本人来了,诊所的生意就越来越差。没过多久,中街地段所有好房子基本被日本人占了,我们家被迫搬到了小土房里。之后,日本人又强迫我给住在我原来房子里的日本人当保姆,那户日本人把我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还把屋里的炕改成榻榻米。我每天都得给他们做饭、收拾屋子、提水,干完活再回自己家里吃饭,现在想起来心里都酸。”
北大营:
深夜遭突袭,不抵抗撤退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日军发射出的炮弹便落在了沈阳内城的东北军北大营。与此同时,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当时,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正出席军界举办的水灾赈济会。北大营7000多官兵正在酣睡。
2006年5月去世的陈广忠老人,是我们采访过的唯一一位北大营士兵。他生前接受采访时说:“那一天正是北大营官兵发饷钱的日子。夜里10点多钟,睡得正香的大家被爆炸声震醒,不多一会,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上级让我们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打进了621团的营房,听撤过来的弟兄们说,日本人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没动竟被活活刺死。日本人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杀着冲了过来。连长一看没有办法,就下令开枪还击。我打着打着,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我中枪了。我的嘴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我这还算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班就死了6个。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有步枪有机枪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名小鬼子打得弃营逃跑。”
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史料记载,日军向北大营发动进攻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所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在“不抵抗”的政策下,第七旅被迫带着伤痛向东撤退,日军很快攻入北大营。
“九一八”:
烙在中国人身上的伤疤
9月18日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
19日零时40分左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进攻沈阳城。
凌晨,日军登上沈阳城的小西门城墙。
上午9时,全城张贴了“日本军司令官布告”。
中午12点,本庄繁到达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迁至沈阳。
“九一八”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
“九一八”后不到一个月内,东北沦陷。
事变发生时住在沈阳大北边门附近的于长清老大娘今年103岁了。她回忆说:“那天晚上,家里吃的是高粱米饭和酸菜。晚上8点多钟我已经睡下了,10点多钟被炮声震醒,我和儿子清楚地看到北大营方向有火光。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了一帮一伙的日本兵在大北边门里面巡逻,老百姓都吓得躲开了。”
住在沈阳大东区管城街的86岁老人山峰奇,在事变发生时还是个11岁的孩子。他回忆说:“第二天起床后,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本兵跟着装甲车正在我家门前慢吞吞地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我吓得浑身发抖,转身一头钻进了墙角的柴草堆中。不知过了多久,街上安静下来,我母亲叫我的时候我才挣扎着爬出来,一头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19日,奉天城里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银行、军工厂、飞机场就全都被日本兵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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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从2017年开始,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统一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九·一八事变”(又称“柳条湖事件”)作为14年抗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关于“九·一八事变”,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下面这样几件事:
它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

14年抗战真实还原了历史原貌,日本侵华战争并不是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开始,而是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因为从这一天起,日本3个月内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14年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以伤亡3500万同胞的惨痛代价,才换来抗战的最后胜利。
是日本策划的一次栽赃嫁祸事件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早就策划侵占东三省,最著名的1927年《田中奏折》(即《对华政策刚要》)就详细提到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随后,日本在东北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
1931年9月18日晚上22时许,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日本铁路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贼喊捉贼,反过来诬陷中国军队破坏日本铁路,并以此为借口,日本铁路守备队600余人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此时有8000东北守军)。几个小时候,日本铁路守备队仅以2人阵亡的代价,轻松占领整个北大营。战斗打响后,周边早已准备好的日军进攻沈阳城。
受此鼓舞,日本关东军(此时关东军在东北只有约四、五万人)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占领了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沦陷,3000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再之后,便是全面侵华战争。
张学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东三省,在这之前,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足足有30万人,虽然中原大战调到关内一半,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关外仍然还有15万东北军,而且东北军装备精良,配有成编制的飞机大炮部队,还拥有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兵工厂,能自行生产枪支弹药。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正在北平看戏,对日本入侵采取“不抵抗策略”,并把所有东北军撤到关内。关于不抵抗策略,张学良在1991年重获自由后曾多次在多个场合表示当年不抵抗策略是自己和东北高层做出的决定,与蒋介石无关;另一个说法是,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乃张学良部下,后来回忆蒋介石曾向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
但不管怎样,如此重大的事情,蒋介石和张学良谁都脱离不了干系。
它是中国人公认的“国耻日”

中国虽然没有法定的国耻日,但“九·一八”与“五·九”(民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七·七”一起,被中国人称之为“国耻日”,而很多国人认为,最让人耻辱的,就是“九·一八事变”。
如今,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详细记载了87年前发生在东北的这一事变,它时刻提醒着国人,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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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九·一八事变”前奏之一——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系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中的借口之一。

事件详情
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5日,中村以“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 ”的名义,从洮南来到齐齐哈尔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中村同井杉延太郎(退役的关东军骑兵曹长,精通骑术,中村的助手)、一名白俄翻译、一名向导,一行4人骑马上路。他们离开齐齐哈尔,先是经昂昂溪、免渡河,西行至海拉尔,然后又途径伊列克得南下,翻过索伦山,直奔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准备与在洮南接应的另一名特务片仓衷会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中村一行。中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察尔森的深山沟里遇到麻烦。他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
他从中村一行满不在乎的神情中,隐隐感到了一股杀气,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什么科学家,反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宁文龙决定把他们带回团部扣押起来。他把手枪往上抬了抬,颇为客气地说:“实在对不住各位。你们没有进入兴安屯垦区的文件,我们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你们得先跟我们走一趟。”
“大大的混蛋!”中村听到这话脸色骤变,粗野地骂道,“我们是大日本国民。快快地放我们过去!”说罢,他习惯地把手伸向了腰间。
“你还敢在我这骂人!”宁文龙气得咬牙切齿。他眼睛一瞪,发出了命令,“上!都给我捆起来!”
周围的士兵听到命令一齐冲了上去,七手八脚地将中村4人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押送到团部。
听说抓到几个日本人,而且他们还带着武器,正在外面操练部队的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大吃一惊。他想,日本人带枪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情况紧急,不容多想,他急忙策马赶回团部。
桌子上摆满了缴获的物品,有军用望远镜一架,三八式马枪一支,南部式自动手枪一把……关玉衡一件件地察看完之后,顺手拿起南部式手枪, “咔嚓”一声推上子弹,自言自语地说道:“好枪。”
中村等4人被押走后,关玉衡再次察看被缴获的物品。他把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和中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并排摊开,发现两张地图上的某些同一地点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这表明这些地方他们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 看着这一件件物证,关玉衡陷入了沉思。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关团长,”跟在身边的副团长董昆吾(字平舆,时任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开了口,“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

“对。”关玉衡果断地说,“先审问,后处理。”至于到底怎样处理这伙军事间谍,他一时还拿不出主意来。
1931年6月26日上午。团部内外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办公室里,关玉衡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中村。中村,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身穿俄罗斯式皮夹克,头戴火车头式皮帽,脚穿短筒皮靴。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气质。
审讯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姓名?”不答。“国籍?”还是不答。狡猾的中村摇头晃脑,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个小日本的嘴巴!关玉衡暗自在心里说。他随即命令改用日语审讯。“你到我们东北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
中村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招,只好按事先编好的供词应付审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胡说!”关玉衡态度一变,打断了中村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井杉延太郎眼里掠过惊慌的神色,无言以对,只好低下了头。他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关玉衡焦急地思考着。关东军在沈阳、旅顺口、海城等地驻扎着大批军队,对东北早已经垂涎三尺,此时派遣军事间谍进行侦察,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
若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若不放了他们,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会设法要回中村,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事关重大。关玉衡作为团长,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征求部下军官们的意见了。他喊来了通讯员,下达了 “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的命令。

黄昏,如血的夕阳仍然散发着灼人的热浪。团部办公室里,关玉衡用镇定自若的目光扫视着20多个连以上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董平舆副团长态度明朗地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一营营长认为这样处理有理有据,表示赞同。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后,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关玉衡马上下令二审中村。
中村面对满屋子怒气冲天的军官,根本没有想到会死到临头,气焰更加嚣张,不但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突然,他飞身直扑身边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夺枪不成,他便徒手与士兵格斗起来。
“给我打!”关玉衡气得拍案而起。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疯狂地进行反抗,不顾一切地同军官们拼命厮打。“唰”的一声,关玉衡抽出了指挥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逼向了中村。军官们也都掏出手枪,“咔嚓咔嚓”地推上了子弹。中村顿时惊呆了。一瞬间,他的精神已完全被摧垮,像一具木乃伊似地僵立在那里。
时间飞快地流逝。中村一口气交待完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后,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知道已是时至深夜。他心里不安起来,布满腥红血丝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中村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事实清楚,物证确凿,本人也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命令罪犯在供词上签字。”听到这话,中村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关头,心里又怕又恨。借签字之机,他突然一拳朝身边的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一看他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几枪托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三连司务长李德保站在门口,瞥见中村的手表飞落到门口,趁混乱中无人注意,手疾眼快地捡了起来,溜出屋子。

“立正!”随着齐唰唰鞋后跟的磕碰声,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于1931年6月27日零点30分下达了射击命令。“啪啪啪……”枪声响过,赵衡马上指挥士兵把尸体和行李等浇上了汽油,划火点燃。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很快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将军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上。
事后,日本特务机关采用种种办法,从李德保处得知了中村被处死的详细情况。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1931年9月13日,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带领宪兵20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沈阳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

中村震太郎,因其从事特务活动而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处死了。然而,日本陆军总部却避开其特务活动不谈,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称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日本内阁会议也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日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军队无故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对其特务活动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关东军石原莞尔参谋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开往洮南,以武力威胁为借口,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就在1931年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目的是以此麻痹中国当局。24小时之后,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在原科尔沁右翼后旗北居日很山顶为中村震太郎立一石墓碑,并在墓前建一座小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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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中村事件”
1931年初,日本陆军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当年6月25日清晨,张学良所属的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有4个人骑着马进入军事禁区,连长宁文龙立即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前去盘查。4人中,有两个是日本人,另有一个白俄翻译和一个蒙古人。  这两个日本人,就是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中村震太郎自称是“日本农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宁文龙凭着军人的直觉,发现这个中村震太郎根本不像是什么农学家,反倒像是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把情况搞清楚,宁文龙命令战士把这4个人带回团部。
经查,中村震太郎等人除了携带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三八式马枪一支和南部式自动手枪等物品外,还有许多文件。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与部下军官进行紧急商讨后,决定先行审讯,然后据实上报,请求处置办法。

关玉衡撕开中村震太郎的棉服夹层,从中村震太郎棉服夹层中搜出来的《洮南、昂昂溪、扎兰屯西方地区兵要地志资料》。在这份报告里,有一张旅行经过一览表,在这张表格里,详细记录了经过的地点,例如,洮南、经过当天时间、天气。此外,还有一份侦察地水井调查表,在这张调查表上还绘制了水井分布图与水井的深浅程度。
关玉衡在察看被缴获物品时,发现在3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竟然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屯垦区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这些物件,无疑都是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铁证。
6月26日上午,关玉衡在团部开始审讯中村震太郎,可是狡猾的中村震太郎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在审讯井杉延太郎和另外两个人时,关玉衡很快就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等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傍晚,关玉衡召集部下军官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震太郎的口供后,立即将这一行4人秘密处死。

在进行第二轮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气焰更加嚣张,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关玉衡突然抽出指挥刀逼向中村震太郎,军官们也纷纷掏出手枪,推上了子弹。面对这种情况,中村震太郎只好交代了自己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当晚,中村震太郎在供词上签字之际,突然一拳朝身边的一名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中村震太郎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脱手而飞。见中村震太郎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将其打昏。
6月27日凌晨,行刑队把中村震太郎等4人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秘密处决,并且焚烧了尸体。  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手表泄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过,数月之后,还是因为中村震太郎的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泄了密。原来,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牌手表被关玉衡的部下李德保趁乱捡走。 并被他拿到当铺当掉。
1931年8月,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中,利用艺妓身份做掩护的日本间谍植松菊子正利用美色,企图从铁路建筑工头王翼先嘴里探听出有关东北屯垦军的消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又爱显摆的中国修路包工头,为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居然讲出了中村震太郎被枪决的事。就这样王翼先赢得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面子,但是他却卖掉了自己的国家。植松菊子很快将自己的情报上报给了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明白,要证实中村震太郎真的已死,还要人证、物证才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日本军部享有“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美誉的川岛芳子闪亮登场了。她要为土肥原贤二的出场打前站。

李德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川岛芳子精美的打扮一番,就是为了投其所好,为了万无一失还随身携带了大量鸦片,从沈阳赶往齐齐哈尔。川岛芳子与李德宝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朝日旅馆,听说朝日旅馆新来了一个漂亮的朝鲜姑娘,还带来了便宜的鸦片,这个既吸毒又好色的李德宝一听把持不住了,撒丫子就往旅馆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川岛芳子就轻车熟路了,李德宝哪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呢?没有两句话,这位吸毒鬼就像说书先生一样,把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震太郎的事一五一十的像话本一样都说了出来。明了,还奉上当票一张,为的就是只求一清芳泽和鸦片伺候。川岛芳子一看,正是 “三道梁”军用手表的当票。当票已拿到手,李德宝再无利用价值,他也永远地闭上了眼。
完成任务后的川岛芳子火速回到沈阳,土肥原贤二望着眼前的当票,喜出望外,他决定化装成卖货郎,亲自去洮南一趟,取回中村震太郎的手表,认定中村震太郎确实已被处死。
8月的沈阳城内,因中村震太郎失踪的事情而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土肥原贤二更借助媒体的力量,在《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时报》上报道中村震太郎失踪的消息,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日本第一次承认了中村震太郎已被张学良部队处死的消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土肥原贤二在没有找到中村震太郎尸骨的前提下,就言之凿凿认定中村震太郎已死,日本媒体不约而同隐讳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间谍罪行,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媒体非常默契的直说结果不提起因,是因为他们都清楚一点,此刻日本国内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人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改变日本国内局面。
当时苏联正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很难在国外使用武力,美国正处理国内经济危机,英国也无力东顾,而中国东北军主力已入关,关外兵力空虚,蒋介石忙于剿共,必然不敢出兵抵抗关东军,此时在日本人眼中正是占领满蒙的最佳时机。土肥原贤二的炒作奏效了,不明就里的东北侨民和日本国内百姓很快就被煽动起来,有人扬言要为中村震太郎报仇,要关玉衡杀人偿命,此刻的沈阳城就像一个炸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在如此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却没在沈阳。与此同时,中方也在采取积极的办法,力争和平解决中村事件。张学良更是在8月先后派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等人去东京探听虚实,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回国后,随即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进行了谈判,让张学良和关玉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9月13日,张学良命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官兵20余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与此同时,荣臻参谋长暗中派人将关玉衡秘密接到沈阳,安置在炮兵总监冯秉权私宅中保护起来。对外则公开声称:“已将关玉衡逮捕,听候处置。”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的发生正好为日本政府蓄意挑起事端找到了一个理由。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七八名部下,在东北军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沟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火焰冲天而起,划破了夜空。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从此中国十四年的抗战开始了。

(据《内蒙古日报》)  关玉衡小传  关玉衡又名关瑞玑,1897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城南的满洲正黄旗。17岁时投笔从戎。
1929年,关玉衡任兴安屯垦区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上校团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3日不语而亡。翌年3月,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
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被张学良委任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9年,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后来,关玉衡为生活所迫,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
1953年,关玉衡回到家乡。不久,关玉衡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1931年9月20日,关玉衡化妆成绅士,躲过日本人的搜捕,逃出沈阳,此后关玉衡一直在东北领导义勇军抗战,征战关东十四年。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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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村事件:秘密处死日军间谍始末

1931年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发生的“中村事件”,我是亲身参与的一个人,现将这一事件的实际经过概述于下。
1931年我任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区佘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40华里,居洮索铁路线卜)新建营舍内。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皖人)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见有4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4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玑(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现任该县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承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上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为词,将他们四人扣留。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调查知晓,我们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于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士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佘公府调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领事随即向我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此时始知中村是日军大尉,是日本的参谋本部所派出的军事间谍,为了准备出兵兴安岭对苏联作战而由东北海拉尔出发,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的。日本军阀借口“中村事件”激愤嚷叫,摩拳擦掌,遂于9月18日之夜,不待交涉解决,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当时张学良遵奉蒋介石的命令,采取不交涉、不抵抗主义,不数月而将全部东北大好山河,以及飞机武器等拱手让于日寇。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被调任为东北讲武堂(在沈阳东山嘴子)步兵研究班队长。荣臻曾召我询问“中村事件”的经过。我就把这事件的真相向他作了详细报告。荣为应付日寇的严苛要求,当将关团长传到沈阳,派宪兵看守于一旅馆中。?quot;九一八"的当夜,日寇在沈阳各处搜捕关团长未获。关在旅馆中以钱散给士兵,于当夜脱逃,后到北平;我亦化装到北平。  同年冬季国际联盟所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时,关于“中村事件”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我和荣臻商量写的,并绘图加以说明,交给调查团,其内容大意是:“佘公府到王爷庙间,时有土匪出没,道路不靖,为了保证中村一行4人的安全,拟派兵护送,故暂留他们于团部中。当日深夜,中村一行4人乘隙逃跑,守兵追赶,中村等以枪射击守兵,守兵还击,当即将他们4人击毙。该团干部以中国系一弱国,而日军强横,恐有无理要求,遭受处分,故将尸骨焚化扬散,以图灭迹”,等语。  1936年夏间,有长春天宝堂国药店商人常某往来于长春、上海间贩卖人参,他到沪告我说;屯垦军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于“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寇,任伪满炮兵团团长,1936年春日寇伪称调他赴新京(长春)受训,将他逮捕。陆供出“中村事件”的详细经过,曾在满洲报上以大字登载。日寇对我和关团长再次悬重赏通缉。陆被日寇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日寇并将中村残杀经过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借此来鼓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仇视中国的情绪。  同年春间日本大使川樾曾为“中村事件”寻访我的踪迹,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恢(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此事告我,让我注意。我即由那时起把我的原名“平舆”改为“昆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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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
作者:关玉衡(当时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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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曾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注1) 和中村事件,企图侵占东北三省并进而吞并整个中国。我是中村事件的亲历者,现将其始末概述如下。
一 社会背景与中村大尉出现
一九二八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撅。其时我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曾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书给饱兵军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泡兵电垦殖边。旋经张学良批准,并予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当以三十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山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眺尔河南至白城子,总长四百五十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约三百余里,在交、眺、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草木畅茂,沃野千里,划为兴安屯垦区。
一九三一年,我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第三团驻佘公府。这年二月某日(日子记不清)。据第一团一营营长迟广胜的电话报称:有便衣乘马的外国人三名及俄国人一名,在绰尔河东岸盘桓,旋向札资特公爷府方向驰去。复有本区顾问寿玉庭发来的情报内称,札旗巴公秘密召集各旗王公会议,当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兴安屯垦公署备查。又据哈尔滨特警处通报:' ‘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进入贵区,本处未批准。”(这段通报是以后我向特警处王瑞华处长联系,他复我的。)
当时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用即复照认可,惟日本总领事默无一盲。
日总领事默无一言,不外以下原因:
(一)蒙古王公对兴安屯垦不明真相,初期多方反对.并依靠日本庇护,多不愿出售荒地,留待日本“拓殖”。经邹作华派我任交际处长赊说蒙古王公后,多数愿将其荒地出售,惟有图什吐旗蒙王叶喜海顺,几经劝说,终无成效。叶喜海顺原系前清肃亲王之婿,保皇思想浓厚,早与日寇勾结,图谋不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投敌,曾充伪满洲国兴安省北分省省长)。(二)由于北宁铁路联运开始,建筑洗索铁路在即,创建火犁机耕农场于王爷庙(现在乌兰浩特),设飞机场于七道岭子等措施,均为日本所忌,以为有碍其“嘴蒙拓殖政策”的侵略.
(三)因尔北修筑桃昂、齐克铁路,且又以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的联运和葫芦岛的开港,’旧本也认为影响了其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经营。(4 )日本在其拓殖政策”上加紧控制蒙古王公,豢养土匪,骚扰滋事,并煽惑大汉奸眺辽镇守使张海鹏反对屯垦。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宫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二十五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四各,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据报后连夜返问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附董平舆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二名、俄国人一名和蒙古人一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经详加检阅,计有:(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眺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桃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情报科情报员― 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释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挑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挑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等。(九)表册三分: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轴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洋马二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枝,望远镜一架,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寒暑温度计一具。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
二 证据确凿,构成间谍罪行


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退伍上士井衫延太郎(右)
我将上列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即对他进行审讯。中村系中等身材,面方l 苗多表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一副,脚穿短筒皮靴。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中村从其衣袋中掏出名片一张,上写‘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另一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一他说:' ‘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反),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问他晒蓝纸俄文地图是从哪里来的?井杉答:“我不知道,中村不认识俄国字,用时就叫俄国人看。俄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只会日本话。”再对中村讯问,他什么也不说。
从以上所获种种文件和井杉口供,中村确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被派遣来兴安区作谍报工作无疑。因此对中村不再继续讯问。
我思索中村一路所接洽过的人物,都是反对兴安区的汉好和南满办事处的“拓殖”者。他们勾结张海鹏与扎旗巴公爷阻挠开垦,而且济匪养匪企图颠覆兴安区。中村此来,显与这些人有直接关系,纪录上又把他们的这些计划都摘录下来。据营长迟广胜从索伦山发来的报告和寿玉庭的情报来看,中村曾在巴公府开会。我觉得胸有成竹,即作出如一下的判断:(一)一肯定中村是间谍,因为他的笔记本载明是参谋省派出;(二)他到眺南又增加新的任务,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参一与’‘拓殖”工作,(三)参与蒙古王公召开的会议,即将采取颠覆破坏的行动。
但中村配备的俄国人有什么作用?蒙古人又有什么作用?据井杉供称:' ‘雇用俄国人是给他看地图和问路。”至于那个蒙古人,经我派团部蒙古籍军士了解的情况,确是巴公爷派来的联络员。这样,我又想到中村的任务可能分为两项:即日水参谋省要他马上提供有关蒙古人侵方案的报告;满铁拓殖会社要他提供联络的计划。
既然如此,对中村大尉如何发落?间谍文件和证物又如何处置?我心目中打下了初步腹案,认为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一经揭开这个案件,日本是非索回不可的。现在正处于剿匪之际,权柄在手,既要处理这个间谍案件,莫如召开官佐会议,集思广益地征询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在征得到会官佐意见后,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但他们说这是徒找麻烦。于是我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他的口供。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嚣张。
四 折冲外交,去沈等候对质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秘密处决日本询谍中村大尉等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三十分钟左右的事,而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九治郎直到八月初旬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张学良适在北平养病期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在其初次提出抗议时带有讯问性质.是试探性的。但在确悉我方对此未作外交准备时,才一步进逼一步。八月十二日辽宁省政府和东北长官公署用“文电”向屯垦公署询问:“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 ”屯垦公署答复“并无其人”。同时电我注意。而此时的《 盛京时报》 、《 朝鲜日报》 和《 泰东日报》 (都是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
同时日本在交涉上一天紧迫一天,最后就公开地揭开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在华的报纸,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是专门挑拨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报刊。沈阳《盛京时报》 等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情,纯系淆惑世人听闻,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适于此时(大约是在七月末或八月初)我奉到北平张学良副司令电报指示:“妥善灭迹,作好保密。’‘故此,我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同时向张学良请求退还中村间谍证件和证物,以利于与日领林九治郎交涉,并向荣臻说明出事后未向他报告的错误,致陷他于不悉底蕴的境地。
因此荣心存芥蒂,实际错误是在我身上,我应该分报沈阳和北平。以致日领林九治郎向荣询间时,荣以不明真相含混其辞。于是林九治郎态度更加强硬地说:”谁杀害的,由谁偿命住”而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震太郎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之所为,甚至在日本报纸上报道:“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英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一为此,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而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MlJ 到处煽风点火,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切莫前往,并谓这样作法是给关玉衡以极大地压力,致酿成事件不好收拾。而土肥原资二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
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姑且允其只身前往,长官公署并派铁参谋(忘其名字)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在土肥原贤二动身前故作危言耸听地说他带关东军步兵一团到兴安派用威力搜索。这虽然是土肥原贤二的故作吹嘘之言,但本区不得不予以防范。因此,本团与第一、二两团在农隙曲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造至土肥原贤二到达白城子车站甫下车就被检查和验照后始予放行。为此,他才感到有些不对头,所以在其抵达屯垦公署时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时,又遭到高仁级总办的“本区尚无此例”的拒绝后,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在途中备受沿途的检查和盘间,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至佘公府是要受到很多困难。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的目的,不外乎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大尉的尸骨。结果,蒙古人无敢应者,故此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 ‘这段情报是当时挑索路养跻段职员何荣昌报告的。此人现在河南平山任矿务局工程师)。
土肥原在回到沈阳后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而日领林九治郎则在外交上更加施加压力,不是迫使东北当局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就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作要狭。
前已略述,我将中村大尉处决后向高仁级代理督办报告时,曾托苑崇谷把中村间谍活动的证件等转呈北平张学良副司令。在中村事件外交案发生后,我又奉到张alI 司令的“灭迹保密”的电令指示。因此,我是有恃而无恐的。但荣臻参谋长在未获有中村大尉间谍活动罪证时,一时急切无以应付的情况下,又怕兴安区部队果真哗变,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势。因此,除与我函电商议外,并于九月十日前,又派前东北炮乓策饱旅旅长王致巾以私人资格来兴安区与我商讨时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一桃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我听了这番话就知道荣参谋长不信任我。我说有证据确在北平行营,我立即将张学良洽我的电报拿给他看(王致中据此用“兴密”给荣电说明张副司令电的大意)。他看后说:”这倒占得住理了!你有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20-03-06 20:26:36
此时我的妻子在侧说:“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我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如果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给荣参谋长打电报,赶紧向张副司令长官调取中村震太郎间谍活动证件,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此时,林九治郎在沈阳对荣参谋长一天三次扰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白己出兵解决!”荣被迫不得已,始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殊不知我和王致中早已悄然到沈矣l 到新站(西边门)由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邸暂居,并在冯处见到北平派刘多荃统带送来给荣的中村间谍活动证件,并嘱我也过过目。盖此时沈阳南满择、商埠地的日本人和汉奸闹得乌烟瘴气,谣言纷纷地传说:“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从而也引起日本新闻记者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给我照像。而口本守备队也一天儿次到监狱去揽闹。冯总监对我说:“荣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无事,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当晚冯并设宴为我和王致中洗尘,且有荣参谋长在座。在宴会上我即席向荣说明前次越级把中村大尉等间谍活动的证件和证物托入直接报呈北平张副司令的错误作风,当面解释并致歉意。同时,刘多荃也在座。刘是北平张副司令长官特派其亲身来送中村间谍活动证件者。此外,还有宪兵副司令李香甫亦在座,都是熟人。席间曾谈及陈兴亚司令大张旗鼓地作法,是作给日本人看的,陈司令率队走了数天,现在才行军到马三家子。继而又研究我的住处问题说,在李副司令家里最好,原因是前面有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日本浪人不敢去捣乱,而且外人没有知晓是李的住宅。席散后我即乘汽车赴李宅,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的事。
五 日领理屈辞穷,提出无理要求
九月十七日晨,李香甫对我说:“到帅府看看什么时候谈判,你是否也列席?”李说毕就匆匆走出。迫至傍午,香甫回家对我说:“尚在高压阶段,证物现尚未提出,是怕日领林九治郎用暴力,必先经辩论驳倒他后才能拿出来。”晚间香甫回来,我再询问淡判消息时,他说:“竟日在外布置监查警戒,未去帅府,内情不详。”次日,长官公署赵法官来访,我以为是交涉失败了是来传我到案的。坐下后他说:“事情较前缓和多了,但尚未结束。原来是想叫你抵面对质的,及至提起你来,林九治郎势甚凶狠。我们深怕出事,就改口说,已看押在监,将你的书面抗议拿给他看,而林九治郎仍不服,所以才将中村的文件和证物一部分交给他看时,他的态度才大变,似有转环的余地,然后再将全部材料都交给他看了。而在此时荣参谋长的态度和谈锋也有力了,林九治郎的气焰一落千丈地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训。”至夜晚林九治郎返回重行谈判时,提出以下四项条件:
( 1 )道歉;
( 2 )处罚责任者,
( 3 )赔偿一切损失,
( 4 )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日领林九治郎所提出四项条件都在每条内附有一个解释,如,
第一条,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第二条,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第三条,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第四条,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沈眸实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此时,日寇正沿商埠地分两路向城关进犯,李香甫去帅府回来称:北平来电话不要再抵抗,已将肇事情况向国联公布云云。当夜十二点左右敌寇的火力骤增,已迫近商埠南市场。十二点以后,有炮甚声巨,讯悉是讲武堂学生出动千余名出击,至下夜二时左右炮声寂然。据说是帅府有令不叫抵抗才停止的。日寇攻城的兵力约育五六百人,而在乡军人和便衣持枪者也不过五百人,就攻陷了南、北市场,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正式军队。只有宪兵一营多人,警察的战斗力极为薄弱。拂晓前日寇趁机节节进逼,枪声彻夜不停,在日寇爬城时炮火更为激烈,及其冲入城内时获首先包围帅府,将残余的卫队团捆绑用卡车载走。约于下夜二时左右,李香甫化装到荣宅‘荣臻的寓所)时早已无人,又到二纬路意大利领事馆探询荣的消息和下落,而门役推托不知,便又想到荣宅靠近关国领事馆,可能他走不出去的。这时我便问李香甫怎么办?他说咱们俩共命运吧l 我招待你是私情,原来在你来沈折冲外交时,同时负有监视你的任务,那时不好明言,现在四项外交条件提出后就松多了。现在咱们俩既在一起,我还能不顾全你?只好共同想办法吧!今天可不能闯关,看看情况再说。李香甫在与我说这番话时,就又另行化装了一番,好似城市士绅的打扮。李贵臣正在这时外出哨探回报说:' ‘门关把守的很紧走不得,街上汉奸们臂上缠‘自卫者’,大西门墙.匕贴有‘布告’,有鬼子兵十多名把守,悬挂了几个人头。我没有停留,‘布告,上说些什么也没有去看,只看下款仍用中华民国年月日,署名是‘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李毅,。今天外边太乱,不能走,明天再说! '
六 不抵抗主义招来侵略战祸

九月二十日,在晨光曦微中,我和李香甫离开了这座已被日寇侵陷的沈阳城。在途中,听说皇姑屯尚通火车开往关内去。因此,就奔向皇姑屯车站去,售票处人群非常拥挤,据在车站听到的消息,满铁兵车已是昼夜不停地向北开驶。我对李香甫说眼看事态扩大了宜但是皇姑屯车站上尚无日寇踪迹,老百姓搭车去关内者甚多,我们也登上开往关内的火车。在车上听到旅客们谈论“九一八”夜的消息,他们说先是日寇叫亲日派、汉奸们宣传中国兵如何不讲理,无端地把文官屯柳条沟的铁道破坏,有的说是北大营兵千的,有的说是西卡子门开火不久第七旅就撤退了,也有的说沈阳没有兵,可是挑辽、安东两镇守使还没有兵吗?因为张海鹏,于芷山两个镇守使郊投降日寇了。
列车在驶抵打虎山车站时,我对李香甫说:“我要换车回兴安区去,你到北平给我代呈一封信给张副司令。”这时,我和李尸同下车到了一家小旅馆,这时打虎山还未被日寇占领。李香甫在探询中所得眺辽一带退军的消息很多,据报:日本多门第二师团在郑家屯以北、开通一带击溃该地驻军,向黑龙江省地区进犯;又讯:日寇广 獭第八师团自旅顺登陆,现已到达沈阳,并准备向吉林扁长春方面前进,后续尚有大量部队。这样肴来,一凡此都是由于沈旧当局那天晚上不抵杭所致,假如那天晚上予以抗击,就有很大可能以地方事件解决,不致扩大。在我写完呈张副司令的信后,又给宁安老家拍了一份电报,告诉我父亲我已脱险,但对于兴安区的消息是不明真粗的,同时我的眷属还在彼处。正在车站上徘徊时,忽然遇列骑兵第二旅旅长张树森。据他谈,他的骑兵被敌机轰炸溃故,又经日酋多门师团的扫荡已收容不起来了。他又说兴安区在九月十八日向黑龙江省退却,全部归马占山指挥,集中在嫩江桥构筑防御工事,屯垦军的家属大部分向哈尔滨输送。此时打虎山车站上突然挂出不售通辽、辽源的客票,我只得仍赴北平。在去北平的客车上,也听到现时北平同样很纷纭,人民纷纷责难政府对日寇采取的不抵抗主.义而放弃沈阳的屈辱政策,引起学生列队到政府请愿,示威游行等等。抵平后访知荣臻参某长在中央饭店寓居,极守秘密。我于二十三口晚在电话中和荣联系后,于次日早去该饭店渴见荣参谋长,在寒暄后,我便对荣说张副司令生我的气吧?荣说:”没有什么!”同时并将我在打虎山车站准备回团部的事说了之后,荣说:' ‘你的队伍归赵振武带领了,己经向黑龙江集中,马占山为总指挥,在嫩江桥堵截日寇北犯,当面的敌人是日酋多门第二师团。昨天的情况不明,你先回利通饭店等候,听我的电话再约你去见张副司令。”
七 面陈经过,慰勉留用

九月二十四日晚八时许,接到荣参谋长电话命我即到中央饭店。及至汽车抵中央饭店门前时,荣亦与同车至顺承王府官邸,晋渴张副司令后,张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还跑出来了!”我答:“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在我晋渴张副司令面陈事件经过时,除荣参谋长在座外,还有副官长何立中和汤国祯等亦在座,我正要向他“报告经过”。他说:“不谈了。”我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他说:“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接着又问:' ’你有钱用吗?”问毕就写了张条子交给何副官长后,又说.' ’江桥完了,你回不去了。”又对何立中说:' ‘给予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二百元。”至此,我即行礼辞出,
次日晨饭毕我即到行营见何立中副官长,他说;' ’咋晚的条子是批给你五百元钱,一切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要住东城。”晚间我即移寓在西单花园饭店内。这几天内学生游行示威的队伍不少,墙壁上张贴的尽是’‘打倒张学良”和‘’打倒不抵抗主义者”的标语。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见竞内(今德惠县万宝镇〕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长春市居民郝永德受日本人怂恿,成立长农水稻公司,自任经理。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通过郝盗卖中国土地租给朝鲜侨民,以达到其收买土地、设领置警之目的。郝在日本领事馆的授意下,在万宝山地区为日人盗买土地三千余亩,租期十年。契约上写欣‘此契约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批准,仍作无效。郝未呈报县政府批准即将土地租给朝鲜侨民。朝鲜侨民为引伊通河水浇田,在中国农民田里挖沟,使农田孩到破坏。中国农民向政府申诉。六月七口,长春县政府派人劝告朝鲜侨民停工。但是,日本驻长春领事唆使朝鲜侨民继续挖沟筑坝,一并派日本军誉前来‘保护’。七月一日,我方遇害农民忍无可忍,自动集合五百多人前来填沟,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打伤我方农民一人.捕去十人,并保护期鲜侨民强行通水。我方长春县政府也被迫派警察前往万宝山,双方形成军事对峙。日本军国主义者借此大造舆论,扩大万宝山宰件,煽动仇华,在朝鲜国内制造杀害华侨的惨案,七月上旬就有一百余人被杀。事后,中国政府曾几次照会日本政府,双方井进行了外交谈判,但始终处于僵持状态,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交涉才结束。
注1:万宝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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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参谋长阅毕休九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赵法官在讲完这些话以后,又继续对我表示不是来传我到案,而是荣参谋长恐我惦念叫他来说明的。并说:“关于对您的处理的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一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 ”说毕就辞出。李香甫说:' ‘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正说话间有宪兵走来报告说,今早见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咱们抄录下来了,“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布。”现在街上人心惶惑不安。香甫听完报告,就急赴长官公署面报,直至下午归来说,北平回电话:日本示威运动不要管它。我正想询问关于四项条件有无电话的事,李又匆匆出去了。
此次来沈阳,我是身着便衣来的,为了行动方便,也叫随从李贵臣换上便装。儿天来听说外面情况紧,并叫他到街上探听消息。据他回报说:街上行人个个自危,商店、钱庄多未开门,物价上涨,日本兵砸监狱,汉奸亲日派在街道上横行霸道,尤其见了我们的士兵故意寻衅滋事。这日虽然有日兵、浪人和汉奸等滋事生非,但还未发生较大的事故。香甫和我正在闲谈中,宪兵来向香甫报告说,北大营西卡子门外守兵与日本兵发生冲突,已经开枪。又据北市场的宪兵报告,日本守备队百余名向北大营方向出动,时间是夜晚十时三十分钟,戏院等娱乐场所均行停演。此时,日本守备队和日商(日本在乡的军人)约五百多名已冲进北市场。马路湾弊察派出所又来电话报告称,日本兵已向被包困者(我商民等)开枪射击,我们正在还击抵抗中,也是十时三十分钟左右。叮见两路日寇是在同时行动的。复据报:自南来盼列车,满载日军到站,未停直向北驶去,据云文官电有战事。我军第七旅云:某团己在北大营还击。至十一时后,又据报第七旅之一团由北大营撤走,向山城子地方转移,是为了避免与日寇冲突不叫开枪,李香甫说是北平来电话不叫抵抗,同时命第七旅撒退’的。 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第二营营长与第三营营长正外出未参加),由我提出破获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己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大家对这个案情有什么见解兮请各发表己见。首先发表意见的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二人均认为秘密处死刑为对,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是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更有的说在剿匪职权上也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三 二次审讯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米,激起士兵怒火。我本来不主张刑讯的,在此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讯间后,在令其在笔录上划押时,他又借机撕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陆鸿勋营长说,象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在执行时已午夜十二时三十分钟。天亮时我携带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等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级(督办邹作华行将出国考察垦政,故由兴安区总办高仁线暂代)报告处理中村大尉的结果。同时,我在兴安区防地拟就快邮代电连同其间谍文件、证物托苑崇谷(苑在坐,他因新授团长职衔去北平晋渴张学良)至北平呈报张学良副司令长官。适张在协和医院养病,乃交副官长汤国祯转呈。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20-03-06 20:26:36
10、董昆吾:我所亲历的中村事件真相

1931年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发生的“中村事件”,我是亲身参与的一个人,现将这一事件的实际经过概述于下。
1931年我任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区佘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40华里,居洮索铁路线卜)新建营舍内。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皖人)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见有4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4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玑(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现任该县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

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承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上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为词,将他们四人扣留。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调查知晓,我们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于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士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佘公府调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领事随即向我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此时始知中村是日军大尉,是日本的参谋本部所派出的军事间谍,为了准备出兵兴安岭对苏联作战而由东北海拉尔出发,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的。日本军阀借口“中村事件”激愤嚷叫,摩拳擦掌,遂于9月18日之夜,不待交涉解决,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数月而将全部东北大好山河,以及飞机武器等拱手让于日寇。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被调任为东北讲武堂(在沈阳东山嘴子)步兵研究班队长。荣臻曾召我询问“中村事件”的经过。我就把这事件的真相向他作了详细报告。荣为应付日寇的严苛要求,当将关团长传到沈阳,派宪兵看守于一旅馆中。在九一八的当夜,日寇在沈阳各处搜捕关团长未获。关在旅馆中以钱散给士兵,于当夜脱逃,后到北平,我亦化装到北平。
同年冬季,国际联盟所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时,关于“中村事件”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我和荣臻商量写的,并绘图加以说明,交给调查团,其内容大意是:“佘公府到王爷庙间,时有土匪出没,道路不靖,为了保证中村一行4人的安全,拟派兵护送,故暂留他们于团部中。当日深夜,中村一行4人乘隙逃跑,守兵追赶,中村等以枪射击守兵,守兵还击,当即将他们4人击毙。该团干部以中国系一弱国,而日军强横,恐有无理要求,遭受处分,故将尸骨焚化扬散,以图灭迹”,等语。
1936年夏间,有长春天宝堂国药店商人常某往来于长春、上海间贩卖人参,他到沪告我说;屯垦军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于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寇,任伪满炮兵团团长,1936年春日寇伪称调他赴新京(长春)受训,将他逮捕。陆供出“中村事件”的详细经过,曾在满洲报上以大字登载。日寇对我和关团长再次悬重赏通缉。陆被日寇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日寇并将中村残杀经过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借此来鼓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仇视中国的情绪。
同年春间,日本大使川樾曾为“中村事件”寻访我的踪迹,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恢(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此事告我,让我注意。我即由那时起把我的原名“平舆”改为“昆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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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中村事件"的几个细节
1931年6月26日,发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的“中村事件”,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84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东北的战争,致使东三省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东北人民沦于日本殖民统治下。
尽管学者对“中村事件”有很多深入的研究,但大众对这一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和很多细节还不太了解。本文作者为我们梳理这一事件的几个细节。
处死日军间谍
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4人是在1931年6月25日被驻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后旗四方台子(清末民初称佘公府,今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宝河屯)东北军兴安屯垦军第三团一营官兵捕获的。当时,国际法规定,凡外国军事间谍侵入主权国家刺探军事情报者,可以处死。对中村震太郎等4名日军军事间谍是如何处置的呢?国内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是枪决。当事人东北军兴安屯垦军第三团上校团长关玉衡,是处决中村震太郎等4名军事间谍的决策者。他在生前遗作《中村事件始末》(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76期)中记述道:1931年6月25日晚,“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由我提出破获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已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日军军事间谍。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大家认为,在剿匪职权上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在此情况下,我迫不得已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审讯后,在令其在笔录上画押时,他又借机厮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4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此时,已是26日早晨。
这种说法延续了80多年。
二是砍头。1984年3月,笔者被任命为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史地方志局局长,先后赴东北辽、吉、黑三省档案馆、图书馆和各省政协文史委搜集可信的历史资料,历时30载。2014年10月,我拜访吉林省政协文史委主任姜东平,当提到处置中村震太郎的方式时,他摆手说:“不是枪决,是砍头!”
他的根据是1984年8月出版的《沈阳文史资料》第7辑,书内载有1981年12月由赵汇娟整理并经金东复审定的《中村事件亲历记》(金东复是原兴安屯垦军第三团二营骑兵中队长,是处决中村震太郎的亲历者)他在文章中记述道:
6月25日晚8时,我和另外两位中队长负责现场及外围警戒。营长陆鸿勋等四五个军官负责捆绑押送扣压的间谍,执行的刀斧手是连长宁文龙,其余官佐负责现场处理。
刑场设在团部会议厅。大厅约100余平方米,地面用石灰和炉渣混合铺成。
第一个押入大厅的是中村震太郎。大厅内非常沉寂,笼罩着十分威严的气氛,官佐们个个凛然正气,怒目而视。关玉衡团长命令解除中村震太郎眼睛上的蒙带和嘴里的堵塞物,中村震太郎便迫不及待地狂呼:“放了我,我要上告中国政府,关东军饶不了你们!”
此刻,见中村震太郎如此骄横,关玉衡怒不可遏猛然大喝道:“混蛋,今天我就要你的脑袋,叫你去上告!宁连长,行刑!”
中村震太郎立而不跪,狂呼乱叫。几个军官用力让他跪下。宁连长从旁边走出,手操军刀,走到中村身后。只见刀光一闪,中村就倒在地上。由于宁连长紧张,中村没被立即砍死,还在地上挣扎。此刻,关团长一个箭步上前,从宁连长手中夺过军刀,只听咔嚓一声,将中村的头颅砍下。继而关团长又命令:“带下一个!”就这样,将中村震太郎随从的三个间谍井杉延太郎、白俄米罗阔夫、向导刘文茂相继被一一砍杀。
夜半时分,10余名营连级军官,将中村震太郎及3名间谍的碎尸装入几条麻袋,用铁丝扎口,再坠上大石头,沉入洮儿河湍急的深水之中。
关玉衡决定对质
尽管事出机密,最终还是被日本人发觉了。
首先是日本关东军特务片仓衷大尉按预定日期赶到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接应中村震太郎,却未见其踪影,感到事情不妙,立即向哈尔滨特务机关百武中佐通报了实情。
片仓衷大尉辗转来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点“朝日旅馆”歇息。秘密情报员植松菊子向他报告:中村震太郎已被屯垦军三团杀掉,中村震太郎那块“三道梁”手表被司务长李德保抵押在王爷庙“大兴当铺”。
当时,中国人不可能拥有这种手表,当铺里的这块手表,背后意味着什么,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原来,东北铁路大员王翼先到“朝日旅馆”寻欢作乐时,被植松菊子套出了中村震太郎下落的“真情”。片仓衷立即返回新京(长春)向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
原来,6月26日晚,中村震太郎在团部审讯室中与屯垦军官兵厮打中,手表被打落到门后,恰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进屋送夜餐。他趁混乱之机将手表偷偷捡起来,随手装入兜中溜走。不久,为偿还赌债,他把手表押到王爷庙“大兴当铺”。
8月9日,当晚,贪财的李德保被毒死在旅馆的床上。
8月10日,关东军特务片仓衷来到王爷庙“大兴当铺”,凭李德保交出的契票取到了那块“三道梁”手表。
既然找到了关键证据,关玉衡私斩中村的事情很快就摆到了东北军决策层的案头。1931年9月10日,东北炮兵连炮旅旅长王致中受荣臻参谋长的委派,来到兴安屯垦区第三团团部关玉衡家,与关玉衡商议应对“中村事件”的对策。
王致中开门见山对关玉衡和夫人刘敬哲说:“荣参谋长提出三个方案,由你选择:一、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二、送你去满洲里,转道去苏联;三、有把握,可以进行折中外交。”
听罢,刘敬哲说:“经满洲里去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中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属中策;部队搞哗变,全团皆带家属,谈何容易!是下策。”
关玉衡接着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对日本人,我以铁的证据说话。如果他们蛮不讲理,我全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要将中村的间谍原始证据调来,我就去沈阳与日本人对质。”之后,许多老战友纷纷力劝关玉衡出国避避风头,但他坚持说:“日本间谍到我防区侦察搞破坏,我处死他没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好了死的准备。”
在即将到来的厄运面前,关玉衡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坚定地、勇敢地表达了爱国之心,无视个人安危。历史可以无限残酷,但也因其残酷,才映衬出人性夺目的光辉。
关玉衡那低沉浑厚的声音和镇定坚决的神态引起了王致中的强烈共鸣,便说:“好,对质,就这么办!”
张学良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文电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的《张学良将军资料选》中载有张学良就“中村事件”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文电原件。
1931年8月24日,民国中央政府外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纪密。报载日本陆军大尉中村于6月26日左右,在洮索线终点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科尔沁右翼后旗察尔森)山中,被兴安屯垦队(军)第三团官兵杀害。据驻日使馆电称,此事日外务省仍拟由外交解决等语。究竟实情如何,希望详查电复为荷。”
8月26日,张学良命东北政务委员会复电:“南京外交部勋鉴:纪密。敬电诵悉。此案前据日方口头提出,我方尚未得有报告。现已由边防司令部长官公署派员确切调查,俟得报再以奉闻。”
8月31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外交部:“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
9月7日,外交部复东北政委会电:“辽宁东北政务委员会:汉密。宥电悉。中村事件,吾方所得报告究竟如何?日方曾否又来提及?日本报载东北当局为此事特派赵欣伯等赴日请求谅解,赵氏并在途与人,中村事件非官兵所为,乃暴民所为,今后当严重警戒,并拟对日政府谢罪,等情。是否属实,统盼详晰,电复为荷。外交部。虞印。”
9月9日,东北政委会复外交部电:“南京外交部勋鉴:汉密。宥电悉。中村事尚未得确报,正在切实侦查中,日方已屡来催询,仍须俟查复再答。特此奉复。东北政务委员会。佳印。”
尽管中央政府与东北军进行了充分的勾通,商讨了应对之策,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并不是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
九一八当天还在谈判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九一八事变档案资料精编》记载了中日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
1931年9月18日16时,在沈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会议室举行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中方出席的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日方出席的是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
“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林久治郎开门见山,摆出一副最后通牒的咄咄逼人的态势。
荣臻对林久治郎的逼问早有准备,他拿出中村大尉进行间谍活动大量罪证:从中村震太郎的行装和棉裤兜里查出(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场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和在巴布扎布王府的会谈记录等;(九)表册三分: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甲、洋马三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乙、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支;丙、望远镜一架;丁、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戊、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己、寒暑温度计一具;庚、天幕(帐篷)一架,防雨具一套;辛、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
面对这些铁证,林久治郎大吃一惊,他万没想到中国军方会在最后一刻拿出这么一招:“荣参谋长,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今天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啥!”他拿出一副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道:“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荣臻硬邦邦地顶回一句:“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兴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林久治郎声音尖厉地威胁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临走,还回头扔给荣臻一句硬邦邦的话:“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中日双方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不欢而散,宣告结束。
9月l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沈阳检阅关东军第二师并发布指示:“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之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之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是日夜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向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突然发起进攻。
关玉衡的命运
1931年9月24日,关玉衡同东北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盘查、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火车站乘火车赶到北平(今北京)。张学良在顺成王府官邸接见关玉衡,委任关玉衡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并移居西单花园饭店内。1932年初春,关玉衡来到北平香山慈幼院,拜见院长熊希龄,把长子关松军(8岁)、次子关松亭(4岁)、小儿子关松森(2岁)托付给熊希龄院长。随后化名国尔家,从北平到上海任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后援工作。同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哲理木盟开鲁县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任右路军指挥。指挥部队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
何应钦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后,蒋介石下令解散东北义勇军。关玉衡回到北平。
1936年元旦过后,关玉衡从北平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
随后,张学良下令委任关玉衡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任(陕西省)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关玉衡甚为兴奋,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县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只走了走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剧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关松军对他说,是为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像我的小子,好好干!”
1949年冬,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关玉衡从南京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冯学忠)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20-03-06 20: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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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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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9-12-31 02:49:54

更新时间:2020-03-06 20: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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