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竹斋09 2015-05-07 14:31:42
这两天股市也发生了踩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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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牛了,易熊...

电台的故事之六
东北军67军与大别山苏区的红25军(续)

收电报后，蒋介石约张学良第二天到保定行营会面。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是于1933年1月建立的，由钱大钧任行营主任，拥有包括孙元良、汤恩伯两位师长在内的中央军主力部队13军，主要是应对华北地区的复杂对日战争局面。
第二天晚上，张学良偕同顾问端纳等一行乘专车前往保定行营，遇到先行到达的宋子文。宋子文表达的意思是：
“失东北、丢热河，委员长与副司令都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全国舆论（指丢失热河）纷纷谴责你们两人，因此你们两人中必须先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民愤。”
宋子文这话说得十分明白: 蒋委员长已经因9.18事件丢失东北而代人受过，替副司令引咎辞职一次了。这次副司令又因丢热河而再惹麻烦，委员长与副司令又都是责无旁贷的。为平息民怨，这次究竟是否再次让委员长辞职，就要张看副司令的态度了。
张学良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蒋介石和他大舅宋子文约他会晤的目的就是要他下台。张学良答复宋子文说：
“既然如此，那就请委员长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
于是宋子文立即将张学良的原话电告蒋介石。午后，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蒋介石便说了一通两人风雨同舟的大道理，然后让张学良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风头，其它一切善后问题均可按照张学良的意见办理。
张学良安排好东北军事务后，钱大钧设宴替张学良饯行。张学良与钱大钧刚聚会就分手，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却从这天开始了。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带家眷和随从到上海乘意大利“罗西伯爵”号轮船出国考察。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王以哲67军暂归何应钦节制。钱大钧饯行张学良之后也南下到南昌行营就新职。因为设在北平边上的保定行营本就是在一旁用来“辅助”张学良的。既然何应钦主持了北平军分会，保定行营的使命也结束了。
古北口战斗后，王以哲67军为了补充实力，收容了退入关内的部分东北义勇军，又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这里面，不论是义勇军，还是入关的青年学生，有许多是中共地下党员。
原来，自918事变后，大量东北青年流亡北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陈先舟等东北籍著名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奉天会馆发起成立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流亡关内的东北师生张希尧、宋黎等加入这个组织，并成为该会的骨干。此时北平地下党领导人是北平特科创办者吴成方、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和党务骨干柯庆施。柯庆施出面把张希尧、宋黎等编入中共东北大学特别支部。他们着手把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转送到抗日前线。这些来自东北的中共党员原本与王以哲熟悉，于是便向67军推荐了许多兵源。这些人或补充在基层连队，或是机关，其中不乏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改变着军队的组成。这些，或许为王以哲后来同情红军并参加中共打下了基础。
67军内中共力量发展很快，特别是新建的特务大队就有中共机构，并由中共党员领导。但由于左的影响，他们在准备建立红色军队而发动兵变之际被特务发觉，遭到何应钦镇压。
在东北军中，地下党影响较大的还有黄显声、董道泉所在的骑兵 2 师及116 师第647 团吕正操部，参与地下工作的刘澜波曾一度被特务头目兼中央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逮捕。好不容易经由105 师刘多荃和骑2 师黄显声等多方保释才放出来。
这说明，此时东北军，国民党特务与地下党员并存，而且正互相开展斗争。当这支东北军部队转入内战与红军发生战争时，国民党特务与地下党员的斗争就越发白热化。
1933年秋，没有张学良当靠山的67军被调到河南驻马店、确山、信阳一带整训。这一带就与大别山苏维埃区域重迭。于是，他们与大别山的鄂豫皖边区的红25军的恩怨情仇从此开始。接着，1934年1月，到海外考察了8个月之久的张学良应召唤回国，出任武汉‘剿匪总司令部’的副司令。东北军何柱国57军及刘多荃105师也步王以哲之后，来到大别山周边，参与对红军的‘围剿’。
参与围剿红军的这些东北军马上就要吃败仗了。

电台的故事之六
东北军67军与大别山苏区的红25军(续)



参与围剿红军的这批东北军马上又要吃败仗了。
原来，战斗在上海的罗伦斯上校的情报小组经验丰富，他们早就采取行动，在1933年底到1934年初武汉‘剿匪总司令部’秘密筹建之际就渗透进去，形成情报网络。这使得东北军一进入大别山根据地,就等于自投落网,陷于罗伦斯情报网的复盖之下。
在讲罗伦斯上校的情报网如何发挥作用时，我们必须先讲讲几个具体的地下工作者。由于这个情报网覆盖面有多大？渗入程度有多深？至今依然是个迷，我们只能根据当时遭特务破获及叛徒出卖而暴露出来的蛛丝蚂迹，加上如今已经解密的原秘密战线英雄事迹来介绍其中的一、二，并借此顺便谈论一下罗伦斯情报网的运作方式。当然,所涉及的那些人都是潜伏在武汉剿总内部中共党员。
原来，就在武汉“剿总” （即后来的武昌行营）还在筹建建阶段，一批地下党员利用关系打了进去，充当的内线人员获取敌军情报。这些同志的工作十分出色，其中最成功的人就是潘文郁。这潘文郁就是北平特科的成员，那时他就潜伏在剿总副司令张学良身边任机要秘书。由于潘文郁是与北平特科后来的领导人胡鄂公联系的，而胡鄂公正就是罗伦斯小组的成员，所以潘文郁获得的情报首先归罗伦斯小组，潘文郁位置越重要，罗伦斯得到情报也越有价值。只因潘文郁的联络员被捕，他后来牺牲了，但全部线索断在联络点北平的春秋书店，没有更多的人遭牵涉，更没有牵涉到罗伦斯本人。



中国现代史中最神秘的人物胡鄂公


同时，罗伦斯的情报网在武汉“剿总”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线人：他们是陈绍韩和刘思慕。中共党员陈绍韩原先是中央军第3军第19团1营营长，后来任第3军司令部作战科上校参谋。我们知道第3军军长就是王钧，它们本来在江西围剿红军，此时与胡宗南的第1军、毛炳文第37军一道，追击和围剿张国焘率领的那支红四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全部进入四川之前，王钧的第3军等部队也一度归武汉“剿总”协调。从陈绍韩处，罗伦斯可以获得敌军的军事行动的具体消息。那很有实战价值，并可以补充和佐证来自潘文郁等渠道的情报。但陈绍韩案没有留下任何其它细节,我们无法展开说明。
刘思慕也是罗伦斯的情报员，当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此时出任武汉“剿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到武汉之前，他原先就潜伏在南昌行营。
罗伦斯的情报网内，对于重要的线人，总以他为中心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子网络。为说明子网络的运行方式，我们不妨以举思慕为例。刘思慕又名刘燧元，早年就读于岭南大学，与国民党特务头目甘乃光同学，后来转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他再从苏联转学到德国，遇到自己原来的学生江涛声，江涛声也正在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攻读学位。于是，师生二人都参加了共产国际外围组织 “旅德华侨反帝同盟”。1933年秋刘思慕回国。回国后他经肖炳实介绍加入共产国际情报机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
次年，甘乃光经武汉剿总秘书长杨永泰推荐出任第五处处长，刘思慕利用甘乃光的同学关系,出任武汉剿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这是个重要岗位，刘思慕利用这岗位收集剿总内部的军事核心情报就十分方便。为安全起见，刘思慕收集到的情报不是直接交给罗伦斯本人,而需要通过交通员居中传递。与刘思慕保持联络关系的是一位美女交通员黄维祐，她是1933年毕业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学生，当然是中共党员。
黄维祐又名黄君珏。她加入了罗伦斯的情报小组后就当了交通员，负责与刘思慕保持联系。她负责按时通知时间地点，让刘思慕交接情报的，同时也关注他的个人安全，随时发出安全警告信息。黄维祐丈夫汪默清也是复旦大学的同学，他也充当刘思慕在武汉的交通员。
黄维祐的父亲黄友郢是孔祥熙的亲信，当时任财政部机要秘书。她的几个舅舅也都在国民政府中有些地位。从而她在毕业时，就通过这些关系，在财政部会计司谋得一个科员的位置。由于这位置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她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从而得到罗伦斯的信任和器重，她在情报网内地位逐步上升，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
黄维祐还有一个复旦大学女同学叫蒋浚瑜。蒋浚瑜是富家小姐。她也被罗伦斯上校吸收为情报网成员，负责通信联络站，以“蒋渊若”名义收取寄给黄维祐的情报。
从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罗伦斯情报网是个层次森严、高度保密的机构。

在这个机构内，其情报网的线人或交通员、联络员甚至通信联络站都属于外勤人员，罗伦斯通常是不与情报网外勤成员发生直接联系的。不仅罗伦斯如此，情报网最内层成员与外勤人员之间也是互不见面,彼此间仅允许通过号码信箱的办式沟通联系，而号码信箱是向邮政局租用的。我们发现，罗伦斯小组的这种操作方式与牛兰的组织科有类似之处。
能够与罗伦斯不定期会面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外勤的总管陆海防。但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也是单向透明的：陆海防向罗伦斯透明，而罗伦斯对陆海防保持屏蔽。罗伦斯用临时通知时间地点的方式约见陆海防，而不能倒过来。倘若，陆海防偶尔一次失约，警惕的罗伦斯便会果断切除关系，以确保自身安全。
陆海防是左尔格的遗产，也就是说是由前任左尔格留给罗伦斯的。陆海防又名吴申如,当年29岁。他曾是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北伐时期，他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在政治部搞宣传工作。武汉汪氏左派政府垮台后,他潜至上海，经地下党成员方文的引荐加入左尔格小组。
罗伦斯上校还从前任左尔格之手，掌握着一批为日本驻沪特务机构岩井机关服务的华籍、倭籍间谍，如日军川合定吉少佐、副岛隆规、尾崎秀实及中共地下党员袁殊等。岩井机关的就是以特务头子岩井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人也都是罗伦斯情报网的特定线人。而袁殊正是经蔡叔厚引荐才进入左尔格小组，后来移交到罗伦斯手里。
我们在这里着重介绍陆海防、刘思慕、蒋浚瑜、黄维祐和汪默清夫妻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只因为1935年上海第二起“怪西人案”的关键突破口出现在他们身上，从而他们的细节更为人们所熟悉。提前交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以后对破案过程的描述，但缺点就是清除了许多文艺作品中本该具有的悬念,降低了案发过程的神秘性。好在，本文靠不上文艺的边,不以卖弄神秘和惊险为出发点，而只在乎能否明明白白地向读者交代事情的真相。
其实，早在刘思慕、黄维祐这个小网形成之前，罗伦斯情报网系统已经高效地运转了，并在战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春末夏初，首次与大别山根据地红25军短兵相接的东北军，就遭到了红25军的迎头痛击！
虽然此时沈泽民已经因病去世，但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领导机构依然健全。他们事先已经掌握到东北军与卫立煌、陈继承军队的换防消息。于是决定，利用敌军换防间隙及新来的东北军尚未完成部署之际，红25军突破原来的封锁线与皖西根据地的红28军合力作战。果然， 1934年4月16日，两支红军成功地在商城东南的豹子岩胜利会师，合编为新的红25军。同时，原红28军继续在皖西保留一个团，以82师名义继续坚持皖西，牵制敌人。这样一来,两股红军形成合力,战斗力增强了，而东北军的布署被打乱了。
两天后，就在东北军不备之际，第一场冲突发生了。当日,红二十五军决定返回湖北东部,通过潢麻公路时，引起东北军何柱国57军109师的注意。何柱国不肯放过目标,但又吃不准红军的规模,于是就派两个营部队进行尾追。红军不慌不忙，故意引诱敌军深入，选择地形设下埋伏，一阵伏击战，东北军死伤百余人，俘虏52人，缴获轻机枪十挺，步枪百余支。红25军首战东北军，取得胜利。
挨了一记闷棍的张副司令决定彻底铲除红25军。6月下旬，他制定了一个从7月1日延续到10月10日“百日围剿”计划。该计划分两手同步实行：一手是“划区驻剿”；另一手是机动追剿，以“无限制的竭泽而渔之方，做一网打尽之图”。
但这“百日围剿”计划保密吗？
中共中央与军委首先知道了张学良的 “围剿”的情报，经详细地研究了应对策略后，于7月1日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发出训令，指示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战争布署。

电台的故事之六
东北军67军与大别山苏区的红25军(续)

中共中央与军委于7月1日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发出训令，指示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战争布署。
其时，王以哲率混编的东北军117师、115师及105师开往湖北省东北部的孝感、麻城大别山区，屡屡与出没无常的徐海东红军二十五军接触。红25军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利用熟悉地形环境的优势，在根据地和游击区迅捷转移，避敌锋芒，争取主动。在红25军与东北军之间玩猫鼠游戏之际，王以哲这支东北军被引到河南省罗山县南部山区。
7月12日，第117师、115师和105师一部，发现红军主力，于是从东西两面向游击根据地朱堂店进犯。其中，115师长姚东藩率所属的643、644两团共5个营，到达殷家冲西北的长岭岗一带驻防。
17日清晨，悄悄接近长岭岗的红25军惊动了姚东藩分队。他们感到了威胁。但不知危险是什么？危险又来自何方？从东北远道而来的东北兵在这南方荒山野地里不辩方向，他们感到无知、感到陌生、感到孤独。陌生和孤独加重了莫名的恐惧！
但这由红25军再清晨的寂静中带来的一声异常的响动却又是真的！东北兵们感觉到了敌情，但又不知道敌情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就像在一个漆黑夜晚你孤身一人在野外赶路，一但受惊吓就回不由自主地高声惊叫一样，姚东藩的兵士出于惊恐的本能，就盲目地向西面开炮了，让炮声为自己壮胆，让炮声惊吓对手。但东北军115师的炮声以及盲目开炮的行为，使红军发觉了他们恐惧的心理及对战场态势的一无所知！


红25军军长徐海东解放后标准照


7月以来，在东北军的四周有无数双红25军的眼睛一直在暗中观察117师、115师和105师。他们不即不离、秘密周旋，随时要选择攻击的目标，这次终于瞄上了115师！因为根据内部消息，115师厌战情绪强烈、纪律松懈、战力不强，是个最容易解决的目标。红军贴近观察发现问题：115师在山地间选择低平处搭帐篷过夜，疏于戒备，没有利用地形地势挖起码的战壕工事，这证实了内部传来的情报正确无误！于是，红25军进一步贴身逼近并突然发起进攻！
枪声一响，已经做好准备的地方苏维埃武装马上赶来助战，土炮和松树炮齐吼，竹桶里的鞭炮声胜似密集的机枪声，加上漫山遍野地喊杀声，像是来了千军万马。
东北军懵住了：这战怎么打？
接着，红军又通过火线喊话发起政治攻势。在如此突然和猛烈的进攻及政治瓦解下，东北军乱成了一团，纷纷夺路逃窜。红军乘机直捣敌师部。姚东藩带着残部夺路而逃，多数士兵在‘缴枪不杀！’的口号声中放下武器。战斗到中午结束，东北646团大部、644团一部被歼，俘虏团长以下500余人。

电台的故事之六
东北军67军与大别山苏区的红25军(本节续完)

东北646团大部、644团一部被歼，俘虏团长以下500余人。
战后，被激怒的张学良将115师师长姚东藩撤职，残部调往孝感休整。
这就是大别山根据地著名的长岭岗战斗。此战，东北军又挨了一顿痛打。
河南罗山县长岭岗的失败，使东北军“百日围剿”中的使用的“两手”策略均落空。这令张学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向自己的机要秘书黎天才和潘文郁讨教，希望能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有关中共和红军的内部材料，供自己手下军官参考。他知道，这黎天才和潘文郁原先都是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目前是因谋生才投靠自己的。他并怀疑他们有什么不妥。
果然，这潘文郁还真不让他失望，没多少时间就弄出许多张学良闻所未闻的红军秘密，编成《匪情辞通》一本。张学良高兴了，他亲自题字、写序，印刷成册发给部将参考。张学良希望逮住战机，对红军进行报复！
但是，打了胜仗的红军不待张学良作出深谋远虑的决策,又采取了出乎意料的军事行动！为避免与东北军在大别山区死拼消耗，红军出其不意地跳出深山奔袭敌后的太湖。注意：这太湖是安徽省安庆市西面不远的太湖县，而非长三角苏锡常地带的太湖。
红25军这次长途奔袭，脱离了敌军的围剿，不但保住了红军有生力量，还袭击了敌方的空虚，解决了红军的经费、物资和粮食供应，打乱了张学良的围剿计划！
这捉摸不定的游击战，把张学良打糊涂了。
10月10日马上过去了，红25军照样健全！张学良的“百日围剿”计划已经超时了、落空了。他自己也彻底失落了。
张学良十分懊恼：自己手下的东北军不但患了恐日症，上不了抗日的战场，而且如今还成了穿草鞋的红军手下败兵残将！张副司令真不知道，自己的面子往哪儿搁才是！
11月8日，红25军到达光山县南的斛山寨。根据内部情报，他们知道，王以哲67军的107、117师又追了过来。红军立即紧急应对，布置好战场。这次不但坚守了阵地，还打残了尾追过来的东北军两个师！
据红军发表的战报称：东北军死伤加被俘虏的达4000人！
须知，此时整个红25军总共才3000人。
虽然红军吃透了武汉剿总 “划区驻剿”“机动追剿”的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积极作战的方针，连打胜仗，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一网打尽主力红军的图谋。但根据地损失也很大，主力红军继续立足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困难！ 11月11日，中共中央派代表程子华来到河南光山县，召集红军在花山寨举行会议，宣布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这决定总算让东北军松了一口气。的确，要不是红军出发长征，东北军还将继续在大别山吃败仗！
1935年夏，红25军被迫最后离开大别山根据地走上长征的路。王以哲的67军亦步亦趋，由河南信阳一带开赴陕南，尾追了过去。不过这次，他们充分吸取了教训，不再紧逼跟踪，而是与红25军之间总保持着一、二日行程的距离，从而避免了与红军短兵相接的战斗。
红25军进入陕西南部地区，乘67军不敢进逼的机会大力发展新根据地，很快开创了新局面，建立了面积巨大的鄂豫陕苏区。这陕南是好地方！当年张献忠、李自成就是在这里的宛城和商洛一带进行休养生息之后东山再起。
占得一块风水宝地红25军将如何发展？这答案我们无需重新讨论了。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详细叙述了其后东北67军与红25军之间的故事。

漏字啰....

这黎天才和潘文郁原先都是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目前是因谋生才投靠自己的。他并怀疑他们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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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黎天才和潘文郁原先都是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目前是因谋生才投靠自己的。他并没有怀疑他们有什么不妥。

电台的故事之七
潘文郁的故事

在大别山根据地东北军连续不断的败仗，这使得他们怀疑，是否因内部缘故而造成军事机密的泄漏？但那又有什么依据呢？他们苦苦追索，直到红25军准备出发长征了，还是没得到丝毫证据。
但一则电文惊醒了张学良。1934年11月底的一天清晨，睡意未消的张学良，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将“ 剿总”机要秘书潘文郁立刻逮捕监禁，着黎天才一并来京。
原来，潘文郁出事了！
潘文郁？会是同名共姓吗？武汉剿总内有个潘文郁。此前已经讲过，王明曾经的上司也叫潘文郁！王明在上海曾被捕，其恩师米夫通过共产国际联络部派驻上海的牛兰同志营救了他。牢狱之灾是免了，但王明同志必须接受中共中央处分的事是逃不掉的，因为他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因这个纪律处分，王明同志迁怒于他的老同学兼老上级潘文郁。
其实这次在武汉出事的潘文郁，正就前原中宣部秘书，正就是王明的老上级潘文郁！
潘文郁后来的故事该从王明出狱时说起。由于米夫的提携，王明终成正果，登上权力高峰。潘文郁被迫离开上海的中宣部流放到北平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到北平没多久，潘文郁被捕了，变节了，然后又被放了出来。随后，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吴成方通过调查，又批准潘文郁重新入党，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批准他重新入党的事,党组织是经过慎重的考察: 整个顺直省委和潘文郁是先遭叛徒出卖而遭破获并被逮捕的。而潘文郁被捕后没有人继续被捕，从而认定潘文郁等没有出卖同志。当然，潘文郁填写悔改书出狱是一种变节行为，但考虑到他出狱后没有去当特务密探,而是写作谋生，还在继续宣传马列观点.那表明他没有放弃立场。所以潘文郁得到吴成方的理解。
提到吴成方这个人，我们又需要从头介绍一下。当时吴成方在党内有一个身份是中共华北保卫局局长和警卫部部长。华北保卫局和警卫部其实就是北平“特科”或北平“打狗队”的背后机关，也是上海的特科和红队在北方的分设机构。
吴成方怎么成了北平特科负责人？这要从陈赓说起，因顾顺章叛变，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全暴露，于是龙潭三侠转移到苏区，而陈赓则转到北方继续组织力量。他先联络到原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胡鄂公。胡鄂公此时与北平市委有联系，认识北平市委吴成方。陈赓找到吴成方并商量了建立北平特科的事。吴成方按陈赓提议，在北平开设春秋书店作为北平特科（也就是华北保卫局）的联络点，并着手组建了队伍，开展了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棋就是通过甑别，重新发展顺直省委当宣传部长潘文郁入党，并设法把潘文郁打进正在筹建中的“武汉剿总”。

中共叛徒黎天才,后来任张学良的情报官

其时，早已叛变投敌的前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黎天才已经是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出国的时候，黎天才留在东北军内部办事。张学良快回国之际开始筹建“武汉剿总”，黎天才就参予了。吴成方知道，当黎天才还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时，就与胡鄂公多有往来，彼此有一定的交情。于是，吴成方通过胡鄂公联系上黎天才，通过他把潘文郁介绍进“武汉剿总”。潘文郁这就成了“武汉剿总”的机要秘书。

@青竹斋09 2015-05-15 10:49:52
到施原兄这里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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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赏几朵已经谢去的花

电台的故事之七
潘文郁的故事(续)

吴成方后来因故被解除了北平市委的领导职务。原因是他派大批干部去张家口协助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结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瓦解，责任追究到吴成方头上。吴成方遭查处并撤职回上海。他回上海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主管号称“中共中央一号机密”的中央文库。他的北平特科工作改由胡鄂公接手，春秋书店继续作为联络点。胡鄂公是老布尔什维克，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也是千真万确的。比如，就是他最早地为佐尔格小组或罗伦斯小组提供服务。胡鄂公还曾在自述中说自己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长（或保卫部长），这或许是因为他接替吴成方出任中共华北保卫局局长的缘故吧？就是不知该如何去理解他把“华北”两字换写为“中央”？我们知道，红军长征到陕北根据地后成立了中共西北保卫局，王首道任局长。这王首道任局长的西北保卫局才是后来被正式确认为中共中央机构。这只是个小疑问，我们姑且不在文字上做太多的纠缠。其实我们可以确认，胡鄂公是位资格非常老的中共党员，甚至比王首道更有资格出任更重要岗位。他也的确是中共早期就从事地下工作的最重要人物，而且是最早开始为共产国际服务的中共党员。安插在武汉剿总的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就都是通过他转而成为替共产国际服务的情报员，这些人当中当然包括潘文郁。
这样一来,张学良身边有了黎天才、潘文郁、吳雨銘、李希逸等一批前共產党人。其中，黎天才和潘文郁地位最重要。特别是潘文郁利用机要秘书的特殊地位，获得了大量的鄂豫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地下交通员杨青林交送北平的春秋书店。既然胡鄂公是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他从春秋书店得到的情报当然首先归罗伦斯上校。从而潘文郁就是罗伦斯重要的情报源头。按佐尔格的惯例，这些情报是与中央特科共享的，所以这些情报能通过秘密网络，最终送达各苏区根据地的红军指挥部。红军指挥官从此掌握了打击白军的各种宝贵的机会。这样就不难理解，红25军在反击东北军围剿的战争中总能握有主动权。
1934年，武汉“剿总”参谋处为加强各“围剿”部队之间的联络，就把所属部队的番号、团以上主要军官的姓名、兵力、驻地表印制成册，作为机密文件，发放给团以上的带兵长官参考。潘文郁把归他管理的这份副本秘密抄写下来，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北平春秋书店，然后再转到红军各级指战员手中。红军指挥员只要知道对面白军一些零碎的信息，就能对照潘文郁提供的副本，准确无误地掌握了对方的军、师部队番号、团以上指挥官姓名、兵力部署和行动目的，从而时时处于主动地位。
同年10月，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进占苏区。从缴获的部分红军文件中，意外发现有豫鄂皖“ 剿总”（既武汉剿总）参谋处印制的国民党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军官的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如此绝密文件在红军内部传递，显然是豫鄂皖“ 剿总”内部有人‘通共’。得知此事，蒋介石极为震惊，立即严令各部彻查。
1934年11月7日，在相距苏区千里之遥的北平，官方的特务队搜查了北平的春秋书店，缴获好几箱文件。查读中，他们发现多数都是武汉国民军剿匪总部的文件原件或拷贝。

电台的故事之七
潘文郁的故事()

1934年11月7日，北平宪兵特务队搜查了北平的春秋书店，缴获好几箱文件。经查读，他们发现多数都是武汉国民党剿匪总部文件的原件或拷贝。
此时国民党驻北平特务机构的大头目就是中央宪兵团三团团长蒋孝先少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提到，临潼捉蒋时被刘多筌师长下令枪毙的那位老蒋的亲信蒋孝先，就是这个人。春秋书店查获的这些文件全部交到蒋孝先手里。他看到这些材料后非常吃惊，决定追根究底。他特别关注其中有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的材料。经查确信那材料就是“武汉剿总”机要组备存件，而且只归机要秘书潘文郁一人负责保管。这使他联想到，东北军对豫鄂皖根据地的围剿连吃败仗，原来是潜伏在武汉剿总的内应起了作用！同时，被捕的北平特科交通员杨青林向蒋孝先供认，他联系的线人就是潘文郁。蒋孝先断定：潘文郁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情报员！他立即写出报告上交南京。
蒋介石得到报告后大怒，他发誓决不肯轻饶！他去电报要将潘文郁押解京城，但张学良故意拖延不办，于是发生争执。经过与张学良的几次电报交锋，最后老蒋严厉斥责张学良，要他立即将潘文郁逮捕严审，然后就地处死。因担心张学良作假搞欺骗，蒋介石还特令参谋长钱大钧监督张学良处决潘文郁。甚至为可靠起见，蒋介石加调蒋孝先南下武汉验尸。
1935年春，无可奈何的张学良只好‘挥泪斩马谡’,潘文郁被枪杀在武昌徐家棚。宪兵第三团蒋孝先特由北平来武昌调查潘文郁的行刑经过，对尸体"验明正身"。因这事，蒋孝先更被东北军视为另类，从而临潼捉蒋时首先被东北军官兵收拾了。


被东北军视为另类的宪兵第三团蒋孝先少将,临潼捉蒋时,他首先被枪毙

潘文郁身前作为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搞了许多有用情报，最后还利用自己的死，制造了张学良与钱大钧的矛盾。监督行刑的事使得钱大钧难以向张学良解释自己的职责，这事或许是促成与张学良分手的因素。
原本，钱大钧与张学良同样是时时刻刻有美女相伴身边的军中帅哥。他们俩相同之处甚多，堪称生性风流、志趣相投。他们也都十分爱好体育，在武汉期间张学良与钱大钧多次携家眷下东湖游泳，开了风气之先河。他们在军事上的合作原本也十分融洽。
但他们有差异，不同点表现在政治方面：
钱大钧是反共老手。412事变时，他与李济深一道在广州搞‘清党’屠杀左派人士，还镇压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以后围剿红军时，也是他不断地出谋画策，诡计多端。
与他相反，张学良却喜欢结交中共党员做朋友，听取中共与左派人士的意见。
就因处死潘文郁这事在张学良与钱大钧之间插进了一根楔子，从此两人产生了芥蒂。后来由较平庸的宴道刚取代了钱大钧当参谋长。那事后来是否为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提供了便利？这是后来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问题。或许那也算是潘文郁临死之际为中共做出的最后一份贡献：因为西安事变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晚年，张学良说到钱大钧时，就绕不开钱大钧监督他杀潘文郁的事，他说：
钱大钧，好是好，但是他继续做我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这个话不能那么说，晏道刚不是喜欢不喜欢，钱大钧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简单说，我那个参谋长，就是蒋先生派来的一个间谍一样，这个晏道刚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钱大钧比他油条。
不管怎么说，张学良身边少了油条的钱大钧，搞西安事变的确顺当多了。
处死潘文郁的事，也长期让张学良心中不安。一年后，张学良向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同志提起潘文郁之死。他沉重地说：“ 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可见，张学良十分注重朋友的私人感情，就连这个潘文郁，他也念念不忘。

电台的故事之八
上海滩的第二起“怪西人案”(1)

与潘文郁一样，刘思慕、陈绍韩也是罗伦斯同志手下最成功的线人。他们提供的情报都为共产国际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文提过，中共地下党员刘思慕此时潜伏在武汉剿总第五处充任上校法规专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及特务头目甘乃光这个大靠山为屏障，他搜集 “剿总”内部的战报及“剿匪”方针、政策、措施等绝密情报，然后通过交通员转入罗伦斯情报网机关。就是说，不管是潘文郁死前死后，罗伦斯上校还可以源源不绝地从另一条渠道获得武汉剿总的要害军情。
向罗伦斯上校直接递交军事情报的还有前陆军第3军19团1营营长陈绍韩。陈绍韩及所在的第3军也于1934年调往豫鄂皖地区，先后参加过对大别山苏区和红25军的 “围剿”。他提供的是战场情报。战场情报对红军打赢每一次战斗更加直接。
线人不在于多少，而在于质量。与潘文郁一样，刘思慕（刘燧元）、陈绍韩又都是优质线人！有了他们这样的线人，罗伦斯上校就能成功，就能胜券在握。
可不料，就在这看似重新恢复风调雨顺的局面之际，却出了意外！那意外导致罗伦斯上校功败垂成，他被迫从后台走向前台，伴演了上海滩又一起‘怪西人案’的主角。
把上海滩的第二位‘怪西人’与罗伦斯挂起钩，那纯粹是因为1991年苏联瓦解而将历史秘密档案解密公开的结果。而在在当年第二起‘怪西案’刚发生时及其后的半个世纪，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怪西人名叫约瑟夫.华尔敦。而不知道上海还有个苏联红军上校罗伦斯这人，更不知道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怪西人’约瑟夫.华尔敦就是苏联红军的谍报专家罗伦斯！
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不用罗伦斯上校的名字，而改用约瑟夫.华尔敦这个化名。还由于破案第一条线索来自武汉，我们先把焦点对准武汉。
那时的武汉也是国民政府特务机关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地点。前面提到，逮捕顾顺章的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就是最主要的特务头子之一。蔡孟坚除武汉警察局长和汉口市警察局长这公开身份外，还是武汉剿总侦缉处少将处长。蔡孟坚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武汉市党部构成中统的特务机构。中统的特务机构重点放在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除中统特务外，兰衣社特务处在武汉也广布罗网。兰衣社在武汉最大的头目是武汉剿总政训处处长贺衷寒，贺衷寒就是兰衣社总头目。贺衷寒以下就是周伟龙。周伟龙公开身份是湖北省警察署长，而秘密身份是蓝衣社特务处武汉站站长，他归蓝衣社特务处处长戴笠管。虽然蓝衣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也归贺衷寒管，但戴笠是老蒋的心腹，蓝衣社特务处往往只效忠委员长，而不怎么把贺衷寒看在眼里。再往下，兰衣社的特务骨干分子是武汉剿总政训处第三科科长陈郡年及手下的第一股少校股长毛人凤。
但此时，蔡孟坚的中统特务忙于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而戴笠则让驻武汉的全部兰衣社特务把注意力集中在杨虎城派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胡逸民及其小妾向影心身上。好在，我们事先已经分场合讲过蔡孟坚--化广奇的大案，又讲过胡逸民、向影心与兰衣社的恩怨情仇。否则，如果把他们那些破烂事与第二起怪西人案混在一起，凑一锅烂粥，那我们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才好！
既然武汉的这两股特务一时都忙于自己的事，那当然是谁都对共产国际的情报活动没有表现过多少兴趣。蓝衣社之所以能从武汉的一次偶然机遇中牵出一起共产国际情报案，引出第二起上海的“怪西人”案，纯属一起 偶然事件。那堪称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一件“种豆得瓜” 的典型事例！
因为兰衣社分子沈醉后来是负责抓捕‘怪西人’的主要头目，而我们这里介绍的 ‘怪西人案’破案过程多数是参考了他的回忆。
‘怪西人案’的源头是出于兰衣社湖北站的一次偶然的抓捕。

电台的故事之八
上海滩的第二起“怪西人案”(2)

‘怪西人案’的源头是出于兰衣社湖北站的一次偶然的抓捕。
1935年，兰衣社湖北站的特务们为将杨虎城驻武昌的代表胡逸民打进牢房,便四处搜集证据。4月的一天，他们从电报局顺手牵羊窃来一份无关的电报副本，特务小头目发觉与胡逸民无关之后通知手下销毁。不过，那个手下却发现这是一份使用了暗语的明码电报，便猜疑其中有什麽蹊跷，于是汇报自己的发现。特务小头目便派人按照电文信息到疑似的接头地点秘密监控。结果还真的抓到一个年轻人。特务通过审讯，知道这年轻人叫关兆南，是刚从上海直接来到此处的。再问别的事，关兆南便一问三不知，不肯正面回答问题。兰衣社特务启动了秘密内查程序，也只弄清此人是湖北人的女婿而家却安在上海，除此而外别无收获。
原来，关兆南的岳父崔国翰是湖北沙市人，律师职业。老崔本是一位左翼人物，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参加过CP并出任过湖北省国民革命政府秘书。后因湖北政府被右派控制，崔国翰改操律师职业。30年代初崔国翰到上海，遇到湖北老乡胡鄂公。胡鄂公这同志，是共产国际在国内的地下工作者。他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的历史你是知道的，大家也都知道，说得更早些，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中就有他，随后是武昌共和政府的官员。二十年代他认识了李大钊，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CP。早在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前夕，他就周旋于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潭平山、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与陈公博之间，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从而，胡鄂公很早就被看成共产国际的人，他此时是地下党主管情报的，与佐尔格小组始终保持着关系。崔国翰与胡鄂公既是老乡又是同志，于是经胡鄂公介绍，崔国翰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通信”，即苏联红军远东第四局驻上海机构佐尔格小组的地下交通员。



特务头子毛人凤,此时只是小小的少校股长

1933年胡鄂公一度被捕。由于老胡同志社会关系不一般，各方立即展开营救。从而不久之后，他就被释放出来并转道到北平。胡同志的被捕，虽没因受刑而出现问题，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情报网的暴露。那位崔国翰当然担心自己受连累，于是举家迁回湖北沙市避难。崔国翰负责的那份共产国际地下的“通信工作”（按：地下交通员）改由他的大女婿关兆南顶替。也正是这年，罗伦斯代替佐尔格主持上海的情报工作，关兆南成为罗伦斯小组的交通员！尽管崔国翰及时躲到沙市避难，但他的身份还是避不开特务们怀疑的眼光。


湖北兰衣社特务们虽然不知道关兆南顶替丈人老头当了地下情报联络员的事，但照样不肯轻易放过这个倒霉的年轻人。他们内心早认定关兆南是可疑人物，是疑似的地下工作者！于是千方百计想从小关的口中敲出这次到武汉执行的任务及接头的对象，也想弄出他在上海的背后联系人。但审问进行得十分不顺利。受惊吓的年青人承认自己就是关兆南，但坚称是平民，是好人，此外就一言不答。对关兆南的继续审讯再也没有得出什么新结果。兰衣社湖北站的陈郡年、毛人凤和其它特务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但他们不死心，于是向南京鸡鹅巷53 号兰衣社特务处本部求援。4月上旬，南京兰衣社特务处调周养浩到武汉，在武汉剿总调查科任司法科员，协助陈郡年、毛人凤审讯关兆南

电台的故事之八
上海滩的第二起“怪西人案”(3)

4月上旬，南京兰衣社特务处调周养浩到武汉，在武汉剿总调查科任司法科员，协助陈郡年、毛人凤审讯关兆南
周养浩是正规的法律科班出身，原本与戴笠、毛人凤都是浙江省江山县老乡，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军统江山帮”核心成员。后来在军统内，周养浩还与沈醉、徐远举三人被并列为“军统三剑客”，除此而外，他另有一个“书生杀手”的外号，从而在军统后期，周养浩也是个令人恐怖的人物。
但此时的周养浩初出茅庐、名不经传，他不过只是特务队伍中的一根小蟹脚而已。他也当然利用机会亮亮自己的身手，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所以他一到武汉，就立即参与对关兆南的审讯。尽管经历疲劳审讯的反复折磨，关兆南还是老模样，傻傻的，说不出丝毫有价值的东西。真弄不懂此时的关兆南是装傻还是真傻！眼看从他身上榨不出丝毫油水，特务们失望至极！大家准备放弃了：也许关兆南真的只是初涉深水，价值不高。
看似，此时周养浩也是江郎才尽、无计可施了。但是，他直到最后还是于心不甘：最少也得从关兆南在上海的亲戚朋友中找出一些别的线索！

周养浩,没查到他其他的照片,他究竟是历史反革命,家人将照片全销毁了

于是周养浩突发奇招，对关兆南说：“你口口声声自称是无辜的，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单方面相信你?你在上海总归有亲戚朋友吧！如果你不想继续关押在此，我们就给你一个机会，帮你给上海亲人带个信，让他们出面证明你是好人，把你保出去。如何？” 周养浩双眼盯着关兆南看了许久，然后他摊了摊双手，“如果没人愿意为你提供担保，那么，我也是爱莫能助。你的人与事就只能无休止地拖在这里…..”
这话引起关兆南的一阵沉默。许久，关兆南试探地询问，能否同意让他给熟人写个信？关兆南这话的意思是不想把上海的亲人名字和地址直接交到兰衣社特务手里。
周养浩同意了，他还破例地允许关兆南通过秘密信箱写信求人出面保释自己，而不必透露地址和收信人真实姓名。关兆南此时怕就怕因自己的事，把家人朋友牵扯进来。同时他考虑的还有另一件大事：如今自己失手了，与线人接头失败了。但这接头不成功的消息上级还不知道，他必须找机会把消息向上峰通报！
看到周养浩如此大度，关兆南大概也觉得这个人挺善解人意，而且确实是不怎么怀疑自己了。于是他决定，不妨按联系自己的那个号码信箱试发一信，通个消息。关兆南相信，号码信箱就是保密信箱，就是用来保护收信人的地址和身份的，过去自己就是那样使用而没暴露过什么。关兆南得到周养浩的点头同意，就下笔写了一短信，当然信中内容简了含蓄，是写生意没成，现在想回家却又有困难等内容，隐秘地通报了接头不成、任务没完成的状况。初看起来，这丝毫不露破绽！周养浩也睁眼闭眼任其方便，还让关兆南自己封好信后，再带他到邮筒前直接投进去，以显示自己不关心信的内容。

电台的故事之八
上海滩的第二起“怪西人案”(4)

周养浩也睁眼闭眼任其方便，还让关兆南自己封好信后，再带他到邮筒前直接投进去，以显示自己不关心信的内容。
不过，关兆南没料到，他那样做，使得受信的上司产生误判：联络员没有“失联”！既然他能自由地发回来信件，想必，造成联络员与线人接头不成功的原因或许只是技术上的意外，而不是因为暴露或被抓捕。于是决定另派人员接替完成关兆南未完成的任务，并通过原渠道向线人发电报通知再次接头。这位上司万万不曾料到，此时联络员关兆南已经落入兰衣社特工之手！不但如此,欲接头的线人是否已经暴露或半暴露?也已经是一个问题了。细心的读者一定想起来：我们在开头的“活路”事件和介绍西安事变开头部分的“抱头鼠窜的大小特务”一节中已经说了他和毛人凤不少的故事。周养浩这次到武汉来，照样没有敲开关兆南的嘴，更没有得到共产国际驻华情报机构的丝毫内幕。但他做到了一件事：让案子飞！
也就是说，就因为周养浩使了这招，一个陷入四胡同的死案又重新按老套路活动起来！于是兰衣社特务们又有了机会。
两天后，也就是1935年4月19日，上海的“国际”方面果然派了一个人到达武汉，不过不是直接来联络关兆南并取保他的，而是持领导的亲笔信先找武汉方面的线人接头、交接情报。来人信心十足，因为他不但牢记接头的联络暗语和地点，还持有地下机构最高人物用德文写的亲笔信以证明自己身份。
哪料到，这位新的上海来客早已落入了兰衣社特务的圈套。关兆南发出信件后，兰衣社特务就在汉口轮船码头随时关注新的‘上海来客’，并通过电报局的眼线，直接盯住发给某地址的电报消息，关兆南就是因为前一份失窃的电报副本而落网。这次，特务们不需要继续使用下三滥的偷窃手段了，而是冠冕堂皇地动用警察手段监视某收报地址和收报人姓名了。
所以这位新‘上海来客’一到汉口轮船码头就被等个正着，立即遭搜查而被捕。被捕者身上的文件和介绍信全部被查获。因此在审讯中，‘上海来客’已属于人赃俱获的典型，没有丝毫辩解的余地。他被迫交代自己姓名是陆独步，以及自己来武汉的接头的时间、地点及暗语。那地点就是太平洋饭店！
陆独步一再声明：自己不知对方的姓名和身份。
令特务失望的是，他们带陆独步去接头现场太平洋饭店时却扑了个空。原来，预定与陆独步接头的线人正就是刘思慕夫妻。只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前次因关兆南被捕，导致刘思慕夫妻接头失败！那事已令这对夫妇内心有了预警。这次，他们按电报指示的时间来到老地点太平洋饭店时，就特别注意观察四周，他们顿时感到气氛不对：这里出现了陌生的“茶房、伙计”，他们“贼眉鼠眼、面露凶相”，情况十分不正常！于是他俩当机立断，销毁所带情报材料，撤出饭店。


红色谍报员刘思慕,那时是国民革命军武昌行营五处的上校法规专员

埋伏等待抓捕的特务“落空”了。但也许，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表演“贼眉鼠眼、面露凶相”的“ 茶房、伙计”的身后还有几双是刘思慕夫妻没发现的眼睛，那些眼睛正在关注并设法跟踪这对匆忙而来、匆忙而去的夫妇，而没有冒然出手惊动他俩。此时在暗中监视的特务们或许正在狐疑：来这里的刘思慕夫妻果真就是按电报暗语来接头的“线人”？还只是另外两个“陆独步”或“关兆南”这种价值不是非常大的替身交通员？冒失地冲破一对不太值钱的“关兆南”或“陆独步”这种替身之间的碰头，其意义就不大了，甚至线索就因此而断。倒不如要放长线钓大鱼，看看来接头的这对刘思慕夫妇在秘密组织中是何等身份？他们身后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后台？

@红松看世界 2015-05-24 17:20:04
问好施原，现在没有更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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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了.

修订几处错别字,一小段改写为:

不过，关兆南没料到，他那样做，使得受信的上司产生误判：联络员没有“失联”！既然他能自由地发回来信件，想必，造成联络员与线人接头不成功的原因或许只是技术上的意外，而不是因为有人暴露或被抓捕。于是决定另派人员接替关兆南去完成老任务，并通过原渠道向线人发电报通知再次接头。这位上司万万不曾料到，此时联络员关兆南已经落入兰衣社特工之手！不但如此,欲接头的线人是否已经暴露或半暴露?也已经是一个问题了。细心的读者一定想起来：我们在开头的“活路”事件和介绍西安事变开头部分的“抱头鼠窜的大小特务”一节中已经说了周养浩和毛人凤不少的故事。虽然，周养浩这次到武汉来，照样没有敲开关兆南的牙，更没有得到共产国际驻华情报机构的丝毫内幕，但他做成了一件事：让案子飞！
也就是说，就因为周养浩使了这招，一件陷入死胡同的案子又重新按老套路活动了起来！于是兰衣社特务们又有了机会。

电台的故事之八
上海滩的第二起“怪西人案”(5)

倒不如放长线钓大鱼，看看来接头的这对刘思慕夫妇在秘密组织中是何等身份？他们身后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后台？
果然，接头受挫的刘思慕夫妻回家不久就又收到从南京发来“老父病危”的电报。刘思慕知道电报是南京的地下联络员蒋渊若发来的，而蒋渊若背后还有另一人，那就是黄维祐！黄维祐正就是刘思慕通往的上司的联系人。“老父病危”的电报其实就是严重的安全警报！要刘思慕紧急撤退！见到电报，刘思慕也不容多想，他先安排妻子曾菀和三个孩子以及保姆先到上海，在上海南京东路东亚饭店这个暗定的联络接待地点等候。刘思慕自己则发电报向上司甘乃光告假回广东老家省亲，实则隐匿身份动身去北平，再取道天津转赴上海与妻儿汇合。本以为这“兵分两路”的动向可以避开特务的耳目，却不料，他一家人的秘密动向恰都在特务监视中。显然，由于两次不成功的接头，特务们已经监控了刘思慕，甚至是事前就截取了从南京发给他的有关电报的电文！但是毫不知情的刘思慕随后还在继续通过电报联络行程的每个‘下一站’，不断地泄漏了自己和妻儿的行程！
此时，上海南京路东亚饭店这个秘密接头地点也已经暴露了！
原来，陆独步在随后的刑讯中，又供出了地下组织秘密联络的地点是上海南京路东亚饭店。但陆独步再一次坚称称自己只负责外勤，而不知道内部情况。也就是说，陆独步也只是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通信”（或称外线联络员）。于是，武汉特务把案子移交给上海处理。陆独步被押解到上海刑侦大队。
在对刘思慕的监视过程中，武汉兰衣社特务掌握了刘思慕夫妻的行动计划。他们也把消息通报给上海方面。从而，上海刑侦特务不但接收了陆独步，还得到刘思慕妻子曾菀和三个孩子就要来上海的消息！于是，特务们一方面派人暗中监视十六铺码头，还按照陆独步供认的组织内部的联络办法，先在南京路东亚饭店开好房间，再令陆独步写信到原先约定好的号码信箱“汇报”消息。5月4日，上海警察局刑侦大队的特务沈醉带一批特务，守候在东亚饭店预先开好的那个房间内外等待，他们要来一次“守株待兔”，以图发展新的线索！

与先施公司(上海一百)毗邻的东亚饭店(与上世纪30年代基本一样)

一夜无眠，特务们守候到次日凌晨，即5月5日一早，果然有人上门！不过，特务门遇到的，不是刘思慕夫人曾菀和她的三个孩子，而是其它“兔子”！也就是另有他人。此人收到陆独步的信后如约来此接头的。由于情节紧凑，我们先按下曾菀和她的三个孩子去向不提，而把注意力放到这位光临东亚饭店的不速之客身上。
那人推开门一看，就惊呆了：满屋全是陌生人！于是立即转身就逃。通夜守候的特务正因疲倦不堪而打盹，猛听到门响，才惊起追出，结果连人脸都没看清，就被逃了。此时，沈醉正带两个小特务守在外边，看到那人一推门就逃，知道他业已受惊，就紧追过去。只见逃跑者冲下楼梯后就钻进先施公司门口的人丛中，转了几个圈之后也就消失了。上海的朋友一定熟悉：这先施公司就是解放后最热闹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这家百货公司大楼恰与东亚饭店相邻。接头人显然对这里的环境是了如指掌！
看来，特务们又或许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电台的故事之八
上海滩的第二起“怪西人案”(6)

看来，特务们又或许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此时从东亚饭店出来的其它特务也跑上南京路追向先施公司，他们正盲目地向人群中挤！但沈醉十分狡猾，他不但不慌张失措，反而显得相当沉着冷静。他知道，如果冒然冲进人群中继续追捕，必将被人流弄花了眼而毫无结果。他猜测着逃犯的逃命方式：嫌疑人想摆脱追捕，必首先是乘乱挤进人流，借人流的掩护穿进最拥挤的先施公司，然后在人群中乱挤乱闯，让特务无法抓捕而寻找生机。一旦进了先施公司，嫌疑犯还有两种逃脱的可能，一是在特务们的鼻子尖前面突然转向到另一股逆行的人流重新逃回南京路，伺机搭车遛走。但这风险太大！更大的可能是另一种，那就是乘乱从公司的后侧门逃走。于是沈醉吩咐两个助手：其中一位也冲进人群继续追捕，给在逃的嫌疑犯施加心理压力。而他自己则与另一助手分两路，赶到先施公司后面的小街上守候。
果然不一会，他们便看到先施公司的侧门有人仓皇跑出。
就是他！沈醉认准立即尾随追过去。
丧魂落魄的嫌疑人在慌忙中滑一跤摔倒了。沈醉立即追上把他按在地面上。那人一急，转过头来就是一口，咬住沈醉的手腕。激怒的特务赶过来用手枪铁柄猛击其上唇！人的上唇和门牙那经得起手枪铁柄的猛击？嫌疑人两颗门牙倾刻被击落，满口是血！于是沈醉拿出手铐，把那人的右手与自己的左手被铐在一起。两人连在一起，再挣扎也用了！嫌疑人只好老实就范。
由于案发现场在英租界，当时的中国特务是不能直接从租界内把人捕出去的。所以几个特务上前，一道将嫌疑人押送到附近的老闸租界巡捕房。



特务头目沈醉

接下来是一番交涉。当天上午嫌疑人就被引渡到华界侦察大队。一过堂就查明，被捕的不是别人，而正是陆独步的亲兄陆海防！见到审讯室可怖的刑具，早就吓瘫了的陆海防丝毫不敢嘴硬，经特务们一番名与利的诱导，他马上宣布投降，交代一切。最后陆海防爽快地答应，愿意配合这批特务警察捉拿他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兰衣社特务们意外地钓到了一条特大的鱼！
原来，陆海防是唯一可以直接面见洋上司的中方外勤谍报员总管。就在陆海防到东亚饭店接头前，就接到上司通知：5月5日下午4：00整，他必须到法国公园边的一条小林荫道向上司汇报接头情况。这里所说的法国公园对上海人来说并不陌生，它就是如今的上海复兴公园，而那法国公园边的小林荫道大概就是如今的思南路吧！当时称为马斯南路。猜是马斯南路的原因是：法租界巡捕房就在同一条路上，后来抓捕行动发生时，他们出兵协助。

法国公园边的小林荫道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约瑟夫.华尔敦不慎被兰衣社特务沈醉抓捕

陆海防知道，这次预约，就是留给自己出卖上级的唯一机会。所以，他提议特务们马上随自己行动！沈醉记得，当时陆海防的神情显得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到法租界法国公园旁的马斯南路上等候。陆海防说，要是这次如碰不到，以后便无法再联系了。沈醉听懂了他的意思：一旦此次失约，机警的上司会果断地切割关系，彻底抛弃陆海防！那就将彻底错失良机。于是，沈醉立即向上司报告。