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忽然又想起，我婆当年曾老对我喊：“学堂摇铃咧，赶紧往祠堂跑！”听这话，好像“祠堂”就是“学堂”？其实，军户寨人有时把这两个称谓词互用时，只是表示祠堂和学堂在同一院落里而已，我婆对我喊的这个“祠堂”，实指的，是建在祠堂大院内祠堂大殿后的学堂，军户寨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小学都在祠堂大院。那时逢雨天，学校也允许学生课间到祠堂正殿里活动。我印象中，正殿门口那对青石狮好像比祠堂院门口的石狮还高；不过正殿的两扇黑油漆大门，的确比祠堂院门厚重得多，门扇上的铜铆钉大如拳。远看正殿飞檐翘角，近看雕梁画栋。不过我记忆最深的，一是大张嘴的石狮，二是我根本推不动的门扇和高过膝盖的青石门槛。翻过青石门槛（我儿时的确是翻），在殿内的青石板地面上都能照出人影。抬头，就看见东西两面侧墙前骑烈马、挎马刀、背弓箭的泥塑群像，每尊塑像，都像古刹里青面獠牙的金刚，也许那些塑像就是模拟金刚塑的，只是，那群塑“讲述”的，却是军户寨西域先祖元代入关的历史。人说，最早在北面正墙前还有四尊塑像：
摆八字腿坐太师椅的，是西域先祖的头领。
立眉、怒目、呲牙咧嘴，持刀站头领两侧的两尊，是头领的侍卫。
头领的座前，是慈眉善目、白须及胸的一位长者，此塑像正躬身给头领呈递一卷“公文”。说这白须长者，就是我们那群“野人”先祖的师爷。
然而，我从未见过传说中这四尊“故事性”极强的泥塑，而且我多年后每想起都要发笑：不是说那头领就不识字，那他怎么看“公文”呢？我由此又疑惑起，关于军户寨的传说里究竟包含了几分史实？史书讲，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曾融合出种种灿烂辉煌，但那些辉煌中，不知又包容着多少血腥？

我看见黑压压的外村民兵队伍，看见一片枪口上寒光闪闪的刺刀，我吓得紧贴我妈身后，抱住她的腿，我身子哆嗦。我妈急忙安慰我说，不怕、不怕，君安不怕！可这安慰话蓦然又打住，随即又改口成训诫我的话了：
“哼哼，这阵儿也知道怕咧？好，好，知道怕就好，那你就记着：世上无论何人犯了王法，末了都要在公堂上受审，要挨牛皮绳五花大绑，有的还要叫朝廷押到法场拿枪打（老一茬军户寨人不大用‘枪毙’一词）！”
训诫可谓因势利导，不失时机。我下意识的点着头，可心里却压根不知我妈在说什么，我只是紧紧地依偎着我妈。刺刀闪寒光。外村民兵严厉的目光像刺刀一样冷。我依偎着我妈，我们进了祠堂大院，穿过张嘴呲牙怒目瞪着我们的石狮面前时，我简直都能听见石狮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了，我似乎看见石狮正向我突突跳的胸口神来了爪子……
我们终于进祠堂大殿了，可我竟不由失声惊叫：
“啊——！”
我看见有十几个男人被五花大绑着，他们在大殿东西两侧的墙前分两行站着。每一个被五花大绑者的身后，又各站两个持枪民兵。押“人犯”的民兵枪上的刺刀，比祠堂前门外那些民兵枪上的刺刀更亮；还有这些民兵腰上的咖啡色皮带，胸前的绿帆布子弹带，膝下绿色的绑腿，也都比祠堂前门外那些民兵的更新。不过这些民兵的脸神也更严厉、更冰冷，嘴唇都抿得紧。在大殿内的近处，我已能看清这些民兵的眼里的亮光，真跟他们枪口那刺刀的光一样冷飕飕。
被五花大绑的男人和押他们的民兵站的地方，正是不久前才被清除走的那些泥塑“金刚”的位置，“金刚”就是骑马、挥刀、背弓箭的军户寨先祖。只是我记忆中这些民兵和他们带刺刀的枪，比那些曾看似青面獠牙的“金刚”可怕多了。

现在是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一大早，我伏到电脑键盘上要敲字了，却怎么也忍不住笑。我笑啥呢？笑五十八年半前的那一天（晚秋时节），我妈牵着我到她谓之的“公堂”——祠堂去“认罪伏法”时，其后的结果却真笑死人。但笑归笑，可我却不能用“滑稽”、“荒诞”、“闹剧”之类词来表述那天的事，因为我妈那天严肃到庄严的神情，用那类词与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极其不符的，用那类词，就实实在在亵渎了我妈当时的真诚情感。于是这表述难就难在，若置身于今天“旁观者清”的事后角度，审视五十八年半前的那一幕，人会忍不住要笑喷；但若换位思考，就是说，若尽力先推想我妈当时的认知，努力模拟她老人家那时的思维看一切，人就再也笑不起来，而且心里会阵阵作酸。其实那天，公社书记杨国栋及在场的所有干部们，他们也都个个强忍着没笑出声。倒是祠堂大殿内东西两侧墙前被五花大绑的“人犯”以及那些押人犯的武装民兵们，却都忍不住的嗤嗤嗤、嘻嘻嘻直至哈哈哈的大笑出声……噢，我这里说的“人犯”，就是那天一早在大雾中偷抢生产队玉米棒、红芋、萝卜、辣椒和棉花等财物的军户寨人，他们是正偷抢时，被外乡来的这些武装民兵在“作案”现场擒获，当然我如今故意用了“人犯”这词，是多少有点搞笑的意思了。不过我还要另行说明一点，那天的“人犯”中，其实还有若干老人、妇女、孩子们，可他们都没有被五花大绑，这些老人、妇女、孩子们，当时都被我妈的话逗笑了，而他们就比那些挨捆绑的“人犯”们笑得更响。
我在五十八年半后的今天依然记得很清，我妈一手牵着我、一手拎着半担笼红芋，我们母子迈过祠堂大殿的青石门槛时，原本端坐八仙桌旁太师椅上的公社书记杨国栋，以及环绕着杨书记或站或坐的那些干部们，他们对第一个主动来交赃物的我妈，都表示出非常的和蔼和非常热情的态度，特别是杨书记，他当即就从太师椅上起身，同时笑眯眯眯缝着眼，乐呵呵张着嘴，他迎上前来时还伸出双手，他像是要和我妈握手的样子却并没握（那时干部之间已有握手的礼节，但农民之间还没有，特别是异性农民之间），其后，书记却双手接住我妈拎的红薯担笼，同时很高声的连连道：
“好！好！好啊、好啊！欢迎、欢迎、欢迎！我代表太公公社党委，代表军户寨党支部和大队部，欢迎你！”
我妈就很谦卑的向杨书记等干部们一一点头，然后，她又转回身按住我的头，她教我跟她一起，对墙上的毛 像弯腰鞠躬。
祠堂大殿内正面墙壁上方的正中，贴一幅毛 像和对联。对联内容（我上学识字后那内容依然如故）是：

社会主义是金桥
共产主义是天堂

对联再上方正中的横批是：

人民救星

毛 像两边的墙上，挂满奖状、锦旗。这些都是军户寨党支部、村委会、团总支、民兵营、贫协、妇联，包括当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乃至土改时农会组织等机构多年来所获得的各类荣誉凭证。
我妈教我跟她对毛 像鞠过躬后，就对杨书记等干部们正式开口说话了，我妈的话，依然是半文不白的——其实我妈越是在她认为严肃郑重的时候，说话时就越是尽量搜肠刮肚的用文言词。我婆在私下曾将我妈这一习惯归为“人来疯病”之一种，我说“之一种”就是说，我婆在私下讥笑我妈为“人来疯病”的“病”种还甚多、甚多。那天，我妈在她谓之的“公堂”里，对她谓之的“官人”——杨书记等干部们是这样开腔说话的：
“东庄镇‘乡衙’来的各位官人大人！七百年古村——军户寨的各位官人大人！军户寨的‘书记长’大人跟军户寨的‘民兵长’大人们！”
我妈当然知道“公社”、“党委”、“干部”、“书记”等各类最常用的新名词，但她就是不习惯用那类新词或故意不用。我妈还给“书记”这词后自作主张的添了个“长”字，又自作主张的把“民兵营长”这词中的‘营’字删除了，于是，她“独创”的“书记长”、“民兵长”这两个称谓虽不伦不类的颇可笑，可你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我妈“独创”的称谓的的确确富有相当的原创性。我妈在她原创的称谓后，就正式打开她更具原创性的“古月凤话语系统”了，我妈说：
“有罪臣民古月凤今日携犬子前来公堂交脏、认罪、伏法！臣民古月凤今日本应绑子上殿，可只因犬子年方五岁，不省人事，故未用绳缚也。圣人言，‘养不教，母之过’……”（注意：我妈在不经意间，就将《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偷梁换柱的改成“养不教，母之过”了。）我妈继续道：
“姓李名君安者，乃一乳臭未干的五岁黄毛儿，幼子犯罪，当究其母教子无方之过。因此上，臣民古月凤跪请‘乡衙’里来的‘书记长’、‘民兵长’兼各位大人们，代‘新君王’毛 为臣民古月凤降罪赐罚……”
“新君王”这词，是我妈早就独创且用了一生的。
我妈那天把古代求君王“赐死”一词，自然巧妙的改成了“赐罪”。
我妈那天用了“跪请”一词，但实际上并没有真跪下来，这就像当今的年轻人们在网上也常用“跪求”二字一样，那只是个谦辞而已。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那一刻，秦腔迷的我妈分明把军户寨古祠堂就当成了古戏楼，她一百分虔诚、一万分投入的在“演”一出她“自编、自导、自演”的“秦腔折子戏”。
可我该给我妈那出“秦腔折子戏”起个什么名呢？五十八年半后的今天，我依然没想好该给那出“秦腔折子戏”起什么名（且请各位尊敬的读者也帮我想想吧）。
不过，我还要再次郑重声明的是，那一刻，我妈虽完全沉浸在她“自编、自导、自演”的新的“秦腔折子戏”中，但实际上，她却没有一丝一毫演给人看的意思。
我妈那严肃、虔诚到肃穆的神情，让公社书记杨国栋等所有在场的干部们无不愕然而哑然了……
干部们久久的愕然过后，个个都分明想笑，但个个又都强忍着没笑出声。
只是大殿里那些被五花大绑的“人犯”和押“人犯”的武装民兵们，却终于忍不住的嗤嗤嗤、嘻嘻嘻直至哈哈哈的大笑出声……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的这个早上，我敲字至此时要再次郑重声明：
先母古月凤一生最大的“滑稽”或曰“喜剧性”就在于，她总是把别人视为滑稽到荒诞的事，发自内心的、虔诚的做得那么认认真真，那么一丝不苟，先母她简直就是一位本色天成的荒诞滑稽剧“演员”，而她老人家在用自己生命“演”了一生的“系列剧”中，其最大的“荒诞”和“滑稽”就在于，她对自己生来自带的一切“荒诞”和“滑稽”概无所知。
优秀的脱口秀或相声演员们最出色的演技，是让观众笑得喘气时，他们自己却四平八稳、面不改色，他们虽没笑，可心里早知观众必然会在此时爆笑，因为这爆笑是他们精心埋下了笑料包袱，台下爆笑的程度，即是观众对他们演艺技能认可的程度。然而，我的先母古月凤大人在世时，却偏对“戏子”（她的偏见）们的此类技艺在理性上不懂且不知。
也许，这就是军户寨人在私下拿我妈当神经病的有力佐证之一。

记不清又过了多久，反正那天还是有雾。但雾不很大，人跟人在街巷中隔路能看相互看清。突然，我听见石浪喊：
“看看看！看秀红跟秀菊两个正咥锅盔呢，是纯麦面锅盔，纯麦面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石浪已奔向杨秀红、杨秀菊姐妹两了。石浪那一刻是咋样双手齐上、左右开弓，咋样抢了杨秀红、杨秀菊姐妹两手里的锅盔？这细节我当时没看清，后来也想象不出，我能清楚记得的，只是石浪在得了锅盔后边跑边喊：
“君安！跟我来，咥锅盔！还有三旺，也、也有吉顺，都来、都来，都来咥锅盔，咥纯麦面的锅盔！”
石浪也转头对杨秀红、杨秀菊姐妹俩笑喊：
“甭撵、甭撵咧！你俩撵不上我嗑。你俩公社书记的娃，白麦面锅盔也咥不完嗑。”
杨秀红、杨秀菊姐妹俩紧追不舍，齐喊道，石浪要不把锅盔还她们，她们就叫民兵逮石浪！叫民兵就把石浪五花大绑到祠堂去！
石浪的回喊就开始不客气了，说你（们）爸跟公家干部，把军户寨人的粮食都抢完咧（当然是征购而非抢），你俩叫民兵先逮你爸去！
秀红、秀菊更气愤地喊，说她爸没抢军户寨的粮食，根本没抢！她爸有国家供应的商品粮呢。
石浪骂：“锤子个商品粮！锤子！全世界的麦都是社员种的！（那时的石浪可能还以为哪里都有‘社员’）”
……
我们终于在疯仙老棱上把石浪撵上了。可是，石浪早把锅盔独自吃完了（是边跑边吃的“运动战”哟）。两块锅盔都没影后，石浪也不好意思了，就一再解释说，只怪秀红、秀菊俩货撵得紧，他只得先吃到肚子就放心咧。
“撵个毬！”三旺大声抗议声石浪，“俩女娃能撵上你、能撵上你？！你就是吃独食。”
“就是、就是！”吉顺说，“你就是不……不想跟俺们见……见面平分，你就是要一个人吃独食。”
我也很泄气，说：“反正锅盔也没有咧，那咱赶紧回家，小心秀红跟秀菊把民兵叫来绑人！”
吉顺说：“民兵来了咱也不怕，反正咱也没抢人家锅盔。”
三旺摇头：“怕个毬、怕个毬嘛！咱碎娃家这事算个毬嘛，民兵才不会管。”
二零零三年，身兼某级人大委员、政协常委、工商联副 等数职的亿万富翁石浪自杀后，是牛三旺帮他在疯仙老棱上选的墓地。那时我在外地，对老家发生的风暴一无所知，后来三旺告诉我，石浪入土那天，也有雾。
二零一九年秋天，军户寨人在都市化大潮中全搬进摩天高楼后，接着把寨子公墓地也迁往风景秀丽的秦岭北麓。我去疯仙老棱上参加迁墓活动那天，给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烧过纸钱后，也给石浪烧了纸钱。那天也有雾，不过寨里的年轻人，如今都把雾称雾霾了。

本篇完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

七、“射”原子弹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纪录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全国上映。
一九六五年五月后的某日，在关中渭水边太公公社簸箕地的疯仙老棱高地上，军户寨小学三年级二班的石浪同学，指挥同班的牛三旺、张吉顺、李君安同学，——我们四人分工合作，井然有序，我们向美帝国主义“射”了数颗原子弹。
到底“射”了多少颗呢？我如今已记不清了，反正比美国在二战时给日本“射”得多。那年，美国给日本也就是“射”了两颗嘛，狗日的牛啥、牛啥嘛。
那时，我们只听老师讲过那部原子弹爆炸的电影，但军户寨跟邻近各村都没演过。不过，在老师绘声绘色、唾沫飞溅的讲述过后，我们在梦里都能清清楚楚的想象出伟大的蘑菇云了……
牛啊，牛！咱国的原子弹。
牛啊，牛！咱国的蘑菇云。
蘑菇云比军户寨南面几十里外的终南山还高。
蘑菇云比地平线尽头，秦岭黛蓝色的、怪兽状的各式各样的山头、山包、山峰好看得多。
还有冲击波呢！狂风一样的冲击波才更牛、更伟大，它比簸箕地起狂风时，在大河板上飞旋的风沙要狂几千、几万、几亿倍呢，只一眨眼，这波就能把军户寨夷为平地，能把疯仙老棱刮倒填进渭河，能把疯仙庙跟白胡子的疯仙老人刮到天上飘，飘……
我们还知道，只要把某个小小的按钮轻轻一按，原子弹就能“射”出去。可是按按钮前，一定要把原子弹弹头的方向调准，千万、千万、千万不能把原子弹，误射咱国最好的朋友——朝鲜跟越南国那边去。
我们要把原子弹弹头最准确的瞄准美帝国主义！
拿啥发射原子弹呢？
大炮嘛！当然是大炮。
不过能“发射原子弹”的大炮，肯定比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大炮大几千、几万、几亿倍呢。
吉顺过来过去的啰嗦强调，弹头必须瞄准，必须完全彻底的瞄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高鼻子！
我说，除过约翰逊，再除过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还有他们的海、陆、空军的最高总司令，然后，咱给美国还一定要再多射两颗原子弹。吉顺极不耐烦地一摆手：
“知道、知道、知道！早就知道，你说的这两颗原子弹，弹头必须瞄准两个造牙膏的美国资本家，一颗瞄准造美丽牌牙膏的资本家，一颗瞄准造‘白啥牌’牙膏的资本家。”
“白净牌！”我赶紧声明说，“是白净牌牙膏。这个美国资本家造的牙膏叫白净牌。”
在那一段，我曾泪流满面的读过一篇我大哥小学时的语文课文，说是在美帝国主义国家，有一条河叫密西西比河，在那条河边，有个地方叫圣保罗还是叫圣路易斯来着（已记不清），反正在那个地方有个黑人男孩，名叫多比。多比是个最可怜的孤儿——石浪也是孤儿，但石浪有个他哥石水，而多比没哥、没姐、没弟、没妹。不过多比有一口特别、特别白的牙齿，因为他的牙齿白得太招人喜欢，于是，就有个造牙膏的资本家，叫多比在胸前挂一块牌，牌上写：

我的牙齿为什么这样白？
因为我天天用美丽牌牙膏刷牙。

那个资本家造的牙膏就是美丽牌。这资本家就叫多比胸前挂着那块牌子，从早到晚在大街上走，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专门往人堆里钻，同时，把胸前的牌子举起来叫人看。
那时候我的小脑瓜里尽管还没有“虚假广告”这个名词概念，但这资本家骗人的诡计，我却眼不离课本就识破了：
多比的白牙，跟美丽牌牙膏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呀？！
因为课文里说，多比从来就不刷牙。其实那时候，军户寨里除学堂的老师外，人人都不刷牙的，学生中别说我、吉顺、三旺、石浪这些男生不刷牙，就是公社书记杨国栋的女娃——杨秀红跟杨秀菊，她们俩是那么讲究的女生，可也是不刷牙的。而美国密西西比河边那么穷的黑人孤儿多比，他咋可能会刷牙呢，当然不可能的。可是，那个造牙膏的资本家，却偏让多比胸前挂着那个牌子，从早到晚在街上走，多比走得口渴，眼花，头昏，筋疲力尽（这个词就是我从那篇课文里学到的），可黑心的资本家给多比每顿饭只吃两块黑面包。不过，多比已非常、非常满足了，多比想，每天能有黑面包吃，总比饿死街头幸福得多啊！（课文里说，多比在水深火热的日子里，当时还没有觉醒。）
然而，当多比就那样“幸福”的生活在密西西比河边，生活在那个叫圣保罗还是叫圣路易斯来着的地方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多比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准备在屋檐下一个黑暗的角落躺地上过夜，突然，黑暗中冲出几条大汉，他们一拥而上，把多比扑倒在地！
是的，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
（本篇待续）

可是，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坏人扑倒可怜的多比干啥？多比帮人家卖牙膏吃黑面包，坏人扑倒他有啥用嘛？这故事，可能是胡……胡编的吧？
故事接着讲，大汉们把多比扑倒后，一个压住多比的腿，一个压住多比的胳膊，一个按住多比的头，第四个骑到多比的肚子上，拿铁棍撬开多比的嘴，第五个用铁锤跟铁钳，把多比的白牙齿全敲掉、全拔掉了……
天亮了，多比再张嘴，嘴就只是个黑窟窿了。谁看见多比脸上那个黑窟窿都怕，人就背过头，都不敢再看多比，人还个个都躲多比。原来有个叫娜塔莉的黑人小姑娘，她本来跟多比关系最好，她还帮多比举过牌子——就是那个宣传美丽牌牙膏咋好的牌子，娜塔莉还给多比送过白面包吃，给多比送过牛奶喝。但是，多比的嘴成个黑窟窿后，娜塔莉先是很伤心的哭了，然后，她就捂着脸跑了……从此，多比就再也没看见过娜塔莉。
多比咋这么倒霉呢？原来，在密西西比河边这个叫圣保罗还是叫圣路易斯的地方，还有一个造白净牌牙膏的资本家。因为多比天天挂着牌子给美丽牌牙膏宣传，而这个资本家造的白净牌牙膏就不好卖了，于是，这个黑心的资本家就雇坏人给多比下了毒手。
多比成一个谁见了都怕的小黑丑八怪后，还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黑魔”。而那个造美丽牌牙膏的资本家，就再也不要“小黑魔”——多比把那个说美丽牌牙膏咋好的牌子给胸前挂了，多比失业了，他每天连黑面包也吃不上了。
下来呢？多比就开始流浪，乞讨，忍饥挨饿。
再下来呢？却突然有个叫雷金纳德的黑人律师，他要免费帮多比打官司，雷金纳德要帮多比告那个造美丽牌牙膏的资本家，他要叫那个资本家先赔多比一笔钱，然后叫那个资本家再帮多比告那个造白净牌牙膏的资本家。这真是，天下哪里都有好人哪！而好人雷金纳德律师，肯定跟《纪念白求恩》里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一样，一定是个美国共产党员。
然而多比真是太倒霉、太倒霉了！就在雷金纳德律师把状子交到法院的当天，多比夜里被人打死了。凶手还把多比的尸首扔到密西西比河里，小小的尸首在水面上漂，漂……
多比小尸首的脸上，大张着黑窟窿嘴。
多比小尸首的脸上，眼睛睁得很大，瞪着蓝天。
杀害多比的凶手们，在酒馆里哈哈大笑着正喝酒……
（本篇待续）

现在想，其实那篇课文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知道了“律师”这个词，我那时还问过正读高中的我大哥。我大哥说，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职业，是专门骗人钱的。我说那个雷金纳德，不是要免费帮多比打官司吗？我大哥就很不耐烦地呵斥我：
“你小心眼还蛮复杂的？去去去！”
那时石浪跟三旺都一口咬定说，多比的故事肯定是胡编的！就为说啥啥牙膏好不好的屁大点事，几个大汉就专门拔多比的牙、害多比的命？不可能嘛！他俩还说，多比故事里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叫娜塔莉的黑人小姑娘给多比吃白面包的事，可是，这一段的故事又太短了。不过他俩最后跟吉顺一样，都同意给美国总统约翰逊跟海、陆、空总司令“射”过原子弹后，就给美国那两个造牙膏的资本家也一人射一颗，而且保证这两颗原子弹跟先前的一样大。可石浪又提醒我们说，这两颗原子弹射过后，就绝对不能再射了！我们问为啥？石浪说：
“不能叫原子弹把美国的白米、细面、猪肉、牛肉、羊肉都炸坏，——咱关键要的是东西嘛！”
吉顺又说，石浪的思想有错误，原因是，把美帝国主义消灭后，应该把东西分给受压迫、受剥削的美国劳动人民，比如就分给像多比那样的黑人孤儿。吉顺说，咱不能学美帝国主义，侵略人，抢人东西。我跟三旺都同意吉顺的观点，我们三人达成共识：等共产主义在军户寨先实现后，接着就让全世界跟着实现，到最后，就叫全世界人民都吃上白馍、臊子面、豆腐跟大肉块块。石浪说，地球上的白馍、臊子面、豆腐跟大肉块块，肯定没有那么多，要叫全世界人都吃上不可能。我们问为啥不可能？石浪说，咱国大跃进费了那么大劲，最后连个锤子都没跃进出来！可美国的资本家那样剥削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咋会真心干活？而美国的劳动人民都不真心干活，白米、细面、猪肉、牛肉、羊肉，就肯定比咱国还少。所以，把美帝消灭后，好东西一定要先拉到咱国来，叫咱国人先尽饱咥！而咱叫美国的劳动人民嘛，把窝窝头能吃饱也就行咧。我们对石浪的话“分析研究”了很长时间后，觉得有一定道理，四人最后一致决定：
要是好东西还不够多，那就给美国的劳动人民只分配窝窝头吃。原因是，美国的劳动人民，也是我们辛辛苦苦“射”原子弹才解放的，咋能跟我们一样呢？

（本篇完）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

八、渭水汉子前传

序

公元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讲：
“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
参会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故赵对毛泽东的批评未表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讲话中又问：
“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公元一九六二年十月，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精神的工作中，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先后四次找杨伟名等三位党员谈话，指出他们“来信”的“错误观点”并告知，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已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要在全省展开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伟名因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遭无休止轮番批斗，身心备受摧残，后终因不堪承受，于公元一九六八年年五月六日与其妻刘淑贞一起服毒身亡。
公元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户县县委为杨伟名平反。新编《户县志》和《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均将杨伟名等三位共产党员署名的《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 辑入。公元二零零二年，户县编印《杨伟名文存》，成立杨伟名思想研究会，省内外众多专家、学者著文盛赞杨伟名对中国城乡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远见卓识。

——摘自西安市鄠邑区（原户县）图书馆《鄠邑区名人档案录》

杨伟名其人其事，在西安市鄠邑区图书馆《鄠邑区名人档案录》及很多官方报刊上皆可查到，网上搜更是举手之劳。可是，在户县当年的临县——管辖户县的陕西咸阳行署所在地的咸阳市（那时为县级市），有一批与杨伟名有间接关联的人，他们在咸阳市或如今的陕西西咸新区（原属咸阳市）均未有任何文字记载，于是，我便著小说而代之。既不敢妄称史，倒也不必再多耗时详考细节了。
（本篇待续）

（一）

老一辈军户寨人都说，马水龙年轻时就是个兵痞嗑！又说，水龙若不是个兵痞，焉能闹出恁多不要命的冷娃二毬事？
——不过我刚开篇，却不得不多嘴插话——我要说，当年，我们军户寨那些根本不识字的老人家，口里却常常会冷不丁的蹦出，“焉能”、“岂能”、“若不然”之类的文言或半文言词，而且，他们把文言词与军户寨的粗口脏话交融得和谐熨帖，文气贯通。我后来又才知道，军户寨很多很“土”、很“土”的关中“土词”，其实却是很文、很雅的古文言词。比如，我们人把用秤秤东西说成“锱”东西——“锱一锱，锱一锱么。”原来，那就是成语“锱铢必较”中那个“锱”字，是古时一种度量单位，后来当动词用了。再比如，我们人把巴结权势者说成“凫上水”，可这话在《红楼梦》里就有，而且含义跟我们军户寨一模一样。
这就言归正传。且说老人们把马水龙称“兵痞”，年轻人们就两眼瞪得像鸡蛋：
“咋这样说英雄好汉的水龙爷呢？这到底说水龙爷好，还是说水龙爷瞎（关中发音ha，坏之意）？”
实话实说，马水龙当年的确把自己卖过壮丁。
卖壮丁又是咋回事？那是国民党临倒台前，征兵征得纯粹成抓——“抓壮丁”。马水龙收了人家的钱，就替人家去应差出壮丁。敢揽瓷器活，就有金刚钻。马水龙在队伍开拔的路上，甚至在战场上，能想方设法的逃离虎口跑回来。回来后，歇一阵，再收人钱，再应差出壮丁，等路上或战场上再跑，再回来再收人钱，再再再……你说马水龙这么个活法，不是兵痞又是啥？那时候，连人称半个土匪的总保长马五魁，都对马水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谁说水龙是该枪毙的逃兵，谁说的？放屁、放屁！谁要是个真牛牛娃，谁就当水龙面说这话去。”
眨眼，土改运动轰轰烈烈闹到东陵县（那时为县）了。军户寨的郭兔娃、马水龙、杨国栋，三人一起在县里参加了土改干部速成培训班。然而到培训班结业的时候，郭兔娃把政府发的误工补贴一领到手，就端直奔集上，先买了个猪娃子（猪崽）送回家。结果，他不单误了培训班的结业典礼，而且误了“签党票”（给入党申请书上签名）。军户寨里后来有共产党员了，可你郭兔娃不是党员，那你就没条件跟人争寨里农会xx（这两字竟是敏感字而显示不了，真好笑，那您就猜吧）的“官衔”。再说马水龙呢？他刚进培训班时就不止一次说，中央军（国民党军队）瞎就瞎在后来咧，早先的中央军出潼关，打日本，把多少好汉的命都舍到黄河东岸咧。血染中条山，寸土不让。中央军抗日有过大功，该立碑呀！对马水龙这话，培训班的老师干部们就不爱听，加上在私下里，杨国栋又把马水龙的“兵痞传奇”添油加醋的张扬，水龙当然“签”不上“党票”，更不能当农会xx了。末了呢，千户大村古寨的军户寨，竟叫个戏子出身的杨国栋，在祠堂大殿里人五人六的坐了头把交椅。杨国栋不但当了军户寨的农会xx，而且兼了全太公乡十几个村的党支部副书记（那时乡里还没有党委，党支部书记也是上面派来的），接下来连郭兔娃、马水龙要“签党票”，也得先过杨国栋的手，要杨国栋点头当入党介绍人。马水龙说，兔娃你能给那个走鬼路的戏子低下头，你就低吧，可他在我行伍出身的马水龙眼里，连毬上一根毛都不如！马水龙没当上农会xx，却当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了。锣鼓、鞭炮、秧歌舞，把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骑一匹枣红马的马水龙送出军户寨东城门，送过太公镇，送到东陵火车站，送到东去、北上的火车上。火车把马水龙再送到“保和平，卫祖国”的朝鲜战场上。
（待续）

（二）

咱国好几茬、好几茬过来人，一定都能背出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课文，我迄今仍能背出几段，只是我再、再不会像当年那样……——噢，我在键盘上迟迟不想敲出来的，是“热泪盈眶”四个字，可我还得实敲出来。史何以谓史？真也。我还敢拍胸保证，在吾国好几茬、好几茬的过来人中，曾热泪盈眶背诵过这篇课文者，非吾一人。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谁是最可爱的人》首刊《人民日报》。毛泽东遂批示：“印发全军”。朱德声声赞：“写得好!很好!”一九五三年召开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会上，周恩来推开讲稿对话筒高声喊问：“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魏巍起身。全场掌声雷鸣。周恩来对他说：
“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以上为本小说题外话。
我这就接着说，我们军户寨人再次看见马水龙的时候，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者说更响亮的名字，就叫“最可爱的人”了。当然这名字是千万人给他起的，不是他自个儿给自己起的。那时我们军户寨人在很长时间，也只能从省、市直至《解放军报》等报刊上，看到我们寨里出的这位“最可爱的人”。照片上的马水龙，头、部分脸、整个脖子、胸、臂、手、腿上，都缠着纱布绷带。等到我们人终于在寨子古戏楼上，再亲眼一睹我们这位曾经的“兵痞”后生、如今的祖国英雄的风采时，那已是马水龙作为“志愿军英模报告团”的一员，回陕西作巡回报告的时候，那时，东陵县、区（那时有区）、乡三级政府就不失时机的恳求报告团首长同志批准，同意地方上将英雄马水龙“借用”一天，从而为英雄在英雄故里办一场庆功会。其时，已身为太公乡乡长兼党委副书记（乡里此时已有党委）的杨国栋同志，他再见到乡党、特别是曾经同窗几十天的“老同学”（土改干部速成培训班的同窗）马水龙时，除对“士别三日”的乡党在部队立功受奖、火线入党、荣升排长的辉煌成绩拱手祝贺外，也不得不对自己当年“有眼不识泰山”和“多有得罪”而表示歉意。可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堂堂英雄马水龙同志，他能对家乡的地方领导同志如此鸡肠小肚……这可能么？
马水龙的父亲马七老汉，这位老人家直到闭目离开这世界的前一刻，对政府在古戏楼广场为儿子办庆功会的细节末梢仍历历在目，记忆如昨。马水龙的母亲多年前已去世，马七老汉那天且特意声明，他代表自己更代表已故老伴的。代表了双亲的马七老汉，被锣鼓、鞭炮、秧歌舞（比寨里当年送马水龙参军的场面宏大太多）迎到 台上就坐。庆功会前，各级政府早就把猪肉、糕点、挂面等慰问品送到马家茅屋了。而东陵渭河南一区三乡的小学生们，是通过一颗颗鸡蛋向“最可爱的人”及家属献爱心的，“一颗鸡蛋一颗心，心心向着志愿军”，一所小学校的爱心鸡蛋汇集起来，有一或两担笼甚至三担笼（各校学生人数有差异），可一区三乡（每乡又下属十几个村）几十所小学的鸡蛋担笼汇集一起，就把马水龙家茅屋后的整个院落塞得转不过身了，其后的多日间，马七老汉不得不红着脸去东庄镇赶集卖鸡蛋。老汉起先死活不肯出售爱心鸡蛋，但马水龙竟当着队伍里来的首长同志（陪同指导马水龙回省作报告）直接对老爹吼：“卖卖卖！不卖你吃到共产主义社会也吃不完。”马水龙后来成“反党分子”被逮捕后（一九七八年平反），有寨人不由联想到那场曾轰动整个东陵渭河南以及相邻的户县、长安的部分村乡（我们那里有“鸡叫听三县”一说）的庆功会，还连连摇头唏嘘：
“花红必有一落，必有一落哟！想当初水龙那个风头，那个红火，说来小伙这辈子也值、也值咧。”
（待续）

（三）

好事成双。马水龙成了大英雄，同时,又交上了桃花运。
据那一茬军户寨人说，一度因马水龙而不思茶饭，甚至神魂颠倒的姑娘，在东陵城里比乡下还多，到底有多少，却没人统计，当然也不好统计。我后来细考当时的情况发现，那现象无疑包涵了那个时代的“粉丝”对英雄膜拜的因素，但这也只是马水龙交桃花运的因素之一。反过来再打个比方，假若武大郎、武二郎都是打虎英雄，你说美女会爱哪一个呢？说来早在马水龙还是一个卖壮丁的“兵痞”的时候，我祖父李喜让就对其“风流”赞叹不已。——我婆说，我爷当年用的词就是“风流”。我成人后才明白，我爷说的“风流”，最起码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马水龙作为“兵痞”时，走八州、过九县，比一般人见的世面多，经的事多，这是“精神”层面的“风流”；二是马水龙跟我爷一样，身高一米八，肩宽、腰细、腿长，这种类型的身材，在那个年代的关中实不多见（我们家后两代中再没有一个我爷那样的个头，我因此而对吊诡的遗传隐秘很是怨愤）。马水龙那么高的个头，却又不像我爷早就驼了背，——我爷的一个绰号就叫“李二背锅”（他排行老二）。马水龙腰杆儿笔直，挺拔，是标准的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的那类范儿。还有，我爷跟马水龙虽都是直脾气、烈性子，但庄稼汉的“李二背锅”，比“兵痞”马水龙，又多了该息事宁人时且收敛的柔的一面。我爷不像他父亲那样正式读过子曰诗云，可其为人处世，却又时不时总透出点毫无端由的书生气。老人家一九六四年去世，那年我七岁，可我至今仍记得，我爷每谈及马家户族的人就叹：“娘的个脚呀！军户寨好条条（身材）的男人，个个都出在马家户里咧。”我爷说，在他那茬人里，不管是半个土匪的马五魁，还是冷娃二毬的马拴驴，个个都是一表人材的风流胚子——这一个“风流”，就只是身材、相貌等生理层面的含义了。我爷又嫉妒的叹，军户寨到其子李茂达这一茬人，马家户里又出了马水龙这好条条的汉子。——娘的个脚、娘的个脚呀！其实我爸当年也常感叹，他说石浪的条条、架势、神道（神韵），就不单传了他爷石西来、他爸石西望的“神”，而且还像得了马家户（族）里马五魁、马拴驴、马水龙那路子风流种的“神”——我爸说“风流种”的“风流”，自然是延用了我爷的词汇及含义；而我爸说的“神”呢，就是文化人们老爱说的“不求形似求神似”的那个“神”。在我爷、我爸的“人材理论”中，都包涵了当今年轻人们常说的“气质”的意思，气质也，超阶级，跟当时电影、小说里的“好人、坏人”模式无关。马水龙不单“条条”好，脸型也不那么太圆，不那么太方，不那么太长，浓眉、大眼、高鼻梁，抿嘴——一脸英气逼人，张嘴——一口白牙整齐。那阵儿，马水龙作为志愿军英模在台上作报告时，念的虽是部队上那些笔杆子们早写好的稿，但首长却要求他，在台上必须是“讲”，不能只是念，更不能背。咋“讲”呢？文工团的导演给他一句一句的“导”过了。所以，种种有利条件，那阵儿都让马水龙占全了，于是，在那个虽一穷二白但却火红火红的年代，比彩虹还美的爱情飘带，比桃花还鲜的情爱花瓣，就向马水龙飘来。
在穷追志愿军英雄马哥哥的姑娘行列中，有一位最勇敢、最坚韧的姑娘，竟是省会西安城里的女中学生，她叫白秀娟。秀娟姑娘从西安各场报告会的会场追到东陵城，追到宝鸡、渭南、汉中、安康、商洛、延安、榆林。世上的事怕就怕“坚持”二字，秀娟姑娘赢就赢在了坚持，她终于逮到机会，终于把马哥哥堵住了。姑娘压根就没进行任何情感铺垫的前奏（事实上也没有进行任何铺垫的机会），她就单刀直入的对马水龙山盟海誓了，她说，她要把最坚贞的爱，献给咱中国最可爱的人之一——马哥哥。情似火焰，炽烈，坦荡。说来在那时候，西安城里这位新中国的新女性——秀娟姑娘，她在中国大地上正滚滚奔涌的爱的洪流中，也只是一朵普通的浪花而已，彼时，在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不知有多少颗美丽姑娘的芳心，正通过鸿雁传书，飞越万水千山，飞过鸭绿江，飞向异国他乡的朝鲜，飞到一个个“最可爱的人”手里，哪怕“最可爱的人”在战地医院已双目失明，哪怕英雄回国后又高位截瘫，可伤残的等级与光荣的程度，当然是成正比的。那么，与无数献爱给那些残疾英雄的姑娘比，秀娟姑娘能把爱献给英俊的志愿军排长马哥哥，她已是万幸的幸运儿了。在情爱烈焰熊熊燃烧的日子里，姑娘还煞费苦心的让其父母也见过马水龙一面。而一对在街道小厂上班的夫妇，对队伍里的排长马水龙也一眼就相中，他们夸女儿有眼力，夸仪表堂堂的准女婿一是英雄，二是排长，三在党里（“在党里”是当时的话语），等打完仗回来，在机关里当个科长该没问题，要是转业到他们那样的街道小厂，保不准就能当厂长，到那时小马子一人挣的工资，怕比他们老两口的工资加起来都要多。那时候，姑娘还专门到军户寨看望过一回未来的公公。于是，老一辈寨人就提醒马七老汉，趁水龙这阵儿正红火着，又是排长、又在党里，快求队伍上把水龙媳妇安插成随军的“官太太”，那你老汉就指定能跟儿子吃香喝辣一辈子咧。可马七老汉把这话说给儿子听时，马水龙先是哭笑不得，末了，他对其父生气的厉声吼：“你赶紧闭上嘴！你闭上嘴，你闭上嘴！”然而秀娟姑娘却笑嘻嘻批评准女婿（那时没有“男朋友”、“女朋友”的称谓，订婚就称女婿了）：“老人家没文化，思想跟不上形势也是蛮正常的。你不该对老人家发那么大的火嘛！”不过等马水龙返回部队时，姑娘把情郎马哥哥送到火车站，人却在站外哭成泪人了……
（待续）

（四）

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打不完的仗。筵席散了，人留恋。仗打完、打胜了，人高兴、庆功。但是，朝鲜战争结束后，马水龙却来了伤心事。
战后,中国离共产主义社会好像还很远，从农村招来的志愿军战士，还必须再“志愿”回农村去，再继续接着种地。
种地当然也是奔共产主义的需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中国人民要是连肚子都吃不饱，还咋样奔共产主义呢？可就这么简单实在的道理，要退伍的战士们个个心里也都一清二楚，可有些人呢，却就是故意装糊涂，他们就是死活不愿再回农村。
面对刚浴血奋战过而保住了性命的战士，首长们一时也犯难了……
咋办？树新的榜样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新榜样的机会，又落到前度英模马水龙头上了。首长们总能高屋建瓴且运筹缜密：立过功、身为排长的共产党员马水龙同志，都能胸怀壮志的带头返乡，其他同志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当然，首长找马水龙谈话时却不这么说。首长说，农业合作化建设已到高潮，急需人才，部队与地方政府已联系过，小马同志返乡后，可出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一位陕籍团长更是平易近人，他把马水龙称小老乡，而且亲自给小老乡一边沏茶，一边笑道，小马你在我手下当排长指挥几十个人，回村就指挥几千人喽！又说，其实农村比城市好啊，我常想着以后解甲归田了，就在村外小河边盖一间茅屋，种二亩地，牵一条黄牛，放一群白羊，再喂一群鸡，天天有新鲜的牛奶、鸡蛋、羊肉吃，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哟。再说嘛，共产主义迟早也是要实现的，城乡差别终究也是要消灭的。马水龙红脸说，我原本就是乡里人，响应政府号召回乡也理所应当，只是我在西安城搞了个对象（“搞对象”是那时的词），就怕人家城里姑娘……
老乡团长当即变脸：“你这小马，你这小马！这话你咋不早说？”
“仗一直打得紧火，我咋能说自己这号事？”
“你这小马，你这小马！你早些天说，组织上咋样安排都来得及。可到这阵儿了，你的名字早都报上去了，你带头回乡参加农村合作化建设的新事迹，军报记者都写了，军长看了文章也很高兴，还专门为你题了词呢！”
“咋……咋就决定得这么快呢……？”马水龙心里有点不舒服。
团长不开腔，闭目，抽烟，再开口时语气中颇含无奈，不过也恳切，说，其实么，那个西安姑娘要跟你小马真有感情，也完全可以跟你一起参加农业合作化建设嘛！眼下农村就缺有文化的青年，你当书记兼大队长，她可以当妇女委员嘛。要说对那姑娘，这倒是个考验的机会。
退伍战士们荣归故里的时候，东陵县已改称东陵市（县级市）了，下辖十多个县的专署就设在东陵市。英雄们被锣鼓、鞭炮、秧歌舞迎进专署礼堂，白面锅盔一筐接一筐抬进门，洋铁皮桶盛的羊肉汤大烩菜排成一长溜。聚餐完，开会。市长致欢迎词，市委书记和数位领导讲话，最后，由马水龙代表返乡战友们上台表态：

军功章，挂胸前，
放下枪杆扛起锨。
杀敌不惧血染川，
种地岂怕汗浇田？
立新功，当模范，
英雄归来笑开颜。
革命路上不停步，
共产主义在明天！

以快板词作为开场白的决心书，依然是部队政治部笔杆子写的。马水龙在火车上预习稿子时总皱眉，他觉得，太多词句都像假积极话，他担心，原本就不想回乡的战友们，过后会嘲讽他。于是，他索性把稿子一揉塞进兜里。他打算在西安提前下车，一是逃避假积极的发言，二是快见白秀娟，他要把自己回寨当书记兼大队长的消息当面告诉秀娟。然而人一生的命运，有时就因一个小小细节而天差地别。如果马水龙那天提前下车见了秀娟姑娘，在姑娘及家人的提醒督促下，及时找到退伍志愿军安置部门，他的后半生就完全成另一个故事了。比如，就在马水龙坐的那辆专列发车过后，另一些以种种困难和理由坚持不愿回乡的退伍战士，他们要么因信息灵通，要么因被他人及时点醒，反正他们软磨硬缠，个个都能讲出一箩筐不能回乡的合理理由，几天后，他们终于安排上了另一趟列车。而上级严厉要求这些将被安置到城市工作的退伍者，对自己就业的消息在一段时间内必须严格保密。这些原本就聪明的人，当然不会傻得让人来抢自己的城市户口，包括几个跟马水龙平日关系不错的兄弟送他上车时，也个个守口如瓶。于是，坐了不同车次回国的战友，其人生坐标却完全不一样了，在马水龙后来蹲监狱的时候，一位曾被他瞧不上眼的战友，却已荣升为某厂党委副书记了。
马水龙为什么未能在西安提前下车？他后来一说到此，就要骂部队里那位送他们回乡的王参谋。其实列车还奔驰在东北黑土地上的时候，马水龙就要求王参谋批准他在西安下车，可王参谋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王参谋说，他不单要把战士们亲手交给地方政府，而团长——就是那位陕籍老乡——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让他把马水龙亲自送到老家的村子，要他亲眼看着马水龙接任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还要他再找乡政府领导详谈，务必让地方政府对马水龙同志高度重视。所以王参谋很生气的批评马水龙：政府办的欢迎仪式那么隆重，可你作为退伍战士的代表，怎能提前开小差呢？个人的私事，能比革命工作还重要？亏你还是英模和党员呢。马水龙不高兴的说：
“我啥也不是，我就是个庄稼汉。”
然而责任心极强的王参谋，还是要求马水龙在正式脱下军装前，把决心书温习到滚瓜烂熟，在大会上的发言一定要精彩。为此，王参谋还把马水龙从硬座车厢转到软卧车厢。软卧车厢本是几位首长享受的待遇，但王参谋让马水龙破格享受了。可这破格，却又为马水龙后来的“反党言论之一”埋下了种子。马水龙的“反党言论之一”是：
“咱沾人家当官的光,这辈子坐了回火车软卧，才知道软卧车厢跟闷罐子车一比，那才是天堂跟xx的差别哟。”
马水龙的“反党言论之一”，是他担任军户寨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时，当着副书记兼副大队长赵治民及多人的面说的——他后来也供认不讳。马水龙还给人说，他参加志愿军头一回去朝鲜时，坐的是闷罐子车，只要车进站，个个战士就跳下车，先拉屎尿尿，再嘴噙水龙头喝凉水；车一过河南，有些战士在就开始拉肚子……最后的言论最“反动”：
“不管是xx主义的xx，还是xx主义的xx，都是给老百姓预备的吆！人家当首长的仰在软卧上打牌，还有服务员给送开水泡茶呢。”
（待续）

（五）

这事我一直没闹明白。
我说的是，在我们军户寨，男人和女人间的浪漫故事本来很多，某男，某女，俩人咋样一来二往，情爱事咋样起根发苗，又咋样一波三折，柳暗花明，直到最后，又咋样上炕钻进被窝的（凭群体想象“创作”）……——当然，这只是军户寨式“肥皂剧”的起承转合，要是“大型悲剧”又穿插了诸多闹剧因素（一般都这么穿插），那，就能没完没了的“创作”下去，比如《水浒》里，只要宋江、李逵、吴用不死，再编一百二十回的续本都豪无问题，反正我们军户寨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还从没发生过什么版权纠纷。
然而，关于马水龙和西安姑娘白秀娟的情爱故事，却在美丽的开篇后就戛然而止，那甚至只有个诱人的序，简直连正文都没有，就完了。
——我一直觉得蹊跷不明白的就是这个事。
当然，我们从马七老汉数落儿子的那番话中，也能窥得些蛛丝马迹，但，这与军户寨任何一篇（或部）情爱故事的差异都太大。即便是悲剧就悲剧吧，本来这世上的悲剧故事也多的去了，可那些悲剧，也常有个雷鸣电闪、天崩地裂的高潮，高潮后，总还有些藕断丝连，有些荡气回肠的袅袅余音啥的，但是，我们从马七老汉那番话中，却寻不出一点“剧情”的端倪。
马七老汉数落儿子那番话的大致内容是：
当年，人家马拴驴，跟暗地里的共产党周元杰（军户寨最早的地下共产党员，疯仙老棱上有他的烈士墓）那伙人，杀了马五魁的三个哥，在民国“朝”里犯下命案，人跑咧。可人家等到共产党成事后的新“x”里，早就当上“司令长”（司令员）了，回寨探亲，尻子后头都带着保镖（卫兵），保镖腰上都别着盒子炮（手枪）。人家那才是给先人脸上贴了金哇！可你娃在美帝国的枪子里捡回一条命，立了那么大的功，新“xx”咋连个东陵“xx”里毛毛差事的位子都没给你安顿一个？叫你当寨里书记，这算个啥毬乌纱帽？跟社员一样挣工分，没有分文官饷，连刘永福在民国“朝”里进祠堂坐村长、甲长的交椅都不如么。人家刘永福那阵儿，还明里暗里都有银钱得呢。因此上，你娃也甭怪人家白姓的姑娘，甭怨人家娃“西安省”里的父母不把姑娘嫁给你。你自己掂量掂量，人家一个城里的黄花姑娘，凭啥把一辈子交给你个庄稼汉？人家爹娘娇养大的花蓇葖一样的姑娘呀，人家凭啥跟你到军户寨背日头……
“啪！”马水龙把手里碗连一碗热包谷粥摔到地上。马七老汉张嘴，愕然，再闭嘴，讪讪退出门。
次日，马水龙奔城里找退役志愿军安置部门。马水龙这行动，固然跟其父马七老汉的数落有关，但真正让他反悔的，是在西安和东陵城已参加工作的三个战友。上个星期天，仨战友相约来军户寨看望马水龙。马水龙笑骂：“娘的x！你们星期天出来耍也有工资，可农民一晌不下地就没工分咧。还说xx主义优越，啥优越也只是给城里人的优越，对农村人就太不公道、太不公道！”三个战友说，他们相约来找马水龙，就是要来提醒他，赶快寻志愿军安置部门。仨战友解释说，当初上级要求他们严格保密，谁嘴烂谁就会把自己饭碗闹丢。今天把话摊开了，他们就以切身体会，帮马水龙逐条比较起城乡间已形成的巨大差别，他们说，在城里工作，不单每月旱涝保收的工资比在农业社挣工分强到天上，还按月供应商品粮，发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和各种副食票，连洗澡、理发都发澡票和理发票，看病有国家报销，结婚有单位分房……还有等等、等等的不一样呢！毕竟是枪林弹雨过来的弟兄，他们给水龙说的都是掏心窝话。也不是雨后送伞——他们认为，水龙赶快找志愿军安置部门，应该还来得及。
然而机会之所以叫机会，就因其瞬息万变。在伟大的xx主义实验岁月，机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也是一个全新的奥秘。机会也不是不复制、不重演，不是一去不复返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而是你必须具有捕捉机会的能力。比如簸箕地一带的老人们就说，其实民国倒台后刚改朝那阵儿（军户寨那年生的孩子有三个都叫“x改朝”），进新“xx”当官差的“机会”（老人们后来也会用这个词了），就比民国旧“朝”里还多。老人们说，那时候就连民国乱世年月间在东陵城“道”上混过的，因人在江湖上，眼亮、耳灵、脑子快，一看新“x”来势大，个个就喊“毛爷万岁！”、“共产党万岁！”人家把新“x”的新官话，说得比乡下人顺溜，末了，就被新“xx”安顿到新“xx”里当差咧。甚至有xx都当过街道的妇女干部。又说，当年黄河发大水，从河南逃难到东陵城落到卖身地步的女子，很多人在新政府取缔xx后，都被安排到纺织厂工作，女子们告别xx巷时流泪高呼：“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 万岁！”可那阵儿，乡下人就不会喊这些新口号，更说不了“新官话”。
这就要说，马水龙真错过了机会。相关部门在接待他时倒很客气，但却遗憾的告诉他，退伍志愿军安置工作早已结束，而目前的政策，是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城乡户籍制政策，必须严格又严格的执行，任何人都丝毫不能越轨。一桶凉水，浇得马水龙的“兵痞”脾气当即发作：
“这户籍制，简直比xxx把乡里人xx得还扎实么！”
马水龙的脾气一发作就难收敛，一连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就如渭水决堤，泛滥了，肆意了，他把回乡后在农村听到的各种怨言，一股脑儿全宣泄出来，他骂死卡的计划种植政策，骂粮、棉、油、猪肉等统购统销政策。而他这个党支部书记兼农业高级合作社的社长，竟“恶毒攻击”农业合作社，就是把庄稼人的手脚捆死了接受……
马水龙如此“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当即遭到几个接待人员怒斥谴责，若不是一位中年负责人看在马水龙志愿军英雄的份上劝退他人，马水龙那天就会被扭送到公安局。不过，世上有放冷的饭，没有放冷的事；到公元一九六二年，当“反党分子”马水龙被正式逮捕时，这番有人证的“反革命言论”都被一一写进“判决书”了。
（待续）

（六）

毛x x挥手指向前
（作者 杨国栋）

毛x x挥手指向前，
渭水儿女能胜天。
玉皇低头靠边站，
龙王夹尾快滚蛋。
x x一指疯仙棱，
棱上修起水电站；
x x二指渭河水，
河水乖乖上了岸；
x x三指庄稼地，
亩产万斤粮成山；
x x四指圈里猪，
猪膘日长三尺三；
x x五指窝里鸡，
出壳的鸡娃会下蛋；
……
x x指土土成金，
x x指水水成银，
x x指天天变蓝，
x x指人人成神。
……

这首题为《毛x x挥手指向前》的歌谣或曰诗，录自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大跃进诗选》，诗作者，是我们老家——前东陵市太公公社党委书记兼主任杨国栋同志。
据我们那一带老一茬文化人回忆，说是在那个日日夜夜放卫星的年月间，不单有每月每炉出多少吨钢（土炉炼的废物）、每年每亩地产多少石粮的“物质卫星”，且有“日产”多少首歌、“周产”多少篇诗的“精神文化卫星”。那时，陕西临潼县（现为西安市临潼区）享誉全国的农民诗人王老九，其“日产”的大跃进诗篇在乡间就罕有人可匹敌。公元一九五八年七月，王老九应邀去北京参加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毛xx跟诗人王老九照了像，握了手，其后，王老九就动情又创编了被誉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伟大的手》：

毛xx和我握了手，
我心变黄金永不锈。
心窝里飞来五彩凤，
贴心的歌儿唱出口。
毛xx的手宝指头，
连天连夜画蓝图。
指得天宫玉皇亡，
指得海中龙王走。
毛xx的手宝指头，
指得工厂如云稠，
指得机器样样多，
指得钢铁遍地流。
毛xx的手宝指头，
指得农村跑铁牛,
指得深山出乌金，
指得荒山冒石油。
毛xx的手宝指头，
指得黄河变清流，
指得长江搭彩虹，
指得高山低下头。
毛xx的手宝指头，
指得河水上山头,
指得沙漠变绿洲,
指得黄土成金金万斗。
毛xx的手宝指头，
整顿苍天修地球；
指出光明总路线，
引导人民天堂走。

若以今天的目光审视，会发现，我们杨书记的大作——《毛x x挥手指向前》，似乎“剽窃”了王老九的名篇——《伟大的手》，最起码也是改编式的“借鉴”了吧？可我细考后却要平心而论的说，杨书记丝毫没有剽窃或改编“借鉴”过王老九一个字。我为什么敢这么咬死说？只因为，我们杨书记的诗，是疯仙老棱上的红星水电站和红星渠竣工的时候，东陵市要向省里报喜，杨书记在酒后激情与灵感同时迸发，于是，他从上衣兜拔出自来水笔（簸箕地人那时还把钢笔这么称），又向公共食堂负责人要了几张纸，当即就伏身酒桌上，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的创作了此篇。此诗在省内发表的时间，也比王老九进京见毛xx的时间早一个多月。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借用一句文革中的常用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相似的创作雷同现象呢？那我就客观负责的说，这雷同，也只是那个时代中“不谋而合”的“共识”，是时代特定的“君子所见略同”。比如，东风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王老九诗选中，诗作者王老九只有十六行的《想起毛 》一诗，就与早在一九五零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新湖南山歌——毛泽东》（吴奔星录），竟多达12行极其的相近、相似，诗篇措词中，把“作活”变成“种地”，把“手推小车”换成“千斤担子”，还有几句只是把诗行次序颠倒了一下，而词句竟基本相同。那么，这是王老九“剽窃”了吴奔星录的湖南山歌吗？不是，真不是。这依然是那个时代中“不谋而合”的“共识”，是时代特定的“君子所见略同”。
不过我今天并非要论说比较大跃进年歌谣、诗篇，我要讲的，还是渭水汉子马水龙的故事。可我为什么要从大跃进的歌谣、诗篇说起呢？因为，马水龙是我们老家那位大跃进诗人——太公公社书记杨国栋的下级，是太公公社下属的军户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而要讲马水龙的故事，实在绕不开他曾在土改干部速成培训班“同窗”过、如今已成他顶头上司的杨国栋同志。
（本篇第（六）节之一到此，第（六）节之二待续）

（七）

大跃进开始以来，杨国栋书记忙得屁股冒烟了。在一日千里、一年等于若干年的跃进岁月，并不是喊喊空口号就能“跃”起来的；没经过那年头的人，可能打死都想不到，人会忙累到正洗脸、正刷牙，就噗咚一声跌倒在地，在地上就拉起鼾声、打起呼噜了。这就是实打实发生在杨书记身上的事。写小说的作家们，是绝对想象不到的。不过，杨书记不写小说，他这个全公社人民的父母官，能忙里偷闲写写诗，凭的也是他当年在西口外（关中人把过了平凉再往西北就称西口外）秦腔戏班子里背唱词练的童子功。杨书记说，就凭他那半吊子“诗人”，也只能写写大跃进的新诗，其实就是顺口溜，算不上诗的。书记这话，倒也说得客观，是相当的自知之明了。书记还说，可是，人累得正洗脸、刷牙就跌倒拉鼾打呼噜的事，当然不能写进大跃进的诗里。革命的文学文艺，哪怕是革命的顺口溜，也必须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方法写——这是毛xx他老人家亲自拍板定的创作原则。而人累得正洗脸、刷牙就跌倒拉鼾打呼噜的事，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意义，没有结合革命的浪漫主义；比如革命人民在大跃进的岁月里，为了一日千里的奔共产主义，人人都该几个月、几年都不想睡才对，——这才有点儿革命浪漫主义的意义嘛。比方说，写一位公社书记在大跃进的日子里，一边洗脸，一边刷牙，还一边打呼噜，同时又在谋划全公社的大跃进工作。——这就有点革命革命浪漫主义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了嘛。这样的艺术形象，就能像李白、李贺的诗一样，就能呼啦一声飞起来了。像李白写的“白发三千丈”，那就是三千丈，三丈、三十丈、三百丈都不行；当然，三万丈也不行——那就夸张得过头了，在艺术上就叫，拿捏把握得不合“度”了，最合适的“度”就是三千丈。毛xx老人家喜欢李白、李贺，可反过来呢，李白、李贺也常找毛xx跪拜求教呢——当然，这又是梦里发生的事了，不这样写，唐代跟当代就没法巧妙的“两结合”嘛。噢，“两结合”是啥呢？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就简称“两结合”的创作原则。李白、李贺俩老同志，为啥要跪拜求教毛xx呢？因为咱毛xx老人家不光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个旷世奇才的诗人，是地球上空前绝后最伟大的诗人。
反正我没见过跟毛泽东、刘少奇握过手，跟郭沫若赛过诗的王老九，但我从资料分析，感觉杨书记的“文学艺术理论”水平似乎比王老九老先生要高得多，毕竟是演员出身，毕竟是公社书记嘛。说来杨书记能一挥而就写出《毛xx挥手指向前》那首诗，那也是下功学习了毛xx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可是杨书记却总跟人说，他把“两结合”的原顶，顶多只学了万分之一的精髓，所以他绝不敢自称为毛xx的好学生，他连毛xx最普通的学生都不敢称。
关于杨书记的“文学艺术”修养，我们且说到此。下来，我再具体说说杨书记那时主要忙的工作吧。
第一，杨书记要日夜谋划运筹全公社怎样快马加鞭奔共产主义的大业，这是个全盘综合的工作。而更琐碎的工作有——
第二，杨书记要亲自指挥公社社员们，在公社党政机构所在地的东庄镇修炼钢炉，然后为炼钢炉落成剪彩，然后给炉里亲手燃起第一团火苗。
第三，杨书记要在全公社每个大队，手把手指导扶持出亩产万斤以上的高产示范田；下来再由各大队书记学习效仿他的方法，在各生产小队，又手把手指导扶持出同样的样板示范田。
第四，杨书记要时不时挤出空到疯仙老棱水电站工地上去，亲自吹吹口哨，亲自挥挥小旗，亲自发发令；丢下小旗，又举起洋铁皮话筒（那时还没有无线电话筒），给红旗猎猎、人山人海的水利建设大军进行战地加油。
第五，杨书记还要忙里偷闲、见缝插针的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一首一首大跃进诗篇，他必须让精神文化的卫星，在太公公社分秒不停的放飞。
……
尽管太公公社离共产主义的门槛只差一步了，可要迈过这关键的一步，却更需付出百倍的汗水和百倍又零一倍的智慧，要实干，苦干，更要巧干。
但是……但是，但是在全公社十几个大队中，军户寨的支书马水龙同志，却让杨书记太不省心、太不省心了！说不省心，都是书记故意淡化了问题的性质。这个马水龙、这个马水龙呀，他简直让杨书记头大、头疼得不知该咋说、该咋说……
马水龙居功自傲，马水龙目无上级、目无领导，对这一切，杨书记看在同村乡党和当年“同窗”（土改干部速成培训班的同窗）的份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去了，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思想路线问题上，杨书记想替水龙同志掩盖包庇却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度不能丝毫参假啊！然而，杨书记还是咬牙把马水龙太多问题先压着，可马水龙在全公社奔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在社会主义的千里马临近终点的冲刺时刻，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拜鬼。——在闹鬼。
不是胡说啊，马水龙他真的在拜鬼呢！
（待续）

致删帖者

从昨天午饭后到昨天晚上，我十几次上传本篇最后的第（八）节内容（约三千五百字左右），但显示后过几分钟或一两个小时就被删帖，任我咋改最后都是被删。噢，在这边这个短篇汇总帖上我上传的次数少，自然被删的次数就上，反正上传就删。
对小说的思想艺术标准，我心里还是有个数的。我不懂删帖者依据的是什么标准？或者，你给我解释说明一下？
我原本在文后还预告了本篇的续文——《渭水汉子后传》近日可开始上传，但现在看，后面的事由不了我。
堵我口者，你的手的确比我的手强大有力——起码在这个网络版面上，在决定一点点文字能不能让一些读者读到的决定权上，你的手真比我的手“强大有力”。
我不知删帖者是什么人，也不知你这样做能……？！

（八）

其实在我们簸箕地，早就有法力各异的鬼神传说，大概有人的地方，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鬼神的传说。不管簸箕地人对那些鬼神是信还是半信半不信，或是哈哈笑着压根就不信，反正每隔几年，有时只数月，簸箕地里就要闹一回鬼。闹鬼时信鬼神的，就点蜡烛、烧纸钱拜鬼，半信半不信的也跟着帮忙看热闹，而压根不信鬼神的，也照样跟着忙活跟着起哄笑闹。人知道，共产党信一个长胡子的外国人马克思，不信鬼。可身为党支书的马水龙同志呢，却偏偏跟一群封建老男女寨人搅合一起，天天为“鬼”事忙得不亦乐乎。好在他们这回拜的鬼，倒是一类新的革命的鬼，而这些鬼们眼下正倾其鬼力，为军户寨人奔xxxx在作法。比如，在疯仙老棱上修红星水电站和横贯东陵渭河南三个公社的红星渠时，原计划两年完工，可后来只用两个月就胜利竣工。为什么效率整整提高了十倍？就因为这类新的xx鬼给作了法、发了力，所以说这类新的xx鬼，还真是非常伟大的鬼。当时苏联来的专家，只是对老棱上超速的工程奇迹翘拇指：
“中国人，神秘，伟大！毛泽东，神奇，伟大！”
可洋专家他哪里知道——那些共青团突击队队员天天睡眠得越来越少，为啥劲头儿倒越来越大？老人们说，那就是这类新的xx鬼在那群年轻人丹田里作了法，是鬼给了力吆（噢，网上一度流行的“时尚”词“给力”，其实在我们簸箕地不知已使用多少年了）。青年人们当然嘲笑老人们的迷信胡说，可身为党支书的马水龙一辈子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而他却对老人们的封建迷信作解释说：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类新的xx鬼重调了人的生物钟，xx鬼把人体生理规律彻底改变了。”
马水龙坏笑着作这番“鬼论”解释时，眼睛一眨一眨，又说，孔圣人都讲过，“神鬼之事，吾也难明”（军户寨人都会冷不丁来这么一文言句），因此说，神鬼嘛，你信就有，不信就无，关键看你的心诚不诚。比如，对那些革命觉悟老达不到xxxx高度的人，这些xx鬼就作不上法、给不了力哟。年轻人们个个嗤嗤笑，他们都知道，马书记一直跟上面闹别扭，所以书记说这样的话，是故意耍闹取笑上面的头儿，是他发泄心里气而说的反话。可谁也没想到，马书记的口气，到后来却越来越严肃、认真了，直至斩钉截铁的明确说：
“倘若（这也是军户寨人常用的一个文雅词），簸箕地里没闹鬼，能出亩产万斤麦的奇事、鬼事吗？！又倘若，鬼不把人的脑子重捣置（在这个军户寨方言词里，“捣”的发音是二声，“置”的发音是三声，是“捣鼓”、“重置”、“调整”、“改变”之意。）过，人能把锅砸了炼那些没用的钢吗？！”
马水龙为证明他的“鬼论”，证明他也初步掌握了“鬼力”的调动“运用术”，他就叫几个小伙子跟他把赖地上死活不起身的耕牛（大跃进年月累垮了）抬到河棱边，众人用木杠子从牛屁股后一齐使劲推，是真的把牛往河里推啊！那牛就四蹄在河棱上死撑住，死往后退，死往后“坐”，明明都累垮了的一头老牛，竟能给河棱上蹬出一条沟印，竟能用它臀部的后坐力，把几个壮小伙全“坐”倒在地！下来，这累垮的老牛再拉犁时，竟突然快步如风了。马水龙这就怪笑解释说，这就是他把牛脑子重新“捣置”了，是他把疯仙老棱下元朝先人那些西域马的魂，招到农业社老牛身子里了——那是一类“牲口鬼”的魂。不过，马书记这一招“牲口鬼”的新“鬼术”，年轻人们只是笑却不敢学，他们也不敢给马书记再当帮手，他们怕把牛真推进河里，那就成谋杀耕牛、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了。
不过那时侯，铁姑娘战斗队的一群姑娘们，却用切身体会证明马书记的“鬼论”真是对的。姑娘们竟发现，人一生的时间可提前透支使用，包括来生的时间，都可预支到今生先用，要不然，咋能“一天顶二十年”呢？姑娘们对天发誓说，她们夜里在炕上一合眼，就借鬼作法的力，“飞”回工地上开始干活了，而且被白天干得快十倍、百倍！老人们就齐声呼应：
“听听、听听！看咋样、看咋样！一般凡人的眼，只你能看见工地上的红旗、锣鼓、人山人海，其实在暗里，是疯仙老棱下咱七百多年的先人鬼一齐作了法，一齐给了力吆。”
尽管军户寨人那时“发现”的鬼力，还远不如著名大数学家xxx教授计算出一亩地可产五万斤稻、麦那么伟大，但军户寨人的“发现”对本寨奔xxxx大业的贡献，也还是不容置疑而不可磨灭的了。——噢，关于xxx教授论证亩产五万斤粮的文章，我是在一本名为《知识xx力量》的旧杂志上看到的，文章标题是：《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教授说：“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xxx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教授这极其深奥的科学文章，军户寨人当然八辈子也看不懂。军户寨的老人们，只是传承了他们爷爷的爷爷的“鬼论”，这“鬼论”有时朴素得逗人直发笑，有时又深奥得像《黄xx经》。军户寨老人们说，人世之外“活着”的鬼（鬼也有鬼们的活法），因不守人世规矩（规则），所以是无所而不能的。军户寨老人们也会联系新知识、新技术打比方，他们把电就比方成“电鬼”，说电磨子就是“电鬼”在推磨，说电水车就是“电鬼”在推水车。他们说，如今各路好鬼都来帮人民公社了，要啥有啥的xx天堂社会就指定能来。他们说，簸箕地七百多年来的好鬼，如今个个都附军户寨人身咧。还有人有鼻子有眼说，就在红星水电站、红星渠竣工庆典的第二天，簸箕地的好鬼们一齐作法，结果还发生过叫凡人不能信的事。说是牛三旺他爸牛二担子，那天在堤堰外犁地，他眼睁睁看见河水变成红色，水面咕嘟嘟冒热气……啪！一条锨把长的鲤鱼跃出水面，蹦到岸上，鱼尾巴在沙滩上啪啪啪、啪啪啪的拍。牛二担子丢下鞭子，奔过去。鲤鱼就蹦起几丈高，鱼眼睛瞪着牛二担子，像是在笑，鱼尾巴、鱼身向上弯，鱼尾巴弯过头摆呀摆，像是给牛二担子招手说：
“来、来！”
又像城里人那样说：
“再见、再见！”
多年后，牛二担子一讲起那条没逮着的鲤鱼依然眉飞色舞。
还是在那个黄昏，大队养猪场刚生的一窝猪仔，眨眼竟变成一群肥猪了？！有一头还自己蹦出猪圈，钻进公共食堂，自己脱掉一身黑毛，白生生的蹦到锅里。而当时给食堂送柴禾的一个光棍汉，后来一直傻笑说，那时在食堂做饭的一个大姑娘跟两个小媳妇，仨人都给他抛媚眼，跟他拉拉扯扯的死不松手，他只好跟那仨在柴禾堆里轮着那个、那个咧……
老人们最后说，那些x明明白白给寨人说，再过两年零三个月，军户寨就到了按x分配、要啥有啥的xxxx咧。只是，凡人们都听不懂x话吆！这没办法，就像一般凡人听不懂xxx教授“精确”计算出亩产五万斤粮的科学一样。
对于马水龙跟那群老人瞎忙乎的“鬼”事，别说公社书记杨国栋无奈地摇头叹息，就连市上的领导也笑劝杨国栋：
“任他马水龙自个儿胡闹去吧！反正那家伙虽是个冷娃、生生货，却又是个抗美援朝功臣，也只好先容着他、由着他吧，只要那货甭给组织上闹出大麻烦就罢、就罢。至于军户寨大队的工作嘛，就交给那个蛮能干的副书记赵治民同志吧，权当给马水龙挂个一把手空衔的名。”
但是，马水龙的媳妇——马水龙跟西安姑娘白秀娟吹了后娶的——对马水龙拜鬼的事，却极其、极其的不满，她说，马水龙跟那个从西安贬回来的“右派疯子教授”周元华整天钻一起，听那个“疯子教授”说，等xxxx实现，就没有私有财产咧，也没有家庭咧，男人高兴跟哪个xx上炕，就由着性子跟哪个xx上炕……所以，马水龙拜鬼，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马水龙就嘿嘿笑：
“你懂个毬、懂个毬嘛！嘿嘿，你也就只懂个毬。”

（本篇完。下篇是《渭水汉子后传》，基本构思已完成，近日内可开始上传。）

二零二零年五月九日

预告

我原计划在《渭水汉子前传》写完，接着写《渭水汉子后传》，可有个叫周元华的“配角”人物，却突然“强行”的近乎“蛮横”的要升格成一篇独立短篇的主人公。
于是，我只得先把《周元华》篇写完，然后再接着写《渭水汉子后传》里那个马水龙的故事。
《梦混沌》系列小说之九——《周元华》，我在饭后就开始上传。

九、周元华

周元华是个“右派”。
我用引号把“右派”俩字引住，是因这俩字，在咱国一度成专用名词了。虽然那个“一度”的时期如今早过了，但到目前，对这词好像还无需作专门解释，大家就明白基本内涵了。要再过若干年，遇这词可能就得上百度、谷歌查了。
周元华这一位“右派”同志，跟“伤痕文学”或“不伤痕”的文学里写的“右派”，也就是说，跟一般人想象中的“右派”，是很不一样的。我估摸对周元华这位“右派”同志的故事，您怕连蛛丝马迹都难猜出来的。正因这位“怪右派”的故事太“离谱”，所以，在我的《梦混沌》系列小说中，这个总构思中原本只是在需要时露露脸的“配角”人物，却竟迫使我不得不专门为他写一篇。这改变，把我先前在帖上的预告都变得不作数了；我在预告里曾说，上传完《渭水汉子前传》，就接着写《渭水汉子后传》，可周元华同志一“插队”进来，我就得先写完他，再续写《渭水汉子后传》里那个马水龙的故事。
既然元华同志“插队”进来成主角了，那这篇的篇名就叫《周元华》吧。一个小时前，我还打算把这篇叫《右派周元华》，但一开始敲字，我就觉得“右派”帽子必须给周元华同志摘掉，因为，他跟一般人对“右派”的推想、猜想太不一样了。
也是有趣，共产党组织是一九七八年给周元华同志摘掉右派帽子的，而我到现在才摘，都晚了四十二年了，呵呵呵……
（待续）

九、周元华

抗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名声越来越响。可那时与西南联大相并的还有个西北联合大学，如今却鲜有人知。七七事变后，平津地区高校遭日寇轰炸，于是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起，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南迁，共同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日寇飞机后又轰炸西安，于是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起，西安临大师生又步行越秦岭，历时半月至汉中，全校分别安置于三县六地，本部设城固县城。一九三八年，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六学院，二十三系。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统计，在校学生一千四百七十二人。一九四五年九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亲往该校作过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
我这篇要写的周元华，就毕业于该校。
那时候能读大学的乡下青年，自然是富家子弟了。是的，周家是我们军户寨最殷实的老字号财东人。而那时靠养地痞、交土匪、贩大烟起家的马五魁，手头的黄白货（金银）可能比周家更现成，但在我们寨人看来，仁义的周家，是几辈先人传下的土地、骡马、四合院，因此周家跟“半个土匪”出身的暴发户马五魁的马家一比，那的确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两路子人吆！
其实军户寨的史上，倒是古来就有“周文马武”之说，不过，史上的“周文”与“马武”都是褒义，丝毫没一点厚此薄彼的意思，文举人，武状元，皆当世人敬仰。周家史上曾出过叔侄两代举人，大院门前修过双牌楼。周姓出过的秀才就更多了。周家出举人、秀才不单给周家争了气，也给一寨人脸上都争了光。“噢，乡党就是出过举人的军户寨人？”“就是的，就是的。”而马家呢？史上也出过一条更有名的英雄好汉。“脚踏陕甘两省，拳打盖世英雄。”——这就是当年人给那位马姓拳王“一撮毛”（史上好多武夫英雄咋都是这外号？）的评定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马家的“武”名让军户寨人在方圆百里享过的荣耀和无形庇护，甚至比周家的“文”名对寨人更有实用。可清朝倒灶后，乱世一来，马五魁在那个凭刀枪闹世事的年月，先是借手下早就有刀枪而当了太公区保安团的头儿，那时的马五魁在地方上，虽早就有巧取豪夺的恶名，但其人在武力对付各路小股“借道、借钱、借粮”的军阀恶兵时，或是为护村寨而跟秦岭里的山大王拜把子、掐码子，——反正他为保一方平安倒也功不可没。再后来，马五魁竟从周家老大周元坤的手里，硬是明争暗抢的夺了东陵渭河南一区三乡总乡约的位子，兵政大权已集于一身的这位曾经的“半个土匪”，对百姓就更是有恃无恐的开始横征暴敛，又欺男霸女，强收姨太太。于是簸箕地早就流传的“周文马武”之说，便由原来纯粹的褒义，演变成颂“周文”而咒“马武”的新的“周文马武”之说了，这新说爱憎分明，情感浓烈，更广的流传到东陵渭河南一区三乡八十村（不是真正的八十村），流传到太公区南面的长安、户县，流传到西去的周至，过渭水，流传到北去的兴平、泾阳、三原、高陵，往东，流传到西安西郊——就是当今西咸新区的东区了。于是，待暗地里的共产党人周家二（周家老二）周元杰那一夜领人去杀马五魁的时候，这矛盾就早已不是周、马两家的纠葛，而是国、共两党的兵戎相见了。在那个气温渐升、月黑风高的四月（农历）的夜里，周家二周元杰带人包围了马家大院后，却偏偏没逮住目标人物马五魁，结果一群人在众怒之下，就把马五魁的三个亲哥——马大魁、马二魁、马三魁的头都给砍了……该案竟惊动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里的蒋介石，老蒋亲自给国民党陕西警察局写了手令。《东陵市文物志》第十六章第三节载：

周元杰（1906—1929，因需要改成小说中人名了），东陵县太公乡军户寨村人。1925年在中学读书时接受革命思想，1927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周元杰当时为掩护真实身份，明里出任了军户寨小学校长，暗里担任东陵县渭河南区农民协会会长。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秘密书写标语，组织青年农民和学生到城乡张贴。同时，周元杰领导农民对名目繁多的差、粮、款明挺硬抗。1928年5月，中共长安中心县委和东陵县委决定发动农民暴动，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东陵与长安、户县三县交界处的大恶霸马五魁（也是军户寨村人）。马五魁强夺农民财产，霸占良家妇女，豢养反动民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当地农民对其恨之入骨。1928年5月16日夜，一百多人的农民暴动队伍冲进马家大院。马五魁逃脱。暴动队伍遂烧毁马家的契约帐簿，杀马五魁三个哥，没收了马家的财产。马五魁脱逃后，到南京找到在蒋介石警卫团任连长的弟弟马六魁。其后，马六魁带着蒋介石给国民党陕西警察局亲笔写的手令，回陕西镇压暴动农民。周元杰被捕后，在狱中倍受酷刑折磨，但他始终严守秘密，保护了同监的暴动总负责人。1929年4月，周元杰被国民党警察局拉到西安玉祥门外杀害。周元杰舍生取义的精神和崇高节操，永远留在军户寨人心中（注：小说引用的文史史料，在忠实史实的基础上，对部分地名和全部人名都作了必要改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