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错了，看错标号了，

三九五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17）


与上层民族主义从历史、文化、语言、种族等多个方面进行解释不同，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则更多的强调一种带有血缘纽带的种群关系，定义更加狭隘和激烈。如果仅仅把这种狭隘和激烈简单归咎于平民阶级在知识和教育方面的缺陷显然是武断的，相反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容易在平民受教育更高的国家产生，就像两次大战间的德国一样，德国的民众受到的义务教育就足够让他们获得足够多的历史知识，反过来说，像俄国、中国这样落后的半文盲国家的民众反倒是更容易被灌输一种“科学的民族主义”。这种奇怪的偏差，仅仅是靠资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冥思苦想或者开无数个学术讨论会也是永远也搞不懂的，因为只有在社会底层长期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它的根源。

平民阶层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环境下，而稀缺的资源必然引起争夺，在这个社会阶层里，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和合作的基础。这是一个人踩人的社会阶层，唯一真正可以信赖的就是血缘关系，这有这种原始的生物本能才能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发挥利他主义的效应。然而对于平民阶层来说，他们也对自身个体薄弱的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明白通过团结起来，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和社会其他阶层和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的力量。这种矛盾情况催生一种独特的氛围，一方面他们为了营营小利而争夺，互相毫无信任可言；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白，如果团结起来，就可以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构建一种团结的气氛，在平民阶级中有必要建立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让大家相信彼此之间或近或远的具有某种亲缘，这种流淌在血液中的独特魔力，才能他们超越一己私利，从事更高的追求。

所以平民阶层缺少理性，并不是他们缺少知识和教育的原因。知识和教育只能改变一个人的大脑，但是作为一种长期进化来的生物，人类依然具有很多原始的纯粹本能的东西——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智人在近五万年来的进化和改变几乎是零，现在一个玩着智能手机的现代人和过去在森林和草原上拿着标枪和弓箭追逐猎物的祖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人类的三两千年的文明史比照过去几万年的生活来说，仅仅是一个零头，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环境、文化、德道和社会关系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智人的习惯，对于享受了物质丰盈的社会上层来说，他们也许会过度乐观的认为人类社会会不断向着更加文明的阶段进化，但是在社会的底层，一种张力依然在持续不断的巩固着民众的原始本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努力将平民阶级努力改造成原子化的“经济人”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平民的内心深处，他们依然渴望像古老的祖先一样，生活在由血缘关系构筑的部族社会里，和自己兄弟、堂兄弟们一起狩猎、一起战斗，捍卫部族的领地。当他们原有领地不足养活所有的成员的时候，他们就会进攻其他的部族，如果成功的话，他们就会杀死所有的男性，强暴对方的女性，最后把对方的猎场和采集场据为己有。德国民族主义剧作家瓦格纳尤其擅长描述日耳曼人古老的原始神话社会，在他剧作里描述了一个由英雄、巨龙、仙女和高贵的野蛮人构筑的世界，这些歌剧特别受到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国纳粹党人喜爱。从本质上说，第三帝国的民族主义，更像是是一种部族主义的现代化版本，学者们有足够多的理由指责这种民族主义的荒诞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毫无疑问的，他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内心的共鸣，这就是希特勒成功的基础，他意识到了底层民众的内心世界原始又黑暗的一面，并加以利用。这也是当时无数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政客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人民”一部分，不懂得用人民的语言来讲演，也不懂得用人民内心中的狭隘、偏激和嫉妒，更不懂那种原始的本能。

农业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狩猎社会的拥挤的资源不足，同时农业也产生了阶级社会，战争越来越多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利益，而不是社会下层的利益，这样战争开始变得文明起来，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点到为止。但是这个世界的发展依然是不平衡的，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温带大草原以及南部的沙漠地带，野蛮的部落依然会以全民总动员的形式来入侵农业文明地区，这种入侵往往带来无底线的战争行为，而这种行为在也必然激起反抗者以民族和种族为单位的无底线的反击行为。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依靠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和中欧黑森林地区，西欧地区被先对安全的隔离在这两个民族迁徙的策源地之外，在公元11世纪，北欧的诺曼人逐渐定居和务农之后，战争在这里逐渐精英化、职业化和小型化，开始有了明确的战争法则，并且互相点到为止。

地理大发现让欧洲的精英阶级成为世界命运的主宰者，并且把自己的习惯对外推行，认为是让野蛮人文明起来的善举，并且相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是如果他们肯低下自己高昂的头颅，俯视社会的底层，那么他们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让欧洲人认识到全面总动员在大规模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导致了军队从职业化向义务兵转换。火车、汽车、电报、电话等系列的交通和通信进步，降低了精英阶层对组织能力和情报来源的垄断，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为了实现工业化而进行的全民义务教育提升了平民的知识水平，三者的叠加让20世纪初，平民阶层开始正式在政治舞台登场，战争再也不是社会上层的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所有的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实现政治目的最后手段，所以应该以达到目标为宗旨，所以战争应该是有限的，应该是点到为止的。但是鲁登道夫总结了一战的经验之后，认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因为过去只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而现在的战争关系到社会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利益，是人民的战争，这种战争一旦开始就是你死我活，所以有了《总体战》的新概念。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期间一系列的社会裂变，让西方精英阶级多年来以来构建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文明和进步的思想体系受到致命打击。战后，美国人对世界体系的修复，以及核弹关闭了大规模战争的大门，战争由重新走向专业化和小型化，不在又需要全民总动员的需求。但是精英们已经不想过去那么自信满满，在战前的西方社会，玩弄民族主义的政治家比比皆是，战后的西方社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变成了一个政治禁忌，他们终于意识到，一条原始的巨龙正在地下沉睡着，最理性的方法就是不要惊扰它。

三九六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18）

我们做一个简化版的模型来讨论一下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我们把社会上分为两大集群，第一个是统治集群，他们包括各种占据社会优势地位，并且可以获得比自己做出的贡献更多的社会财富的群体；另一个板块是被统治集群，他们包括各种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人，他们即便努力工作，那么也只能获得创造财富的一小部分。在两个集群的内部，都因为职业、财产类型、细分的贫富水平、地域、进一步的分为若干个板块。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独立统治的，他需要一批人手，和一套行政系统来贯彻自己的主张，而这批人手和行政系统反过来也有可能限制他的权力，刨除一些做程序性和技术性工作的中下层官吏之外，其余的是对于整个统治架构有支配性和能动性的人士，我们把这个群体称作统治团队。

进入统治团队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因为这就意味着大量财富、地位和荣誉，以及对个人抱负实现的机会。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如何选择团队成员，决定着自己权力的大小。排除私人之间的关系之外，这统治团队的选择范畴越小，那么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就越小，因为团队成员对待他是有恃无恐的，因为他们知道最高统治者很难找到新的人选来替代它。就像在欧洲的封建时代一样，统治团队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大贵族中选择，这样国王的权力就非常有限。就像马基雅维利论述的那样，当一个国王依赖人民统治时，他的权力强大；但是如果依赖于贵族进行统治时，那么他的权力非常小，以为这些贵族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有资格和他平起平坐的。同样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代议制下的总统或者总理的权力非常有限，因为同样原因，他们选择自己统治团队余地非常小。就如中世纪的大贵族们进入统治团队的资格是拥有坚固的城堡、私人军队和对领地上农奴的控制一样，现代西方代议制度下，政客们进入统治团队的资格也是对于竞选资金来源渠道的把持、对地方选举机构和政党组织的控制等。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现代，拥有这些资本的人物都是数量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最高统治者的选择只有三种，要么选择他，或者选择他的亲戚朋友或者盟友，要么选择他的对手，前者和选择他并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就意味着对抗，那么最高统治者就必须为了这个选择付出代价——有可能是统治权的易主——总之，即便是不选择他，那么最高统治者也无法无视他的存在。

技术的进步有可能在旧的统治结构中带来革命性的后果。大炮的出现瓦解了封建贵族们的权力，大贵族们经营了几百年时间的坚不可摧的城堡，在大炮面前变得漏洞百出。大炮也让军事行动变得非常昂贵，这让权力游戏中的头部玩家迅速甩开其他对手，欧洲的权力开始向少数几个家族集中起来。同时昂贵的军事费用也意味着统治者必须开辟新的税源，这让资产阶级的支持变得非常重要。然而这种支持并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因为资产阶级更喜爱共同市场，所以与其支持若干个大家族，不如支持一个家族。这样在权力的角逐中，任何落败的一方都很快被资产阶级抛弃，就像15世纪末，勃艮第的大胆查理对法国王冠的挑战失败之后，所有的城市都抛弃了他，不可一世的勃艮第领土两年内就被法国王室和哈布斯堡家族瓜分殆尽。

军事技术的进步让大贵族们的地位下降，让小贵族们的领地无法继续经营，只能投身军官阶层，而军官成为他们上升进入统治团队的阶梯，同样资产阶级通过技术官僚的渠道进一步上升到国王的统治团队。这样广泛的选择权让欧洲的国王们权力大增，到了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朕既国家”的顶峰，因为他可以自由的在大贵族、小贵族和资产阶级中自由选拔自己的统治团队，而统治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国王随时可以把他从团队中一脚踢出去，换上另一个人来代替自己，所以不得不努力在凡尔赛的宫廷内尽可能的取悦国王。

同样在南北朝时期，依赖于门阀的皇帝们权力非常有限，在唐代，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环境的安定，中小地主的财富和力量日益上升。唐太宗及时推出了科举制度，从中小地主中选拔官僚。皇权得到了迅速巩固，很快唐朝皇帝就可以在传统的关陇贵族、归化的外族军事贵族（比如哥舒翰和高仙芝的祖上），以及中小地主知识分子（比如狄仁杰）中自由的选拔统治团队成员。科举制度在唐朝起到了强化皇权的作用，但是在明朝却削弱了皇权。因为明朝的京官大员和地方大员几乎都出身于翰林院，而进入翰林院硬性规定是科举考试的前几名，这就缩小了统治团队的选择范围——擅长做八股文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为了维持权力，皇权就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宦官系统。

一个统治者在选择统治团队时，成员越多元化，选择余地越多，那么他的权力也就越大，但是这种选择也意味着风险。统治团队通常来自于统治集群的某个板块，一个人进入统治团队，不仅意味着个人利益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他出身或者代表的那个统治板块在政治上力量的增强，在一个统治团队中，出身或者代表某个统治板块的人越多，那么就越有能力推行有利于这个板块的政策。而统治团队成员的变化也可以看做是政策的风向标，如果统治者选择一个人加入统治团队，那么不仅仅意味着他得到了一个属下，也潜在的意味着他将更多的得到这个人出身或者代表的那个统治板块的支持。在理想状态下，国家的统治团队应该和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板块的力量消长相互适应，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未必如此，当旧的板块力量下降的时候，他们依然渴望把持着统治团队，并且继续推行对自己板块有利的政策。这样一个凶暴权力独夫往往比一个讨人喜欢的仁慈君主更能推动社会的变革，因为他出于对自身权力的渴望，让他愿意冒风险去改变统治团队的成员，以便从新上升的统治板块中获取人才，这些新人知道自己和实力丰满的旧精英不一样，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替换掉，所以更加努力的为王权效力的同时，努力推进有利于自己板块的政策，而来自于新板块的力量支持又进一步强化了独夫的权力。这就是彼得大帝和他的后继者之于俄国，霍亨索伦家族之于普鲁士，穆罕默德·阿里之于埃及一样。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早期，资产阶级这个新统治板块的崛起，对于欧洲国家国王权力都起到支撑作用。但是正如科举制度一度强化了中国的皇权专制，到了最后反而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以至于明朝皇帝连换个老婆，给老爹上个尊号这种小事都无法推行。到了十八世纪晚期，资产阶级的崛起逐渐对欧洲王权的作用，从强化转变为削弱，直到成为它的掘墓人。以法国为例，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之后，有波旁特色的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日益强大的法国资产阶级板块的要求，而法国的王室却并不愿意承担进一步变革的政治风险。在这种统治集群中的某个板块力量持续上升，但是统治者却不愿意进一步选择更多的这个板块的人进入统治团队，也不愿意推行有利于这个板块的更多的政策，那么这个板块就会把期望寄托在统治团队中出身于自己的某些成员身上。财务总监柯尔贝尔对于路易十四来说是一个忠实能干的臣子，但是内克尔对于路易十六却不是如此，路易十六几次罢免他，又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重新召回他，在1789年7月12日的又一次免职，是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

统治者在选择统治团队成员的同时，也是等同于在培养自己的权力竞争者，有时候这种竞争体现为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有时候则表现为取而代之。所以如果有可能，那么选择一些实际能力比较笨一些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将以降低整个统治团队的执政能力为代价，一个执政能力薄弱的统治团队虽然消除了内部的竞争者，但是往往会出现外部的竞争者，就如中国古达用八股文来选拔书呆子一样。同样选择一些家族背景比较低微的成员，比选择豪门贵族更安全，但是情况也并不总是如此，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属于统治集群中的某个板块，一旦这个板块的利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往往会首先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统治团队中的某个出身于自己人身上，那么这个人就成了明星，那么这个人就如同过去拥有城堡和私人军队的大贵族们一样危险，甚至还要危险。因为对于旧精英对于统治结构的不满源于对分肥比例的不满，所以他只能动员自己的力量和少数同盟者，而“明星”却有能力动员整个新兴的统治板块的力量。

三九七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19）

早在二战之前，电视机的技术就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但是战争中军事上对各种电子产品的需求，各国禁止生产民用电视机。随着战争的结束，在战争中已经规模急剧扩张的电子工业迅速转产电视机，很快这种产品的价格下降到100美元以下，从战前的富人奢侈品变为平民百姓家的普通家电。电视机的普及不仅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产生了政治格局的重组，它的威力就如同大炮对于封建时代的城堡一样。从这时候开始，政治家对于公众来说，再也不是由政党的竞选机器、报纸的记者编辑杜撰出来的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随时可以看得到真实的影响，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看得到他的一举一动。在过去一个名政治家要成为最高领导人，就必须得到盘踞在各地的地方政治大佬们的支持，但是现在他只要能够长时间的占据电视转播时间，那么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形象深刻的印在大众的脑袋里面。但是正如大炮提高了中世纪战争的金钱门槛一样，电视机也提高了政治的金钱门槛。相比于过去的报纸、杂志甚至是广播来说，要想建立一个电视台并且吸引到足够的拥护，那么将是一个一笔庞大的支出，这种支出只有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负担得起。

罗斯福和希特勒的成功离不开广播电台的功劳，这种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为第一代现代意义的卡尔马斯领袖奠定了物质基础，让他们可以超越复杂的党政机构，直接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让大众直接听到他的声音，倾听的政治理念和动员感召。不过现对于单调的声媒来说，电视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吸引人，如果说广播是火枪的话，那么电视台就是大炮。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广播电台时代，这种工具已经很昂贵了，建设电视台比电台更昂贵，而且为了制作吸引人眼球的节目，需要大量持续不断的投入。电视台的出现有利于社会上最有钱的一小部分人的，同时如果政府创建国家电视台，并且限制私人电视台的建设，那么就可以强化执政者力量，二战以来一系列“开明专制”的领导人，如法国的戴高乐、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有俄罗斯的普京都深谙其中奥妙。

如果把人类意思形态控制的军备竞赛分为几个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做如下一个简略的概述：

第一工具：神庙（教堂）。宏伟的建筑和高耸的穹顶可以让置身期间的人产生来自内心深处的敬畏感，这是宗教统治的关键性武器，不过要想建立这样的庞大的建筑物，需要动员大量的人类、物力和财力，同时为了达到效果，还必须把建筑物放置在交通便利和视觉感官合适的地理位置上，这就决定了建立神庙和教堂只能是一个社会中最有权势的少数一些人物。当然运营这些昂贵的设施并且让它们达到设计的宣传效果，必须要专业的组织，专业的人士，如果建立这些建筑物的人亲自做这些事情将极大的削弱他从事其他工作，比如军事和战争的精力，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两者必须分开。这样的后果是，有时候宗教组织会因为自身的利益去行动，让这些昂贵的工具脱出掌控，这些事情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到欧洲的中世纪都屡屡发生。

第二工具：印刷术。在《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说出了“这个将消灭那个”的名言，意思是印刷术将打败教堂，这句话实际上点出了欧洲资产阶级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们掌握了对公众头脑控制的关键工具。印刷术可以大量的复制文字，让各种报纸、杂志、小册子流行起来，而且搞这些东西并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资产阶级利用这些来和国王和大贵族的拥有的教堂来对抗。即便是宗教，那么资产阶级也和过去的不同。比如天主教的非常重视宗教仪式，努力在教堂里通过视觉和声学的效果来达到精神体验。而新教则集中于讲经和说教，如果没有教堂，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就进行。所以印刷术的诞生，让对民众的洗脑过程变得非常廉价，通过这种不对称的战争方式，资产阶级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对抗教堂的威力。不过正是因为它的廉价性，大部分资产阶级都可以搞，所以搞出的东西也因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利益而各有不同，甚至连搞出的宗教的不断催生新的派系，经过了很多斗争和流血之后，资产阶级内部达成的共识是，互相求同存异是必要的——各自都可以在自己能力和财力可以负担的起的范畴内对民众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洗脑，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作言论自由。因为印刷术的廉价性，它更有利于资本有限的资产阶级下层。

第三工具：学校。你可以想象，把一些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孩子从他们家庭中隔离开，然后每天几个小时，连续几年时间对他们洗脑，那么会产生多么好的效果。当然，这个东西的成本也是不菲的，它需要建立校舍、雇佣教师、编撰教材等等，当然你可以希望学生来上学时缴纳学费。但是如果有其他学校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收取更少的学费，那么就失去了这些孩子进行洗脑的机会。所以古往今来，除了成人教育之外，对于未成年人很少能够做到完全商业化。出钱支持学校就可以让学校按照你的观点对孩子进行洗脑，所以富人们建立学校、教会也建立学校、政府也自然不甘落后。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是最得天独厚的，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建立庞大的教育体系，而且还有权利禁止其他学校的运营，并且强制儿童入学，我们管它叫做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一个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最有效工具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英美社会反对建立向欧洲大陆国家那样统一的义务教育体系一样，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加，而且还意味着官僚阶层权力的增加。

三九八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20）

第四工具就是我们电视，那么后面还有第五工具互联网算是后话。

早在三十年代电视才开始展露头角的时候，当时美国一位食品业大亨就预感到这项工具将深刻的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于是下达了一项家庭命令，家族所有的孩子除了睡觉之外，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必须跟着一位手持摄像机的摄影师，目的就是要让家族的孩子熟悉摄像头，并且能够自然的在摄像机面前展示出自己最美好自信的一面，后来这个家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族——肯尼迪家族。

不过在肯尼迪家族收获自己的长线投资之前，杜鲁门已经成为了这场政治变革的第一个受益者。杜鲁门1944年被罗斯福选为自己最后一个任期的副总统，虽然在宪法上说，副总统是总统出现三长两短时的第一继位人，但是罗斯福的传统一向是选择政治根基浅的人作为自己的搭档，其中一个可能是如日中天，光曌半个世界的罗斯福不希望培养出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当然也许这仅仅是我和其他众多小人之心的恶意揣测，也许罗斯福选择这样的搭档是看中了他们的独特的优点，按照当时美国政坛圈内人的评价，杜鲁门的最大优点就是“他是一个没有特色，不会造成伤害的人”。

1945年，依靠罗斯福的突然病逝，杜鲁门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了美国总统，不过对他来说真正的大考是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对于共和党来说，罗斯福的死被看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迫切的想要重回阔别近20年的白宫，而且他们在46年已经赢得了议会多数，凭借这个多数，他们否决了杜鲁门这几年提出的好几个重量级法案，目的就是破坏杜鲁门靠政绩来提升自己人气的机会。而对于民主党党内来说，他们从来没有正眼看待杜鲁门这样一个角色，而且这些年杜鲁门的举动也让他们并不欢喜。他开除了罗斯福内阁最重量级的人物财务部长摩根索——后者坚定的要执行一项彻底肢解德国的摩根索计划——这项计划得到了罗斯福生前的许诺，并且得到了美国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的支持。杜鲁门政府和苏联关系的交恶，又让众多曾经在苏联业务上赚到大钱的美国工商业人士和左翼进步派的反感。战后对美国政府取消了战时的经济管理机构，导致了大量罗斯福心腹失去了权位和充满油水的职位，虽然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但是任何做了这件事的人都必然受到记恨。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主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民主党人分离出去组建了一个进步党，推选了杜鲁门政府的商务部长和前副总统华莱士做为候选人。在党内罗斯福的儿子小罗斯福上下活动，希望民主党选择艾森豪威尔作为自己候选人，坚决要把杜鲁门干掉。接着共和党对于杜鲁门的一项政治攻势又收到神效，因为他们查到杜鲁门家族出身于南方奴隶主阶层，杜鲁门的母亲曾经说过很多同情奴隶主仇视林肯的言论，共和党人那这些事情大做文章，面对这种窘迫局面，杜鲁门为了摆脱奴隶主余孽的嫌疑，只好宣布自己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但是这样以来，杜鲁门又失去了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的支持，这些人本来是杜鲁门最坚定的支持者，后者也脱离的民主党，成了一个南方州权党，结果民主党一分为三，其中任何一个都在拖杜鲁门竞选的后腿。当时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支持率要遥遥领先与杜鲁门，美国媒体都认为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一些报纸为了抢先报道大选的头条，甚至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就提前印好报纸，上面的头条就是杜威赢得大选。

所以当1948年大选来临时，杜鲁门面对的局面是，共和党兵临城下，民主党祸起萧墙，腹背受敌，众叛亲离。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登上了自己的竞选列车——费迪南·麦哲伦号，开始了美国选举史上最经典的一次行动——在助选期间，这辆列车在美国内地行程接近40000公里，而且几乎在路程中的每一个站点，包括一些平时不给信号列车都不会停车的小镇车站都进行了停靠，在简陋搭建的演讲台上，杜鲁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讲演造势，而且每天的接连好几场。如果在过去这绝对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造势活动应该尽可能的在人多的大城市进行，但是现在杜鲁门有自己的法宝——那就是电视机，无论他在哪里电视机都会把总统的影像和声音传递到全国各地。接着全国各地美国人看到新闻里一个身材不高，脸部线条硬朗的老头不断出现在各种造势现场的，以及下面一天变换好几次的地名。简陋的现场和杜鲁门并不高明的讲演技巧反而让观众感到亲切和接地气，杜鲁门制造的形象就好像一个好莱坞电影里面的硬汉形象，在一片逆境中永无疲倦的反击，这也是美国下层白人们最乐于见到的形象——最后的结果也是好莱坞电影似的——硬汉主角在最后关头逆转了局势，在各种民调机构一片唱衰的背景下，杜鲁门赢了。胜选庆祝时他还特意拿了一份头条上印着“杜威击败杜鲁门”的报纸给唱衰者打脸。

作为美国选站历史上的经典一幕，后来奥巴马的团队曾经模仿过，不过模仿的一点不得精华，因为杜鲁门的靓点不是坐着火车在小镇造势演说，而是通过一天好几场接连不断的造势，突出一种精力勃勃，永不屈服的硬汉形象。不过后来的特朗普倒是无师自通的掌握了其中的诀窍，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金发富豪坐着自己涂装夸张的波音757飞机在美国各地穿梭，每天至少进行三次造势活动。相对照的时，希拉里连每天一次造势都坚持不了，一副贵人多病痛，芳尊惟恐浅的样子。这样两者展现给美国选民的形象就完全不同，其中一个是身高超过190的金发大汉，自己出钱给自己飞机加油，然后每天好几次在美国不同地方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另一个是病恹恹贪财爱说谎的老太婆，在社会精英们出席的筹款晚会上称呼“穷白”为失败者和垃圾——要是你，你选谁？

我们把历史在向后翻半个世纪，在1996年俄罗斯大选时，总统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3%，远远落后于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不过叶利钦又他的杀手锏——那就是经过几轮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的电台都落入了寡头们的手中，而这些寡头的都是叶利钦的亲密伙伴。在这些铁哥们的支持下，俄罗斯所有的电视台都统一口径的让叶利钦不断的占据黄金时间，而不让久加诺夫利用电视台来宣传自己，经过三个月的密集洗脑轰炸之后，叶利钦顺利的以53%的得票成功连任。俄罗斯寡头们因为掌握了电视台这种大杀器，所以可以左右俄罗斯政局。在普京执掌俄罗斯之后，立即建立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打破寡头们对电视台的垄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关闭、收购和控股的方式，俄罗斯显存所有的电视台不是被国有化就是被普京的盟友控制。同样法国戴高乐下台之后，反对派很快取消了限制设立私营电视台的禁令，在韩国也是如此，而在新加坡只有国有电视台允许运营，就如同那里只允许人民行动党执政一样。在二战以后，任何选举中，如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电视台，而另一方面无法利用电视台，那么后果就像1893年的非洲草原上，面对拿着马克沁机枪的50名英军的5000名祖鲁军队一样，即便是数量在占据绝对优势，那么最后也是被一面倒的屠杀。对于电视台这种强大的武器，过去的报纸杂志就如同马克沁机枪PK大刀长矛一样，几乎毫无悬念。

三九九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21）

正如大炮这种技术革命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版图一样，电视这种技术革命也改变了现代的政治版图。

在近代以前，一个政权的合法基础是君权神授和血脉传承，但是在砍掉了国王的脑袋之后，资产阶级迫切的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来庇佑他们得到政权，那么这种合法性的来源叫做选举。最开始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在怀疑如果给了穷人选票，是否意味着会选举出对他们不利的政府，于是一个通用的做法是只给富人选票，以各种理由剥夺穷人的选票，不过后来经过长期的运作实践后，他们发现并不需要这样杞人忧天，因为即便每个穷人都有选票，那么他们的有限金钱和时间、狭小的社交圈也无法在大的范围内自我组织起来，如果他们想要推出自己的政治代表——比如某村的张三——那么这个张三也许最多就能赢得一个村子的选票，在大规模的选举中，穷人如果想摆脱富人的操控，推出自己的候选人，那么必然这些候选人会因为选票过于分散而全部落选。所以选举活动中，真正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谁拥有选票，而是谁有能力向公众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通常这样一个候选人是资产阶级上下都信得过的人，一旦这个人确定，那么资产阶级就会开动两台选举机器，其中一台叫做报纸和杂志，把候选人的光辉形象向公众宣传，另一台叫做党派组织，通过地面推广的方式，收割选票。其中前者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就像开展一项生意，如果没有广告宣传的空中打击，光靠地面推广是不足以占据市场的——除非你是街角新开的那家水果超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套机制的运作是性能可靠的，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会出现个别的情况，比如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的总统当选就是一次失灵，因为作为第二次英美战争的英雄，新奥尔良的胜利者，几乎没有美国人没有不曾听说过他的赫赫威名。对于这种自带流量的明星级战争英雄来说，美国的选举机器第一次失灵了，产生了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总统。对于这个总统的功过是非，至今依然无法盖棺定论。可以说杰克逊式民主和现代民粹主义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安德鲁·杰克逊可以看做是美国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而唐纳德·特朗普是第二位，有美国媒体对比了两者，发现比照在白宫里打架，教鹦鹉说脏话的杰克逊来说，推特治国的特朗普也并不显得特别离经叛道。从政治上的效果来说，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离经叛道不是什么劣势，相反可能是一种优势，因为他在自己的支持者面前和温良恭俭让的建制派精英之间形成一种区别，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和印度的莫迪也是一样。“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一些人成为人……”。战争总是会产生特例，即便是经过长期实际检验，成熟可靠资产阶级游戏规则也可能被战争从产生的神人所打破，所以资产阶级总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处理有关于战争、军队这样的事情。

教堂和神庙是过去君权神授的基础，而近代资本主义政权的基础就是建立在报纸、杂志等纸媒的支撑之上。就好像卢克索神庙的柱林支撑着埃及法老的权威，索菲亚大教堂辉宏的穹顶诠释了东罗马的皇权，兰斯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的弥撒点亮了法国王冠上的圣光，伦敦泰晤士报和美国时代周刊这样的报纸杂志也在近代扮演者类似的角色。但是每一种洗脑工具都有它独有的特点，教堂和神庙的昂贵性，地理位置的独占性决定了它只能有一个地区内拥有最大财富和权力的那个人建造。而纸媒的廉价性，让权力的基础变得分散和多元化。而电视则让这种政治版图产生了新的裂变，它比纸媒要昂贵的太多，所以只能又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那一部人来投资和建设。这种变化就如同与大炮之于中世纪的封建秩序，大炮可以摧毁城堡，同时大炮也更昂贵，这样的变化就是，权力游戏的筹码向少数头部玩家手中集中。同样电视产生的效果的客观效果也是权力从过去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开始集中向大资产阶级手中集中。

从运作上来说，教堂和神庙需要全天候的管理和运作，需要大量的仪式，它的运作团队是专业性的，这就产生了运作建筑的教会或者祭祀团和建立建筑的王权之间有可能产生矛盾。而对于纸媒来说，在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它的运作团队是非专业性，某个富人可能头脑一热就创建了一份报纸，然后自任主编，也许还兼任记者和专栏作家。同时纸媒的雇员们也是流动性极强的，也许他今天是一个记者，明天就改行律师或者作家，后天又从商和从政。可以说，资产阶级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纸媒的建立者是兼职的资产阶级，运作团队也是兼职的资产阶级，这就把纸媒紧密的整合到资产阶级的内部。但是电视台可不是这样松散，需要大量专业的技能和长期的从业经验，它的建立者是大资产阶级，但是专业团队、专业人员，他们大部分属于中产阶级。而由于广播电视的竞争，过去分散和非专业化的报纸也不得不向集中和专业化演变，小型纸媒逐渐被淘汰或者被吞并进入大型报业集团，这个趋势同样是落入少数大资产阶级手中。

电视时代的到来的客观趋势是资产阶级的权力向大资产阶级手中集中，为了对抗这种趋势，下层资产阶级采取的行动是和运作媒体的专业中产阶级形成同盟，他们通过以提高记者、编辑、制作人、主持人的地位，来对抗拥有媒体的大资产阶级。在过去西方社会新闻自由是指，一个有人如果有钱建立一个报纸，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报纸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你有钱就玩得起，就可以随意胡说八道。不过在新的时代里，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记者和编辑和可以不按照老板的命令，而是凭着自己的“职业操守”来进行工作，就好像电影电视剧里面经常出现的英雄记者形象一样。应该说，这种同盟策略是有效力的，因为媒体中产阶级意识到，这种同盟可以将他们提升为西方社会的无冕之王的地位上。

四零零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22）

通常在美国一个专业媒体人的政治立场是进步派的而不是保守派，支持的政党是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而老牌的电视台如CBS、NBC、ABC的通常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左。之所以是在中间，是因为电视台需要收视率才能赚钱，不想过度得罪保守主义的观众，但是为了照顾到员工的积极性，所以还应该偏左一点。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决定电视台政治立场的是媒体人和观众，而不是拥有这家电视台的大资产阶级。

不过来自澳洲的富豪默多克给美国人上了一课，别的电视台都是中间偏左，他创建的FOX电视台却是摆明了车马炮站在保守主义一面，别的电视台都让员工享受新闻自由，而默多克的FOX实行铁腕管理。然后在自由派的一片骂声中，默多克成功了，他的FOX电视台很短的时间里就成长为美国的第四大电视台网。默多克证明了一个道理，不管你政治立场如何，只要你能够制作出X档案和24小时这样的电视剧，能够最及时的提供最新的新闻消息，更够不断推陈出新更越来越毁三观的综艺节目，能够买断体育赛事的转播权，那么就能吸引到足够的收视率。电视台的工作是洗脑，如果你总是在意你的观众是左还是右，那就不是你给观众洗脑，而是观众给你洗脑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愣是把这件事给搞拧歪了——给罗马公民以马戏、杂耍和角斗表演，然后民众自然而然的就会甘心情愿跑到竞技场参加洗脑，高呼“凯撒万岁”，连尼禄都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像我们知道，对未成年人的学校是一种洗脑工具一样，但是绝大部分人选择这个学校的前提不是看它要给你如何洗脑，而是要看它提供的课程专业和教学质量。电视台也是如此，首先的第一位的是要提供娱乐，只要做出过硬的娱乐才能获得收视率。同样对于媒体中的专业中产阶级来说，这份工作首先是一份饭碗，他们的第一要务是保住自己的饭碗，第二要务是看有没有升职加薪的机会，至于做不做无冕之王，是这两个条件满足之后的奢侈性消费，可有可无，虽然有了更好——当然也不排除为了买LV的包包去卖肾的傻瓜，但是这些人总是少数。

电视台需要盈利，这是它的特殊属性。过去教堂不需要盈利，因为它可以在教区内征收十一税；报纸也可以赔本赚吆喝，因为它价格低廉，大资产阶级赔得起，下层资产阶级合资经营也赔得起，各种集团和组织赔得起，外国的外交和情报机构也赔得起；但是电视台不一样，它太昂贵了，如果它一直赔钱，即便是亿万富翁也会变成负翁。电视台的首先功能是提供娱乐，契合观众的政治取向是次要的。而对他员工来说，电视台首先是一份工作，在一个组织良好，前途远大，能够提供升值加薪的电视台工作，远远比一个政治观点契合，但是竞争力不足的电视台工作更有吸引力。

默多克就是清楚这个事实，所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主宰了澳大利亚的政坛，无论是霍克和陆克文都对传媒大亨俯首帖耳。在本世纪初的“窃听门”爆发前的头十年里默多克也主宰了英国政坛，无论是工党的布莱尔还是保守党的卡梅伦都知道一个英国政治常识，要想赢得大选那么就是必须和默多克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也许还包括和他老婆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布朗被认为是英国二战之后智商最高，最有实干精神的首相，不过他在对默多克的情商上显然出了问题。相对于澳大利亚和英国来说，美国显然是一个水更深的池塘，不过经过二十年的经营，默多克的好兄弟特朗普也成功了问鼎了白宫，在各大媒体一面倒的反对特朗普的声音了，新闻集团下的FOX似乎是“一股清流”，为此默多克还开除了电视台一名收视率很高的脱口秀主持人，因为他在节目里好几次拿特朗普开涮。

我们再次回到上一节的内容，为什么杰克逊能够让资产阶级的选举机器失灵，因为他是一个战争英雄，美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战争不会每天都打，而且即便打了美国的统治机制也有补丁堵住漏洞——这个补丁就叫做军官的差异化培训，最好的军事教育都是提供给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学生的，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出身于美国的精英家庭，少数经过严格考验，愿意全身心为统治阶级效力以此换取进身之阶的中产阶级子弟，这些人都是安全的，而其他军官们无法和这些“黄埔系”竞争。但是杰克逊时代，这套机制还没发挥效应，杰克逊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以民兵身份，获得的军事经验。

军官的差异化培训这个补丁虽然堵住了战争这个漏洞，但是电视传媒却拉开了更大的一个漏洞，因为电视需要提供娱乐，有娱乐那么就会产生娱乐明星，这些人在电视上不断的曝光，那么就让普通民众了解并知晓了他们，如果他们突然心血来潮想要从政，那么一下子就拉开旧有的选举机器的空门。我们回顾一下川普走上神坛的历程，首先他是在电影电视剧里客串角色，因为他要求每一个在特朗普集团的拥有的物业里拍摄的剧组都要给他一个角色。通过这种方式他完成了早期的热身活动，到了真人秀节目《学徒》时，他开始起跑，变得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当2016年他决定参加总统大选时，他已经到了冲刺状态，而旧有的竞选机器对他这种人一点防备都没有。在过去，一个人要从政，首先要和政党接触，获得组织的信任之后，才能运行开动竞选机器，而现在好莱坞演员，到嘻哈歌手，电视主持人，体育明星，还有那个曾经把飞机降落在哈德孙河上的机长，总之只要你在电视上出了名，就有机会从政，这让旧有的竞选机器的防御机制防不胜防。

四零二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25）


在19世纪前半期，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对铁路的发明都感到无限的欣慰，因为这项发明不仅可以提升经济，而且让他们一劳永逸的摆脱了城市居民暴动造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盘旋在各国统治阶层的头上。有了铁路，一个团的士兵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从一个城市部署到另外一个城市，而在过去徒步行军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并且因为疾病、受伤、开小差等原因，这种行军都会导致至少十分之一的减员。当然做出这样的预测的前提是，铁路只允许货运和社会上层人士使用。不过19世纪后半叶的时候，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就曾经这样抱怨说，铁路是平民的福祉，而让国王和贵族的荣耀无法显露出来。他举了个例子说，当他在柏林完成国事活动返回波茨坦的时候，在过去拥有最好的马车的人可以提前好几个小时到达目的地，而现在才能提前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乘坐同一趟列车和他同时到达波茨坦，这样的局面完全不能反映出他尊贵的身份——尽管他乘坐的是装饰华丽的皇家车厢。

这样我们假设一下，为什么不能让铁路只进行货运和让社会上层人士旅行使用？为什么柏林的铁路部门不能把威廉一世的皇家车厢专门挂在一个快车上，然后让其他客列降低几个小时运行速度。那么答案很显然，这样会增加成本。一种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如果用户越少，运营效率越低，那么它们均摊的成本就越高。同时，如果成本足够低，那么让平民阶层使用铁路也是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比如在19世纪后期工人们在郊区和城市间乘坐铁路上下班，企业的下级办事员们乘坐铁路进行出差，这些都活跃了经济，让信息和人员以更快捷的方式流动，而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又会更多的回馈占据更好社会地位的人群中。如果拒绝让下层人使用铁路，那么铁路的运营成本就会增加，然后增加的成本就必须分摊到货物运输上，而人员和信息流动的下降也会同时阻碍经济，那么最后经济就会衰退，股市就会崩盘，昨天还是亿万富翁的人今天就可能跳楼自杀，这样的后果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所以铁路必须运行下层人使用。

但是一旦下层人开始使用了铁路，他们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组织，那么就会要求在经济果实中分得更大的份额，这样的局面是统治阶级不愿意看到的，当时同时从另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现有消费后有生产，如果下层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果实，那么早晚他们会把它投入消费中，而消费又会拉动经济，经济增长又会让资产阶级赚钱更容易，那么这种局面又是让他们乐于见到的。但是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逆转，这就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当年对于铁路如此，后来对于电报电话，对于汽车工业和因特网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发展，要想统治就需要更高的技巧，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法逆转这个趋势，除非他们可以建立不依赖这套体系的新的财富来源方式——比如你的国家人口稀少，又盛产石油，那么也可以继续中世纪的那一套政教合一的体系，并且在大使馆里实验一下硫酸对碳水化合物组织的溶解能力——至少在油价下跌之前是如此，当然也仅仅限于局部的地区，如果这个世界的工业都不发展了，谁又需要石油呢？

四零二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26）



在19世纪早期，工人和其他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时如此困苦，以至于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低点，在当时西欧的工人社会和其他城市贫民区内，一个人的可预期寿命低于25岁（要计入婴儿死亡率），这个数字低于中世纪农民和当时的沙俄统治下的农奴（当时俄国农奴的预期寿命也超过28岁）。当时一些经济学家辩解称这是因为经济供需规律所决定的，劳动力供给过多自然压低了工资水平。当然说法显然并不准确，比如一个人每天如果把工作时间从8小时提高到12小时，那么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就会增加50%，那么工资水平就应该降低；如果提高工资可以提高一个社会的劳动供给，不过在有的时候恰恰相反，比如你给一个非洲人工资加倍，结果他半个月攒到钱就够一个月花，那么他另外半个月就不来上班了，当时如果你给一个中国人加工资，那么他就会很高兴的加班。如果降低工资会导致一个社会的劳动供给下降，但是有时候恰恰相反，比如你把社会工资水平降低到威胁到人的生存水平，如果强迫一个人每天必须工作14个小时才能糊口，那么这个时候提高工资，工人就会缩短劳动时间。所以这个问题要综合考虑方面的因素，甚至包括种族和文化，经济学家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东亚国家只要一旦抓住经济机遇就会迅速发展？拉美国家得天独厚却原地徘徊？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人的不同，所以经济学家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对工资上涨的激励作用越强，那么他们的经济发展就越有利。当然在公开场合大部分经济学家依然是19世纪的那一套来进行“科普”，毕竟说资产阶级更爱听的话，就更有“钱途”，所以你如果在新闻和网页上看到某某著名经济学家某某说法，那么请注意这个很可能就像网红带货或者在公众号上发收费软新闻是一个性质的，毕竟经济学家也喜欢钱，而且不一定就品德高于正常人的水准，比如前IMF 多米尼克·卡恩是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现在我们知道，他不仅利用手中权力玩弄女下属，还经常招募多名妓女进行“多人运动”。郎咸平和小三之间的相爱相杀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知道高智商人士是如何搞婚外情的。

当然即便把问题考虑的更复杂，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因为这些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是建立在信息对称，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但是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地域可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有的国家的工人愿意为了一份新工作背井离乡，而有的国家的劳动力则更有粘性，不愿意更换工作地点。再比如美国工会力量强大的行业里，新招募工人不是向社会招募，而是必须通过老工人推荐，通常是亲戚朋友等，通常企业都必须付出比正常市场水平更高的工资。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些适用于军事对抗的决定性因素也一样适用于在分配问题上的博弈，优势总是在组织、情报和机动性更优越的一方；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优势都属于企业而不是劳动者，企业们规模更大并且通过各种行业协会、商户、雇主联合会等组织进一步组织在一起，企业的老板和经理们通过会所、俱乐部、以及私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他们拥有各种情报和数据。而在他们的对面，如果雇佣者则处于非常不利的的局面，他们在组织和情报上远远落户于雇主们，当然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建立工会组织那么情况机会大幅度的改善，因为他们的在组织和情报上得到了提升。在机动性方面，也许一个人搬家比一个企业搬迁更容易，但是考虑到很多下层人在经济上非常脆弱，他们进行搬迁的存在很高反而风险成本。同样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往往也存在机动性的巨大差异，也给互联网商务企业搬迁起来很容易，但是拥有生产社会的工厂就有些困难了，那些拥有大量重型设备的重型工业企业又比轻工业企业搬迁一起来更难，而矿业公司几乎没办法移动自己的业务，只能在继续坚持和放弃中做选择题，所以他们的工资水平是总是高于一个地区的其他企业，而重工业企业的用工成本也轻工业更高，而且在和工会的讨价还价中，这些更难搬迁的企业也共容易落入下风，相反对于优步的司机和各种快递员们，企业则占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让我们跳出所谓的自由市场中各种要素的供需关系这种套路，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问题，为什么在人类社会生产中有的人分得利益更多，有的人分得的利益更少，简单的来说，要看力量对比，力量更大的一方总是能够分得更多。而体现一个群体的力量的主要参考就是他们的组织能力、情报能力和机动性能力，就像是为什么中世纪的贵族们不事生产，但是却分得了农业生产中的大头一样——当然有人可能说是这也可以用供需关系解答，土地比劳动力更稀缺，所以占有土地的贵族获得更多，当黑死病之后，由于劳动力的稀缺，农民的分成普遍提高了。但是我们如果认真考察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贵族并不占有土地，在中世纪土地的所有权是非常复杂的，大体上说，它的基础是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方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贵族的领主权利和个体农民的私人权利，在正常情况下，即便没有贵族插一腿进来，农村公社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和兴建各种配套设施。为什么贵族可以插一腿进来，答案很简单，他们更强大，在组织上贵族和其他贵族构成了一个互助组织，在情报上他们不断外出游历，并且接待各地的来访者，知道各种信息，在机动性能上他们拥有战马和骑兵队。为什么黑死病之后，农民分得的利益提升了，答案也可以用力量对比的变化上来看，黑死病对于中世纪的封建主阶级的打击远远要比农民的打击更严重，他们的力量衰退了；而对于农民来说，最起码的他们的机动性提高了，因为在过去一个农民一旦离开领主的领地风险非常高，因为他几乎不知道可以干些什么，城市是饱和的，所有行会的都会限制新加入的人，农村也是饱和的，容易开发的土地都已经开发了，而要想开发森林和沼泽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投入，贵族们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在黑死病之后他们知道，现在城市里有空闲的职位，农村有空闲的土地，天地广阔，任我选择。为了留住农民，阻止不断的农奴出逃，所以贵族必须提高他们的待遇。

四零三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27）

同样我们用力量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为什么在19世纪初时，欧洲城市贫民阶层生活的如此痛苦——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欧洲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以来组织的最好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不仅结束了旧的封建时代的分裂和内斗，而且拥有最现代化的统治技术，他们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被统治阶层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一些智者如马克思已经看到了新的变化趋势，那就是工业社会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大批破产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工人阶级大批的聚集在一起工作，并且这种工作带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性，这种生活产生的人本身就可以被很方便的组织起来——这是一片价值洼地，只要给与适当的组织，一定的启动经费，那么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破产农民最终会清洗掉他们身上固有的狭隘的小农思想，成为一支非常有组织的力量。

除了城市化导致的被统治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上升，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被统治阶级地位和待遇提升的关键因素。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统治阶级相信他们拥有的财富、权利和社会地位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的不可置疑的福利，相信被统治阶级悲惨生活是因为生理和智力上的低劣而在自由竞争中落入的应有的待遇。但是在1853年到1856年的英法对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让英国的统治阶级震惊，当1854年英国试图招募更多的兵员扩充自己陆军时，他们发现英国的居民竟然是如此的孱弱，以至于很难招募到身体健康到足以承受军事训练的人员，这时候英国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必须改善英国贫民的生活待遇。随着英国地位的下降，和其他大国对英国的竞争日益增强，这种呼吁也在英国统治阶级内部越来越多的得到赞同。

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另一个因素，纺织厂即便是配备了蒸汽机，那么它的设备也是廉价的，在19世纪曼彻斯特最好的纺织厂在当时也抵不过英国一个中等水平的庄园的价值。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冶金、机械、化工等工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设备的投资，也许资本家可以不对工人负责，但是设备是他们用自己荷包里的钱买来的，他们却不能不重视这些设备是否安全，是否达到了设计的运行标准。但是如果操作这些设备的人精神萎靡、技术粗糙、身体虚弱，也许还有酗酒的毛病，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锅炉爆炸、火车出轨、机械报废和化学品燃烧。那么如何才能让工人们提升自己的技术、体力、长时间专注于一项工作的能力呢？显然排除性格之外，营养、适当的休息和休闲、技术培训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工作十个小时而因为疲劳导致事故，让昂贵的设备报废，那么也许工作八小时可创造更大价值，所以缩短工作时间在一些大工业企业的资本家来说，也许并不那么刺耳。

当然要想得到足够多的这种工人，光靠一些行业的资本家的让步是很难达成的，因为这是系统工程，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混乱的家庭了，从小就缺乏营养和教育，那么他们就很难成长为一个健康和善于学习的人，而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贫民阶层的生活都非常贫困，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下一代的养育和教育投入很少资源，所以要达成这些目标就必须从整个社会的制度上进行改革，从国家的层面为居民的健康、福利和教育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这种解决方案，那么要想升级自己的工业水平，那么就会困难重重。

在19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工人工资水平要远远低于德国工资水平，但是在意大利一些高技能的工人却比德国做同类工作的工人工资更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挂呢？因为德国的工人阶级从小就营养更好，受到的教育水平也更高，所以他们提升自己的技能很容易，社会上高技能的工人也到处都是，但是在意大利虽然工人的平均工资更低，但是高技能的工人却更稀缺，物以稀为贵，根据供需原理，所以高技能的工人的工资就更高。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倒挂，所以在一些低工资地区，要想建立一些现代化大工业，反而用工成本更高。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工人工资水平都非常低，但是在一些工厂里，负责维修机械和电气设备的少数技术工人们的工资却是天价，这些工人坐黄包车上下班，很多人甚至为了方便，自己养着专门的黄包车和车夫，还养着姨太太，如果出了工厂，换下劳动服，洗净手上的黄甘油，派头不比工厂经理低。为什么存在这种荒谬的现象，因为在旧中国技术工人太稀缺，如果一个工厂没有这些人，设备出了故障就没法处理，所以资本家们只好天价供奉着这些人。当然资本家也很狡猾，会为这些技术工人们安排一些助手和徒弟，希望能够多培养一些人才，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时间的工作都是给师傅们端茶倒水、锤腿敲背，师傅们才不傻，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道理。所以这种社会里，技术技能的传播本身还收到人为的阻碍。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善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而这些改革最大的倡导者，往往是当时最先进行业的大工业资本家们，比如后来张伯伦首相父亲为代表的一批伯明翰的工业家们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构成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英国新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而这种新帝国主义给英国开出的三大药方就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加强殖民地的争夺，以及改善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

四零四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28）

1870年的普法战争让所有的军事专家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看到了人类军事史上全新的一个篇章的到来。在很短的时间里，普鲁士人就动员了五十多万青壮年入伍，并且通过火车快速运动到战场。而在过去，这个过程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而且由于补给能力所限，在任何一个单一战场上都很少出现8万人以上的军队，像普法战争这种在局部区域云集几十万大军的景象，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在未来的战争中，少量的军队即便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也无法弥补人数上的劣势，战争的胜利结果，将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够将多少军队迅速投入到战场，而这就意味着全民总动员。这不仅意味着管理良好的铁路系统，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意味着对整个社会全体居民在教育和健康上的长期投入，就像当时的德国总参谋长老毛奇说的，“德国的胜利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

在接下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一些了新的工业变化，昂贵的设备、复杂的工艺，让工业生产需要素质更高的劳动力，要求提高国民的整体教育和健康水平，成为发展经济的关键。而普通民众一旦受过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休闲时间，那么他们也就自然变得更有组织了。但是任何时候，在人类社会里，组织、情报和机动性更高的少数人统治其他人是恒久不变的趋势。因为一个人一旦拥有这些优势，取得在人类社会财富生产中的超额分成，为了保护自己的份额，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和他拥有同样优势的人进行强强联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不管如何革命，如何把人类社会进行重新分配，那么这个趋势是不变的，人类的自然属性的差异，人类社会机遇的随机性，都会造成现实的参差不齐，而其中的强者总是趋向于和强者组成同盟，以便更容易的捍卫自己已经取得超额分成——但是不管怎么说，在19世纪后半期，普通民众的力量大大增强了，这种增强是新的工业和新的军事技术发展的需求，也是世界强国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之间的争夺的白热化的一种驱动。

西方一些政治学家经过研究认为，现代西方代议制度和他们标榜的多数人的政治完全相反，这种政治依然是过去延续精英政治继承，在政治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在闭门会议，俱乐部和私人社交场所内所决定了，对于这些秘而不宣的内容，普通民众也许偶尔能够从报纸上的小道消息上略微窥视到一点点皮毛。而如果一旦政治事务变成公众议题为普通民众说知晓，那么一定是精英阶级内部对于这些问题出现无法解决的争议，这些精英不得不争取更多的力量进行支持。实际性这种模式也是过去千年以来，人类社会政治的运行的通用模式，比如在近代史之前，欧洲的政治事务掌握在大贵族手中，但是如果大贵族们发生了争执，他们都会寻求小贵族们（也许后来还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样在中国王朝中，大官僚阶级掌握着政治，但是当他们发生争执时，也会寻求中小地主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就如发生在明朝末年的那样。同样就像今天美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巨大分裂，让美国的普通人以前所未有态势卷入到政治中来，而在过去“罗马和平”的年代里，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连投票都懒得去，因为选举任何一个人上台都不会对执政方式有太大改变。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民众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一旦参与到政治当中，那么产生的影响也增强了，就如全球变暖让台风和飓风的力量大大增强了。飓风不是自然的常态，同样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也不是常态，但是即便如此，一旦超级台风登陆，那么造成的毁灭性力量也是难以承受的。为了限制这种毁灭性的后果，也许采取投票的方式是很安全的，用纸片代替了子弹，这不仅对统治阶级是安全的，甚至来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安全的。民众不必流血，并且承受因为动荡造成的而经济衰退和物资匮乏，而统治阶级也不必重蹈当年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不得不把另一部分人送上断头台的结局。并且每隔几年就可以推倒前面的结果，重新来一次，确保过去的落败的派系不会怀恨在心，采取过激的举动来发动民众。

但是政治运行未必会一直处于这种安全模式之下，有时候超出了这种安全模式——也许有人会说，安全模式之上就是革命和内战，但是事情并不总是如此，在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状态，在下一节中我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到1934年的覆灭过程，来讲述这个中间状态下的政治。

四零五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29）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也长期雄踞德国政党的首位，顶峰时期拥有40%的得票率。在1918年11月，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了第二帝国的终结，并且先后镇压了左翼的斯巴达克斯同盟起义，和右翼的卡普暴动，护卫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并且长期处于魏玛共和执政同盟的领导地位上。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显赫的政党，在1932年到1934年间的很短时间里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甚至来说，他们连任何像样抵抗都没有做出——除了在国会内集体投了一次对纳粹党的反对票之外——他们几乎是被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用纸和笔就解散了，而就在这时，他们仍然是国会第二大党，并且声称受到了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的支持。然而就是这么庞大的政党，却转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己对这段历史的陈述时认为，在1930年到1932年期间，他们的政党坚守住了阵地，并且始终获得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普遍性支持。然而这个谎言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大问题，在1928年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是29.8%，1930年是24.5%，在1932年是下降到21.6%，而在第二帝国晚期，这个政党的支持率都在30%以上，而在哪个时代他们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的选票，而在魏玛共和时代，作为执政同盟的领导者，还有很多非工人阶级的选民因为他们政策或者执政能力而投票给他们。可以说他们在工人阶级内的影响力一直处于每况愈下的状态，究其原因来说，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以来，先是新帝国主义然后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都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吸引力，正在逐渐把工人阶级从他们影响下拉出去。尤其是一战战败之后，俄国革命的成功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吸引力倍增，而战败的痛苦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又让新帝国主义如虎添翼。

从魏玛共和的政治光谱来看，几个主要政党如下。政策处于中间的是，中央党——这个党的名字就是代步了他们的理念，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在中央党的左翼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是一个中间偏左翼的政党。在社会民主党的右面是德共，它是一个受到苏联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左翼政党。而在中央党的右面，是人民党，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政党，而在人民党的右翼是国家人民党，这个党就是一个新帝国主义的政党。

而此时纳粹党还是一个处于政治光谱最边缘，高喊极端口号的小党派。而在1930年间，这个边缘小党突然崛起，变成了国会第二大党。在这次选举中受到损失的除了社会民主党之外，国家人民党和人民党损失更加严重，而更右翼的国家人民党损失最大，与此同时德共的得票率也快速上升，这说明并不是新帝国主义取得更大新引力，而是政治情绪开始极端化了，原本和稀泥的政党都将让位于立场旗帜更鲜明的政党，距离纳粹党这个极右翼的政党立场更近的国家人民党支持者流失的速度更快，就好像距离黑洞越近，被吸进去的速度就越快一样。最后被这种局面吓住的人，开始逃向中央党这个最后避难所，所以中央党在1930年间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还略有提升，并且在1932年继续小有斩获，于此同时国会中的其他小党派却都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政府难产之后，中央党的布吕宁被选中充当总理的原因之一，他被看做是在日益极端的态势下，维持现状的最有可能人选。

但是即便如此，社会民主党依然是国会的第二大党，并且拥有20%以上的支持率，并且自称得到了主流工人阶级的支持。从字面上看，他们依然很强大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非常虚弱。社会民主党声称他们代表了德国工人阶级的，但是实际性上纳粹党和德共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广泛的支持，其余的中央党和国家民主党也有少量的支持。不过这些党派的支持者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区别。支持纳粹党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半熟练工人和年轻工人。前者是工人阶级中受到教育最好的，往往成为工会领导权的争夺者，纳粹党的创始人德莱克斯勒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工会领导人进行竞争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认为这是工会领导人搞的鬼。初创的纳粹党主要来自铁路调车场和机修厂，这些都是高技能的工人。后者半熟练工人和年轻工人，其中连着经常是指同一类人，毕竟很多刚进入工作的年轻人都要从半熟练工种开始，他们往往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先被解雇的的一群人，从这种意义上上说，他们是缴纳工会会费的年长工人们的牺牲品，而后者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盘。同样德共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者除了没有吸引到技术工人之外，其余的也相类似，他们主要得到年轻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支持。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在1932年的支持者勾勒出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技术水平一般的男人，年龄在35到6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他每个月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工资里拿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缴纳会费，以期盼工会能够保护他的饭碗装满。在他习惯于每次选举都给社会民主党投票，至于投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支持这个政党，而是因为他习以为常了，或者说，因为工会是社会民主党的，他已经缴纳这么多会费了，为什么还吝惜每两年抽出半个小时时间去投给他们一张选票——这就好像在19世纪晚期时一个英国贵族青年游历到西班牙，建议一个西班牙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选举制度以和文明世界体制接轨，西班牙贵族嘲弄他说，你认为每年都要给我缴纳租税的农民会在意是否多投给我一张纸片吗？

所以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其实心底里对这个政党是冷漠的，他们在政治上唯一愿意为他们做的也仅仅是每个一两年投一次票而已。而在1930年之后，德国政治已经超出了选票政治的范畴之外，连续不断的集会、游行，而这种活动中总是伴随各种暴力冲突，街头的械斗和集会场所和啤酒馆中的打打杀杀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而在这种场合似乎只能看到纳粹党和德共的支持者，他们今天互相拿着皮鞭、木棍、石块和啤酒瓶混战，明天又肩并肩的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在街头上已经完全看不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身影，他们支持者仅仅停留在选票上。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希望能够逐渐一直自己的街头武工队——国旗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分庭抗礼，但是显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当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他们支持仅仅是选票的时候，那么这个政党一旦在政治生活超越了选票执政之上的时候，那么就完全没有力量了。所在1933年底的时候，纳粹党仅仅用一纸命令就解散了这个政党。当政党解散时，也许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最担心和懊恼的不是他们支持的政党怎么样了，而是自己交了这么多年的会费，那么工会突然不在了自己损失多少。不过纳粹党的人很快就来收拢人心，他们对他说，放心，德国会成了统一的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不仅包括前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其他的如中央党、国家人民党的小工会也会并入，你在过去所有的权益都会得到保护，末了，他还会神秘的暗示：新工会组织还计划发放免费的电影票和廉价的度假旅游。于是那个曾经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者欣喜万分：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好。

四零六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30）

在安全模式下，通过数选票来进行裁判的模式，实际性上它往往造成虚假的实力对比，当政治斗争一旦升级到安全模式之上，那么这种虚假的实力马上就会土崩瓦解。这也是为什么川皇输了大选依然在吆五喝六的原因，因为他的底牌更硬，看看那些不戴口罩排一个多小时队投票的支持者，看看全副武装的美国白人民兵组织；在看看对面连投票站都不敢去的民主党支持者，在看看乱糟糟的“零元购物团”，就知道一旦斗争超越安全模式胜利的会是哪一方。他们害怕川皇突然发疯在推特里发出美国民兵向华盛顿进军之类的口号，所以川皇一声恫吓，剩下各州都减缓了计票速度，以便川皇有时间让自己冷静一下。不过民主党最大的底牌不是他们的脆弱的支持者，而是特朗普自己。他们知道特朗普是有钱人，有漂亮的大房子，有私人飞机，有名模老婆和一大堆儿女，他们知道特朗普只要冷静下来，就不会走极端，谁拥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还会热衷于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带上玩命。

一个领袖最应该拥有的品质是什么？是智慧吗？是的智慧很重要，可以指定策略，运用谋略，判断形势，做出正确的决断。不过也并不是最重要，因为你可以运用别人的智慧来为自己办事，历史上最聪明的人很少成为领袖人物，因为聪明人都怕死，都害怕风险，所以他们坐不了山头上的头把交椅。作为领袖最需要的品质是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你不畏风险，冲锋在前，百折不回，那么你的追随者才能意志坚定的跟随你，只有有了这些追随者，你才是英雄，你才是领袖，你才是王，你才是人中龙凤。如果你徘徊，你动摇，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让身后的人感到困惑，并且可能引起混乱。所以历史上很多莽汉比聪明人更能在乱世中成就事业，因为他们不怕死，神经粗大。

人聪明了，多半会比较怕死，人有钱了也会一样。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最危险的人物往往是动荡时期从社会下层坐直通车上来的新人，他们本身一无所有，做起事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也不给别人留后路，但是特朗普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亿万富翁，而且是二代亿万富翁。当他决心走法律途径来谋取重新计票的时候，他就已经彻底输了——别忘了大法官们也是有钱人，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害怕动荡，害怕政治斗争超越安全模式之上，而特朗普显然已经了所有爱好“和平和秩序”的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他们必须尽快以安全的形式把这个祸根溺毙在水里。

而当特朗普并没有释放自己支持者的力量，而是寻求法律途径的时候，他的支持者就看到了他的动摇，他的怯懦，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谁都干怂，什么都敢干的民粹领袖，他们意识到他的勇气的上限已经到了，从他显示出自己的软弱无力开始，那么他在支持者眼中那种半人半神的光环就消失了，然后支持者会显然彷徨，然后是混乱，最后是离散。没有了支持者，他就没有力量了，他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盟友也知道他就要完蛋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美国的统治阶级就要开始清理门户，现在不仅要和特朗普划清界限，甚至还得有点戴罪立功的表现，才能被阶级兄弟重新敞开怀抱接纳自己。看看连好兄弟默多克的FOX电视台都和特朗普保持距离，就知道川皇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