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的故事之三
“怪西人”牛兰（一）（续）

侦探们发现：该案所有相关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拿苏联护照的。
到此，牛兰掌握的机密将大量泄露，尤其是与牛兰联系的所有通讯密码面临全部被破解的危险。
随着牛兰被捕后，手下人员先后逃回苏联。共产国际联络部也随即得到汇报，于是采取紧急措施：首先将所有与牛兰有关的通讯密码作废！接着决定切断共产国际联络部上海站纵向、横向的全部无线电报联系！这也正就是中共与苏共中央的无线电报通讯意外中断的原因。
人们一定感到惊奇：像牛兰这么重要的一个秘密机构怎麽就如此轻易地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破获的？
原来，半个月之前，也就是1931年6月1日，英属新加坡警局以违犯护照法为名逮捕了一个自称名叫Joseph Doorooz的法国籍人士，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信使，或称交通员。其实，警方早就监视了Joseph Doorooz的行踪，并知道他另一个名字是Serge Lefrano。这导致一大批与他有过接触的马来共产党人最终也被同时逮捕，比如华侨傅大庆等17名马来亚居民。
时年27岁的Lefrano确是共产国际联络员。他先从西伯利亚来到中国。1931年2月在上海有与人广泛接触的记录。4月，Lefrano到达新加坡参与红色工会及马来共产党组织工作。这全过程没有逃脱总部在新加坡的远东英属警察的暗中窥视。
Lefrano被捕后，警方通过检查他所持物品文件,发现了一个在上海的信箱号码：“邮政信箱205号，海伦诺尔”.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了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总捕头。巡捕房便根据这一线索，对205号信箱进行监视，便立刻发现，此信箱的租用者是一个名叫‘牛兰’的西方人。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牛兰’还用不同的假名在上海同时租用8个信箱。通过对‘牛兰’跟踪，查明他住在四川路235号，同时在临近的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还有一个秘密活动点。于是发生6月15 日那一幕剧情。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通过新闻报刊披露了拘捕西人牛兰的消息，并且接连公布了缴获的一批文件。由于牛兰对自己的活动和他人的联络始终缄口不言，警方最终未能摸清牛兰真实身份及和其他人联系的详细情况。但英国租界当局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把牛兰与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联系起来。而且就在牛兰被捕前几天，港英当局在香港抓捕了“南方局”领导人阮爱国，也就是法属殖民地安南著名的爱国者胡伯伯！另外，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租界巡捕房还发现了好几名与他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人与朝鲜共产党人。那几个人也遭到跟踪监控。这样，巡捕房根据缴获的文件资料可判断：牛兰是从事指导和联络太平洋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们籍此怀疑‘牛兰’是共产国际间谍，是苏联间谍。
但这依据不足。你说‘牛兰’是苏联间谍，那他是苏联人吗？
牛兰夫妇被捕后，一直说自己是比利时人，从来不承认他们是俄国人！比利时人怎能替苏联和共产党国际当间谍？此乃一大怪也！
当年上海街谈巷议的平头百姓都感到十分惊奇,认为爱祖国的人才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惜冒险去当国际间谍。但一个比利时人，犯得着苏联国去卖命么？苏联这个国家与比利时人有何相干？这案子太奇了！这西洋人的动机也太怪了！上海滩于是出现了新闻人物：怪西人！
牛兰就是‘怪西人’，而牛兰案就是‘怪西人案’。

电台的故事之三
“怪西人”牛兰（一）（续）

说牛兰是怪人，不仅因为其行为的动机怪，怪还怪在他扑朔迷离的身份。
牛兰被捕后，拘押在厦门路的巡捕监房里。面对侦探的提审，他坚称自己是比利时人，今年37岁，名叫“Vandwegruys” ，上海住址是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从事教师职业。
前面已经提到，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这住址也就是他老婆汪德利曾做生意的地方。
巡捕房马上就此事联络比利时当局。比国驻沪总领事Mr J.Van Haute马上对此进行调查。他从比利时国内得到的资料表明：真正的比国公民Vandwegruys夫妇此时仍在比利时，他们的护照曾在数年前丢失了。6月29日，比利时驻沪总领事Mr J.Van Haute宣布：‘牛兰’是在冒名顶替比国公民Vandwegruys！他手中的护照纯属伪造。
公民拿本国护照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在国外遭遇不测时能得到本国政府的照顾吗？可牛兰拿护照却不是谋求签发国政府的保护而是另有目的。这在上海市民眼中，自然又很希奇。
租界巡捕房根据被捕者‘牛兰’所描述的国籍和出生地及出生日进行调查，发现该国该出生地确实有Noulen这个人，只可惜彼Noulen不是本牛兰。而且恰是上海被捕的这个‘牛兰’盗用了真Noulen的名字。经深入取证调查，公共租界当局还发现上海的这位“牛兰”在1929年12月由德国柏林经苏联西伯利亚来沪时，持的是C.Alison的护照。显然，这位C.Alison又是一个持假护照的假人！在租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时，牛兰先使用C.Alison名字租下，然后再转租給另一名叫‘牛兰’的自己。
‘牛兰’会使用英语、德语、法语、比利时语，能分别以商业会计师C.Alison身份，以德语教师H.Nonlens身份，以工程师 Marcel身份在不同场合出现。他还有其它十几个别名，不同的名字对应不同的邮政信箱和多个电报挂号！
怪人牛兰身份复杂，简直赛过72变的孙悟空！其真假“美猴王”的演变过程让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自6月29日比利时驻沪总领事不承认牛兰具有比国民Vandwegruys的身份后，牛兰夫妇成了国际弃儿。国际弃儿不就要任意任人宰割吗？于是牛兰夫妇7月2日进行了绝食抗议！抗议谁？是比利时政府？是租界当局？还是别的？我们姑且不论。但弱者的绝食抗议还是很能博得上海民众的同情，况且这对夫妻可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逮捕牛兰的人又正令上海普通市民极其厌恶的公共租界巡捕房！于是上海的各界进步人士纷纷为此开展活动声援牛兰。
7月29日，设在公共租界的江苏省上海特区法院不为舆论所动，下令开庭审理牛兰案。注意，江苏省上海特区法院的前身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虽然在1927年中国人收回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改为属于中国的特区法院，但法院对外国人的审判量刑标准还不是完全照搬中国法律。比如，1931年3月1日中央国民政府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就十分严厉，而且正是用来对付‘牛兰’这类的案件的。而且,自1931年918事件后,国家民族处于严重的灾难时刻，按惯例，此等时期凡涉及针对中国的国际间谍案将是非常严厉的。但特区法院法官们就不采用国民政府的紧急法，而采用较为宽松的租界刑法，他们对‘牛兰’的量刑还犹豫在驱逐出境或判徒刑之间。



浙江路191号是上海会审公廨(江苏省上海特区法院)旧址,现为上海历史保护建筑

但随后，因几乎与牛兰案同时发生的顾顺章与向忠发被捕叛变案件的审讯文件的披露，改变了牛兰案的进程。

@三叠弓 2015-04-05 11:16:43
施原兄这个稿出版了么？今年是抗战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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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三叠弓.

本文全稿尚在编写过程中，没有最后完成。
网上发表内容，主要是西安事变的前因和政治军事环境，及西安事变的前半部。还没进入最核心部分----多方政治势力博弈分。
至于抗战题材，已以施原署名，出版过<国殇第四部>和<国殇第八部>,分别讨论中国地下抗日武装从事城市锄奸和对日游击战部分和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上海法庭对日本战犯及汉奸的审判部分。

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几乎与牛兰案同时发生的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领导人叛变案。这些相继叛变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党内地位最重要的顾顺章与向忠发两人！随着对他俩审讯文件的披露，牛兰案的进程被彻底改变了。
原来，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蓬勃发展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大别山根据地）的指导，决定派曾长期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张国焘和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及夫人张琴秋分南北两路进入大别山。走北路的沈泽民、张琴秋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经浦口、蚌埠，于5月间到达苏区的中心金家寨。走南路的张国焘和陈昌浩一路由顾顺章护送，先走水路到武汉，然后去大别山苏区，最终要与沈泽民、张琴秋会合。
4月，顾顺章把张国焘、陈昌浩护送到武汉就算完成任务了。照理，这是一件好事，但却闹出了大问题，麻烦就出在顾顺章身上。


张国焘


顾顺章原本是上海机器厂工人出身，1925年五卅运动中参加上海的工人运动，在李立三领导下成了“工人打狗队”的一名骨干！五卅运动中，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工人被坏人收买，而吵着要复工或在内部闹事。他们显然是破坏工人罢工的工贼！“打狗队”就是负责铲除这些工贼的。年底，中共中央派顾顺章、陈赓等人到苏联莫斯科接受严格的特工训练。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顾顺章回国出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此后，他成为中共 “五大”中央委员，“八七”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期间，顾顺章带红队（打狗队）除奸，开枪击毙中共的叛徒白鑫。
顾顺章完成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苏区的任务后，并没有及时返回上海复命。原因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员生活清苦，顾顺章想利用他高超的魔术技艺，暂时逗留武汉登台献艺，以便挣点零花钱！顾顺章就因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被中统特务发觉并抓捕了。注意这时间是4月底，就是牛兰被捕的一个月前。
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 粉墨登场的魔术大师化广奇表演他 “枪击活人” 的拿手好戏。化广奇枪技高超，陪演者冷静勇敢，场面惊险刺激！台上台下欢声雷动，观众喝彩不迭，化广奇大师不免因之略呈陶醉之态。他万万没料到, 欣赏他的高超演技的观众中,有他的一位老朋友，那人叫尤崇新。此时的尤崇新仿佛是遇到什么烦恼而令他心神不定！只见他在普通观众席上刚站起却又坐下，瞪大的双眼惊呀地盯着化广奇大师!可惜，这种场合下总呈现不对称的关系：观众把舞台名星看得一清二楚，而台上的明星化广奇却看不清台下任何一张观众的面孔！
尤崇新不是别人，两个月前他是中共在武汉的负责人。再往前，尤崇新参加上海市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当了上海沪中区区委书记。别小看上海沪中区区委书记这个位置，当时上海各区领导都是中共中央的骨干，比如中共中央秘书长王一飞同时兼任过中央军委第一把手，第三次武装起义为负责第一线领导，就当了南市区委书记。张浩（林育英）就曾是杨浦区委书记，沪中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就是张耘（康生）。可见，在当年上海市的区委书记的地位十分不一般。
尤崇新与台上这位熟人的关系也同样不一般。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与这位化广奇大师就一道参加李立三等人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秋，尤崇新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汉口中共长江局。11月，长江局分工，他出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显然，尤崇新不是一般人。
此时受众人喝彩的化广奇当然不会留心观众中是否有熟面孔，更想不到尤崇新会出现在这场合。但尤崇新却把化广奇看得一清二楚，他为化广奇的胆大包天而惊得目瞪口呆！化广奇不正就是那位与自己一道参加革命的顾顺章！？单凭化广奇那出神入化的枪法，尤崇新不用看面孔与身材，就能断定他就是顾顺章！而那高挑瘦削的身材，毡帽下满脸沧桑的面孔，那怕顾顺章的易容术再高明，又岂能瞒得过“老战友”尤崇新的双眼？

电台的故事之三
“怪西人”牛兰（一）（续）

单凭化广奇那出神入化的枪法，尤崇新不用看面孔与身材，就能断定他就是顾顺章！而那高挑瘦削的身材，毡帽下满脸沧桑的面孔，那怕顾顺章的易容术再高明，又岂能瞒得过“老战友”尤崇新的双眼？
尤崇新权衡再三，下狠心找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告发了顾顺章！当然，那是叛徒的一种无奈。因为，1931年1月，中统驻武汉特派员兼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逮捕了尤崇新。为保活命，尤崇新叛变了。如今，破罐破摔的尤崇新决定再坏一次，他爽性向蔡孟坚告密，把顾顺章也卖了。顾顺章被捕的事引出前面我们提到的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这龙潭三侠为挽救中共中央而暴露自己，最后转移到苏区的事。蔡孟坚不是陌生面孔，我们前文叙述蓝衣社特务策反向影心、暗算胡逸民的情节时，已经说到过他。这里顺便说一句， 1938年，也是这位出任武汉警备司令蔡孟坚穿针引线，促成中共最高领导成员之一的张国焘叛变。

"化广奇"
一个多月后的1931年6月22日，也就是牛兰被捕一周后，中共中央 向忠发也被捕，随即叛变。中共中央 向忠发与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的相继叛变，使上海局势越来越严峻！党中央已经很难在上海立足并生存下去，同时通往大别山根据地的路也被国军严密控制了。于是，中央首脑机关决定全部秘密迁至江西瑞金，闽赣苏区就成了中央苏区。
向忠发、顾顺章的叛变，彻底改变了牛兰的命运。两叛徒在审讯时留下的口供就成为中央国民政府引渡牛兰的依据。其中，顾顺章供词提到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 （Nougat）。向忠发供词也有类似内容。他称：“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他们的口供虽含糊其词，但均直接、间接供述到共产国际派在上海的重要人物。前头被捉的顾顺章没提到牛轧糖被捕，后来入狱的向忠发却说“闻已被捕”。而向忠发、顾顺章先后被捕时间间隔中，恰是牛兰在公共租界落网并拘押于租界捕房！
一开头，由于牛兰案归租界巡捕房侦办，而向忠发、顾顺章案由中国方面的中统特务侦办，他们各搞各的，没有联系。但后来牛兰案的浪头越翻越大，不但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而且还把欧洲许多国家牵涉了进去，整个世界舆论被动员了起来，全世界为此议论纷纷！这提醒了中统特务，他们把向忠发、顾顺章供词中的共产国际来人‘牛轧糖’与闹哄哄的“怪西人牛兰”联系起来，并假定为同一人！
就此，驻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熊式晖出面，他代表中央政府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引渡要求：牛兰必须到南京审判！
要是‘牛兰’引渡到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那必定是凶多吉少！于是失去比利事护照的‘牛兰’又改称自己拥有瑞士护照，强烈要求瑞士干预，救出自己！起先，瑞士领事态度暧昧，曾提出要求，希望暂缓对牛兰’的审理，但那又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和谴责。
8月8日，江苏省上海特区法院法官裁定：先把牛兰移交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押，等待瑞士政府的身份调查。很明显，租界当局此行是出于掴包袱的目的。他们不愿意招惹麻烦，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先把人交给中国当局，让瑞士当局与中国政府互相纠缠，打外交官司，自己退在一边，落得清闲。不久，也就是 8月13日，瑞士政府决定放弃了牛兰，因为他们也不愿惹这份麻烦。瑞士驻沪总领事馆发表声明称：“根据本国调查的结果，被捕者非瑞士国籍，并就此向法院通报”。
8月14日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熊式晖下令将牛兰夫妇押上火车，解往南京。

@施原
核对历史事件的细节顺序耽搁了一些时间...
特别是某大记者,新闻采访不会弄错时间,但是写回忆录就老把不同年份的事混在同一类似的事件中,与历史资料造成麻烦,这包括西北剿总宴参谋长也常把自己亲身经历记错时间.把两件事的时间顺序弄颠倒.
为避免给网友造成困惑,最后一遍的核对往往很费精力.有时要推倒重来.
今日的更新要推迟...抱歉了!
今晚一定抓紧~

电台的故事之四
“怪西人”牛兰（二）续

11932年5月，也就是上海128抗日战争结束后,怪西人牛兰夫妇登上了中国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被告席。
南京检方指控牛兰夫妇触犯了中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证据就是公共租界巡捕房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搜查缴获的76份文件和其它物证。
在法庭上,牛兰知道，与顽固不化的中国法官宣传革命道理是毫无意义的。他此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拒绝承认那些证据与己有关，而不是论证那些充满正义的文件所包涵的真理是多么巨大。
他在法庭上申辩说，南京路49号公寓是向自己的德文学生爱立生租的，房间内的共产党文件都是爱立生的。是爱立生把房间的钥匙给了自己。
法官质问道：爱立生是何人？现在何处？爱立生为何将在南京路49号所保存重要文件交给你保管？
牛兰对这些提问保持沉默不语。但辩控双方在法庭上的辩论局面对牛兰夫妇十分不利，他们在多数场合都只能采取拒绝回答的方式来应对。
检方证人潘阿大到法庭作证，他声称：C字30号房间就是爱立生先生1930年12月25日开始住的，每月给自己4块钱。
而管理这个房间的物业管理人员丁振巽指证称：C字30号房间（的房金）是我们把通告分发去后，他自己送至账房来的。
他们均认为被告就是爱立生。
经比对，在捕获的许多革命文件中的旁注笔迹与所谓“爱立生”的签字及牛兰在租界留下的笔迹完全相同。
检察官认定牛兰本人就是爱立生，而且就是他在那些革命文件上以爱立生名义作注释。
还有，汪德利曾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用自备钥匙进入房间，警察在该房间搜获文件中，发现有1931年5月27日由新加坡寄至上海法文密码信一件，而在信中用墨水添注之字，与室内法文字条笔迹一致。
检察官武断地认定：牛兰在C字30号房间内的文件问题上撒谎。
在最后，牛兰进行了申辩。他称自己是德国柏林的一家公司驻上海的代表，从事外贸生意及教授德法文，并未参与共产党活动。
法官就询问他与中国哪些商人接洽、所教学生的地址在何处时，牛兰作了含糊的回答，但法官指责他故意含糊其辞。于是法官无理地斥责牛兰“其为空言狡诈，至为明了”。
开庭期间，国民党政府驻南非总领事馆又提供了共产国际在南非召开代表大会时的照片，其中就有牛兰和汪德利曾夫妻，证明他们都是共产国际成员。
牛兰夫妇在法庭上依然拒绝承认被指控的所有罪名。
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通过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作了大量连续报道。新闻播出后，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达到高潮。
爱因斯坦、肖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
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交换条件。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224号文件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同时苏联《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标题，整个世界处处有反对声！
一位西方记者挖苦南京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事当局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左尔格比史沫特莱大3岁半==》左尔格比史沫特莱小4岁。。。
小字误写为大，把姐弟倒为兄妹了。

@施原 2015-04-14 07:34:07
有一段介绍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内容,本安排在本节叙述. 考虑连贯性问题,决定提前到上节才更适合,
于是把前天发表的部分作法点小修改.以以解释史沫特莱代替左尔格出头露面的疑问.
左尔格小组首先通过公众舆论渠道，成功地开展了工作。出头露面在公开场合发挥作用的人物就是国际著名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左尔格比史沫特莱大3岁半，但佐尔格身在德国时就已读过她的书《大地的女儿》的德文版。他们同以德国《法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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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情儿A 2015-04-15 15:21:23
施原老师文学功底深厚，把文章写得气势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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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姐折煞人了。
我那几下子，不就是插粗木栏栅、垒碎石围墙，扎个牛圈而已！牛圈再考究，也不过就是个粗劣的牛圈。充其量，是给花红柳绿的美景添了些粗犷的野趣......
当然，讲真话，不掺假造假是我本意。
谢谢玉姐支持~~

电台的故事之四
“怪西人”牛兰（二）续

1932年7月11日，为作最后的努力，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按计划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老半斋菜馆，以请客为名，邀集了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商讨如何给南京政府施压以达到营救国际主义战士牛兰夫妇的事宜。会上，柳亚子、鲁迅、陈望道、郁达夫、茅盾、丁玲等36名著名文化人士联合签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
这里，致电名单中没有强烈反共的蒋介石先生。为什么呢？前面说过，因为918事变，他宣布下野了。后虽因日本不断挑起侵略战争，他恢复了军队职务，但他不拥有过问政府行政及司法事务的权力。但，即使是撇开了蒋介石，这名人联署的电文依然如石沉大海。
次日，史沫特莱到上海四川路216号302号房间设立办事处，邀请杨杏佛、鲁迅、蔡元培以及在沪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伊罗生等32人，组成“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 继续大造声势开展对牛兰的最后营救活动。委员会 就是缺席会议的宋庆龄，委员会书记由史沫特莱自任。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都是国民党重要成员，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负责人。
但一切无济于事，最后宣判的日子还是来了。
1932年8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就牛兰案进行宣判。尽管牛兰的辩护人陈瑛尽心尽责，作了最后的努力。但是，法庭最后审判时，审判长黎冕、法官林哲长、法官殷日序组成的合议庭对牛兰夫妇按间谍罪进行宣判。判词如下：
牛兰在1930年3月，汪德利曾在同年7月先后来华，二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或煽惑军人民众、或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并有扰乱治安之实行、且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行为”等，判处死刑。又依大赦条例减刑，改处牛兰夫妇各以无期徒刑。
但是，这审判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法庭是在没有弄清被告确实身份的前提下做了判决。所以，审判归审判，怪西人牛兰夫妇的真实面目依然是一团雾水，使人疑虑重重。
不过，审判的结果让左尔格感到骄傲：通过对腐化的中国法官和政府进行贿赂，最终使牛兰免受死刑和处决。他的秘密收买成功了！只要牛兰夫妇不死，就完全可以认为左尔格小组的营救努力没有白费。事后许多年过去了，奥托·布劳恩同志（也就是李德）也离开中国回去了。他最后坐下写回忆，记录自己在中华苏维埃红军中的卓著贡献，其中也证实自己参与此次营救牛兰的行动。当然，为牛兰案审判结果感到满意的还有许多其它人。
但对蒙在五里浓雾中的中国平头百姓来说，那还是一起由糊涂人胡断的糊涂案！特别是其中 “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行为”罪名，就显得莫名其妙！牛兰夫妇是什么国？他们又叛了什么国？他们总不是中国人吧！既然不是中国人，就没有理由要求他爱中国。说他犯叛国罪，那就是指控他叛了他的国家。既然如此，应该邀请其祖国的代表到法庭作证才对！可惜，牛兰拥有的护照统统被所在国否认。他看起来没有祖国！没有祖国的人，哪来的叛国罪？
法庭的检察官内心肯定想指控他俩是苏联人吧？却不敢说出口！一则牛兰夫妇拒绝承认是苏联人，二则苏联政府没出面把他俩当作公民进行保护，也没有通过外交手段干预。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先生不会到法庭作证，而且中国的中央当局也不敢挑开那层面纱：百年来，中国处于日、俄两强交替不断的侵略和糅躏下，不断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备受屈辱。就在牛兰案审理过程中，就发生了9.18事变和上海1.28中日大战，日本侵略军不但占领东北全境，还迫使中国19路军退出中国的国土上海，反过来是让日本侵略军把海军舰队开进大上海的黄浦江，并在虹口地面大量驻军！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如果中国政府通过牛兰事件去激怒另一强国苏联，那还不是自取灭亡吗？中国的一个地方法庭，几个基层法官、检察官怎敢公开叫板强大的苏联？哪敢挑起国际争端，陷中国于日、苏两强联合夹击的险境？这样的局面，最终是把牛兰案变成一粧典型的“糊涂官胡判的糊涂案”！

电台的故事之四
“怪西人”牛兰（二）续

中国的一个地方法庭，几个基层法官、检察官怎敢公开叫板强大的苏联？哪敢挑起国际争端，陷中国于日、苏两强联合夹击的险境？这样的局面，最终是把牛兰案变成一粧典型的糊涂案！
判决书最后又有”依大赦条例” 的减刑判词，那是否因考虑到中国处于两强夹击下的尴尬处境，为自己在未来留一个外交的后门、保留一个机会？
无奈啊！真想强硬去抗日，势必对其它强大的敌手进行妥协！“糊涂”就让它糊涂去吧，那是弱国的宿命论！谁让这个国家只是一个弱国？也或许，法庭保留牛兰活命的判决，也间接地给远在西伯利亚的蒋经国提供了一份安全保证。
审判结束后，这起‘怪西人案’ 的话题渐趋平静，最终淡出上海平民酒后茶余的闲话。
我们有理由对牛兰夫妇表示景仰和钦佩！他们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寸步不移的立场，着实令人心服口服！牛兰夫妇也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是以生命为代价，为暗存在心中的祖国谋取最大的利益！
当然，他的祖国不是中国而是苏联，这才是牛兰案的真相！我们只要把本文前面说到的那位乌克兰出身的契卡英雄亚可夫·鲁德尼克与牛兰对照、把鲁德尼克夫人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与牛兰夫人汪德利曾比较，再加上一个出生于外国的小男孩吉米。前后左右联系起来一看，就一目了然了，牛兰事件就能真相大白！只是，那些是过60年的光阴之后，有关历史档案揭密后的结果。而解密之前，外人不知道世间还有鲁德尼克与夫人玛依仙柯的存在，自然无法破解怪西人牛兰之谜。


关押牛兰夫妇的南京老虎桥监狱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苏两国重又开始在抗日问题上进行合作。国内出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蒋经国也回到委员长身边。有传说，蒋经国夫妻是与牛兰夫妇交换的，这就有所谓“换太子”的说法。倘若真有此事，那就为老蒋的日记把牛兰记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找到依据。蒋介石先生或许没弄懂，或者也不想弄懂。他所称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的牛兰，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织科长，一个负责上海联络站的普通谍报员而已。抬高牛兰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长身份以表明其身份不是什么狸猫，那是否在为掩盖 “换太子”的尴尬真相？

电台的故事之四
“怪西人”牛兰（二）本节续完

但这“牛兰夫妻换太子”的说法在上世纪末被排除了。因为后来的说法是：即使到了1937年蒋经国已经回到中国了，苏联政府依然没有承认牛兰夫妇是苏联公民。因此牛兰夫妇没有被释放。这样一来‘换太子’就毫无根据了。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败，日军发起疯狂的南京大屠杀。关在南京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犯或逃了，或被日本人杀死了，但狱中的牛兰夫妇没逃！他们落入日本人之手。1939年《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进入谈判阶段，共产国际 季米特洛夫伸手营救牛兰夫妇，表示愿意付赎金买人。日本人同意了这笔“卖自由收赎金”的交易。他们把牛兰夫妇从南京监狱放出来，让他俩回到上海。恢复自由之后，牛兰夫妇继续留在上海租界内又过了一段时间，最终才离开中国返回苏联。所以，牛兰夫妻不是1937年用来兑现“换太子”的筹码。而在蒋经国夫妻回国的同时，国民释放的苏联人是另有他人，他也是一位苏联英雄，名叫华尔敦。有关这位华尔敦同志的光辉事迹，就牵涉到上海滩的另外一起”怪西人案”。那事，我们随后找机会再谈吧！

在南京服刑的牛兰夫妇

由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及国际主义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都是营救牛兰夫妇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因此他们都遭国民政府的歧视。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此后在政治上一直不得志，就连宋庆龄也处处遭排斥。更有甚者，1933年国民党元老杨杏佛因‘第三党’问题，在离家门口不远处遭蓝衣社特务枪杀，凶手赵理君不但毫发无损，反而接连升官。史沫特莱同样是遭到反谍特务分子的严密监视和跟踪。就在1933这年，史沫特莱的秘书兼翻译冯达首先被逮捕，接着变节。那又连累了中共党员、左联女作家丁玲。她被中统特务秘密软禁在南京达三年之久。这些事件最后导致史沫特莱、丁玲等人离开大上海奔向西安。那正就是本文一开头提到丁玲、史沫特莱的故事情节。
因‘怪西人案’，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红军与苏共中央的无线电报联系被迫中断了。其实这红色国际台中断通讯的事，与牛兰夫妇的‘怪西人案’本身相比，其重要性就降低了一层。
当然，牛兰事件之后不久，受苏联派遣的格柏特同志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经努力,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秘密的无线电报通讯又开通了。

来到陕北苏区的史沫特莱

电台的故事之五
格柏特的努力

1932年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派格柏特（即艾尔文）到中国。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提出任务是：恢复在牛兰同志暴露后同中共中央、苏区和朝鲜业已中断的联系。
格柏特到中国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工作有所恢复。单就恢复无线台秘密通信的事，他建立了三部电台，电台的工作方式与先前牛兰时期相似：
一部是国际台，习惯上称共产国际远东局电台，也就是格伯特的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的电台，它负责上海与苏联的联系。国际台使用的是密码是属于苏联自己的密码。
一部是国内台，通过上海的中央特科电台与各苏区红军联系，使用中共自己的密码系统。
第三部为备用。
于是，中共中央恢复了与苏共中央的无线电报通讯。

中共中央特科无线电科科长李强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在上海另外设立中央局。上海中央局也设有三部电台：一部跟红都瑞金通信。一部是与格伯特的国内台（即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国内台）联系，如需要上报苏共中央，则由格伯特的机构翻译成俄文，通过格伯特的国际台发向莫斯科。一部备用。
但自1934年春以后，红都瑞金与苏联莫斯科通过上海的无线电报联系又受到严重威胁。
这年，因中统特务对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党内领导机关潜伏了一批特务，监视了党内领导人的动向，从而造成江苏省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进而又造成上海中央局和总工会领导机关的严重破坏，中央局的书记李竹声被捕变节。大量重要文件被中统特务缴获。甚至包含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名单、共产国际副 兼联络部部长皮亚特尼茨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等。虽然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设备保持完好，但因担心密码泄漏，上海中央局同瑞金中央苏区电讯被迫暂时中断。共产国际与上海中央局的电报联系也没有了。
鉴于这种情况，1934年9月下旬，共产国际考虑跳过上海中央局，直接与位于苏区的中共中央直接建立电讯联系。也就是共产国际的电报先发给上海格柏特的‘国际台’，再由其国内台（格柏特另一部电台）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中央转达。中间跳过了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台。
可惜，瑞金根据地的中央苏区那部电台，虽说有100W的功率，收听消息还可以，就是发报的信号太弱，上海的国际台也无法顺利接听，更别说远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所以，直接与苏区直接建立电讯联系的目的没有实现。即使是红军开始长征这样重要的消息也无法向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报告。
1934年10月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到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又被捕，而后也叛变了。从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三部电台全遭破坏。

其实,共产国际考虑跳过上海中央局，直接与位于苏区的中共中央直接建立电讯联系失败的原因是:格柏特国内台原本只适合于于上海市内收听发报,性能太差,收不到江西苏维埃的发报台.

盛忠亮后来也叛变了，他和前任李竹声等都是留苏联东方大学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及成员名单也完全来自他晚年在国外出版的回忆录。

电台的故事之五
格柏特的努力（续）

中共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到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又被中统特务逮捕。而后，他也叛变了。从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三部电台全遭破坏。
10月18日，格柏特的上司，也就是新任的共产国际联络部长阿布拉莫夫通知中共：“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给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
可是这时，红军已经开始长征了。苏联方面对此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因为中央苏区这部电台不能和苏联联系，加上配套的发电机和汽油发动机等又太笨重，无法随军携带，在湘江之战中，就放弃了这套设备。
就此，中共中央及重建的上海中央局与苏联的电信联系全面中断了。
1935年，重建后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由黄文杰任书记，他又想恢复无线电讯工作。他们从各省召回两个报务员，建立两个新电台，着手恢复无线通讯工作，并通过中共福建、浙江、江西省委、闽西军政委员会和红二、六军团，设法给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寄去密码。
他们还给在苏联的王明、康生去信，要求协助联系中央红军，请求帮助上海中央局安装和维修电台。可惜，此时苏联与中央红军根本就无法联系。
不但如此，上海中央局本身又陷入灾难之中。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又一次遭受破坏。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甚至连不久前从中央苏区新调到来上海的特科“红队”，也因叛徒的出卖遭受到破坏，以至于一日之内在大街上活动的”’红队”队员全部被俘。拒不屈服的“红队”队长邝惠安及孟华庭、赵轩、陈杰明等四名队友在1935年2月壮烈牺牲。逃脱逮捕的少数老特科成员董健吾、涂作潮，加上经组织营救而脱险的刘鼎等人艰难地潜伏下来。涂作潮凭老关系潜入工厂，依靠手艺当电工；刘鼎和董健吾得到宋庆龄的保护，其中刘鼎到宋庆龄朋友路易.艾黎家避难。董健吾后来又叫周继吾，他原本在上海爱文义路和梅白格路交叉路口的圣公会圣彼得堂当过牧师。以这种关系，董健吾继续以‘王牧师’的特殊身份既当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中央局交通员，又与宋庆龄保持联系。他还收留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及其他烈士子弟。他的故事前文已经作了介绍。


从苏区调往上海的新打狗队队长邝惠安

此时，长征途中的红军正开完开遵义会议，建立了新的党中央。遵义会议后，为及时向共产国际汇报，决定由陈云和潘汉年分两路从贵州出发去苏联。
2月10日，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到上海。同年6月陈云从四川重庆到上海。他们要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消息。这时候，共产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的格伯特被调离，其岗位由威廉接替。但威廉的国际台也无法正常与共产国际联络。甚至连命令格伯特回苏联命令，也是通过苏军远东第四局的电台传达的。苏军远东第四局的电台原来称佐尔格电台，此时已改换负责人。
因电台的‘罢工’，格伯特和威廉于1935年5月和6月相继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共产国际电讯恢复工作的努力以毫无结果而告终，仅剩苏联红军第四局驻上海的电台继续工作着。但是，苏军第四局驻沪电台的业务却因春末夏初在上海滩发生的又一起‘怪西人案’而中断。

电台的故事之六
东北军67军与大别山苏区的红25军

这接连发生在上海的第二起‘怪西人案’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颇为复杂，一言难尽。我们还是从苏军远东第四局的罗伦斯上校和张学良的武汉剿匪总司令部谈起。
我们前文已经苏军远东第四局驻上海机构的负责人是理查德·佐尔格。上海佐尔格小组当然是为苏军服务的，而且也与中央特科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上海佐尔格小组刚成立时，共产国际就向他们发出指示：要用各种方法支援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所以在1931年6月，佐尔格到上海不久，就与地下党领导见了面，达成互助的约定。就此，中共中央特科与佐尔格情报小组建立了秘密情报交换渠道：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佐尔格小组与中央特科合作很好，中共中央特科成员蔡叔厚、张一萍等就进入佐尔格小组从事内勤工作，所谓内勤是指在机构内部从事管理、协调、文字信息处理及后勤支援等工作，而当情报员、联络员之类的工作一般是在外部进行的，则属于外勤。这些外勤人员也是由中共方面推荐，供佐尔格选择。这样一来，佐尔格小组利用苏军总参提供的资金设备和中方的优质情报人员，很快就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情报网。
我们前文还提过，共产国际联络部国际交通处派驻中国的“组织科”，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佐尔格情报小组，是三家不同的机构。我们可以分别以典型的代表人物“牛兰”、“米夫及其他的学生王明、“佐尔格”来区分。但由于中国同志参与其中一家工作时，往往难于区分其中的差别，就总以‘共产国际’来简称自己的单位。所以佐尔格小组下属的当事人在回忆时，常把自己所在的机构称为‘共产国际’。注意到这点，下文遇到‘苏军远东第四局驻上海机构’、‘共产国际’、‘佐尔格小组’这些不同名称时，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指的是指同一家机构，即苏军远东第四局驻上海机构。
1933年，另一位苏联优秀情报官罗伦斯上校接替佐尔格执掌了上海的情报机构。这罗伦斯上校是一位出身于苏联立陶宛的老布尔什维克。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仪表堂堂，天生一副西方绅士的派头。同时他德才兼备，为人又特别机敏，除精通德、俄两种母语之外，还懂英语、法语，是充当军事间谍的难得人选。这次罗伦斯上校是运交华盖了。他既得了坐镇上海的美差，还同时交了桃花运：他一到上海就遇到美丽的姑娘埃莉·伊万诺芙娜。埃莉小姐就是他的下属，谍报组的美女报务员。两人很快步入爱河，到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4月，他们结婚了。
苏军远东第四局在上海工作重点就是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由于有了前任佐尔格打下的基础，他们的工作显得很轻松，很悠闲，就像是一件专事游山玩水或请客吃饭的美差。当然，这些只是表面的现象。普通人很难闻到其背后血腥味，更体会不到他们在从事一件提着脑袋去进行的冒险，是一辈子提心吊胆、只知有今日而不知明日的职业生涯。
罗伦斯上校绝非寻常人物。他不但全盘接下了佐尔格的家底，而且经他一番打拼，局面更加开阔和深入。他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利用交流情报继续支持中国苏维埃红军，更与中央特科建立了更密切的协作网。他通过各种渠道，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面向中国的学生、进步青年、革命军人，包括上海左翼的文学青年和艺术家进行革命宣传，激励他们的革命热情，壮大自己的情报队伍！他更把目光投向政府拥有重要岗位的官员、部队的军官阶层，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发展线人（也称深喉），以图获得关键情报。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情报网，成员达到180余人的规模。情报网遍布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特别是渗透到蒋介石的南京警备司令部和武汉行营等要害军事机关。

电台的故事之六
东北军67军与大别山苏区的红25军(续)

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情报网，成员达到180余人的规模。情报网遍布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特别是渗透到蒋介石的南京警备司令部和武汉行营等要害军事机关。
南京是当年的首都，南京警备司令部重要性自不待说，但那武汉行营是什么机构？
武汉行营正牵涉到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场内战。而这场内战也正就是苏军远东第四局最关心的。原先，为了围剿以瑞金为苏维埃‘红都’的中央红军，蒋介石成立“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同时为“围剿” 鄂豫皖边区（大别山苏区）、洪湖地区、湘鄂赣边区各路红军，蒋介石又成立‘武汉剿匪总司令部’（又称“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任为副总司令，钱大钧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这位张学良自然不用说，他是前东北军总司令，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钱大钧是前军事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杨永泰就是向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谋略家，是在蒋介石身边摇鹅毛扇的‘御前军师’。
随武汉剿总的成立，原来东北军的王化一、应德田和苗剑秋来到张副司令身边。而天津警察局的孙铭九、贾陶（贾辅国）、黄冠南等也纷纷赶来投奔。张学良身边渐渐形成了一批信仰法西斯主义的新少壮派。
接着红军长征的开始。张国焘首先率大别山根据地的主力红军转战湖北四川地面，这成为后来的红四方面军。另一支红军主力红25军则留守鄂豫皖的大别山苏区；瑞金出发的红军第1、3、5军团转战湘贵云川，组成第一方面军；在湖南地面的活动的2，6军团汇合成第二方面军，转战洪湖地区、湘鄂赣边区。
由于战局的变化，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蒋介石决定撤消“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 而把武汉剿总改为“军事委员长武汉行营”。也就是说，蒋委员长从南昌“行”到武汉，委员长行营就迁建武汉。张学良出任武汉行营主任，钱大钧和杨永泰仍是参谋长和秘书长，而这钱大钧和杨永泰原本就是“南昌行营”的核心人物。这样看来，武汉剿总和武汉行营是同一个实体的两块招牌。由于里面的工作人员常常混用武汉剿总和武汉行营这两个名字，以后凡出现武汉剿总或武汉行营这两不同称呼时，我们认为是同指一家司令部。武汉行营是把湖北、安徽、河南和陕西南部的鄂豫皖大别山苏区、洪湖地区、湘鄂赣边区及后来出现的鄂豫陕边区作为清剿对象。


蒋介石御前军事杨永泰,就是他提出了"揽外必先安内"的理论

武汉剿总的第一个战区就是紧贴武汉市旁边的鄂豫皖边区，也就是大别山红区，交战的对手是红军主力之一的红25军。原先与红25军周旋的是卫立煌和陈继承的中央军。1933年，卫立煌和陈继承因一年的围剿无功而退，继续来河南、湖北“围剿”的就是王以哲67军、何柱国57军及53军下属的刘多荃105师等东北军部队，其中，67军进入了大别山区。所以大别山红25军的死对头恰就是王以哲67军。
红25军与东北军67军真是一对欢喜冤家！
本文一开头就叙述过王以哲的67军与徐海东的红25军在陕北发生过的多次战事：那些，既有真刀真枪残酷搏杀而引发的仇恨，又有朝天开枪相互赠送阵地打假战的幽默，更有通过秘密谈判握手言和的微笑。他们堪称是冤家路窄！彼此之间的喜剧、悲剧交叠发生：那幕长剧从包围大别山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开始，长征途中一路尾随而继续，陕北黄土高原血与火的较量而发展，肤施的密约而转向，经历西安事变成为友军而达到高潮！
原本，我们补充的这一部分内容是专讲秘密电台的，是要完全撇开东北军和红25军的冲突，而只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无线电台秘密通讯的问题。不想，说着说着，又扯回到他们的头上。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顺其自然就去说说，红25军如何在这大别山苏区和鄂豫陕边区活动，而王以哲的67军又为何偏会在这块是非之地出现？

订正:

蒋介石御前军事杨永泰==>蒋介石御前军师杨永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