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

景凯旋

在尼采的遗稿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看到：一个权威在说话——谁在说话？——你们可以宽恕人的傲慢，假如它是尽可能地抬高这种权威，以便在权威之下尽可能少地感觉到羞辱的话。因此——是上帝在说话！
人需要上帝作为绝对的法令，而不需要上诉法院作为“绝对权威”——或者说，如果人相信理性的权威，他就需要一种统一的形而上学，凭此权威才是合逻辑的。
假定对上帝的信仰消失了，那么这一问题便会重新出现：“谁在说话？”——我的回答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而是出于动物生理学：是牧人本能在说话。它想成为主人，因此它会说：“你应如何如何！”——它将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个体，它仇恨离群者——它把对一切个体的恨都转移到离群者身上。
从尼采的话中，可以看到是权威在说话，首先是上帝的权威，然后是牧人的权威。牧人的形象来自希伯来的拯救思想，代表了一种俗世的统治。在福柯看来，这种“牧人权力”就是现代各种社会规训机构，它们支配着话语的生产和传播，使个人“通过意识与自我认识而束缚于他自己的认同”。 福柯的理论似乎表明，话语都是某种机构或集体霸权的产物。在现代有关知识人的各种话语中，我们同样面临着“谁在说话”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有“牧人”的声音，还有“离群者”的声音。
说到知识人，不能不提到鲁迅的阐释。鲁迅一生中谈论知识人的文字不少，但大都是牵涉具体的人事，从总体上谈及知识人功能和特征的，恐怕就是那篇被记录者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了。1927年10月3日，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马不停蹄地应邀作了许多演讲，这篇讲演就是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所作。开头即说：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要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
这话头起的有点意思，谁在骂知识阶级？谁在以此自豪？大概当时在场的人是知道的。不过，说到“打倒知识阶级”，我们也许就未必清楚了。其中透露出某种历史的消息，那就是在这篇讲演中，鲁迅隔着时空，与现代中国另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毛泽东完成了一场对话。
话得从两年前说起。1925年12月1日，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又经《中国青年》于次年转载，广为传播。该文将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智识阶级，后者指买办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主要是高等知识者，包括华商银行工商业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其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是半反革命。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后者指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其中富裕人员都属于半反革命。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知识人都被划成了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尽管此文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以上内容全被删改，但毛当时对知识人整体的看法，却为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这篇文章在当时就激起很大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并在湘粤一带的墙上四处贴出标语，一时间引起知识界的传言和恐慌。时任《政治周报》编辑的共产党员李春涛随即在该刊发表《杀尽智识阶级的是谁？》，支持毛的观点，指出每个知识人都必须参加农工运动，若他们“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就是甘愿为其殉葬，等于是被反动派所杀。一场争论由此爆发。1926年6月，《现代评论》首先发表牛荣声《开倒车》一文，认为假如把知识阶级打倒，这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1927年1月，该刊又发表张奚若《今日中国之所谓智识阶级》，继续予以辩驳，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物质利益及共同物质人生观”的智识阶级，用不着张皇其辞地去打倒他。但该刊标榜自由主义观点，也发表相反意见，同年2月，该刊发表宇文《打倒智识阶级》，却主张把那些有闲的知识者送到疯人院、闲人院去，“使他们不至太贫困，不再打扰我们”。同年9月，《一般》杂志发表心如《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到的》，则认为今后的知识者必须民众化、劳动化，让他们“没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直到1927年1月，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还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鲁迅是否十分清楚，无从考知。但时在北京的鲁迅是看到了牛荣声的文章，并在1926年7月1日《马上支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陈源教授的《闲话》；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牛荣声此人藉藉无名，鲁迅将他夹在一堆政客名流中，语带讥诮，可见鲁迅是很反感他的言论的，并且可能还读过这方面的争论文章，所以在上海的演讲中才会拿此事来开头。
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谋过面，但两人之间却似乎有着一种奇特的关系。他们一个是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小知识者，一个是出身江浙没落士大夫家庭的大知识者。历史把两人置于同一时代，注定要让后人对他们的关系议论纷纷。余英时先生曾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否定意识的化身，其实鲁迅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更有资格当此称谓。毛一生视知识人为草履，为皮毛，却独独佩服鲁迅，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他就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晚年他还说起：“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时，可能会回想起当年在北大受的屈辱，而鲁迅在谈知识阶级时，无疑也会联想起旧垒中各色人等的面孔。问题在于，要发现他们对知识人的某些共同看法，也许是容易的，但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他们的心果真是相通的吗？
这里，得先澄清一个事实，关于“知识阶级”一词的来源，鲁迅的说法有误，爱罗先珂的演讲是在1922年，而这个词最早则是出现于五四前夕，有李大钊的《青年与乡村》可以作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中国的民粹主义也是由此而发端，章太炎曾说：“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 指的便是这件事。不过，鲁迅对此词本义的了解却是准确的，这个称谓原是指十九世纪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反体制的俄罗斯平民知识人，他们最著名的主张就是“到民间去”。中国教育界引进这个俄文词，也就引进了俄国的民粹主义，当时知识人的目的，仍是在传播“现代的新文明”，以壮大民主与科学的影响。朱自清后来曾指出：“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 可以说，现代知识人话语的产生，是当时学界中人借着十月革命的波及，向俄国寻来一种主体性的结果。而其中羼杂的民粹话语，也预设了后来知识人分化的因素。
五四以后，新文化人发生分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人话语。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坚持主体性的诉求，主张通过知识人的参政议政，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改良，1922年5月，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代表自由主义知识人，提倡好政府主义，胡适后来所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 可说是代表了这一派的观点。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知识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必须依附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中共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申明，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对他们来说，知识者只是附属于各阶级的一个客体。1922年9月，中共旅欧支部在《少年》2号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指斥“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同一时期，国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也都认为，胡适他们代表的“知识阶级”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他们“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在组织的话语中，知识阶级完全成为一个“他者”。于是，在二十年代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左派知识人写文章贬斥知识阶级，自由主义知识人却以此自豪。毛的文章就是产生于这种思想背景，并将马克思主义对知识人的负面认识推向极端。
按照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话语的社会生产是通过排斥程序来运作的，说话主体必须满足某些权力条件，即掌握所谓的话语权，比如权威的作者，或控制了媒体的社团等等。在阐释、在说话的不过是某种权力意志，而不是主体。因此，在《什么是作者？》的结尾，福柯才会宣称，“谁在说话？”这个问题必须改成“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吗？”但也许应当说，只要是群体的发言，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吗？在现代史上，两种有关知识人的话语虽然互相对立，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都是在以一个群体的名义发言，代表的是某种“整体利益”，依托于某种现代规训机制，或是大学，或是组织，即福柯所说的“话语社团”（societies of discourse）。也就是说，这两种话语都是由权力关系所决定并由权力关系所构成的，它们实质上都是“牧人”的话语，是集体霸权的产物。
应当承认，福柯对主体的解构揭示了知识的本质，打开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对于现代大多数话语的分析是很有效的,尤其是那些代表权力规训机构的主导话语。然而，福柯没有设想任何非霸权形式的主体性，这使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历史上一些反权力的话语。正如德里达所说：“我相信在经验的与哲学和科学的话语的某种层面上，假如没有主体这一概念会寸步难行。问题是要知道它来自何处和如何动作。” 在现代话语世界里，除了牧人的话语外，有没有一种非霸权的话语呢？当然有的。在尼采的话里，这一非霸权的主体就存在于一个在场的他者，即离群者的形象身上。当说话者不是牧人，而是离群者，代表的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他就是一个不再受制于权力的独立主体。换言之，如果说机构的话语都是一种权力话语，那么自由个人的话语则是一种反话语。
鲁迅正是这样的一个“离群者”。他一生最憎恶的两个东西就是权威与奴性，二者都与他的“立人”思想相悖。早年的鲁迅曾深受尼采的影响，确立起“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人生观，并且终生未变。“人”是他的目的，这注定了他要从牧人与羊群的世界中出走。所以，鲁迅的知识人观念与当时的两派都不同，完全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中，主体始终是独立的，从来没有对任何权力的屈从，也没有对任何整体利益的诉求（包括对知识群体），而是常常处于一种对权力的紧张。像福柯一样，权力是鲁迅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权力关系的揭示构成了他的话语世界。在这篇讲演中，他便是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来考察知识阶级：“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权力往往代表整体利益，甚至是民族利益，它不能容忍一切自由的思想，因为“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与福柯不同，鲁迅把自己的主体性投放到话语中，因而形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权力与知识观念，即权力与思想并非互相包含，而是互相对立的关系。
这种情况下，“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从权力关系入手，鲁迅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真的知识阶级的唯一特征就是反抗权力，这种反抗的主体不是群体，而是自由的个人，所以他没有任何功利心，他反抗牧人，也不想做牧人，因而在精神上是独立的。在此后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继续发挥这一权力观点。真的知识阶级在这里置换成文艺家，同样被赋予了离群者的形象：
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像尼采一样，鲁迅对权力的追溯，也是从上帝的存在到世俗权威的形成。对他来说，任何权力在本质上都是不道德的。通过权力分析，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区别，就不仅是社会角色的不同，而且也是权力者与离群者的不同。政治家要维护整体利益，势必仇恨使社会分离的文艺家。“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文艺在本质上是反抗现实的，真的知识阶级也如此。在鲁迅的话语中，知识人的性质、功能类似于文学家，以反抗现状为其特征，并通过反抗建立起自我的主体性。知识人一旦与权力结合，就不再是知识人，而是智囊幕僚，是“冒充的知识阶级”。鲁迅有关权力与知识冲突的观点，属于福柯所批评的启蒙主义话语，但就其反对权力扩张和不断质疑现实而言，他其实更接近西方文学家、思想家包括福柯对现代知识人的角色定义。
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五四以后不同知识人主张宪政或接近民众的两大诉求中，鲁迅最终选择了后者。对他来说，主张宪政其实是向权力靠拢，接近民众则是向无权者靠拢。1925年，他在《华盖集•通讯》中曾说：“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那原因，就是他在这篇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知识人往往无视民众，依附权力。他借外国某些知识人一旦地位增高，便摇身一变，“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深刻地批判了中国知识人的根性。这一认识，显然也是来自他的个人经验。在此之前，鲁迅曾与《现代评论》的陈源等人展开了一场笔战。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是胡适，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标榜自由主义立场，但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陈源等人却公开站在权力者一边，著文攻击学生和支持他们的教师，鲁迅本人也因此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这使他对此类知识人的行径深恶痛绝，他把他们比作领头的山羊，脖子上挂着小铃铎，带领羊群到他们应去的地方（《一点比喻》）。因此，当看到《现代评论》上牛荣声的文章时，他才会对文中以上等知识者自居的口气，掩饰不住憎恶，顺便讽刺了一句。
明白了他的思想逻辑，后来他对胡适等人在《新月》上鼓吹宪政、法治和人权嗤之以鼻，就并非如有人所言，是因为1927年后他的思想改变，要“用一个专政取代另一个专政”，而是因为促使他反抗的仍然是权力，即一切维持现状的力量。早年鲁迅就曾出于“立人”思想，反对过立宪国会的主张，后来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他更加不相信任何制度的建设。他著文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觉醒，而不是为了乞求政府接受改良。在他看来，专制制度下的宪政根本就是空谈，那不过是一种维系现状的“政治”，其目的只是“挥泪以维持治安”《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与民众的真正解放无关。今人往往说鲁迅是文化决定论者，在政治问题上只有批判没有建构，但对一个专制的政权，鲁迅实在看不出如何宪政，如何法制，又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可言。鲁迅的批判揭示出了自由主义掩盖下的权力本身。事实上，当初的人权运动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捞够了话语资本后，自由主义知识人终于获得权力者的理解，于是“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个个争当牧人去了。也正是这些知识人，在三十年代民族主义高涨时又出来呼唤独裁者，甚至提出：“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新式的独裁。”（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他们如此渴望规训，以至于达到需要压迫的地步。这表明，自由主义者的话语确是受制于权力，他们必然要把一个领袖或对领袖的需要投入到社会秩序中去，对被压迫者进行规训。鲁迅所深恶痛绝的是，中国知识人大都是“冒充的知识阶级”，他们常以社会良心自居，其实却充满奴性和“官魂”，永远站在当下权力一边，心心念念想爬到牧人的位置。在中国，要想有“真的知识阶级”，何其难矣。
当时有人骂知识阶级，有人以此自豪。对于以知识人身份而自豪的自由主义者，鲁迅同样也骂了，而且骂得厉害，那么对“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他会举双手赞成吗？在这篇演讲中，他的回答是不，并提出“真的知识阶级”与之抗衡。在知识阶级必须接近民众方面，鲁迅与中共确有相契之处，这也是毛泽东将他引为同调的地方。但这只是表面的相似，鲁迅始终是一个自觉的知识者，他关心民众是基于民众的屈从权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四文化人中，唯有鲁迅从未对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赞过一词，而是猛烈批判群氓的国民性。到了1925年，他还认为“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若搞思想革命，还得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可见他对真正的知识人期许甚高。他的接近民众，始终是出于对民众的同情，而不是追随民众，更不是充当民众的代表。这与正在进行劳工革命，要求“智识阶级及学生群众早早脱弃那曾光辉绚烂于一时的五四衣衫”的中共是不同的。 这一点毛泽东也早已看出来，1939年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他就说：“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 实际上，在如何看待知识人方面，鲁迅与毛泽东也是大相径庭的。对于知识人，鲁迅是从权力关系进行分析，提出“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毛泽东则是从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将其归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鲁迅赋予知识人以主体性，要对民众进行思想革命，毛泽东则是将知识人视作一个依附性的客体，只有投靠劳工大众才有出路；鲁迅的知识人观念是自律的，主体有反思能力，毛的知识人观念则是他律的，他们没有反思能力，只能由外部力量加以改造。由于鲁迅始终坚持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使得他与忽视民众的自由派知识人以及神化民众的左派知识人都截然不同，而显得茕茕孑立。
鲁迅后期接受了阶级论，别人这么说，他也这样认为。他不仅在三十年代加入左联，甚至还说过：“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但是，这只是别人的曲解和他自己的误会。作《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时，鲁迅已经46岁，一个人到了这年龄，他的世界观会有多少改变呢？晚年他写《阿金》，区区一个女仆的庸俗，就使得他“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足见他阶级立场的不坚定，一遇到民众的落后就暴露出启蒙立场。鲁迅的思想根底其实是反权力论，不是阶级论。在当时的知识人话语中，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是超阶级论，马克思主义者是阶级论，那么鲁迅则是反权力论，即反对任何权力的压迫。有些时候，反权力论与阶级论仿佛是很接近的，如同鲁迅所说的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但阶级论并不反对一切权力，相反倒是要夺取权力，维护权力。因此，在鲁迅晚年，当左联的周扬们试图以组织的名义，对他挥舞鞭子和指挥刀时，他立刻斥之为“奴隶总管”，其憎恶甚至超过对当政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明他的阶级论最终还是让位于了反权力论。
说到底，毛泽东与鲁迅不一样，也缘于他们自身的角色不同。鲁迅是一个文学家，必须保持个性独立，虽然他也谈到过“遵命”，也加入过群体，但他始终是自主的个人，也从未放弃对任何权力的反抗。而毛则不同，他是一个政治家，要维护组织的统一和整体利益，更要维护一己的权力。作为政治家，毛始终是从政治利益出发，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对知识人的身份加以定义，如在抗战时期，他把知识人都划入“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在1957年，他又把他们都划入“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无论策略怎样改变，毛的那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才是真正道出了在他的话语中知识人的真实地位。在他看来，知识人虽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决不是独立的实体，他是不允许知识人闹独立性的，因此，当王实味想学鲁迅，在延安写出《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尽管比起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观点更加温和，但却仍被看成是想摆脱党的领导，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讽刺的是，王实味死的时候，也正是鲁迅开始被神化的时候。自此，知识人从延安时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建国后的思想改造，“脱裤子、割尾巴”，再到文革的全面被打入另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终于一步步实现了毛在1925年就提出的设想。而大多数知识人也在不断的身份认同过程中，通过自我认识而彻底丧失了自我，沦为福柯所说的“听话的身体”。
1949年以后，鲁迅完全被塑造成神，成为权力/知识机制的一个符号，而多数知识人却受尽凌辱。大惑不解的他们心头遂产生了一个著名的现代之谜：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怎样？近年透露的一条材料终于揭开了谜底，1957年毛泽东曾针对罗稷南的这个问题，郑重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其实对于这一点，想弄清楚的也就是饱受羞辱的知识人，而鲁迅本人在世时就已经明白了，在晚年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他曾突然说了这么一句：“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毛泽东深知，鲁迅的精神实质就是反任何权力。鲁迅骨头最硬，这一对鲁迅最准确的赞誉出自毛泽东，而不是知识人，并非无因。这两个未曾谋面的相知，经过数次的互相打量、观察和对话，早已看透了对方。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仅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不同，更是牧人与离群者的不同。
但鲁迅将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文艺这两对范畴视作不可避免的对立，却非理性所能完全解释，而应当深入其人生感悟。他所说的“现状”，是一个值得探究而被忽略的观念。在人生观上，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对人性充满怀疑，在给亲友的信中说：“我常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两地书》1925年3月18日）又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绝望的反抗植根于个人的生命深层，这是他与胡适、梁实秋等人，更是与毛泽东的根本区别。对他来说，“现状” 本质上是权力的显现，它永远是黑暗的，又是无法超越的。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对于现状，真的知识阶级或艺术家拒绝而不弃绝，他知道他不会胜利，但还是“不顾利害”地起而反抗，并在这种反抗中实现其悲壮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一致，也许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自由主义者意欲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建立现状，二者都是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目的，而与个体生命的感悟无关。
因此，鲁迅的反抗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而他的“真的知识阶级”概念，则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性质。首先，反抗是无止境的。革命一旦成功，往往会产生新的权力者，建立起新的权威与现状，“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思想与权力、政治与文艺永远处在对立之中，它几乎是无解的，因而反抗也是没有终结的。其次，反抗是仅限于思想的。鲁迅在这篇讲演中特别谈到，知识人总是敏于思而陋于行，“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鲁迅一生中，至少曾有两次拒绝承担实际的行动，第一次是在日本时，光复会派他回国刺杀清廷官员，他拒绝了；第二次是在上海时，李立三要他发表公开宣言反对蒋介石，他又拒绝了。这并非出于怯懦，而是他的反抗观使然。他所理解的革命，不是夺取权力的革命，而是一种美学的反抗。反抗者既不想做驯服的羊群，更不想做手执鞭子的牧人，他永远都处在离群的状态。
鲁迅对生命的感悟是深刻的，当他把这种感悟带到政治话语领域，总会造成一种不对称的对话。权力的邪恶本质并非仅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类本性的问题。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去解读鲁迅，认为他的思想在实际中不具可操作性，不能成为那些建构型知识人的思想资源，甚至有人还将后来的社会演变归罪于他。然而，把鲁迅降低为一个政治人物，正如同把他抬高到一个“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样，都是对这位精神界战士的曲解。这恰好表明，鲁迅所守护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政治的永恒的正义标准，他从未代表过任何规训机制或社会群体发言，而是以个人的名义，像福柯所说的普遍的知识人(universal intellectual)那样，进行了一场“旨在揭露和破坏权力的斗争”。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自由的个人，他们是尼采所说的离群者，是加缪所说的自由射手，面对一切权力与权力话语，始终表现出批判精神和道德勇气，而鲁迅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